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影響中國曆史100名人
> 037 客觀主義理學家
037 客觀主義理學家
朱熹
“傳略”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又號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傳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朱熹出生於一個衰落下來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好學深思，曾受學於理學家李侗，為二程的四傳弟子。18歲中舉，次年登進士第，曆任各種官職達20餘次，主張抗金，並強調“蓄銳待時”，反對盲目用兵。但由於時運衰亂，奸佞當道，故終生在政治上難遂其誌。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動是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其學問“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門人弟子遍布朝野。他凝畢生心血於儒家經典的注釋與闡發，（全祖望語），於《四書》《五經》用力最勤，集後期儒學之大成，發展了二程的理學思想，建立了一個中國古代最龐大、最完整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世稱“程朱理學”，成為中國後期封建社會官方哲學的正宗，甚至在日本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楚辭集注》等和後人編纂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
“影響”朱熹從二程那裏繼承了“理”，作為自己哲學的最高範疇，同時又吸收了唯物主義哲學關於“氣”的思想資料，通過對理和理氣關係的闡發，建立了自己理一元論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理”又稱“太極”“天理”，是朱熹哲學的出發點和終結點。朱熹認為，“理”是宇宙的本原，是萬物的根據，它本身是一個超時空、超動靜、唯一的、絕對的存在，在沒有宇宙萬物之前，就先有宇宙萬物之理，宇宙萬物都是從理中派生出來的，都是被理所決定的。朱熹從客觀存在的事物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觀念性的“理”，加以絕對化，把它說成是獨立於萬物、先於萬物、產生萬物並決定萬物的絕對的存在，這個“理”無疑是一個虛構的客觀精神本體。朱熹又認為，理派生萬物離不開“氣”這個中間環節，宇宙之內有理也有氣，理氣相依而不能相離，在萬物形成的過程中，理和氣都是不可缺少的，氣不僅把理和物聯係、溝通起來，使理借助於氣而派生萬物，而且使理有了“掛搭處”和“安頓處”，不至於懸在半空而無著落。由於有了“氣”這個範疇，使得朱熹的哲學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但他畢竟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如果窮究理與氣即精神與物質的先後本末，他便明確地肯定“理在先、氣在後”（《朱文公文集》，下同），“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並形象地把理與氣比喻為人騎馬的關係，“理終為主”理是主宰者和決定者。可見，朱熹堅持的仍是一條精神第一性、物質第二性的唯心主義哲學基本路線。朱熹的哲學體係是複雜的，一方麵，他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的真實關係，另一方麵，由於他給予“氣”以重要地位，使得他的唯心主義體係中包含了許多合理因素，因而他的宇宙本體論後來受到了來自唯物主義和比較徹底的唯心主義兩個方麵的批判。然而這正表明了朱熹哲學的重大價值，他豐富了古代哲學本體論的理論內容，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無論是後來的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都從朱熹這裏吸取了理論養料和經驗教訓。朱熹的理氣關係論是中國古代哲學本體論的邏輯發展史上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其積極作用是不應否定的。
同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一樣，朱熹的學說也是以改善政治，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為最終目的的。他主張通過強化綱常禮教、注重倫理道德修養的途徑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為此，他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思想，提出了“明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所謂“天理”即指“三綱五常”朱熹說：複是何物？仁、義、禮、君，“所謂天理，智豈不是天理？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他把封建的綱常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理，為其永恒性找到了宇宙論方麵的根據，又把天理說成是“心之本然”“未有不善者”，從而又為封建的綱常倫理道德找到了人性論方麵的根據。所謂“人欲”即指一切違背三綱五常的動機與行為，朱熹說，人欲是“惡底心”，是人心為“嗜欲所述”而出現的毛病，它是萬惡的淵源，必須堅決地予以抵製和鏟除。