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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一生謙遜事君，忠心不犯忌
明王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也是中央集權高度發展的時期，朱元璋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為防止大權旁落、江山易姓，設計了種種方案，采取了各種措施，其中備受矚目的，便是廢除丞相製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沿用元朝製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洪武年正月，中書省奏請以皇太子為中書令，但朱元璋沒有同意，認為當時太子年幼，學識淺，無經驗，決定今後凡軍國大事隻要告知皇太子即可，中書令一職廢而不設。中書省設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相，參知政事等官職，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在地方上，則設立行中書省，統管一省軍政事務。中書省丞相相當於古代的宰相，幫助皇帝處理一切軍政大事，權力很大。丞相權重，勢必會對皇權構成威脅。明太祖的權力欲極重，他即位以後，對皇極和相權相輔而行，又相互製約的狀況很不滿意，內心久已蘊藏廢相、提高皇權之心。他說：“秦代設相，是禍亂起源，宰相權重指鹿為馬。後來各代不以設相為鑒戒，相沿設置，往往帶來禍患，原因就在宰相擅專威福。”為此，他逐步推行他的集權計劃，削弱相權，直至廢相，鏟除了心腹之患，使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審時度勢，暗中靜觀，在心中醞釀著解決的方案，但由於主客觀方麵的原因，朱元璋廢除丞相的措施並非一步到位。
在廢除丞相之前，朱元璋首先是對丞相之位的人選進行了幾番調整。在明初，淮西勳貴與非淮西大臣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淮西勳貴都是早就追隨朱元璋的舊將，朱元璋對他們比較倚重。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時，所封六公均為淮西人，二十八侯絕大多數也是淮西人。李善長是淮西勳貴集團的核心人物，他自投奔朱元璋後，一直在朱元璋身邊盡心輔佐，被比擬為漢之蕭何，位列功臣之首。中書省成立後，他與徐達分別被任命為左、右丞相，由於徐達常年領兵在外，平章政事又虛位未設，中書省大權實由李善長獨攬。朱元璋雖倚重淮西集團，可又不希望他們權力過大，以致動搖自己的地位，於是便想到在中書省培植其他地方的人才，這其中就有一個楊憲。楊憲原是山西陽曲人，他博古通今，辦事幹練，很受朱元璋器重，被任為負責監視將帥臣僚的檢校。開國之後，楊憲出任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二年（1369年）升為右丞，次年又引為左丞，協助李善長工作。楊憲十分妒忌李善長的地位，一心想扳倒他，好取而代之，便向朱元璋吹耳邊風，說他“非相才”。朱元璋內心雖讚同，但因為李善長是淮西勳貴集團的核心人物，要動他，時機尚不成熟。於是便對楊憲不予理睬。這其中還有個小故事，據載，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就曾召見與李善長矛盾很深的劉基，談話間對李善長作了指責，暗示自己有換相的打算。劉基不計個人恩怨，從大局著眼，指出李善長雖才幹有限，心地狹窄，可他是開國元勳，又能協調諸將，的確是個宰輔之才，換掉他既不合理，也無益處。
朱元璋見劉基如此不論個人恩怨，便有意立他為相。劉基堅決推辭說：“易相之事，就好比更換大廈的梁柱，必得大木方可。如把小木條捆在一起代替，大廈就會傾覆。”朱元璋見劉基態度誠懇，隻得把此事暫且放下。
在楊憲升為左丞相之前，擔任左丞相一職的是汪廣洋。汪廣洋也是楊憲打擊排擠的對象，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汪廣洋早知道楊憲的惡名，便處處忍讓，時時提防，但楊憲還是不肯放過他。楊憲指使禦史劉炳等人彈劾汪廣洋事母不孝，朱元璋一向提倡孝道，立即將汪廣洋革職，讓他回高郵奉母思過。楊憲還不滿足，讓劉炳再次彈劾汪廣洋，以絕其複出之路，朱元璋命將汪廣洋謫徙海南。劉炳屢次彈劾汪廣洋，朱元璋心下不禁生疑，便突然逮捕了劉炳，遂勾連到楊憲，李善長趁機全麵揭發了楊憲種種不法情狀。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楊憲與劉炳一同被處死。汪廣洋在楊憲事件後，即被召回京城複職，封為忠勤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二，朱元璋撤下李善長，任命汪廣洋為右丞，原參知政事胡惟庸為左丞，總理軍國重事。李善長的下台，消除了朱元璋心中的一大隱憂，也是朱元璋為廢相邁出的第一步。
朱元璋任胡惟庸為左丞的同時，又以汪廣洋為右丞，目的是為了實現相互牽製，因為劉基早有警告，“讓胡惟庸做宰相，就像讓生猛的牛駕轅，恐怕要蹦跳脫轅，把車弄翻。”但汪廣洋是個隻求明哲保身的人，他將權力交給胡惟庸，自己成了一個屍位素餐之人。無奈之下，朱元璋隻好廢汪廣洋，倚重胡惟庸，但正如宋太祖所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權重的胡惟庸遲早會成為專製皇權的犧牲品。
胡惟庸，定遠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是渡江前的淮西舊人。占領集慶，由元帥府宣使轉寧國縣主簿，升知縣，遷吉安府通判，擢湖廣按察司僉事。這時，他利用同鄉關係，攀結上了李善長，遂於1367年被推薦為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這一時期，是胡惟庸的發展階段。洪武三年（1370年）入中書省任參知政事，為李善長心腹。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長罷相，汪廣洋提升右丞相，胡惟庸接替汪廣洋右丞職務，兩人掌管中書省的大權。汪廣洋是一把手，胡惟庸是二把手。這一時期，是胡惟庸的發跡階段。而他的權力鼎盛時期是在三年以後，也就是洪武六年（1373年）。這一年，汪廣洋左遷廣東參政，胡惟庸遞補右丞相，很快升任左丞相，坐上了中書省第二把金交椅。
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後，右丞相之位一直空缺。然而國家剛剛成立，事情眾多，頭緒紛亂，而天下的每件事總不能統統由皇帝親自定奪，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還得由承上啟下的右丞相來操心。朱元璋想在文武百官中選出一個合適的人選來，卻未能如願，於是造成“久置右丞相而不設”的局麵。
正當朱元璋在人事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時候，在權力部門中書省，胡惟庸已把所有的權力牢牢地控製在了自己的手中，其程度到了“水潑不進”的地步。他兩眼死死盯著中書省的第一把交椅。
胡惟庸對權力的覬覦，朱元璋如此聰明之人，再加上身邊眾多的耳目，不會無所察覺。但一方麵胡惟庸是淮西人，與自己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另一方麵不可否認，胡惟庸是個人才，不然他不會把中書省治理得連水都潑不進去。很有可能，朱元璋看準的正是這一點，“帝以惟庸為才”，所以“寵任之”。再加上他又是自己的親信李善長的親戚，要動他，還得三思而後行。
胡惟庸終於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右丞相。在朱元璋時代，胡惟庸在丞相位置上坐了多年，屬時間最長的一個。當劉基得知這一消息後，曾悲戚地說：“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他早就看出胡惟庸不是個福星，但這是當朝皇帝的意思，又能怎樣？
胡惟庸的才幹和效率讓朱元璋省去了不少精力，朱元璋想到的事情，吩咐下去，咄嗟立辦，因而他博得了朱元璋的倚重和寵信。然而胡惟庸是有相才無相氣，又足以壞人大事的那種人。他熱衷權勢，“寧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是他堅守的信條。
後來朱元璋因思念被貶的汪廣洋，又將他調回任右丞相。胡惟庸雖降為左丞相，但名降實不降，依舊大權獨攬，汪廣洋隻是個擺設而已。
胡惟庸任職期間，在相當程度上掌握著生殺黜陟之權。傳聞，當時朝廷上下、生死人命、升降官職等大事，他從不向朱元璋報告，就自作主張。臣下上書的奏折，他自己“必先取閱”，如果不牽連自己，或自己集團的事，就遞給朱元璋；反之，有“害己者”一字一詞的報告，則立刻“輒匿不以聞”，要麽燒毀，要麽私自篡改後再遞給朱元璋，回過頭再對付“害之者”。
胡惟庸權傾朝野，自然引得許多想求官想升官的，落職後想複職的朝野文武，都奔走在他的門下，各種金帛、名馬、古玩的賄賂不計其數。起初，他還假意推辭。後來，他不僅不推辭，不但悉數收下，而且對那些送得少的人提的要求，一概不給予滿足。
為集結勢力，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胡惟庸還煞費苦心地用計於這樣兩個人，一個是徐達，一個則是劉基，對前者是極力拉攏，對後者則是“置之死地而後快”。
胡惟庸想結好於徐達，就可以跟朱元璋的關係更進一步，於是便極力拉攏他。不料徐達並不為他的低聲下氣所動，他知胡惟庸其奸，為人不地道，從骨子裏是“薄其人”的，並認為胡惟庸給淮西集團抹了黑，從而恨之入骨。有一次，性直的徐達對朱元璋直言說：“胡惟庸這個人是不能當丞相的。”此話傳到胡惟庸的耳朵裏後，他非常氣憤。但是，對於徐達這樣的人物他卻沒有絲毫辦法，不得不放棄在徐達身上的打算。
劉基是明朝的開國功臣，被朱元璋比作西漢初年的張良，深得朱元璋的尊敬與愛戴。劉基又叫劉伯溫，浙江青田（今浙江省青田縣）人，他從小就非常喜歡讀書，博覽了儒家經典。他尤其喜愛兵書，隻要手裏能有一本兵書，他就可以飯也不吃，覺也不睡了。劉基長大以後，考中了元朝的進士，當了一個地方官。但那時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天下已經大亂了。劉基看不慣官場中的腐敗現象，就棄官不做，回到了家裏。後來，劉基被朱元璋請去做謀士，從此，劉基就開始輔佐朱元璋打天下。
劉基不但有謀略，而且還精通天文。他能通過觀測天象，預知天氣的陰晴變化。在古時候，人們都非常迷信地認為天象的變化和人間的凶吉有一定的聯係。朱元璋也是這樣的一個人，每逢國家出了什麽大事，他就要去找精通天文的劉基問明原因。
有一年，江南發生了一場旱災，朱元璋便問劉基怎樣才能讓上天降雨。劉基心裏暗想，這幾年朱元璋辦了不少冤案，我何不借此機會進諫呢？如果能勸說朱元璋給忠臣們平反昭雪，豈不是更好嗎？想到這裏，劉基微微地皺了皺眉頭，裝出一副為難的樣子說：“主公，恕我直言。老天不下雨，是因為您的監獄裏關押了許多有冤枉的人。您隻有給他們洗清了冤屈，上天才會降下大雨。”
朱元璋聽信了劉基的話，讓他親自到監獄裏清理冤案。經過劉基細心地一查，果真發現了不少冤案。劉基將這些冤案一件一件地整理出來，上報給朱元璋，朱元璋給他們都免了罪。
果然，沒過幾天，天降大雨，朱元璋對劉基佩服之至。其實，這下雨和冤案本沒有一點聯係，劉基通過觀測天象，知道在幾天之內將會有場大雨，他就借機把冤案和下雨聯係起來，使不少無辜的人得到釋放。
像這樣一個能人，怎會得不到皇帝的器重！因而，在一開始胡惟庸是想與劉基交好的，可是後來劉基向皇帝說了些關於他的不受用的話，他這張臉就有些掛不住了。再加上劉基代表的是沛東集團，胡惟庸不能將徐達怎麽樣，對劉基卻是敢給點兒顏色看看的。恰在這個當口，劉基之子劉璉越過胡惟庸直麵向皇帝匯報事情，使胡惟庸惱羞成怒，決定借題發揮。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原來在青田縣南70裏處有一個叫淡洋的地方，地勢險要，又與瑞安縣交界，常常是私鹽販子、逃軍、躲避賦役的人們的藏身之所，因而構成地方治安的隱患。洪武三年（1370年），劉基的長子劉璉去京城奏請在這裏設立巡檢司，盤查來往行人。經朱元璋親自批準，第二年正式設立。洪武六年（1373年），這裏發生周黨山所領導的農民暴動。地方官害怕獲罪，隱瞞不報，劉基就派劉璉去京城，由此才引出這段公案。胡惟庸唆使地方官上了一個奏章，說劉基看準了淡洋這個地方有王氣，一心想得到它作為墓地。百姓不願意給，他就請求設立巡檢司，驅逐了百姓。這可一下子捅到了朱元璋的痛處。劉基能掐會算，他既能以種種神妙的術數輔佐我朱元璋，那為什麽不可以為自己的子孫著想。想到此，朱元璋心中一橫，於是下詔降罰，先剝奪了劉基的俸祿。對此，劉基深諳“沉默是金”的道理，他帶領兒子劉璉趕往京師，沒有一句辯白、一句埋怨，隻是向皇帝謝罪，說因為罪臣冒犯，惹皇上生氣，實在是罪該萬死。這樣一來，反倒使朱元璋無從下手了。
但是劉基一日不除，朱元璋便一日不得安寧，而此時的劉基因年事已高，再加上這一事變，已是百病纏身，於是朱元璋便想出這麽一個法子——借刀殺人，即借胡惟庸之手殺了劉基，而胡惟庸也借此稱了心。劉基在京城患重病時，朱元璋委派胡惟庸代表他前去看望，並讓帶個禦醫給劉基看病。看過病後，那個禦醫給劉基開了一副中藥。事前，遵照胡惟庸的指示，他在藥裏下了毒。劉基不知是計，“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三個月後，朱元璋特地派人去探問，隻說沒有好轉的希望，他心下一塊石頭才落了地。頒了一道詔書，命他回家安養。劉基於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抵家，四月十六日就因慢性藥物中毒死亡，享年65歲。劉基一死，胡惟庸掃清了絆腳石，更加囂張、狂妄，做起事來越發無所顧忌了。他又與李善長是親戚關係，這樣的勢力，除朱元璋之外誰也搬不動。
