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峽考古與多學科研究

二、鄂西峽江地區白廟遺存相關問題研究

　　於孟洲

　　峽江地區龍山時代至二裏頭文化時期考古學遺存的文化麵貌、譜係與年代等問題的探討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而分布於鄂西峽江地區的白廟遺存恰恰是該時段中的一個關鍵環節。研究白廟遺存對於更好地把握峽江地區先秦時期文化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一、白廟遺存發現與研究簡史

　　白廟遺址位於長江西陵峽南岸的二級台地上，隸屬於湖北省宜昌縣三鬥坪鎮東嶽廟村10組。遺址東西殘長140m，南北殘長約100m，總麵積約14000m2.1958和1960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隊曾對該遺址進行過調查與複查。1979年，宜昌地區博物館和四川大學曆史係對白廟遺址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試掘。1986年，盧德佩先生根據1979年對白廟、中堡島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結合1980-1984年文物普查資料提出白廟文化的命名。但盧德佩先生所說的白廟文化同時還包括中堡島遺址六期遺存等。從1981-1993年，又對白廟遺址進行了四次發掘。孟華平先生依據1993年的發掘資料對白廟早期遺存的分期、文化性質等問題以專文給以探討。其他學者對該類遺存也多有討論，下麵的探討將以往的這些發掘資料和研究為基礎來進行。

　　另外，可歸入白廟遺存的還有秭歸柳林溪遺址東一區的④、⑤層、官莊坪遺址二裏頭文化時期遺存、秭歸廟坪H28等單位、王家壩遺址甲組中的部分遺存，宜昌大坪遺址T1③等也可歸入白廟遺存。

　　結合以往白廟遺址的發掘資料可知，該文化石器以磨製為主，打製其次。石器種類有斧、……鑿、雕刻器、矛、砍砸器、刮削器、礪石等。小型石器發達，製作精致。

　　陶器以泥質陶和夾砂陶為主，有少量夾炭陶。泥質陶以灰陶和黑皮陶為主，黑陶、紅陶和黃陶數量少；夾砂陶以褐陶和黑皮陶為主，紅陶、黑陶和灰陶較少。該文化陶器以素麵為多，繩紋、籃紋和方格紋均較多，還有弦紋、劃紋、壓印紋等，均很少。白廟文化器物組合主要包括：各種形製的深腹罐（包括盤口、卷沿、折沿等）、小罐、高領罐（或甕）、斂口甕、圈足盤、豆、缽等，還有鼎、缸、杯、擂缽、器蓋、壺等，而以深腹罐最為重要。製法上，泥質陶多輪製，器形規整，夾砂陶多手製，往往經慢輪修整。

　　目前，學界對以白廟遺址早期遺存為代表的這類遺存的稱呼有所不同，如有“白廟子遺存”、“白廟早期遺存”、“白廟遺存”、“白廟類型”和“白廟文化”等。對其文化歸屬也存在爭議，如有的學者將其歸入“石板巷子文化”或“石家河文化”，有的則將其歸入中原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也有的提出“白廟文化”的命名。這些都表明學者對白廟遺存本身的認識還存有相當大的分歧。

　　二、從文化因素分析探討白廟遺存的形成

　　鄂西峽江地區早於白廟遺存的文化先後為：城背溪文化、楠木園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廟坪類型，屬於長江中遊地區新石器文化係統。而進入以往所稱的石家河文化晚期階段，考古學文化麵貌發生較大變化。孟華平先生曾將長江中遊地區的白廟遺址一、二期這一時段的遺存稱為後石家河文化，並分為三個類型，即白廟類型、石板巷子類型和亂石灘類型。後何駑先生將石家河文化晚期稱為肖家屋脊文化。事實上，以天門肖家屋脊遺址“石家河文化晚期”為代表的遺存與上麵提到的三類遺存即孟華平先生提出的後石家河文化白廟類型、石板巷子類型和亂石灘類型也表現出某些不同的特點。我們在此擬將白廟遺存與其他三類遺存進行比較，以更好地把握其間的異同。

　　1958年11月至1959年4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江工作隊曾對亂石灘遺址進行了三次小規模發掘。發掘報告將亂石灘新石器時代末期文化命名為“亂石灘文化”。樊力先生讚同“亂石灘文化”這一命名，但認為亂石灘遺址上層遺存不單純，含有較典型的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遺存，並將其剔除，餘者作為“亂石灘文化”的典型代表。該類遺存陶器以灰陶和黑陶為主，褐陶次之。紋飾以籃紋、凹弦紋、凸弦紋和繩紋為主，指窩、附加堆紋和方格紋次之，有少量刻畫紋和鏤孔。器型中帶耳陶器較多，流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器類有鼎、釜、甑、豆、小口高領罐（或甕）、三耳罐、雙大耳罐、單耳罐、雙係罐、花邊口罐、假圈足壺、器蓋、盉、單耳杯等。由於地處湖北、河南和陝西三省交界，所以亂石灘類型中除了吸收一部分王灣三期文化晚期因素外，還受到了關中地區客省莊文化的強烈影響。

