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亞曆山大·漢密爾頓
美國前總統裏根曾公開表示，他最崇拜的美國開國元勳是亞曆山大·漢密爾頓，這至少說明漢密爾頓在美國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漢密爾頓在中國內地的聲譽卻不怎麽樣。
譬如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美國史論文選》上就有這樣一段話：漢密爾頓為美國聯邦黨人，他早在紐約擔任律師時，就竭力維護大地主、商人和銀行家的利益。他的政治見解，可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從他所曾經說的一段話看得很清楚。他說：‘一切社會本身都分成了少數和多數。前者是富人和出身好的人，後者是人民群眾。人民的呼聲曾經被說成是上帝的呼聲，不管這個格言如何普遍地被引用和信奉，它在事實上是不真實的。人民是強橫而多變的；他們很少判斷或決定得正確。因此，應該給予第一類人在政府中的一個突出的、永久的地位。他們將會製止第二類人的騷動，而且由於他們不能在一個變革中得到任何利益，因之，他們將永遠保持良好的政府。我們能夠希望一個每年跟著人民群眾打轉的民主國會切實地促進公共福利嗎？隻有一個永久的機構才能阻止民主政治的輕舉妄動。’
其實，即使在美國，對漢密爾頓的評價曆來見仁見智，沒有什麽“輿論一律”。
漢密爾頓生於1757年1月。他父親是蘇格蘭的一名沒落貴族，流落於西印度群島的奈維斯。後來，由於他父母失和更兼生母早逝，漢密爾頓沒有獲得父母的適當照顧。倒是他的一位姨媽安·溫頓給了他照看。漢密爾頓在1804年參加決鬥之前夕曾關照妻子，萬一他決鬥身亡，請照顧他的姨母，因為她“作為一個朋友是這個世界上給我最大恩德的人”。
漢密爾頓11歲就受雇於尼古拉斯·克魯格，他是一位來往於聖克羅伊與紐約間的商人。漢密爾頓雖然年輕，卻很受克魯格器重。克魯格最後發了財，這說明漢密爾頓從小就體會到做生意的重要意義。漢密爾頓聰明過人，他雖然沒有受充分之教育，卻能寫很好的文章。聖克羅伊有一位很有地位的牧師休·諾克斯很喜愛漢密爾頓。後者在諾克斯牧師的圖書室中飽讀了各種書籍。
1772年8月，聖克羅伊遭到一場台風的襲擊。漢密爾頓寫了一篇文章，敘述這次災難，並在當地報紙上發表，這使人們普遍地注意到這個孩子文采不凡。
這時，他姨母已移居紐約，經他姨母等人的資助和諾克斯牧師推薦，漢密爾頓從聖克羅伊來到了紐約，次年進入了皇家學院，即後來的哥倫比亞大學。進大學成了漢密爾頓生活的轉機。
1774年11月，有一位保皇派牧師薩繆爾·西伯裏寫了一本小冊子，攻擊剛成立不久的大陸會議。漢密爾頓為文駁斥，並且連打了幾個回合。
漢密爾頓認為，局麵之所以危急是因為英方欲把美洲人民置於奴役地位。根據自然法，任何人都沒有權力駕馭其他任何人，任何人在未得其本人同意之下受別人支配，他就成為奴隸。
令人歎服的是，這位弱冠青年早就指出美國的革命戰爭需要采取遊擊戰術，雖然他並未使用這個名稱。他寫道：“我國的國情使我們可以避免陣地戰。最好的作戰方式是通過經常的小接觸和襲擊來騷擾敵人，並使其陷入疲勞而不是在寬闊的大地上進行對陣，因為在後者情況下，敵人占優勢的正規作戰技術將得到充分的發揮。美國人應取前麵的那種作戰方式，它最適用於美國。”他還指出：“人們對自由有一股熱忱。它會使他人的品質上升而表現出勇敢和英雄主義。我們最近從科西加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人民在保衛自由時將表現得多麽好。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各殖民地的情況，我們一定會感覺到，為了他們的國家利益，美國人民的脈搏跳得多麽的猛啊。熱愛自由和熱愛祖國所引發的動力，諒必會壓倒英方的各種有利條件。”
1775年5月10日夜晚，漢密爾頓在學校寢室中為吵鬧聲驚醒，他往窗口一看，見一大堆人衝進學校，他們要抓被認為是親英的保皇派校長邁爾斯·柯柏。漢密爾頓也是反對柯柏的，但他不讚成使用如此粗魯的辦法，於是不怕危險，挺身而出，向群眾作演說。正因為漢密爾頓出麵阻擋群眾，柯柏獲得了充分時間，逃出校園，後來又馬上回英國，而且永不返美。這次無秩序的群眾行動，在漢密爾頓的心中留下很深印象，他後來之所以藐視群眾運動，與這次事件不無關係。
ambition一詞在英語中有兩層意思：一是野心，一是抱負。我們可以說，漢密爾頓肯定是有ambition的。他想有所作為，而他最原始的抱負是從軍，想靠建立軍功來成名。
漢密爾頓選擇了炮兵，因為他多少懂得數學。他被任為連長，領上尉銜，受亨利·諾克斯上校管轄。諾克斯本人原來是一名舊書店老板，他愛讀他自己店內的所有軍事書籍，成了一名自學成才的炮兵專家，最後任華盛頓內閣中的陸軍部長。
