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七講 大局

　　大局觀就是戰略觀。不管是贏利性組織（企業），還是非贏利性組織（政府），沒有良好的大局觀，沒有正確的戰略規畫，就難以持續發展。

　　曾國藩下圍棋有癮，在戰事最吃緊的日子裏，幾乎天天下，多的時候可以下到三四局，就是為了緩解自己的精神壓力。他的棋力有多高，暫時還沒查到資料，不過他一定知道，良好的大局觀是棋手的必備素質。缺乏大局觀，即使在一個局部上爭得勝利，也容易因小失大，輸掉整盤大棋。圍棋上的大局觀與軍事上的全局觀、戰略觀，兩者確有相通之處（圍棋肯定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曾國藩的軍事活動。鹹豐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早晨，圍攻安慶正緊的時候，他給曾國荃寫信說：“趁狗（陳玉成）在桐未歸之時，趕緊紮成，如圍棋然，兩塊相粘連則活矣。”要曾國荃想辦法跟鮑超的兵營連接起來）。

　　“識大體，規全局，文正公之獨特異長也”，就是說曾國藩有良好的大局觀和長遠的大局規畫能力。

　　曾國藩的啟示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時。

　　洋務與京官

　　辦洋務的時候，他主張自己辦廠，自己造鐵船大炮。什麽都是空白，什麽都向西方學，結果十年才造出第一艘船來，還跑得慢，根本不能滿足軍事要求，後來逐漸能夠一年造一艘，總共造出來七艘。他也知道這些毛病，但他更看重未來的希望，在緩慢的學習過程中，中國會逐漸摸索出自己的技術道路，就不再處處受製於洋人。

　　曾國藩死後，李鴻章接管江南製造局，就改變了他的方針，不自己造，直接從西方購買整裝軍艦，這樣見效快，戰鬥力強，容易有成果。從此之後，江南製造局就變成了修理廠，十年間隻造出一支船，最後完全停止了造船業務。

　　由於洋務運動存在某種先天性的缺陷，不論在曾國藩手上，還是在李鴻章手上，都隻有一個結局。但是，按照曾國藩的搞法，至少可以為國家保留一點技術力量；按李鴻章的搞法，除了空曠的廠房，什麽都留不下來，等於是完全破壞了僅有的一點技術希望。

　　曾國藩的啟示

　　磨刀不誤砍柴功。

　　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李鴻章比曾國藩還是要差一截。李鴻章也很不容易，這裏不是要否定他。

　　石達開在英勇就義之前，說了一句話：“（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為覯也。”這句話說了他的一大缺點，又誇了他兩項能力，缺點就是儒緩，不善於打仗，優點就是善於識拔人才，善於規畫大局。

　　他的大局觀從哪裏來的呢？跟他的胸襟抱負有關。以天下為己任，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是儒家文化的一大傳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傳統，這套傳統培養出一大批全才、通才來，曾國藩是其中的傑出代表。當然儒家文化也注定有其缺失的一麵。當範圍擴大到全球的時候，那些缺失就更加突出。

　　他是一個為朝廷謀全局的功臣，為他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規畫全局的讀書人。他不想隻當一個大官，而想有一番作為，“不為聖賢，便為禽獸”，所以用“不怕死，不愛財”來要求自己。這是他的利益立場和胸襟抱負所決定的。

　　他在京城做官的時候，就已經表現出了他的大局觀。鹹豐皇帝剛剛接過權力，曾國藩就上了一道奏章，大談人才之道。他做過吏部侍郎，知道朝廷缺乏人才，擔心“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因此想說服鹹豐帝，如果現在就開始講求，“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他也做過兵部侍郎，知道綠營兵已經腐敗，希望裁汰羸兵，訓練精兵。這些都表明，他從大局出發，在為天下考慮。

　　戰爭的大局觀

　　自從帶兵之後，他的日子就過得辛苦起來，盡管高官厚祿、榮華富貴、名垂萬世，什麽都享受過了，實際上卻是苦多樂少，憂懼參半。“每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南方的春風是喜慶的、和暖的、溫柔的、帶著希望的，他卻隻聽到怒吼，隻感到心碎，即使十倍誇張，也可以看到他的苦澀心情。年老了，臨死前的那些天，也是“敗葉滿山”多，安詳寧靜少。又有很多文字記述說，他是一個幽默的人，經常講笑話，聽者大笑，他卻端坐不動，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他的做人麵貌。他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座神。