　　曾有學者將作為煤山文化在江漢地區的一種地方性變體，稱為“石板巷子類型”，從中可以體察出其內涵與中原地區的諸多聯係。石板巷子遺址出土的石器中以磨製精細的小型……鑿所占比例較大。陶器中泥質陶最多，夾砂陶其次，另有極少量的夾炭或羼稻穀殼陶。陶色以灰陶和黑陶為多，紅褐陶和淺灰陶也占一定比例。基本紋飾為方格紋和籃紋，有少量的錐刺紋、刻畫紋、弦紋、附加堆紋及鏤孔等。器型主要有鼎、釜、高領鼓腹罐、深腹罐（如T14〇3b：9）、甕（包括高領鼓腹甕如H10：2和斂口甕等）、豆、盤、杯、刻槽盆及器蓋等。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遺存中，泥質陶占絕大多數，有很少的夾砂陶。灰陶數量最多，還有紅陶和黑陶。主要紋飾有四種，按所占比例多少依次為籃紋、繩紋、方格紋和葉脈紋。器類豐富，有鼎、高領鼓腹罐（或甕）、扁腹罐、凸底罐、缸、盆、甑、缽、豆、盤、斜腹杯、三足杯等。

　　通過仔細比較，便會發現白廟遺存與石板巷子遺存相似的文化因素要稍多些，如鼎（包括側裝三角形足鼎和寬扁足鼎）、釜、高領鼓腹罐（或甕）、斂口甕、圈足盤、缽、平頂或頂微下凹的器蓋等。這或許是有學者將兩者作為同一類遺存的原因吧。但兩者間的較大差別也不容忽視。石板巷子遺存的炊器以鼎、釜為主，而白廟遺存則以深腹罐為主，鼎、釜均很少。

　　在白廟遺存的遺址中發現有很多盤口或微顯盤口特征的深腹罐，另外還有喇叭口高領罐等，這些器物都可在川東地區同期遺存中找到類似者，還有些深腹罐，形體與前述盤口深腹罐類似，隻是無盤口特征，也可歸入這群因素內。該群器物已在白廟遺存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明顯占據炊器係統的主體地位。

　　我們還注意到來自中原地區的文化影響，主要有深腹罐和甕等器類。如柳林溪高領罐T0916⑤：51、高領甕T1016⑤：62分別與煤山一期T2⑤C：5、T25③C：18相似。白廟深腹罐如T28（9）：19、H21：1、T28（11）：15與新砦H8：8、H8：18相似，白廟深腹罐T27（9）：6與新砦H8：16相似，白廟T27（9）：6形製已近於二裏頭文化一期的深腹罐如H53：12，但白廟的此件器物為方格紋，二裏頭文化一期的深腹罐多為籃紋和繩紋，且T27（9）：6束頸較二裏頭文化一期的同類器更明顯一些。柳林溪甕T1115〇4：21與新砦T2〇3：13相似。白廟深腹罐T33（8）：1、T33（6）：13與二裏頭文化一期的深腹罐H53：12相似。

　　另外，在白廟遺存中還有當地及江漢地區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並且在文化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中又有新創生的因素，如白廟罐T32〇7：9殘存的頸部及肩部與罐T32〇7：10相似，隻是略顯盤口，可能是受到川東地區盤口深腹罐口部特征的影響而產生的。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大體認為白廟遺存是在承繼了石家河文化部分因素的基礎上，受到川東地區同期遺存的強勢影響，同時吸收了鄂西石板巷子遺存的大量因素及中原地區新石器晚期遺存等的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又有部分新產生的因素。

　　仔細分析白廟遺存的文化因素構成，便會注意到其主要的炊器即深腹罐等來自於渝東地區，而其他部分炊食器及盛儲器等來自於鄂西地區石板巷子遺存甚至來源於河南地區的王灣三期文化、新砦期遺存等。這種文化構成的背後當蘊藏了深刻的曆史含義。

　　那麽，白廟遺存又是在什麽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呢？目前可根據已發表資料略作探討。

