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春秋戰國，東西方智慧對話
周平王遷都洛陽後，全國處於分裂割據狀態。中國就此進入東周時代。東周前後分為春秋戰國兩大時期。
春秋戰爭是中華民族先民遭遇的第一個大亂世。諸侯征伐不斷，民族融合加快，加上社會結構劇烈更替，催生出了一個思想火花四溢、人才輩出的時代，造就了一個宗法血緣紐帶弱化、圖強爭霸、孕育統一的時代。
春秋因魯史《春秋》記錄了這一階段的曆史而得名。當時各國之中最強大者為晉、楚，其次為齊、秦，再次則為鄭、宋、魯、衛、曹、邾等國。春秋末崛起者為吳、越兩國。東西南北還有戎、狄、蠻、夷交錯其間。周王室失去了號令諸侯的能力，諸侯國不再按約向天子述職和納貢。東周國已與一般小國無別。春秋的故事最亂，也最具有可讀性，到處閃耀著智慧的火光。整部春秋史可以被看作是戰亂爭霸史。
最先稱霸的是齊桓公。齊國先拉攏宋、魯、鄭等國，又利用當時華夏與周邊少數民族矛盾激烈，出兵救邢存衛，在中原國家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齊的崛起威脅到楚的利益。兩國在河南地區展開了激戰，形成了均勢。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今河南蘭考），周天子也派人參加，正式代天子成為諸侯的主宰。桓公亡，齊霸中衰。晉文公利用周王室內亂、周襄王避難鄭國的機會出兵平亂，護送襄王歸國。文公通過興兵勤王，拓土增威。公元前632年，晉在城濮大敗楚國。冬，晉文公大會諸侯於溫，迫使周王赴會，成為中原新霸。晉國的霸業得到了秦國的軍力支持。晉文公死後，秦晉交戰。秦穆公不斷與晉較量，但晉始終堵住秦東向的通道。秦國難以進入中原，隻好向西拓土以自強。南方的楚國終於在楚莊王時期如願問鼎中原。公元前606年，莊王伐陸渾之戎，陳兵於周郊，派人向周王詢問九鼎之輕重。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陳的都城；次年，降鄭。晉楚兩軍大戰於邲。結果晉被楚打敗。後來楚圍宋達九月之久，晉國不敢出兵援宋。宋、鄭等中原大國都屈服，共推楚莊王為新霸主。
此後的春秋，北晉南楚形成相持形勢。齊頃公時，齊和楚連結，不斷用兵魯、衛。公元前589年，晉應魯、衛之請攻齊，於鞍打敗齊軍。冬，楚以救齊為名而大興師，在蜀舉行了盟會，參與者有齊、秦、宋、鄭、衛等10國。公元前576年，楚對鄭、衛發動進攻。次年，晉國以鄭轉服於楚為借口伐鄭，楚軍救鄭。晉、楚兩軍大戰於鄢陵，楚國戰敗退兵。此後晉、楚繼續酣戰，同時走向衰落。公元前546年，宋國向戌提出弭兵之議。晉、楚、齊、秦、宋、衛、鄭、魯等14國在宋都開弭兵之會，規定兩國的仆從國既要朝晉又要朝楚。會後幾十年中，晉楚兩強力量近於平衡。中原軍事衝突較以前大為減少。
春秋晚期吳崛起於東南。晉扶植吳以製楚。公元前506年，吳大舉攻楚，勝楚軍於柏舉，大軍攻入楚的郢都。楚王出逃，楚國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大敗越於夫椒，乘勝而攻入越都。之後吳國進逼中原，臣服魯、邾等國，擊敗齊國。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與晉、魯、周等國會於黃池，吳奪得了霸主的位置。但吳連年興兵，國力空虛。被臥薪嚐膽的勾踐乘虛而入，大敗吳師。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奪得霸主地位。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春秋時從周王室到各諸侯國，各國君主權力下替。主宰國家命運的公卿大夫爭權奪利，相互展開激烈的兼並鬥爭。比如齊國在春秋早期由國、高二氏掌權，以後又有崔、慶二氏。屬於異姓貴族的有鮑氏和田氏。後田氏代替薑氏統治齊國。春秋末年，晉國幹脆被趙、韓、魏三大臣瓜分。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認可，晉國乃分成趙、魏、韓三國。
三家分晉標誌著戰國的正式開始。戰國時期各國混戰不休。初年，大國有秦、楚、韓、趙、魏、齊、燕七國，合稱戰國七雄。越在戰國初也稱雄一時。小國有周、宋、衛、中山、魯、滕、鄒、費等，後來都先後被七國所吞並。戰國時戰役短者數月，長者曠日持久數年。各國繼續力量，修築城牆，革新武器裝備。隨著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和政治形勢的日益嚴峻，各國為順應經濟變化，開始變法革新。維新變法貫穿了整部戰國史。
