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從曆史角度看中國對世界的影響
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以及達·伽馬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被西方部分史學家讚譽為人類曆史上最重要的兩大事件，被視為當今全球化趨勢的起步和淵藪。哥倫布和達·伽馬在世界曆史領域得到了反複地研究，重視度逐步提升，再通過當今西方的文化強勢開始影響到國內的曆史研究和觀念。這一現象包含著一個嚴峻的現實，那就是對世界曆史中中國身影的忽視。
在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始的前半個世紀，明朝的鄭和就曾率領規模和技術都先進得多的船隊七下西洋。與西方的金錢導向不同，鄭和下西洋是帶著使節、禮品友好前往的。這與那些歐洲船隊攜帶槍炮，販運奴隸的航行有著本質區別。在全球化視野中，當我們將精力傾注在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曆史上的同時，是否應該換一個角度審視古代中國書中的古代中國相當於約公元前二三百萬年前人類出現到1900年為止。與世界的關係，是否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探討古代中國的世界身影？
現實生活中，中國的世界身影隨處可見。當普通百姓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前往東南亞地區旅遊的時候，他們會發現大量中華文明的印記。作為長期雄踞東亞的輝煌文明，古代中國在世界的東方營造了延續千年的中華文化圈；即使在具有極高文化優越感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國身影也日益滲透入其社會。中國古代的典籍、中醫、氣功、武術、京劇、旅遊等書籍一直是歐洲和美國書店中的醒目常客。書中的內容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一部分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生活。可見中國正持續不斷地對中華文化圈和西方社會產生影響。
這些影響是分領域、分內容的。古代人類的生產水平有限，尤其是交通通訊技術的落後，使得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難以為繼。中國的地理位置：北臨蒙古高原，東臨太平洋，西南是連綿不斷的原始森林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正西麵是一望無垠的沙漠戈壁。因此，古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以涓涓細流的形式展開的。經濟、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古已有之。四大發明、建築、茶葉、絲綢、瓷器等一直為東西方所津津樂道。
古代中國對世界的政治影響卻又是時斷時續的。雖然古代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政治權威不斷穩固，營造了以朝貢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秩序，但中國對西方世界的政治影響在明清之前十分薄弱。古代東西方之間的政治交流遠遠不如經濟文化科技交流頻繁，也缺乏深度。16世紀以來，西方勢力開始進入亞太地區，東西初識。中國的製度、思想開始在歐洲掀起中國熱潮，中國的政治變遷也開始關係到全球的政治冷暖，反之亦然。近代中國與世界政治的相互影響造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體係的逐漸瓦解。1900年，八國聯軍的鐵騎踏入北京城，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相互影響奏響了最強音。
一
《山海經》中的一篇《穆天子傳奇》。給了後人很大的遐想空間，我們可以將之當作是中華文明早期對外交往的記錄。在夏商周時期，我們的先民就締造出了當時世界上引領潮頭的奴隸帝國和璀璨文明。這一階段，中華文明尚處於自我構建時期，尚未對外展開大規模的交流。殷人東渡和先民四散等傳說都缺乏有力的證據。夏商周能給予世界曆史的，主要在於它們孕育了早期的中華文明和民族先民，為日後豐富多元、異彩紛呈的世界曆史和全球文明奉獻了濃墨重彩的中華身影。
經過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暴力陣痛和思想爭論，統一的秦帝國開啟了中外大規模交流的序幕。英文中國名稱“China”一詞的來源就與秦王朝有關。與秦並列的羅馬帝國根據秦的發音稱中國為“Chin”。羅馬人使用的拉丁文為後來的英文所借鑒。中國的英文發音就變為了“China”。“China”一詞也由單純的“中國”之意逐漸衍生出“瓷器”等與中國有關的意思。
秦二世亡。續秦而起的漢王朝不僅賦予了我們民族永恒的名字，更是奠定了中外交流的雛形。中國身影從此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出現在世界曆史之上。漢王朝東與朝鮮、日本相鄰，南接越南、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西與西亞的安息和歐洲的大秦都有聯係。秦漢以降，中外交通漸開。隨著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與中南半島和南方海上諸國的交通逐漸開發；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開辟了“絲綢之路”；司馬相如和司馬遷先後出使西南，開辟了西南商道。漢朝與東南亞、印度洋地區、中亞西亞乃至羅馬帝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躍。漢朝的絲織品、瓷器、漆器等通過“絲綢之路”等通衢源源不斷地輸出國門。輕柔華貴的絲綢成為漢民族最迷人的名片，風靡東西方的上層社會，成為身份與地位的象征。為了管理西域、保障商道，也為了滿足日益頻繁的中西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需要，漢帝國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設立亭棧，以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交通。從此，漢朝和蔥嶺以西各國的使節和商旅往來絡繹不絕，商業貿易日益頻繁。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的另一個盛世。每逢盛世，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經濟飛速發展，到開元、天寶年間達到鼎盛。此時中國在器物、製度、思想等各個領域都遙遙領先於世界水平。這就使得唐朝成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發動機，不斷擴散影響，使他國對中國產生依賴性。唐朝在當時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聲望，成為世界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學者們為我們描述了盛唐的輝煌氣象：“長安是世界之都，宮牆禦道、街市佛寺，東西10公裏，南北8公裏，比我們今天看到西安城牆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鄰藩邦歸附貢獻，萬裏商賈遠來貿易。波斯的流亡公子貴族、大食的藥材寶石商人、日本的留學生、東非或爪哇的‘昆侖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裏；康國、吐蕃的馬匹、皮毛，阿拉伯的鴕鳥、沒藥，天竺的孔雀、白蓮花，波斯的銅器、樹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林的水晶玻璃、高麗的紙，陳列在同一處市麵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與前來避難的伊斯蘭教徒在毗鄰的寺廟裏禮拜。長安是帝國之都，有世界胸懷與氣象。阿富汗人與敘利亞人騎著波斯戰馬在大唐軍隊裏服役，近10萬大食番商則在廣州城裏居留。廣州、揚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侖舶，停在城外珠江麵上，暖風溫潤，夾著岸邊荔樹黃花的芬芳與居家沉醉的人煙味兒；揚州位於長江與運河交接處，比廣州更近於帝國中心也更繁華。歌台舞榭，胡姬當壚，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劍遠遊的那些年裏，中國就是世界。”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載於《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
這種萬邦來朝的形勢隨著唐宋盛世的延續持續了數百年之久。中國為世界貢獻的多數科技發明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從20世紀的科技器物開始追溯，發現早在唐宋時期中國貢獻的智慧就已經奠定了約1000年後的科技基礎。