劉基雖不滿於胡惟庸，但也不敢碰他，而吳伯宗就不同了，縱是虎須也要拈一拈。吳伯宗是明朝的第一個狀元，受賜冠帶袍笏，封為禮部員外郎。他生性耿直，城府也不深，終於觸怒了胡惟庸，被貶至鳳陽。吳伯宗一氣之下，上告朱元璋道：“胡惟庸濫用事，專恣不法，不宜獨任，時間長了，必為固患。”朱元璋對此未置可否，而是繼續暗中觀察胡惟庸，因為隻有等他落下把柄才能連根拔起。
胡惟庸果真是肆無忌憚，又打起了徐達的主意。徐達曾在與皇帝的一次尋常談論中順便提起提防大臣專擅的問題，胡惟庸得知後心想，隻有扳倒這棵大樹才能求安生。因此他買通徐達的看門老仆福壽，讓他提供情報，或幹脆趁機殺掉他。福壽表麵答應，暗中卻向徐達通報了消息。
對胡惟庸專擅，朱元璋早有所警覺，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升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同時任命禦史大夫汪廣洋為右丞相，以圖牽製。洪武十一年（1378年）二月，他又明確告誡：“胡元之世中書專政，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致民情不通，以至大亂，深可為戒。”因命禮部規定奏章格式，禁止天下奏呈關白（以副本通報）中書省。
同年又發生了錢蘇事件。錢蘇是常熟的一個儒士，因上書天子未先拜宰相，受到胡惟庸的嫉恨。朱元璋讓胡給錢蘇在中書省謀一個職位，胡卻打發他到南京後湖荒僻之地看守檔案。朱元璋從中看出丞相對錢蘇的不滿，錢蘇才高八鬥，看守檔案實在屈才，便欲直接給他安排職位，錢蘇稱瘸，朱元璋便讓他回家養病，並告訴他經過沿途所在州縣時，可以直入大堂，南向而坐，向所在官員傳皇帝的旨意：“皇帝敕爾：善辟田裏，養老恤孤，無忌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錢蘇拜謝而出，一路風光地回到到家鄉，出了鬱悶心中幾年的窩囊氣。
然而胡惟庸還在自顧自地越走越遠，一個陰陽先生說他家祖上三世的墳上，皆夜有火光燭天，後人不得了，定是天子。胡惟庸信以為真，繼而產生了以政變手段謀害朱元璋，自己當皇帝的念頭。
他暗中糾集了一批幹將，派人到沿海招倭寇，讓蒙古人封漬當元朝的皇帝，作為外應。此時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胡惟庸還真會幹出謀反的事來。原來，胡惟庸的兒子是個惡少，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中打馬飛奔，前麵突然受阻，馬立而起，將這位胡衙內掀了下來。恰巧這時，麵前有輛車駛過，胡衙內就作了輪下之鬼。胡惟庸聞訊，不由分說將車夫打死。消息傳到朱元璋那裏，這使他對胡家專橫跋扈、欺壓百姓有了更深的認識，他於是下定決心，要除掉胡惟庸這個後患。
他把胡惟庸叫到宮中，軟禁起來，並說要殺了他，給那車夫償命。胡惟庸以為單單是為車夫的事，就“請以金帛給那車夫家”，請求朱元璋留他一命。朱元璋不知出於什麽原因，竟答應了，放胡惟庸回家去。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又發生了占城國使臣入貢事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占城國使臣陽須文旦向明王朝進貢，中書省未按時奏報，朱元璋知道後大怒：“朕居中國，撫四夷，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爾等泛然若罔聞。為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就應當如此嗎？”胡惟庸、汪廣洋及禮部堂官都下了獄。這就是震驚朝野的胡案。
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借胡惟庸毒死劉基一事給汪廣洋套上一個朋黨包庇之罪，將汪廣洋貶謫海南。汪廣洋離京之後，朱元璋又改變主意，派遣使臣宣布敕旨將他處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禦史中丞徐節在獄中被逼揭發胡惟庸謀反。
正月初六處死胡惟庸等人，胡惟庸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他倒是罪有應得，然而胡惟庸的死並不意味著這場鬥爭宣告結束。
徐節，也就是那個禦史中丞為求活命，竟編了個胡惟庸結黨造反的口供。一下子便為朱元璋提供了個擴大打擊麵的借口，於是按名逮捕，輾轉審問，指供誘供，舉朝上下，人人自危。凡是一個人被咬出來，他的家屬、仆從、親屬一概下獄刑訊。徐節，這個始作俑者，也在舉朝齊聲喊打中，被皇上趁勢送進了鬼門關。死於胡案的主要人物有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候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寧侯葉昇、申國公鄧鎮、濟寧侯顧敬、臨江侯陳鏞、營陽侯楊通、淮安侯華中；大將毛驤、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等。宋濂也被牽連，貶死四川茂州。
也許正如史家們所感覺的那樣，朱元璋是一個可以同吃苦的人，卻不是一個可以共富貴的人，而且麵對著整個朝政，幾乎全是由淮西集團裏的人做朝內的大官，朱元璋不能不生出警惕。更讓朱元璋戒懼的是，劉基就是被胡惟庸所派的醫官害死的，那麽，今天是劉基，明天會不會該輪著他朱元璋呢？朱元璋不能不考慮這些問題，而且任由丞相專權的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會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除胡惟庸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後，幹脆一不做，二不休，翌日便向群臣宣布：革去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前、後、左、右、中五軍都督府，廢止了代皇帝行使權力的丞相製度，提高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它由對中書省和丞相負責，改為直接對皇帝負責。作為最高軍事機關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使權力分散，避免了軍權過於集中在武人手中，便利了皇帝的控製。加上都察院（由禦史台改）的監督，就構成了中央府、部、院三個互相製衡又分別對皇帝負責的權力支柱。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又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極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計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這裏所說的朝廷就是他自己，和過去的朝廷有本質上的區別。從罷相以後，府、部、院、司分理庶務，目的是把權力分散，“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一切大權都由皇帝個人掌握，“所以穩當”，再也不怕大權旁落了。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製的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於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總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至此，皇帝的權力之大幾齊於過去的秦始皇，君主專製發展到了極端。
在朱元璋心中，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力量，一是握有軍權、影響很大的功臣，二是綜理政務、職權很重的丞相。不過，開國初期，大規模的戰事雖已結束，周邊地區或是仍未歸附，或是不太安寧，還需要武將們征戰沙場，解決功臣問題的時機尚未來臨，朱元璋遂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上，前後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現在既已解決，緊接著下來的當然就是收回兵權的鬥爭了。
朱元璋十分讚同宋朝時趙普對軍權的看法，宋太祖曾向趙普請教說：“自唐末以米，帝王走馬燈似的換了八姓十二君，兵革不息，生靈塗炭，是什麽原因呢？我近來日思夜想的是用什麽辦法，能長久地消除這種兵變和戰亂呢？”趙普答：“唐末以來戰亂頻仍，百姓流離失所的原因，歸根到底是由於地方節度使和朝中典兵大將權力太重，弄得君弱臣強。要想徹底根除這流傳百年的禍根，臣有十七字方針：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由此便引發了杯酒釋兵權事件。
如果說，宋太祖收兵權是以溫和的方式實現的話，那麽朱元璋收兵權就充滿了血腥。
當然，朱元璋收兵權就同他廢丞相一樣，並非一步到位，而是首先著眼於機構的調整，階段性地削弱中央軍事機構的權力。這其中最費腦筋的，是軍隊和統帥的關係問題。要打仗必須任命統帥，總不能每次戰爭都由皇帝自己統率。但是任命了統帥，統率了大軍，在戰事結束以後，如何收回這個統帥權呢？不收回，將帥有固定的直屬的大軍，一旦有變故，他的統治是不牢靠的。要收回，采取什麽辦法？
考慮到元朝兵權主要由大都督府所掌握，任何將領調動都需要通過大都督府，這無形中對皇帝的權威造成了影響，因此朱元璋在廢除了中書省的同時，就借勢把大都督府也撤消了，同時又設立了前、後、左、中、右五個都督府，每個都督府又設了兩個長官，即左、右都督，兩人都有自己的都司及衛所。朱元璋又明確規定：五軍都督府管理兵籍及軍政，但是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兵部掌管軍官的提拔並且製定軍令，但不能直接指揮軍隊。如果要調動軍隊，則由皇帝直接負責，然後從衛所中調動部隊並且委派將領。將領出征時有印在身，以示皇帝的權威，戰事如果結束，印則必須交回，各個衛所的士兵則各回本隊。這些辦法的施行，達到了朱元璋永久性削弱中央軍事機構權力的目的。
但朱元璋並不就此滿足，原因是在國家趨於安定後，隨之而來的是功臣武將驕橫放肆，皇權與將權的矛盾不斷激化，洪武年間發生了藍玉案，就是這種激化的結果。
藍玉，安徽定遠人，此人身材高大，麵如重棗，是名將常遇春的小舅子。他英勇善戰，所向披靡，一直跟隨常遇春南征北戰。常遇春常在明太祖麵前誇獎他，明太祖也因常遇春的關係，對藍玉非常賞識，很快將他由管軍鎮撫提升為大都府僉事。
藍玉從洪武四年（1371年）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轉戰西北戰場，在伐蜀、北征的戰役中，立下赫赫戰功。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封為永昌侯，俸祿多達二千五百石，成為南征北戰的主要將領。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被任命為征南左副將軍，平滇之役，藍玉戰功赫赫，明太祖非常高興，特為他增加俸祿五百石，並封其女兒為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征虜左副將軍隨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馮勝得罪，藍玉即軍中代為大將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率軍十五萬攻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魚兒海，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以數十騎遁去，大勝而回，封涼國公。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又奉命率軍去西南，平定了叛亂。總之，在一係列軍事行動中，他屢有建樹，成為繼徐達、常遇春之後最能征善戰的武將。
常遇春、徐達死後，藍玉繼為大將，總軍征戰，立了大功，明太祖對他也另眼相看。於是他便居功自傲起來，開始驕橫、放肆，目無國法。他蓄養莊奴、假子數千人，仗勢胡作非為；在軍中擅自黜陟將校，不聽朱元璋命令；他強占東昌民田，禦史去查問。藍玉居然毆打驅逐禦史；北征班師回朝，夜至喜峰關，叩關門，因關吏開門不及時，藍玉大怒，竟縱兵毀關而入；惹得朱元璋不快的是，他竟敢與元王妃私通，更有因封官一事，藍玉公然表示不滿。明太祖冊立皇太孫為自己的繼承人後，依慣例，應當給功臣們加官晉級，藍玉西征回來後，得知自己與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都被加官太子太傅時，心裏很不高興，嫌官小，不樂意在他人之下。