魏國進行變法最早。魏文侯任用士人李悝、吳起、西門豹等。楚悼王時，吳起奔楚，進行變法。楚經過初步的改革，開始強盛。但一年後悼王死，舊貴族攻殺吳起於悼王之棺旁。戰國初年，田氏篡齊君位。齊威王時，齊最強於諸侯。韓昭侯時，申不害在疆域最小的韓國修術行道，也進行政治革新。各國變法最為成功的是秦國。戰國初年，秦在各國中地位不高，各國常以夷狄遇之。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終於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為秦後來翦滅群雄奠定了基礎。
魏國李悝變法、趙國公仲連改革、楚國吳起變法、韓國申不害改革、齊國鄒忌變法、秦國商鞅變法、趙國武靈王胡服騎射等變法，成效不一。但強烈衝擊了井田製、分封製、宗法製、禮樂製等製度。變法使國富兵強，改變了社會格局，加劇了各國之間的不平衡和競爭，兼並戰爭愈演愈烈。
秦在惠文王時開始稱王，並不斷攻打韓、魏、楚，以擴大秦的疆域。而當時東方六國依然相互征戰不斷，在連橫合縱之間首鼠兩端。到昭王時，確定了遠交近攻的戰略，滅六國的基礎已經奠定。秦莊襄王滅周，其勢力進一步深入到關東地區。公元前237年，秦王政親政，開始大規模對關東用兵，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春秋戰國的曆史，是為了讓讀者對這一段複雜動蕩的時期有相對清晰的認識。沒有經曆過亂世的人是不會體會到三代社會到此時候產生的深刻變化。所有人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再是固定的，職業也不再世襲相傳。有人依靠軍事、政治、文化等方麵專長而去謀求仕宦出路，成為遊士；農民從井田製的束縛下脫身出來而成為小自耕農；還出現了具有獨立經濟地位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士農工商”，即後世所謂的“四民”，成為社會上活躍的因素。而且隨著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雇傭勞動時有出見。春秋末年，孔子開創私學教育，向出身低賤的階層普及教育，從此出現了以學習文化典籍為主、以從事政治活動為目標的文士集團，更為後世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麵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多數國家主要從平民中破格提拔人才。申不害、範雎等都是出身貧賤的宰相。秦的強大與其不問出身、廣攬天下英才不無關係。
這是一段與唐宋之後趨向保守內斂的傳統社會完全不同的曆史時期，是中國社會難得的政治大亂世和思想大盛世。偉人層出不窮，思想璀璨奪目。戰國時學失於宮，士散於野。少數貴族已不能再繼續壟斷文化知識。社會上湧現出大量的文學遊說之士，招賢養士之風盛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各國君主和社會都鼓勵和支持各家之間的論戰，促進了思想的活躍和學術的繁榮，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西漢末年劉歆把戰國百家概括為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縱橫、雜、小說等十家。這十家中除了屬於文學範疇的小說家外，後人將其他九家政治學派稱為九流。每家之中也不斷分化為更小的學派。各家皆有所長，學以致用，對當時政治、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後世一直驚歎於春秋戰爭的精神力量之強。有人認為：“強烈的主體意識、自由思考的百家爭鳴、開拓進取的變法改革、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構成戰國精神的主體。戰國精神是中華傳統文化最輝煌的一頁，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基因。”張彥修、李文穎：《戰國精神簡論》，載於《殷都學刊》1999年。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不是自閉保守的人，也不是迷信愚昧的人。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李悝、吳起、商鞅、趙勝、魏無忌、黃歇、田文、孫臏、樂毅、田單、蘇秦、張儀、公孫衍等無不積極進取，奮力建功。