蒙古騎兵的遠征將中國的影響最直觀、最迅速地擴散至多瑙河畔。亞歐許多民族的曆史記憶中都鐫刻下了中國的身影。蒙古人締造的龐大汗國，成為了中外交通的巨大舞台。宋元時期有不少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國，最後安息在中國的土地上。因為宋元海外貿易發達，泉州、廣州、明州等地，至今還保存有宋元時期阿拉伯式樣或基督教式樣的墳墓和墓碑。
以泉州為例，泉州海上交通發達，早在唐代就是中國重要外貿港口。宋元時期泉州進入全盛時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啟錨地，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貿易關係，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隨著海外貿易愈益發達，外商來港越來越多。元代的張翥在《蛻庵集·清源洞圖為潔上人而作》一詩中寫道：
泉南佛國天下少，滿城香氣梅檀繞。
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商船多海寶。
隨著歲月的推移，這些外商在元朝時期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民族的雛形就是部分來自不同國家、地區或部落的蕃商。泉州的清淨寺是我國回族發展的曆史見證，是我國與阿拉伯各國友好往來的曆史見證，也是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泉州民謠“紅磚白石雙坡曲，出磚入石燕尾脊，雕梁畫棟皇宮式，土樓木樓還有中西合璧”，生動地描敘了泉州曆史上中西交流的遺跡。
明朝甫建，鄭和七下西洋。這既表明當時中國的文明發展程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也表明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決心。遺憾的是，這一盛舉結束之後，中國社會開始趨向保守，並在保守中逐漸僵化自閉。海禁政策是明清兩朝對外交流的基本國策。在海禁的旗幟下，中外交流的內容退縮到了以朝貢為主要內容的朝貢體係中。
而此時的歐洲掀起了發現中國、親近中國、認識中國的熱潮。大批傳教士先後來到中國，而後又向外傳遞著來自中國的書信、點滴體會和並不全麵甚至不正確的認識。遊曆中國的人成為了西方社會的名流；西方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加入到有關中國的大討論。啟蒙時代，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現的泛中國崇拜的思潮，終於將近五個世紀西方不斷美化的中國形象推向高峰。中國幾乎成為西方文化向往的烏托邦。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載於《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
葡萄牙、西班牙扮演了西方文明向東方滲透的急先鋒角色。西方借此對中國有了比較全麵深入的了解，也發現了與東方貿易的巨大商機。以貿易為主要內容和動力的中西交流自海上洶湧而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國際社會，從16世紀開始逐步與整個國際社會融合為一體。融合的結果是西方文明取得了強勢地位。作為當時西方文明占領全球事業的組成部分，西方最終使中國從屬於西方。東亞朝貢體係在西方勢力的滲透下不斷瓦解。但是擊碎中國在東亞體係領導地位的敵人並非西方，而是同文同種的日本。1895年甲午戰爭的爆發徹底粉碎了中國人“天朝上國”的迷夢。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中國與外界的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
二
在經濟領域，中國的經濟實力直到19世紀中期都穩居世界首位，相對優勢的經濟，推動了中外經濟交往的發展。
秦朝的統一為大規模的中外交流奠定了基礎，其中就包括經濟交流。秦朝的統一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統一後的中央政府統一了貨幣、度量衡、修馳道、拆關塞，結束了戰國時期各國關塞壁壘、貨幣製度混亂的局麵，使得各個地區物產通暢交流。在邊境地區，在首都和重要商業城市之間，貿易商隊開始出現。盡管秦朝也確立了“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但是由於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和國家外交的需要，私人和政府的貿易行為在整個古代中國都是存在的。
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對外貿易。漢武帝時期開拓的“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古代與外國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同樣在漢武帝時期，政府主持召開了“鹽鐵會議”，決定將製鹽和製鐵行業收為國有。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行為，對全世界都具有政策示範意義。
經濟交流穩步發展到宋朝時期，發生了質的飛躍。被稱為“弱宋”的宋王朝積貧積弱，對外喪權辱國，內部卻是人文薈萃、經濟昌盛。宋朝的工商業在國家的財政收入的比重中超過了農業。這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極少見的情況。宋代，特別是南宋，由於地理上的因素，也由於統治者為了緩解財政危機而鼓勵海外貿易，商品經濟和對外經濟交往非常發達，特別是海上貿易。廣州、明州、泉州都是宋朝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元朝征服造成的經濟動蕩很快被抹平。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那些商鎮，在遭蒙古劫難後迅速恢複繁榮。各個民族的融合和空前的疆域擴大造就了又一個經濟繁盛時期。當時的元大都不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來自歐、亞、非諸國的使團和商隊絡繹不絕地進出京城。同時元朝也繼承了宋朝發達的海外貿易。元朝同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造就了當時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泉州。瓷器、絲綢、茶葉是出口量最大的三項商品。在肯尼亞出土的元代瓷器證明了元朝同東非國家的貿易。元朝時期的中國是許多國家和商棧的財富源頭。
明清時期，中國在不同程度上奉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中國國內經濟依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的人口開始改變波浪式增長的軌跡，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向上曲線型的增長。在古代中國，人口的激增完全可以作為經濟基礎雄厚增長的最好例證。明朝前期鄭和下西洋發生在內戰之後；清朝康熙至乾隆時期雖然征戰不斷，中國社會卻依然迎來了康乾盛世，這都表明中國當時堪稱四方經濟雄主。
中國雄居霸主的古代，中外經貿發展強勁。在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中，有許多閃光點值得突出一提：
中外經貿往來是伴隨著中外交通的發展而得到發展的。中國政府重視對中外交通的開拓，維護商路暢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基本形成於公元前後。它東起西漢的首都長安、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張騫就是沿著這條線路尋找大月氏的，漢朝的軍隊也是沿著這條線路打敗了匈奴，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製了塔裏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綠洲上城邦國家的供應，西行不再是畏途。使者相望於道，往來不絕，客觀上促進了國內外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把中原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傳給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鐵、鑿井、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時由西方傳入中國的。中西交通的穩固使中國與西方的交流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古代中國根據對外經濟發展的需要，設立了專門的外貿管理和海關機構。從唐朝開始，政府相繼在重要通商口岸設“市舶使”。市舶管理製度在古代中國曆史上延續了上千年。宋朝繼承了市舶管理製度，並於宋初在京師設“榷易院”，公元1080年頒布了《市舶條例》。這是中國最早的涉外經濟立法之一，也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進出口貿易成文法規之一。這部製訂於11世紀的宋代市舶條例，從其內容來看，堪稱後世海關法、外貿法和涉外稅法的先河，其基本規定多為後世同類立法所師承和發展。這在世界貿易立法史上顯然具有開創性的曆史價值。朱小英：《古今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載於http：//www。cqstudy。com/teaching/1867.html。
