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東方，永遠的誘惑
當曆史的車輪行進到了16—17世紀時，在古老的中國除了出現了清王朝取代明王朝這一件影響重大的事件外，一切都似乎是那麽的平靜依舊，而在這塊大陸的西麵，卻正在發生著空前的曆史變革。
這場變革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製度取代了封建主義製度，先進的近代科學技術取代了傳統的科學技術。這裏的曆史，最先登上了近代舞台。
與此同時，這場大變革對曆來權傾一時的基督教教會也有極大的衝擊，使傳統的基督教分裂為新、舊兩派。新教在北歐占據了優勢地位，舊教則在南歐進行了“革新”。改革的結果是，舊教改造成了資產階級的一個工具，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配合資本主義在全球殖民擴張，向亞洲、美洲派出傳教士去進行先期活動。
這種先期活動，實質上就是思想擴張，是為經濟與政治擴張所作的準備工作。這就是西方傳教士們到亞洲、美洲國家與地區活動的背景與目的。
為此，傳教士們每去一個國家或地區之前，都要針對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情況作一些準備工作，準備一些能夠盡快切入的“敲門磚”。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曆史悠久、經濟富裕、文化發達的大國，特別是思想上封閉性極強，單靠宣傳“上帝”、“耶穌”是很難取得較好效果的，不能取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卓懷國，林建明：《淺談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傳教與西學東漸》，載於《曆史學習》2005年第8期。因此，他們把科學技術作為了“敲門磚”。
於是，就有了傳教士的來華，隨著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明清之際出現了中外交流的高潮。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並且較之以往交流更為頻繁密切。天主教在中國得到了較快發展。後來，羅馬教皇頒布命旨，不準中國教徒敬天、祭孔、祭祖；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又幹涉中國內政。1723年，雍正帝下令禁止傳教。西學東漸的勢頭衰落下來。
最早來到中國的，是利瑪竇、熊三拔、湯若望、金尼閣等人。他們在來華的時候，或多或少地帶來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學書籍。
當傳教士們舉著西方科學技術這塊“敲門磚”叩擊中國的大門時，特別是當這塊“敲門磚”將影響到我國傳統科學技術的命運時，國人將采取什麽樣的態度與抉擇呢？
就統治者而言，大多采取的是實用主義態度，能夠接受如製曆、建造天文儀器、幫助製作槍炮火器等等行為，但對科學技術在本質上的重要性，並沒有真正的認識。
在明清的統治者中，康熙皇帝是對西學最欣賞的一位。在他親政以後，首先解決了楊光先等彈劾湯若望而使湯若望入獄的事件。接著，任用南懷仁督造西式大炮以鎮壓吳三桂之亂，並且讓南懷仁建造新的西式天文儀器。南懷仁去世後，又任用法國傳教士張誡和白晉為翻譯，參與中俄邊界談判。還讓白晉回國聘請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在他晚年，任命傳教士白晉、雷孝思等主持完成了最大規模的全國測量與最大的地圖繪製，成就斐然。他還指示張誠、白晉等編譯了《數理精蘊》（最終由梅瑴成等編定）這部大型的西方數學知識的百科全書，對我國數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相傳這位皇帝自己也曾親身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親自進行計算與測量。白新良：《康熙朝奏折和來華西方傳教士》，載於《南開學報》2003年第1期。
可就是這樣一位皇帝，依然沒有提出什麽重大的有利於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政策舉措，科舉的內容與形式沒有任何的改變，這說明統治者並不真正懂得科學技術的重要意義。
其他的皇帝，當然就更遠遠不如了。
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包括為官的與民間的）來說，在這股潮流麵前，大致有這樣四種態度與抉擇：
一是堅決反對，全然排斥。如明末清初的冷守中、魏文魁、楊光先等人，或是著文反對，或是上疏彈劾。他們之所以反對，最根本的是由於儒家的道統立場與民族狹隘心理在起作用。
二是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如乾嘉學派及許多人士都是如此，人數較多。構成這一人群的原因比較複雜，有的是想歡迎卻又不敢，有的是想反對卻又缺乏過硬的理由，有的是怕惹麻煩，有的是不屑一顧，原因很多，表現卻基本一致。
三是兼收並蓄，中西貫通。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清初的天文學家王錫闡與數學家梅文鼎。這兩位曆來被公認為是中西貫通做得最好的，確實，他們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也必須看到：他們的立場是有偏頗的，成績是有限的。這兩位的民族自尊心與儒家道統思想極其強烈，他們根深蒂固地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最發達，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過如此，梅文鼎甚至認為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從中國派生出來的。因此，他們都主張要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除了思想上的這種深層次原因外，與他們當時所見到的西方科學技術並不是最先進的也有關係。如他們見到的西方天文學，還隻是第穀的小輪體係，確實並不比渾天說高明多少。如果他們接觸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說體係，恐怕就不會這麽說了。
