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啟示

第三講 血誠

　　曾國藩給我們的啟示有很多，本書側重於個人成功，而不是曆史問題，所以把血誠列為第二。跟他同時代的人，有立功的，有立言的，也有立德，而能稱並三不朽者，僅此一人。他是個書生，來自農村，全無背景，卻能官居極品，統兵三十萬，號令天下人才，成功鎮壓太平天國，靠的就是他的一片血誠。

　　他是在為誰盡那一片血誠？說高一些，是他的人生理想。儒家培養的就是竭盡血誠之人，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做人生理想。湖南農村至今保持著耕讀傳家的傳統，仍然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所不同的是，君字已經改為國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儒家的一種人生態度，曾國藩早年就發達了，所以他要兼濟天下，而非獨善其身。

　　上書惹惱鹹豐帝

　　曾國藩出生在偏僻的農村，如果不是大清朝廷的科舉考試，無論他多麽聰明，無論他怎麽奮鬥，都不可能在十年間爬上二品高官。27歲考中進士，37歲做大官，這樣順遂的官場道路，一般書生想都莫想。正是清政府給了他機會，所以他擁護清政府，感謝清政府，主動站在清政府一邊，自覺報答它。他自己也說：“我一個窮人出身，卻攝居高位，如果還不知足，連鬼神都不會答應了。”“從此以後，我定要竭盡血誠，精忠報國，決不顧個人私利。”同樣的利益立場決定了，他所要竭盡血誠的對象，必然是大清朝廷。這是他的階級性所決定的。

　　但他對大清朝廷又不滿意。滿清經過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幾朝，社會矛盾被盛世掩蓋了，鴉片戰爭則像掀鍋蓋一樣，把清朝的腐朽揭露開來。曾國藩來自社會底層，知道老百姓的苦，做官以後，又看到官場的糜爛貪暴，所以他跟一般官僚不同。他痛恨官場的黑暗腐敗，正是官吏的貪暴和壓榨，逼迫百姓造反。所以他用“不愛財、不怕死”來要求自己，想整頓吏治，革除弊政，維護和更新大清朝廷的統治，希望出現像唐朝、宋朝那樣的中興局麵。但是，除了成功鎮壓太平天國，讓大清朝廷多延續了五十年之外，中興局麵始終沒有出現，因為那是一種幻想，他不可能實現。

　　盡管他對大清有不同的看法，又無野心推翻它自己做皇帝，所以他別無選擇，隻能把自己的血誠奉獻給大清，希望整朝綱，興利除弊，維係大清王朝的統治。

　　他能看到大清的腐敗和危機，是由他的家庭背景和他所交往的一群書生決定的。他來自農村，了解農民的疾苦，也多少感覺到他們的反抗情緒。而湖南地方的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他們一直生活在農村，早已察覺到某種鬥爭風暴，並在謀劃準備。江忠源一戰即鎮壓雷再浩起義就是明證。

　　他體氣本弱，為了做一個聖賢，學成文武藝，賣給帝王家，天天搞理學家那一套靜坐修身工夫，結果吐起血來，最後不得不放棄，從此也睡不好覺了。那時他身在官場，知道學問有成，才能做大官、獲大福、享大名。他的理想還在三者之外，想做一個聖賢。什麽是聖賢？為國為民，不計個人得失，這就是真聖賢。聖賢未必能夠富貴雙全，孔子不曾富貴，他的幾個著名學生，也不曾富貴，朱熹也沒有當什麽大官，但儒家理想已經流淌在曾國藩的血液裏。

　　曾國藩的啟示

　　為國為民，不求富貴，才是真聖賢。

　　曾國藩一直跟家鄉的朋友有書信往來，討論學術問題，也交流對時局的看法。他們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家庭環境和政治理想也相近，唯獨曾國藩官運亨通，但他們“位卑未敢忘憂國”，渴望把農村的意見傳遞給曾國藩，上達天聽，曾國藩也渴望從他們那裏了解情況，籌思對策。往來最為頻繁的是劉蓉、郭嵩燾、江忠源、歐陽兆熊、羅澤南等人。

　　正是在這些充滿書生血誠的好朋友的鼓動下，當鹹豐皇帝下令征言時，曾國藩連上十四封奏章，希望整頓吏治、革除時弊、培養人才、訓練軍隊，為國家做萬一之想。最後一封奏章，更是直接批評鹹豐帝的三大缺點，惹得龍顏大怒，差點獲罪。