中國豐富的出產為中外經濟交流提供了物質基礎。以商品交換為基礎，進而擴展到科技、文化領域，是中國古代對外經濟交流走過的基本道路。《史記》、《漢書》記載，張騫出使西域除了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卜、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薑、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製筷子。）唐朝時期，新羅（今朝鮮）和中國的經濟交流非常頻繁，但是交易範圍已經不局限於物品。新羅的特產工藝品以及人參、牛黃等藥材大量地流入唐朝，新羅商人則從唐朝販回絲綢、茶葉、圖書等。在中外經濟往來中，茶葉、絲綢、瓷器扮演了主角。其中茶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最大。漢語中“茶”既表示茶葉，也表示茶水。現代各國語言中的“茶”和“茶葉”兩詞同音同義，就是從漢語演變而來的。英國人由於中國的茶而養成了喝下午茶的習慣，日本人則由於中國的茶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茶道”，而斯裏蘭卡則在殖民時期廣泛引種中國茶樹，成為了當今重要的產茶國。
金屬貨幣是古代中國經濟往來的主要貨幣形式。到了近代，中國的白銀流通推動了世界經濟發展。在長期的對外貿易中，古代中國始終處於進出口貿易的入超地位。中國積累了大量的黃金白銀。紙幣早在宋朝就已出現，但中國國內流通貨幣依然以金屬貨幣為主。對外貿易也是如此。近代中國的金屬貨幣流通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往來和經濟的正常運轉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美洲大陸，挖掘了大量的金屬貨幣。大航海時代造就的發達海洋運輸體係便利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金幣銀幣的流通。當時在葡萄牙占領的澳門、印度的果阿、南非、巴西、墨西哥和裏斯本之間構成了一張貫穿全球的貿易網絡。白銀是當時通用的貨幣。在白銀籠罩下，中國的三大出口商品源源不斷地連接著全球的航海線路，推動著世界經濟體係的發展和歐洲的崛起。這樣的情形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時期。
清朝的對外經濟貿易稍顯遜色。清朝前期嚴禁寸帆入海；收複台灣後曾一度開放海禁，但又製定出許多限製出海貿易的條例。這讓中國的海外貿易夥伴著實頭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國再申海禁，禁止與南洋的貿易，沉重打擊了剛剛興起的對外貿易和沿海工商業。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了鴉片戰爭時期。客觀上，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阻礙了國內工商業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
這時，葡萄牙原先占領的澳門地區扮演了中外貿易的重要角色。大批商品和商人由海外來到澳門，采購中國沿海商品，或者定製特定的商品。每個月都有船隊從珠江口揚帆遠行。舉個例子：原來中國的瓷器茶具是沒有手柄的。但是西方餐具習慣要有手柄。於是中國沿海地區根據葡萄牙的訂貨要求，燒製了新款式的茶具。這一習慣一直保留至今。景德鎮、沙市、武漢甚至更北的客商常年南下，翻越南嶺，前往澳門淘金。澳門對整個內地經濟的拉動作用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內在蓬勃力也由此可見一斑。
澳門最繁榮的時期，是西方勢力崛起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逐漸落後於西方的時期。長期閉關鎖國的惡果在鴉片戰爭時期表現出來。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奪取了中國的經濟主權。中國在接受近代西方先進科技、文化的同時，國內經濟也開始近代化。洋務運動興起又失敗；民族工業產生，在艱難中求生存。本階段，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扮演的更多的是被動學習、接受的角色。必須承認，當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分工中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傾銷市場。英國、法國、美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獲得新的更多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地。這一角色的很大部分就由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中國來承擔了。
三
國家間的政治交流與經濟交流不同，並非古來有之。政治交流是在各國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後的產物。隻有發展出了穩定的政治文明，各國方有政治交流的可能，才能互相進行政治借鑒。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影響是在帝國政體穩固後，在與其他政權的交往中展開的。
東漢的甘英原本可以獲得打通曆史上第一次外交往來的外交使節的殊榮。遺憾的是，甘英到了波斯灣口的條支，誤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說“海水廣大”，航路難行，麵對波濤洶湧的波斯灣打道回府。安帝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國王遣使來獻幻人（魔術師），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貢獻。古大秦即羅馬帝國。這是東西方的首次見於史籍的正式政治交往。
羅馬帝國強盛時期曾多次發動對亞洲的征伐。其中有部分士兵流落到西域地區，參與了與漢朝軍隊的對陣。《漢書》詳細記載了他們的裝備與陣形。戰鬥的結果是，這群穿鎖子甲、擺魚鱗陣的羅馬戰士被漢軍戰勝。這可能是中外政體的首次正麵交鋒。
古代中國第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政治貢獻是發明了科舉製度。科舉發端於隋，確立於唐。唐高祖武德四年詔令：“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裏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科舉製一直延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詔諭：“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科舉製度對世界文官製度的貢獻不僅在於它提供了考試的選擇，解決了程序正義問題，更在於它解決了錄取背後對實質正義的追求，相當程度上緩慢了官員隊伍錄取的矛盾，解決了官員素質問題。從朝鮮、日本開始，其他國家紛紛學習中國的科舉製度。近代資本主義製度確立後，歐洲各國就是以科舉製度為藍本，創立了現代的文官製度。有的政治史家認為，科舉製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政治最大的貢獻。
盛唐時期，中國在發明科舉製度的同時，還以完備的政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尊崇和學習。還是以朝鮮為例，唐時新羅全方麵的接受了唐朝的影響，自我儒化漢化。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新羅開始采用唐朝的曆法，仿效唐朝的政治製度，並且采用科舉製選拔官吏。從此開始直到古代結束，朝鮮不斷加強自己的“儒化情境”，從裏到外地仿照中華文明。日本同時期也開始采用中華製度，通過大化改新確立了封建製度，仿照長安的模式建造了京都，確立了班田製，形成了飲茶、吟詩、書法、崇佛的社會氛圍。
宋元時期外傳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三項科技發明是中國對世界的第二項重大政治貢獻。中國先進科技對世界的貢獻起初是促進了其他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並不是政治性的。曆史發展到近代後，中國科技發明的影響轉入政治領域，間接促進了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初步發展。印刷術促進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掌握後，又被利用來宣傳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火藥應用於軍事領域，將中世紀的城堡和騎士階層轟滅殆盡。指南針則是大航海順利開展的技術基礎之一。