四是棄舊迎新，全盤西化。以徐光啟、李之藻等為代表。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積極引進西學，並與來華傳教士合譯一些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英”李約瑟：《中國科技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總的來說，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並沒有生根發芽，隻是在符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時才得以傳播。它的影響麵隻涉及了精確曆法的修訂、對全國版圖進行測繪、製造先進的軍用火器，以及宮廷中供觀賞和擺設的自鳴鍾等機械玩具的製造等，對我國傳統的科學技術體係整體上沒有什麽觸動，有的甚至遭到嚴厲的抵製。比如，楊光先強烈地反對推行湯若望主持的新曆法，理由是“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隻有曆法和算學有個別例外。曆學家王錫闡（1628—1682年）和算學家梅文鼎（1633—1721年）注意吸取西學的長處，在曆算兩方麵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當時知識分子中普遍的心態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排斥得厲害。他們或者認為西學在我國古已有之，隻是後來失傳，或者認為西學還不如中學，或者認為西學實際上源於中學，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梅文鼎這些接受西學比較積極的科學家都不能例外。
但是這不能抹煞掉傳教士在中國曆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傳教士東來中國，在傳播“福音”的同時，還著書出版、興學從教、設醫診病，直接參與了眾多文化事業，在西學傳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中國從傳統步入近代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除了向中國人民介紹西方科學文化之外，還對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開闊了中國人對於世界認識的視野。同樣他們也把中國文明帶到了西方，使西方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西方文化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在向中國人傳播上帝福音的同時也向中國人播撒了西方文化、科學技術的種子。當他們在自覺地承擔西學東漸職責的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了中學西漸的傳媒。他們或寫信，或著述，把自己所知道的有關中國的一切，傳回了西方。在他們所寫的文章、書簡和專著中，幾乎都無一例外地提到了中國的科舉製。陳興強：《傳教士和中國科舉製西漸》，載於《貴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正是通過這些傳教士對中國科舉製的介紹，西方人才驚訝地發現“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德）來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載於《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
一般史著認為，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科舉製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歐洲人知道這種考試製度大約是16世紀末，傳教士利馬竇向教會送去的報告書中已詳細地記錄了科舉製度，對這種考試原則，當時歐洲人根本不知道”。陳暉：《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與選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頁。後來曾德昭傳教士又對此做了進一步的介紹。
大體說來，16—18世紀這一時期的傳教士向西方人介紹的中國科舉製情況，盡管有些介紹難免膚淺和感性，但大多能做到客觀、公正。這些傳教士對中國科舉製的介紹，盡管是零星、表麵、片斷的，但是，正是這些浮光掠影、走馬觀花式的文字記載，激起了廣大西方人士對神秘而古老的中華文明的好奇和向往。這種好奇和向往，恰恰成為了西學東漸、中學西漸的催化劑和動力。他們的這種介紹是出於對當時歐洲各國普遍通行的選官製度——君主恩賜製的不滿，並都對中國的這種含有競爭原則的通過公開考試來選拔人才的選官製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揚。正是通過他們對中國科舉製的介紹、肯定和讚揚，才為後來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建立公開考試來選拔行政性公職人員的西方現代文官考試製度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資借鑒的異域文化參照物。美國學者卜德在評論法國的文官考試製度時說：“法國人對中國的熱情在1789年大革命後逐漸消失了，但科舉製仍然是他們從中國學來的一項重要遺產。”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先生才很自信地指出：“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根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陳興強：《傳教士和中國科舉製西漸》，載於《貴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其次，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進行的文化事業也為西方了解中國開啟了一扇窗口，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於1832年5月1日創辦了《中國叢報》。