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影響中國曆史100名人
> 028 創立兩稅法的財政改革家
028 創立兩稅法的財政改革家
楊炎
“傳略”楊炎（727～781），字公南，鳳翔天興（今陝西鳳翔）人，唐代著名的理財家、改革家。傳見《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八《楊炎傳》《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五《楊炎傳》。
楊炎出生於官僚世家。唐玄宗天寶末年，應河西節度使呂崇賁辟召，任書記官。初以文采雄麗知名於時，受擢為司勳員外郎，後任中書舍人，與名士常袞同掌詔誥。自開元後掌製詔者，推重“常楊”。代宗大曆十二年（777），為宰相元載所擢用，由中書舍人擢為吏部侍郎。元載獲罪被殺，他也受株連貶職，前去道州（治今湖南）做司馬。德宗即位，由宰相崔�甫推薦，召楊炎返朝，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中元年（780），在德宗的支持下，楊炎定議改革賦稅製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兩稅法。次年，盧杞指示禦史大夫嚴郢羅織楊炎的過惡，終以“欺下罔上”的罪名貶謫崖州（治舍城，在今海南瓊山縣），途中賜死，享年55歲。
“影響”楊炎任宰相後，以富國安民為己任，以革除弊政為要務，重視經濟，全力理財，銳意進行一係列改革，以恢複大唐帝國昔日的盛況。按唐代舊製，天下財賦收入全部入國庫――左藏庫，然後由太府四季按時上奏數目，尚書比部負責收支。如此製度完善，上下無欺。到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節度求取無節，而第五琦不能有效地對此進行限製。無可奈何，隻好將租賦改歸皇室私庫――大盈內庫。這樣，因皇帝支取十分方便，也就不再考慮移交國庫了。從此以後，天下租賦變成了皇帝私產，政府有關部門不能統計準確的收支數目，也就很難統籌經濟。大盈內庫由300宦官具體負責管理，他們貪贓枉法，開支無度，其勢力根深蒂固不可動搖。如此局麵維持了近30年。楊炎上書德宗專論此事，認為財賦是國家的根本所在，是百姓安寧、政治安定的首要前提，所以曆代都以勵精圖治的大臣主持其事。盡管如此，也還會出現差錯。財賦一旦有失誤，則必然會出現動蕩。前代臨時由宦官掌管攸關國計民生的財賦，豐儉盈虛，雖當朝大臣不得而知，這樣他們怎樣能進行決策呢？他要求將財賦收入重新劃歸國庫，至於皇室開支，則根據實際需要調撥大盈內庫。德宗看了楊炎的奏文後下詔：改用舊製，凡財賦收人均歸左藏庫，隻是將每年總數中的30萬～50萬劃歸大盈內庫。楊炎從鞏固封建政權的高度據理力爭，終於限製了宦官的財權，使唐代的財賦收入納於國庫。這一舉措為唐代的經濟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也為後來的經濟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賦稅改革，實行兩稅法。唐代中葉以後，均田製已不複存在，同樣，在此基礎上的租庸調製也已不適應社會的變化。安史之亂起，民戶逃亡，田地荒蕪，記錄簿冊散佚嚴重，致使國家戶口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一，按規定負擔租庸調的人口隻有230餘萬。楊炎痛心疾首地看到了這一點，認為這由於法度蕩然無存，而各地法外之法十分普遍使然。在當時，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吏競相巧取豪奪，他們在理財的幌子下，在租庸調正額外，大幅度提高地稅、戶稅兩項雜稅征收比例，其中戶稅按戶等高低每戶繳納500～4000文，唐初高祖時每戶應納戶稅僅220文。另外，一些權臣巧吏托公進獻，私為贓盜，巧立各種名目剝奪百姓。鑒於此，楊炎抓住均田製瓦解、租庸調破壞這一症結，大膽變法立製，以變應變，於建中元年（780）正式頒布兩稅法，以一其製。
兩稅法的主要內容包括：核定大曆十四年（779）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以確定兩稅稅額，實行量出以製入的製稅原則；革除過去以丁口為基本征稅依據的規定，實行以當時居住地為準，並以貧富為定等級標準的新辦法；規定兩稅為國家正稅，根據地域及生產物的不同，夏稅征收於六月，秋稅征收於十一月；對於居無固定地的商人，由所在州縣征收其財產總額三十分之一的稅；兩稅外不許枉征一役、枉收一稅。
楊炎是8世紀著名的改革家。他主持進行的一係列改革，達到了杜絕橫征暴斂，平衡財政收支，擴大征稅麵，使貧富負擔趨於合理的社會效果，為振興唐代社會經濟作出了貢獻。尤其是他開創的兩稅法，為我國封建社會的財賦製度創造了一個新的開端，新製為五代、宋及明朝所沿用。因此，有人將兩稅法的實行，看做是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分界線。
“餘論”楊炎主持的改革相當成功，但他的結局卻十分悲慘。這種結局盡管與他卷入了朋黨之爭的漩渦有關，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他任宰相的一年多時間內，他針對當時社會的痼疾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其改革內容觸犯了宦官、當朝達官貴族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權勢，他們聯合起來對楊炎及其改革大肆抨擊。在多方的壓力下，唐德宗為了自保皇帝寶座而退讓了，他不再支持和保護楊炎改革，而是默認反對派對楊炎網羅的莫須有的罪名。這樣，就將改革的成果歸功於皇帝，罪名則全推於改革家楊炎身上，他隻能是身首異地。在封建專製統治下，改革家有好下場者實屬罕見。如商鞅、高炯等，結局莫不如此。盡管現實是殘酷的，曆史卻是公正的，商鞅、楊炎等人的改革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世均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對曆史的貢獻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