藍玉總兵多年，麾下驍將十數人，威信很高，這可以從一件小事中看出來。有一次出征前，藍玉與部下十幾人去向太祖辭行，明太祖隻打算單獨與藍玉一人議事，讓諸將先走。明太祖連續幾次示意諸將退下，諸將卻毫無反應，這時隻見藍玉舉袖輕輕一揮，諸將立即告退。這一舉動令明太祖深感不滿，尋思這些武將不聽自己的指揮，卻聽從藍玉這樣一個大將軍的指揮，於是心下已決意除去藍玉。
對付藍玉，明太祖首先是發出警告，他命人將藍玉的錯鐫刻於鐵卷上，並時常譴責他的過失。但是藍玉並不領會，不能從中嗅出些異樣來，朝見明太祖時，無論是賜坐或賜宴，依舊態度傲慢。
其次，便是大封皇子為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皇十六子朱檹，皇十七子朱權，皇十八子朱梗，皇十九子朱橞，皇二十子朱鬆，皇二十一子朱模，皇二十二子朱楹，皇二十三子朱桱，皇二十四子朱棟全都封了王，遍布大明王朝的多個角落。在北部邊疆，明太祖分封了九個塞王，太祖還給他們配備了足夠的精兵，這一切都為最後的行動準備了條件，隻等藍玉撞上獵捕之網。
促使朱元璋拿藍玉開刀的因素還有一個太子朱標，朱標生性仁慈，他和朱元璋兩人除了身材都高大而威武之外，沒有一點相似之處。朱元璋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了，而大批的開國功臣卻還活著，那這大明江山會變成什麽樣？太子朱標那麽仁慈，能駕馭得了這些文臣武將嗎？隻要有幾個文臣武將心懷不軌，恐怕大明江山就要改變顏色了。
於是他極力重塑太子，希望他將來能夠跟自己一樣有鐵石般的心腸，然而天妒英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僅38歲的太子朱標病故，這使65歲的朱元璋悲痛欲絕。沉重的打擊使明太祖一下子老了許多，眼看著培養了幾十年的接班人就這麽離去了，那麽朱氏王朝將由誰來接班？誰來捍衛呢？明太祖在悲痛之後要立即解決這個問題，最後又立了年方16歲的皇太孫朱允炆為自己的接班人。皇太孫太年輕，又沒有經驗，這怎麽能夠駕馭文臣武將呢？朱元璋太擔心了，為了朱氏一統天下，永不變姓，他必須“拔刺”。當然，他得等一個合適的機會。
終於，機會來了，藍玉是常遇春的內弟，常遇春的女兒又是太子朱標的妃子，藍玉是地地道道的太子妃的親娘舅，因此太子與藍玉關係特別近。就在藍玉平定納哈出還朝時，就曾對太子說過這麽一段話：“我看燕王在封國北平，安撫百姓，甚得民心，不少人說他有君王風度，我怕這話傳到皇上那裏，會影響皇上對殿下的感情。我還聽擅長看風水的人說，燕國有天子氣，望殿下心裏有數。”誰知這竟傳到了燕王的耳朵裏，他對藍玉恨之入骨，對明太祖說：“諸公侯多放肆無法度，不除掉他們，將來會出現尾大不掉的隱患。”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以“胡黨”罪名殺了藍玉的姻親靖寧侯葉昇，此時藍玉正在西北前線忙於平叛，聞訊後大為震驚，回想自己為大明出生入死，卻受到這樣的對待，實在是咽不下這口氣，於是萌發謀反之心。平叛勝利後，朱元璋於十一月詔令藍玉班師回朝，藍玉對詔他回去的欽差講：“必是我親家靖寧侯在胡黨事內有我的名字，叫你來提取我的。”又說：“實不瞞你，我如今回家看動靜，若是果有這話，好歹放手幹一場。你回去休要泄露出去，若事成時，大家都安享富貴。”
藍玉回京後，便對親信講：“先前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為好。”於是積極聯絡，籌劃謀反，並且說：“我奏了幾件事，都不從，隻怕皇帝早晚也容不下我，不如趁早下手幹一場。”
藍玉認為，天下軍馬都歸自己調度，朱元璋又身體有病，新立的皇太孫隻是個乳臭未幹的小兒，此時不起事，更待何時？於是密召親信，暗中串聯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冀、東莞伯何榮以及自己的老部下，將他們叫到自己府第密謀。讓諸將分頭收集兵馬、武器，並初步定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十五日起事。正月二十八日，藍玉召來擔任起事主力的府軍前衛百戶李成，並下達起事的命令。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二月初八，早朝快要結束時，錦衣衛指揮突然告發藍玉謀反，朱元璋立即下令逮捕藍玉，第三天就將他處死並滅族。朱元璋的做法真可謂是迅雷不及掩耳，藍玉謀反的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
緊接著，朱元璋大治藍案。死於藍黨的主要人物有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候陳桓、宣寧侯曹泰、會寧侯張溫、懷遠候曹興、西涼侯濮璵、東平侯韓勳、令寧侯孫恪等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大批高級軍官都被牽涉入內，遭到族誅，總共殺害了兩萬多人。據說詹徽的被殺，是藍玉親自把他牽入案中的。錦衣衛指揮告發後，藍玉據理力辯，不肯服罪。詹徽曾喝令他招出實情和同黨，藍玉於是大喊：“詹徽就是我的同黨。”詹徽就這樣牽連被殺。
另外，朱元璋還據此案命作《逆臣錄》，其中就有藍玉欲謀反的言行細節。總的來說，《逆臣錄》公布的大量案犯供詞，矛盾百出，不但不能證明各人是死有餘辜，反而充分說明此案純屬子虛烏有，是朱元璋一手策劃的。雖然對武將的驕橫跋扈、目無法紀的行為應該管束，甚至殺幾個主犯，也不為過。但是大興黨獄大開殺戒，株連過多，那就是另一性質問題了，況且連下級將士兵卒也不放過，那就純屬濫殺無辜了。在藍玉家教過書或因為曾給藍玉寫過字、畫過畫的人，也被視為同黨誅殺，真是荒唐。
朱元璋這樣做，也是以史為鑒的。曆代王朝之初，凡大封有功之臣，終免不了引出後世之亂來。因為這些功臣或其子嗣在和平時期定會集下巨額財富，並逐漸形成強大的地方勢力，有朝一日，他們相互勾結，密謀造反必將惹出禍亂。朱元璋正是出於這些考慮才大開殺戒的。
朱元璋是淮西人，幫他奪取天下的也主要是淮西人。朱元璋得益於淮西人，或者說受恩於淮西人，因而他也感恩於淮西人。
朱元璋是有鄉土情結的，戰爭時期，他很信任自己的同鄉。當時領兵的元帥以及幕府的謀士，大多是由朱元璋的同鄉擔任的，這些人也真為朱元璋露臉，不但屢打勝仗，還大大發展了朱元璋的勢力。隨著朱元璋控製範圍的不斷擴大，朱元璋在小明王眼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小明王最後封朱元璋為中書省的官職，授命朱元璋管理一方的事務，淮西將領們的地位也跟著朱元璋地位的提升而步步高升，並且一度在江南政權中達到了相當高的地位。雖然朱元璋在擴大了統治區域之後又吸收了相當一部分浙東知識分子加入自己的陣營，但是作為早期跟隨朱元璋的一群人，淮西將領們仍然受到了朱元璋的重視，並且一直都是朱元璋隊伍當中的骨幹。在朱元璋南征北戰、推翻元朝、統一全國的鬥爭中，淮西將領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不爭的事實。
和平年代到來後，初期階段，朱元璋並不打算把功臣們一個個除掉，而是念及他們在戰爭中的功勞，想遂其心願把他們一個個封官，共享富貴榮華。
除了封官許願之外，他還與老臣們進行政治上的聯姻，以姻緣關係來籠絡政治勢力、鞏固統治。婚姻作為封建社會裏一種特殊的方式，盡管有限，但畢竟有效，自然會被朱元璋所采用。朱元璋的兒子很多，為了能夠拉攏淮西將領，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利用婚姻來做文章，把那些大將們的女兒紛紛許配給自己的兒子，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淮西將領們的兒子，這樣通過一個龐大的姻親網，就使這些將領和自己結成了一個政治利益的共同體。對於淮西將領來說，開國的元勳又成了新朝的顯貴，還與皇帝攀上了親戚，自然要加大力量來維護朱元璋的統治了。
但是朱元璋對淮西集團並非一味地信任和拉攏，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也越來越疏遠並生出間隙與猜疑。首先，是在於彼此之間關係的轉變。戰爭期間，朱元璋與這些功臣是患難與共、生死相連的哥們兒關係，但是建國後就不同了。朱元璋是君，他們是臣，君臣之禮是要講的，而且是必須嚴格遵守的，於是朱元璋和他們之間畫出了一道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的鴻溝。這鴻溝自他稱帝起，便形成了，並且日益加深，直至演變成吃人的深塹。
其次，追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雖然大多出身窮苦，但一旦有了權勢，也就難以保持農民淳樸的本色，不免驕奢淫逸，奢恣暴橫。朱元璋對此一直存有清醒的認識，並力加防範。
早在建國前，他在聽說功臣家奴仆多有橫肆不法者時，就誡諭說，恃勢驕恣、逾越禮法的現象一定要除去，決不姑息，甚至在大封功臣之際，還批評湯和嗜酒殺人，不遵法度；趙庸私占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指使儒生窺伺卜意，以邀封爵；郭子興不奉將令，不守紀律。湯和等四人按照功勞本應封為公爵，但因上述過失，隻封為侯爵。封爵後僅一個月，又將屢立戰功又屢次殺人的右丞薛顯貶到海南。然而功臣們依舊我行我素，違法亂紀之行不勝枚舉，朱元璋氣憤之餘，命工部製作鐵榜，用以申誡公侯，規定：各級軍官不得私自接受公侯的金銀財物；公侯等人非奉經特旨批準外，不得私役官軍；公侯之家，不得強占官民的山場、湖泊、茶園、蘆蕩以及金銀銅場和鐵冶；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在公侯門前侍立聽候；功臣之家管理莊園的人員，不得在鄉欺壓毆打百姓；功臣之家的佃戶、奴仆等人不得仗勢欺淩百姓，侵奪田產、財物；公侯之家，除欽賜的儀仗戶和佃戶外，不得私自接受投托人戶，隱蔽差徭；公侯之家，不得倚仗權勢，欺壓良善，侵奪他人的田地、房屋、牲畜；功臣之家，不得接受他人投獻的田土物業。鐵榜的頒布，是朱元璋對待功臣的態度由寬容轉向嚴厲的一個信號。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頒布《臣戒錄》，洪武十九年（1386年）頒布《至戒錄》，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頒布的《大誥武臣》，是專門針對武將勳臣的，目的是使他們有所警戒。但功臣們自恃勞苦功高，對朱元璋的警告置若罔聞，侵漁百姓、私役軍士、府第逾製、荒淫無度一類的事情，經常發生，朱元璋與功臣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
再次，朱元璋對淮西將領們是否忠心的憂慮一直未解除。當朱元璋還在江南稱吳王的時候，曾經發生過大將平章邵榮與參政趙繼祖、元帥宋國興的密謀反叛，雖然由於宋國興的懼悔自首，朱元璋從這場陰謀中逃脫出來，但他也由此對淮西將領們產生了一絲戒懼。邵榮及趙繼祖都是跟隨朱元璋渡江的淮西老臣，他們在朱元璋最困難的時期投奔了朱元璋，並且為朱元璋的渡江出了大力氣，現在卻一下子反了，這讓朱元璋在思想上實在難以接受。正由於此，朱元璋才不得不對這些功臣心懷戒懼。在與群臣們一次談話中，朱元璋表露了他的這一心跡。他提出：如果奪取天下之後，諸將的手中還掌握著兵權，將會直接威脅到皇權的統一。他指出，五代之所以紛亂不止，就是因為皇帝的兵權被大臣們所掌握著。但是這些淮西將領們在沒有得到更大的利益之前，仍不願意交出自己的權力，同時也害怕失去了兵權之後無法保證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一個個裝著不懂的樣子不作響應。朱元璋為此更加憂慮。
為了保證自己的帝位不動搖，朱元璋開始采取一係列調整措施。這其中就包括頒布鐵榜，其目的是用封建禮法來約束官員們。除此之外，他還增加非淮西籍官員在朝中所占的比例。應該說這是朱元璋比較高明的一個做法，在一個朝堂內，如果是隻有一個集團，那麽這些人就不會有什麽顧忌，也不會害怕朝廷的刑罰會加到他們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身既是法律的製定者，也是法律的執行者。一個小集團之所以能夠團結在一起，也就是有一個共同的利益在支撐著他們，任何危害他們利益的人或事物都會受到他們猛烈的群起攻擊。朱元璋正是抓住這一點，把一些非淮西籍的人安插到朝廷中，讓他們也形成一個小團體，與淮西籍的將領們互相製約，這樣一來，就形成朝廷之內並非隻有一個聲音，而是有多個聲音在說話了。淮西籍官員們在做事的時候不但要考慮皇帝的反應，同時還要考慮到與非淮西籍的官員們起了衝突之後，會不會有便宜可占。一旦有了顧慮，淮西籍的官員們做起事來就會逐漸收斂，不會那麽霸道了。
通過這些措施的實行，朱元璋已經基本上控製了淮西籍大臣們的言行舉止。但任何措施都有局限性，朱元璋最終發現這些費盡心機的舉措，並不能完全阻止功臣們的其他行為，未能完全奏效之後，他就動了消除一些不聽從自己話的舊部的決心。
朱元璋除功臣的決心一下，便先後製造了前麵所說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製造了這兩起案件後，朱元璋便一發不可收拾，將兩起案件擴大升級為黨案。
殺胡惟庸及其受牽連者，等於是給高官們一個信號：皇權是神聖的，該交權的時候早已到了。這個權力隻能是朱氏家族的，交出權力即是識時務，否則你們是不得安寧的。雖然朱元璋急於收權，實現由武將向朱氏家族的轉移，但仍然沒有得到群臣們的響應，他們認為胡惟庸是罪有應得，隻知道自己以後要多加自律，百倍小心就是了，卻沒有想到自己手中的權力已經對朱元璋構成了威脅。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死於胡案。前麵提到李善長雖功高但“實無相才”，因而被罷相，這以後，他本當韜光養晦，但他卻很活躍，盼著有朝一日能夠複出。朱元璋對他雖表示尊崇，還把女兒臨安公主嫁給他的長子李祺，但卻不肯再給他實權，實際上對他一直存有猜忌之心。胡惟庸是李善長一手提拔起來的，兩人關係密切，李善長的侄子還娶了胡惟庸的侄女，所以胡案發生後，很自然地就牽涉到李善長。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發李善長之弟李存義父子是胡黨。李存義官居太仆寺丞，是明太祖看在李善長麵子上給的。他的兩個兒子李伸、李佑都是官從群牧。這次被人告發，幸虧明太祖開恩，下詔免去死罪，隻流放到崇明。