《中國叢報》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20年有關中國社會的各種調查報告，為西方人認識和了解中國提供了大宗的資料，不僅來華的西方人訂閱，而且發行到歐洲和美國。以1836年發行的515本統計，其中銷售中國200本，馬尼拉15本，夏威夷13本，新加坡18本，馬六甲6本，檳榔嶼6本，巴達維亞21本，暹羅4本，悉尼及南威爾斯6本，緬甸3本，孟加拉，尼泊爾7本，錫蘭2本，孟買11本，南非開普敦4本，漢堡5本，英國40本，美國154本。可見銷售區域之廣泛。《中國叢報》是在華西方人的討論基地，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傳媒。西方人正是從《中國叢報》上知道了清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態度，知道了鴉片戰爭的進程。它刊登的部分文章被西方一些有影響的教會刊物和普通報刊轉載。正如倫敦的《便士雜誌》（Th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評論的：“這份期刊即便在英國也算是好的。”可見，外銷占多的《中國叢報》對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價值。張施娟：《傳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為個案》，載於《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2期。
來華傳教士為了達到他們傳播基督教的目的，選擇了科學作為傳教的手段，因為，他們深知要使人們皈依基督教，並不是件易事。在傳教士的眼裏，欲歸化中國，科學是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於是傳教士在傳入歐洲科學知識的同時，也把中國科學技術介紹到歐洲，並經過歐洲的消化吸收後，獲得了創新和發展。比如西方傳教士的先鋒——利瑪竇來華後，在傳播西方宗教與科學的同時，記述了他在華的所見所聞，寫成《基督教遠征中國記》。在這部著作中，利氏對中國科學有許多描述，成為17世紀歐洲人討論中國科學的取材內容。此外，中國的天文學，植物學和中醫也通過他們傳到了西方，進一步打開了歐洲的眼界，同時也成了歐洲科學家尋求知識的豐富源泉。
除了這些之外，更重要的是傳教士在來華過程中實現了西方與東方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並掀起了西方的“東方熱”，對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於西方人來說，對神秘的東方產生興趣源於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遊記》描述了神奇的東方，中國的曆史和思想因此被介紹到西方去，並且產生巨大影響。馬可·波羅到中國來，他的身份是傳教士，也就是說，他來中國的目的主要是傳教。但他驚奇地發現，中國竟然那麽大，生活那麽豐富奇特，於是開始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作為遊記體裁的漢學研究的代表作，《馬可·波羅遊記》打開了西方世界認識中國的一扇門。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始於1583年，眾多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們開啟了所謂的“傳教士時期”。
應該說，從傳教士一進入中國大陸開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匯和交流，就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積極行為。中國文化為西方所了解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進行的，很大程度上西學東漸和漢學西傳成為一種雙向的交流。從14世紀到16世紀，西方傳教士準備帶著自己的宗教和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到中國這塊“蠻荒”之地來“教化”尚未開化的“蠻民”，最初的動機是到中國來施行“文化統治”的。結果發現，東方的文明和東方的經驗對人類發展的借鑒意義並不亞於西方。更有意思的是，這批傳教士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中國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都努力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變成了“中國通”，回到西方後成為漢學專家，成為最早傳播中國文化的人。這種現象不是發生在古代，而是發生在中國要求變革的近代，充分說明多元文化的多元價值和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是不可忽視的。在兩種不同文化的參照和對比之中，傳教士們以及後來的漢學家們，總是把關注的重心放在展現中國民族特性、解釋中國現實社會的文化構架方麵，用欣賞的而不是批判的眼光來對待這個文化構架。他們在文化比照中震驚地發現，在西方文化之外居然還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係統並且在生生不息地運作。從他們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研讀來分析，他們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這就是西方漢學並沒有將中國傳統文化與他們所感受的時代割裂開來，而是用這個文化體係的有效運作來解釋中國曆史的長久性。西方漢學這種重視社會實踐的品質，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漢學研究不可能是一種純學術的性質。當這些傳教士為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吸引的時候，他們的文化傾向直接影響了西方國家對待中國的態度。西方傳教士剛進入中國時，中國的國力強於歐洲，清朝康熙年間，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駐華耶穌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戀態度，直接影響歐洲文化乃至各國君主對中國的態度，在歐洲曆史上形成了近200年的中國熱。朱易安：《在漢學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學的演講》，載於《解放軍日報》。