他們不怕艱難困苦，不畏敗北殺頭，四方奔走，大聲疾呼，大膽追求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孟子的王道和仁政、墨子的兼愛和尚賢、道家的清靜和無為、荀子的禮治、韓非子的法、術、勢，無不是針對時勢需要而提出的富國王天下方略。各家之說未必盡善盡美，但百家爭鳴所體現的自由思考的內涵和人們充滿活力、滿懷激情的風發意氣著實令人振奮。而以提一匕首而入不測之強秦的荊軻為代表的包括專諸、聶政、要離、田光、樊於期、高漸離等人在內的俠客群體，也都在這個雄壯的時代留下了自己的豪言壯舉。正是這個時代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的文章典籍和膾炙人口的千秋故事。
而這些都是由改造後的儒家思想主導的傳統中國社會的拘謹陳悶、盲目自滿的氛圍所不能比的。
在中外對比方麵，我們與文明程度發展相對較高的地中海沿岸諸國做對比，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國繼續領先於世界文明的平均發展程度，並且逐步拉大了這一距離；而在思想活躍和經濟發展方麵，中外在此時又存在相當大的可比內容。
首先，在政治上，中國的封建製度逐漸瓦解。戰亂中孕育著統一的因子。中國從戰國時期開始向傳統社會轉型。
郡縣製開始出現，代替了封建製。各諸侯國一般將地方分成若幹縣，以替代過去貴族的封邑，在縣以下有鄉、裏。縣置於君主統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過地方小吏一直貫徹到鄉、裏，中央集權製與過去相比大為加強。各國在邊境地區或新占領的地方，為了加強地方的軍事防禦能力，往往設郡以統縣。郡的主管官吏為守，除治民外，還掌握兵權。地方守、令由國君親自任免。分邦建國到戰國時期雖然依然存在，但受封者僅有一定的治民權，且很難長期世襲。一係列新政治製度表明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的雛形開始形成。將相製、郡縣製、俸祿製、璽符製、上計製等製度的宗旨隻有一個—取消封建貴族的特權，使獨立的貴族變成聽命於君主的官員，把原來通過分封賦予貴族的權力集中到君主一個人手中。
春秋戰國時期的兼並，使早期的封建小國形成了以五霸七雄為代表、以郡縣製為基礎的領土國家。中央集權是適應這種變化的。“從國家形態的角度看，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發生的變化是一個從封建王國轉變為專製帝國的過程。”葉文憲：《論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的轉型》，載於《史學月刊》2001年第3期。
同時代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則采取真正意義上的封建製。無論是古希臘的民主製度還是古羅馬的共和製度，政治考慮的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權力製約。在歐洲大部分先民的思維中，專製是壞的，是需要避免的（柏拉圖等少數人除外。但柏拉圖也給理想的專製君主增加了一係列限製語）。一般認為古希臘的民主思想是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論來源之一。而且古希臘城邦國家小國寡民，古羅馬即使稍大，也難以與中國比較。這可以被視作地中海國家沒有選擇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的地理因素。
第二，古希臘和春秋戰爭時期的中國都出現了人文薈萃、百家爭鳴的時期。
伯裏克利執政時期，雅典城以海納百川之勢，吸引著希臘各城邦和愛琴海地區的人才會聚雅典城學習和交流文化科學知識。哲學家、作家、學者、藝術家，等等，都跑到雅典來，在雅典，他們便有廣大的施展才能的空間。有來自外邦的阿那克薩哥那、德謨克裏特、普羅泰哥拉、哥爾基斯、希羅多德、品達、邁倫等文化名家，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柏拉圖創辦的阿卡德米亞學園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是希臘乃至地中海地區的學術中心之一。他們連同古希臘本地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對當時的世界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和命題都進行了探討。他們構建的理論體係是次要的，但是他們所體現的思維的縝密性和對理性的推崇一直為西方所繼承。