　　關於他的大局觀，這裏先摘抄三段文字，看了再說：

　　鹹豐三年十二月廿一日《瀝陳現辦情形折》（那時他正在衡陽練兵，馬上就要練成了，安徽告急，皇帝要他去支援，他拒絕了，而談起武昌的重要性，數省合防，以武昌為先）：

　　現在大局，宜堵截江麵，攻散賊船，以保武昌……論天下之大局，則武昌為必爭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則能扼金陵之上遊，能固荊襄之門戶，能通兩廣、四川之餉道。若武昌不保，則恐成割據之勢，此最可憂者也。

　　鹹豐九年正月十一日《通籌全局仍請添練馬隊折》：

　　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則安徽軍務最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根本。誠使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剿皖南，則可分金陵之賊勢，即可紓浙江之隱憂。剿皖北，則可分廬州之賊勢，即可紓山東河南之隱憂……而上遊之勢既重，即下遊之賊，不得不以全力禦我。

　　鹹豐十年五月初三日《蘇、常、無錫失陷，遵旨通籌全局並辦理大概情形折》：

　　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複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則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製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複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

　　曾國藩規畫的大局，就是以上遊為龍頭、為基地，順著長江往下打，打到哪裏算哪裏，一城一城克服，最後直搗金陵。整個戰爭也是這樣發展的，武漢、九江、安慶這三個重鎮，雙方進行了反複爭奪，戰鬥也最殘酷悲壯，武漢太平軍攻占了三次，九江被湘軍圍困了四年，安慶則成為雙方的決戰地，誰奪得安慶，誰就能贏得最後的勝利。

　　李秀成沒有重視上遊，盡管在江浙地區打得敵人鬼哭狼嚎，打得鹹豐手忙腳亂，卻錯過了援救安慶和南京的最佳時機。他也被稱為“忠王”，也奪得蘇州、常州這樣的富庶地方，卻無法挽回大勢。由於李秀成不重視長江上遊，太平天國在後期戰略上，就已經輸掉了。這就是曾國藩在上麵說的，“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安慶打下來之後，曾國藩製定了一個三路進兵的大局。那時胡林翼已經死了，就靠他一個人拿主意。

　　南京四麵分別為安徽、江蘇、上海、浙江所環繞。順著長江下去，過了安徽，就是南京，所以曾國藩在奏折中說，“安徽軍務最為吃緊”，把安慶作為主戰場，軍事再困難，也堅決不肯撤圍。他抓住了戰局大勢的根本所在，死死盯住安慶不放。安徽省肅清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南京。為了這一天，他已經辛苦工作了整整十年，自殺未遂三次，走在鬼門關兩次。

　　根據南京的地緣形勢，他安排的三路大軍分別為：湘軍主力從安慶出發，順著長江一路打下去，直接打到南京城，將領有曾國荃、李續宜、鮑超；左宗棠帶一支部隊去收複浙江，李鴻章帶一支部隊去收複上海、蘇州、常州，他們負責剿清太平軍的外圍，破壞南京的物資供應基地，從東麵配合主力圍攻南京。

　　左宗棠收複浙江全境，李鴻章肅清上海、蘇州、常州等地之後，南京就成為一座孤城，被湘軍四麵包圍。整個戰爭進程，幾乎都在按照曾國藩設計的順序進行。

　　現在來勾勒一下整個戰爭的發展形勢圖。

　　南京上遊有三座重鎮，分別是武昌、九江、安慶，基本上可以這麽劃分：

　　打武昌是他最幸福的時期，軍事上節節勝利，幾乎沒有什麽阻礙。

　　打九江是他最困難的日子，花了三年半才打下來，與此相應，他坐困江西兩年，回家奔喪一年四個月。

　　從打安慶開始，他變得順遂起來，地方實權拿到了，安慶也打下來了，攻克南京不過是順序問題，他所遭遇的祁門曆險記，其實是險而不驚、驚而不險。

　　下麵是戰爭進程的大概輪廓：

　　1.鹹豐四年（1854）正月，湘軍從衡陽出發，四月靖港敗仗，八月攻下武昌，十一月打到九江。（幸福時期）

　　2.一個月之後，有湖口之敗，太平軍奪回武昌，曾國藩開始坐困江西，塔齊布死在九江，羅澤南死在武昌。鹹豐七年（1857）二月，曾國藩委軍奔喪。這期間，在胡林翼的指揮下，九江於鹹豐八年三月被攻克。（困難時期）

