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西和好的黃金時期（上）
對於清朝最高統治層來說，英法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火燒圓明園對他們的刺激遠遠不如“辛酉政變”的衝擊力大。出逃熱河的鹹豐皇帝死在了承德，同治皇帝即位。同治生母慈禧太後聯合慈安太後發動政變，開始了對中國政治近半個世紀的掌控。留守北京的恭親王奕是政變的主要策劃者，成為了新權力核心的主角之一。新的權力核心在對外交往上采取了和好圖強的戰略。
客觀上，新的權力核心都剛從鹹豐末年的內外交困中走出來。此時清政府依然麵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的雙重威脅。他們不得不承認清朝衰落的現實，決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國和撚軍鎮壓下去，而後再設法抵禦被認為是“肢體之患”的西方列強。主觀上，奕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都是積極入世、開眼看世界的務實政治家。他們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實權，身處戰爭前線。以慈禧太後為首領的新權力核心開始聯合地方開明官僚，實行自強新政。
這段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時期實質上是中西和好的黃金時間。中國大規模引進和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以對外國侵略者妥協退讓的策略，爭取其軍事上的支援，加強鎮壓太平軍和撚軍的軍事力量；緊跟著經濟形式、科技文化、社會形態乃至政治製度都開始進入中國。中國的近代化進程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體係在全球的擴展和鞏固。
中外和好的第一聲是在鎮壓太平天國前線的長江中流發出的。為了向東進攻太平軍，曾國藩開始在湘軍中引進西方軍事機械和工藝，武裝軍隊，開始了從19世紀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清朝開明官僚在嚴重的內外形勢下所采取的自強求富的社會運動。為了維護清朝統治，洋務派引進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並相應地改革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機構等多方麵的活動。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的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的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
辛酉新人回到北京掌握政權後，為了適應外交需要和地方呼聲，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為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辦理外交事務為主，同時辦理以自強、求富為內容的洋務活動。中國傳統政治機構開始近代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成為了中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平台。
鹹豐十年（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等國簽訂《北京條約》後，對外交涉事務增多。次年1月，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請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禮部和理藩院所執掌的對外事務。經鹹豐帝批準，於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總理衙門還鶴立在傳統的政治機構中，囊括了所有的近代政治事務。除了主管外交事務、派出駐外國使節外，總理衙門還兼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事務。總理衙門由王大臣或軍機大臣兼領，並仿軍機處體例，設大臣、章京兩級職官。有總理大臣、總理大臣上行走、總理大臣上學習行走、辦事大臣。初設時，奕、桂良、文祥三人為大臣，此後人數略有增加，從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任職時間長達28年之久。大臣下設總辦章京（滿漢各兩人）、幫辦章京（滿漢各一人）、章京（滿漢各10人）、額外章京（滿漢各8人）。
以總理衙門為突破口，傳統中國政治中設立了更多的近代機構。海關稅務司署就是近代政治機構的代表。海關稅務司署在發展中的窘境很好地體現了近代世界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和濃厚的“近代特色”。