英國著名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麵，其次在戰爭方麵，第三在航海方麵，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麵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許寶騤譯：《新工具》格言第129條，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在元朝，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模糊印象直接推動了大航海時代的來臨，間接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元代對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就是馬可·波羅來到中國。馬可·波羅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並著寫了《馬可·波羅遊記》。這本遊記對歐洲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15、16世紀，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歐洲封建各國對大財團的依賴加深，重商主義思潮開始興起，歐洲各地陷於對金屬貨幣尤其是黃金的狂熱追求，整個歐洲都為了黃金而不擇手段。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恰逢其時，向歐洲社會描述了一個黃金遍地的人間天堂，刺激探險家們紛紛去開辟新航路，駛向那金光閃閃的寶地。
美洲新大陸就是哥倫布1492年在東方天堂的吸引下中途發現的，這是人類地理大發現道路上的第一步。哥倫布至死都堅信自己發現的美洲就是馬可·波羅描述的東方。與他一樣，達·伽馬發現好望角，麥哲倫繞地球航行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方的“誘惑”。大航海打破了人類各大洲之間的隔絕狀態，現代意義的全球化從此開始。主觀上對黃金和白銀的變態追求，使得大航海時代也成為殖民貿易、種族屠殺的時代；而聯係溝通全球各地，推行先進製度，動搖封建統治，促進全球的經濟生產大合作，是主觀邪惡基礎上的客觀進步結果。總之，16世紀後的世界曆史真正成為了人類共同的曆史。
歲月推移至明清之時，中國的製度和思想已日臻完善，在西方掀起了中國熱潮。西方知識階層紛紛躋身於研究中國的大潮中，探討中國因素對西方道德敗壞的社會的借鑒作用。理想的中國成為了西方認識社會、改造自身的起點和終點。“啟蒙哲學家們將中國當作歐洲的榜樣。在推翻神壇的時候，他們歌頌中國的道德哲學與宗教寬容；在批判歐洲暴政的時候，他們運用傳教士們提供的中國道德政治與賢明的康熙皇帝。中國成為開明君主專製的典範。在他們對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時候，他們又在經濟思想中開發中國形象的利用價值，中國又成為重農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楷模。中國形象不斷被啟蒙文化利用，從宗教上的自然神論到無神論、寬容主義，從政治上的開明君主專製、哲人治國到平民政治。”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載於《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這股思潮進而影響到了社會各個領域。學者們強調自己的中國色彩，手工業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中國元素，政客們在言談中不斷點綴中國辭藻，年輕人則向往東方的異國情調，根據有限的資料思考中國的地理物產、思想觀念、社會製度、人群和生活方式。
中國熱在西方達到高潮的時候，中國本身正在保守僵化中走向衰落。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壯大後，在力量對比的天平上，東方更是從屬於西方。關於在中西對比中中國迅速衰落的原因，人們至今爭論不休。有些人將中國的衰落歸結於中國文化本身的劣根性。筆者不認同從玄而又玄的哲學領域總結中國落後的原因。在明清時期，中國社會還是在繼續發展的，隻是十分緩慢，最終落在了迅速崛起的西方的後麵。從經濟上講，中國的傳統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已經到達了相當的高度，遇到了實現質變的瓶頸。此外中國人口的劇增和生產對象的限製是主要原因。從政治上說，中央王朝的統治保持的長期穩定，傳統意識形態的統治異常牢固，限製了異端思想和勢力的出現，不破無立。明末清初的短暫動亂時期，中國出現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但是時間太短，啟蒙星火過於零星，就在中國徘徊猶豫間，力量的天平傾斜了。
鴉片戰爭後，中國進入“千年未遇之變局”。傳統的政治倫理、製度和政府統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在進入以西方價值體係為核心的近現代國際關係的同時，國內政治也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規則，中外政治交流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頻繁的程度。中國在屈辱的近代，從劇烈的心理落差中，發展出了帶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國將會對世界曆史產生嶄新的政治影響。
四
闔卷深思。在世界曆史中，中國是少數幾個始終傲步寰球的國家之一。其間中國身影日漸清晰，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第一，古代中國對世界曆史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首先是中國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世界曆史添加了鮮活的色彩。漢字、水墨畫、建築規劃、宗法家族製度、中央集權、國學與科舉、土地賦稅製度等都是其中的醒目內容。對於每個區域文明來說，自強自立是參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基礎，也是對世界曆史的基礎貢獻。中國極成功地完成了這一點。其次是中國營造出了生命力極強的中華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政治倫理與製度、科舉製度、朝貢製度等緊密地將東亞與東南亞等中國周邊地區連接了起來，尤其是中國憑借自身的強大實力塑造了的千古貫一的東亞朝貢體係。這是與歐洲國家體係、阿拉伯國家體係、印加國家體係、印度相對等的國際體係。勤勞奮進的中國先民持續不斷地向外移民，最直接地將中國的身影鐫刻在東亞、東南亞各地乃至太平洋、印度洋周邊地區。中華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國形象的恒久身影，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第三是古代中國為世界曆史貢獻了琳琅滿目的科學技術、文化典籍、貿易商品，搭建了世界各國的交流平台。不論是政治交流還是經貿往來，中國都不止一次地在世界曆史上扮演了文明采蜜器、驅動器和擴散機的角色。
第二，中國與西亞、歐洲的交往曆史是中國對外交往曆史的主要內容。中華文明、歐洲文明和巴比倫——阿拉伯文明發展相對較快，交往內容相對豐富。它們橫亙在亞歐大陸之上，構成了世界的主要文明區域。毫不誇張的說，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起到了世界曆史發展推動機的作用，是世界文明的兩大重心；而巴比倫——阿拉伯文明承東啟西，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橋梁。必須指出的是，中西交流並非中外交流的全部。亞歐大陸也不能代表全球。隻是由於地理因素的阻礙（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廣袤無垠缺乏島嶼補給的大西洋、終年結冰難以通航的北冰洋），由於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區域文明發展程度相對較低，中國對外交流的範圍，對外施加影響的範圍局限於撒哈拉以北和亞歐大陸；隻是由於中國、歐洲等地相對周邊地區發展優勢的長期存在，這些地區起到了世界曆史進步推動機的作用。
第三，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身影是中國現在和未來發展的寶貴資源。不單是悠久燦爛的祖國曆史是國家發展進步可資利用的資源，一國在世界發展進程中的曆史身影更是寶貴的發展資源。曆史上的國家形象、一國與周邊地區的曆史關係、國內曆史文化與世界的交流情況也是國家現實發展的基礎內容，是國家未來進步的經驗寶庫。華人華僑與唐人街、中國曆史上展現的熱愛和平、內斂善良的形象，中國與東方地區牢固的友誼和各方麵聯係，中西文明之間長期的相互羨慕和交流，這些都是當今中國籌劃整體發展戰略時必須正視、借鑒、思考的內容。
