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理查德·尼克鬆
1913年1月9日，理查德·尼克鬆生於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30英裏外的約巴林達鎮。父親是愛爾蘭血統移民，當過菜農、電車司機，後來開小雜貨店兼營汽車加油站。他深信《聖經》的教訓：“必須汗流滿麵，才能糊口”。這也影響了他的兒子尼克鬆。
尼克鬆的童年曾充滿艱辛和磨難。他三歲時從馬車上摔下來，車輪劃破了頭皮，在送往醫院途中差點兒因流血過多而死亡。四歲時得了急性肺炎，又差一點兒送了命。大哥和弟弟先後因肺結核而死，給年輕的尼克鬆留下了不盡的悲傷。
理查德·尼克鬆
尼克鬆從小幫助父母做家務勞動，稍大一些時，每天早晨4點起床，從洛杉磯菜市場采購新鮮水果蔬菜，回來後再洗淨、分級、送進店鋪，然後去上學。假期中，他當過看門人，在雞鴨鋪裏幫助拔毛，為流動劇團招攬觀眾。
在學生時代，尼克鬆是一個刻苦和認真的學生。在當地的富勒頓中學時，他曾在演說比賽中獲勝，並代表西海岸參加全國學生演講大賽。後來在惠蒂爾中學時又顯示了他的演說才能。193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績從惠蒂爾中學畢業。當時由於家境困難，他沒有能上東部的名牌大學，隻進了惠蒂爾學院主修曆史學。1934年畢業時，在109名畢業生中名列第三。
隨後，他獲獎學金入杜克大學法學院，1938年畢業。在紐約多處謀職均遭失敗，懷著失望心情回到老家惠蒂爾，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
1941年12月，因杜克大學一位教授的推薦，華盛頓物價管理局聘尼克鬆為定量協調組的助理律師。當時正值美國參戰，於是他就報名參加海軍，1942年8月，他被派到羅得島匡塞特角海軍基地受訓。兩個月後，他被派到南太平洋作戰。在這期間，他因戰功榮獲兩枚戰鬥勳章。最後由中尉升到少校。
1945年9月，尼克鬆收到了加利福尼亞美洲銀行惠蒂爾分行經理赫爾曼·佩裏來信，問他是否有興趣參加共和黨眾議員的競選。尼克鬆欣然同意。
他在共和黨的“百人委員會”上發表演說，闡明他反對羅斯福“新政”的主張，受到了與會者的讚賞。接著，他就與在任的民主黨候選人沃裏斯展開了爭鬥。
尼克鬆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投機者。他從一開始就決定打“反共牌”，因為他知道戰後的主流將是反共。他指責沃裏斯支持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政治委員會，他認為該委員會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因此沃裏斯也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這一著非常奏效，他在1946年11月擊敗了沃裏斯，成了聯邦眾議員，時年33歲。
從此，尼克鬆就不斷打“反共牌”，在政治舞台上青雲直上。
他在眾院參加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演出了一場“抓希斯”的大表演。故事發生在1948年。
“希斯案件”要從一個名叫惠特克·錢伯斯的人說起。錢伯斯出身於中產家庭，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書的時候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後來任美共《工人日報》編輯。接著，據他自己說，被黨派去做間諜工作，他就改姓換名接受了俄國特務的領導。他說，長期的間諜工作使他的良心發生了疑問，一個美國人去為俄國的利益服務，而美其名為共產主義服務，這是不可原諒的。所以他決定要擺脫美共，並采取了一個非常戲劇性的行動。他說，他的長期工作使他了解到，由於他的脫黨，共產黨一定會對他采取極端嚴厲的報複行動，所以他必須十分謹慎。