　　曾國藩惹惱皇帝，既是他個人的書生血誠，也是他身後那一群人的書生血誠。他知道自己是在冒險，又不能不做：“官至二品，不為不尊，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劉蓉鼓勵他說，你說了卻不見效，不能以此來推卸責任，你是國家大臣，“不愛錢，不怕死”可表明你的誌向，卻不能盡大臣報國的忠心。羅澤南則說，有所畏懼，就不敢說，這是大臣貪戀權位的私心。在他們的鼓動下，曾國藩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大膽呈上了批評信。事後他自己也感到恐懼，過了一個月，跟鹹豐皇帝表明心跡說，我“無朱雲之廉正，徒學其狂；乏汲黯之忠誠，但師其憨”。

　　這些支持者，多數成為湘軍集團的骨幹分子。書生血誠是這個集團的一個重要特征，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官逼民反，他痛恨這個東西，所以想整頓吏治，想為國為民，鹹豐帝卻不聽，他們的一片血誠算是白費了。

　　天津教案的風波

　　就在這個時候，洪秀全造反了，他獲得了新的機會。在湖南辦團練，他不顧輿論，大肆殺人，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的血誠。在長沙練兵，不顧旁人指責，不管侵權越職，結果遭到士兵追殺。鹹豐帝要他趕快出兵，去救援安徽，他三次都拒絕了，搞得皇帝大為不滿。凡此種種，就是因為他的一片血誠，要報效國家，要感激朝廷，不怕負惡名，不怕擔罵名，也不計個人利害得失。他還把這種血誠作為思想武器，灌輸給那些樸實的農民，開創了為私人武裝做政治思想教育的先例。

　　鹹豐八年（1858），他從老家複出，仿佛變了一個人，做人、做事、做官都有了很大改變，處處忍讓，委曲求全，完全不似先前的激進、暴躁。但他對清政府的看法，以及要竭盡自己一片血誠，都沒有變化，因此能在六年之後，攻陷南京，使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

　　太平天國失敗之後一個月，即同治三年（1864）七月二十九日，他給皇上寫了一個奏章，《遵旨查辦道員稟訐知縣訊明定議折》，全文八千三百字，是曾國藩傳世的所有文章中最長的一篇。

　　他遵旨查辦的，是一起以權謀私，公報私仇，官員內部相互傾軋的嚴重案件，涉案官吏多達數十人，一年前由沈葆楨報告朝廷，朝廷命令曾國藩複審，要他親自提調人證卷宗，秉公辦理。他用了一年的時間，才了結該案。

　　由於案情複雜，涉案人員較多，都是官差，他不得不謹慎。正是為了把案件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把對涉案人員的處分及處分理由奏報明白，所以才花了一年時間，用八千三百字，對每一個涉案人員，如何處分，為何那麽處分，都寫得翔實明白，有條有理。這麽長的奏章，誰都讀著發昏，也可知他所付出的心血。

　　那是攻打南京城的最後一年，本來已經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卻肯撥出心情和時間來處理這個案子，正表明了他的入局精神，在其位，謀其政，竭盡一片血誠。

　　曾國藩的啟示

　　在其位，謀其職。盡力做好份內的事。

　　太平天國和撚軍都失敗了，曾國藩又想為清朝中興竭盡血誠，但他無法成功。吏治已經腐敗，大清朝廷也奄奄一息，走在了沒落的最後一層樓上。幕僚趙烈文說，不過五十年，清朝將要滅亡，他不信；當他去北京當直隸總督，了解各方麵情況，尤其親眼目睹了把持朝政的各等人物的才具之後，聽了慈禧太後不痛不癢的政治見解之後，終於相信了趙烈文的預言，徹底放棄中興幻想。

　　天津教案是他的末日。天津教案事涉洋人命案，以他的聖明，不會不知道其中的麻煩，可他還是要去淌那道混水。事情原委是這樣的：

　　同治九年（1870）五月，法國天主教堂收養的嬰孩突然死亡三四十人，死因非常可疑。天津周邊又連續丟失多個嬰孩，根據被抓獲的人販子口供，多與教堂牽連。這引起了天津人民的極大關注。