　　3.鹹豐八年（1858）六月，曾國藩再次出山。

　　4.鹹豐十年（1860）四月，曾國藩授兩江總督。第二年八月，攻陷安慶。三年後攻克南京。（順遂時期）

　　湖口之敗

　　從衡陽出發算起，湘軍打武昌，打九江，隻用了十個月，到最後攻陷南京時，則用了整整十年。勝負的轉折點有兩個，一是湖口之敗，二是授兩江總督。從洪秀全方麵來說，轉折點是天京事變，太平天國起了內訌，開始由盛而衰。

　　湖口之敗，一是因為石達開、羅大綱親自來到九江，加強了前線指揮力量，他們與林啟榮、陳玉成，都是太平軍的優秀將領。而湘軍方麵，因為勝利來得太快，不免開始驕傲，又連續作戰，沒有休整，屬於疲憊之師，更沒有坐下來研究太平軍指揮係統的變化，結果遭遇慘敗。水師損失最大，被分割成兩路，一路被封鎖在鄱陽湖內，一路退回長江上遊修船。陸師也割成四塊，形不成戰鬥力，曾國藩開始坐困江西。

　　如果完全由曾國藩來規劃，湘軍不會十個月就打到九江，是否有湖口慘敗，也未可知。打下武昌之後，曾國藩跟鹹豐皇帝報告說，“臣等細察大局”，現在有三個顧慮：一是接連打勝仗，將士開始驕傲輕敵；二是長江兩岸沒有肅清，繼續東去，孤軍深入，糧道易斷；三是後方太遠，補給困難。

　　末尾又說：“現在機勢大有可乘，臣等急思東下，以圖克複沿江諸城。然念三者，步步艱難，又不能不熟思審度，縷陳於聖主之前。伏乞聖慈垂鑒，訓示施行。”

　　曾國藩似乎在說，我有此三大顧慮，現在報告給您，部隊是停下來休整，還是立刻東進，聽皇上訓示，再做施行。他既知道可以乘著勝勢，繼續往下打，同時也看到外部環境的不利狀況，越往下打，敵人越多，後勤越困難，這就是大局觀。

　　鹹豐皇帝連下三道諭旨，要他繼續東去，“直搗金陵”。他恨死了那個“逆首”加“落第秀才”，竟然敢在南京跟他作對，也恨不得立刻就打過去，搞死他。洪秀全可以含笑了，天下沒有幾個人能讓皇帝恨得牙齒癢癢的，卻又拿他沒有辦法。

　　湖口慘敗的責任未必全在鹹豐皇帝，不要忘了，那時他才23歲，從年齡看，“大學才剛剛畢業”。曾國藩當時43歲，也清楚湘軍的三大缺陷，卻沒有像在衡陽練兵的時候那樣，兵沒有練成，炮船未堅固，就決不出兵。那一回，皇帝三次命令他出兵，他都頂住了，這一回，卻沒見他反對，原因在哪裏？可能他自己也有些驕傲，因此沒有警惕。

　　那時他指揮湘軍作戰才幾個月，實戰經驗其實還很有限，難怪在攻打城陵磯的時候，太平軍老將曾天養笑話他——“誰說曾妖知兵”，又連續打了勝仗，盡管嘴裏常念叨著“謹慎”，行動上卻大意起來。

　　曾國藩的啟示

　　一帆風順的時候更需要行事謹慎。

　　靖港之敗，他羞憤得跳江自殺，主要不是因為吃了敗仗，而是怕被人看笑話。平時他譏諷綠營兵聞風而逃，以為自己訓練的湘軍斷不會如此，結果還是一個樣子，一觸即潰。他提了長劍，親自督陣，“過旗者斬”，士兵繞著大旗跑，他欲哭無淚。他體會最深的，不是謹慎，而是整頓軍紀。