　　（1）渝東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在此前即已對鄂西峽江地區產生較大影響。據鄒後曦等先生的研究，“大約在大溪文化晚期，玉溪坪文化開始向傳統的大溪文化分布地區擴張，達到了瞿塘峽以東。屈家嶺文化時期，玉溪坪文化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越過巫峽，勢力達到了湖北西陵峽地區。”“從中堡島Ⅳ、Ⅴ期文化中玉溪坪文化遺物所占的分量初步判斷，玉溪坪文化對西陵峽區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

　　事實上，渝東地區玉溪坪文化對於鄂西峽江地區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石家河文化廟坪類型時期。從廟坪遺址來看，其折沿深腹罐（如H2：5、H3：3等）、高領罐（如H2：22、3、H10：9等）等都可在渝東地區的玉溪坪文化中找到來源。

　　（2）至白廟遺存時期或包括其後一段時間，渝東地區存在著以中壩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對於這類遺存，學界有多種稱呼，如有“哨棚嘴一期類型”、“老關廟下層文化”、魏家梁子文化、“哨棚嘴文化”、“哨棚嘴一期文化”、“羊子岩文化”、“老關廟文化”、“中壩文化”、“哨棚嘴三期文化”等。而且，對於以上提到的這些稱呼有的學者還有不同理解和認識。我們在此無意對這類遺存的文化命名進行討論。其實，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名稱無非是鏈接某一文化的代碼，在進行準確界定的情況下，隻要學界叫習慣了，也就不會產生歧義了。目前中壩遺址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基本延續了該類遺存的整個發展過程，且其指代的遺存明確，我們在此暫用中壩文化這一稱呼。

　　孫智彬先生曾將中壩遺址新石器時代遺存分為三期，盤口罐在一、二期數量均很多，至三期時，“陶器種類以尖底缸和侈口卷沿罐最具代表性。”從發掘簡報看，三期時大體有盤口罐逐漸減少的趨勢，且盤口部位有變淺和愈益不明顯的趨勢。而同時我們發現貼邊罐有增多趨勢，不知兩者是否有逐步替代的過程。白廟遺存中盤口罐始終數量較多，則其存續時間應主要相當於中壩文化的早中期或稍晚，其下限應不會至中壩文化的最晚期。可以看出，在中壩文化階段或至少是其早、中期階段，該文化正處於發展的鼎盛階段，這從該文化的分布及其對於白廟遺存的強烈影響便可明顯看出。渝東地區的文化影響致使鄂西峽江地區改變了石家河文化時期以鼎、釜、鼓（弧）腹罐為主要炊器的階段，而變為白廟遺存階段以深腹罐為炊器係統主體，鼎、釜、甑等均很少有這種狀況。促使發生這種變化的內因還需深入研究，但至少可以推測，伴隨鄂西峽江地區這種考古學文化上的變化，應有人群的流動作為依托。

　　（3）在白廟遺存中發現了來自於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由於兩地相距較遠，所以其體現的含義就更為重要。根據文獻記載，在堯、舜、禹時期都與三苗族發生過衝突。而至禹時期則更為激烈，據《墨子·非功下》：“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師大亂，後乃遂幾。”其他文獻也多有記載。對應於考古資料，研究者多將長江中遊地區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作為三苗集團的代表性遺存。長江中遊地區石家河文化之後，石板巷子遺存、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遺存等的出現，表現出與中原地區同期文化的較多共性，致使有的學者將石板巷子遺存歸入河南地區的煤山文化，作為其一個地方類型。而這種考古學文化上的變化，有學者認為正是禹伐三苗在考古學上的體現。孟華平先生認為，禹時期大體相當於所提出的後石家河文化時期，這一時期文化中所見的大量北來的文化因素正好為“苗師大亂，後乃遂幾”作了注腳。如果以上看法能夠大致反映當時的曆史真實，則中原地區新石器晚期文化因素見於鄂西峽江地區，則可能是在這一背景下的產物。而經由石板巷子遺存傳來的與中原地區相似的文化因素體現了怎樣的文化寓意還需進一步探討。

　　有學者根據《山海經·大荒南經》中“禹攻雲雨”的記載，認為“夏人勢力已經擴張到巫巴山地，有可能此時夏人已經移民巴地。那麽，夏人為什麽移民巴地呢？當是夏禹征伐三苗後出於鎮撫南地和監臨巴方的需要。”不過，我們目前從考古材料上還看不出對於夏人曾移民巴地這種觀點的支持。

　　附帶說一下，此時渝東地區的中壩文化雖以強烈的態勢影響整個鄂西峽江地區，但並未進一步像後來的三星堆文化那樣將文化因素傳至三峽以東地區，不知是否受到了石板巷子遺存等代表的人群的阻攔。