“天理”和“人欲”是對立的關係，朱熹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學習和修養的目的，就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他說：“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聖人千言萬語，隻是叫人明天理、滅人欲”，並認為“明天理、滅人欲”的過程就是孔子所謂“克己複禮”的功夫，戰勝了人欲，恢複了天理，便叫做“仁”。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反對的“人欲”，並不是指人類求生的一切物質欲望，這是對二程學說的一個重要修正，比如他說過：“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把飲食等正當的日常生活要求看成是符合天理的，隻有“要求美味”等不合理的欲望才是人欲。因而朱熹並不是禁欲主義者，而隻是反對縱欲，主張寡欲。誠然，朱熹“明天理、滅人欲”的主張有麻痹勞動人民的一麵，但也具有限製統治者不斷膨脹私欲的進步一麵。這一主張的提出，反映了當時地主階級內部一部分進步人士要求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緩和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改革時弊的願望，這不僅符合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有利於國家的穩定，而且對於勞動人民也是有好處的，因而對於這一口號不應簡單地全盤否定。朱熹從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對某些不顧人民死活，隻知一味窮奢極欲的現象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大膽地揭露和抨擊當時政治的腐敗，並提出某些改革主張，這就觸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了貶黜，他的學說也一度被朝廷指名為“偽學”而被禁，直到他辭世，“理學”還處於被排斥、打擊的地位。
“餘論”朱熹生前並不得誌，死後卻備受尊崇。朱熹死後9年，寧宗便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稱“朱文公”（《續資治通鑒》卷一五八），理宗又“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同上，卷一六四）。此後，朱熹的學說越來越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其理論價值日益顯示出對維護封建統治長遠利益的重要作用，朱熹的思想遂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方哲學，他的《四書章句集注》也被指定為官方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清聖祖康熙甚至以朱熹的“一字一句”為真理，以朱熹的是非為是非，非議朱熹被視為離經叛道，朱熹被當做聖賢受到人們的禮拜，其在曆史上的影響之巨由此可見。除孔子之外，朱熹可稱得上是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了。
（白奚）
“傳略”朱熹（1130～1200），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又號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傳見《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朱熹出生於一個衰落下來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好學深思，曾受學於理學家李侗，為二程的四傳弟子。18歲中舉，次年登進士第，曆任各種官職達20餘次，主張抗金，並強調“蓄銳待時”，反對盲目用兵。但由於時運衰亂，奸佞當道，故終生在政治上難遂其誌。朱熹一生的主要活動是講學授徒，著書立說，其學問“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門人弟子遍布朝野。他凝畢生心血於儒家經典的注釋與闡發，（全祖望語），於《四書》《五經》用力最勤，集後期儒學之大成，發展了二程的理學思想，建立了一個中國古代最龐大、最完整的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世稱“程朱理學”，成為中國後期封建社會官方哲學的正宗，甚至在日本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楚辭集注》等和後人編纂的《朱文公文集》《朱子語類》。
“影響”朱熹從二程那裏繼承了“理”，作為自己哲學的最高範疇，同時又吸收了唯物主義哲學關於“氣”的思想資料，通過對理和理氣關係的闡發，建立了自己理一元論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係。“理”又稱“太極”“天理”，是朱熹哲學的出發點和終結點。朱熹認為，“理”是宇宙的本原，是萬物的根據，它本身是一個超時空、超動靜、唯一的、絕對的存在，在沒有宇宙萬物之前，就先有宇宙萬物之理，宇宙萬物都是從理中派生出來的，都是被理所決定的。朱熹從客觀存在的事物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義的觀念性的“理”，加以絕對化，把它說成是獨立於萬物、先於萬物、產生萬物並決定萬物的絕對的存在，這個“理”無疑是一個虛構的客觀精神本體。朱熹又認為，理派生萬物離不開“氣”這個中間環節，宇宙之內有理也有氣，理氣相依而不能相離，在萬物形成的過程中，理和氣都是不可缺少的，氣不僅把理和物聯係、溝通起來，使理借助於氣而派生萬物，而且使理有了“掛搭處”和“安頓處”，不至於懸在半空而無著落。