對比春秋戰國和古希臘的思想火花，我們會發現中西方的思想盡管在同一時期達到了高峰，但不盡相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科學文化涉及的領域雖多，但零散個別、不成係統。這些知識和認識是以定性描述為主的經驗科學。古希臘的科學文化知識則更多地表現出大膽的探索性和思辨性。古希臘人的認識已經深入到了當時社會生產水平下人類思維所能到達的深度，並且構建出了各自的理論體係。這些成係統的理論至今仍具有指導和借鑒作用。
嚴謹複雜的思維推演鍛煉出了古西方學者的抽象思維。這與注重形象思維和實用性的東方思維是背道而馳的。古希臘學者認為“智者求同，愚者求異”，因此不滿足於對表麵現象的認識，非常重視對事物本質和原理的研究。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大變革的轉型時期，政治鬥爭、經濟發展和對新的社會製度的呼喚將所有科學文化知識的目的都定位為服務經濟、社會的發展。比如春秋戰國發展天文學是為了服務農業生產，而不是探索太空、思考時間和空間的起源；又比如春秋戰國發展冶金業和化學工業不是為了認識物質和自然，更多的是為了改良武器裝備和生產工具。
第三，當時的中西方社會的開放程度都相當高。活躍的思維和文化交流就是有力證據之一。古希臘也好，古羅馬也好，春秋戰國也好，都非常注重與周邊政權和民族的交流，對外經濟貿易都非常繁盛。
隨著商業的發達，中原許多城邑都劃出一定的地段、範圍作為市。如臨淄城有“中市”和“右市”。秦國雍城東北部設有很大的露天市場。市裏有國家派去的官吏，負責收稅和維持秩序。“小的縣和邑也大都設置了供商品交換的‘市’，韓上黨地區，其中17邑有市，魏國小縣有市的30餘。齊國曾規定，在‘市’上交易的商人如達到30人，每年12月向他們征收黃金一錳，占用場地每6方步收租金（錢）1鬥。”解光雲：《中國、印度和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城市因素》，載於《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1月。大城邑中還開設了不少手工作坊，使不少城邑成為貨物的產銷中心。工商業的影響促進了城市規模的發展。如齊國臨淄的人口多達30餘萬。作為商業中心的城市，通過自己的商業渠道，促進了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和各政權、民族之間的物資交流和文化往來。而從公元前11世紀開始，腓尼基的船長和水手、古希臘的商品和船隊和古羅馬的殖民者將地中海沿岸連成了一個整體。整個地中海地區也成為了一個市場。
公元前331年，亞曆山大東征到興都庫什山，在今阿富汗建立了“極遠的亞曆山大城”。亞曆山大東征推動的希臘化時代，原本可以展開中西規模交往的序幕。遺憾的是，這位已經到達門口的客人還是沒有邁入東方天地。
春秋戰爭是中華民族先民遭遇的第一個大亂世。諸侯征伐不斷，民族融合加快，加上社會結構劇烈更替，催生出了一個思想火花四溢、人才輩出的時代，造就了一個宗法血緣紐帶弱化、圖強爭霸、孕育統一的時代。
春秋因魯史《春秋》記錄了這一階段的曆史而得名。當時各國之中最強大者為晉、楚，其次為齊、秦，再次則為鄭、宋、魯、衛、曹、邾等國。春秋末崛起者為吳、越兩國。東西南北還有戎、狄、蠻、夷交錯其間。周王室失去了號令諸侯的能力，諸侯國不再按約向天子述職和納貢。東周國已與一般小國無別。春秋的故事最亂，也最具有可讀性，到處閃耀著智慧的火光。整部春秋史可以被看作是戰亂爭霸史。
最先稱霸的是齊桓公。齊國先拉攏宋、魯、鄭等國，又利用當時華夏與周邊少數民族矛盾激烈，出兵救邢存衛，在中原國家中樹立了很高的威信。齊的崛起威脅到楚的利益。兩國在河南地區展開了激戰，形成了均勢。公元前651年，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今河南蘭考），周天子也派人參加，正式代天子成為諸侯的主宰。桓公亡，齊霸中衰。晉文公利用周王室內亂、周襄王避難鄭國的機會出兵平亂，護送襄王歸國。文公通過興兵勤王，拓土增威。公元前632年，晉在城濮大敗楚國。冬，晉文公大會諸侯於溫，迫使周王赴會，成為中原新霸。晉國的霸業得到了秦國的軍力支持。晉文公死後，秦晉交戰。秦穆公不斷與晉較量，但晉始終堵住秦東向的通道。秦國難以進入中原，隻好向西拓土以自強。南方的楚國終於在楚莊王時期如願問鼎中原。公元前606年，莊王伐陸渾之戎，陳兵於周郊，派人向周王詢問九鼎之輕重。公元前598年，楚攻破陳的都城；次年，降鄭。晉楚兩軍大戰於邲。結果晉被楚打敗。後來楚圍宋達九月之久，晉國不敢出兵援宋。宋、鄭等中原大國都屈服，共推楚莊王為新霸主。