本書的基本框架就是先逐一梳理各個曆史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身影，突出中國對外交流成績；再重點介紹中國古代努力營造的東亞朝貢體係的主要情況和海上中國的內容；最後是中國在近代逐漸落後，遭受屈辱，改革求進的曆史。古代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作為在唐朝至清初最為繁盛，其國際地位和威望都達到了巔峰。以此為界，遠古與先秦兩個階段是中華文明融合初創時期，秦的統一和漢朝的鞏固揭開了中外規模交往的序幕。漢至南北朝時期則逐步將中國推向高潮。在漫長的相互影響史中，中國的科舉、朝貢體係、海洋文明都值得大書特書。鴉片戰爭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走向了另外一麵，本書也做了橫向和縱向的梳理。筆者非常歡迎讀者就書中的觀點進行討論。謝謝大家。
§§第一章 多元發展，中國是世界曆史源頭之一
在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始的前半個世紀，明朝的鄭和就曾率領規模和技術都先進得多的船隊七下西洋。與西方的金錢導向不同，鄭和下西洋是帶著使節、禮品友好前往的。這與那些歐洲船隊攜帶槍炮，販運奴隸的航行有著本質區別。在全球化視野中，當我們將精力傾注在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曆史上的同時，是否應該換一個角度審視古代中國書中的古代中國相當於約公元前二三百萬年前人類出現到1900年為止。與世界的關係，是否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探討古代中國的世界身影？
現實生活中，中國的世界身影隨處可見。當普通百姓越來越多地走出國門，前往東南亞地區旅遊的時候，他們會發現大量中華文明的印記。作為長期雄踞東亞的輝煌文明，古代中國在世界的東方營造了延續千年的中華文化圈；即使在具有極高文化優越感的西方發達國家，中國身影也日益滲透入其社會。中國古代的典籍、中醫、氣功、武術、京劇、旅遊等書籍一直是歐洲和美國書店中的醒目常客。書中的內容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一部分歐洲人和美國人的生活。可見中國正持續不斷地對中華文化圈和西方社會產生影響。
這些影響是分領域、分內容的。古代人類的生產水平有限，尤其是交通通訊技術的落後，使得大規模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難以為繼。中國的地理位置：北臨蒙古高原，東臨太平洋，西南是連綿不斷的原始森林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正西麵是一望無垠的沙漠戈壁。因此，古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是以涓涓細流的形式展開的。經濟、文化和科技的交流古已有之。四大發明、建築、茶葉、絲綢、瓷器等一直為東西方所津津樂道。
古代中國對世界的政治影響卻又是時斷時續的。雖然古代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政治權威不斷穩固，營造了以朝貢為主要內容的國際秩序，但中國對西方世界的政治影響在明清之前十分薄弱。古代東西方之間的政治交流遠遠不如經濟文化科技交流頻繁，也缺乏深度。16世紀以來，西方勢力開始進入亞太地區，東西初識。中國的製度、思想開始在歐洲掀起中國熱潮，中國的政治變遷也開始關係到全球的政治冷暖，反之亦然。近代中國與世界政治的相互影響造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體係的逐漸瓦解。1900年，八國聯軍的鐵騎踏入北京城，中國與世界的政治相互影響奏響了最強音。
一
《山海經》中的一篇《穆天子傳奇》。給了後人很大的遐想空間，我們可以將之當作是中華文明早期對外交往的記錄。在夏商周時期，我們的先民就締造出了當時世界上引領潮頭的奴隸帝國和璀璨文明。這一階段，中華文明尚處於自我構建時期，尚未對外展開大規模的交流。殷人東渡和先民四散等傳說都缺乏有力的證據。夏商周能給予世界曆史的，主要在於它們孕育了早期的中華文明和民族先民，為日後豐富多元、異彩紛呈的世界曆史和全球文明奉獻了濃墨重彩的中華身影。
經過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暴力陣痛和思想爭論，統一的秦帝國開啟了中外大規模交流的序幕。英文中國名稱“China”一詞的來源就與秦王朝有關。與秦並列的羅馬帝國根據秦的發音稱中國為“Chin”。羅馬人使用的拉丁文為後來的英文所借鑒。中國的英文發音就變為了“China”。“China”一詞也由單純的“中國”之意逐漸衍生出“瓷器”等與中國有關的意思。
秦二世亡。續秦而起的漢王朝不僅賦予了我們民族永恒的名字，更是奠定了中外交流的雛形。中國身影從此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地出現在世界曆史之上。漢王朝東與朝鮮、日本相鄰，南接越南、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西與西亞的安息和歐洲的大秦都有聯係。秦漢以降，中外交通漸開。隨著嶺南地區的開發，中國與中南半島和南方海上諸國的交通逐漸開發；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西交通，開辟了“絲綢之路”；司馬相如和司馬遷先後出使西南，開辟了西南商道。漢朝與東南亞、印度洋地區、中亞西亞乃至羅馬帝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躍。漢朝的絲織品、瓷器、漆器等通過“絲綢之路”等通衢源源不斷地輸出國門。輕柔華貴的絲綢成為漢民族最迷人的名片，風靡東西方的上層社會，成為身份與地位的象征。為了管理西域、保障商道，也為了滿足日益頻繁的中西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的需要，漢帝國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設立亭棧，以便利各國使節和商旅交通。從此，漢朝和蔥嶺以西各國的使節和商旅往來絡繹不絕，商業貿易日益頻繁。
唐朝是中國曆史上的另一個盛世。每逢盛世，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身影就格外地醒目。唐朝經濟飛速發展，到開元、天寶年間達到鼎盛。此時中國在器物、製度、思想等各個領域都遙遙領先於世界水平。這就使得唐朝成為了中外交往中的大發動機，不斷擴散影響，使他國對中國產生依賴性。唐朝在當時的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聲望，成為世界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學者們為我們描述了盛唐的輝煌氣象：“長安是世界之都，宮牆禦道、街市佛寺，東西10公裏，南北8公裏，比我們今天看到西安城牆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鄰藩邦歸附貢獻，萬裏商賈遠來貿易。波斯的流亡公子貴族、大食的藥材寶石商人、日本的留學生、東非或爪哇的‘昆侖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裏；康國、吐蕃的馬匹、皮毛，阿拉伯的鴕鳥、沒藥，天竺的孔雀、白蓮花，波斯的銅器、樹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林的水晶玻璃、高麗的紙，陳列在同一處市麵上；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與前來避難的伊斯蘭教徒在毗鄰的寺廟裏禮拜。長安是帝國之都，有世界胸懷與氣象。阿富汗人與敘利亞人騎著波斯戰馬在大唐軍隊裏服役，近10萬大食番商則在廣州城裏居留。廣州、揚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侖舶，停在城外珠江麵上，暖風溫潤，夾著岸邊荔樹黃花的芬芳與居家沉醉的人煙味兒；揚州位於長江與運河交接處，比廣州更近於帝國中心也更繁華。歌台舞榭，胡姬當壚，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劍遠遊的那些年裏，中國就是世界。”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載於《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
這種萬邦來朝的形勢隨著唐宋盛世的延續持續了數百年之久。中國為世界貢獻的多數科技發明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從20世紀的科技器物開始追溯，發現早在唐宋時期中國貢獻的智慧就已經奠定了約1000年後的科技基礎。
蒙古騎兵的遠征將中國的影響最直觀、最迅速地擴散至多瑙河畔。亞歐許多民族的曆史記憶中都鐫刻下了中國的身影。蒙古人締造的龐大汗國，成為了中外交通的巨大舞台。宋元時期有不少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國，最後安息在中國的土地上。因為宋元海外貿易發達，泉州、廣州、明州等地，至今還保存有宋元時期阿拉伯式樣或基督教式樣的墳墓和墓碑。
