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的智慧忠告

第一節 別讓那片烏雲遮住你的真性靈心

　　“塵沙一入成灰燼，斷金千錘色益紅。”隻有英雄豪傑，才能保持本色；隻有胸襟開闊，才能保持一貫；隻有仁慈寬厚，才能保持童心；隻有自我肯定，才能不在乎貧賤，尤其是過去的貧賤。

　　——柏楊《張玄素與孫伏伽》

　　大度，是為人處世的一種氣質。因為有度量，所以氣勢恢宏，所以能有容乃大。老子曾有雲：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就是說，江海處在最低的位置，虛懷若穀，上流大大小小的水滴才能忘我地投奔而來，成其王業。同理，人也是如此。曆史上根本沒有小肚雞腸的人能夠成就偉大的事業的。對他人吝嗇，則人不能為之所用；對自己苛刻，則已不能有所突破。

　　柏楊先生曾有感於這樣一個故事，然後巧妙地為我們引出這樣一個道理來：“李世民聽說太子宮事務署長（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不斷地規勸太子李承乾，遂擢升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兼太子宮政務署長（左庶子）。

　　“張玄素年輕時曾任國務院司法部法務司管理員（刑部令史·官階低微，在文官最低階‘從九品下’之下，俗稱‘不入流’或‘流外’），有一天，李世民當著文武百官，問張玄素說：‘你在隋王朝當什麽官？’張玄素回答說：‘縣政府防衛員（縣尉·從九品）。’李世民又問：‘縣政府防衛員之前，當什麽官？’張玄素回答說：‘流外。’李世民又問：‘在哪個單位？’張玄素至為羞慚，沮喪恍惚，出閣時幾乎邁不動腳步，麵色如同死灰。高級顧問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說：‘君王能體恤他的部屬，部屬才能竭盡忠心。張玄素雖然出身寒微，陛下敬重他的才能，擢升到三品高位，輔佐皇儲（太子李承乾），怎麽可以對著文武百官，窮追他的門第！拋棄從前的恩德，使他霎時間羞愧得無地自容，痛苦椎心，怎麽能要求他為節義而死！‘李世民說：‘我也後悔問這些話。’

　　“最高法院院長（大理卿）孫伏伽跟張玄素在隋王朝時，都當管理員（令史），孫伏伽卻不在意出身低微，往往在大庭廣眾中，述說他的往事，毫不避諱。”

　　很明顯，柏楊先生借孫、張二人的故事，告訴我們大丈夫應不以貧鄙出身為恥，就是說，為人必須具有能夠包容一切的膽量、胸懷才是真性情、真人物，否則便是小肚雞腸，成不了大氣候也得不到人們衷心的讚賞。

　　有一篇名叫《器理論》的古文，是專門談論器量的，其中一段文字尤其精到：“人亦一器也，莫不各有其量，如天地之量，聖賢帝王之效焉。山嶽江海之量，公侯卿相之所則焉。古夷齊有容人之大量，孟夫子有浩然之氣量，範文正有濟世之德量，郭子儀有福量，諸葛武侯有智量，歐陽永叔有才量，呂蒙正有度量，趙子龍有膽量，李德裕有力量，此皆遠大之器。”

　　這段文字翻譯過來，意思大概是說：人也是一個器物，各有自己的容量。像天地一樣包羅萬象的容量，是聖賢帝王所效法的；像山嶽江海一樣包容萬物的容量，是公侯將相所效法的。古代的夷齊有容人的大量，孟子有浩然的氣量，範仲淹有濟世救民的德量，郭子儀有厚德載物的福量，諸葛亮有神機妙算的智量，歐陽修有諄諄誨人的才量，呂蒙正有含羞忍辱的度量，趙雲有力戰千軍的膽量，李德裕有力拔山兮的力量，這些人都有成大事的器量。

　　這篇文章還說盡了器量與人生的關係。成功的幾率有多大，不用怨天尤人。隻看自己的器量大小，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天下難容之事”，你就知道自己的事業大小。事業大到超過器量，也有可能，但那並不是一件幸運的事。一個小胃口，硬要塞進一個卡車的東西，哪有不垮掉的呢？古往今來，無數人的經曆早就證明了這一點，別說什麽自己命運不濟別人命運兩濟之類的話。真正能成大器而且事業長盛不衰者，必然器量過人。

　　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都不是單打獨鬥的結果，必然包含著別人有意無意的幫助，也包含著別人的寬容和遷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帶著感恩之心去做事，心境就豁達了，成功也就更容易了。

　　像銀青光祿大夫，左庶子張玄素被問到出身貧賤後羞愧得心如死灰和大理卿孫伏伽在大庭廣眾之中侃侃而談自己給隋做小縣令的事情，哪一個更加值得敬佩，哪一個更加能得到領導者的器重，哪一個更有魄力，更有遠見，相信已不用再說了。

　　度量，是人最重要的成功之道。“唯大英雄真本色”，隻要你修得灑脫的氣質，能拋得下一切，達到“無我”、“空虛”的境界，才能有空間去包容更加偉大的事情。

　　短視、貪婪，隻看見眼前三寸利益，是造成悲劇的一大動力。賈誼說：“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事實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覆亡，都覆亡在自己手上，豈止六國而已。

　　——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戰國時代·公元前三三二年乙醜》

　　人生最大的苦處就是將利益放在自己所有財富的最顯眼的位置，並且，為了它心甘情願地受到魔鬼的支配，向其奉獻出自己的生命和幸福。

　　柏楊先生總結出了造成悲劇的根源所在，即短視、貪婪、隻看見眼前利益。因為目光短淺，所以看不到將來，所以把眼下的所得當成寶貝，沾沾自喜。殊不知壞事的家夥就是一“貪”字。