此後的春秋，北晉南楚形成相持形勢。齊頃公時，齊和楚連結，不斷用兵魯、衛。公元前589年，晉應魯、衛之請攻齊，於鞍打敗齊軍。冬，楚以救齊為名而大興師，在蜀舉行了盟會，參與者有齊、秦、宋、鄭、衛等10國。公元前576年，楚對鄭、衛發動進攻。次年，晉國以鄭轉服於楚為借口伐鄭，楚軍救鄭。晉、楚兩軍大戰於鄢陵，楚國戰敗退兵。此後晉、楚繼續酣戰，同時走向衰落。公元前546年，宋國向戌提出弭兵之議。晉、楚、齊、秦、宋、衛、鄭、魯等14國在宋都開弭兵之會，規定兩國的仆從國既要朝晉又要朝楚。會後幾十年中，晉楚兩強力量近於平衡。中原軍事衝突較以前大為減少。
春秋晚期吳崛起於東南。晉扶植吳以製楚。公元前506年，吳大舉攻楚，勝楚軍於柏舉，大軍攻入楚的郢都。楚王出逃，楚國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大敗越於夫椒，乘勝而攻入越都。之後吳國進逼中原，臣服魯、邾等國，擊敗齊國。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與晉、魯、周等國會於黃池，吳奪得了霸主的位置。但吳連年興兵，國力空虛。被臥薪嚐膽的勾踐乘虛而入，大敗吳師。公元前473年，越滅吳，奪得霸主地位。
在戰火紛飛的歲月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春秋時從周王室到各諸侯國，各國君主權力下替。主宰國家命運的公卿大夫爭權奪利，相互展開激烈的兼並鬥爭。比如齊國在春秋早期由國、高二氏掌權，以後又有崔、慶二氏。屬於異姓貴族的有鮑氏和田氏。後田氏代替薑氏統治齊國。春秋末年，晉國幹脆被趙、韓、魏三大臣瓜分。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認可，晉國乃分成趙、魏、韓三國。
三家分晉標誌著戰國的正式開始。戰國時期各國混戰不休。初年，大國有秦、楚、韓、趙、魏、齊、燕七國，合稱戰國七雄。越在戰國初也稱雄一時。小國有周、宋、衛、中山、魯、滕、鄒、費等，後來都先後被七國所吞並。戰國時戰役短者數月，長者曠日持久數年。各國繼續力量，修築城牆，革新武器裝備。隨著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和政治形勢的日益嚴峻，各國為順應經濟變化，開始變法革新。維新變法貫穿了整部戰國史。
魏國進行變法最早。魏文侯任用士人李悝、吳起、西門豹等。楚悼王時，吳起奔楚，進行變法。楚經過初步的改革，開始強盛。但一年後悼王死，舊貴族攻殺吳起於悼王之棺旁。戰國初年，田氏篡齊君位。齊威王時，齊最強於諸侯。韓昭侯時，申不害在疆域最小的韓國修術行道，也進行政治革新。各國變法最為成功的是秦國。戰國初年，秦在各國中地位不高，各國常以夷狄遇之。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終於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為秦後來翦滅群雄奠定了基礎。
魏國李悝變法、趙國公仲連改革、楚國吳起變法、韓國申不害改革、齊國鄒忌變法、秦國商鞅變法、趙國武靈王胡服騎射等變法，成效不一。但強烈衝擊了井田製、分封製、宗法製、禮樂製等製度。變法使國富兵強，改變了社會格局，加劇了各國之間的不平衡和競爭，兼並戰爭愈演愈烈。
秦在惠文王時開始稱王，並不斷攻打韓、魏、楚，以擴大秦的疆域。而當時東方六國依然相互征戰不斷，在連橫合縱之間首鼠兩端。到昭王時，確定了遠交近攻的戰略，滅六國的基礎已經奠定。秦莊襄王滅周，其勢力進一步深入到關東地區。公元前237年，秦王政親政，開始大規模對關東用兵，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春秋戰國的曆史，是為了讓讀者對這一段複雜動蕩的時期有相對清晰的認識。沒有經曆過亂世的人是不會體會到三代社會到此時候產生的深刻變化。所有人的身份和地位都不再是固定的，職業也不再世襲相傳。有人依靠軍事、政治、文化等方麵專長而去謀求仕宦出路，成為遊士；農民從井田製的束縛下脫身出來而成為小自耕農；還出現了具有獨立經濟地位的手工業者和商人。“士農工商”，即後世所謂的“四民”，成為社會上活躍的因素。而且隨著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雇傭勞動時有出見。春秋末年，孔子開創私學教育，向出身低賤的階層普及教育，從此出現了以學習文化典籍為主、以從事政治活動為目標的文士集團，更為後世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麵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多數國家主要從平民中破格提拔人才。申不害、範雎等都是出身貧賤的宰相。秦的強大與其不問出身、廣攬天下英才不無關係。