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基督教，但他們深知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國度裏傳教，必須熟知儒教，與中國文化相融合，而中國的儒教思想、風化習尚、典章製度均出自於中國古文獻，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譯中國古文獻是必不可少的入門之徑，從而調和中國古代經書和天主教教義，最後達到傳教的目的。於是，傳教士們紛紛將儒家典籍等中國古文獻翻譯成西文介紹到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古文獻的研究和翻譯，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古文獻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觀、道德觀和政治理想，成為歐洲一代風流的思想旗幟，曾經對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德國哲學革命起過相當的作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歐洲思想家。
在中國文化體係中，西方漢學家較早關注的是《周易》和孔子的學說。這是因為《周易》注重事物變化的宇宙觀和辯證法，對於一貫強調邏輯思維和理性精神的西方傳統文化產生了衝擊；而孔子思想體係中關於建立道德文化秩序和人際網絡秩序對於世界和平也具有發人深省的啟迪意義。德國傳教士衛禮賢1899年來到中國，回國後，他於1924年出版了《易經》的德譯本。1924年至1929年，衛禮賢在法蘭克福開設了關於《易經》的講座，題目分別是：《對立與友誼的政治學》、《藝術精神》、《變化中的恒定》以及《中國人關於死的概念》等。在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衛禮賢從西方文化的立場出發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對西方漢學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衛禮賢的兒子韋德明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周易》專家，著有《易經八講》及《〈易經〉中的天地人》。西方漢學家認為，《周易》與數字的關係啟發了萊布尼茲等歐洲思想家尋求美與和諧，並認為數字有助於為人類世界帶來秩序。參見《在漢學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學的演講》，見www。sf108.com，2006年10月18日。
而在這一文化交流過程中，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的載體，是雙方文化傳播的使者。他們播西方文明而來，傳中國文化而去。然而過去人們往往隻矚目於傳教士展示給中國的西方先進科技知識，忽略了傳教士西撒到歐洲的中國文化。其實，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文化上的影響也總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過程中，既存在著“西學東漸”，也有過“中學西渡”。接觸、碰撞、排斥、選擇、改造、吸收、補充、交融……中西雙方的文化在彼此的交流中，在相互的影響下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起來。我們不應否認，耳濡目染中國文化的傳教士，給歐洲帶去了寶貴的漢學，為其自身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而持久的活力，因為，“18世紀的歐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壓力和傳統信念的崩潰，使得天主教傳教士帶回來的某些中國思想在歐洲具有的影響，超過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國宣傳的宗教”。
由傳教士介紹到歐洲的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的藝術，還導致了在17、18世紀的歐洲產生了一股“中國熱”，中國的服飾、工業乃至園林等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觀都引起了對這個文明古國抱有好奇心的歐洲人的興趣。西方美學家追尋中國風尚，收藏家崇尚中國藝術。整個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國風”。中國的瓷器、絲織等工藝品傳到歐洲後風靡一時，甚至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本人在1667年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國裝，化裝成中國人。中國趣味不但流行歐洲宮廷，而且走向十字街頭，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股風尚。18世紀初，上層的歐洲人以中國筵席宴請賓客為榮，歐洲宮廷貴婦則整天不離中國折扇，並且此時的歐洲還興起了園林中國化運動。德、法等國在風景園中仿建中國化的寶塔與榭台樓閣，壘起了假山，種上了月季，石竹。