李善長沒有從李存義事件中嗅出危險，依然我行我素，毫不收斂。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大修府第，朱元璋聽說後，十分反感。這年四月，流放犯丁斌因曾在胡府供事，被逮捕，嚴刑拷打後，供出李存義父子與胡惟庸結黨，繼而李存義父子又供稱胡惟庸當年謀反時，李善長曾應邀參加其中。朱元璋得到消息後，假托星變，得殺大臣消災，將李善長滿門七十多口全都斬殺，隻饒了臨安公主、駙馬李祺和他們兩個兒子的性命。
宋濂博通經史，是著名的文學侍臣，他同時也是太子及諸王的老師。明初一代禮樂文誥製作，多出其手，又參與修國史、日曆和寶訓，被推為開國文臣之首。洪武十年（1385年），68歲的宋濂因年老致仕，明太祖親賜《禦製文集》及絲綢，並對他說：“收藏這些絲綢32年，就可以做百歲農。”宋濂叩頭謝恩。回鄉後，他小置田產，隻教授盟徒，講求學問，在明太祖壽誕時，他從老家前往京師去給皇上祝壽，唯恭唯謹。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宋濂陪朱元璋登文樓，摔了一跤，朱元璋見他年老體衰，就讓他明年不要來了。朱元璋說過之後，很快就忘記了。次年萬壽節，他見宋濂未到，以為他病了，派人到金華察訪，正趕上宋濂與朋友飲酒賦詩。回來一匯報，朱元璋覺得自己受了宋濂的愚弄，很是生氣。
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二月，宋濂的長孫宋慎在朝中做儀禮序班，竟列名胡黨被處死，他的次子宋璲也連坐被殺。戰戰兢兢的宋濂在老家浦江等來的是皇上的聖旨抄家，年邁的宋濂連同全家大小都被用枷鎖帶到京師。
太子朱標聽說此事後非常難過，就親自到父皇麵前給宋濂求情。朱元璋很不高興，臉色一沉說：“等你將來做了皇帝再赦免他吧！”朱標見求情不準，又覺得愧對於自己的老師，竟去投水自殺，幸虧被一個老太監及時發現，這才保住了一條性命，馬皇後知道後，也來求情，她對太祖說：“民間百姓為自家孩子請先生，還不會忘記恭敬相待。宋先生教過太子諸王，是他們的先生，怎麽能忍心殺他呢！況且，宋先生致仕在鄉，哪裏又會知道朝廷中的事？”明太祖聽不進去。於是，用膳時馬皇後不沾酒肉，太祖感到奇怪，問她原因。馬皇後回答是為宋先生修福。太祖默然，但卻動了心，第二天，他開恩，算是饒了宋濂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四川茂州。可憐72歲的宋濂隻挨到夔州，就死在了那裏。連宋濂這樣的老臣都不能幸免，其他人的命運更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興胡案，並廣為株連，以鏟除功臣，但這並不是他殺戮功臣的開始，被朱元璋最早殺戮的功臣是德莊侯廖永忠。廖氏兄弟生在巢湖邊，從小就練就一身好水性。永忠與其兄永安是以巢湖水師統帥身份投奔朱元璋的。廖氏兄弟的勇敢和廖氏一家人的忠誠給朱元璋留下了極好的印象。當年太湖一戰，永安被俘，並誓死不降，死在獄中。朱元璋隨即任命廖水忠為行樞密僉院，統帥永安的部隊。鄱陽湖大戰，永忠戰績卓著，武昌一役，他戰功赫赫，朱元璋以紅油漆親書“功超群將，智邁雄帥”八個大字的匾額賜給廖水忠。平江戰役後，廖永忠升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平定閩廣時，他統帥水師，又建奇功。
需要著重說明的是廖水忠為朱元璋立的另一件不為人所知的奇功，那就是除掉小明王，史稱瓜州事件。洪武三年（1370年），廖永忠在明太祖大封功臣的前夕，竟頭腦發脹，想借此向他邀功。這一行為犯了朱元璋的大忌，終於在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以偷穿龍鳳花衣的罪名將其逮捕，入獄不久即被殺，時年53歲。
非因胡案而受到朱元璋猜忌並被謀害而死的，還有李文忠。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親外甥，在開國元勳中，與朱元璋的關係最為密切。李文忠，原名李保兒，母親是太祖的二姐，父親李貞在妻子死後，為貧困所迫，帶他到處流浪，後來輾轉到滁州投奔明太祖，當時他年僅14歲。明太祖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讓他和侄子朱文正、義子沐英等一起學文習武。
李文忠是在戰陣中衝殺出來的。他身經百戰，馳騁疆場，東定浙，南入閩，北伐大漠，西鎮洮番，屢建奇功。李文忠不但能攻善守，驍勇善戰，而且通曉經文，善作詩文，是洪武年間不可多得的儒將。洪武二年（1369年）他隨徐達、常遇春出征塞北，追擊元順帝。常遇春病故途中，由他代領副將軍之職。次年北征，他接替常遇春，獨率一軍進趨應昌，俘獲元順帝的孫子、元後妃及將相等，並得到宋、元玉璽，立下大功。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時，被封為曹國公，年僅31歲的他已列身開國六公的行列。洪武十年（1377年），為了削弱中書省的權力，朱元璋特命李文忠參議軍國大事。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在采取重大行動前夕，朱元璋又將李文忠調回京城，提督大都督府兼領國子監事，可見明太祖對李文忠是何等地信賴。
李文忠為人器重沉宏，頗好學問，在軍旅生活中，他敢打敢拚，英勇善戰；在處理事務上幹練謹慎，很得明太祖及馬皇後的讚賞。朱元璋說過，開國之功，都靠勳臣同心協力，才得以成就大業，在皇親國戚中有貢獻的隻有李文忠一人，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在應天時，軍隊給養不足，明太祖要增加農民的田租，李文忠認為不妥，請求減租，朱元璋覺得他講得有理，欣然采納了。在攻下杭州之後，李文忠又提出了減免杭州地區田租的建議，朱元璋也同意了。
正當李文忠如日中天，達到他政治生涯頂峰的時候，他和明太祖之間卻產生了越來越深的隔閡。
李文忠鎮守嚴州時，迷戀上了名妓韓氏。朱元璋知道後大怒，先殺了韓氏，後又召李文忠回應天，準備問罪。馬夫人為文忠說情：“保兒年少血氣方剛，受人挑唆，責罵他一頓就是了。嚴州位置重要，保兒在那兒鎮守著，不要損傷了他的威信，也不可輕易更換他。”朱元璋覺得夫人講得有理，隻是教訓了李文忠一頓，又命他回嚴州去了。李文忠回嚴州後心中不快，他手下儒士趙伯宗、宋汝章勸說他：“此次你去應天總算是回來了，下次再去可就難保了，還是早作打算的好。”其意是勸他歸降張士誠。李文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還真的派人去杭州和張士誠聯係。過些日子，朱元璋讓人給李文忠捎了一封親筆書信，又召他回應天。此次回應天，朱元璋不僅盛情款待，而且賜他好馬、金錢，並推心置腹地叮囑他要用心守好嚴州。李文忠回到嚴州後，對先前自己的做法非常懊悔，為了防止將此事泄露出去，他設計將張伯宗、宋汝章等人灌醉後沉江。然而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明太祖最終還是知道了此事，很是寒心，覺得李文忠也不可靠。
明太祖知道李文忠家中的儒士門客是他的謀士，常為他出主意。但由於李文忠計劃投靠張士誠一事也是由儒士挑撥引起的，便漸漸地對李文忠聽從儒士建議反感起來。李文忠勸朱元璋少殺人，又諫他裁減宦官等，這些勸諫非但沒有被采納，反而使明太祖對他產生猜忌，以為是他的門客儒士教他與自己過不去。正是基於這樣一個想法，他大怒，說是李文忠打算削弱他的羽翼，認為一定是門客儒士教他這樣做的。狂怒之下，他幹脆派人闖入李文忠府，把門客全部殺了。李文忠連驚帶嚇，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底病倒。次年春，李文忠病情不見好轉，朱元璋派淮安侯華中督理醫生為他治療，還親往探視。不料，在朱元璋探視後的第三天，李文忠突然撒手而去。李文忠一死，朱元璋便直接削去他的爵位，全家流放四川邊遠地區，並將為李文忠治病的醫生全家及李文忠的侍者共一百多人全部處死。李文忠究竟是如何死的，已成不解之謎。不少人相信，他是中毒身亡的，至於是自殺，還是被朱元璋毒殺，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從上述內容可以得知，朱元璋在稱帝之後，猜忌心越來越重，手段越來越狠辣，當年的開國功臣大多成了犧牲品。但對徐達來說，他的功勞不可謂不大，官職不可謂不高，卻沒有受到明太祖的猜忌，這是為什麽呢？原因就在於他忠心耿耿，謙遜謹慎，所以始終不見疑於朱元璋。
徐達為人秉性忠厚，“言簡慮精”，而且“小心縝密”，在朱元璋麵前“謙謹若不能言”；奉命率軍出征時，“奉行（朱元璋）成算，如恐不及”；“功成而還”後，便“拜上印綬”，交出兵權，“待命於家，略無幾微矜伐之色。”明太祖曾經稱讚徐達說：“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指徐達）一人而已。”正因如此，徐達一直深得明太祖的歡心、信任和重用，君臣之間關係頗為融洽。在史籍中，反映徐達居功不傲、謙遜忠君以及徐達與明太祖之間良好關係的記載不少。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十，明太祖詔命徐達兼任太子少傅，與太子少師李善長等共同輔導東宮皇太子。在向翰林待製詹同等大臣闡述遴選東宮官的原則時，明太祖說：“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由此可見，徐達獲兼太子少傅，是因為他的人品和能力得到了明太祖的信任和肯定。
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十三日，明太祖設盛宴款待朝廷功臣徐達等，第二天，徐達率諸將謝恩。退朝後，明太祖與徐達等一起來到華蓋殿，並賜給徐達等坐位。當君臣“從容燕語”時，明太祖說：“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功勞。”徐達聽了後，又謙遜地帶領諸將叩頭回答說：“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發。此天賜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太祖因“天下既定”，特許徐達等有功武臣“少休息”，說自今以後徐達等可以三天或五天上一次朝，有大事臨時召議。徐達推辭道：“臣等蒙陛下靈威，仰奉成算，遂剪群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心愧悚，豈敢自逸？”明太祖解釋說：“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於外，思有以慰卿等之勞耳。”但徐達還是帶頭“固辭”，不肯接受。最後，由於明太祖堅持“弗許”，徐達等方才勉強接受了明太祖給予的這一優待。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十七日，明太祖賞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彤弓，並對他們說：“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此賜。”徐達等謙虛地回答說：“臣等賴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直到明太祖勸道：“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況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徐達等這才接受。
徐達每次出鎮北塞歸來後，明太祖都與他“宴見歡飲”，並以“兄弟”相稱。明太祖對徐達越親近，徐達就越恭敬小心。據記載，明太祖在與徐達開懷暢飲的時候，曾從容地對徐達說：“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徐達堅決推辭，不敢接受。有一天，明太祖故意約徐達到舊邸去喝酒，趁機將他灌醉，隨後命令手下用被子將他包起來，抬進了主臥室。徐達酒醒後，發覺自己睡在明太祖的舊邸，大驚失色，立即奔出舊邸，匍匐在地上大聲請求明太祖賜以死罪。明太祖知道他忠心臣服於己，內心“益悅”。
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二月，徐達臥病，明太祖非常焦急，遣使四出征召名醫為徐達治病，還親自禱告山川、城隍之神。在禱詞中，明太祖說：“曩者天下有亂，朕命將偃兵息民，大將軍徐達之功為多。今（徐達）疾勿瘳，朕特告神，願全生數載，固寧萬姓，朕他日與達同往，唯神鑒之！”明太祖的禱詞，既反映了明太祖與徐達之間深厚的君臣情誼，表明明太祖對徐達的依賴，又是徐達一生為主盡忠、為國竭力得到的一種回報。
洪武十八年（1385年）正月二十六日，明太祖在派遣徐達的長子徐輝祖持其璽書前去慰問徐達時，稱讚徐達道：“方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指徐達）忠誠耿耿，以勞為逸，何由臻茲……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於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將軍長子持朕至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勞。”