　　有一天，人們當場抓獲了一個人販子，據他供認，是教民王三給了他迷藥，迷拐一個嬰孩，可得五塊銀洋。

　　王三是中國人，因為入了天主教，有教民的身份，就跑進教堂躲起來。

　　由於群情激憤，天津衙門不敢輕視此案，就帶人去跟教堂交涉，要他們交出人犯王三，教堂拒不交人。衙門的人先走了，圍觀的群眾一時沒散，就與教堂的人發生口角，結果雙方大打出手。

　　天津的通商大臣叫崇厚，法國領事豐大業兩次要他派兵鎮壓，崇厚隻派了兩個士兵過去。豐大業要士兵抓人，士兵不聽，豐大業抓起他們的辮子，一路倒拖，怒氣衝衝找崇厚算賬來了。到了衙門，豐大業兩次朝崇厚開槍，都沒有打中。如此橫行霸道，洋人在中國真是作威作福慣了。

　　槍聲傳出來，在衙門外圍觀的群眾以為裏麵打起來了，一傳十，十傳百，就傳成中法開戰了。民眾敲鑼打鼓，紛紛聚集攏來，要來幫打。

　　崇厚看情況不妙，怕鬧出亂子，勸豐大業不要出去，等群眾散了再走。豐大業像一頭魯莽而愚蠢的洋豬，高聲咆哮著，氣勢洶洶跑出來。民眾見洋人出來了，主動後撤，讓出一條道路。豐大業上了浮橋，正好迎麵走來天津知縣劉傑。豐大業二話不說，提起槍來就朝劉傑射擊，打傷了他的隨從。圍觀的群眾怒不可遏，忍無可忍，一起衝上來，把豐大業一頓暴打，當場就打死了。

　　天津人民憤怒了，壓抑多年的怒火潮水一般湧出來，集體衝向法國天主教堂，還有其他洋人機構，搜出罪犯王三，救出中國兒童，也打死了二十幾個洋人。

　　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法、英、美、俄等七國串通起來，一麵出動軍艦，一麵向清朝施加壓力，形勢一度緊張起來。

　　曾國藩本來在南京做兩江總督，跟天津隔著三千裏。偏偏朝廷要削奪他的兵權，同治七年（1 868）七月，撚軍失敗一個月後，曾國藩被調到北京當直隸總督。活該曾國藩倒黴，他是直隸總督，自然該他來處理天津教案。那時，他任直隸總督還不滿兩年。

　　他接到命令，就痛苦不堪起來。痛苦的原由，一是因為該案涉及洋人性命，不好處理；二是因為他病情沉重，不堪負荷。同治九年（1870）三月，他的右眼已經完全失明，左眼依稀能見到一點光，肝病越來越重。四月二十一日，請假養病一月。五月二十二日，續假養病。五月二十三日，天津教案就發生了。

　　曾國藩預見到去天津的艱苦，隻好準備遺囑。他給兒子曾紀澤寫信說：“我即日就要去天津辦案。洋人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大概很難調和。將來構怨興兵，恐怕會激成大變。我反複思慮，找不到任何辦法。先跟你交代一些事，以備不測。”

　　接著他說，從鹹豐三年（1853）招募湘勇以來，就發誓效命疆場，現在人老了，病也多，危難之際，更應該不怕死，而辜負當年的血誠。如果我死了，靈柩要運回湖南老家。我的奏折、文章抄好之後，隻宜保存在家，不宜刊刻印行。

　　最後反複告誡兒子，要克勤克儉，孝友持家。其中還提到，帶兵之初，立誌不取軍餉肥家，基本上做到了，很高興。

　　他知道去天津不是好差事，為什麽不因病推卻？他病情嚴重，誰都知道，因病推辭，名正言順，誰都不好責怪，為什麽還要去呢？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不避險難，不求苟免，才是真血誠。

　　至於他在處理教案中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投降主義，被罵為賣國賊，跟一片血誠沒有關係，而是他一直以來的軟弱外交和投降主義的結果。所以一方麵他做了投降主義的錯誤判決，另一方麵又為自己的判決感到歉疚。不過，他隻同情官吏，覺得他們沒有大錯，卻遭流放，而對老百姓隻字不問，可知他心中的某種傾向。