海關稅務司署是對近代中國海關行實施稅務管理和監督的機構，其首腦為海關稅務司。海關稅務司名為中國海關監督雇傭之人，實際是中國海關的主宰。1853年9月小刀會在上海起義，設在英租界的中國海關遭到搶劫，複為英國水兵占領。英國駐滬領事借口中國海關機構不複存在，遂與美、法領事協商，宣布由各國領事代征海關稅餉。中國方麵為保證關稅收入，於1854年2月在蘇州河北岸重設上海海關，隨後又在黃浦江的閔行鎮和蘇州河的白鶴渚設立兩個稅卡，征收出口絲、茶關稅。這些措施受到外國領事的反對。清政府迫於壓力，為了恢複海關稅款收入，於6月29日派上海道台吳健彰與三國領事會談並達成兩項協議，成立一個由三名領事代表組成的稅務司署。規定作為單一體聯合行動，稅務司由三國領事各自挑選和推薦，由上海道台任命。他們有權檢查船隻的進出、貨物的裝卸以及報關結關等各項單據，偵察一切違章和作弊行為。海關稅務司的違法和瀆職，由道台和三國領事組成的混合法庭調查處理。稅務司署附屬機構的全體華洋人員，也必須對混合法庭負責。他們的去留必須經過稅務司的建議，由道台做出決定，而且不得遲延。
1854年7月12日，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外國稅務司在上海出現，執行中國海關行政的權力。上海海關稅務司成立後，10年之中，稅務司製擴展到廣州、汕頭、寧波、福州、鎮江、天津、九江、廈門、漢口、煙台、淡水、台南、牛莊等13個通商口岸。1861年在各關稅務司之上，又設立一名總稅務司。第一任總稅務司是英國人李泰國。各級稅務司完全聽命於外國公使和領事，中國地方官甚至連將軍、總督都無權加以管束。總稅務司在海關範圍以內，享有絕對的統治權。
1863年11月，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他在任職期間，不但把中國海關完全置於英國人控製之下，而且還把他自己的活動伸向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個方麵。海關稅務司的統治延續了將近一個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0年，海關稅務司才真正結束。
在海關設立之前，清朝的稅收製度沿用幾百年而不變，體製龐雜腐敗。嘉慶十二年（1812年）記有田賦3284萬兩白銀，435萬石糧食；漕糧358萬石；鹽稅637萬兩白銀；雜賦232萬兩白銀；耗羨43萬兩白銀。而關稅則是固定為一年450萬兩。關稅解送原則是多留少補。至於其他稅收被分成各種用途，比如100兩的銀子有的解到京師戶部，有的運到山東修河道，剩下的十幾兩則是送去浙江某清軍營地的。而這100兩的白銀則是從貴州收上來的。戶部隻是負責賬麵上的管理，不問其低能和腐敗，也沒有人去想是否要改變一下。
赫德出任總稅務司後，改造出了一個全新的海關機關。一、擺脫腐朽的清朝機關的束縛，建立先進的人事製度。這是一種近代的公務員製度。赫德設銓敘科，主管人事工作。原則上洋人和華人都可以競爭海關職務。曆史上華人丁貴堂曾經晉升為副總稅務司。林代昭等：《中國近代政治製度史》，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頁。二、引進先進的會計製度，辦公費用與稅收分開；同時實行先進的報稅製度，依靠先進的統計製度海關每年都公布海關報告。這在中國幾千年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統計科首次在中國出現，分管會計、稅帳、不動產和養老金賬目。三、海關實行檔案製度。海關機要科管理重要文件，漢文科負責與清朝來往的文件，設於上海的造冊處主管編製和印刷統計，供給賬冊、表格、文具等。茅海建先生評價其為“中國曆史上最廉潔的政府機構”。的確，這個機構沒有傳統機構頑固扯皮腐敗和龐雜的老毛病，赫德的每一條命令都得到了有效的執行。它對中國傳統的專製機關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衝擊。在清朝末期，海關稅收猛增，成為朝廷僅次於田賦和厘金的財政來源。同時稅金的流動性也是前兩者沒法比的。
赫德“不但在稅務和商務問題方麵，而且在外交問題和內政事務方麵”，是“中國大臣們唯一獲得情報和建議的橋梁”。赫德的海關幾乎插手19世紀60年代後中國所有重大的外交事件。赫德是英國外交官出身，他必然為英國利益考慮。但他同時也努力把近代外交知識和思想介紹入中國，將中國帶上正常的外交軌道（形式上的），進而影響了清朝的外交製度。
赫德在外交上的行為有他作為一個為本國利益服務的前外交官的自私的一麵，有對中國傳統和文化不甚了解所造成的誤會和蠻橫的一麵，但也有不少作為一位在外交上接受了近代思想和一係列規範的“老師”對“學生”的諄諄誘導。赫德曆任清政府的副海關長，總稅務司，兼任二品銜按察使，並賞一品頂戴。在任期間，他向朝廷推薦了大批熟悉近代事務的人才，提出了很多有關政治改革和機構設置的建議。後人時常批評他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筆者認為評價曆史人物，不僅要看其行為的初衷，更要看其行為的客觀結果。赫德對清朝提供的許多建議的初衷不見得就是壞的，而赫德在向中國引進先進的政治製度及帶引中國走上近代政治軌道上是做出了相當貢獻的。
製度的創設由上而下地推動了洋務運動的興起。先是曾國藩1861年在安徽創辦安慶內軍械所，製造彈藥、炸炮等軍火，鎮壓起義；續起的李鴻章及其統率的淮軍開始大規模地創辦近代軍用工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1865年）、金陵機器製造總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機器製造局（1866年）。19世紀70年代初，為了適應開始緊張的中外形勢，清政府在軍事上大力建設海軍、增強海防，編練新式陸軍的練軍。為了建立新式海軍，清政府除設廠製造兵船外，還以重金向外國購買軍艦。清政府先後向英、德等國訂購艦隻，建立了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北洋水師。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以及南洋水師受挫。1885年後，重點建設北洋海軍，成立海軍衙門以統一事權。1888年北洋艦隊初步成軍，艦隊編製基本采自英國。與海軍建設相適應，沿海各重要海口還設置了炮台等防禦工事。