　　正是從湖口之敗起，他才深刻體會到穩打穩紮、步步為營、謹慎用兵的妙處。

　　胸懷全局

　　不過湖口之敗並不否定他有良好的大局觀。

　　還在衡陽練兵的時候，曾國藩就跟鹹豐皇帝說：“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不如數省合防，糜餉少而力較厚。即與張芾、江忠源商量，亦言四省合防之道。”鹹豐皇帝卻來嘲笑他：“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事實證明數省合防是有效的。後來撚軍失敗，曾國藩、李鴻章采用河防，其實也以數省合防為基礎。遺憾的是，要等他做了兩江總督之後，才能真正實現數省合防，時間一晃就是七年。

　　胸懷全局，才能想到數省合防。那時他可能隻想到軍事一層，還沒想到政治一層，地方實權清政府不願意給他，後來是沒有辦法了，才讓他做兩江總督，總攬四省軍務。

　　朝廷要他一會兒去支援武昌，一會兒支援廬州，他一個都沒去，堅持兵沒練成，炮船未齊，決不出兵。是他隻顧自己練兵，不管大局嗎？恰恰相反，他兩眼一直盯著大局。

　　他跟那個年輕的皇帝說：“論緊急，目前當然是廬州，論大局，必爭之地卻在武昌。武昌控製著金陵下遊，武昌丟了，敵人就成割據之勢，這是最擔憂的。武昌不丟，則我軍各路都能通氣，湖南、湖北、廣西、廣東、四川都可以往來接應。目前最好的辦法，就集合湖南、湖北的兵力，水陸並進，先鞏固武昌，再一步一步打下去，與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則大局可以支撐。”

　　這是曾國藩最早提出的全局謀略，時間在鹹豐三年（1853）十二月廿一日，當時他正在衡陽練兵，一邊練兵，一邊就想好了進兵總方針，以兩湖為基地，順著長江打下去，一直打到南京。以後的大局部署，都沒有脫出這個謀略指導。

　　對比一下他與江忠源的情況。江忠源最早建立功勳，也深得鹹豐帝信任。鹹豐帝喜歡他，不僅因為他能打仗，也因為他肯聽命令，不討價還價。在重視上遊這個大局觀上，按照曾國藩的說法，江忠源跟他是一致的。但在執行命令的時候，曾國藩卻敢於堅持自己的判斷。鹹豐帝要江忠源去援救廬州，盡管身體有病，也隻有兩千人馬，他卻二話沒說，冒死去了，並死在那裏。

　　曾國藩卻沒有那麽愚忠。鹹豐帝三次要他出兵，他都拒絕了。打安慶的時候，李秀成率領大部隊在江南馳騁，蘇州、常州和浙江到處告急，並被一一踏平，清政府要他趕緊支援，曾國藩都不予理睬，而死死盯著安慶不放，因為他從根本上重視上遊，上遊沒有肅清，就先不管下遊。

　　曾國藩的啟示

　　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中心工作，且每個階段隻有一個中心工作，專心辦此一事，決不旁騖。

　　湖口挫敗之後，湘軍水師一分為二，陸軍一分為四，突然失去了中心目標，或者說有了六個中心目標。坐困江西那幾年，軍事不見起色，就跟這個有關係。

　　換一個說法，就是區分最重要的和最緊要的。首先要抓住最重要的東西，其次才是最緊要的東西，不能顛倒，顛倒了就無所謂良好的大局觀了。當然很多時候，最重要的與最緊要的會相互轉換。年輕的皇上在這一點上顯然不及老謀深算的曾國藩。曾國藩即使不帶兵打仗，也可以為帝王師。

　　其次是重視水師。這是跟重視上遊相關聯的一個決策，或者說是大局觀下的一個子謀略。

　　太平軍失敗跟他們喪失水師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太平天國在沒有碰到湘軍之前，打得清兵隻敢遠遠尾隨，不敢靠近，基本沒有遇到對手，一是因為綠營兵腐敗不能戰，二是因為太平軍有水師。據說他們的戰船有一萬艘，遮蔽了長江，順水東去，又省時，又省力，可以日夜不停地行軍。清兵在陸地上追，哪裏趕得上？