漢密爾頓作戰勇敢和沉著，很快被諾克斯發現是一個人才，就把他推薦給了華盛頓將軍。這樣，漢密爾頓就成了華盛頓的副官和軍事秘書，也成了華盛頓所心愛的一名貼身青年軍官。
華盛頓本人沒有親生子女，他待漢密爾頓猶如養子，於是有無聊文人就造謠說，華盛頓早年在西印度群島時曾與漢密爾頓的母親臘歇爾勾搭，生下私生子漢密爾頓。但曆史學家們馬上指出，華盛頓在西印度群島的那一年離漢密爾頓的出生還差5年。
漢密爾頓經辦的第一件大事是同蓋茨將軍打交道，在薩拉托加戰役後，蓋茨聲名大振、不可一世。由於軍事形勢需要，華盛頓擬抽調蓋茨一部分兵力南下，他派漢密爾頓前往交涉。蓋茨竟拒絕華盛頓的要求，隻答應抽一個旅，而且故意派一個最弱的旅，人數隻有600人。經漢密爾頓力爭，蓋茨口頭答應改派兩個旅。但一切都是口頭應諾，最後是“沒有任何實在的援軍離開赫得遜河穀”。漢密爾頓第一次深切體會到華盛頓這位總司令竟無力指揮其部下，這種種經曆都促成他日後力主中央必須集權的主張。
漢密爾頓從蓋茨那兒回來後，就同華盛頓在瓦利福奇度過了革命史中最艱難的一段時日。那時，華盛頓吃了敗仗，在瓦利福奇重整兵力，出現的情況是士氣低落、招兵困難、給養不足。更糟糕的是中央有人密謀要奪華盛頓的權。漢密爾頓表現很好，始終忠於華盛頓，並構成了所謂的“華盛頓家庭”。“華盛頓家庭”的主要成員是3名年輕將領，除漢密爾頓外，有約翰·勞倫斯和法國的侯爵拉斐特。他們都是20歲上下的人，尤以拉斐特為最年輕。
漢密爾頓一心想帶兵立軍功，而他這個副官的任務主要是文書和聯絡，離軍功很遠，他早有倦勤之意，終於在一次偶然事件中，他把他這種不滿情緒發泄了出來。
1781年2月16日，漢密爾頓在總司令辦事大樓的2樓碰到了華盛頓，華說他想找漢談一些事，漢回答說他下樓去辦一件事，馬上就回來。漢是去遞交一封信給鐵爾曼的，但在回來的路上碰到了拉斐特，談了1分鍾。當他跑回大樓時，隻見華盛頓站在樓梯口。他嚴厲地說：“漢密爾頓上校，你使我在這兒等了你10分鍾，我必須對你說，先生，你對我有失尊敬。”
漢密爾頓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先生，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既然你認為有必要說這樣的話，我認為我們必須分手。”
華盛頓又說：“好的，先生，如果你做這樣的選擇的話。”這樣，他們兩人就分手了。
1小時後，華盛頓叫鐵爾曼去看漢密爾頓，婉轉地表示歉意，但漢密爾頓是早下了決心的，所以拒絕和解。隻是在多方勸說之下，其中包括老丈人舒勒將軍，漢密爾頓才於4月19日重回總部。
華盛頓畢竟不失大將風度。他不但沒有見怪漢密爾頓，反而感到內疚，並滿足了漢密爾頓的願望，最後在約克敦一役中，漢密爾頓得到了委任，領兵進攻英軍的右翼（左翼由法軍負責進攻），並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英軍的投降意味著漢密爾頓軍事生涯的結束。他回到紐約，投身律師業務。老婆孩子，其樂融融。他曾給朋友寫了這樣一封信：
你沒有辦法想象我現在已日益成為一名十足的家庭男子了。我已失去所有的追逐名利的念頭。我所求者隻是老婆孩子的幸福。僅僅出於責任觀念，才使我沒有完全擺脫官務。很可能，我將不再投身政界矣。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發展了一種共同的信念：美國必須統一，統一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中央政府。這種信念好似一種內心的蟲子，它老在搔癢你的心，因此，漢密爾頓想一頭毛驢熱炕頭的幻想是維持不下去的。他必須破門而出。外敵一旦除去，各州間的爭吵立即上升，美國麵臨混亂的危險。1786年，在華盛頓主持下，馬裏蘭和弗吉尼亞代表在芒特弗農舉行了謀求解決兩州間糾紛的會談。後來與會者建議擴大範圍，舉行一個有更多的州參加的會議。這就是隨後的安納波利斯會議。
作為紐約州代表的漢密爾頓原想利用這次會議來建立聯邦（union），但該會的出席者隻有5個州，帶有失敗味道。出於漢密爾頓的機智，使這個失敗的會變成了勝利的苗子。也就是說，這個會議以向大陸會議提出一項建議作為結束。建議的內容是要求各州派代表“於5月的第二個星期一在費城開會，考慮合眾國的情況，以便製定一些在他們看來會使聯邦政府的憲法能更進一步適應聯邦的迫切要求的規章條例”。這個建議終於促成了製憲會議。
但在製憲會議上，漢密爾頓陷入了一個可悲的地位。會議規定每州投一票。紐約州共有代表3人，漢是其中之一。不過那另外兩個人卻是反對派，不讚成推翻邦聯條款，所以中途退場，這樣，漢密爾頓就沒有投票權。他也曾一度退場，所以，會議的主角是麥迪遜而不是漢密爾頓。麥迪遜通常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漢密爾頓的功績不在於製憲而在於促成紐約州批準聯邦憲法。