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尋找一個去處。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就在馬裏蘭州的一個鄉下買下了一個小農莊。他說，共產黨一定以為他會遠走高飛，他們不會估計我沒有逃出華盛頓，所以故意挑選這麽一個地點。於是，在一個夜晚，他忽然從共產黨內消失了，誰也不知其去向。除了陪同他的妻子以外，他在農莊裏顛倒了生活，即白天睡覺，夜晚工作，睡覺時，枕下總放著一支實彈手槍，以防萬一。就這樣過了一年，人們都以為他已經意外死亡或自殺了，誰也不知道他竟還活著。後來，經朋友介紹，他加入盧斯的《時代雜誌》任編輯。據他自己說，他之脫黨本來是出於良心的譴責，並沒有故意與黨過不去。所以脫黨後也沒有泄露過黨的機密。1939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他的思想更進一步起了變化，認為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是一丘之貉，於是他開始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告密，提供了他所說的混入美國政府的美共特務名單。當時由於證據不足，聯邦調查局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盡管錢伯斯曾再次上報，也沒有收到任何效果。
從1939年等到1948年，他的機會終於來了。賜給機會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另一名美共叛徒伊麗莎白·本特萊，另一個就是美國眾議院非常活動調查委員會委員、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眾議員理查德·尼克鬆。
先來談談這個非美委員會。眾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曾掀起一個反共高潮，在曆史上被稱為“赤色分子事件”，也就是大捕所謂的赤色分子。而曆史有時會重演，美國的反共風也是一種曆史的重演，曰：大戰之後，必有反共。20世紀20年代反共的導演人是威爾遜總統的司法部長帕爾默，40年代反共的導演人就是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1947年，該委員會放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消息：共產黨滲入了好萊塢。於是，它製造了轟動一時的“好萊塢十君子案”。有10名好萊塢的劇作家、導演和演員被說成是共產黨混進好萊塢的顛覆分子。委員會舉行了一係列的聽證會，來搜集告密材料，以下就是一起所謂的“公證事件”：
主席：“你怎麽知道愛克斯先生是共產黨員？”
證人：“我曾經在我家鄉縣城的一家報紙上讀到一篇報道，說愛克斯先生是共產黨分子。我是那家報紙的不間斷的讀者。但幾年以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愛克斯先生在那家報紙上提出任何抗議聲明，可見愛克斯先生是共黨分子無疑。”
這10名君子終於由於證據不足，沒有被司法部起訴。但他們在好萊塢的飯碗已被打破了。這幾位之所以沒有被起訴，也與委員會主席托馬斯的醜行有關。
正當托馬斯耀武揚威對十君子進行迫害之際，有人對托馬斯提出了控告，控告他是一名貪汙分子。原來托馬斯把自己妻子的名字列入了委員會的支薪名單，而他妻子根本就不是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確鑿的證據之下，托馬斯承認有罪，要求寬恕，並辭去了委員會主席之職。這樣，委員會就留出了一個空額。1948年，尼克鬆當選為眾議員，就進委員會填補空額。