據說明太祖“喜微行”，經常突然來到徐達家中。徐達認為他這樣做很不安全，於是想設法勸阻。有一次，徐達臥病在床，明太祖忽然來了，徐達出其不意地從其枕褥下抽出一把劍來，對明太祖說：“戒之，戒之。若他人得以甘心也。”明太祖心領神會，於是“自後功臣家不一至矣”。
徐達對明太祖忠誠恭謹，對其他皇室成員的態度也同樣恭敬。徐達長年鎮守北邊，他的長女是燕王朱棣的正妃，但他在燕王朱棣的麵前從來不敢以長輩自居，每次見了燕王朱棣，都“必執臣禮，不少問”。因此，燕王朱棣也“禮重之”。
在徐達死後若幹年，明朝後嗣帝王對開國元勳徐達恪守禮義、謙虛謹慎的表現仍舊非常讚賞。如宣德六年（1431年）四月十三日，明宣宗在宣布赦免總兵官左都督陳懷收受賄賂，包庇罪犯；放縱家人占奪軍屯，且霸占部下軍士妻子給自己的外甥做妾；妄自尊大，肆意折辱朝廷命官等罪時，曾經對身邊的大臣們說：“朕嚐聞皇祖（指明成祖）言中山王（指徐達）國家元勳，旦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己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陳）懷輩坐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看來，這也許就是徐達能功高不震主，權重不見疑的原因吧。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沿用元朝製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洪武年正月，中書省奏請以皇太子為中書令，但朱元璋沒有同意，認為當時太子年幼，學識淺，無經驗，決定今後凡軍國大事隻要告知皇太子即可，中書令一職廢而不設。中書省設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相，參知政事等官職，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在地方上，則設立行中書省，統管一省軍政事務。中書省丞相相當於古代的宰相，幫助皇帝處理一切軍政大事，權力很大。丞相權重，勢必會對皇權構成威脅。明太祖的權力欲極重，他即位以後，對皇極和相權相輔而行，又相互製約的狀況很不滿意，內心久已蘊藏廢相、提高皇權之心。他說：“秦代設相，是禍亂起源，宰相權重指鹿為馬。後來各代不以設相為鑒戒，相沿設置，往往帶來禍患，原因就在宰相擅專威福。”為此，他逐步推行他的集權計劃，削弱相權，直至廢相，鏟除了心腹之患，使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審時度勢，暗中靜觀，在心中醞釀著解決的方案，但由於主客觀方麵的原因，朱元璋廢除丞相的措施並非一步到位。
在廢除丞相之前，朱元璋首先是對丞相之位的人選進行了幾番調整。在明初，淮西勳貴與非淮西大臣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淮西勳貴都是早就追隨朱元璋的舊將，朱元璋對他們比較倚重。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時，所封六公均為淮西人，二十八侯絕大多數也是淮西人。李善長是淮西勳貴集團的核心人物，他自投奔朱元璋後，一直在朱元璋身邊盡心輔佐，被比擬為漢之蕭何，位列功臣之首。中書省成立後，他與徐達分別被任命為左、右丞相，由於徐達常年領兵在外，平章政事又虛位未設，中書省大權實由李善長獨攬。朱元璋雖倚重淮西集團，可又不希望他們權力過大，以致動搖自己的地位，於是便想到在中書省培植其他地方的人才，這其中就有一個楊憲。楊憲原是山西陽曲人，他博古通今，辦事幹練，很受朱元璋器重，被任為負責監視將帥臣僚的檢校。開國之後，楊憲出任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二年（1369年）升為右丞，次年又引為左丞，協助李善長工作。楊憲十分妒忌李善長的地位，一心想扳倒他，好取而代之，便向朱元璋吹耳邊風，說他“非相才”。朱元璋內心雖讚同，但因為李善長是淮西勳貴集團的核心人物，要動他，時機尚不成熟。於是便對楊憲不予理睬。這其中還有個小故事，據載，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就曾召見與李善長矛盾很深的劉基，談話間對李善長作了指責，暗示自己有換相的打算。劉基不計個人恩怨，從大局著眼，指出李善長雖才幹有限，心地狹窄，可他是開國元勳，又能協調諸將，的確是個宰輔之才，換掉他既不合理，也無益處。
朱元璋見劉基如此不論個人恩怨，便有意立他為相。劉基堅決推辭說：“易相之事，就好比更換大廈的梁柱，必得大木方可。如把小木條捆在一起代替，大廈就會傾覆。”朱元璋見劉基態度誠懇，隻得把此事暫且放下。
在楊憲升為左丞相之前，擔任左丞相一職的是汪廣洋。汪廣洋也是楊憲打擊排擠的對象，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汪廣洋早知道楊憲的惡名，便處處忍讓，時時提防，但楊憲還是不肯放過他。楊憲指使禦史劉炳等人彈劾汪廣洋事母不孝，朱元璋一向提倡孝道，立即將汪廣洋革職，讓他回高郵奉母思過。楊憲還不滿足，讓劉炳再次彈劾汪廣洋，以絕其複出之路，朱元璋命將汪廣洋謫徙海南。劉炳屢次彈劾汪廣洋，朱元璋心下不禁生疑，便突然逮捕了劉炳，遂勾連到楊憲，李善長趁機全麵揭發了楊憲種種不法情狀。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楊憲與劉炳一同被處死。汪廣洋在楊憲事件後，即被召回京城複職，封為忠勤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二，朱元璋撤下李善長，任命汪廣洋為右丞，原參知政事胡惟庸為左丞，總理軍國重事。李善長的下台，消除了朱元璋心中的一大隱憂，也是朱元璋為廢相邁出的第一步。
朱元璋任胡惟庸為左丞的同時，又以汪廣洋為右丞，目的是為了實現相互牽製，因為劉基早有警告，“讓胡惟庸做宰相，就像讓生猛的牛駕轅，恐怕要蹦跳脫轅，把車弄翻。”但汪廣洋是個隻求明哲保身的人，他將權力交給胡惟庸，自己成了一個屍位素餐之人。無奈之下，朱元璋隻好廢汪廣洋，倚重胡惟庸，但正如宋太祖所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權重的胡惟庸遲早會成為專製皇權的犧牲品。
胡惟庸，定遠人，在和州投奔朱元璋，是渡江前的淮西舊人。占領集慶，由元帥府宣使轉寧國縣主簿，升知縣，遷吉安府通判，擢湖廣按察司僉事。這時，他利用同鄉關係，攀結上了李善長，遂於1367年被推薦為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這一時期，是胡惟庸的發展階段。洪武三年（1370年）入中書省任參知政事，為李善長心腹。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長罷相，汪廣洋提升右丞相，胡惟庸接替汪廣洋右丞職務，兩人掌管中書省的大權。汪廣洋是一把手，胡惟庸是二把手。這一時期，是胡惟庸的發跡階段。而他的權力鼎盛時期是在三年以後，也就是洪武六年（1373年）。這一年，汪廣洋左遷廣東參政，胡惟庸遞補右丞相，很快升任左丞相，坐上了中書省第二把金交椅。
胡惟庸升任左丞相後，右丞相之位一直空缺。然而國家剛剛成立，事情眾多，頭緒紛亂，而天下的每件事總不能統統由皇帝親自定奪，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還得由承上啟下的右丞相來操心。朱元璋想在文武百官中選出一個合適的人選來，卻未能如願，於是造成“久置右丞相而不設”的局麵。
正當朱元璋在人事問題上猶豫不決的時候，在權力部門中書省，胡惟庸已把所有的權力牢牢地控製在了自己的手中，其程度到了“水潑不進”的地步。他兩眼死死盯著中書省的第一把交椅。
胡惟庸對權力的覬覦，朱元璋如此聰明之人，再加上身邊眾多的耳目，不會無所察覺。但一方麵胡惟庸是淮西人，與自己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另一方麵不可否認，胡惟庸是個人才，不然他不會把中書省治理得連水都潑不進去。很有可能，朱元璋看準的正是這一點，“帝以惟庸為才”，所以“寵任之”。再加上他又是自己的親信李善長的親戚，要動他，還得三思而後行。
胡惟庸終於如願以償地當上了右丞相。在朱元璋時代，胡惟庸在丞相位置上坐了多年，屬時間最長的一個。當劉基得知這一消息後，曾悲戚地說：“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他早就看出胡惟庸不是個福星，但這是當朝皇帝的意思，又能怎樣？
胡惟庸的才幹和效率讓朱元璋省去了不少精力，朱元璋想到的事情，吩咐下去，咄嗟立辦，因而他博得了朱元璋的倚重和寵信。然而胡惟庸是有相才無相氣，又足以壞人大事的那種人。他熱衷權勢，“寧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是他堅守的信條。
後來朱元璋因思念被貶的汪廣洋，又將他調回任右丞相。胡惟庸雖降為左丞相，但名降實不降，依舊大權獨攬，汪廣洋隻是個擺設而已。
胡惟庸任職期間，在相當程度上掌握著生殺黜陟之權。傳聞，當時朝廷上下、生死人命、升降官職等大事，他從不向朱元璋報告，就自作主張。臣下上書的奏折，他自己“必先取閱”，如果不牽連自己，或自己集團的事，就遞給朱元璋；反之，有“害己者”一字一詞的報告，則立刻“輒匿不以聞”，要麽燒毀，要麽私自篡改後再遞給朱元璋，回過頭再對付“害之者”。
胡惟庸權傾朝野，自然引得許多想求官想升官的，落職後想複職的朝野文武，都奔走在他的門下，各種金帛、名馬、古玩的賄賂不計其數。起初，他還假意推辭。後來，他不僅不推辭，不但悉數收下，而且對那些送得少的人提的要求，一概不給予滿足。
為集結勢力，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胡惟庸還煞費苦心地用計於這樣兩個人，一個是徐達，一個則是劉基，對前者是極力拉攏，對後者則是“置之死地而後快”。
胡惟庸想結好於徐達，就可以跟朱元璋的關係更進一步，於是便極力拉攏他。不料徐達並不為他的低聲下氣所動，他知胡惟庸其奸，為人不地道，從骨子裏是“薄其人”的，並認為胡惟庸給淮西集團抹了黑，從而恨之入骨。有一次，性直的徐達對朱元璋直言說：“胡惟庸這個人是不能當丞相的。”此話傳到胡惟庸的耳朵裏後，他非常氣憤。但是，對於徐達這樣的人物他卻沒有絲毫辦法，不得不放棄在徐達身上的打算。
劉基是明朝的開國功臣，被朱元璋比作西漢初年的張良，深得朱元璋的尊敬與愛戴。劉基又叫劉伯溫，浙江青田（今浙江省青田縣）人，他從小就非常喜歡讀書，博覽了儒家經典。他尤其喜愛兵書，隻要手裏能有一本兵書，他就可以飯也不吃，覺也不睡了。劉基長大以後，考中了元朝的進士，當了一個地方官。但那時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天下已經大亂了。劉基看不慣官場中的腐敗現象，就棄官不做，回到了家裏。後來，劉基被朱元璋請去做謀士，從此，劉基就開始輔佐朱元璋打天下。
劉基不但有謀略，而且還精通天文。他能通過觀測天象，預知天氣的陰晴變化。在古時候，人們都非常迷信地認為天象的變化和人間的凶吉有一定的聯係。朱元璋也是這樣的一個人，每逢國家出了什麽大事，他就要去找精通天文的劉基問明原因。
有一年，江南發生了一場旱災，朱元璋便問劉基怎樣才能讓上天降雨。劉基心裏暗想，這幾年朱元璋辦了不少冤案，我何不借此機會進諫呢？如果能勸說朱元璋給忠臣們平反昭雪，豈不是更好嗎？想到這裏，劉基微微地皺了皺眉頭，裝出一副為難的樣子說：“主公，恕我直言。老天不下雨，是因為您的監獄裏關押了許多有冤枉的人。您隻有給他們洗清了冤屈，上天才會降下大雨。”
朱元璋聽信了劉基的話，讓他親自到監獄裏清理冤案。經過劉基細心地一查，果真發現了不少冤案。劉基將這些冤案一件一件地整理出來，上報給朱元璋，朱元璋給他們都免了罪。
果然，沒過幾天，天降大雨，朱元璋對劉基佩服之至。其實，這下雨和冤案本沒有一點聯係，劉基通過觀測天象，知道在幾天之內將會有場大雨，他就借機把冤案和下雨聯係起來，使不少無辜的人得到釋放。
像這樣一個能人，怎會得不到皇帝的器重！因而，在一開始胡惟庸是想與劉基交好的，可是後來劉基向皇帝說了些關於他的不受用的話，他這張臉就有些掛不住了。再加上劉基代表的是沛東集團，胡惟庸不能將徐達怎麽樣，對劉基卻是敢給點兒顏色看看的。恰在這個當口，劉基之子劉璉越過胡惟庸直麵向皇帝匯報事情，使胡惟庸惱羞成怒，決定借題發揮。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原來在青田縣南70裏處有一個叫淡洋的地方，地勢險要，又與瑞安縣交界，常常是私鹽販子、逃軍、躲避賦役的人們的藏身之所，因而構成地方治安的隱患。洪武三年（1370年），劉基的長子劉璉去京城奏請在這裏設立巡檢司，盤查來往行人。經朱元璋親自批準，第二年正式設立。洪武六年（1373年），這裏發生周黨山所領導的農民暴動。地方官害怕獲罪，隱瞞不報，劉基就派劉璉去京城，由此才引出這段公案。胡惟庸唆使地方官上了一個奏章，說劉基看準了淡洋這個地方有王氣，一心想得到它作為墓地。百姓不願意給，他就請求設立巡檢司，驅逐了百姓。這可一下子捅到了朱元璋的痛處。劉基能掐會算，他既能以種種神妙的術數輔佐我朱元璋，那為什麽不可以為自己的子孫著想。想到此，朱元璋心中一橫，於是下詔降罰，先剝奪了劉基的俸祿。對此，劉基深諳“沉默是金”的道理，他帶領兒子劉璉趕往京師，沒有一句辯白、一句埋怨，隻是向皇帝謝罪，說因為罪臣冒犯，惹皇上生氣，實在是罪該萬死。這樣一來，反倒使朱元璋無從下手了。