這是一段與唐宋之後趨向保守內斂的傳統社會完全不同的曆史時期，是中國社會難得的政治大亂世和思想大盛世。偉人層出不窮，思想璀璨奪目。戰國時學失於宮，士散於野。少數貴族已不能再繼續壟斷文化知識。社會上湧現出大量的文學遊說之士，招賢養士之風盛行，“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各國君主和社會都鼓勵和支持各家之間的論戰，促進了思想的活躍和學術的繁榮，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西漢末年劉歆把戰國百家概括為儒、墨、道、名、法、陰陽、農、縱橫、雜、小說等十家。這十家中除了屬於文學範疇的小說家外，後人將其他九家政治學派稱為九流。每家之中也不斷分化為更小的學派。各家皆有所長，學以致用，對當時政治、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後世一直驚歎於春秋戰爭的精神力量之強。有人認為：“強烈的主體意識、自由思考的百家爭鳴、開拓進取的變法改革、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構成戰國精神的主體。戰國精神是中華傳統文化最輝煌的一頁，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基因。”張彥修、李文穎：《戰國精神簡論》，載於《殷都學刊》1999年。
春秋戰國時期的人不是自閉保守的人，也不是迷信愚昧的人。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李悝、吳起、商鞅、趙勝、魏無忌、黃歇、田文、孫臏、樂毅、田單、蘇秦、張儀、公孫衍等無不積極進取，奮力建功。他們不怕艱難困苦，不畏敗北殺頭，四方奔走，大聲疾呼，大膽追求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孟子的王道和仁政、墨子的兼愛和尚賢、道家的清靜和無為、荀子的禮治、韓非子的法、術、勢，無不是針對時勢需要而提出的富國王天下方略。各家之說未必盡善盡美，但百家爭鳴所體現的自由思考的內涵和人們充滿活力、滿懷激情的風發意氣著實令人振奮。而以提一匕首而入不測之強秦的荊軻為代表的包括專諸、聶政、要離、田光、樊於期、高漸離等人在內的俠客群體，也都在這個雄壯的時代留下了自己的豪言壯舉。正是這個時代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的文章典籍和膾炙人口的千秋故事。
而這些都是由改造後的儒家思想主導的傳統中國社會的拘謹陳悶、盲目自滿的氛圍所不能比的。
在中外對比方麵，我們與文明程度發展相對較高的地中海沿岸諸國做對比，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國繼續領先於世界文明的平均發展程度，並且逐步拉大了這一距離；而在思想活躍和經濟發展方麵，中外在此時又存在相當大的可比內容。
首先，在政治上，中國的封建製度逐漸瓦解。戰亂中孕育著統一的因子。中國從戰國時期開始向傳統社會轉型。
郡縣製開始出現，代替了封建製。各諸侯國一般將地方分成若幹縣，以替代過去貴族的封邑，在縣以下有鄉、裏。縣置於君主統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過地方小吏一直貫徹到鄉、裏，中央集權製與過去相比大為加強。各國在邊境地區或新占領的地方，為了加強地方的軍事防禦能力，往往設郡以統縣。郡的主管官吏為守，除治民外，還掌握兵權。地方守、令由國君親自任免。分邦建國到戰國時期雖然依然存在，但受封者僅有一定的治民權，且很難長期世襲。一係列新政治製度表明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的雛形開始形成。將相製、郡縣製、俸祿製、璽符製、上計製等製度的宗旨隻有一個—取消封建貴族的特權，使獨立的貴族變成聽命於君主的官員，把原來通過分封賦予貴族的權力集中到君主一個人手中。
春秋戰國時期的兼並，使早期的封建小國形成了以五霸七雄為代表、以郡縣製為基礎的領土國家。中央集權是適應這種變化的。“從國家形態的角度看，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發生的變化是一個從封建王國轉變為專製帝國的過程。”葉文憲：《論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的轉型》，載於《史學月刊》2001年第3期。