當時的紐約州是反聯邦憲法的堡壘，多虧漢密爾頓的努力，才使形勢有了改變，終於以30票對27票批準了憲法。漢密爾頓除了組織擁憲力量外，特別有名的就是以他為主的“三家村”所寫的一係列擁憲文章，即《聯邦黨人文集》。“三家村”的其他兩位是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傑伊。
漢密爾頓在製憲會議上曾發表一通議論，吹捧英國的體製，因此不少人曾攻擊漢密爾頓是一名君主派。特別是傑斐遜，曾多次直接或間接地把漢密爾頓說成是反共和製的人物。但漢密爾頓則堅決聲明他一貫是共和主義者。
不過，也有學者指出，漢密爾頓的共和主義實際上比傑斐遜和麥迪遜的共和主義更徹底。“至於共和主義的意義，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有一致的地方，即：共和製政府的根本要素是一切權力必須最終導源於人民。但對漢密爾頓而言，共和主義還有一種更基本的基礎。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說，他認為共和主義的要素是‘一切人的政治權利平等而不能有任何世襲性的區別’。而傑斐遜是奴隸主，他對奴隸有買有賣，並賴奴隸的勞動果實為生，所以他很難符合漢密爾頓所說的共和主義者的稱號，不管他口頭上說他多麽討厭奴隸製度”。
順便要指出的是，在革命戰爭期間，漢密爾頓曾鼓動他的好朋友約翰·勞倫斯回南卡羅來納去動員黑人奴隸參軍，並許諾參軍後的黑人可以在戰後獲得自由。勞倫斯的確回家鄉去做了一番努力，但由於當地保守勢力反對，沒有獲得任何結果。作為奴隸主的傑斐遜和麥迪遜，在戰爭中都沒有作出過任何旨在解放黑奴的努力。
華盛頓就任總統後，任漢密爾頓為財政部長。實際上，漢密爾頓是華盛頓心目中的主要依靠。當時聯邦政府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財政問題。國家債務重重，紙幣貶值，人心惶惶。漢密爾頓目光遠大，采取大刀闊斧的辦法來整頓財政，最有名的就是承擔遺留下來的公共債務。英文名稱叫作assumption問題。
承擔債務帶來了兩個問題。第一，持有債券的人多半在北方，北方將占大便宜。第二，若要還債，必須增加國內稅收，南方奴隸主又將吃虧。所以，國會中的南方議員大多持反對態度。
這時，傑斐遜剛從法國回國就任國務卿。漢密爾頓乃找到傑斐遜和麥迪遜，商談一筆政治買賣。如果傑斐遜代表南方同意支持assumption，則漢密爾頓將代表北方同意把未來的美國國都設於波托馬克河畔（即後來的首都華盛頓）。請注意，美國開國時的臨時首都在紐約，後又暫時移至費城。雙方達成了默契，並且都說話算數，但傑斐遜在《自傳》中把這一筆交易說成是上了漢密爾頓的當，這種說法是不公平的。交易是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的，誰也沒有隱瞞任何目的。傑斐遜若事後後悔，隻能怪自己，豈可歸罪於對方！
漢密爾頓的另一建議是要求設立國家銀行，所謂國家銀行並非全由國家出資，而是由國家和私人共同出資認股。主要目的是統一貨幣，助長州際貿易。
這一建議遭到了傑斐遜的反對，傑斐遜並不反對設立銀行而是反對設立中央銀行。也就是說，銀行應由各州自辦，不能設什麽中央銀行。
漢密爾頓設中央銀行的理由十分充足，是很難駁倒的。因此，傑斐遜采取了不擇手段的辦法。他提出了一個奇怪的理由來反對中央銀行。他寫了一篇論述，說憲法規定的聯邦政府職能是明寫著的，憲法中沒有提到聯邦政府有權辦銀行，所以聯邦政府無權辦銀行。
傑斐遜的這種邏輯非常不高明。不是別人，正是傑斐遜自己，當上總統後，曾以總統身份未經國會同意就先買下了比13州麵積還大的路易斯安那領土，而憲法中更沒有規定總統有權買進國土。
由於華盛頓的英明，他拒絕了傑斐遜的意見而采納了漢密爾頓的建議，聯邦銀行乃得以成立。
漢密爾頓的assumption和中央銀行使美國的混亂經濟獲得了穩定，也為聯邦政府帶來了威信，從而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漢密爾頓還為美國發展的方向提出了戰略性的見解，也就是解決美國應該優先發展什麽的大問題。漢密爾頓認為美國應當優先發展製造業，以便“使美國在軍事方麵以及其他重要供應方麵擺脫對外國的依賴”。
他於1791年12月5日向國會提交了一個關於發展製造業的報告，其中說：“在國家工業這一總體中，使用機器是極為重要的一環。這是一種人造力，可以有助於人的自然力。對勞動的各種目的來說，這意味著人手的增加，人力的增加，並且可以不受必須為勞動力支付工資方麵的限製。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合情合理地得出以下推論呢：凡可以促成最大限度使用機器的行業將最有助於提供總勞力，從而最有助於工業總產量。”
