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教育
漢景帝時期,由於社會經濟的恢複及發展已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統治階級上自景帝,下至郡縣吏官都逐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當時在教育領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興學”。
文翁,名黨,字仲翁,廬江郡舒(今安徽廬江縣西)人,年輕時勤奮好學,通曉《春秋》,以郡縣吏被察舉(即郡國守相經過考察後向朝廷推薦)。公元前141年,文翁出任蜀郡太守。當時蜀郡地區的經濟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文化教育仍較落後,保留了很多陋俗。文翁決心要改變這種狀況,讓蜀地的經濟、文化同步發展。
文翁把發展教育作為他的一項重要工作。首先,文翁從蜀郡和下屬各縣中選出張叔等一批反應快、有才幹的年輕小吏,親加訓誨,並送到京城長安,跟隨太常博士學習,或在其他部門學習律令。文翁很關心這批青年,常派人去看望。他還千方百計縮減蜀郡衙門的開支,省下一些費用,買上一些蜀地的土特產送給博士,以感謝他們對蜀郡子弟的教育。幾年後,這批青年學成回到家鄉,文翁都給他們郡中比較高的職位,並依次將他們推薦給朝廷。
為培養更多的人才,文翁又在郡城內設立官學,招收各地優秀子弟入學。這樣,文翁就在全國第一個創辦起地方官學。學校的校舍主要是用石頭建造而成,稱為“石室”,亦稱“玉室”。學校的教師主要由從長安學習回來的人擔任,教學水平很高。
為了讓學生們安心學習,文翁免除了他們應服的徭役。除要求學生認真攻讀法律政令和儒家經書外,文翁要學生們分頭到衙門見習,協助處理政事,以此來提高他們的實際辦事能力。文翁每次到各屬縣去巡視,都要帶上那些明經學、有德行的學生跟隨,讓他們協助傳發政令。這一切,使得縣邑吏民羨慕不已。學生學習結業,成績優秀的分派到郡或縣裏做小吏,差一點也能被推舉為“孝弟力田”。家長們見孩子有地位有出路,個個引以為榮。從此,蜀地風氣大變,很多人都爭送自己的子弟入學。有的富裕人家,甚至願意出錢送孩子上學。蜀官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由於文翁的提倡,蜀郡的教育事業迅速發展,學習氣氛日益濃厚,教育水平和文化水準與齊魯之學齊名,以至前往蜀地求學的人,多得不亞於文化發達的地區。
文翁興學的成就,不僅培養了一批吏才,如張叔在漢武帝時被征為博士,官至侍中、揚州刺史,而且推動了鄰近屬縣的興學,如“巴漢亦立文學”。蜀地此後出現司馬相如、揚雄等知名飽學之士,這與文翁興學造成的社會風氣亦不無關係。
文翁首創了郡國官學,對文化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後人的肯定。景帝嘉獎文翁興學,“令天下郡國皆立文學”。到了武帝時期,武帝劉徹也對文翁的辦學模式大為讚賞,並在全國予以推廣,即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文翁興學,實為中國曆史上地方政府設立學校之始。如果說孔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老師,那麽,文翁絕對稱得上是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學校校長。
打擊豪強
漢景帝一麵弘揚文教禮儀,一麵又打擊豪強。為了保證上令下達,景帝果斷地采取了多項措施,重要的有兩項:
第一是在修建陽陵時,效法高祖遷徙豪強以實關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強遷至陽陵邑,使他們宗族親黨相互分離,削弱他們的勢力,以達到強幹弱枝的目的。
第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寧成、周陽等,嚴厲鎮壓那些橫行郡國、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殺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強、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個個惴恐,其不法行為大大收斂,這便局部地調整了階級關係,有利於社會的發展。景帝時最著名的酷吏就要屬被譽為“戰兢之將,國之爪牙”的郅都了。
郅都是西漢河東郡楊縣(今山西省洪洞縣東南)人,為官忠於職守、公正清廉,對內不畏強暴,敢於捶撲豪強權貴;對外積極抵禦外侮,使匈奴聞名喪膽。
漢文帝時,郅都踏入仕途,初任郎官,為文帝侍從。漢景帝繼位,郅都被晉為中郎將。郅都性格耿直,“敢直諫”,也能拋開情麵,“麵折大臣於朝”,很快便得到漢景帝的重視。
郅都成名,是從鎮壓豪強開始的。漢初,漢政府倡行“無為而治”,豪強地主勢力迅速膨脹,有的居然橫行地方,蔑視官府,不守國法。如濟南郡的閑氏家族,仗著宗族戶多人眾,稱霸地方,屢與官府作難,地方官循於常法“莫能製”。於是,漢景帝拜郅都為濟南太守。郅都針對不法豪強目無國法、肆行無忌的特點,采取了以暴製暴的酷烈手段。到任即捕殺閑氏首惡,推行嚴法,開西漢以嚴厲手段打擊豪強之先河。濟南郡首惡被誅,“餘皆股栗”,不敢再與官府對抗。郅都在任一年多,號稱難治的濟南形勢非常安定,“郡中不拾遺”。郅都雷厲風行地摧折濟南豪強,影響極大,周圍十幾郡太守對他衷心敬服,視他如上司。
漢景帝七年,郅都遷升為中尉,掌管京師治安,親領北軍。他執法不阿,從不趨炎附勢,或視權臣臉色行事。當時統治者一意恢複國家的經濟實力,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因而人民受的剝削較輕,安居樂業,極少有百姓觸犯法律之事,犯法者多為皇親國戚、功臣列侯。郅都行法不避權貴,凡犯法違禁者,不論何官何人,一律以法懲之。
列侯宗室對郅都是又恨又慎,見他皆側目而視,背後稱他為“蒼鷹”,喻指他執法異常凶猛。
漢景帝原太子劉榮,因其母栗姬失寵被廢為臨江王。漢景帝中元二年,劉榮又因侵占宗廟地修建宮室犯罪,被傳到中尉府受審。郅都責訊甚嚴,劉榮恐懼,請求給他刀筆,欲寫信直接向景帝謝罪,郅都不許。竇太後堂侄魏其侯竇嬰派人悄悄送給劉榮刀筆,劉榮向景帝寫信謝罪後,在中尉府自殺。竇太後聞訊大怒,深恨郅都不肯寬容,責景帝將他免官還家。
當時匈奴鐵騎比年南侵,漢朝無得力邊疆大吏,沿邊數郡久不安寧。因此郅都還家不久,漢景帝又派專使到郅都家鄉,拜郅都為雁門郡太守,命他抗擊匈奴,並特許他不必按常規赴朝麵謝,由家中直接取道赴任,“得以便宜從事”;一切事情,酌情裁定,先行後奏。匈奴人親聞郅都節操威名,得知他就任雁門太守,驚恐萬分。郅都才抵達雁門郡,匈奴騎兵便全軍後撤,遠離雁門。至郅都死,尚不敢靠近雁門郡。匈奴首領曾用木頭刻成郅都之形,立為箭靶,令匈奴騎兵飛馬試射,眾騎兵因極其畏懼郅都,竟無一人能夠射中。
匈奴對郅都恨之入骨,乃遣人深入內地,四處散布不利於郅都的謠言,竇太後聽到後,不加追究分辨,立即下令逮捕郅都。漢景帝心知郅都冤枉,說“郅都忠臣”,準備釋放。竇太後不忘舊恨,堅決不許,在她的蠻橫幹涉下,郅都終於被殺。郅都死後不久,匈奴騎兵複侵入雁門。
由於推行了上述措施,就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同時也帶來了貧富懸殊的分化。這種狀況,既為後來漢武帝實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也給西漢中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