由於有了“氣”這個範疇，使得朱熹的哲學包含了一些合理因素，但他畢竟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如果窮究理與氣即精神與物質的先後本末，他便明確地肯定“理在先、氣在後”（《朱文公文集》，下同），“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並形象地把理與氣比喻為人騎馬的關係，“理終為主”理是主宰者和決定者。可見，朱熹堅持的仍是一條精神第一性、物質第二性的唯心主義哲學基本路線。朱熹的哲學體係是複雜的，一方麵，他顛倒了思維與存在的真實關係，另一方麵，由於他給予“氣”以重要地位，使得他的唯心主義體係中包含了許多合理因素，因而他的宇宙本體論後來受到了來自唯物主義和比較徹底的唯心主義兩個方麵的批判。然而這正表明了朱熹哲學的重大價值，他豐富了古代哲學本體論的理論內容，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無論是後來的唯物論者還是唯心論者，都從朱熹這裏吸取了理論養料和經驗教訓。朱熹的理氣關係論是中國古代哲學本體論的邏輯發展史上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其積極作用是不應否定的。
同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一樣，朱熹的學說也是以改善政治，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為最終目的的。他主張通過強化綱常禮教、注重倫理道德修養的途徑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為此，他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思想，提出了“明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所謂“天理”即指“三綱五常”朱熹說：複是何物？仁、義、禮、君，“所謂天理，智豈不是天理？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他把封建的綱常倫理道德說成是天理，為其永恒性找到了宇宙論方麵的根據，又把天理說成是“心之本然”“未有不善者”，從而又為封建的綱常倫理道德找到了人性論方麵的根據。所謂“人欲”即指一切違背三綱五常的動機與行為，朱熹說，人欲是“惡底心”，是人心為“嗜欲所述”而出現的毛病，它是萬惡的淵源，必須堅決地予以抵製和鏟除。“天理”和“人欲”是對立的關係，朱熹說：“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學習和修養的目的，就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他說：“學者須是革盡人欲、複盡天理，方始是學”“聖人千言萬語，隻是叫人明天理、滅人欲”，並認為“明天理、滅人欲”的過程就是孔子所謂“克己複禮”的功夫，戰勝了人欲，恢複了天理，便叫做“仁”。需要注意的是，朱熹所反對的“人欲”，並不是指人類求生的一切物質欲望，這是對二程學說的一個重要修正，比如他說過：“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把飲食等正當的日常生活要求看成是符合天理的，隻有“要求美味”等不合理的欲望才是人欲。因而朱熹並不是禁欲主義者，而隻是反對縱欲，主張寡欲。誠然，朱熹“明天理、滅人欲”的主張有麻痹勞動人民的一麵，但也具有限製統治者不斷膨脹私欲的進步一麵。這一主張的提出，反映了當時地主階級內部一部分進步人士要求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緩和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改革時弊的願望，這不僅符合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有利於國家的穩定，而且對於勞動人民也是有好處的，因而對於這一口號不應簡單地全盤否定。朱熹從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出發，對某些不顧人民死活，隻知一味窮奢極欲的現象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大膽地揭露和抨擊當時政治的腐敗，並提出某些改革主張，這就觸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遭到了貶黜，他的學說也一度被朝廷指名為“偽學”而被禁，直到他辭世，“理學”還處於被排斥、打擊的地位。
“餘論”朱熹生前並不得誌，死後卻備受尊崇。朱熹死後9年，寧宗便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稱“朱文公”（《續資治通鑒》卷一五八），理宗又“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同上，卷一六四）。此後，朱熹的學說越來越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其理論價值日益顯示出對維護封建統治長遠利益的重要作用，朱熹的思想遂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方哲學，他的《四書章句集注》也被指定為官方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答案，清聖祖康熙甚至以朱熹的“一字一句”為真理，以朱熹的是非為是非，非議朱熹被視為離經叛道，朱熹被當做聖賢受到人們的禮拜，其在曆史上的影響之巨由此可見。除孔子之外，朱熹可稱得上是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了。
（白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