　　他自己也說，“庇護天主教本乖正理”。為了表示歉疚，特意籌集了一萬四千兩銀子，當做盤纏，送給被發配黑龍江的兩位天津官員。也後悔，同治五年剿撚無功，就該辭職還鄉，不該繼續做官，結果攤上這樁爛事，把一世英名全部付之流水，虧了晚節。

　　他給兒子寫信說：“吾此舉內負疚於神明，外得罪於清議，遠近皆將唾罵，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他已經是頭眼昏眩，心膽俱裂了。他知道自己“名裂而無救於身之敗”，仍然抱著“臨難不敢苟免”的血誠，苦苦支撐，亦是他堅忍精神的表現。

　　慈禧太後一句話就把他打發了，“文武全才，惜不能辦教案”，讓他重回南京做兩江總督。一年八個月後，他就死了，可知他病情確實不輕，精神又大受打擊，所以支撐不住了，終於倒下，徹底盡了血誠。

　　即使如此，他在南京兩江總督任上，仍然抱持一片血誠，恪盡職守。臨死前的五天，身體本來很不好了，仍然堅持會客，除最後一天無法起床外，另四天分別見客七次、七次、八次、六次，都是公事。江蘇巡撫都被感動了，奏報朝廷說，他是被工作累死的（見本書人才章）。

　　血誠的影響

　　他61歲就死了，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心血積虧太過，為他的人生理想、為大清朝廷竭盡了最後的血誠。

　　血誠不等於他就對大清朝廷忠心耿耿，決不撒謊。攻陷南京，他跟朝廷報告說，南京城裏太平軍有十幾萬，其實他在撒謊，軍民總共不過三萬。他的目的是給湘軍邀功，說明戰鬥有多麽艱難，所以圍困了兩年四個月才打下來，省得言官在旁邊說湘軍的壞話。如果以此來指責他不誠懇，裝出一片血誠，那是迂夫子的所為，不值得論。

　　血誠是他對大清朝廷的一種態度，為了事情達到理想的效果，他可以把大清朝廷放在次要位置上，所以英法聯軍侵入北京時，他不想派兵勤王，與嶽飛的愚忠頗有區別。正是因為他不像嶽飛那麽愚忠，也不像江忠源那麽聽話，才有機會成就大事。否則可能也會像江忠源那樣早早死掉。

　　血誠也使他團結了同樣的血誠書生在他身邊，江忠源是，羅澤南是，還有好多人都類似，血誠是他們這個集團的精神標誌。這個集團中有很多人死在戰場，比如江忠源、羅澤南、吳文；有的是兄弟幾個都死了，比如李續賓、李續宜。曾國藩也死了兩個弟弟，六弟曾國華死在三河之役，最小的弟弟曾國葆死在安慶軍營。

　　還有很多人不屬於湘軍集團，都為大清朝廷盡了血誠。

　　周天受是四川人，本授湖南提督，後被革除。鹹豐十年九月，帶兵守安徽寧國府城。太平軍大舉圍攻寧國府，周天受堅守七十幾天，援兵一個沒來，糧食也吃光了，最後隻好突圍。周天受命令將士衝殺出去，還親自送到南門，他自己卻不肯走，要與城池共存亡。文武官員跪著請他出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徐圖恢複。周天受不聽，而要以身殉難，決不偷生。那天黃昏，太平軍打進城來，割下了他的腦袋。周天受就這樣為大清朝廷盡了愚忠，竭了血誠。

　　他的弟弟周天培，鹹豐九年死於長江北岸。另一個弟弟周天浮，則在周天受死時兩個月前，也是堅守孤城，力竭而死。

　　曾國藩奏報朝廷，說他們一門忠勳，貞烈可風，請求在寧國府和四川老家，為他們三兄弟建立專祠，以褒獎忠義，勸激天良。

　　在《行營設立忠義局采訪忠義第一案片》中，曾國藩講到一個74歲老頭。忠義局的工作就是為那些肯為大清朝廷盡忠死難的人樹碑立傳，建立祠堂。

　　安徽寧國縣有一個老家夥，原來在貴州當官，退休回來，本居原籍安徽舒城，為躲避太平軍，臨時寄住寧國縣。太平軍打到寧國府來，他一看，反正也逃不掉了，就拿把椅子，端坐堂屋中間，厲聲辱罵，被太平軍一把火燒死了。一起被燒死的，還有他的女兒、女婿、兒媳、侄子七人。他的兒子從外麵回來，“奮身殺賊”，傷重而死。他的二兒媳婦，帶著他的一個孫子，在原籍舒城反對太平軍，辱罵太平軍，也被殺死。曾國藩奏稱，程枚一家十口，忠孝節烈，滿門殉難，應該給予褒獎。