曆史學家理查德·摩裏斯說：“漢密爾頓的報告成了主張政府應提供幫助以鼓勵工業的人們的《聖經》。他提供了主張采取保護關稅製的經典依據。這一報告明確的有這樣一種後來被稱之為‘利益和諧’原理的思想。漢密爾頓認為，政府支持工業不會削弱農業而將加強農業，將為投資創造機會，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並且還可吸引移民。但他的這些思想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麵，所以他的大部分建議在當時沒有被接受。”
漢密爾頓的政敵，特別是傑斐遜，口口聲聲指責漢密爾頓企圖在美國搞君主製。這是一種說過了頭的指責；同樣的，漢密爾頓說傑斐遜要搞無政府主義，也是一種說過了頭的指責。
漢密爾頓曾多次駁斥這種流言，他在致愛德華·卡林頓上校的信中說：“至於我個人的政治信條，我願意與你剖心相見。我是十分熱愛共和製理論的。我的首要願望就是希望看到政治權利的平等，必須排除由於世襲而產生的地位的高低；這種平等必須穩固地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之上：它能實在地證明它是與社會的秩序和幸福相一致的……”“我說我十分熱愛共和製理論，這是出於我肺腑之言，我是以老朋友身份與你肝膽相照而說這話的。我還要說，我強烈希望這種理論能取得成功。但我也要坦率地說，我很懷疑它是否能成功，我認為到現在為止這還是一個問題。”
他在上書華盛頓時又說道：“就我所知，沒有人想把君主製引進我國。有極少數人（最多三四人）表示在理論上讚同英國那樣的憲法，但每一個人都同意，這樣的憲法不適合於美國，除了其中的分權製外。在這方麵主張最激烈的一名人士也堅定地說，美國應當采用共和製理論，如果它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在這方麵，我們沒有發現漢密爾頓有言行不一致的跡象。總而言之，漢密爾頓隻是主張精英製度（elitism）而已，根本說不上君主製。
當然，漢密爾頓也有很大弱點。他沒有注意團結聯邦黨人。所謂聯邦黨實際上不成其為黨，隻是支持漢密爾頓見解的一批人而已。而傑斐遜卻有組黨活動，促成了一個現代政黨的雛形。漢密爾頓甚至同同一陣營的約翰·亞當斯鬧對立，從而進一步削弱聯邦黨，終於使聯邦黨被擠出了政治舞台。
漢密爾頓還有私生活的汙點。他曾中了詹姆斯·雷諾夫婦的拆白黨美人計，幾乎名譽掃地。瑪麗亞·雷諾夫人一天訪問漢密爾頓訴說自己編出來的不幸，要求漢密爾頓救濟，漢說他身上沒有錢，瑪麗亞就請他晚上去她家中送錢。漢晚上如約前往，她就直引漢進她臥室，漢就此上了鉤。不久，詹姆斯·雷諾從外地回來，就找漢算賬，漢最初出1000元了賬，但詹姆斯又要挾漢為他在政府謀一官職，漢不肯。結果醜聞外泄，從而使人們大大懷疑漢在財政部手腳不幹淨。國會及華盛頓都同意需對漢密爾頓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漢密爾頓在銀錢方麵並沒有貪汙行為。但他的品德形象畢竟受了很大的損害。
更荒唐的是漢密爾頓之死。
漢密爾頓的長子名叫菲列普，他於1801年11月同一位名叫喬治·艾克的青年決鬥，艾克是阿隆·伯爾的擁護者。結果，艾克在決鬥中把菲列普擊斃。
1804年7月，阿隆·伯爾本人要求與漢密爾頓決鬥，其理由是漢密爾頓在人背後說了阿隆的壞話而又不肯認錯。漢密爾頓勉強地接受了這個挑戰。他在放槍時故意打歪，但伯爾卻存心要殺死漢密爾頓，因為他對漢密爾頓懷恨在心，漢密爾頓曾在1800年阻止伯爾成為總統。結果，漢密爾頓重傷而死。順便說一下，漢密爾頓當時暗中幫助傑斐遜擊敗了伯爾，使傑任正總統，伯爾任副總統，這也足見他能以大局為重。
一貫以維護傑斐遜聞名的6厚冊傑斐遜傳記的作者杜馬斯·馬隆說：“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的個人品德是可以肯定的。當時批評他的人沒有能抓到任何把柄把他釘住。他曾處理成百萬美元，他的政策也曾使不少人發財致富，但他自己死時清貧如洗，這足以證明，盡管他有自己的打算，但他的目標肯定不是錢。”
丹尼爾·韋勃斯特曾說：“他（漢密爾頓）點了公共債務這具屍首，這屍首就變活了。”漢密爾頓不愧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用赤字政策救活經濟的財政大師。
傑斐遜後來也不能不說：“我們可以用15年時間還清他所欠下的債，但我們永遠不能拋棄他的財政係統。”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漢密爾頓誕生200周年紀念日時曾說，漢密爾頓是“我國開國人物中最勇敢和最高瞻遠矚者之一”。
