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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 兼容並包創一代新風的教育家

  蔡元培

  “傳略”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光緒進士。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早年組織反清革命團體光複會,並參加同盟會;從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後任北京大學校長,支持新文化運動。1927年後曆任國民黨政府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九一八”事變後,奔走呼號,倡導抗日,並與宋慶齡、魯迅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積極開展民主抗日活動,後病逝於香港。著有《蔡元培全集》。

  “影響”蔡元培早年以教育救國為理想,以辦學為武器,獻身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他天資聰穎,雖家境貧寒,但勤學不輟,24歲便以新科進士,被清廷點為翰林院庶吉士。當蔡元培在科舉道路上春風得意之時,中國社會的危機正在不斷加深,光緒二十年(1894),清廷在甲午戰爭中慘遭失敗後,蔡元培開始接觸西學,同情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尤服膺譚嗣同。1898年9月回到家鄉紹興,興辦教育,提倡新學,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辛醜條約》的簽訂,他更憤清廷腐敗,漸生反清之誌,是年,應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之聘,抵滬先任特班總教習,繼任愛國女校校長。光緒二十八年(1902)與章炳麟等創辦中國教育會,並創辦愛國學社,提倡民權,宣傳反清革命。蔡元培是中國知識界卓越的先驅者,他從科舉出身,而選擇了革命的道路。正如他在創建中國教育會時所說:我們所以建立中國教育會,就是要造就理想的國民,以建立理想的國家。而造就理想的國民,必須有共和的教育。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愛國學社與愛國女校成為上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陣地。愛國學社社章規定:重精神教育,重軍事教育,而所授各科皆為鍛煉精神,激發誌氣之助。愛國女校內革命空氣十分濃厚,每星期舉行講演會,蔡元培親自登台演講,揭露帝國主義列強侵華罪行,抨擊清廷軟弱無能。演講內容大多刊載在當時革命報紙《蘇報》上,在上海引起很大反響。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蘇報》案後,蔡元培參加了推翻清王朝政權的暗殺團活動,並與黃興等華興會會員一起策劃武裝暴動,後將暗殺團改組擴大,成立革命團體光複會。同盟會成立時,蔡元培加入中國同盟會,被孫中山委任為上海分部主盟員。他的革命經曆堪稱“中國初期知識分子學生運動的重要發起人”(吳玉章語)。

  1907年蔡元培留學德國,入萊比錫大學研究哲學、文學、人類學、文明史等課程,深受尼采唯心主義哲學影響。武昌起義後,蔡元培異常興奮,1911年12月1日,他回到上海,參加籌建“中華民國”的工作,旋即被任命為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任職期間,積極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教育體製。首先他第一次提出德、智、體、美四育並舉的方針,蔡元培主持製定的“中華民國”教育方針是: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和美育。其次,民國初年,蔡元培仿照西方學製主持製定全國各類學校學製及學校規程,統一規定小學四年,高小三年,中學四年,大學本科三至四年的學製,他曾親自起草有關我國高等學校的第一個法規《大學令》。更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積極倡導和支持了青年知識分子赴法勤工儉學活動。1913年後,蔡元培因參加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被迫再度出洋,赴法留學,他與李石曾、吳玉章等人在法國組織華法教育會,並在旅法華工學校擔任德育課程。他所倡導和支持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吸引了國內大批貧困的有誌青年。這些青年麵對內憂外患,痛心疾首,千方百計尋求救國真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法國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成長為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蔡元培一生最有影響的事業是在北大推行改革。1917年1月,北洋政府召蔡元培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的到來及一係列改革措施,掀開了北京大學曆史上嶄新的一頁。創辦於清光緒二十四年的京師大學堂,辛亥革命後,改名為北京大學。由於受封建傳統影響,學生上學的目的是為了鍍金,以便加官晉爵,因而學風腐敗,校風不振。

  蔡元培接手北大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和整頓。第一,改革學生中存在的陳腐觀念。在到校後首次演說中就明確指出:“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的階梯。”為貫徹這一方針,他聘請大批“積學而熱心”的著名學者任教,並調整科、係設置,充實教學內容。