受到中國服飾陶瓷等物品上中國畫影響的西方風景畫家，如華篤、拉摩脫、高博等人，向社會奉獻了以中國手法畫的新作。“中國風格”、“中國趣味”成了人們普遍的崇尚，以優美、輕倩、生動、自然為特色的“洛可可風格”，延續了一個世紀之久。“在洛可可時代的心理中，中國是一個模範國家，它喚起了歐洲一般社會在一種假想中快樂的人生觀，給歐洲的革命鋪平了道路。”正如有些中國學者所總結的那樣：“不管怎樣，18世紀總是歐洲最傾慕中國的時代。中國工藝品導致了歐洲巴洛克風格之後的洛可可風格，中國建築使英法各國進入了所謂的‘園林時代’，中國的陶瓷、繪畫、地毯、壁飾遍及各地，直接、間接地推動了西方工業革命。”譚建華：《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學西渡》，國際中國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蘊含著無盡的文學寶藏，詩歌、詞賦、戲曲、小說等各類文學題材豐富多彩，內容詳盡而完備。傳教士西傳到歐洲的中國文學作品激發了歐洲文學家的想像力，使他們獲得了新的文學靈感，並得以尋求到新的題材，從而創造出新的人物。
不管是對於傳教士還是普通的西方人而言，東方尤其中國在明清這個特定的曆史時期裏意味著取之不盡的財富和無窮的誘惑，於是他們來了，在這個時代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為世界帶去了中國，也為中國帶來了近代的曙光。
§§第五章 主導東亞，中國營造牢固的朝貢體係
這場變革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製度取代了封建主義製度，先進的近代科學技術取代了傳統的科學技術。這裏的曆史，最先登上了近代舞台。
與此同時，這場大變革對曆來權傾一時的基督教教會也有極大的衝擊，使傳統的基督教分裂為新、舊兩派。新教在北歐占據了優勢地位，舊教則在南歐進行了“革新”。改革的結果是，舊教改造成了資產階級的一個工具，而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就是配合資本主義在全球殖民擴張，向亞洲、美洲派出傳教士去進行先期活動。
這種先期活動，實質上就是思想擴張，是為經濟與政治擴張所作的準備工作。這就是西方傳教士們到亞洲、美洲國家與地區活動的背景與目的。
為此，傳教士們每去一個國家或地區之前，都要針對這個國家或地區的情況作一些準備工作，準備一些能夠盡快切入的“敲門磚”。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曆史悠久、經濟富裕、文化發達的大國，特別是思想上封閉性極強，單靠宣傳“上帝”、“耶穌”是很難取得較好效果的，不能取得中國士大夫的信任。卓懷國，林建明：《淺談明末清初傳教士來華傳教與西學東漸》，載於《曆史學習》2005年第8期。因此，他們把科學技術作為了“敲門磚”。
於是，就有了傳教士的來華，隨著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明清之際出現了中外交流的高潮。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新的階段，並且較之以往交流更為頻繁密切。天主教在中國得到了較快發展。後來，羅馬教皇頒布命旨，不準中國教徒敬天、祭孔、祭祖；一些來華的傳教士又幹涉中國內政。1723年，雍正帝下令禁止傳教。西學東漸的勢頭衰落下來。
最早來到中國的，是利瑪竇、熊三拔、湯若望、金尼閣等人。他們在來華的時候，或多或少地帶來了一些西方的自然科學書籍。
當傳教士們舉著西方科學技術這塊“敲門磚”叩擊中國的大門時，特別是當這塊“敲門磚”將影響到我國傳統科學技術的命運時，國人將采取什麽樣的態度與抉擇呢？
就統治者而言，大多采取的是實用主義態度，能夠接受如製曆、建造天文儀器、幫助製作槍炮火器等等行為，但對科學技術在本質上的重要性，並沒有真正的認識。
在明清的統治者中，康熙皇帝是對西學最欣賞的一位。在他親政以後，首先解決了楊光先等彈劾湯若望而使湯若望入獄的事件。接著，任用南懷仁督造西式大炮以鎮壓吳三桂之亂，並且讓南懷仁建造新的西式天文儀器。南懷仁去世後，又任用法國傳教士張誡和白晉為翻譯，參與中俄邊界談判。還讓白晉回國聘請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在他晚年，任命傳教士白晉、雷孝思等主持完成了最大規模的全國測量與最大的地圖繪製，成就斐然。他還指示張誠、白晉等編譯了《數理精蘊》（最終由梅瑴成等編定）這部大型的西方數學知識的百科全書，對我國數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相傳這位皇帝自己也曾親身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親自進行計算與測量。白新良：《康熙朝奏折和來華西方傳教士》，載於《南開學報》2003年第1期。
可就是這樣一位皇帝，依然沒有提出什麽重大的有利於學習西方科學知識的政策舉措，科舉的內容與形式沒有任何的改變，這說明統治者並不真正懂得科學技術的重要意義。
其他的皇帝，當然就更遠遠不如了。
對於一般的知識分子（包括為官的與民間的）來說，在這股潮流麵前，大致有這樣四種態度與抉擇：
一是堅決反對，全然排斥。如明末清初的冷守中、魏文魁、楊光先等人，或是著文反對，或是上疏彈劾。他們之所以反對，最根本的是由於儒家的道統立場與民族狹隘心理在起作用。
二是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如乾嘉學派及許多人士都是如此，人數較多。構成這一人群的原因比較複雜，有的是想歡迎卻又不敢，有的是想反對卻又缺乏過硬的理由，有的是怕惹麻煩，有的是不屑一顧，原因很多，表現卻基本一致。
三是兼收並蓄，中西貫通。最突出的代表，就是清初的天文學家王錫闡與數學家梅文鼎。這兩位曆來被公認為是中西貫通做得最好的，確實，他們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也必須看到：他們的立場是有偏頗的，成績是有限的。這兩位的民族自尊心與儒家道統思想極其強烈，他們根深蒂固地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最發達，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過如此，梅文鼎甚至認為西方的科學技術是從中國派生出來的。因此，他們都主張要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除了思想上的這種深層次原因外，與他們當時所見到的西方科學技術並不是最先進的也有關係。如他們見到的西方天文學，還隻是第穀的小輪體係，確實並不比渾天說高明多少。如果他們接觸的是哥白尼的日心說體係，恐怕就不會這麽說了。
