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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清末維新運動的發起者
康有為
“傳略”康有為（1858～1927），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南海康先生傳》及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
康有為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忠孝之道與儒家說教，但康有為並沒有拘泥於效法祖宗與聖人的框子裏而止步不前。當他從官舍裏看到清廷發往各地官署的《邸報》時，知道了當今朝廷的腐敗無能。康有為初識了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從事的洋務運動後，似乎看到了奮發圖強的一線希望，隻有辦洋務才能富國強兵的觀念，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深深印記，從這時起他已“慷慨而有遠誌”了。光緒四年（1879），22歲的康有為到香港作短暫遊曆，開始閱讀西學書籍，3年後又到達上海，廣泛購求西學書籍，閱讀之後，深感“西人治術之有本”，因此他拋棄中國傳統故見而大講西學，開始產生仿照西方進行變法維新的要求。西學對康有為的巨大吸引力，導引著他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中國的社會現實――中法戰爭由於清廷腐敗導致戰勝而敗，列強步步進逼，清廷妥協退讓，國家民族危亡――激勵著他從沉默中奮起，為救國救民而鬥爭。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康有為赴京應順天鄉試時第一次向光緒皇帝上了一道五六千言的奏折――《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罪己及時圖活折》，此即《上清帝第一書》。書中指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邁出了呼籲變法的第一步。但是，他的奏折不可能到達光緒皇帝之手。為了製造聲勢培養變法維新之士，康有為在廣州創辦了萬木草堂，招收學士講學，梁啟超、陳千秋等人成了變法運動的骨幹。1927年3月31日，在過完70大壽後僅22天，康有為就病逝於青島。
“影響”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瓜分狂潮的風起，把中華民族推入亡國滅種的危境。康有為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13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政治主張。這次上書雖未到達光緒帝之手，但起到了推動變法的積極作用，變法聲勢空前高漲。會試考中之後，康有為以進士授職工部主事，他又連續兩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終使光緒帝見到了康有為的奏折。鑒於國家危亡和自己的傀儡地位，光緒也想通過變法來使中國走向強盛，擺脫危機，更想通過變法把最高統治權從慈禧太後手中奪回來，因此他決定支持變法維新。光緒二十三年（1897），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了變法維新的政治綱領，強調指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與此同時，又在他的聯絡下，成立了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把維新運動推向高潮。在這種情況下，光緒皇帝破例召見了康有為，君臣商量了變法的有關事宜。康有為的慷慨陳詞終於使光緒帝下決心全麵推行維新變法，就在召見康有為後不久，光緒帝頒布了推行變法的《明定國是詔》，以詔書的形式把學習西方推行變法新政確定為基本國策。接著又在此後103天連續頒布100多道變法詔令，變法運動進入實際階段。但就在這時，以慈禧為代表的守舊勢力在阻撓變法受到打擊後，決定以政變來推翻光緒帝，重新控製全國局勢。慈禧采取的政變籌劃被變法派獲悉後，光緒帝讓楊銳帶出密詔一道：“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戊戌變法》（二）92頁）康有為等人接到密詔商量對策，事情緊急，他們決定靠袁世凱提兵救駕。譚嗣同肩負重任前往袁府遊說，袁世凱佯諾心違，不僅騙過譚嗣同而且騙過了光緒帝。當光緒帝向他部署派兵包圍頤和園之後，他又將這一機密報告慈禧。慈禧當夜返駕紫禁城。光緒帝成了階下囚，康有為在英國人的保護下潛逃香港，梁啟超在日本人的保護下逃往日本，戊戌變法失敗了。