在經濟上，因為內亂平定，清廷除繼續在各省設立兵工廠和擴大原有的軍用工業之外，轉而著重於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和經營，以期與洋商競爭。1873年創設的輪船招商局，是由軍用工業為主向民用工業企業為主轉變的標誌。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企業，一為分洋商之利，以保護利權，並獲得餉源；同時軍用工業所需金屬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創辦的這些工業得到供給，減少對外國依賴。同時洋務運動還創辦輪船航運、開采煤礦和采掘、冶煉其他金屬礦藏、電報、紡織業等民用工業企業。洋務運動的蓬勃發展最終孕育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
世界走向中國，中國也走向世界。清朝到西洋考察開始於同治五年（1866年）。這年的春天，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向清廷請六個月假，順便建議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這正合恭親王的心意，於是上奏請派員出國考察並獲準，從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國門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是個旗人官員，長期在山西做縣官。當時大部分官員們仍然思維僵化，自滿封閉，視出國考察為畏途，也都不願去。年已63歲的斌椿卻報名應征。親朋故舊以“雲風險濤”相勸阻，甚至有人以蘇武被扣匈奴相告誡，但他決心親自一試。斌椿受中國政府派遣，成為中國向外派遣的第一位正式外交官。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照顧自己起居的兒子廣英離京從上海乘輪船出洋，經過一個月零八天的航程，到達法國馬賽。他在歐洲遊曆110多天，訪問了法、英、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挪威、比利時等國，於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寫出《乘槎筆記》，第一次記錄下親眼所見的諸如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機器印刷、蒸汽機、攝影、起重機、抽水機、顯微鏡、幻燈機、紡織廠、兵工廠等。還第一次參觀並記述了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近代報社、高等學院，以及法國的凡爾賽宮、凱旋門等。他成為直接見證了西方近代科技與文明的中國官員。
自此而後，中國向外派遣采訪政俗、交往政治的使節增多，並在外常駐，發展起了近代外交製度。鹹豐皇帝對與外國使節正麵交往的顧慮此時已經煙消雲散了。
客觀上，新的權力核心都剛從鹹豐末年的內外交困中走出來。此時清政府依然麵臨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的雙重威脅。他們不得不承認清朝衰落的現實，決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國和撚軍鎮壓下去，而後再設法抵禦被認為是“肢體之患”的西方列強。主觀上，奕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都是積極入世、開眼看世界的務實政治家。他們掌握了中央和地方的實權，身處戰爭前線。以慈禧太後為首領的新權力核心開始聯合地方開明官僚，實行自強新政。
這段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時期實質上是中西和好的黃金時間。中國大規模引進和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首先是軍事技術，以對外國侵略者妥協退讓的策略，爭取其軍事上的支援，加強鎮壓太平軍和撚軍的軍事力量；緊跟著經濟形式、科技文化、社會形態乃至政治製度都開始進入中國。中國的近代化進程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體係在全球的擴展和鞏固。
中外和好的第一聲是在鎮壓太平天國前線的長江中流發出的。為了向東進攻太平軍，曾國藩開始在湘軍中引進西方軍事機械和工藝，武裝軍隊，開始了從19世紀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長達30年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清朝開明官僚在嚴重的內外形勢下所采取的自強求富的社會運動。為了維護清朝統治，洋務派引進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並相應地改革軍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機構等多方麵的活動。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的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的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