　　湘軍水師在九江、湖口戰敗之後，被分割成兩支，暫時失去戰鬥能力，太平軍乘勝反擊，迅速奪回武昌。但是，湘軍水師並沒有被打垮，經過修複和積累，又逐漸恢複了活力，還尋機大肆燒毀太平軍的戰船。

　　在鹹豐四年十月的一次戰鬥中，按照曾國藩的報告，他們燒毀太平軍四千艘戰船，即使他誇大其詞，半數大概也還是有的。在那前後的一年時間中，他們總共燒毀太平軍九千艘戰船，基本摧毀了太平軍的水師力量，長江上下都飄著他的“曾”字大旗。

　　如此一來，太平軍全靠陸路往來救援，物資消耗大，戰士也疲憊，借不得江水半分便利。湘軍有水陸兩隻手，太平軍隻有一隻手，軍事上明顯處於劣勢。江麵被湘軍全麵封鎖，陸上又被湘軍壕牆死死圍困，九江、安慶、南京都是這樣被攻破的。

　　這既跟重視上遊有關，也跟太平軍對水師使用過多、建設過少有關。曾國藩在建設水師的時候，不僅努力試驗，非船堅炮利不可，大量裝備西洋大炮，建成當時中國最先進的內河水師，而且船炮未齊，還不出兵，態度非常堅決。太平軍的戰船都由民船、商船改建，雖然數量龐大，卻很落後，質量不精，開仗之後，吃了不少大虧。盡管也嚐試著像湘軍那樣建設新式戰船，卻始終沒有成功。當大批船隻被湘軍燒毀，加上天京事變，太平軍水師就徹底完了。

　　還有一點就是規畫長遠。前麵講的江南製造局就體現了這一點。曾國藩沒有料到，後來也不敢正視的，就是他建設湘軍，雖然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造成清朝一時的中興局麵，卻破壞了兵為國有的製度，造成兵為將有的事實，而成為近代軍閥的開山祖師，以致清朝滅亡之後，中國各路軍閥混戰了差不多二十年。

　　這裏對曾國藩的大局觀按時間做一個總結。

　　1.鹹豐三年（1853）十二月，他還在衡陽練兵，給皇帝寫信說，論天下大局，以保武昌為首，強調要數省合防。那時太平軍已經攻占南京，並派兵西征，打到了安徽，武昌形勢也很危急。鹹豐帝要他出兵去救安徽。曾國藩認為安徽雖然危急，保武昌卻更加重要，武昌是大局中心所在，所以沒出兵去救安徽。結果江忠源戰死在廬州。一個月之後，曾國藩帶兵出發了，在湘潭遇到了太平天國的西征軍，第一次打了勝仗。

　　2.鹹豐四年閏七月，要準備打武昌了，他又給皇帝寫信說：“我看天下大局，西北的形勢在陸地，利用車馬，東南的形勢在水上，利用舟船。太平軍有戰船萬支，縱橫長江數千裏。官兵沒有水師，追趕不上，所以挫敗。我奉命籌備水師，因此才有嶽州等捷報。懇請皇帝允許紳民捐錢造船，繼續增強水師力量，好向下遊進軍。”湘潭、嶽州勝利之後，湘軍的戰船也有一些損耗，曾國藩從大局出發，看到西北與東南的不同地緣特征，要求進一步加強水師力量。

　　3.鹹豐四年八月，打下武昌之後，曾國藩跟鹹豐帝報告戰況，末尾說道：“然臣等細察大局，尚有可慮者數端。”就是他所擔心的湘軍驕傲、敵人強大、後方困難三大缺點，其中暗伏敗機。這些表明，在接連而來的勝利麵前，他還是保持著冷靜，思維清晰。鹹豐命令他繼續東進，結果有湖口之敗。

　　4.鹹豐五年二月、三月，他給鹹豐帝寫信，報告湖口之敗的情況，並討論天下大局說：“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全局論之，陸路須有勁兵四支，水陸須有勁兵兩支，沿著長江，逐漸肅清兩岸，水陸並進，才是良策。”