　　這樣的事情還不隻這一例。

　　鹹豐十年（1860）四月，常州武進縣也有一個舉人，在城破之日，自剄而死。他的老婆、兒子、媳婦、孫子，連同丫鬟、傭人三十一口，都自投園池而死。曾國藩稱他們是“深明大義，視死如歸”，請求朝廷給他們建立專祠，以垂永久。

　　說他們是守著一片血誠也好，說他們是為大清朝廷盡了愚忠也好，都表明這樣一個事實，滿清朝廷用儒家綱常教育天下士民，確實培養了一批忠心血誠的人才。這些人都跟大清朝廷一個利益立場，因此能竭盡血誠，死而後已。遍觀曾國藩的奏章，他沒有為別的哪個貧苦百姓建立專祠，他們不屬同一個利益集團，因此貧苦百姓不為他們竭盡血誠。湖南農民踴躍參加湘軍，主要的、基本的是為了吃飯，來到軍中，受到誘惑，就想升官發財，逐漸跟他們走在一個利益立場上。如果他們參加太平軍，同樣也能舍生忘死吧。

　　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太平軍當中有不少投降派，比如程學啟、韋誌俊、李世忠、陳國瑞，都在清朝那邊混得不錯。而湘軍當中，投降的似乎很少，更沒有誰在太平軍那邊當了大官。這固然跟太平軍失敗有關，也從一個側麵表明了“書生之血誠”在曾國藩湘軍集團中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對那些擁護太平軍的人，他就采用血洗手段，大肆屠殺，決不留情。他說的血誠，必然要包含鮮血，才能稱之為“血誠”。

　　為大清朝廷效力的，還有另外一種不貪財，不怕死的人。

　　田興恕（1836-1877），湖南鳳凰人。16歲當綠營兵，20歲成為湘軍水師的一個營官，隨蕭啟江作戰。22歲帶兵去貴州，奉命堵截石達開，因功升為貴州提督，為一省綠營兵最高長官，從一品，官階跟總督一樣，不過仍受總督（從一品）或巡撫（從二品）節製。鹹豐十年，他被授為欽差大臣。鹹豐十一年，兼署貴州巡撫，總攬一省軍政大權，才27歲。

　　他招募了一百親兵，作戰勇敢，不要命，號稱死勇。應募的人到了，先叫來問話：“你怕不怕死？家裏還有什麽人？敢不敢舍棄？”來人正在回答，田興恕猛然抽出大刀，一頓亂砍。如果不為所動，就留下來，說他是條漢子，發給五十兩白銀，作為安家費。稍微有一點畏縮，就一頓亂罵，轟了出去。田興恕帶兵，大都類似這種強盜作風。

　　由於非常時期，他的官比曾國藩升得快。但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並三不朽方麵，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

　　田興恕年輕得誌，獨攬一省大權，本為一介武夫，沒有受過多少儒家教育，難免任意妄為，藐視大清法紀。他曾上書談論洋務，把功勞推到肅順身上，惹得慈禧太後大不高興，這個女人比他還年輕。貴州地處偏僻，他就獨斷專行，要麽不跟朝廷報告，或者事後才報告，又蒙騙朝廷，虛報戰功，最後被人參了一本，罷職回京。後來因為殺了洋人，發配新疆，最終死在那裏。

　　像田興恕這樣的人，多半是一名貪官，一個凶惡的、濫用權力、濫殺無辜的粗人。其實不然。史書說他“美風儀，眉目英武”，是一個英氣勃勃的大帥哥。而且絕對不是貪官，罷職以後，他要離開貴州，竟然連路費都湊不齊。

　　後麵講到的陳國瑞，跟田興恕類似，最後也被發配新疆。如果他們肯讀書，或者像劉銘傳那樣，肯接受曾國藩的教誨，結局可能會好一些。難怪曾國藩說：“田興恕得欽差，李世忠做幫辦，天下豈能太平！”