起初，女叛徒本特萊首先向委員會告密，提供一連串她認為是混入政府的共產黨員和同路人的名單，其中許多是美國駐華使館人員的名字。因為本特萊在中國活動時結識了史沫特萊女士，所以，凡在中國與史沫特萊女士接觸過的美國官員和非官員，都被她說成是共黨分子或同路人。委員會為了證實本特萊的指控，乃召錢伯斯去對證。錢伯斯喜出望外，向委員會做了如下聲明：
我於1924年加入了共產黨。沒有任何人招募我，是我自己找上門的。因為我當時相信，我們所處的社會，即西方文明，已陷入危機，其軍事方麵的表現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相信西方文明命定要崩潰，或重返野蠻世界。我既不了解危機的原因，也不懂該如何應付。我隻是覺得我作為一個有理智的人，應該有所作為。我在讀馬克思的著作中，發現了曆史和經濟的原因。我自認為我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了對下一問題的答案：怎麽辦？
但在1937年我不再相信馬克思的理論和列寧的策略了，因為經驗和事實使我相信，共產主義是搞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的勝利將意味著該國人民將淪為奴隸，人的靈魂將蒙上黑影。我決心冒生命之險與共產黨宣告決裂，也不顧會對家庭帶來多大危險，但共產主義的影響對我是如此之深，我有時竟難免對自己說：我知道我是離開了將會取得勝利的一方而奔向失敗的一方，但與其在極權的共產主義之下生活，還不如在失敗的資本主義之下死亡。
有一整年，我過著隱居生活，我白天睡覺，夜晚帶著手槍過日子。在1938年的和平的美國，我不得不這樣地來防備地下共產黨。我要防備共產黨的暗殺，這不是自我恐嚇，而是有道理的。我自己曾在首都華盛頓充任地下工作人員。就我所知，這個地下組織是由哈羅德·沃雷領導的。他是有名的別名叫作‘布魯爾媽媽’共產黨女領袖的兒子。我的小組的領導人是納桑·韋特，後來換成約翰·阿布特。組員有阿爾吉·希斯，他是國務院官員，曾參加頓巴登橡樹會議，並參加雅爾塔會議，現任職務是卡耐基基金會主席。
當時，該小組的目的並不是做間諜工作，它的原先目的是要滲入美國政府。但它的最後目標當然是搞間諜。希望大家不必嚇一跳，要知道，對每一個共產黨員而言，他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絕不能忠於美國政府。共產黨存在之目標就是要推翻美國政府。隻要時機成熟，可不惜以任何手段推翻美國政府。每一個黨員從入黨之日起就專心致誌以此為目標。
我脫離共產黨已10年了。在此期間，我力求過勤勞的生活，衷心信仰上帝。與此同時，我也一直在以行動，以口誅筆伐，聲討共產極權主義。今天蒙召前來作證，實不勝榮幸之至。我本來想在我們的自由社會中作為一個不聲不響的人安度一生，今天的作證勢必將破壞我的安靜生活。這是一種個人的犧牲，但如果我的作證能為美國人民敲警鍾，使他們知道他們正麵臨著一個秘密的、陰險的有力集團，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把美國人民置於極權主義奴役之下，那麽，我今天作出的犧牲將是很值得的。
記者們立即發布了錢伯斯指控希斯的新聞。希斯本人還不知道這個消息，但記者卻已找上門來，要希斯就錢伯斯的指控發表評論。希斯拒絕接見記者，他馬上打了一個電報給非美委員會，要求親自到委員會澄清事實。1948年8月5日，希斯在非美委員會做了如下的聲明：
我於1904年11月11日生於馬裏蘭州巴爾的摩。我自願到這兒來無條件地否認惠特克·錢伯斯前天在這兒所說的有關我的一些話。我不是，而且也從來不是共產黨黨員。我沒有，而且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共產黨小組。我不是，而且也從來不是任何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我從來沒有直接或間接地追隨過共產黨路線。就我所知，我的朋友中沒有共產黨人。
作為國務院的官員，我跟外國代表有接觸，他們中有些人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人，如俄國政府的外交代表。因此，我與外國共產黨人的接觸純屬官事官辦。