　　那時武昌又被太平軍奪回，曾國藩坐困長江中段，上不去，下不來。但武昌為大局根本，所以他請求分兵先救武昌。兵力卻成了問題。塔齊布圍九江分去六千，羅澤南回救武昌又帶走三千，他手上隻有兩三千兵，基本上沒有戰鬥力，於是造成坐困江西的局麵。他知道那不是“完全之策”，但沒有皇帝的命令，他不能亂動，而且他認為，自己待在江西，也能起到牽製敵人的作用。所以，盡管很困難，他還是兩眼盯著大局。

　　遺憾的是，洪秀全看湘軍潰敗，武昌收複，就把石達開調回南京，商量如何攻破清兵的江南、江北大營去了。這個戰略決策顯然沒有抓住大局根本所在。

　　清兵的江南、江北大營對南京形成軍事包圍，似乎時刻威脅著南京的安全。但從戰鬥成績來看，清兵幾乎沒有打贏過太平軍，唯獨湘軍取得了接連的勝利，湘軍才是太平軍的真正對手。

　　既然曾國藩重視從上遊打到下遊，武昌為大局根本，這當然也是太平軍的防禦根本，武昌是南京的防禦重點。

　　清兵以江南江北大營包圍南京，看似危急，其實不及武昌重要。一者，清兵被打怕了，他們不敢輕易與太平軍交手，戰鬥力也弱，不禁打。他們圍困南京，是奉了皇帝命令，不得不駐紮在那裏，卻沒有勇氣攻城。二者，太平天國內部團結，還有數萬能征善戰的老將士在南京，即使清兵攻城，也足可以保衛南京。

　　如果太平天國方麵能夠認真搜集情報，仔細研究敵人狀況，研究敵人力量強弱特點，然後抓住根本，果斷決策，也許就是先在湖北、江西堅決作戰，徹底摧毀湘軍水師。曾國藩身邊不過兩三千人，由李元度帶領，李元度卻不是將才，以石達開的戰鬥風格，完全有可能殲滅曾國藩。

　　後來，太平軍也終於徹底攻破清兵的江南、江北大營，結果怎樣呢？左宗棠拍手稱快，因為湘軍可以直接進兵圍攻南京了，太平軍攻破清兵大營，等於是幫湘軍掃清了進兵障礙。這是敵人的內部矛盾，洪秀全方麵沒有認真研究。

　　曾國藩《挺經》之第一條，就是要求入局，站在旁邊呐喊，或者當事後諸葛亮，三歲小孩似乎也會；而要身在其中，仔細考察大局，分辨敵我變化，卻非易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也就是這個意思吧。

　　5.鹹豐九年正月，曾國藩複出之後，跟皇帝說：“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則安徽軍務最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原來福建危急，鹹豐又想讓他帶兵去救福建，曾國藩就分析大局，還是要求把攻防重點放在安徽，上遊剿清，下遊自然無虞。他還說，我全力攻打安慶，敵人必然全力救安慶，下遊的敵人也就被吸引過來，福建之困自然能解。

　　6.鹹豐十年五月，曾國藩已授兩江總督，湘軍圍攻安慶也已開始，正好浙江告急，鹹豐帝命令曾國藩派兵支援。曾國藩寫信說：“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乃能成功……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複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複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他的意思就是，寧可暫時丟掉長江下遊，安慶也決不撤圍。安慶一破，全局就生動起來。後來的戰鬥進程也證實了他的大局規畫。安慶攻破之後，他又派出兩支部隊，左宗棠去救浙江，李鴻章救上海、蘇州、常州。等到浙江、上海等地收複，南京就成為一坐孤城，圍而不打，也會自行攻陷。

　　大局觀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重點。後來的一位更加偉大的湖南人，也在不同的時期，做了不同的大局形勢分析，其典型題目就是《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題目就表達了一個真理，首先要分析外部形勢，然後才來製定任務。一切行之有效的大局觀，必須以外部環境為現實基礎。不能正確考察外部形勢，或者是漏掉了重要細節，都會犯下大錯，甚至難以挽回。