　　（4）《山海經·海內南經》“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記載：巴……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對於孟塗司巴之處，郭璞雲：即孟塗所居“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裏，也。”若如此，則說明至少在夏代初年，夏人與現在的鄂西峽江地區存有一定聯係。而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發現在相當於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晚期及新砦期階段，中原地區對於峽江地區確實有一定的影響。而根據學界對於夏代始年的一般認識，則這一時期已進入夏代初期階段。

　　三、從文化格局變遷探討白廟遺存的消亡

　　從中堡島遺址的情況看，白廟遺存後為以中堡島遺址中區第7層為代表的遺存。目前這類遺存的資料較為缺乏，所以對其麵貌的認識還有待更多資料的填充。王曉田先生在《早期巴文化的分期與特征》一文的分期中，將1985年發掘的東區第Ⅱ發掘點的第10層及1993年發掘的中區第11層與中堡島中區7層劃歸一期。但由於1993年的資料未見發表，在此不作討論。1985年中堡島東區第Ⅱ發掘點第10層的內含，根據王曉田著作92頁介紹與9層相同，9層出有小平底罐、豆形器、釜等，但報告中未見有發表器物。另外秭歸台丘遺址三期遺存出土的可複原的筒形罐三件，可能也屬於這一階段遺存。

　　《朝天嘴與中堡島》發表的中堡島中區第7層的遺物很少，陶器包括釜、折沿深腹罐、鼓腹小罐、杯、缽、折腹盆、圈足捉手器蓋、陶墊、陶紡輪等。根據該書94頁對於中區地層堆積第7層的介紹可知出土器物還包括小平底罐、豆形器、缸等，但因這幾種器物沒發表圖片，故不知其具體形製特征。根據《朝天嘴與中堡島》報告中對遺物的介紹，可大體獲知中堡島中區第7層時期，陶器包括夾砂陶與泥質陶。陶色有褐（或灰褐）、灰黑（或黑）、灰、紅、灰白等。紋飾有繩紋、弦紋、籃紋、方格紋等。

　　但仔細分析這類遺存，可以大體看出以下特點：

　　（1）與白廟遺存相比，兩者的主體器物群發生變化，所以，無法歸入一種考古學文化。另外，此時陶器群中不見了盤口罐等來自於渝東地區的文化因素，而與此現象相伴的是渝東地區中壩文化晚期中的盤口罐也明顯減少，並最終消失。

　　（2）此時來自三星堆文化的以小平底罐為代表的因素還未湧入鄂西峽江地區或剛剛進入峽江地區，由於目前僅是文字介紹此時出現小平底罐和豆形器，而未見器物圖資料，則不敢貿然斷定是否與三星堆文化的器物相似。但根據此時分布於渝東地區的中壩文化最晚期遺存中暫不見來自三星堆文化的影響看，三星堆文化因素可能此時還未影響到鄂西峽江地區，當然最終還需考古發掘資料來論定。

　　（3）此時的陶器群反映出與渝東地區的文化交流極少，兩者中基本不互見來自對方的文化因素。

　　（4）此時遺址數量明顯減少是否表明該類遺存正處於峽江地區文化發展的低落期。而這種文化發展衰退跡象也可能與渝東地區文化因素的“撤退”有關吧。當然，也有學者指出“在三峽東段相當於龍山時代及稍晚階段的文化遺存發現不多，當不是偶然的，可能與這一時期的降水多，長江水位偏高有關。”

　　以上的看法是在現有資料很少的情況下歸納總結的，肯定會存在不全麵甚至不當之處，這是我們在此必須首先提出的。

　　目前我們可以大致看出鄂西峽江地區白廟遺存的消亡與以中堡島中區第7層為代表的遺存的形成，表現出了明顯的斷裂性。這種斷裂性還體現在與渝東地區中壩文化相似文化因素的突然消失。不過，在中堡島中區第7層遺存中存在的深腹罐等器物似乎體現了與白廟遺存有一定的延續性。這種文化變遷是人群的巨大變動，還是如學者所說的自然原因所導致還需更多材料的詳細論證。

　　四、結語

　　通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白廟遺存在鄂西峽江地區的文化譜係中占有重要地位，該類遺存的形成在表現出一定延續性的同時，體現了更多的突然性，改變了以往鄂西峽江地區一直歸屬於長江中遊地區文化係統的格局，從此開啟了鄂西峽江地區夏商時期具有自身特色文化麵貌的新階段。根據前文分析，白廟遺存是主要在融合渝東中壩文化、鄂西石板巷子遺存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基礎上形成的，正因為該類遺存所具有的融合性，也恰是其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個方麵，使得我們暫時還無法將其歸入其他文化中。而該類遺存的突然消亡，也帶給我們更多的思考，希望隨著資料的增多，關於白廟遺存相關問題的研究也能夠逐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