同時代的地中海沿岸國家則采取真正意義上的封建製。無論是古希臘的民主製度還是古羅馬的共和製度，政治考慮的一大問題就是如何進行權力製約。在歐洲大部分先民的思維中，專製是壞的，是需要避免的（柏拉圖等少數人除外。但柏拉圖也給理想的專製君主增加了一係列限製語）。一般認為古希臘的民主思想是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論來源之一。而且古希臘城邦國家小國寡民，古羅馬即使稍大，也難以與中國比較。這可以被視作地中海國家沒有選擇中央集權的專製製度的地理因素。
第二，古希臘和春秋戰爭時期的中國都出現了人文薈萃、百家爭鳴的時期。
伯裏克利執政時期，雅典城以海納百川之勢，吸引著希臘各城邦和愛琴海地區的人才會聚雅典城學習和交流文化科學知識。哲學家、作家、學者、藝術家，等等，都跑到雅典來，在雅典，他們便有廣大的施展才能的空間。有來自外邦的阿那克薩哥那、德謨克裏特、普羅泰哥拉、哥爾基斯、希羅多德、品達、邁倫等文化名家，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柏拉圖創辦的阿卡德米亞學園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是希臘乃至地中海地區的學術中心之一。他們連同古希臘本地的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對當時的世界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和命題都進行了探討。他們構建的理論體係是次要的，但是他們所體現的思維的縝密性和對理性的推崇一直為西方所繼承。
對比春秋戰國和古希臘的思想火花，我們會發現中西方的思想盡管在同一時期達到了高峰，但不盡相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科學文化涉及的領域雖多，但零散個別、不成係統。這些知識和認識是以定性描述為主的經驗科學。古希臘的科學文化知識則更多地表現出大膽的探索性和思辨性。古希臘人的認識已經深入到了當時社會生產水平下人類思維所能到達的深度，並且構建出了各自的理論體係。這些成係統的理論至今仍具有指導和借鑒作用。
嚴謹複雜的思維推演鍛煉出了古西方學者的抽象思維。這與注重形象思維和實用性的東方思維是背道而馳的。古希臘學者認為“智者求同，愚者求異”，因此不滿足於對表麵現象的認識，非常重視對事物本質和原理的研究。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大變革的轉型時期，政治鬥爭、經濟發展和對新的社會製度的呼喚將所有科學文化知識的目的都定位為服務經濟、社會的發展。比如春秋戰國發展天文學是為了服務農業生產，而不是探索太空、思考時間和空間的起源；又比如春秋戰國發展冶金業和化學工業不是為了認識物質和自然，更多的是為了改良武器裝備和生產工具。
第三，當時的中西方社會的開放程度都相當高。活躍的思維和文化交流就是有力證據之一。古希臘也好，古羅馬也好，春秋戰國也好，都非常注重與周邊政權和民族的交流，對外經濟貿易都非常繁盛。
隨著商業的發達，中原許多城邑都劃出一定的地段、範圍作為市。如臨淄城有“中市”和“右市”。秦國雍城東北部設有很大的露天市場。市裏有國家派去的官吏，負責收稅和維持秩序。“小的縣和邑也大都設置了供商品交換的‘市’，韓上黨地區，其中17邑有市，魏國小縣有市的30餘。齊國曾規定，在‘市’上交易的商人如達到30人，每年12月向他們征收黃金一錳，占用場地每6方步收租金（錢）1鬥。”解光雲：《中國、印度和希臘古典文化繁榮的城市因素》，載於《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1月。大城邑中還開設了不少手工作坊，使不少城邑成為貨物的產銷中心。工商業的影響促進了城市規模的發展。如齊國臨淄的人口多達30餘萬。作為商業中心的城市，通過自己的商業渠道，促進了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和各政權、民族之間的物資交流和文化往來。而從公元前11世紀開始，腓尼基的船長和水手、古希臘的商品和船隊和古羅馬的殖民者將地中海沿岸連成了一個整體。整個地中海地區也成為了一個市場。
公元前331年，亞曆山大東征到興都庫什山，在今阿富汗建立了“極遠的亞曆山大城”。亞曆山大東征推動的希臘化時代，原本可以展開中西規模交往的序幕。遺憾的是，這位已經到達門口的客人還是沒有邁入東方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