康有為這位風雲一時的人物，放眼世界，看到了中國不推行變法必然滅亡的趨勢，把握時機，把變法運動推向了高潮。然而他畢竟是從書本到書本的理想主義者，變法自上而下，而且把成敗維係在一個無權無勢的傀儡皇帝身上，這就埋下了失敗的根子；變法是一場觸及傳統與舊製度的變革，既不能裹足不前畏手縮腳，也不可失之太驟，幻想一日之內把所有的改革進行完畢。康有為犯了“太驟”的錯誤，自光緒《明定國是詔》頒布後，推動光緒連頒詔令，一天一個或者幾個詔令同日傳出，令各部門都感到手足無措，所以幹脆隻聽詔令而不執行，變法詔令成為一紙空文。再者，對於中央各部官員黜升無時，指斥太多，以至於使許多官僚站到變法派的對立麵。守舊勢力的過分強大，乃是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此外，學習與借鑒西方經驗要符合中國國情，要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變通，方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康有為在這一點上犯了照搬的錯誤，此也是失敗之一因。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國外，仍在為變法維新呐喊。出於對光緒知遇之恩的回報和對慈禧鎮壓變法派的憤恨，康有為把主要精力用在擁護光緒皇帝複辟和痛罵守舊派上。在輾轉到達加拿大後，康有為聯絡華僑李福基、馮秀石等人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保皇會發展迅速，自加拿大發展到美國、墨西哥、中美洲及南美洲各地，創立總會11個、支會103個，會員達到100多萬人。作為保皇會總會長的康有為，把忠君救國作為該會的宗旨，甚至把光緒皇帝複辟看成是忠君救國的重要手段。認為“我聖主一複位，則以中國之君權雷厲風行，期月三年，中國已可自立矣（《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正因為他把中國的希望寄托於光緒皇帝一人，所以堅決反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且攻擊民主革命會導致天下大亂、亡國滅種。康有為這位站在時代潮流前頭的變法派代表人物，又很快落於時代潮流之後。
“餘論”康有為變法雖未成功，但他對中國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算得上是獨領風騷的一代豪傑。此後慈禧太後推行所謂新政，也不過是將康有為製定的變法方案借來一用。至於民主革命興起之後，他仍堅持保皇，足可見中國古老傳統對人們的束縛。即使像康有為這樣一位以革新自居的人，也難以衝破藩籬。
（左書諤）
“傳略”康有為（1858～1927），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更生，廣東南海人。傳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南海康先生傳》及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
康有為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忠孝之道與儒家說教，但康有為並沒有拘泥於效法祖宗與聖人的框子裏而止步不前。當他從官舍裏看到清廷發往各地官署的《邸報》時，知道了當今朝廷的腐敗無能。康有為初識了曾國藩、左宗棠等人從事的洋務運動後，似乎看到了奮發圖強的一線希望，隻有辦洋務才能富國強兵的觀念，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深深印記，從這時起他已“慷慨而有遠誌”了。光緒四年（1879），22歲的康有為到香港作短暫遊曆，開始閱讀西學書籍，3年後又到達上海，廣泛購求西學書籍，閱讀之後，深感“西人治術之有本”，因此他拋棄中國傳統故見而大講西學，開始產生仿照西方進行變法維新的要求。西學對康有為的巨大吸引力，導引著他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之路；中國的社會現實――中法戰爭由於清廷腐敗導致戰勝而敗，列強步步進逼，清廷妥協退讓，國家民族危亡――激勵著他從沉默中奮起，為救國救民而鬥爭。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康有為赴京應順天鄉試時第一次向光緒皇帝上了一道五六千言的奏折――《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罪己及時圖活折》，此即《上清帝第一書》。書中指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張，邁出了呼籲變法的第一步。但是，他的奏折不可能到達光緒皇帝之手。為了製造聲勢培養變法維新之士，康有為在廣州創辦了萬木草堂，招收學士講學，梁啟超、陳千秋等人成了變法運動的骨幹。1927年3月31日，在過完70大壽後僅22天，康有為就病逝於青島。