　　這就是大局觀，也就是戰略觀。古往今來，因為戰略觀錯誤而招致失敗，可謂數不勝數。看一看太平天國後期的戰略觀，與曾國藩的相比較，可以發現其中的差別。

　　石達開出走之後，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由香港來到南京。這個人頗有一些才幹，對西方的先進科技、中國的政治動向都有所了解，給太平天國事業帶來一些希望，洪秀全封他為“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撫朝綱幹王”。

　　1860年5月，即鹹豐十年四月，洪仁提出一個大局方案：南京距中國西部、北部、南部各省，都有五六千裏遠，唯有東邊蘇、杭、上海等，不到一千裏，不如先取下遊，容易成功，多得錢糧之後，購買二十艘輪船，沿江而上，江西、湖北可以為我所有，根本也就穩固了。其根本就是先取下遊，再爭上遊。這個大局觀的最大缺點是，隻照顧了自己的想法，而不考慮外部環境，不考慮敵人的情況，不考慮地緣形勢對戰爭的影響。

　　太平軍在決定東取蘇、杭的時候，湘軍準備攻打安慶的計劃已經部署完畢，曾國荃的吉字營也已到達安慶城外。陳玉成提出先救安慶，就是因為他知道安慶危急，也重視長江上遊。可能是限於他的年齡，沒有能夠像曾國藩那樣，提出高瞻遠矚的大局觀來，也就沒能說服洪秀全先救安慶，再爭蘇、杭。等太平軍再回救安慶的時候，湘軍已經在安慶外圍深溝高壘，以逸待勞，隻等太平軍來了。

　　曾國藩重視水師建設，就是想充分占據和利用長江這個地緣優勢，所以他才總結曆史說，“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遊之勢”。

　　西晉伐吳與隋朝滅陳

　　曾國藩說自古平南之賊，最早要從秦始皇派王翦滅楚開始。而利用長江水勢之便，以舟船水師為主力，最先是從西晉攻伐吳國開始的。

　　西晉還沒建立時，司馬昭就製定了一個戰略決策：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攻滅吳國。

　　蜀國打下來了，司馬炎也取代曹魏建立西晉，是為晉武帝，開始做伐吳的準備，因此大封劉禪及其大臣五十餘人，隆重褒獎諸葛亮父子，以“慰巴蜀之心”，而“傾吳人之望”。

　　公元272年，西晉名將羊祜與晉武帝司馬炎暗中商量，該如何一舉滅掉東吳。羊祜認為，一定要借助長江上遊之勢，並請求老將王繼續留任成都，在蜀地修造戰船，訓練水軍，到時可以順流而下，直趨建業（今江蘇南京）。

　　王開始修造戰船，結果有大量木材廢料拋入江中，順水流入吳國。吳國發現之後，判斷西晉在造船，要來攻打東吳，趕緊報告孫皓。孫皓貪酒好色，理都不理。

　　公元276年，羊祜正式上疏，公開明確伐吳大計。他是一個很有政治遠見的傑出將領，他所設計的伐吳大計，後來全部被采納。

　　公元278年，羊祜老了，也得了病，說：“吳主孫皓，昏暴濫殺，不得人心，正是伐吳的好時機。如果錯過了，萬一孫皓死了，東吳新立明君，即使有百萬大軍，也不能突破長江，那成為後患啊。”臨死前，推薦杜預接替自己。杜甫就是杜預的19世孫。

　　公元279年，老將王，也上疏請求伐吳：“孫皓荒淫凶逆，正宜速伐。若今不伐，孫皓一死，更立賢主，則為強敵。臣造船七年，日有朽敗，我已七十，死亡無日。誠願陛下，無失事機。”

　　朝廷重臣賈充卻跳出來反對，加上別的一些原因，西晉打算明年出師。

　　杜預連續兩次上疏，請求立即出兵。晉武帝正在跟一個大臣下棋，大臣乘機進言說：“陛下聖明神武，號令如一，孫皓誅殺賢能，大失人望，如果發兵討伐，可一舉而定。”晉武帝終於下定決心，立即伐吳。

　　西晉以六路大軍，從六個方向上對東吳發起總攻擊。陸路五軍，皆由北向南進兵，水軍一路，則有老將王率領，沿江東下。王造的戰船，大的可載兩千人，甲板上可以跑馬。他帶著七萬水軍，浩浩蕩蕩殺向東吳。他用大火燒毀攔江鐵索，迅速打到湖北境內，兵力增加到九萬三千人。