以泉州為例，泉州海上交通發達，早在唐代就是中國重要外貿港口。宋元時期泉州進入全盛時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啟錨地，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保持貿易關係，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隨著海外貿易愈益發達，外商來港越來越多。元代的張翥在《蛻庵集·清源洞圖為潔上人而作》一詩中寫道：
泉南佛國天下少，滿城香氣梅檀繞。
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商船多海寶。
隨著歲月的推移，這些外商在元朝時期形成了新的民族——回族。民族的雛形就是部分來自不同國家、地區或部落的蕃商。泉州的清淨寺是我國回族發展的曆史見證，是我國與阿拉伯各國友好往來的曆史見證，也是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泉州民謠“紅磚白石雙坡曲，出磚入石燕尾脊，雕梁畫棟皇宮式，土樓木樓還有中西合璧”，生動地描敘了泉州曆史上中西交流的遺跡。
明朝甫建，鄭和七下西洋。這既表明當時中國的文明發展程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也表明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決心。遺憾的是，這一盛舉結束之後，中國社會開始趨向保守，並在保守中逐漸僵化自閉。海禁政策是明清兩朝對外交流的基本國策。在海禁的旗幟下，中外交流的內容退縮到了以朝貢為主要內容的朝貢體係中。
而此時的歐洲掀起了發現中國、親近中國、認識中國的熱潮。大批傳教士先後來到中國，而後又向外傳遞著來自中國的書信、點滴體會和並不全麵甚至不正確的認識。遊曆中國的人成為了西方社會的名流；西方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加入到有關中國的大討論。啟蒙時代，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現的泛中國崇拜的思潮，終於將近五個世紀西方不斷美化的中國形象推向高峰。中國幾乎成為西方文化向往的烏托邦。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載於《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
葡萄牙、西班牙扮演了西方文明向東方滲透的急先鋒角色。西方借此對中國有了比較全麵深入的了解，也發現了與東方貿易的巨大商機。以貿易為主要內容和動力的中西交流自海上洶湧而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國際社會，從16世紀開始逐步與整個國際社會融合為一體。融合的結果是西方文明取得了強勢地位。作為當時西方文明占領全球事業的組成部分，西方最終使中國從屬於西方。東亞朝貢體係在西方勢力的滲透下不斷瓦解。但是擊碎中國在東亞體係領導地位的敵人並非西方，而是同文同種的日本。1895年甲午戰爭的爆發徹底粉碎了中國人“天朝上國”的迷夢。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中國與外界的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
二
在經濟領域，中國的經濟實力直到19世紀中期都穩居世界首位，相對優勢的經濟，推動了中外經濟交往的發展。
秦朝的統一為大規模的中外交流奠定了基礎，其中就包括經濟交流。秦朝的統一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統一後的中央政府統一了貨幣、度量衡、修馳道、拆關塞，結束了戰國時期各國關塞壁壘、貨幣製度混亂的局麵，使得各個地區物產通暢交流。在邊境地區，在首都和重要商業城市之間，貿易商隊開始出現。盡管秦朝也確立了“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但是由於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和國家外交的需要，私人和政府的貿易行為在整個古代中國都是存在的。
漢朝繼承了秦朝的對外貿易。漢武帝時期開拓的“絲綢之路”就是我國古代與外國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同樣在漢武帝時期，政府主持召開了“鹽鐵會議”，決定將製鹽和製鐵行業收為國有。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行為，對全世界都具有政策示範意義。
經濟交流穩步發展到宋朝時期，發生了質的飛躍。被稱為“弱宋”的宋王朝積貧積弱，對外喪權辱國，內部卻是人文薈萃、經濟昌盛。宋朝的工商業在國家的財政收入的比重中超過了農業。這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極少見的情況。宋代，特別是南宋，由於地理上的因素，也由於統治者為了緩解財政危機而鼓勵海外貿易，商品經濟和對外經濟交往非常發達，特別是海上貿易。廣州、明州、泉州都是宋朝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
元朝征服造成的經濟動蕩很快被抹平。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的那些商鎮，在遭蒙古劫難後迅速恢複繁榮。各個民族的融合和空前的疆域擴大造就了又一個經濟繁盛時期。當時的元大都不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來自歐、亞、非諸國的使團和商隊絡繹不絕地進出京城。同時元朝也繼承了宋朝發達的海外貿易。元朝同很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造就了當時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泉州。瓷器、絲綢、茶葉是出口量最大的三項商品。在肯尼亞出土的元代瓷器證明了元朝同東非國家的貿易。元朝時期的中國是許多國家和商棧的財富源頭。
明清時期，中國在不同程度上奉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中國國內經濟依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的人口開始改變波浪式增長的軌跡，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向上曲線型的增長。在古代中國，人口的激增完全可以作為經濟基礎雄厚增長的最好例證。明朝前期鄭和下西洋發生在內戰之後；清朝康熙至乾隆時期雖然征戰不斷，中國社會卻依然迎來了康乾盛世，這都表明中國當時堪稱四方經濟雄主。
中國雄居霸主的古代，中外經貿發展強勁。在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中，有許多閃光點值得突出一提：
中外經貿往來是伴隨著中外交通的發展而得到發展的。中國政府重視對中外交通的開拓，維護商路暢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基本形成於公元前後。它東起西漢的首都長安、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張騫就是沿著這條線路尋找大月氏的，漢朝的軍隊也是沿著這條線路打敗了匈奴，進而派兵遠征蔥嶺以西的大宛。公元前60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控製了塔裏木盆地。漢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綠洲上城邦國家的供應，西行不再是畏途。使者相望於道，往來不絕，客觀上促進了國內外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把中原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傳給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鐵、鑿井、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時由西方傳入中國的。中西交通的穩固使中國與西方的交流開始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古代中國根據對外經濟發展的需要，設立了專門的外貿管理和海關機構。從唐朝開始，政府相繼在重要通商口岸設“市舶使”。市舶管理製度在古代中國曆史上延續了上千年。宋朝繼承了市舶管理製度，並於宋初在京師設“榷易院”，公元1080年頒布了《市舶條例》。這是中國最早的涉外經濟立法之一，也是世界曆史上最早的進出口貿易成文法規之一。這部製訂於11世紀的宋代市舶條例，從其內容來看，堪稱後世海關法、外貿法和涉外稅法的先河，其基本規定多為後世同類立法所師承和發展。這在世界貿易立法史上顯然具有開創性的曆史價值。朱小英：《古今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載於http：//www。cqstudy。com/teaching/1867.html。