“影響”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加深了半殖民地化，瓜分狂潮的風起，把中華民族推入亡國滅種的危境。康有為聯合在北京參加會試的13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拒和、遷都、變法”的政治主張。這次上書雖未到達光緒帝之手，但起到了推動變法的積極作用，變法聲勢空前高漲。會試考中之後，康有為以進士授職工部主事，他又連續兩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終使光緒帝見到了康有為的奏折。鑒於國家危亡和自己的傀儡地位，光緒也想通過變法來使中國走向強盛，擺脫危機，更想通過變法把最高統治權從慈禧太後手中奪回來，因此他決定支持變法維新。光緒二十三年（1897），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了變法維新的政治綱領，強調指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與此同時，又在他的聯絡下，成立了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的保國會，把維新運動推向高潮。在這種情況下，光緒皇帝破例召見了康有為，君臣商量了變法的有關事宜。康有為的慷慨陳詞終於使光緒帝下決心全麵推行維新變法，就在召見康有為後不久，光緒帝頒布了推行變法的《明定國是詔》，以詔書的形式把學習西方推行變法新政確定為基本國策。接著又在此後103天連續頒布100多道變法詔令，變法運動進入實際階段。但就在這時，以慈禧為代表的守舊勢力在阻撓變法受到打擊後，決定以政變來推翻光緒帝，重新控製全國局勢。慈禧采取的政變籌劃被變法派獲悉後，光緒帝讓楊銳帶出密詔一道：“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戊戌變法》（二）92頁）康有為等人接到密詔商量對策，事情緊急，他們決定靠袁世凱提兵救駕。譚嗣同肩負重任前往袁府遊說，袁世凱佯諾心違，不僅騙過譚嗣同而且騙過了光緒帝。當光緒帝向他部署派兵包圍頤和園之後，他又將這一機密報告慈禧。慈禧當夜返駕紫禁城。光緒帝成了階下囚，康有為在英國人的保護下潛逃香港，梁啟超在日本人的保護下逃往日本，戊戌變法失敗了。
康有為這位風雲一時的人物，放眼世界，看到了中國不推行變法必然滅亡的趨勢，把握時機，把變法運動推向了高潮。然而他畢竟是從書本到書本的理想主義者，變法自上而下，而且把成敗維係在一個無權無勢的傀儡皇帝身上，這就埋下了失敗的根子；變法是一場觸及傳統與舊製度的變革，既不能裹足不前畏手縮腳，也不可失之太驟，幻想一日之內把所有的改革進行完畢。康有為犯了“太驟”的錯誤，自光緒《明定國是詔》頒布後，推動光緒連頒詔令，一天一個或者幾個詔令同日傳出，令各部門都感到手足無措，所以幹脆隻聽詔令而不執行，變法詔令成為一紙空文。再者，對於中央各部官員黜升無時，指斥太多，以至於使許多官僚站到變法派的對立麵。守舊勢力的過分強大，乃是變法失敗的主要原因。此外，學習與借鑒西方經驗要符合中國國情，要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變通，方能立於不敗之地，而康有為在這一點上犯了照搬的錯誤，此也是失敗之一因。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國外，仍在為變法維新呐喊。出於對光緒知遇之恩的回報和對慈禧鎮壓變法派的憤恨，康有為把主要精力用在擁護光緒皇帝複辟和痛罵守舊派上。在輾轉到達加拿大後，康有為聯絡華僑李福基、馮秀石等人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保皇會發展迅速，自加拿大發展到美國、墨西哥、中美洲及南美洲各地，創立總會11個、支會103個，會員達到100多萬人。作為保皇會總會長的康有為，把忠君救國作為該會的宗旨，甚至把光緒皇帝複辟看成是忠君救國的重要手段。認為“我聖主一複位，則以中國之君權雷厲風行，期月三年，中國已可自立矣（《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正因為他把中國的希望寄托於光緒皇帝一人，所以堅決反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且攻擊民主革命會導致天下大亂、亡國滅種。康有為這位站在時代潮流前頭的變法派代表人物，又很快落於時代潮流之後。
“餘論”康有為變法雖未成功，但他對中國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算得上是獨領風騷的一代豪傑。此後慈禧太後推行所謂新政，也不過是將康有為製定的變法方案借來一用。至於民主革命興起之後，他仍堅持保皇，足可見中國古老傳統對人們的束縛。即使像康有為這樣一位以革新自居的人，也難以衝破藩籬。
（左書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