　　曾國藩有沒有蒙騙朝廷，有沒有虛報戰功？有。擅殺李秀成就是一個典型。不過他做得並不露骨，也不過分，何況大功擺在那裏，所以朝廷也不深究。曾國藩的修身功夫，還有道德、文章方麵的能耐，更是田興恕所不能及。這就是書生血誠與魯莽武夫的差別。

　　曾國藩的啟示

　　能夠把握度，就是書生血誠和魯莽武夫的差別。

　　曾國藩給鹹豐帝上書，盡管沒有成功，卻是他和他背後的那些知識分子，第一次以“書生之血誠”，嚐試著為儒家理想而奮鬥。如果沒有洪秀全，曾國藩或許能做個學問家，但無法成為中興名臣，而羅澤南、左宗棠等，則多半要終老山林，默默無聞。他們靠的正是書生的一片血誠，加入到鎮壓太平天國的事業中來，為保衛他們的“偉大理想”而奮鬥。洪秀全等人起事，是被形勢所逼，也包含了他們的人生理想，要耕者有其田，創造一個大同社會，同樣是出於一片血誠，但歸宿完全兩樣。

　　曾國藩獨特的血誠

　　血誠不是天生就有，也不是始終不變。年輕人都有一腔熱血，願意貢獻生命；年紀大了，愛國血誠逐漸被貪婪取代，昔日的愛國青年就變成了貪官，隻肯為個人利益盡血誠。

　　曾國藩給皇帝上書，固然有邀名譽之嫌，但其中為偉大理想而奮鬥的血誠，也是事實。帶兵以後，已成騎虎之勢，也就隻有一條道跑到黑，要麽戰死，要麽徹底勝利，想中途抽身，當逃兵，既為形勢不允許，也非他的做人性格。長沙被追殺時，靖港吃了敗仗時，坐困江西時，遇險祁門時，因天津教案而被全國唾罵時，靠的就是一片血誠，硬生生挺了過來，支撐他走到生命的最後。

　　為了這一片血誠，他奉獻了他的全部，不愛財，不怕死，一生也基本節儉度日，不講排場。他無法限製兄弟的貪婪，卻對兒子、老婆有絕對的權威。所以他能自豪地說，他這一生沒有被妻子兒女拖累，也是一大幸福。國家、朝廷要的就是這種人才，肯為國家利益竭盡一片血誠。古往今來那麽多世襲的富貴之家，有幾個人肯為國家竭盡一片血誠？

　　能夠堅定不移地固守這份血誠，就已經不容易了，何況還要實現它？曾國藩卻做到了，是在受到皇帝限製、大臣排擠、無權無餉的情況下實現的，是在種種辱罵、批評、責難中做到的。是他的血誠，他的堅忍，支撐他從艱難中走過來，而成就大事，所以更加難得。

　　“撐起兩根窮骨頭，養活一段春意思”，就是他血誠精神的最好寫照。盡管可以罵他偽道學、殺人狂、賣國賊，而在以血誠為旗幟的道德、文章、武功上，他確實有過人之處。

　　這裏有一個問題，他的血誠是從哪裏來的？是教育和環境影響的結果。他考中進士後，祖父告誡他說，我們本是耕讀傳家，斷不靠你做官發財。他自己也立誌做官以貪財、怕死為恥。在翰林院讀書養望時，又得到唐鑒、倭仁一幹人等的指點和引導，加上他個人獨特的稟性，所以他沒有成為貪財享樂的官。

　　曾國荃跟他一個爹媽生的，卻很貪婪，綽號老饕。他在家起了好幾幢大宅子，大夫第已經燒毀，今天看不到了，現在僅存富厚堂，其規模宏大，靠他做官的薪水，即使收得若幹禮金，也起不了那麽宏大的宅子。何況他起房時，很多木材都是高價買來的。某家有大樹，不肯賣，他就出十倍、二十倍的價格，強行收買。可以推斷，那些錢財多半是他在戰爭中搜刮來的。

　　如同懲治貪汙腐敗一樣，隻有教育不夠，隻有法製也不夠，還要看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他處在什麽環境當中，如果連父母都不肯尊敬，如何會是清官、好官？血誠也是如此，隻靠教育不行，隻靠製度也不行，還要看他的天性，要把天賦、教育、製度等因素綜合起來考察。