但是劉基一日不除，朱元璋便一日不得安寧，而此時的劉基因年事已高，再加上這一事變，已是百病纏身，於是朱元璋便想出這麽一個法子——借刀殺人，即借胡惟庸之手殺了劉基，而胡惟庸也借此稱了心。劉基在京城患重病時，朱元璋委派胡惟庸代表他前去看望，並讓帶個禦醫給劉基看病。看過病後，那個禦醫給劉基開了一副中藥。事前，遵照胡惟庸的指示，他在藥裏下了毒。劉基不知是計，“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三個月後，朱元璋特地派人去探問，隻說沒有好轉的希望，他心下一塊石頭才落了地。頒了一道詔書，命他回家安養。劉基於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抵家，四月十六日就因慢性藥物中毒死亡，享年65歲。劉基一死，胡惟庸掃清了絆腳石，更加囂張、狂妄，做起事來越發無所顧忌了。他又與李善長是親戚關係，這樣的勢力，除朱元璋之外誰也搬不動。
劉基雖不滿於胡惟庸，但也不敢碰他，而吳伯宗就不同了，縱是虎須也要拈一拈。吳伯宗是明朝的第一個狀元，受賜冠帶袍笏，封為禮部員外郎。他生性耿直，城府也不深，終於觸怒了胡惟庸，被貶至鳳陽。吳伯宗一氣之下，上告朱元璋道：“胡惟庸濫用事，專恣不法，不宜獨任，時間長了，必為固患。”朱元璋對此未置可否，而是繼續暗中觀察胡惟庸，因為隻有等他落下把柄才能連根拔起。
胡惟庸果真是肆無忌憚，又打起了徐達的主意。徐達曾在與皇帝的一次尋常談論中順便提起提防大臣專擅的問題，胡惟庸得知後心想，隻有扳倒這棵大樹才能求安生。因此他買通徐達的看門老仆福壽，讓他提供情報，或幹脆趁機殺掉他。福壽表麵答應，暗中卻向徐達通報了消息。
對胡惟庸專擅，朱元璋早有所警覺，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升胡惟庸為中書左丞相，同時任命禦史大夫汪廣洋為右丞相，以圖牽製。洪武十一年（1378年）二月，他又明確告誡：“胡元之世中書專政，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致民情不通，以至大亂，深可為戒。”因命禮部規定奏章格式，禁止天下奏呈關白（以副本通報）中書省。
同年又發生了錢蘇事件。錢蘇是常熟的一個儒士，因上書天子未先拜宰相，受到胡惟庸的嫉恨。朱元璋讓胡給錢蘇在中書省謀一個職位，胡卻打發他到南京後湖荒僻之地看守檔案。朱元璋從中看出丞相對錢蘇的不滿，錢蘇才高八鬥，看守檔案實在屈才，便欲直接給他安排職位，錢蘇稱瘸，朱元璋便讓他回家養病，並告訴他經過沿途所在州縣時，可以直入大堂，南向而坐，向所在官員傳皇帝的旨意：“皇帝敕爾：善辟田裏，養老恤孤，無忌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替。”錢蘇拜謝而出，一路風光地回到到家鄉，出了鬱悶心中幾年的窩囊氣。
然而胡惟庸還在自顧自地越走越遠，一個陰陽先生說他家祖上三世的墳上，皆夜有火光燭天，後人不得了，定是天子。胡惟庸信以為真，繼而產生了以政變手段謀害朱元璋，自己當皇帝的念頭。
他暗中糾集了一批幹將，派人到沿海招倭寇，讓蒙古人封漬當元朝的皇帝，作為外應。此時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胡惟庸還真會幹出謀反的事來。原來，胡惟庸的兒子是個惡少，這一天他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中打馬飛奔，前麵突然受阻，馬立而起，將這位胡衙內掀了下來。恰巧這時，麵前有輛車駛過，胡衙內就作了輪下之鬼。胡惟庸聞訊，不由分說將車夫打死。消息傳到朱元璋那裏，這使他對胡家專橫跋扈、欺壓百姓有了更深的認識，他於是下定決心，要除掉胡惟庸這個後患。
他把胡惟庸叫到宮中，軟禁起來，並說要殺了他，給那車夫償命。胡惟庸以為單單是為車夫的事，就“請以金帛給那車夫家”，請求朱元璋留他一命。朱元璋不知出於什麽原因，竟答應了，放胡惟庸回家去。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又發生了占城國使臣入貢事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占城國使臣陽須文旦向明王朝進貢，中書省未按時奏報，朱元璋知道後大怒：“朕居中國，撫四夷，以禮待之。今占城來貢方物，爾等泛然若罔聞。為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就應當如此嗎？”胡惟庸、汪廣洋及禮部堂官都下了獄。這就是震驚朝野的胡案。
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借胡惟庸毒死劉基一事給汪廣洋套上一個朋黨包庇之罪，將汪廣洋貶謫海南。汪廣洋離京之後，朱元璋又改變主意，派遣使臣宣布敕旨將他處死。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禦史中丞徐節在獄中被逼揭發胡惟庸謀反。
正月初六處死胡惟庸等人，胡惟庸的罪狀是擅權枉法，他倒是罪有應得，然而胡惟庸的死並不意味著這場鬥爭宣告結束。
徐節，也就是那個禦史中丞為求活命，竟編了個胡惟庸結黨造反的口供。一下子便為朱元璋提供了個擴大打擊麵的借口，於是按名逮捕，輾轉審問，指供誘供，舉朝上下，人人自危。凡是一個人被咬出來，他的家屬、仆從、親屬一概下獄刑訊。徐節，這個始作俑者，也在舉朝齊聲喊打中，被皇上趁勢送進了鬼門關。死於胡案的主要人物有禦史大夫陳寧、中丞徐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候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寧侯葉昇、申國公鄧鎮、濟寧侯顧敬、臨江侯陳鏞、營陽侯楊通、淮安侯華中；大將毛驤、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等。宋濂也被牽連，貶死四川茂州。
也許正如史家們所感覺的那樣，朱元璋是一個可以同吃苦的人，卻不是一個可以共富貴的人，而且麵對著整個朝政，幾乎全是由淮西集團裏的人做朝內的大官，朱元璋不能不生出警惕。更讓朱元璋戒懼的是，劉基就是被胡惟庸所派的醫官害死的，那麽，今天是劉基，明天會不會該輪著他朱元璋呢？朱元璋不能不考慮這些問題，而且任由丞相專權的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勢必會對皇權構成威脅。所以，除胡惟庸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後，幹脆一不做，二不休，翌日便向群臣宣布：革去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前、後、左、右、中五軍都督府，廢止了代皇帝行使權力的丞相製度，提高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它由對中書省和丞相負責，改為直接對皇帝負責。作為最高軍事機關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使權力分散，避免了軍權過於集中在武人手中，便利了皇帝的控製。加上都察院（由禦史台改）的監督，就構成了中央府、部、院三個互相製衡又分別對皇帝負責的權力支柱。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又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極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計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這裏所說的朝廷就是他自己，和過去的朝廷有本質上的區別。從罷相以後，府、部、院、司分理庶務，目的是把權力分散，“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一切大權都由皇帝個人掌握，“所以穩當”，再也不怕大權旁落了。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製的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於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總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至此，皇帝的權力之大幾齊於過去的秦始皇，君主專製發展到了極端。
在朱元璋心中，對皇權構成威脅的力量，一是握有軍權、影響很大的功臣，二是綜理政務、職權很重的丞相。不過，開國初期，大規模的戰事雖已結束，周邊地區或是仍未歸附，或是不太安寧，還需要武將們征戰沙場，解決功臣問題的時機尚未來臨，朱元璋遂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上，前後花了十幾年的時間。
君權與相權的矛盾現在既已解決，緊接著下來的當然就是收回兵權的鬥爭了。
朱元璋十分讚同宋朝時趙普對軍權的看法，宋太祖曾向趙普請教說：“自唐末以米，帝王走馬燈似的換了八姓十二君，兵革不息，生靈塗炭，是什麽原因呢？我近來日思夜想的是用什麽辦法，能長久地消除這種兵變和戰亂呢？”趙普答：“唐末以來戰亂頻仍，百姓流離失所的原因，歸根到底是由於地方節度使和朝中典兵大將權力太重，弄得君弱臣強。要想徹底根除這流傳百年的禍根，臣有十七字方針：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由此便引發了杯酒釋兵權事件。
如果說，宋太祖收兵權是以溫和的方式實現的話，那麽朱元璋收兵權就充滿了血腥。
當然，朱元璋收兵權就同他廢丞相一樣，並非一步到位，而是首先著眼於機構的調整，階段性地削弱中央軍事機構的權力。這其中最費腦筋的，是軍隊和統帥的關係問題。要打仗必須任命統帥，總不能每次戰爭都由皇帝自己統率。但是任命了統帥，統率了大軍，在戰事結束以後，如何收回這個統帥權呢？不收回，將帥有固定的直屬的大軍，一旦有變故，他的統治是不牢靠的。要收回，采取什麽辦法？
考慮到元朝兵權主要由大都督府所掌握，任何將領調動都需要通過大都督府，這無形中對皇帝的權威造成了影響，因此朱元璋在廢除了中書省的同時，就借勢把大都督府也撤消了，同時又設立了前、後、左、中、右五個都督府，每個都督府又設了兩個長官，即左、右都督，兩人都有自己的都司及衛所。朱元璋又明確規定：五軍都督府管理兵籍及軍政，但是沒有調動軍隊的權力，兵部掌管軍官的提拔並且製定軍令，但不能直接指揮軍隊。如果要調動軍隊，則由皇帝直接負責，然後從衛所中調動部隊並且委派將領。將領出征時有印在身，以示皇帝的權威，戰事如果結束，印則必須交回，各個衛所的士兵則各回本隊。這些辦法的施行，達到了朱元璋永久性削弱中央軍事機構權力的目的。
但朱元璋並不就此滿足，原因是在國家趨於安定後，隨之而來的是功臣武將驕橫放肆，皇權與將權的矛盾不斷激化，洪武年間發生了藍玉案，就是這種激化的結果。
藍玉，安徽定遠人，此人身材高大，麵如重棗，是名將常遇春的小舅子。他英勇善戰，所向披靡，一直跟隨常遇春南征北戰。常遇春常在明太祖麵前誇獎他，明太祖也因常遇春的關係，對藍玉非常賞識，很快將他由管軍鎮撫提升為大都府僉事。
藍玉從洪武四年（1371年）直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轉戰西北戰場，在伐蜀、北征的戰役中，立下赫赫戰功。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封為永昌侯，俸祿多達二千五百石，成為南征北戰的主要將領。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被任命為征南左副將軍，平滇之役，藍玉戰功赫赫，明太祖非常高興，特為他增加俸祿五百石，並封其女兒為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征虜左副將軍隨從大將軍馮勝征納哈出，馮勝得罪，藍玉即軍中代為大將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率軍十五萬攻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魚兒海，北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以數十騎遁去，大勝而回，封涼國公。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又奉命率軍去西南，平定了叛亂。總之，在一係列軍事行動中，他屢有建樹，成為繼徐達、常遇春之後最能征善戰的武將。
常遇春、徐達死後，藍玉繼為大將，總軍征戰，立了大功，明太祖對他也另眼相看。於是他便居功自傲起來，開始驕橫、放肆，目無國法。他蓄養莊奴、假子數千人，仗勢胡作非為；在軍中擅自黜陟將校，不聽朱元璋命令；他強占東昌民田，禦史去查問。藍玉居然毆打驅逐禦史；北征班師回朝，夜至喜峰關，叩關門，因關吏開門不及時，藍玉大怒，竟縱兵毀關而入；惹得朱元璋不快的是，他竟敢與元王妃私通，更有因封官一事，藍玉公然表示不滿。明太祖冊立皇太孫為自己的繼承人後，依慣例，應當給功臣們加官晉級，藍玉西征回來後，得知自己與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都被加官太子太傅時，心裏很不高興，嫌官小，不樂意在他人之下。
藍玉總兵多年，麾下驍將十數人，威信很高，這可以從一件小事中看出來。有一次出征前，藍玉與部下十幾人去向太祖辭行，明太祖隻打算單獨與藍玉一人議事，讓諸將先走。明太祖連續幾次示意諸將退下，諸將卻毫無反應，這時隻見藍玉舉袖輕輕一揮，諸將立即告退。這一舉動令明太祖深感不滿，尋思這些武將不聽自己的指揮，卻聽從藍玉這樣一個大將軍的指揮，於是心下已決意除去藍玉。