  第二,整頓教員隊伍,提倡學術自由。他深知北大棄舊圖新,必須有一批政治上或學術上具有革新思想的學者到北大任教。於是聘請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相當於文學院院長),李大釗、胡適、錢玄同、馬寅初、沈尹默、丁西林、李四光分別為文、理科教授。他們在介紹世界學術成果,傳授科學研究方法,提高學術水平,活躍學術空氣等方麵,曾發揮了積極作用。

  及蔡元培在北大貫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主張及實行大膽的革新措施,不僅對北京大學,而且對中國近代史,都具有重要意義,推動了洶湧澎湃的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為即將來臨的五四運動奠定了基礎。

  五四運動後,蔡元培依然致力於科學教育和民主政治運動。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經孫中山提名,大會選舉蔡元培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926年在北洋軍閥覆滅前夕,他到上海從事反對北洋軍閥、支援北伐軍活動。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他被任命為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大學院院長,1928年擔任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長。

  蔡元培在辦理中央研究院時,主張學院自由,大量網羅各方麵的專家學者,使研究工作取得許多重要成就:自然科學方麵,尤以天文、氣象和生物成就顯著;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成為國內外引人注目的天文學研究中心;地質調查所,李四光在這裏取得了重要成果;社會科學方麵,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山東龍山遺址的發掘,都為世人矚目。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對外妥協,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蔡元培逐漸從抗日救國的立場走上公開反對國民黨當局,同情革命之路。他親自講演、著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並與宋慶齡、楊杏佛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全力營救因堅持抗日、堅持革命而遭監禁的共產黨人和愛國誌士,如史良、楊開慧、鄧演達、胡也頻、瞿秋白、牛蘭夫婦、廖承誌、陳獨秀、潘梓年、丁玲等人。1932年6月,國民黨特務暗殺楊杏佛,借以恐嚇宋慶齡、蔡元培。蔡元培不顧個人安危,親自主持楊杏佛葬禮,至此他終於認清了蔣介石的真麵目,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同盟者。在自己晚年,蔡元培仍孜孜不倦地為抗日救國,和平民主而奮鬥。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養和醫院逝世,享年73歲。蔡元培逝世後,唁電從海內外如雪片飛來,追悼會在全國各地召開,毛澤東得知這一噩耗後,從延安發來唁電,稱他是“學界泰鬥,人世楷模”。

  “餘論”周恩來曾書一長聯挽蔡元培:“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誌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這是對蔡元培一生言行的曆史總結,可謂確論。我們還可換一個角度,從“科技是第一生產力”評價蔡元培,那麽蔡公之光輝閃耀無疑是掌理北京大學,他倡導兼容並包之精神,啟迪民智,乃於區區校園尺寸之地,蘊蓄浩然之氣,貫長空,吞宇宙,振興中華,實賴於茲。孔丘興學,培育英才,為萬世人倫之表;2000年後,訓我學子,開一代新風,唯有蔡公,這是他躋身於100名影響曆史進程人物的理由。後繼者北京大學校長,馬氏寅初,丁氏石孫,其治學精神,有蔡公之遺風焉。

  (康民)