　　曾國藩的啟示

　　先天的天性，後天的環境，是影響一個人性情的兩大因素。

　　曾國藩所在的那個環境，貪官多，庸官多，立誌高絕的少，才大堪用的少。他的好朋友郭嵩燾跟他相似，但做了幾年廣東巡撫，歸鄉時，也攢下足足四萬金，各種財物家當，要二十一條船才夠裝。所以曾國藩是獨特的，是難得的。儒家教育給他的影響最大最深，所以他能立誌自拔於流俗，竭盡一片血誠。

　　孔子，諸葛亮，司馬懿

　　孔子是聖賢，是曾國藩的榜樣，所以他說“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孔子一生與富貴無緣，卻名重萬世，傳遍四方，連法國大思想家伏爾泰都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用他的畫像裝飾了書房的一麵牆。孔子靠的什麽？薄薄一冊《論語》，表達了他全部的治國理想，也包含他全部的人生抱負。

　　他周遊列國十四年，都沒有被重用。

　　齊景公向他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讚歎道：“你說得真好啊。要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我在哪裏安身呢？”就想用他，去征求晏嬰的意見。晏嬰卻把孔子數落了一通，說儒士有一大堆毛病，齊景公隻好作罷。

　　孔子找不到飯碗，就帶著他的一群學生，繼續流浪。他們一大群人，兵不兵，工不工，商不商，農不農，看似一群讀書人，實際更像一個政黨，難怪各國都不敢收留他們。秦始皇焚書坑儒，似乎也不僅僅是針對一群書生吧。

　　他們困於陳、蔡之間，孔子也被別人描述為累累如喪家之狗。盡管遭遇到饑餓、兵災、死亡等種種困難，孔子沒有退縮，而要為自己的理想付出一片血誠。

　　學生問他：“老師，您不怕死嗎？”

　　孔子說：“文王之後，文化傳統就在我身上了。上天如果要拋棄的話，後人就得不到它了。上天沒有拋棄它，所以我得到了它，那麽我怎麽會死呢！”

　　流浪那麽久，都找不到安身之處，孔子知道學生心懷不滿，就問他們：“我不是老虎，卻行走在曠野。是我秉持的道錯了嗎，為什麽落到這步田地？”

　　他的最有天份的學生，名字叫顏回，說：“是您的道太大了，所以天下不能容納。有道而不修，是我的愚蠢。修道了而不見用，是國家的愚蠢。”

　　孔子欣然笑了，難得有這麽聰明的學生。可惜這個顏回，29歲就死了，據說是死於營養不良。

　　經過十四年流浪，孔子返回家鄉，人也老了，就安下心來整理書籍，編撰文書，要把他的道理傳於天下，直到73歲去世為止。

　　孔子的大道雖在當時不行於世，但是，不僅他自己在竭盡血誠地宣傳這個道，他的徒子徒孫也都抱著一片血誠，誠懇信奉他的道，積極傳授他的道，所以才能傳到今天而不衰竭。

　　人們都說孔子“述而不作”，述就是述說、演講，他就跟今天的政黨領袖一樣，日夜不停地演講，大聲宣揚他的道，嗓子都喊啞了，哪裏還有精力寫作？“述而不作”正表明，他為傳播儒家的道，奉獻了自己的全部血誠。他的大道，連同他的血誠，被一起傳承下來，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可歌可泣的英雄。

　　不知道多少年以後，儒家思想又培養出一位英雄豪傑，他的名字叫諸葛亮。他被認為是中國第一大忠臣。

　　劉備死前，拉著他的手說：“兄弟，你的才幹勝過曹丕十倍，一定能安定國家，完成統一大業。如果劉禪可以輔佐，你就輔佐他。如果不值得輔佐，你就取代他。”

　　又轉過頭來對劉禪說：“你要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諸葛丞相啊。你要和他共理朝政。”

　　諸葛亮本來就是個大好人，聽到這話，越發受不了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臣定當竭盡血誠，輔佐太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末兩句話因此成名句，傳於後世。

　　從此，蜀國事無巨細，都由諸葛亮裁決，劉禪基本不管，這可把諸葛亮累慘了。他知道魏國比蜀國強大，按理說，應該保境安民、大力發展經濟，而不宜主動進攻。但是，他時刻記得自己的諾言，要竭盡自己一片血誠；也明白自己死了之後，蜀國再沒有像他那樣竭盡血誠的人才，所以年年用兵，主動攻打魏國。