　　東吳雖據長江天險，卻因為內政不休，軍紀不振，全無防備，隻好倉促迎戰，不能有效抵抗。保衛建業的兩萬吳兵，本來也有高大的戰船，還沒有出戰，士兵就逃光了。王最先攻入建業。吳主孫皓把自己捆綁好了，到門口投降。東吳宣告滅亡。

　　隋文帝楊堅自建立隋朝時，就在計劃如何滅陳。八年時間裏，他先後征詢了十一位大臣的意見。經過精心準備，楊堅製定了一個完備、周密的滅陳戰略。

　　先在長江上遊大造戰船，做出由上遊重兵進攻的樣子，把陳國的兵力調到上遊來，結果下遊防線就空虛了。還命令駐守長江北岸的大將賀若弼設計種種假象，欺騙陳國，使他們對隋朝放鬆警惕。

　　突厥的問題處理好了之後，楊堅就轉過身來，準備實施滅陳大計。經過前麵的充分準備，楊堅於公元588年，發水陸大軍五十一萬八千人，分八路進兵，在“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橫亙數千裏”的沿江寬大戰線上，采取集中兵力，重點突破的原則，開始發起攻擊。

　　八路進兵，三路在長江上遊，戰略目的是切斷上遊陳軍的歸路，使其無法回援建康（今江蘇南京），為次要攻擊方向。五路在長江下遊，為主要攻擊方向，目標是陳國都城建康及下遊主要戰略區域，爭取一舉滅陳。

　　水師由名將楊素率領，最先發動。陳國也有三條鐵索橫阻長江。楊素登陸作戰，打敗岸上守軍，拆毀鐵索，非常環保地清除江麵，戰船繼續東進，攻占武漢，控製了整個長江上遊，堵住了長江上遊陳軍的歸路。

　　長江下遊的五路大軍，乘敵人空虛，在陳朝慶賀元會之日，突然發起攻擊。由於陳軍全無防備，國君陳叔寶又昏庸無能，一個星期之後，隋朝大將賀若弼、韓擒虎就率兵打過長江，從三麵包圍了建康。

　　這個時候，陳叔寶除了日夜啼泣，就孤注一擲，把全部兵力拉到城外，從正麵布成一字長蛇陣，綿延二十裏，想阻擊敵人的進攻。

　　賀若弼帶領八千人，自鍾山下馳，首先衝擊陳國的一字長蛇陣，初戰不利，損失二百七十人。稍做休整，又衝擊長蛇陣北端，結果陳軍一觸即潰，大將帶兵先逃，長蛇陣就瓦解了。

　　韓擒虎則乘虛而入，從建康西南攻入城裏。陳叔寶帶著兩個美麗的老婆藏到井裏，也被韓擒虎搜出來，做了俘虜。陳朝宣告滅亡，中國終於結束了南北朝的混亂局麵，開始了隋唐大一統的時代。

　　以上兩次戰鬥，為中國古代兩次大規模江上作戰的成功戰例，有很多相似之處。

　　從戰略準備時間來看，晉伐吳準備了十七年（從司馬昭算起），隋滅陳用了八年。從出兵數量來看，西晉出兵二十萬多一點，隋朝兵力為五十一萬八千。從作戰時間看，晉伐吳用了五個月，隋滅陳隻用了一個月。從結果看，晉伐吳之後，全國統一時間隻持續了三十七年，就分成了東晉與南北朝十六國的分割狀態，隋滅陳之後，則開創了隋唐三百年的統一局麵。

　　這些都為中國古代長江作戰提供了新鮮的經驗和視野。

　　此外，北宋平南唐，也是這樣。而曹操攻打東吳時，主要靠陸軍，水軍是臨時招募來的，以降將為主，結果大敗赤壁。前秦苻堅也以陸軍六十萬，騎兵二十七萬，大舉攻伐東晉，也沒有水師，也大敗而還。盡管他們的失敗跟缺少得力水師沒有直接關係，卻從一個側麵表現了曾國藩“自古平南之賊”的大局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