辛酉新人回到北京掌握政權後，為了適應外交需要和地方呼聲，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為首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辦理外交事務為主，同時辦理以自強、求富為內容的洋務活動。中國傳統政治機構開始近代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成為了中外交流和相互影響的平台。
鹹豐十年（1860年）清政府與英、法等國簽訂《北京條約》後，對外交涉事務增多。次年1月，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請在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接管以往禮部和理藩院所執掌的對外事務。經鹹豐帝批準，於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總理衙門還鶴立在傳統的政治機構中，囊括了所有的近代政治事務。除了主管外交事務、派出駐外國使節外，總理衙門還兼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事務。總理衙門由王大臣或軍機大臣兼領，並仿軍機處體例，設大臣、章京兩級職官。有總理大臣、總理大臣上行走、總理大臣上學習行走、辦事大臣。初設時，奕、桂良、文祥三人為大臣，此後人數略有增加，從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任職時間長達28年之久。大臣下設總辦章京（滿漢各兩人）、幫辦章京（滿漢各一人）、章京（滿漢各10人）、額外章京（滿漢各8人）。
以總理衙門為突破口，傳統中國政治中設立了更多的近代機構。海關稅務司署就是近代政治機構的代表。海關稅務司署在發展中的窘境很好地體現了近代世界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和濃厚的“近代特色”。
海關稅務司署是對近代中國海關行實施稅務管理和監督的機構，其首腦為海關稅務司。海關稅務司名為中國海關監督雇傭之人，實際是中國海關的主宰。1853年9月小刀會在上海起義，設在英租界的中國海關遭到搶劫，複為英國水兵占領。英國駐滬領事借口中國海關機構不複存在，遂與美、法領事協商，宣布由各國領事代征海關稅餉。中國方麵為保證關稅收入，於1854年2月在蘇州河北岸重設上海海關，隨後又在黃浦江的閔行鎮和蘇州河的白鶴渚設立兩個稅卡，征收出口絲、茶關稅。這些措施受到外國領事的反對。清政府迫於壓力，為了恢複海關稅款收入，於6月29日派上海道台吳健彰與三國領事會談並達成兩項協議，成立一個由三名領事代表組成的稅務司署。規定作為單一體聯合行動，稅務司由三國領事各自挑選和推薦，由上海道台任命。他們有權檢查船隻的進出、貨物的裝卸以及報關結關等各項單據，偵察一切違章和作弊行為。海關稅務司的違法和瀆職，由道台和三國領事組成的混合法庭調查處理。稅務司署附屬機構的全體華洋人員，也必須對混合法庭負責。他們的去留必須經過稅務司的建議，由道台做出決定，而且不得遲延。
1854年7月12日，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外國稅務司在上海出現，執行中國海關行政的權力。上海海關稅務司成立後，10年之中，稅務司製擴展到廣州、汕頭、寧波、福州、鎮江、天津、九江、廈門、漢口、煙台、淡水、台南、牛莊等13個通商口岸。1861年在各關稅務司之上，又設立一名總稅務司。第一任總稅務司是英國人李泰國。各級稅務司完全聽命於外國公使和領事，中國地方官甚至連將軍、總督都無權加以管束。總稅務司在海關範圍以內，享有絕對的統治權。
1863年11月，英國人赫德接任總稅務司。他在任職期間，不但把中國海關完全置於英國人控製之下，而且還把他自己的活動伸向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以至文化教育各個方麵。海關稅務司的統治延續了將近一個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0年，海關稅務司才真正結束。
在海關設立之前，清朝的稅收製度沿用幾百年而不變，體製龐雜腐敗。嘉慶十二年（1812年）記有田賦3284萬兩白銀，435萬石糧食；漕糧358萬石；鹽稅637萬兩白銀；雜賦232萬兩白銀；耗羨43萬兩白銀。而關稅則是固定為一年450萬兩。關稅解送原則是多留少補。至於其他稅收被分成各種用途，比如100兩的銀子有的解到京師戶部，有的運到山東修河道，剩下的十幾兩則是送去浙江某清軍營地的。而這100兩的白銀則是從貴州收上來的。戶部隻是負責賬麵上的管理，不問其低能和腐敗，也沒有人去想是否要改變一下。