事實的確如此。在加強中央權力使美國成為一個穩定的統一國家方麵，漢密爾頓是華盛頓最得力的助手。在解決當時美國經濟困難問題上，漢密爾頓又是具有獨創性的偉大設計師。
中國曆史學者葉炳炎說：“漢密爾頓是個有見識有膽量的開拓性人才。他大膽進行財政經濟革新，走在時代前麵，是順應曆史發展趨勢的。”
不錯，漢密爾頓無愧為一名開拓型的政治家。
譬如說，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美國史論文選》上就有這樣一段話：漢密爾頓為美國聯邦黨人，他早在紐約擔任律師時，就竭力維護大地主、商人和銀行家的利益。他的政治見解，可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從他所曾經說的一段話看得很清楚。他說：‘一切社會本身都分成了少數和多數。前者是富人和出身好的人，後者是人民群眾。人民的呼聲曾經被說成是上帝的呼聲，不管這個格言如何普遍地被引用和信奉，它在事實上是不真實的。人民是強橫而多變的；他們很少判斷或決定得正確。因此，應該給予第一類人在政府中的一個突出的、永久的地位。他們將會製止第二類人的騷動，而且由於他們不能在一個變革中得到任何利益，因之，他們將永遠保持良好的政府。我們能夠希望一個每年跟著人民群眾打轉的民主國會切實地促進公共福利嗎？隻有一個永久的機構才能阻止民主政治的輕舉妄動。’
其實，即使在美國，對漢密爾頓的評價曆來見仁見智，沒有什麽“輿論一律”。
漢密爾頓生於1757年1月。他父親是蘇格蘭的一名沒落貴族，流落於西印度群島的奈維斯。後來，由於他父母失和更兼生母早逝，漢密爾頓沒有獲得父母的適當照顧。倒是他的一位姨媽安·溫頓給了他照看。漢密爾頓在1804年參加決鬥之前夕曾關照妻子，萬一他決鬥身亡，請照顧他的姨母，因為她“作為一個朋友是這個世界上給我最大恩德的人”。
漢密爾頓11歲就受雇於尼古拉斯·克魯格，他是一位來往於聖克羅伊與紐約間的商人。漢密爾頓雖然年輕，卻很受克魯格器重。克魯格最後發了財，這說明漢密爾頓從小就體會到做生意的重要意義。漢密爾頓聰明過人，他雖然沒有受充分之教育，卻能寫很好的文章。聖克羅伊有一位很有地位的牧師休·諾克斯很喜愛漢密爾頓。後者在諾克斯牧師的圖書室中飽讀了各種書籍。
1772年8月，聖克羅伊遭到一場台風的襲擊。漢密爾頓寫了一篇文章，敘述這次災難，並在當地報紙上發表，這使人們普遍地注意到這個孩子文采不凡。
這時，他姨母已移居紐約，經他姨母等人的資助和諾克斯牧師推薦，漢密爾頓從聖克羅伊來到了紐約，次年進入了皇家學院，即後來的哥倫比亞大學。進大學成了漢密爾頓生活的轉機。
1774年11月，有一位保皇派牧師薩繆爾·西伯裏寫了一本小冊子，攻擊剛成立不久的大陸會議。漢密爾頓為文駁斥，並且連打了幾個回合。
漢密爾頓認為，局麵之所以危急是因為英方欲把美洲人民置於奴役地位。根據自然法，任何人都沒有權力駕馭其他任何人，任何人在未得其本人同意之下受別人支配，他就成為奴隸。
令人歎服的是，這位弱冠青年早就指出美國的革命戰爭需要采取遊擊戰術，雖然他並未使用這個名稱。他寫道：“我國的國情使我們可以避免陣地戰。最好的作戰方式是通過經常的小接觸和襲擊來騷擾敵人，並使其陷入疲勞而不是在寬闊的大地上進行對陣，因為在後者情況下，敵人占優勢的正規作戰技術將得到充分的發揮。美國人應取前麵的那種作戰方式，它最適用於美國。”他還指出：“人們對自由有一股熱忱。它會使他人的品質上升而表現出勇敢和英雄主義。我們最近從科西加的事例中可以看出人民在保衛自由時將表現得多麽好。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各殖民地的情況，我們一定會感覺到，為了他們的國家利益，美國人民的脈搏跳得多麽的猛啊。熱愛自由和熱愛祖國所引發的動力，諒必會壓倒英方的各種有利條件。”
1775年5月10日夜晚，漢密爾頓在學校寢室中為吵鬧聲驚醒，他往窗口一看，見一大堆人衝進學校，他們要抓被認為是親英的保皇派校長邁爾斯·柯柏。漢密爾頓也是反對柯柏的，但他不讚成使用如此粗魯的辦法，於是不怕危險，挺身而出，向群眾作演說。正因為漢密爾頓出麵阻擋群眾，柯柏獲得了充分時間，逃出校園，後來又馬上回英國，而且永不返美。這次無秩序的群眾行動，在漢密爾頓的心中留下很深印象，他後來之所以藐視群眾運動，與這次事件不無關係。
ambition一詞在英語中有兩層意思：一是野心，一是抱負。我們可以說，漢密爾頓肯定是有ambition的。他想有所作為，而他最原始的抱負是從軍，想靠建立軍功來成名。
漢密爾頓選擇了炮兵，因為他多少懂得數學。他被任為連長，領上尉銜，受亨利·諾克斯上校管轄。諾克斯本人原來是一名舊書店老板，他愛讀他自己店內的所有軍事書籍，成了一名自學成才的炮兵專家，最後任華盛頓內閣中的陸軍部長。