  100現代著名的氣象學家和教育家

  竺可楨

  “傳略”竺可楨(1890~1974),浙江紹興人。他是我國現代卓越的科學家、教育家。

  竺可楨出生於浙江紹興東關鎮的一個商人之家,在少年時代他就受到革命思想啟迪,立誌救國教民。1910年,竺可楨考取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費生,進入美國伊利諾大學農學院讀書,1913年,畢業後即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當時新興的氣象學。1919年竺可楨獲得博士學位後,懷著“科學救國”的宏大抱負回到祖國,就職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今南京大學前身),任地學係主任,培育了我國第一代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1927年,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聘請,竺可楨在南京籌建氣象研究所。在竺可楨的苦心經營下,全國建立了40多個氣象台和100多個雨量站,為我國氣象事業奠定了基礎,徹底打破了帝國主義勢力對我國氣象事業的壟斷。1936年4月,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在竺可楨的精心領導下,浙大蜚聲中外,被譽為“東方劍橋”。新中國成立後,竺可楨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此外,他還被選為曆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中德友好協會會長。同時又兼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主任、編譯出版委員會主任、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委員會主任等職。竺可楨終生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嘔心瀝血,積勞成疾,1974年病逝於北京,享年84歲。1984年,在北京召開的竺可楨逝世10周年紀念會上成立了竺可楨研究會。1990年,科學出版社為了紀念竺可楨誕辰100周年,出版了《竺可楨傳》。

  “影響”作為一個科學家,竺可楨的成就是多方麵的,他開創和發展了我國氣象學、地理學以及自然科學史,特別是關於台風眼的機製、台風的分類、中國季風氣候研究、物候學研究、氣候變遷研究等方麵,都有重大創新。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等成果,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有些研究成果,對發展我國農業生產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如《論我國氣候的若幹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係》等。

  竺可楨對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貢獻,還包括了發掘我國古代豐富的科學遺產和大力開展科學普及工作。竺可楨非常重視科普工作,堅持從實際出發,有的放矢。他寫了許多立論嚴謹、說理透徹、通俗生動的科普文章,如其代表作《論祈雨禁屠與旱災》《說雲》《變沙漠為綠洲》和《物候學》等,在讀者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竺可楨不僅是我國卓越的科學家,而且是繼蔡元培之後傑出的教育家,作為中國現代氣象學和地理學的奠基人,他培育了大批氣象學和地理學人才,成為氣象學界和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1936年,竺可楨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發表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他的辦學方針。他指出當今大學生一是要為學問而努力,一是要為民族而奮鬥,他強調當前國家形勢危迫,急需全國一致努力,發憤圖強,加以改變。他要求大學生不僅要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而且要成為以天下為己任、為祖國為真理獻身的領袖人物。竺可楨的教育思想,繼承融合了中國文化中書院教育的優秀傳統,吸收了以哈佛大學為代表的西方先進科學和教育思想,與蔡元培倡導的教育思想一脈相承。在竺可楨領導下,浙大從1936年的三個學院(文理、農、工),500多名學生,到1949年5月,已發展為具有7個學院(文、理、工、農、師範、法、醫)2000多名學生的建製完備的綜合性大學,其中特別是理、工、農各係在國內學術界聲譽卓著。竺可楨為我國高等教育做出了榜樣,在我國教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竺可楨在學術上達到很高造詣,是和他勤奮好學、鍥而不舍、精益求精、堅韌不拔的毅力分不開的。他對所鑽研的許多課題都堅持不懈地積累資料長期觀察。如他的中國氣候變遷研究開始於1920年,50多年未曾間斷過。82歲那年,他以病弱之軀,分析研究自己多年積累的資料,把1966年的論文《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之初步研究》加以補充修改定稿,這篇體大思精的論文一發表,立即得到國內外科學家的讚歎。竺可楨幾十年來,堅持擠時間讀書,他十分重視閱讀多種世界著名期刊,以不斷獲取科學技術的最新信息。他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餘論”竺可楨的一生,最突出的是始終如一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他一再指出,求是精神就是科學精神、奮鬥精神、犧牲精神。他把“不盲從、不附和、不武斷、不蠻橫”作為探求真理的科學家應取的根本態度。為了獲取第一手資料,竺可楨不顧年邁體弱親臨第一線,全國除了西藏、台灣,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的高原峽穀、江河、海洋、沙漠、叢林都有他的足跡。竺可楨留給後人的是一份十分豐富絢麗的科學遺產,僅日記就有900多萬字,科學著作300多篇。竺可楨為祖國的科學事業嘔心瀝血、奮鬥終生,為教育事業獻出了他赤誠的愛。竺可楨是跨中國近現代的人物,也是近現代中國科學事業的傑出代表。

  (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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