赫德出任總稅務司後，改造出了一個全新的海關機關。一、擺脫腐朽的清朝機關的束縛，建立先進的人事製度。這是一種近代的公務員製度。赫德設銓敘科，主管人事工作。原則上洋人和華人都可以競爭海關職務。曆史上華人丁貴堂曾經晉升為副總稅務司。林代昭等：《中國近代政治製度史》，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頁。二、引進先進的會計製度，辦公費用與稅收分開；同時實行先進的報稅製度，依靠先進的統計製度海關每年都公布海關報告。這在中國幾千年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統計科首次在中國出現，分管會計、稅帳、不動產和養老金賬目。三、海關實行檔案製度。海關機要科管理重要文件，漢文科負責與清朝來往的文件，設於上海的造冊處主管編製和印刷統計，供給賬冊、表格、文具等。茅海建先生評價其為“中國曆史上最廉潔的政府機構”。的確，這個機構沒有傳統機構頑固扯皮腐敗和龐雜的老毛病，赫德的每一條命令都得到了有效的執行。它對中國傳統的專製機關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衝擊。在清朝末期，海關稅收猛增，成為朝廷僅次於田賦和厘金的財政來源。同時稅金的流動性也是前兩者沒法比的。
赫德“不但在稅務和商務問題方麵，而且在外交問題和內政事務方麵”，是“中國大臣們唯一獲得情報和建議的橋梁”。赫德的海關幾乎插手19世紀60年代後中國所有重大的外交事件。赫德是英國外交官出身，他必然為英國利益考慮。但他同時也努力把近代外交知識和思想介紹入中國，將中國帶上正常的外交軌道（形式上的），進而影響了清朝的外交製度。
赫德在外交上的行為有他作為一個為本國利益服務的前外交官的自私的一麵，有對中國傳統和文化不甚了解所造成的誤會和蠻橫的一麵，但也有不少作為一位在外交上接受了近代思想和一係列規範的“老師”對“學生”的諄諄誘導。赫德曆任清政府的副海關長，總稅務司，兼任二品銜按察使，並賞一品頂戴。在任期間，他向朝廷推薦了大批熟悉近代事務的人才，提出了很多有關政治改革和機構設置的建議。後人時常批評他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筆者認為評價曆史人物，不僅要看其行為的初衷，更要看其行為的客觀結果。赫德對清朝提供的許多建議的初衷不見得就是壞的，而赫德在向中國引進先進的政治製度及帶引中國走上近代政治軌道上是做出了相當貢獻的。
製度的創設由上而下地推動了洋務運動的興起。先是曾國藩1861年在安徽創辦安慶內軍械所，製造彈藥、炸炮等軍火，鎮壓起義；續起的李鴻章及其統率的淮軍開始大規模地創辦近代軍用工業：江南機器製造總局（1865年）、金陵機器製造總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機器製造局（1866年）。19世紀70年代初，為了適應開始緊張的中外形勢，清政府在軍事上大力建設海軍、增強海防，編練新式陸軍的練軍。為了建立新式海軍，清政府除設廠製造兵船外，還以重金向外國購買軍艦。清政府先後向英、德等國訂購艦隻，建立了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北洋水師。中法戰爭中，福建水師以及南洋水師受挫。1885年後，重點建設北洋海軍，成立海軍衙門以統一事權。1888年北洋艦隊初步成軍，艦隊編製基本采自英國。與海軍建設相適應，沿海各重要海口還設置了炮台等防禦工事。
在經濟上，因為內亂平定，清廷除繼續在各省設立兵工廠和擴大原有的軍用工業之外，轉而著重於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和經營，以期與洋商競爭。1873年創設的輪船招商局，是由軍用工業為主向民用工業企業為主轉變的標誌。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企業，一為分洋商之利，以保護利權，並獲得餉源；同時軍用工業所需金屬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創辦的這些工業得到供給，減少對外國依賴。同時洋務運動還創辦輪船航運、開采煤礦和采掘、冶煉其他金屬礦藏、電報、紡織業等民用工業企業。洋務運動的蓬勃發展最終孕育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
世界走向中國，中國也走向世界。清朝到西洋考察開始於同治五年（1866年）。這年的春天，總稅務司赫德要回國結婚，向清廷請六個月假，順便建議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這正合恭親王的心意，於是上奏請派員出國考察並獲準，從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國門的破天荒事件。
斌椿是個旗人官員，長期在山西做縣官。當時大部分官員們仍然思維僵化，自滿封閉，視出國考察為畏途，也都不願去。年已63歲的斌椿卻報名應征。親朋故舊以“雲風險濤”相勸阻，甚至有人以蘇武被扣匈奴相告誡，但他決心親自一試。斌椿受中國政府派遣，成為中國向外派遣的第一位正式外交官。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二十一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照顧自己起居的兒子廣英離京從上海乘輪船出洋，經過一個月零八天的航程，到達法國馬賽。他在歐洲遊曆110多天，訪問了法、英、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普魯士、挪威、比利時等國，於九月十八日回到北京。斌椿寫出《乘槎筆記》，第一次記錄下親眼所見的諸如火車、輪船、電報、電梯、機器印刷、蒸汽機、攝影、起重機、抽水機、顯微鏡、幻燈機、紡織廠、兵工廠等。還第一次參觀並記述了歐洲博覽會、芭蕾舞、大英博物館、國家議院、近代報社、高等學院，以及法國的凡爾賽宮、凱旋門等。他成為直接見證了西方近代科技與文明的中國官員。
自此而後，中國向外派遣采訪政俗、交往政治的使節增多，並在外常駐，發展起了近代外交製度。鹹豐皇帝對與外國使節正麵交往的顧慮此時已經煙消雲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