就我所知，我在1947年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惠特克·錢伯斯此人。1947年曾有兩名聯邦調查人員詢問我是否認識錢伯斯。我說，我不認識錢伯斯。就我所知，我從未與這樣一個人謀麵，但有機會的話，我倒願意見見。
於是，委員會拿了幾張錢伯斯的相片請希斯識別。希斯說，這相片像許多人，也像他以前所見過的一個人，但此人絕不是什麽錢伯斯。他要求委員會給他機會，與所謂的錢伯斯當麵對質，以明真相。
這時，委員會的委員們泄了氣，他們認為不如把案子交給司法部去辦。但尼克鬆堅決反對，他對錢伯斯有信心，他認為錢伯斯說的是實話，他已下定決心下最大的政治賭注，成王成寇在此一舉。在尼克鬆的推動下，委員會才勉強同意讓錢伯斯和希斯進行對質。但為了保險起見，尼克鬆又專程到農莊去親自訪問了錢伯斯。他要求錢伯斯細述同希斯相識的經過。錢伯斯娓娓而談，如數家珍。這就更堅定了尼克鬆的信心。最後他還有一個問題：“你是不是與希斯有嫌隙？”錢伯斯說：“希斯是我的好朋友，他待我一直很好，他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我的事。我告發希斯完全是出於國家的利益，我不是要搞垮希斯，我僅僅是希望當局注意共產黨人已混入我們的政府，並有人出任重要職位。”
委員會安排了錢伯斯同希斯的對質。在這場麵對麵的對質中，希斯終於承認他認識錢伯斯，而錢伯斯那時的名字叫做喬奇·克羅斯萊。但錢伯斯則咬定：“我從來沒用過喬奇·克羅斯萊之名，希斯固然當時不知錢伯斯之名，但他知道我叫卡爾，因為當時共產黨都用假名，在我們這個黨小組內，人們都叫我為‘卡爾’。”
當時，委員會各委員都認為錢伯斯講得有理，采取了偏袒錢伯斯的態度，而向希斯步步進逼。希斯乃說：“站在你們麵前的是兩個人，一個是自認的叛徒，聲名狼藉；一個是美國政府的工作人員，他的品德已由各級負責人證實，你們現在的態度不能說是公正的。”
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回答說：“我曾經對錢伯斯說過，我現在也要開誠布公地對你說，你的話同錢伯斯的話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你們兩人之中必然有一個人是在說謊。不論你們中哪一個人在說謊，都可不愧稱為美國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藝術家。我知道錢伯斯有肮髒的曆史，我也知道你有所謂的光榮的曆史。但這對確定某一特定的問題是不相幹的。一個說謊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說實話；一個說實話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說謊話。本委員會不是法庭，它不是來判決誰是壞人誰是好人的。本委員會隻是調查事實，我們現在要弄明白的就是到底錢伯斯在說謊還是你在說謊。”
於是希斯說，錢伯斯在委員會內部指控他是共產黨員，因而享有豁免權，如果錢伯斯敢在委員會之外公開指責他是共產黨員，他將向錢伯斯提出控訴，以明真相。
記者立即把希斯的挑戰公之於眾。錢伯斯馬上接到電台的邀請，要他參加與“報界見麵”的節目。錢伯斯的第一個反應是拒絕，據他自己說，之所以拒絕是由於他不想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他的目的隻是促國人注意共產黨之滲透，他若公開指責希斯，他們倆勢將拚個你死我活，而他並不想摧毀希斯個人。
但委員會的人聽說錢伯斯拒絕接受挑戰，不勝恐慌，他們馬上向他做工作，備陳利害，錢伯斯乃改變主意，決定去“與報界見麵”。
節目主持人主要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願意再次重複你的指責：阿爾吉·希斯曾是共產黨人？”錢伯斯毫不含糊地說：“阿爾吉·希斯曾是共產黨人，而且也可能現在仍然是這樣。”