　　見利而忘真性，往往就是禍患的開始。《莊子·山水》有這樣的寓言：

　　莊周到雕陵的栗園遊玩，被一隻翅膀七尺寬的鵲鳥碰到額頭。他就抓起彈弓去攆。

　　在園中，他看見正得意鳴叫的蟬被螳螂所搏，而螳螂因有所得忘了自己，又被鵲鳥乘機攫取，鵲鳥隻顧螳螂也不再注意身後。

　　莊周就警惕而歎，扔下彈弓回去了。管園子的跟在身後責罵他偷了栗子。

　　莊子三天悶悶不樂。弟子問他說：

　　“先生為什麽不愉快呢？”

　　莊子回答說：“我為了守形體忘了禍患，觀照濁水反而被清淵迷惑，忘了真性，所以管園子的人辱罵我，因為這才悶悶不樂。”

　　莊子這則故事告訴我們，欲念是禍患的根源。在求得利益自以為有福降臨時，往往也會埋下禍患的根由。一味追求利，不論開始如何得意，最終必自取其辱，自取其禍。

　　不以物欲追求為目的而保持清靜之心態，那麽世事的無常及虛幻就會少得多，也不致輕易就動搖心誌。即使是在平素的生活中，不對事情期望過高，不對未來做悲觀猜想，便可求得心理和諧。與此同理，在得到快樂時不自得，在失意時不悲觀絕望，如此才能稱之為得到了駕馭生活的智慧和享受生活的智慧。

　　人生若想樂趣多痛苦少，若想有所發展，有品質地提高其實並不是一件需要煞費苦心的事情。清代石成金曾寫過《惺齋十樂》一文，講人生的十種樂境，這十種樂境正是平和寧靜的心情所致，或者說，十種境況也是使心情安寧不至於傻到為欲念撞得頭破血流的好辦法，不妨一讀：

　　樂於知福。人能知福，即享許多大福。當常自想念，今幸生中國太平之世，兵戈不擾，又幸布衣蔬食，飽暖無災，此福豈可輕看。反而思之：彼罹災難困苦饑寒病痛者，何等淒楚。知通此理，即時時快樂矣。

　　樂於靜怡。不必高堂大廈，雖茅簷半室，若能凝神靜坐，即是極大快樂。試看名韁利鎖，驚風駭浪，不知曆無限苦楚。我今安然靜怡性情，此樂不小。唯有喜動不喜靜之人，雖有好居室、好閑時，才一坐下，即想事務奔忙，乃是生來辛苦之人。未知靜怡滋味，又何必強與之言耶。

　　樂於讀書。聖賢經書、舉業文章，皆修齊治平之學，人不可不留心精研，以為報國安民之資。但予自恨才疏學淺，年老七十餘歲，且多病多忘，如何仍究心於此，尚欲何為乎？目今唯將快樂詩歌文詞，如邵子（北宋哲學家邵雍）、樂天（唐代詩人白居易）、太白（唐代詩人李白）、放翁（宋代詩人陸遊）諸書，每日熟讀吟詠，開暢心懷而已。又將舊日讀記之得意書文，重新誦理，恍與聖賢重相晤對，複領嘉訓，樂何如耶。

　　樂於飲酒。予性喜飲酒，耐酒量甚小。每至四五杯，則熙熙嗥嗥，滿體皆春，樂莫大焉。凡酒不可夜飲，亦不可過醉——宵旦昏沉不知其樂，且有傷髒腑也。

　　樂於賞花。觀一切種植之花，須觀其各有生動活潑之機，嫋嫋嬌媚之態，不必限定牡丹、芍藥之珍貴者。隨便各種草本、木本之花，或有香，或有色，或有態度，皆為妙品。但有遇即賞，切勿辜此秀色清芳也。

　　樂於玩月。凡有月時，將心中一切事務盡行拋開，或持杯相對，或靜坐清玩，或獨自浩歌，或邀客同吟。此時心骨俱清，恍如濯魄水壺、置身廣寒宮矣，此樂何極。想世人多值酣夢，聽月自來自去，甚可惜哉。

　　樂於觀畫。畫以山水為最，可集名畫幾幅，不必繁多，隻要入神妙品。但須賞鑒之人，細觀畫內有可居可遊之地，心領神怡，將予幻身恍入畫中，享樂無盡。不獨滄海淒然，移我性情也。

　　樂於掃地。齋中掃地，不可委之童仆，必須親為。當摸箕執帚之時，即思此地非他，乃我之方寸地也。此塵埃非他，乃我沉昏俗垢也。一舉手之勞，塵去垢除，頓還我本來清淨麵目矣。迨掃完靜坐，自覺心地與齋地俱皆清爽，何樂如之。

　　樂於狂歌。凡樂心詞曲詩歌，熟讀胸次。每當誦讀之餘，或飲至半酣之時，即信口狂歌，高低任意不拘，調不按譜，唯覺我心胸開朗，樂自天來，真不知身在塵凡也。

　　樂於高臥。睡有三害，曰思，曰飽，曰風。睡而思慮，損神百倍；飯後即睡，停食病生；睡則腠理不密，風寒易入，大則中厥，小亦感冒。除此三害，日日時時，俱可享受羲皇之樂。不拘晝夜，靜臥榻上，任我轉側伸舒，但覺身心快樂，不減淵明之得意也。

　　這篇文章真可說得樂中三昧。人生苦短，當珍惜生活中的若幹美好，何苦讓眼前的三寸利益遮住了自己的真性靈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