對付藍玉，明太祖首先是發出警告，他命人將藍玉的錯鐫刻於鐵卷上，並時常譴責他的過失。但是藍玉並不領會，不能從中嗅出些異樣來，朝見明太祖時，無論是賜坐或賜宴，依舊態度傲慢。
其次，便是大封皇子為王，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皇十六子朱檹，皇十七子朱權，皇十八子朱梗，皇十九子朱橞，皇二十子朱鬆，皇二十一子朱模，皇二十二子朱楹，皇二十三子朱桱，皇二十四子朱棟全都封了王，遍布大明王朝的多個角落。在北部邊疆，明太祖分封了九個塞王，太祖還給他們配備了足夠的精兵，這一切都為最後的行動準備了條件，隻等藍玉撞上獵捕之網。
促使朱元璋拿藍玉開刀的因素還有一個太子朱標，朱標生性仁慈，他和朱元璋兩人除了身材都高大而威武之外，沒有一點相似之處。朱元璋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死了，而大批的開國功臣卻還活著，那這大明江山會變成什麽樣？太子朱標那麽仁慈，能駕馭得了這些文臣武將嗎？隻要有幾個文臣武將心懷不軌，恐怕大明江山就要改變顏色了。
於是他極力重塑太子，希望他將來能夠跟自己一樣有鐵石般的心腸，然而天妒英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僅38歲的太子朱標病故，這使65歲的朱元璋悲痛欲絕。沉重的打擊使明太祖一下子老了許多，眼看著培養了幾十年的接班人就這麽離去了，那麽朱氏王朝將由誰來接班？誰來捍衛呢？明太祖在悲痛之後要立即解決這個問題，最後又立了年方16歲的皇太孫朱允炆為自己的接班人。皇太孫太年輕，又沒有經驗，這怎麽能夠駕馭文臣武將呢？朱元璋太擔心了，為了朱氏一統天下，永不變姓，他必須“拔刺”。當然，他得等一個合適的機會。
終於，機會來了，藍玉是常遇春的內弟，常遇春的女兒又是太子朱標的妃子，藍玉是地地道道的太子妃的親娘舅，因此太子與藍玉關係特別近。就在藍玉平定納哈出還朝時，就曾對太子說過這麽一段話：“我看燕王在封國北平，安撫百姓，甚得民心，不少人說他有君王風度，我怕這話傳到皇上那裏，會影響皇上對殿下的感情。我還聽擅長看風水的人說，燕國有天子氣，望殿下心裏有數。”誰知這竟傳到了燕王的耳朵裏，他對藍玉恨之入骨，對明太祖說：“諸公侯多放肆無法度，不除掉他們，將來會出現尾大不掉的隱患。”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以“胡黨”罪名殺了藍玉的姻親靖寧侯葉昇，此時藍玉正在西北前線忙於平叛，聞訊後大為震驚，回想自己為大明出生入死，卻受到這樣的對待，實在是咽不下這口氣，於是萌發謀反之心。平叛勝利後，朱元璋於十一月詔令藍玉班師回朝，藍玉對詔他回去的欽差講：“必是我親家靖寧侯在胡黨事內有我的名字，叫你來提取我的。”又說：“實不瞞你，我如今回家看動靜，若是果有這話，好歹放手幹一場。你回去休要泄露出去，若事成時，大家都安享富貴。”
藍玉回京後，便對親信講：“先前胡黨事發，壞了多少官人，我想不如先下手為好。”於是積極聯絡，籌劃謀反，並且說：“我奏了幾件事，都不從，隻怕皇帝早晚也容不下我，不如趁早下手幹一場。”
藍玉認為，天下軍馬都歸自己調度，朱元璋又身體有病，新立的皇太孫隻是個乳臭未幹的小兒，此時不起事，更待何時？於是密召親信，暗中串聯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冀、東莞伯何榮以及自己的老部下，將他們叫到自己府第密謀。讓諸將分頭收集兵馬、武器，並初步定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十五日起事。正月二十八日，藍玉召來擔任起事主力的府軍前衛百戶李成，並下達起事的命令。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二月初八，早朝快要結束時，錦衣衛指揮突然告發藍玉謀反，朱元璋立即下令逮捕藍玉，第三天就將他處死並滅族。朱元璋的做法真可謂是迅雷不及掩耳，藍玉謀反的計劃就這樣胎死腹中。
緊接著，朱元璋大治藍案。死於藍黨的主要人物有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候陳桓、宣寧侯曹泰、會寧侯張溫、懷遠候曹興、西涼侯濮璵、東平侯韓勳、令寧侯孫恪等人。除此之外還有一大批高級軍官都被牽涉入內，遭到族誅，總共殺害了兩萬多人。據說詹徽的被殺，是藍玉親自把他牽入案中的。錦衣衛指揮告發後，藍玉據理力辯，不肯服罪。詹徽曾喝令他招出實情和同黨，藍玉於是大喊：“詹徽就是我的同黨。”詹徽就這樣牽連被殺。
另外，朱元璋還據此案命作《逆臣錄》，其中就有藍玉欲謀反的言行細節。總的來說，《逆臣錄》公布的大量案犯供詞，矛盾百出，不但不能證明各人是死有餘辜，反而充分說明此案純屬子虛烏有，是朱元璋一手策劃的。雖然對武將的驕橫跋扈、目無法紀的行為應該管束，甚至殺幾個主犯，也不為過。但是大興黨獄大開殺戒，株連過多，那就是另一性質問題了，況且連下級將士兵卒也不放過，那就純屬濫殺無辜了。在藍玉家教過書或因為曾給藍玉寫過字、畫過畫的人，也被視為同黨誅殺，真是荒唐。
朱元璋這樣做，也是以史為鑒的。曆代王朝之初，凡大封有功之臣，終免不了引出後世之亂來。因為這些功臣或其子嗣在和平時期定會集下巨額財富，並逐漸形成強大的地方勢力，有朝一日，他們相互勾結，密謀造反必將惹出禍亂。朱元璋正是出於這些考慮才大開殺戒的。
朱元璋是淮西人，幫他奪取天下的也主要是淮西人。朱元璋得益於淮西人，或者說受恩於淮西人，因而他也感恩於淮西人。
朱元璋是有鄉土情結的，戰爭時期，他很信任自己的同鄉。當時領兵的元帥以及幕府的謀士，大多是由朱元璋的同鄉擔任的，這些人也真為朱元璋露臉，不但屢打勝仗，還大大發展了朱元璋的勢力。隨著朱元璋控製範圍的不斷擴大，朱元璋在小明王眼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小明王最後封朱元璋為中書省的官職，授命朱元璋管理一方的事務，淮西將領們的地位也跟著朱元璋地位的提升而步步高升，並且一度在江南政權中達到了相當高的地位。雖然朱元璋在擴大了統治區域之後又吸收了相當一部分浙東知識分子加入自己的陣營，但是作為早期跟隨朱元璋的一群人，淮西將領們仍然受到了朱元璋的重視，並且一直都是朱元璋隊伍當中的骨幹。在朱元璋南征北戰、推翻元朝、統一全國的鬥爭中，淮西將領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不爭的事實。
和平年代到來後，初期階段，朱元璋並不打算把功臣們一個個除掉，而是念及他們在戰爭中的功勞，想遂其心願把他們一個個封官，共享富貴榮華。
除了封官許願之外，他還與老臣們進行政治上的聯姻，以姻緣關係來籠絡政治勢力、鞏固統治。婚姻作為封建社會裏一種特殊的方式，盡管有限，但畢竟有效，自然會被朱元璋所采用。朱元璋的兒子很多，為了能夠拉攏淮西將領，他很自然地想到了利用婚姻來做文章，把那些大將們的女兒紛紛許配給自己的兒子，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淮西將領們的兒子，這樣通過一個龐大的姻親網，就使這些將領和自己結成了一個政治利益的共同體。對於淮西將領來說，開國的元勳又成了新朝的顯貴，還與皇帝攀上了親戚，自然要加大力量來維護朱元璋的統治了。
但是朱元璋對淮西集團並非一味地信任和拉攏，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也越來越疏遠並生出間隙與猜疑。首先，是在於彼此之間關係的轉變。戰爭期間，朱元璋與這些功臣是患難與共、生死相連的哥們兒關係，但是建國後就不同了。朱元璋是君，他們是臣，君臣之禮是要講的，而且是必須嚴格遵守的，於是朱元璋和他們之間畫出了一道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的鴻溝。這鴻溝自他稱帝起，便形成了，並且日益加深，直至演變成吃人的深塹。
其次，追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雖然大多出身窮苦，但一旦有了權勢，也就難以保持農民淳樸的本色，不免驕奢淫逸，奢恣暴橫。朱元璋對此一直存有清醒的認識，並力加防範。
早在建國前，他在聽說功臣家奴仆多有橫肆不法者時，就誡諭說，恃勢驕恣、逾越禮法的現象一定要除去，決不姑息，甚至在大封功臣之際，還批評湯和嗜酒殺人，不遵法度；趙庸私占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指使儒生窺伺卜意，以邀封爵；郭子興不奉將令，不守紀律。湯和等四人按照功勞本應封為公爵，但因上述過失，隻封為侯爵。封爵後僅一個月，又將屢立戰功又屢次殺人的右丞薛顯貶到海南。然而功臣們依舊我行我素，違法亂紀之行不勝枚舉，朱元璋氣憤之餘，命工部製作鐵榜，用以申誡公侯，規定：各級軍官不得私自接受公侯的金銀財物；公侯等人非奉經特旨批準外，不得私役官軍；公侯之家，不得強占官民的山場、湖泊、茶園、蘆蕩以及金銀銅場和鐵冶；各衛官軍非當出征之時，不得在公侯門前侍立聽候；功臣之家管理莊園的人員，不得在鄉欺壓毆打百姓；功臣之家的佃戶、奴仆等人不得仗勢欺淩百姓，侵奪田產、財物；公侯之家，除欽賜的儀仗戶和佃戶外，不得私自接受投托人戶，隱蔽差徭；公侯之家，不得倚仗權勢，欺壓良善，侵奪他人的田地、房屋、牲畜；功臣之家，不得接受他人投獻的田土物業。鐵榜的頒布，是朱元璋對待功臣的態度由寬容轉向嚴厲的一個信號。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頒布《臣戒錄》，洪武十九年（1386年）頒布《至戒錄》，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頒布的《大誥武臣》，是專門針對武將勳臣的，目的是使他們有所警戒。但功臣們自恃勞苦功高，對朱元璋的警告置若罔聞，侵漁百姓、私役軍士、府第逾製、荒淫無度一類的事情，經常發生，朱元璋與功臣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緊張。
再次，朱元璋對淮西將領們是否忠心的憂慮一直未解除。當朱元璋還在江南稱吳王的時候，曾經發生過大將平章邵榮與參政趙繼祖、元帥宋國興的密謀反叛，雖然由於宋國興的懼悔自首，朱元璋從這場陰謀中逃脫出來，但他也由此對淮西將領們產生了一絲戒懼。邵榮及趙繼祖都是跟隨朱元璋渡江的淮西老臣，他們在朱元璋最困難的時期投奔了朱元璋，並且為朱元璋的渡江出了大力氣，現在卻一下子反了，這讓朱元璋在思想上實在難以接受。正由於此，朱元璋才不得不對這些功臣心懷戒懼。在與群臣們一次談話中，朱元璋表露了他的這一心跡。他提出：如果奪取天下之後，諸將的手中還掌握著兵權，將會直接威脅到皇權的統一。他指出，五代之所以紛亂不止，就是因為皇帝的兵權被大臣們所掌握著。但是這些淮西將領們在沒有得到更大的利益之前，仍不願意交出自己的權力，同時也害怕失去了兵權之後無法保證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一個個裝著不懂的樣子不作響應。朱元璋為此更加憂慮。
為了保證自己的帝位不動搖，朱元璋開始采取一係列調整措施。這其中就包括頒布鐵榜，其目的是用封建禮法來約束官員們。除此之外，他還增加非淮西籍官員在朝中所占的比例。應該說這是朱元璋比較高明的一個做法，在一個朝堂內，如果是隻有一個集團，那麽這些人就不會有什麽顧忌，也不會害怕朝廷的刑罰會加到他們的頭上，因為他們本身既是法律的製定者，也是法律的執行者。一個小集團之所以能夠團結在一起，也就是有一個共同的利益在支撐著他們，任何危害他們利益的人或事物都會受到他們猛烈的群起攻擊。朱元璋正是抓住這一點，把一些非淮西籍的人安插到朝廷中，讓他們也形成一個小團體，與淮西籍的將領們互相製約，這樣一來，就形成朝廷之內並非隻有一個聲音，而是有多個聲音在說話了。淮西籍官員們在做事的時候不但要考慮皇帝的反應，同時還要考慮到與非淮西籍的官員們起了衝突之後，會不會有便宜可占。一旦有了顧慮，淮西籍的官員們做起事來就會逐漸收斂，不會那麽霸道了。
通過這些措施的實行，朱元璋已經基本上控製了淮西籍大臣們的言行舉止。但任何措施都有局限性，朱元璋最終發現這些費盡心機的舉措，並不能完全阻止功臣們的其他行為，未能完全奏效之後，他就動了消除一些不聽從自己話的舊部的決心。
朱元璋除功臣的決心一下，便先後製造了前麵所說的胡惟庸案和藍玉案。製造了這兩起案件後，朱元璋便一發不可收拾，將兩起案件擴大升級為黨案。
殺胡惟庸及其受牽連者，等於是給高官們一個信號：皇權是神聖的，該交權的時候早已到了。這個權力隻能是朱氏家族的，交出權力即是識時務，否則你們是不得安寧的。雖然朱元璋急於收權，實現由武將向朱氏家族的轉移，但仍然沒有得到群臣們的響應，他們認為胡惟庸是罪有應得，隻知道自己以後要多加自律，百倍小心就是了，卻沒有想到自己手中的權力已經對朱元璋構成了威脅。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死於胡案。前麵提到李善長雖功高但“實無相才”，因而被罷相，這以後，他本當韜光養晦，但他卻很活躍，盼著有朝一日能夠複出。朱元璋對他雖表示尊崇，還把女兒臨安公主嫁給他的長子李祺，但卻不肯再給他實權，實際上對他一直存有猜忌之心。胡惟庸是李善長一手提拔起來的，兩人關係密切，李善長的侄子還娶了胡惟庸的侄女，所以胡案發生後，很自然地就牽涉到李善長。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發李善長之弟李存義父子是胡黨。李存義官居太仆寺丞，是明太祖看在李善長麵子上給的。他的兩個兒子李伸、李佑都是官從群牧。這次被人告發，幸虧明太祖開恩，下詔免去死罪，隻流放到崇明。
李善長沒有從李存義事件中嗅出危險，依然我行我素，毫不收斂。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他大修府第，朱元璋聽說後，十分反感。這年四月，流放犯丁斌因曾在胡府供事，被逮捕，嚴刑拷打後，供出李存義父子與胡惟庸結黨，繼而李存義父子又供稱胡惟庸當年謀反時，李善長曾應邀參加其中。朱元璋得到消息後，假托星變，得殺大臣消災，將李善長滿門七十多口全都斬殺，隻饒了臨安公主、駙馬李祺和他們兩個兒子的性命。