四是棄舊迎新，全盤西化。以徐光啟、李之藻等為代表。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積極引進西學，並與來華傳教士合譯一些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為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英”李約瑟：《中國科技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總的來說，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並沒有生根發芽，隻是在符合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時才得以傳播。它的影響麵隻涉及了精確曆法的修訂、對全國版圖進行測繪、製造先進的軍用火器，以及宮廷中供觀賞和擺設的自鳴鍾等機械玩具的製造等，對我國傳統的科學技術體係整體上沒有什麽觸動，有的甚至遭到嚴厲的抵製。比如，楊光先強烈地反對推行湯若望主持的新曆法，理由是“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隻有曆法和算學有個別例外。曆學家王錫闡（1628—1682年）和算學家梅文鼎（1633—1721年）注意吸取西學的長處，在曆算兩方麵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當時知識分子中普遍的心態是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排斥得厲害。他們或者認為西學在我國古已有之，隻是後來失傳，或者認為西學還不如中學，或者認為西學實際上源於中學，包括徐光啟、李之藻、梅文鼎這些接受西學比較積極的科學家都不能例外。
但是這不能抹煞掉傳教士在中國曆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傳教士東來中國，在傳播“福音”的同時，還著書出版、興學從教、設醫診病，直接參與了眾多文化事業，在西學傳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對中國從傳統步入近代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除了向中國人民介紹西方科學文化之外，還對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開闊了中國人對於世界認識的視野。同樣他們也把中國文明帶到了西方，使西方對中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西方文化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他們在向中國人傳播上帝福音的同時也向中國人播撒了西方文化、科學技術的種子。當他們在自覺地承擔西學東漸職責的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了中學西漸的傳媒。他們或寫信，或著述，把自己所知道的有關中國的一切，傳回了西方。在他們所寫的文章、書簡和專著中，幾乎都無一例外地提到了中國的科舉製。陳興強：《傳教士和中國科舉製西漸》，載於《貴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正是通過這些傳教士對中國科舉製的介紹，西方人才驚訝地發現“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德）來布尼茨：《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論中國哲學》，載於《中國哲學史研究》1981年第3期。
一般史著認為，最早向西方介紹中國科舉製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歐洲人知道這種考試製度大約是16世紀末，傳教士利馬竇向教會送去的報告書中已詳細地記錄了科舉製度，對這種考試原則，當時歐洲人根本不知道”。陳暉：《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與選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頁。後來曾德昭傳教士又對此做了進一步的介紹。
大體說來，16—18世紀這一時期的傳教士向西方人介紹的中國科舉製情況，盡管有些介紹難免膚淺和感性，但大多能做到客觀、公正。這些傳教士對中國科舉製的介紹，盡管是零星、表麵、片斷的，但是，正是這些浮光掠影、走馬觀花式的文字記載，激起了廣大西方人士對神秘而古老的中華文明的好奇和向往。這種好奇和向往，恰恰成為了西學東漸、中學西漸的催化劑和動力。他們的這種介紹是出於對當時歐洲各國普遍通行的選官製度——君主恩賜製的不滿，並都對中國的這種含有競爭原則的通過公開考試來選拔人才的選官製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讚揚。正是通過他們對中國科舉製的介紹、肯定和讚揚，才為後來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建立公開考試來選拔行政性公職人員的西方現代文官考試製度提供了一個新的可資借鑒的異域文化參照物。美國學者卜德在評論法國的文官考試製度時說：“法國人對中國的熱情在1789年大革命後逐漸消失了，但科舉製仍然是他們從中國學來的一項重要遺產。”正因為如此，孫中山先生才很自信地指出：“現在各國的考試製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根溯源，英國的考試製度，原來還是從中國學過去的。”陳興強：《傳教士和中國科舉製西漸》，載於《貴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2期。