漢密爾頓作戰勇敢和沉著，很快被諾克斯發現是一個人才，就把他推薦給了華盛頓將軍。這樣，漢密爾頓就成了華盛頓的副官和軍事秘書，也成了華盛頓所心愛的一名貼身青年軍官。
華盛頓本人沒有親生子女，他待漢密爾頓猶如養子，於是有無聊文人就造謠說，華盛頓早年在西印度群島時曾與漢密爾頓的母親臘歇爾勾搭，生下私生子漢密爾頓。但曆史學家們馬上指出，華盛頓在西印度群島的那一年離漢密爾頓的出生還差5年。
漢密爾頓經辦的第一件大事是同蓋茨將軍打交道，在薩拉托加戰役後，蓋茨聲名大振、不可一世。由於軍事形勢需要，華盛頓擬抽調蓋茨一部分兵力南下，他派漢密爾頓前往交涉。蓋茨竟拒絕華盛頓的要求，隻答應抽一個旅，而且故意派一個最弱的旅，人數隻有600人。經漢密爾頓力爭，蓋茨口頭答應改派兩個旅。但一切都是口頭應諾，最後是“沒有任何實在的援軍離開赫得遜河穀”。漢密爾頓第一次深切體會到華盛頓這位總司令竟無力指揮其部下，這種種經曆都促成他日後力主中央必須集權的主張。
漢密爾頓從蓋茨那兒回來後，就同華盛頓在瓦利福奇度過了革命史中最艱難的一段時日。那時，華盛頓吃了敗仗，在瓦利福奇重整兵力，出現的情況是士氣低落、招兵困難、給養不足。更糟糕的是中央有人密謀要奪華盛頓的權。漢密爾頓表現很好，始終忠於華盛頓，並構成了所謂的“華盛頓家庭”。“華盛頓家庭”的主要成員是3名年輕將領，除漢密爾頓外，有約翰·勞倫斯和法國的侯爵拉斐特。他們都是20歲上下的人，尤以拉斐特為最年輕。
漢密爾頓一心想帶兵立軍功，而他這個副官的任務主要是文書和聯絡，離軍功很遠，他早有倦勤之意，終於在一次偶然事件中，他把他這種不滿情緒發泄了出來。
1781年2月16日，漢密爾頓在總司令辦事大樓的2樓碰到了華盛頓，華說他想找漢談一些事，漢回答說他下樓去辦一件事，馬上就回來。漢是去遞交一封信給鐵爾曼的，但在回來的路上碰到了拉斐特，談了1分鍾。當他跑回大樓時，隻見華盛頓站在樓梯口。他嚴厲地說：“漢密爾頓上校，你使我在這兒等了你10分鍾，我必須對你說，先生，你對我有失尊敬。”
漢密爾頓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先生，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既然你認為有必要說這樣的話，我認為我們必須分手。”
華盛頓又說：“好的，先生，如果你做這樣的選擇的話。”這樣，他們兩人就分手了。
1小時後，華盛頓叫鐵爾曼去看漢密爾頓，婉轉地表示歉意，但漢密爾頓是早下了決心的，所以拒絕和解。隻是在多方勸說之下，其中包括老丈人舒勒將軍，漢密爾頓才於4月19日重回總部。
華盛頓畢竟不失大將風度。他不但沒有見怪漢密爾頓，反而感到內疚，並滿足了漢密爾頓的願望，最後在約克敦一役中，漢密爾頓得到了委任，領兵進攻英軍的右翼（左翼由法軍負責進攻），並勝利地完成了任務。
英軍的投降意味著漢密爾頓軍事生涯的結束。他回到紐約，投身律師業務。老婆孩子，其樂融融。他曾給朋友寫了這樣一封信：
你沒有辦法想象我現在已日益成為一名十足的家庭男子了。我已失去所有的追逐名利的念頭。我所求者隻是老婆孩子的幸福。僅僅出於責任觀念，才使我沒有完全擺脫官務。很可能，我將不再投身政界矣。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華盛頓和漢密爾頓發展了一種共同的信念：美國必須統一，統一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中央政府。這種信念好似一種內心的蟲子，它老在搔癢你的心，因此，漢密爾頓想一頭毛驢熱炕頭的幻想是維持不下去的。他必須破門而出。外敵一旦除去，各州間的爭吵立即上升，美國麵臨混亂的危險。1786年，在華盛頓主持下，馬裏蘭和弗吉尼亞代表在芒特弗農舉行了謀求解決兩州間糾紛的會談。後來與會者建議擴大範圍，舉行一個有更多的州參加的會議。這就是隨後的安納波利斯會議。
作為紐約州代表的漢密爾頓原想利用這次會議來建立聯邦（union），但該會的出席者隻有5個州，帶有失敗味道。出於漢密爾頓的機智，使這個失敗的會變成了勝利的苗子。也就是說，這個會議以向大陸會議提出一項建議作為結束。建議的內容是要求各州派代表“於5月的第二個星期一在費城開會，考慮合眾國的情況，以便製定一些在他們看來會使聯邦政府的憲法能更進一步適應聯邦的迫切要求的規章條例”。這個建議終於促成了製憲會議。
但在製憲會議上，漢密爾頓陷入了一個可悲的地位。會議規定每州投一票。紐約州共有代表3人，漢是其中之一。不過那另外兩個人卻是反對派，不讚成推翻邦聯條款，所以中途退場，這樣，漢密爾頓就沒有投票權。他也曾一度退場，所以，會議的主角是麥迪遜而不是漢密爾頓。麥迪遜通常被稱為美國憲法之父。漢密爾頓的功績不在於製憲而在於促成紐約州批準聯邦憲法。