中國豐富的出產為中外經濟交流提供了物質基礎。以商品交換為基礎，進而擴展到科技、文化領域，是中國古代對外經濟交流走過的基本道路。《史記》、《漢書》記載，張騫出使西域除了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卜、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薑、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製筷子。）唐朝時期，新羅（今朝鮮）和中國的經濟交流非常頻繁，但是交易範圍已經不局限於物品。新羅的特產工藝品以及人參、牛黃等藥材大量地流入唐朝，新羅商人則從唐朝販回絲綢、茶葉、圖書等。在中外經濟往來中，茶葉、絲綢、瓷器扮演了主角。其中茶文化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最大。漢語中“茶”既表示茶葉，也表示茶水。現代各國語言中的“茶”和“茶葉”兩詞同音同義，就是從漢語演變而來的。英國人由於中國的茶而養成了喝下午茶的習慣，日本人則由於中國的茶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茶道”，而斯裏蘭卡則在殖民時期廣泛引種中國茶樹，成為了當今重要的產茶國。
金屬貨幣是古代中國經濟往來的主要貨幣形式。到了近代，中國的白銀流通推動了世界經濟發展。在長期的對外貿易中，古代中國始終處於進出口貿易的入超地位。中國積累了大量的黃金白銀。紙幣早在宋朝就已出現，但中國國內流通貨幣依然以金屬貨幣為主。對外貿易也是如此。近代中國的金屬貨幣流通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貿易往來和經濟的正常運轉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動作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美洲大陸，挖掘了大量的金屬貨幣。大航海時代造就的發達海洋運輸體係便利了葡萄牙和西班牙金幣銀幣的流通。當時在葡萄牙占領的澳門、印度的果阿、南非、巴西、墨西哥和裏斯本之間構成了一張貫穿全球的貿易網絡。白銀是當時通用的貨幣。在白銀籠罩下，中國的三大出口商品源源不斷地連接著全球的航海線路，推動著世界經濟體係的發展和歐洲的崛起。這樣的情形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時期。
清朝的對外經濟貿易稍顯遜色。清朝前期嚴禁寸帆入海；收複台灣後曾一度開放海禁，但又製定出許多限製出海貿易的條例。這讓中國的海外貿易夥伴著實頭痛。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國再申海禁，禁止與南洋的貿易，沉重打擊了剛剛興起的對外貿易和沿海工商業。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了鴉片戰爭時期。客觀上，中國的閉關鎖國政策阻礙了國內工商業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
這時，葡萄牙原先占領的澳門地區扮演了中外貿易的重要角色。大批商品和商人由海外來到澳門，采購中國沿海商品，或者定製特定的商品。每個月都有船隊從珠江口揚帆遠行。舉個例子：原來中國的瓷器茶具是沒有手柄的。但是西方餐具習慣要有手柄。於是中國沿海地區根據葡萄牙的訂貨要求，燒製了新款式的茶具。這一習慣一直保留至今。景德鎮、沙市、武漢甚至更北的客商常年南下，翻越南嶺，前往澳門淘金。澳門對整個內地經濟的拉動作用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內在蓬勃力也由此可見一斑。
澳門最繁榮的時期，是西方勢力崛起的時期，也是中國經濟逐漸落後於西方的時期。長期閉關鎖國的惡果在鴉片戰爭時期表現出來。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奪取了中國的經濟主權。中國在接受近代西方先進科技、文化的同時，國內經濟也開始近代化。洋務運動興起又失敗；民族工業產生，在艱難中求生存。本階段，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扮演的更多的是被動學習、接受的角色。必須承認，當時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分工中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傾銷市場。英國、法國、美國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獲得新的更多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和投資地。這一角色的很大部分就由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中國來承擔了。
三
國家間的政治交流與經濟交流不同，並非古來有之。政治交流是在各國經濟發展到相當程度後的產物。隻有發展出了穩定的政治文明，各國方有政治交流的可能，才能互相進行政治借鑒。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影響是在帝國政體穩固後，在與其他政權的交往中展開的。
東漢的甘英原本可以獲得打通曆史上第一次外交往來的外交使節的殊榮。遺憾的是，甘英到了波斯灣口的條支，誤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說“海水廣大”，航路難行，麵對波濤洶湧的波斯灣打道回府。安帝永寧元年（公元120年），撣國國王遣使來獻幻人（魔術師），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貢獻。古大秦即羅馬帝國。這是東西方的首次見於史籍的正式政治交往。
羅馬帝國強盛時期曾多次發動對亞洲的征伐。其中有部分士兵流落到西域地區，參與了與漢朝軍隊的對陣。《漢書》詳細記載了他們的裝備與陣形。戰鬥的結果是，這群穿鎖子甲、擺魚鱗陣的羅馬戰士被漢軍戰勝。這可能是中外政體的首次正麵交鋒。
古代中國第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政治貢獻是發明了科舉製度。科舉發端於隋，確立於唐。唐高祖武德四年詔令：“諸州學士及早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裏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科舉製一直延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詔諭：“自丙午（1906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科舉製度對世界文官製度的貢獻不僅在於它提供了考試的選擇，解決了程序正義問題，更在於它解決了錄取背後對實質正義的追求，相當程度上緩慢了官員隊伍錄取的矛盾，解決了官員素質問題。從朝鮮、日本開始，其他國家紛紛學習中國的科舉製度。近代資本主義製度確立後，歐洲各國就是以科舉製度為藍本，創立了現代的文官製度。有的政治史家認為，科舉製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政治最大的貢獻。
盛唐時期，中國在發明科舉製度的同時，還以完備的政體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尊崇和學習。還是以朝鮮為例，唐時新羅全方麵的接受了唐朝的影響，自我儒化漢化。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新羅開始采用唐朝的曆法，仿效唐朝的政治製度，並且采用科舉製選拔官吏。從此開始直到古代結束，朝鮮不斷加強自己的“儒化情境”，從裏到外地仿照中華文明。日本同時期也開始采用中華製度，通過大化改新確立了封建製度，仿照長安的模式建造了京都，確立了班田製，形成了飲茶、吟詩、書法、崇佛的社會氛圍。
宋元時期外傳的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三項科技發明是中國對世界的第二項重大政治貢獻。中國先進科技對世界的貢獻起初是促進了其他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並不是政治性的。曆史發展到近代後，中國科技發明的影響轉入政治領域，間接促進了歐洲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初步發展。印刷術促進了西方文化的普及，被新興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掌握後，又被利用來宣傳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火藥應用於軍事領域，將中世紀的城堡和騎士階層轟滅殆盡。指南針則是大航海順利開展的技術基礎之一。