其次，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進行的文化事業也為西方了解中國開啟了一扇窗口，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基地。美國第一位來華傳教士裨治文於1832年5月1日創辦了《中國叢報》。《中國叢報》記載了鴉片戰爭前後20年有關中國社會的各種調查報告，為西方人認識和了解中國提供了大宗的資料，不僅來華的西方人訂閱，而且發行到歐洲和美國。以1836年發行的515本統計，其中銷售中國200本，馬尼拉15本，夏威夷13本，新加坡18本，馬六甲6本，檳榔嶼6本，巴達維亞21本，暹羅4本，悉尼及南威爾斯6本，緬甸3本，孟加拉，尼泊爾7本，錫蘭2本，孟買11本，南非開普敦4本，漢堡5本，英國40本，美國154本。可見銷售區域之廣泛。《中國叢報》是在華西方人的討論基地，也是西方人了解中國的重要傳媒。西方人正是從《中國叢報》上知道了清政府對鴉片貿易的態度，知道了鴉片戰爭的進程。它刊登的部分文章被西方一些有影響的教會刊物和普通報刊轉載。正如倫敦的《便士雜誌》（The Penny Magazine）在1837年8月5日評論的：“這份期刊即便在英國也算是好的。”可見，外銷占多的《中國叢報》對中西文化交流有很大價值。張施娟：《傳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以裨治文為個案》，載於《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2期。
來華傳教士為了達到他們傳播基督教的目的，選擇了科學作為傳教的手段，因為，他們深知要使人們皈依基督教，並不是件易事。在傳教士的眼裏，欲歸化中國，科學是了解上帝的重要手段。於是傳教士在傳入歐洲科學知識的同時，也把中國科學技術介紹到歐洲，並經過歐洲的消化吸收後，獲得了創新和發展。比如西方傳教士的先鋒——利瑪竇來華後，在傳播西方宗教與科學的同時，記述了他在華的所見所聞，寫成《基督教遠征中國記》。在這部著作中，利氏對中國科學有許多描述，成為17世紀歐洲人討論中國科學的取材內容。此外，中國的天文學，植物學和中醫也通過他們傳到了西方，進一步打開了歐洲的眼界，同時也成了歐洲科學家尋求知識的豐富源泉。
除了這些之外，更重要的是傳教士在來華過程中實現了西方與東方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並掀起了西方的“東方熱”，對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對於西方人來說，對神秘的東方產生興趣源於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遊記》描述了神奇的東方，中國的曆史和思想因此被介紹到西方去，並且產生巨大影響。馬可·波羅到中國來，他的身份是傳教士，也就是說，他來中國的目的主要是傳教。但他驚奇地發現，中國竟然那麽大，生活那麽豐富奇特，於是開始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作為遊記體裁的漢學研究的代表作，《馬可·波羅遊記》打開了西方世界認識中國的一扇門。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始於1583年，眾多來華的耶穌會教士們開啟了所謂的“傳教士時期”。
應該說，從傳教士一進入中國大陸開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匯和交流，就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積極行為。中國文化為西方所了解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進行的，很大程度上西學東漸和漢學西傳成為一種雙向的交流。從14世紀到16世紀，西方傳教士準備帶著自己的宗教和以西方為中心的文化，到中國這塊“蠻荒”之地來“教化”尚未開化的“蠻民”，最初的動機是到中國來施行“文化統治”的。結果發現，東方的文明和東方的經驗對人類發展的借鑒意義並不亞於西方。更有意思的是，這批傳教士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中國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都努力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變成了“中國通”，回到西方後成為漢學專家，成為最早傳播中國文化的人。這種現象不是發生在古代，而是發生在中國要求變革的近代，充分說明多元文化的多元價值和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是不可忽視的。在兩種不同文化的參照和對比之中，傳教士們以及後來的漢學家們，總是把關注的重心放在展現中國民族特性、解釋中國現實社會的文化構架方麵，用欣賞的而不是批判的眼光來對待這個文化構架。他們在文化比照中震驚地發現，在西方文化之外居然還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係統並且在生生不息地運作。從他們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和研讀來分析，他們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這就是西方漢學並沒有將中國傳統文化與他們所感受的時代割裂開來，而是用這個文化體係的有效運作來解釋中國曆史的長久性。西方漢學這種重視社會實踐的品質，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漢學研究不可能是一種純學術的性質。當這些傳教士為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吸引的時候，他們的文化傾向直接影響了西方國家對待中國的態度。西方傳教士剛進入中國時，中國的國力強於歐洲，清朝康熙年間，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接近全球的三分之一。駐華耶穌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迷戀態度，直接影響歐洲文化乃至各國君主對中國的態度，在歐洲曆史上形成了近200年的中國熱。朱易安：《在漢學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學的演講》，載於《解放軍日報》。