當時的紐約州是反聯邦憲法的堡壘，多虧漢密爾頓的努力，才使形勢有了改變，終於以30票對27票批準了憲法。漢密爾頓除了組織擁憲力量外，特別有名的就是以他為主的“三家村”所寫的一係列擁憲文章，即《聯邦黨人文集》。“三家村”的其他兩位是詹姆斯·麥迪遜和約翰·傑伊。
漢密爾頓在製憲會議上曾發表一通議論，吹捧英國的體製，因此不少人曾攻擊漢密爾頓是一名君主派。特別是傑斐遜，曾多次直接或間接地把漢密爾頓說成是反共和製的人物。但漢密爾頓則堅決聲明他一貫是共和主義者。
不過，也有學者指出，漢密爾頓的共和主義實際上比傑斐遜和麥迪遜的共和主義更徹底。“至於共和主義的意義，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有一致的地方，即：共和製政府的根本要素是一切權力必須最終導源於人民。但對漢密爾頓而言，共和主義還有一種更基本的基礎。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說，他認為共和主義的要素是‘一切人的政治權利平等而不能有任何世襲性的區別’。而傑斐遜是奴隸主，他對奴隸有買有賣，並賴奴隸的勞動果實為生，所以他很難符合漢密爾頓所說的共和主義者的稱號，不管他口頭上說他多麽討厭奴隸製度”。
順便要指出的是，在革命戰爭期間，漢密爾頓曾鼓動他的好朋友約翰·勞倫斯回南卡羅來納去動員黑人奴隸參軍，並許諾參軍後的黑人可以在戰後獲得自由。勞倫斯的確回家鄉去做了一番努力，但由於當地保守勢力反對，沒有獲得任何結果。作為奴隸主的傑斐遜和麥迪遜，在戰爭中都沒有作出過任何旨在解放黑奴的努力。
華盛頓就任總統後，任漢密爾頓為財政部長。實際上，漢密爾頓是華盛頓心目中的主要依靠。當時聯邦政府麵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財政問題。國家債務重重，紙幣貶值，人心惶惶。漢密爾頓目光遠大，采取大刀闊斧的辦法來整頓財政，最有名的就是承擔遺留下來的公共債務。英文名稱叫作assumption問題。
承擔債務帶來了兩個問題。第一，持有債券的人多半在北方，北方將占大便宜。第二，若要還債，必須增加國內稅收，南方奴隸主又將吃虧。所以，國會中的南方議員大多持反對態度。
這時，傑斐遜剛從法國回國就任國務卿。漢密爾頓乃找到傑斐遜和麥迪遜，商談一筆政治買賣。如果傑斐遜代表南方同意支持assumption，則漢密爾頓將代表北方同意把未來的美國國都設於波托馬克河畔（即後來的首都華盛頓）。請注意，美國開國時的臨時首都在紐約，後又暫時移至費城。雙方達成了默契，並且都說話算數，但傑斐遜在《自傳》中把這一筆交易說成是上了漢密爾頓的當，這種說法是不公平的。交易是在雙方自願的基礎上進行的，誰也沒有隱瞞任何目的。傑斐遜若事後後悔，隻能怪自己，豈可歸罪於對方！
漢密爾頓的另一建議是要求設立國家銀行，所謂國家銀行並非全由國家出資，而是由國家和私人共同出資認股。主要目的是統一貨幣，助長州際貿易。
這一建議遭到了傑斐遜的反對，傑斐遜並不反對設立銀行而是反對設立中央銀行。也就是說，銀行應由各州自辦，不能設什麽中央銀行。
漢密爾頓設中央銀行的理由十分充足，是很難駁倒的。因此，傑斐遜采取了不擇手段的辦法。他提出了一個奇怪的理由來反對中央銀行。他寫了一篇論述，說憲法規定的聯邦政府職能是明寫著的，憲法中沒有提到聯邦政府有權辦銀行，所以聯邦政府無權辦銀行。
傑斐遜的這種邏輯非常不高明。不是別人，正是傑斐遜自己，當上總統後，曾以總統身份未經國會同意就先買下了比13州麵積還大的路易斯安那領土，而憲法中更沒有規定總統有權買進國土。
由於華盛頓的英明，他拒絕了傑斐遜的意見而采納了漢密爾頓的建議，聯邦銀行乃得以成立。
漢密爾頓的assumption和中央銀行使美國的混亂經濟獲得了穩定，也為聯邦政府帶來了威信，從而為美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漢密爾頓還為美國發展的方向提出了戰略性的見解，也就是解決美國應該優先發展什麽的大問題。漢密爾頓認為美國應當優先發展製造業，以便“使美國在軍事方麵以及其他重要供應方麵擺脫對外國的依賴”。
他於1791年12月5日向國會提交了一個關於發展製造業的報告，其中說：“在國家工業這一總體中，使用機器是極為重要的一環。這是一種人造力，可以有助於人的自然力。對勞動的各種目的來說，這意味著人手的增加，人力的增加，並且可以不受必須為勞動力支付工資方麵的限製。因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合情合理地得出以下推論呢：凡可以促成最大限度使用機器的行業將最有助於提供總勞力，從而最有助於工業總產量。”