（魏明孔）
“傳略”楊炎（727～781），字公南，鳳翔天興（今陝西鳳翔）人，唐代著名的理財家、改革家。傳見《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八《楊炎傳》《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五《楊炎傳》。
楊炎出生於官僚世家。唐玄宗天寶末年，應河西節度使呂崇賁辟召，任書記官。初以文采雄麗知名於時，受擢為司勳員外郎，後任中書舍人，與名士常袞同掌詔誥。自開元後掌製詔者，推重“常楊”。代宗大曆十二年（777），為宰相元載所擢用，由中書舍人擢為吏部侍郎。元載獲罪被殺，他也受株連貶職，前去道州（治今湖南）做司馬。德宗即位，由宰相崔�甫推薦，召楊炎返朝，任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中元年（780），在德宗的支持下，楊炎定議改革賦稅製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兩稅法。次年，盧杞指示禦史大夫嚴郢羅織楊炎的過惡，終以“欺下罔上”的罪名貶謫崖州（治舍城，在今海南瓊山縣），途中賜死，享年55歲。
“影響”楊炎任宰相後，以富國安民為己任，以革除弊政為要務，重視經濟，全力理財，銳意進行一係列改革，以恢複大唐帝國昔日的盛況。按唐代舊製，天下財賦收入全部入國庫――左藏庫，然後由太府四季按時上奏數目，尚書比部負責收支。如此製度完善，上下無欺。到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節度求取無節，而第五琦不能有效地對此進行限製。無可奈何，隻好將租賦改歸皇室私庫――大盈內庫。這樣，因皇帝支取十分方便，也就不再考慮移交國庫了。從此以後，天下租賦變成了皇帝私產，政府有關部門不能統計準確的收支數目，也就很難統籌經濟。大盈內庫由300宦官具體負責管理，他們貪贓枉法，開支無度，其勢力根深蒂固不可動搖。如此局麵維持了近30年。楊炎上書德宗專論此事，認為財賦是國家的根本所在，是百姓安寧、政治安定的首要前提，所以曆代都以勵精圖治的大臣主持其事。盡管如此，也還會出現差錯。財賦一旦有失誤，則必然會出現動蕩。前代臨時由宦官掌管攸關國計民生的財賦，豐儉盈虛，雖當朝大臣不得而知，這樣他們怎樣能進行決策呢？他要求將財賦收入重新劃歸國庫，至於皇室開支，則根據實際需要調撥大盈內庫。德宗看了楊炎的奏文後下詔：改用舊製，凡財賦收人均歸左藏庫，隻是將每年總數中的30萬～50萬劃歸大盈內庫。楊炎從鞏固封建政權的高度據理力爭，終於限製了宦官的財權，使唐代的財賦收入納於國庫。這一舉措為唐代的經濟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也為後來的經濟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賦稅改革，實行兩稅法。唐代中葉以後，均田製已不複存在，同樣，在此基礎上的租庸調製也已不適應社會的變化。安史之亂起，民戶逃亡，田地荒蕪，記錄簿冊散佚嚴重，致使國家戶口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一，按規定負擔租庸調的人口隻有230餘萬。楊炎痛心疾首地看到了這一點，認為這由於法度蕩然無存，而各地法外之法十分普遍使然。在當時，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吏競相巧取豪奪，他們在理財的幌子下，在租庸調正額外，大幅度提高地稅、戶稅兩項雜稅征收比例，其中戶稅按戶等高低每戶繳納500～4000文，唐初高祖時每戶應納戶稅僅220文。另外，一些權臣巧吏托公進獻，私為贓盜，巧立各種名目剝奪百姓。鑒於此，楊炎抓住均田製瓦解、租庸調破壞這一症結，大膽變法立製，以變應變，於建中元年（780）正式頒布兩稅法，以一其製。
兩稅法的主要內容包括：核定大曆十四年（779）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以確定兩稅稅額，實行量出以製入的製稅原則；革除過去以丁口為基本征稅依據的規定，實行以當時居住地為準，並以貧富為定等級標準的新辦法；規定兩稅為國家正稅，根據地域及生產物的不同，夏稅征收於六月，秋稅征收於十一月；對於居無固定地的商人，由所在州縣征收其財產總額三十分之一的稅；兩稅外不許枉征一役、枉收一稅。
楊炎是8世紀著名的改革家。他主持進行的一係列改革，達到了杜絕橫征暴斂，平衡財政收支，擴大征稅麵，使貧富負擔趨於合理的社會效果，為振興唐代社會經濟作出了貢獻。尤其是他開創的兩稅法，為我國封建社會的財賦製度創造了一個新的開端，新製為五代、宋及明朝所沿用。因此，有人將兩稅法的實行，看做是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分界線。
“餘論”楊炎主持的改革相當成功，但他的結局卻十分悲慘。這種結局盡管與他卷入了朋黨之爭的漩渦有關，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他任宰相的一年多時間內，他針對當時社會的痼疾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其改革內容觸犯了宦官、當朝達官貴族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權勢，他們聯合起來對楊炎及其改革大肆抨擊。在多方的壓力下，唐德宗為了自保皇帝寶座而退讓了，他不再支持和保護楊炎改革，而是默認反對派對楊炎網羅的莫須有的罪名。這樣，就將改革的成果歸功於皇帝，罪名則全推於改革家楊炎身上，他隻能是身首異地。在封建專製統治下，改革家有好下場者實屬罕見。如商鞅、高炯等，結局莫不如此。盡管現實是殘酷的，曆史卻是公正的，商鞅、楊炎等人的改革不僅對當時而且對後世均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們對曆史的貢獻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
（魏明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