宋濂博通經史，是著名的文學侍臣，他同時也是太子及諸王的老師。明初一代禮樂文誥製作，多出其手，又參與修國史、日曆和寶訓，被推為開國文臣之首。洪武十年（1385年），68歲的宋濂因年老致仕，明太祖親賜《禦製文集》及絲綢，並對他說：“收藏這些絲綢32年，就可以做百歲農。”宋濂叩頭謝恩。回鄉後，他小置田產，隻教授盟徒，講求學問，在明太祖壽誕時，他從老家前往京師去給皇上祝壽，唯恭唯謹。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宋濂陪朱元璋登文樓，摔了一跤，朱元璋見他年老體衰，就讓他明年不要來了。朱元璋說過之後，很快就忘記了。次年萬壽節，他見宋濂未到，以為他病了，派人到金華察訪，正趕上宋濂與朋友飲酒賦詩。回來一匯報，朱元璋覺得自己受了宋濂的愚弄，很是生氣。
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二月，宋濂的長孫宋慎在朝中做儀禮序班，竟列名胡黨被處死，他的次子宋璲也連坐被殺。戰戰兢兢的宋濂在老家浦江等來的是皇上的聖旨抄家，年邁的宋濂連同全家大小都被用枷鎖帶到京師。
太子朱標聽說此事後非常難過，就親自到父皇麵前給宋濂求情。朱元璋很不高興，臉色一沉說：“等你將來做了皇帝再赦免他吧！”朱標見求情不準，又覺得愧對於自己的老師，竟去投水自殺，幸虧被一個老太監及時發現，這才保住了一條性命，馬皇後知道後，也來求情，她對太祖說：“民間百姓為自家孩子請先生，還不會忘記恭敬相待。宋先生教過太子諸王，是他們的先生，怎麽能忍心殺他呢！況且，宋先生致仕在鄉，哪裏又會知道朝廷中的事？”明太祖聽不進去。於是，用膳時馬皇後不沾酒肉，太祖感到奇怪，問她原因。馬皇後回答是為宋先生修福。太祖默然，但卻動了心，第二天，他開恩，算是饒了宋濂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四川茂州。可憐72歲的宋濂隻挨到夔州，就死在了那裏。連宋濂這樣的老臣都不能幸免，其他人的命運更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興胡案，並廣為株連，以鏟除功臣，但這並不是他殺戮功臣的開始，被朱元璋最早殺戮的功臣是德莊侯廖永忠。廖氏兄弟生在巢湖邊，從小就練就一身好水性。永忠與其兄永安是以巢湖水師統帥身份投奔朱元璋的。廖氏兄弟的勇敢和廖氏一家人的忠誠給朱元璋留下了極好的印象。當年太湖一戰，永安被俘，並誓死不降，死在獄中。朱元璋隨即任命廖水忠為行樞密僉院，統帥永安的部隊。鄱陽湖大戰，永忠戰績卓著，武昌一役，他戰功赫赫，朱元璋以紅油漆親書“功超群將，智邁雄帥”八個大字的匾額賜給廖水忠。平江戰役後，廖永忠升為中書省平章政事。平定閩廣時，他統帥水師，又建奇功。
需要著重說明的是廖水忠為朱元璋立的另一件不為人所知的奇功，那就是除掉小明王，史稱瓜州事件。洪武三年（1370年），廖永忠在明太祖大封功臣的前夕，竟頭腦發脹，想借此向他邀功。這一行為犯了朱元璋的大忌，終於在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以偷穿龍鳳花衣的罪名將其逮捕，入獄不久即被殺，時年53歲。
非因胡案而受到朱元璋猜忌並被謀害而死的，還有李文忠。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親外甥，在開國元勳中，與朱元璋的關係最為密切。李文忠，原名李保兒，母親是太祖的二姐，父親李貞在妻子死後，為貧困所迫，帶他到處流浪，後來輾轉到滁州投奔明太祖，當時他年僅14歲。明太祖把他當作自己的兒子一樣，讓他和侄子朱文正、義子沐英等一起學文習武。
李文忠是在戰陣中衝殺出來的。他身經百戰，馳騁疆場，東定浙，南入閩，北伐大漠，西鎮洮番，屢建奇功。李文忠不但能攻善守，驍勇善戰，而且通曉經文，善作詩文，是洪武年間不可多得的儒將。洪武二年（1369年）他隨徐達、常遇春出征塞北，追擊元順帝。常遇春病故途中，由他代領副將軍之職。次年北征，他接替常遇春，獨率一軍進趨應昌，俘獲元順帝的孫子、元後妃及將相等，並得到宋、元玉璽，立下大功。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時，被封為曹國公，年僅31歲的他已列身開國六公的行列。洪武十年（1377年），為了削弱中書省的權力，朱元璋特命李文忠參議軍國大事。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在采取重大行動前夕，朱元璋又將李文忠調回京城，提督大都督府兼領國子監事，可見明太祖對李文忠是何等地信賴。
李文忠為人器重沉宏，頗好學問，在軍旅生活中，他敢打敢拚，英勇善戰；在處理事務上幹練謹慎，很得明太祖及馬皇後的讚賞。朱元璋說過，開國之功，都靠勳臣同心協力，才得以成就大業，在皇親國戚中有貢獻的隻有李文忠一人，可見他們的關係非同一般。在應天時，軍隊給養不足，明太祖要增加農民的田租，李文忠認為不妥，請求減租，朱元璋覺得他講得有理，欣然采納了。在攻下杭州之後，李文忠又提出了減免杭州地區田租的建議，朱元璋也同意了。
正當李文忠如日中天，達到他政治生涯頂峰的時候，他和明太祖之間卻產生了越來越深的隔閡。
李文忠鎮守嚴州時，迷戀上了名妓韓氏。朱元璋知道後大怒，先殺了韓氏，後又召李文忠回應天，準備問罪。馬夫人為文忠說情：“保兒年少血氣方剛，受人挑唆，責罵他一頓就是了。嚴州位置重要，保兒在那兒鎮守著，不要損傷了他的威信，也不可輕易更換他。”朱元璋覺得夫人講得有理，隻是教訓了李文忠一頓，又命他回嚴州去了。李文忠回嚴州後心中不快，他手下儒士趙伯宗、宋汝章勸說他：“此次你去應天總算是回來了，下次再去可就難保了，還是早作打算的好。”其意是勸他歸降張士誠。李文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他還真的派人去杭州和張士誠聯係。過些日子，朱元璋讓人給李文忠捎了一封親筆書信，又召他回應天。此次回應天，朱元璋不僅盛情款待，而且賜他好馬、金錢，並推心置腹地叮囑他要用心守好嚴州。李文忠回到嚴州後，對先前自己的做法非常懊悔，為了防止將此事泄露出去，他設計將張伯宗、宋汝章等人灌醉後沉江。然而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明太祖最終還是知道了此事，很是寒心，覺得李文忠也不可靠。
明太祖知道李文忠家中的儒士門客是他的謀士，常為他出主意。但由於李文忠計劃投靠張士誠一事也是由儒士挑撥引起的，便漸漸地對李文忠聽從儒士建議反感起來。李文忠勸朱元璋少殺人，又諫他裁減宦官等，這些勸諫非但沒有被采納，反而使明太祖對他產生猜忌，以為是他的門客儒士教他與自己過不去。正是基於這樣一個想法，他大怒，說是李文忠打算削弱他的羽翼，認為一定是門客儒士教他這樣做的。狂怒之下，他幹脆派人闖入李文忠府，把門客全部殺了。李文忠連驚帶嚇，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底病倒。次年春，李文忠病情不見好轉，朱元璋派淮安侯華中督理醫生為他治療，還親往探視。不料，在朱元璋探視後的第三天，李文忠突然撒手而去。李文忠一死，朱元璋便直接削去他的爵位，全家流放四川邊遠地區，並將為李文忠治病的醫生全家及李文忠的侍者共一百多人全部處死。李文忠究竟是如何死的，已成不解之謎。不少人相信，他是中毒身亡的，至於是自殺，還是被朱元璋毒殺，那就更不得而知了。
從上述內容可以得知，朱元璋在稱帝之後，猜忌心越來越重，手段越來越狠辣，當年的開國功臣大多成了犧牲品。但對徐達來說，他的功勞不可謂不大，官職不可謂不高，卻沒有受到明太祖的猜忌，這是為什麽呢？原因就在於他忠心耿耿，謙遜謹慎，所以始終不見疑於朱元璋。
徐達為人秉性忠厚，“言簡慮精”，而且“小心縝密”，在朱元璋麵前“謙謹若不能言”；奉命率軍出征時，“奉行（朱元璋）成算，如恐不及”；“功成而還”後，便“拜上印綬”，交出兵權，“待命於家，略無幾微矜伐之色。”明太祖曾經稱讚徐達說：“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指徐達）一人而已。”正因如此，徐達一直深得明太祖的歡心、信任和重用，君臣之間關係頗為融洽。在史籍中，反映徐達居功不傲、謙遜忠君以及徐達與明太祖之間良好關係的記載不少。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十，明太祖詔命徐達兼任太子少傅，與太子少師李善長等共同輔導東宮皇太子。在向翰林待製詹同等大臣闡述遴選東宮官的原則時，明太祖說：“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由此可見，徐達獲兼太子少傅，是因為他的人品和能力得到了明太祖的信任和肯定。
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十三日，明太祖設盛宴款待朝廷功臣徐達等，第二天，徐達率諸將謝恩。退朝後，明太祖與徐達等一起來到華蓋殿，並賜給徐達等坐位。當君臣“從容燕語”時，明太祖說：“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功勞。”徐達聽了後，又謙遜地帶領諸將叩頭回答說：“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征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發。此天賜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太祖因“天下既定”，特許徐達等有功武臣“少休息”，說自今以後徐達等可以三天或五天上一次朝，有大事臨時召議。徐達推辭道：“臣等蒙陛下靈威，仰奉成算，遂剪群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心愧悚，豈敢自逸？”明太祖解釋說：“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於外，思有以慰卿等之勞耳。”但徐達還是帶頭“固辭”，不肯接受。最後，由於明太祖堅持“弗許”，徐達等方才勉強接受了明太祖給予的這一優待。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十七日，明太祖賞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彤弓，並對他們說：“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宣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此賜。”徐達等謙虛地回答說：“臣等賴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直到明太祖勸道：“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況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徐達等這才接受。
徐達每次出鎮北塞歸來後，明太祖都與他“宴見歡飲”，並以“兄弟”相稱。明太祖對徐達越親近，徐達就越恭敬小心。據記載，明太祖在與徐達開懷暢飲的時候，曾從容地對徐達說：“徐兄功大，未有寧止，欲以吾吳時舊邸居若。”徐達堅決推辭，不敢接受。有一天，明太祖故意約徐達到舊邸去喝酒，趁機將他灌醉，隨後命令手下用被子將他包起來，抬進了主臥室。徐達酒醒後，發覺自己睡在明太祖的舊邸，大驚失色，立即奔出舊邸，匍匐在地上大聲請求明太祖賜以死罪。明太祖知道他忠心臣服於己，內心“益悅”。
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二月，徐達臥病，明太祖非常焦急，遣使四出征召名醫為徐達治病，還親自禱告山川、城隍之神。在禱詞中，明太祖說：“曩者天下有亂，朕命將偃兵息民，大將軍徐達之功為多。今（徐達）疾勿瘳，朕特告神，願全生數載，固寧萬姓，朕他日與達同往，唯神鑒之！”明太祖的禱詞，既反映了明太祖與徐達之間深厚的君臣情誼，表明明太祖對徐達的依賴，又是徐達一生為主盡忠、為國竭力得到的一種回報。
洪武十八年（1385年）正月二十六日，明太祖在派遣徐達的長子徐輝祖持其璽書前去慰問徐達時，稱讚徐達道：“方今九夷八蠻，大者畏力，小者懷德，非將軍（指徐達）忠誠耿耿，以勞為逸，何由臻茲……邇者，將軍有瘡疾，朕初聞之，於心恐焉。今喜疾愈，特遣將軍長子持朕至意，將軍其悅且安，故勞。”
據說明太祖“喜微行”，經常突然來到徐達家中。徐達認為他這樣做很不安全，於是想設法勸阻。有一次，徐達臥病在床，明太祖忽然來了，徐達出其不意地從其枕褥下抽出一把劍來，對明太祖說：“戒之，戒之。若他人得以甘心也。”明太祖心領神會，於是“自後功臣家不一至矣”。
徐達對明太祖忠誠恭謹，對其他皇室成員的態度也同樣恭敬。徐達長年鎮守北邊，他的長女是燕王朱棣的正妃，但他在燕王朱棣的麵前從來不敢以長輩自居，每次見了燕王朱棣，都“必執臣禮，不少問”。因此，燕王朱棣也“禮重之”。
在徐達死後若幹年，明朝後嗣帝王對開國元勳徐達恪守禮義、謙虛謹慎的表現仍舊非常讚賞。如宣德六年（1431年）四月十三日，明宣宗在宣布赦免總兵官左都督陳懷收受賄賂，包庇罪犯；放縱家人占奪軍屯，且霸占部下軍士妻子給自己的外甥做妾；妄自尊大，肆意折辱朝廷命官等罪時，曾經對身邊的大臣們說：“朕嚐聞皇祖（指明成祖）言中山王（指徐達）國家元勳，旦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禮義，而謙己下賢，老而彌篤，是以榮名令終。今（陳）懷輩坐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看來，這也許就是徐達能功高不震主，權重不見疑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