傳教士來華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基督教，但他們深知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文明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古老國度裏傳教，必須熟知儒教，與中國文化相融合，而中國的儒教思想、風化習尚、典章製度均出自於中國古文獻，要“借儒排佛”、“借儒宣教”，研究、翻譯中國古文獻是必不可少的入門之徑，從而調和中國古代經書和天主教教義，最後達到傳教的目的。於是，傳教士們紛紛將儒家典籍等中國古文獻翻譯成西文介紹到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古文獻的研究和翻譯，在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古文獻所反映出的儒家思想及其自然觀、道德觀和政治理想，成為歐洲一代風流的思想旗幟，曾經對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德國哲學革命起過相當的作用，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歐洲思想家。
在中國文化體係中，西方漢學家較早關注的是《周易》和孔子的學說。這是因為《周易》注重事物變化的宇宙觀和辯證法，對於一貫強調邏輯思維和理性精神的西方傳統文化產生了衝擊；而孔子思想體係中關於建立道德文化秩序和人際網絡秩序對於世界和平也具有發人深省的啟迪意義。德國傳教士衛禮賢1899年來到中國，回國後，他於1924年出版了《易經》的德譯本。1924年至1929年，衛禮賢在法蘭克福開設了關於《易經》的講座，題目分別是：《對立與友誼的政治學》、《藝術精神》、《變化中的恒定》以及《中國人關於死的概念》等。在向西方人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衛禮賢從西方文化的立場出發闡述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對西方漢學界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衛禮賢的兒子韋德明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周易》專家，著有《易經八講》及《〈易經〉中的天地人》。西方漢學家認為，《周易》與數字的關係啟發了萊布尼茲等歐洲思想家尋求美與和諧，並認為數字有助於為人類世界帶來秩序。參見《在漢學研究中發現中國傳統文化——朱易安教授在上海海事大學的演講》，見www。sf108.com，2006年10月18日。
而在這一文化交流過程中，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的載體，是雙方文化傳播的使者。他們播西方文明而來，傳中國文化而去。然而過去人們往往隻矚目於傳教士展示給中國的西方先進科技知識，忽略了傳教士西撒到歐洲的中國文化。其實，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文化上的影響也總是相互的。在中西文化的交流過程中，既存在著“西學東漸”，也有過“中學西渡”。接觸、碰撞、排斥、選擇、改造、吸收、補充、交融……中西雙方的文化在彼此的交流中，在相互的影響下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起來。我們不應否認，耳濡目染中國文化的傳教士，給歐洲帶去了寶貴的漢學，為其自身的發展注入了新鮮而持久的活力，因為，“18世紀的歐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壓力和傳統信念的崩潰，使得天主教傳教士帶回來的某些中國思想在歐洲具有的影響，超過了天主教教士在中國宣傳的宗教”。
由傳教士介紹到歐洲的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的藝術，還導致了在17、18世紀的歐洲產生了一股“中國熱”，中國的服飾、工業乃至園林等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觀都引起了對這個文明古國抱有好奇心的歐洲人的興趣。西方美學家追尋中國風尚，收藏家崇尚中國藝術。整個西方都掀起了一股“中國風”。中國的瓷器、絲織等工藝品傳到歐洲後風靡一時，甚至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本人在1667年的一次大典上也穿中國裝，化裝成中國人。中國趣味不但流行歐洲宮廷，而且走向十字街頭，成為當時社會的一股風尚。18世紀初，上層的歐洲人以中國筵席宴請賓客為榮，歐洲宮廷貴婦則整天不離中國折扇，並且此時的歐洲還興起了園林中國化運動。德、法等國在風景園中仿建中國化的寶塔與榭台樓閣，壘起了假山，種上了月季，石竹。受到中國服飾陶瓷等物品上中國畫影響的西方風景畫家，如華篤、拉摩脫、高博等人，向社會奉獻了以中國手法畫的新作。“中國風格”、“中國趣味”成了人們普遍的崇尚，以優美、輕倩、生動、自然為特色的“洛可可風格”，延續了一個世紀之久。“在洛可可時代的心理中，中國是一個模範國家，它喚起了歐洲一般社會在一種假想中快樂的人生觀，給歐洲的革命鋪平了道路。”正如有些中國學者所總結的那樣：“不管怎樣，18世紀總是歐洲最傾慕中國的時代。中國工藝品導致了歐洲巴洛克風格之後的洛可可風格，中國建築使英法各國進入了所謂的‘園林時代’，中國的陶瓷、繪畫、地毯、壁飾遍及各地，直接、間接地推動了西方工業革命。”譚建華：《基督教傳教士與中學西渡》，國際中國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蘊含著無盡的文學寶藏，詩歌、詞賦、戲曲、小說等各類文學題材豐富多彩，內容詳盡而完備。傳教士西傳到歐洲的中國文學作品激發了歐洲文學家的想像力，使他們獲得了新的文學靈感，並得以尋求到新的題材，從而創造出新的人物。
不管是對於傳教士還是普通的西方人而言，東方尤其中國在明清這個特定的曆史時期裏意味著取之不盡的財富和無窮的誘惑，於是他們來了，在這個時代留下了濃重的一筆，為世界帶去了中國，也為中國帶來了近代的曙光。
§§第五章 主導東亞，中國營造牢固的朝貢體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