英國著名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寫道：“印刷術、火藥和磁鐵因為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麵，其次在戰爭方麵，第三在航海方麵，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麵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英）弗朗西斯·培根著，許寶騤譯：《新工具》格言第129條，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在元朝，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模糊印象直接推動了大航海時代的來臨，間接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元代對外交往中的一件大事就是馬可·波羅來到中國。馬可·波羅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並著寫了《馬可·波羅遊記》。這本遊記對歐洲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15、16世紀，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歐洲封建各國對大財團的依賴加深，重商主義思潮開始興起，歐洲各地陷於對金屬貨幣尤其是黃金的狂熱追求，整個歐洲都為了黃金而不擇手段。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遊記》恰逢其時，向歐洲社會描述了一個黃金遍地的人間天堂，刺激探險家們紛紛去開辟新航路，駛向那金光閃閃的寶地。
美洲新大陸就是哥倫布1492年在東方天堂的吸引下中途發現的，這是人類地理大發現道路上的第一步。哥倫布至死都堅信自己發現的美洲就是馬可·波羅描述的東方。與他一樣，達·伽馬發現好望角，麥哲倫繞地球航行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東方的“誘惑”。大航海打破了人類各大洲之間的隔絕狀態，現代意義的全球化從此開始。主觀上對黃金和白銀的變態追求，使得大航海時代也成為殖民貿易、種族屠殺的時代；而聯係溝通全球各地，推行先進製度，動搖封建統治，促進全球的經濟生產大合作，是主觀邪惡基礎上的客觀進步結果。總之，16世紀後的世界曆史真正成為了人類共同的曆史。
歲月推移至明清之時，中國的製度和思想已日臻完善，在西方掀起了中國熱潮。西方知識階層紛紛躋身於研究中國的大潮中，探討中國因素對西方道德敗壞的社會的借鑒作用。理想的中國成為了西方認識社會、改造自身的起點和終點。“啟蒙哲學家們將中國當作歐洲的榜樣。在推翻神壇的時候，他們歌頌中國的道德哲學與宗教寬容；在批判歐洲暴政的時候，他們運用傳教士們提供的中國道德政治與賢明的康熙皇帝。中國成為開明君主專製的典範。在他們對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時候，他們又在經濟思想中開發中國形象的利用價值，中國又成為重農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楷模。中國形象不斷被啟蒙文化利用，從宗教上的自然神論到無神論、寬容主義，從政治上的開明君主專製、哲人治國到平民政治。”周寧：《探尋世界文明的中華文化資源》，載於《東南學術》2003年第3期。這股思潮進而影響到了社會各個領域。學者們強調自己的中國色彩，手工業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中國元素，政客們在言談中不斷點綴中國辭藻，年輕人則向往東方的異國情調，根據有限的資料思考中國的地理物產、思想觀念、社會製度、人群和生活方式。
中國熱在西方達到高潮的時候，中國本身正在保守僵化中走向衰落。西方資本主義萌芽壯大後，在力量對比的天平上，東方更是從屬於西方。關於在中西對比中中國迅速衰落的原因，人們至今爭論不休。有些人將中國的衰落歸結於中國文化本身的劣根性。筆者不認同從玄而又玄的哲學領域總結中國落後的原因。在明清時期，中國社會還是在繼續發展的，隻是十分緩慢，最終落在了迅速崛起的西方的後麵。從經濟上講，中國的傳統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已經到達了相當的高度，遇到了實現質變的瓶頸。此外中國人口的劇增和生產對象的限製是主要原因。從政治上說，中央王朝的統治保持的長期穩定，傳統意識形態的統治異常牢固，限製了異端思想和勢力的出現，不破無立。明末清初的短暫動亂時期，中國出現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人。但是時間太短，啟蒙星火過於零星，就在中國徘徊猶豫間，力量的天平傾斜了。
鴉片戰爭後，中國進入“千年未遇之變局”。傳統的政治倫理、製度和政府統治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在進入以西方價值體係為核心的近現代國際關係的同時，國內政治也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規則，中外政治交流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頻繁的程度。中國在屈辱的近代，從劇烈的心理落差中，發展出了帶有自身特色的政治文明。中國將會對世界曆史產生嶄新的政治影響。
四
闔卷深思。在世界曆史中，中國是少數幾個始終傲步寰球的國家之一。其間中國身影日漸清晰，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第一，古代中國對世界曆史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首先是中國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世界曆史添加了鮮活的色彩。漢字、水墨畫、建築規劃、宗法家族製度、中央集權、國學與科舉、土地賦稅製度等都是其中的醒目內容。對於每個區域文明來說，自強自立是參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基礎，也是對世界曆史的基礎貢獻。中國極成功地完成了這一點。其次是中國營造出了生命力極強的中華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政治倫理與製度、科舉製度、朝貢製度等緊密地將東亞與東南亞等中國周邊地區連接了起來，尤其是中國憑借自身的強大實力塑造了的千古貫一的東亞朝貢體係。這是與歐洲國家體係、阿拉伯國家體係、印加國家體係、印度相對等的國際體係。勤勞奮進的中國先民持續不斷地向外移民，最直接地將中國的身影鐫刻在東亞、東南亞各地乃至太平洋、印度洋周邊地區。中華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國形象的恒久身影，為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第三是古代中國為世界曆史貢獻了琳琅滿目的科學技術、文化典籍、貿易商品，搭建了世界各國的交流平台。不論是政治交流還是經貿往來，中國都不止一次地在世界曆史上扮演了文明采蜜器、驅動器和擴散機的角色。
第二，中國與西亞、歐洲的交往曆史是中國對外交往曆史的主要內容。中華文明、歐洲文明和巴比倫——阿拉伯文明發展相對較快，交往內容相對豐富。它們橫亙在亞歐大陸之上，構成了世界的主要文明區域。毫不誇張的說，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起到了世界曆史發展推動機的作用，是世界文明的兩大重心；而巴比倫——阿拉伯文明承東啟西，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橋梁。必須指出的是，中西交流並非中外交流的全部。亞歐大陸也不能代表全球。隻是由於地理因素的阻礙（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廣袤無垠缺乏島嶼補給的大西洋、終年結冰難以通航的北冰洋），由於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區域文明發展程度相對較低，中國對外交流的範圍，對外施加影響的範圍局限於撒哈拉以北和亞歐大陸；隻是由於中國、歐洲等地相對周邊地區發展優勢的長期存在，這些地區起到了世界曆史進步推動機的作用。
第三，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身影是中國現在和未來發展的寶貴資源。不單是悠久燦爛的祖國曆史是國家發展進步可資利用的資源，一國在世界發展進程中的曆史身影更是寶貴的發展資源。曆史上的國家形象、一國與周邊地區的曆史關係、國內曆史文化與世界的交流情況也是國家現實發展的基礎內容，是國家未來進步的經驗寶庫。華人華僑與唐人街、中國曆史上展現的熱愛和平、內斂善良的形象，中國與東方地區牢固的友誼和各方麵聯係，中西文明之間長期的相互羨慕和交流，這些都是當今中國籌劃整體發展戰略時必須正視、借鑒、思考的內容。
本書的基本框架就是先逐一梳理各個曆史時期中國在世界上的身影，突出中國對外交流成績；再重點介紹中國古代努力營造的東亞朝貢體係的主要情況和海上中國的內容；最後是中國在近代逐漸落後，遭受屈辱，改革求進的曆史。古代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作為在唐朝至清初最為繁盛，其國際地位和威望都達到了巔峰。以此為界，遠古與先秦兩個階段是中華文明融合初創時期，秦的統一和漢朝的鞏固揭開了中外規模交往的序幕。漢至南北朝時期則逐步將中國推向高潮。在漫長的相互影響史中，中國的科舉、朝貢體係、海洋文明都值得大書特書。鴉片戰爭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走向了另外一麵，本書也做了橫向和縱向的梳理。筆者非常歡迎讀者就書中的觀點進行討論。謝謝大家。
§§第一章 多元發展，中國是世界曆史源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