這下，皮球又踢到希斯這兒了。他一時把握不定，遲遲沒有表態。過了3個星期，他才向巴爾的摩地方法庭提出控訴，要求錢伯斯賠償5萬美元名譽損失費。
在法庭對質之時，錢伯斯陳述希斯如何交黨費，如何向他遞交情報等事。希斯的律師要求錢伯斯拿出某種書麵的證據。這對錢伯斯是一個挑戰，他沒有把握是否能找到某種書麵的東西。有是有的，但那已是10年前的事了，這東西是否保存在那兒呢？他完全沒有把握。
原來10年以前，當他決定叛離共產黨時，曾積累了一些證據，封在一個大信封內，他把這信封交給了住在紐約的一位內侄，讓他藏在閣樓之上，並叮囑說：“萬一將來有關於我的暴死或自殺消息的話，你就把這些材料公開，它可以使人們明了真相。”他侄兒是否還保存著那些材料，現在完全要決定於命運了。他乘火車到紐約，直奔他侄兒家中，他來不及跟侄兒家人打招呼就跑向閣樓。他打開櫃門，啊！親愛的上帝，那包東西竟原封末動地躺在那兒。錢伯斯如獲至寶，立即帶著信封趕回農莊。這信封內有65頁國務院機密文件的抄本、有希斯簽名的三份備忘錄、兩卷衝洗好的膠片、三個尚未衝洗的膠卷。
這時，希斯的律師仍未獲悉錢伯斯已找到書麵證據，希斯本人更不知此事。法官問他：“你是否曾經把國務院或美國任何其他政府機構的文件，或文件的抄本，交給惠特克·錢伯斯，或你所稱的喬治·克羅斯萊？”希斯起誓說：“沒有。”
正在這時，錢伯斯卻在準備一出驚人的演出。他把信封中的文件複印一份，然後把文件交給了法庭，但他沒有交出膠卷。
錢伯斯早在幾年前就向司法部告密了，司法部沒有采取行動，所以他對司法部懷有戒心。他把65頁文件交了出去，是因為他已複印了一份，但膠卷不能複製，必須把它藏好，不能讓司法部人員單獨取走。在交出文件的那個夜晚，他一直在考慮如何藏好膠卷。他忽然想起了莊稼人挖南瓜的情景。好，南瓜是最好的保密箱。於是他帶著膠卷走進田莊，挑了一個成熟的南瓜，剖開蓋子，挖空內心，把包裝好的膠卷放在南瓜肚內，蓋上蓋子。好極了，誰也看不出有什麽異樣。第二天，他與非美委員會取得聯係，要求委員會派人聯同司法部人員共同采取一項新的驚人的證據。
於是，全美國的報紙都出現了如下的頭條通欄新聞：《南瓜藏秘——錢伯斯提供致命證據》。報道說：非美委員會應錢伯斯之要求，今晨陪同司法部調查人員前往錢伯斯農莊提取新的證據。當汽車開到農莊，錢伯斯已在門口等候了。但奇怪的是錢伯斯沒有領客人進家門，卻領他們向農場走去。他們一直走到一塊南瓜地，然後，錢伯斯彎身從地上揀起一個南瓜。隻見這南瓜竟有一個活蓋子，他掀起蓋子，從南瓜內取出5個膠卷。據信，這5個膠卷都是希斯交給錢伯斯的秘密文件的縮影。
這樣，法官就判希斯犯偽證罪，坐牢5年。這兒要請中國讀者注意，希斯並沒有犯間諜罪或其他罪，他僅僅因為否認曾給錢伯斯以任何文件而犯了偽證罪，即向法官說了謊話。
“希斯案件”使尼克鬆聲名大振。尼克鬆自己承認，如果沒有“希斯案件”，也就沒有他以後的發展，他也不可能當上副總統和總統。
當時杜魯門為了表示自己的反共立場絕不次於尼克鬆，所以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名曰“忠誠宣誓”，即美國政府的任何任職人員必須向政府宣誓自己忠於美國。但杜魯門在晚年時對這種做法表示遺憾，他認為這是極權主義的法西斯苗頭，不足為訓。
希斯在獄中曾多次要求重審，未獲批準。他服刑期滿後又要求重審並未獲準。但“水門事件”以後，政府對希斯做了政治上的補償，宣布恢複他的聯邦養老金。律師協會也公布恢複希斯的會員資格。至於希斯是不是共產黨員，是不是間諜，這將永遠是一個謎。
錢伯斯在“希斯案件”後寫了一本厚厚的書，書名為《我充任證人》，發了一筆財，過上了太平的生活。
尼克鬆則因反共有功，在1952年被艾森豪威爾選為副總統候選人。
尼克鬆所做的第二件轟動的事就是水門案件。
水門是首都華盛頓的一個特定區域的名稱。這個小型的高級社區瀕臨波托馬克河，是一個安靜的辦公和住宅地區。它包括4座並立的半圓形建築物。其中一座為水門旅館、一座為水門辦公大廈、另兩座為高級公寓。民主黨總部就設在水門辦公大廈。
水門事件發生於1972年6月17日，是時距離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隻有月餘，正是大選競爭緊鑼密鼓之際。