曆史學家理查德·摩裏斯說：“漢密爾頓的報告成了主張政府應提供幫助以鼓勵工業的人們的《聖經》。他提供了主張采取保護關稅製的經典依據。這一報告明確的有這樣一種後來被稱之為‘利益和諧’原理的思想。漢密爾頓認為，政府支持工業不會削弱農業而將加強農業，將為投資創造機會，為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並且還可吸引移民。但他的這些思想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麵，所以他的大部分建議在當時沒有被接受。”
漢密爾頓的政敵，特別是傑斐遜，口口聲聲指責漢密爾頓企圖在美國搞君主製。這是一種說過了頭的指責；同樣的，漢密爾頓說傑斐遜要搞無政府主義，也是一種說過了頭的指責。
漢密爾頓曾多次駁斥這種流言，他在致愛德華·卡林頓上校的信中說：“至於我個人的政治信條，我願意與你剖心相見。我是十分熱愛共和製理論的。我的首要願望就是希望看到政治權利的平等，必須排除由於世襲而產生的地位的高低；這種平等必須穩固地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之上：它能實在地證明它是與社會的秩序和幸福相一致的……”“我說我十分熱愛共和製理論，這是出於我肺腑之言，我是以老朋友身份與你肝膽相照而說這話的。我還要說，我強烈希望這種理論能取得成功。但我也要坦率地說，我很懷疑它是否能成功，我認為到現在為止這還是一個問題。”
他在上書華盛頓時又說道：“就我所知，沒有人想把君主製引進我國。有極少數人（最多三四人）表示在理論上讚同英國那樣的憲法，但每一個人都同意，這樣的憲法不適合於美國，除了其中的分權製外。在這方麵主張最激烈的一名人士也堅定地說，美國應當采用共和製理論，如果它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在這方麵，我們沒有發現漢密爾頓有言行不一致的跡象。總而言之，漢密爾頓隻是主張精英製度（elitism）而已，根本說不上君主製。
當然，漢密爾頓也有很大弱點。他沒有注意團結聯邦黨人。所謂聯邦黨實際上不成其為黨，隻是支持漢密爾頓見解的一批人而已。而傑斐遜卻有組黨活動，促成了一個現代政黨的雛形。漢密爾頓甚至同同一陣營的約翰·亞當斯鬧對立，從而進一步削弱聯邦黨，終於使聯邦黨被擠出了政治舞台。
漢密爾頓還有私生活的汙點。他曾中了詹姆斯·雷諾夫婦的拆白黨美人計，幾乎名譽掃地。瑪麗亞·雷諾夫人一天訪問漢密爾頓訴說自己編出來的不幸，要求漢密爾頓救濟，漢說他身上沒有錢，瑪麗亞就請他晚上去她家中送錢。漢晚上如約前往，她就直引漢進她臥室，漢就此上了鉤。不久，詹姆斯·雷諾從外地回來，就找漢算賬，漢最初出1000元了賬，但詹姆斯又要挾漢為他在政府謀一官職，漢不肯。結果醜聞外泄，從而使人們大大懷疑漢在財政部手腳不幹淨。國會及華盛頓都同意需對漢密爾頓進行調查。調查結果證明漢密爾頓在銀錢方麵並沒有貪汙行為。但他的品德形象畢竟受了很大的損害。
更荒唐的是漢密爾頓之死。
漢密爾頓的長子名叫菲列普，他於1801年11月同一位名叫喬治·艾克的青年決鬥，艾克是阿隆·伯爾的擁護者。結果，艾克在決鬥中把菲列普擊斃。
1804年7月，阿隆·伯爾本人要求與漢密爾頓決鬥，其理由是漢密爾頓在人背後說了阿隆的壞話而又不肯認錯。漢密爾頓勉強地接受了這個挑戰。他在放槍時故意打歪，但伯爾卻存心要殺死漢密爾頓，因為他對漢密爾頓懷恨在心，漢密爾頓曾在1800年阻止伯爾成為總統。結果，漢密爾頓重傷而死。順便說一下，漢密爾頓當時暗中幫助傑斐遜擊敗了伯爾，使傑任正總統，伯爾任副總統，這也足見他能以大局為重。
一貫以維護傑斐遜聞名的6厚冊傑斐遜傳記的作者杜馬斯·馬隆說：“作為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的個人品德是可以肯定的。當時批評他的人沒有能抓到任何把柄把他釘住。他曾處理成百萬美元，他的政策也曾使不少人發財致富，但他自己死時清貧如洗，這足以證明，盡管他有自己的打算，但他的目標肯定不是錢。”
丹尼爾·韋勃斯特曾說：“他（漢密爾頓）點了公共債務這具屍首，這屍首就變活了。”漢密爾頓不愧為美國曆史上第一個用赤字政策救活經濟的財政大師。
傑斐遜後來也不能不說：“我們可以用15年時間還清他所欠下的債，但我們永遠不能拋棄他的財政係統。”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漢密爾頓誕生200周年紀念日時曾說，漢密爾頓是“我國開國人物中最勇敢和最高瞻遠矚者之一”。
事實的確如此。在加強中央權力使美國成為一個穩定的統一國家方麵，漢密爾頓是華盛頓最得力的助手。在解決當時美國經濟困難問題上，漢密爾頓又是具有獨創性的偉大設計師。
中國曆史學者葉炳炎說：“漢密爾頓是個有見識有膽量的開拓性人才。他大膽進行財政經濟革新，走在時代前麵，是順應曆史發展趨勢的。”
不錯，漢密爾頓無愧為一名開拓型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