　　諸葛亮長於治軍，卻不擅奇兵，長於謀略，卻不能果斷。而且他遇到的是一個聰明、陰險而又狡詐的對手司馬懿，所以始終沒有成就大誌。他治理國家的才能，不比管仲、蕭何差多少，卻又找不到韓信那樣的將才，結果把自己累垮了，才54歲，就死在五丈原。他的兒子、孫子都死在蜀國破亡之時。

　　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五丈原時，派人去司馬懿軍帳下戰書。司馬懿用酒菜招待來人，並問諸葛亮一天能吃多少米飯，來人說隻吃三四升。又問處理公務的情況，來人說，凡是杖決二十以上的處罰，諸葛亮都要親自審查。司馬懿就說，看來諸葛亮活不了多久了啊。果然沒多久，諸葛亮就死了。

　　諸葛亮有能力，有威信，完全可以取代劉禪，但他從沒有那麽想過，反而竭盡血誠，累死自己。這樣的大忠臣，天下能有幾人？他死後，蜀國人民懷念他，直到今天，四川偏遠山區的個別老人，還頭纏白布，就是因為當年為悼念諸葛亮，人民批麻戴孝，而傳下來的習慣。蜀國所在地區，到處建有武侯祠，就是用來紀念他的，幾乎每一個縣城都有，可惜大都被拆掉了。

　　杜甫做詩讚頌他：“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嶽飛手書的《出師表》，至今還掛在成都武侯祠。難怪曾國藩說：“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

　　曹操卻沒有劉備幸運，沒找到像諸葛亮那樣忠誠的助手。他本來對司馬懿的野心有所察覺，卻又愛他的才，所以猶豫不決。聽說司馬懿能像狼一樣回首反顧，就把他招來試驗。他讓司馬懿走在前麵，命令他回頭看。司馬懿身子不動，臉朝後看過來，正好轉了一百八十度。曹操又夢見三馬同槽，非常厭惡，所以告誡曹丕：“司馬懿不甘久居人下，你要小心。”

　　偏偏曹丕跟司馬懿關係很好，處處幫他說好話，而且司馬懿很有才幹，又盡忠職守，廢寢忘食，曹操才放鬆了警惕。

　　曹丕死後，魏明帝即位，司馬懿亦得重用。魏明帝死前，急詔司馬懿回京。司馬懿日夜急行四百裏，趕到宮中。魏明帝拉著司馬懿的手，看著太子說：“我把後事托付給你。我忍住不死，就是為了等你趕回來。能夠見到你，我就沒有遺憾了。”

　　魏明帝詔明曹爽與司馬懿一起主持國政，司馬懿卻找個機會，把曹爽殺了，還殺了曹姓很多人，不論男女老幼，統統都殺了，連已經嫁出去的女子也不放過。這固然是因為曹爽排擠他，更因為他沒有諸葛亮、郭子儀那樣的忠義血誠。他不對曹氏血誠，隻對自己的利益血誠。

　　司馬懿死，他的權力全部傳給兒子司馬昭。司馬昭更沒有忠義血誠，讓屬下把曹魏皇帝殺了，另立了一個皇帝。為推卸責任，還把那個屬下當做替死鬼，誅其三族。

　　他的權力又傳給兒子司馬炎。司馬炎更過分，才四個月，就廢掉曹氏，自己當了皇帝。司馬懿的子孫就這麽輕鬆得到天下，是為西晉。

　　西晉不過才三十七年，就因為一場動亂，被迫南遷，是為東晉。東晉明帝時，他問大臣，先人是如何得到天下的。大臣就把司馬懿如何誅殺曹爽，司馬昭如何殺死曹魏皇帝的事，一一講出來。明帝把臉伏在床上，難過地說：“如此說來，晉的天下又如何能夠長久呢？”

　　史書說，司馬懿子孫殘忍好殺，大致符合狼顧本性。話說回來，像司馬懿那樣，肯對自己血誠，也是可以有所成就的。曹操雄才大略一生，卻被司馬懿奪去了政權，在知人這一點上，他似乎略遜於劉備。

　　真能夠竭盡一片血誠，不論於公於私，大抵能有所成就，這就是曾國藩及古代聖賢帶給後人的一個啟示。國家當然需要肯為公竭盡血誠的人，“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今天隻要賣給自己的祖國就可以了。“天下為公”，說這話的人，即為中國竭盡了一片血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