夜晚12點45分，水門大廈的守夜警衛黑人弗蘭克·威爾斯在民主黨總部所在的大樓做最後巡邏。在地下室，他發現一個門的鎖舌和鎖洞都用透明膠帶貼住了，所以門雖然關上，但並沒有鎖住。威爾斯不疑有他，以為大樓保養工人白天貼上了，後來忘記撤去。所以他代為撕掉膠帶，鎖了門，就走開了。他到水門大廈對麵的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去喝咖啡。
原來尼克鬆競選委員會的人準備對民主黨總部進行竊取情報的活動。他們在霍華德·約翰遜旅館租有一間房間作為對民主黨總部的觀察據點，在水門大廈也租用了214號房間以便就近行事。
這時，尼克鬆競選委員會安全組長麥科德和其同伴鮑德溫正在汽車旅館內進行觀察，當他看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的電燈熄滅後，就馬上通話給214號內的同夥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告訴他們行動即將開始。他同時對鮑德溫說：“你見到街對麵有什麽情況就馬上通知我們。”作案者身上帶有步話機，通話是很方便的。麥科德走出汽車旅館會合手下的四名歹徒想進入大廈的停車庫。他們發現門又鎖上了，大吃一驚。但那四人中有鎖匠，終於把鎖打開了。他們從底下一層順樓梯爬上六層樓，沿途的撞鎖被一個個打開，並貼上透明膠帶。
那時，威爾斯已喝完咖啡，走回大廈，他詫異地發現車庫的門鎖又被膠帶粘上了。他立即給警察局打了電話。警察局馬上派了一輛警車前來偵查。
這時已是淩晨2點。守望在汽車旅館內的鮑德溫觀察到情況有變化，立即向214號房間的亨特和已進入6層樓的5個同夥通話，但後者由於關上了步話機的電門，竟沒有接到信息。
警官們輕聲進入六樓的民主黨總部辦公室，發現麥科德正在拆卸電話機，準備在內安裝竊聽器。在警官的一聲大喝之下，5名作案人乖乖地舉起了5雙戴著橡皮手套的手。這樣，5名罪犯就首先落網。但他們還來得及打開步話機電門，輕聲地向鮑德溫報告：“我們被逮捕了。”鮑德溫立即通知214號房間的人，亨特和利迪匆匆奔赴汽車旅館，三人馬上銷毀罪證，分頭逃逸。
第二天，《華盛頓郵報》用大字標題首次報道了“水門事件”。共和黨競選委員會主席米切爾也第一次發表掩蓋聲明，說：“麥科德是一家私營搞保衛工作機構的老板，幾個月前受我們委員會的雇用，協助裝置我們的安全係統。據我們了解，他同不少主顧有來往，其中的關係我們並不了解。我們需要著重講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幾個人的活動既不是為我們幹的，也不是我們同意的。報紙的報道使我們感到震驚。在我們的競選活動和選舉過程中，是沒有這類活動的地位的，我們絕不會容許或縱容這類活動。”
事實上，麥科德一直受雇於尼克鬆競選總部，並且已經工作了6個月。他的工作不僅是協助安全係統的設置，同時對競選總部和散布全國各地的助選人員提供可對民主黨人起威脅作用的情報。他每周要就他的行動向米切爾提出一份報告。
最初被捕的5個人還沒有直接牽連白宮，但在審問和搜查這5個人的過程中，在他們的通訊本上發現了霍華德·亨特的名字。亨特曾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後來由尼克鬆的親信埃利希曼介紹，任尼克鬆特別顧問科爾森的助手。6月19日，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就亨特事件發表聲明說：亨特曾任科爾森的助理，他在1971年工作了60天，1972年工作了24天半，但自1973年3月起，他已與白宮沒有關係。但聯邦調查局發現在白宮仍有一個亨特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至少使用到5月25日。調查局認為他嫌疑重大，加以逮捕。
過些時候，聯邦調查局又從5名罪犯的財源問題上引出了一名嫌疑犯，此人名叫戈登·利迪，尼克鬆競選總統的財務顧問。他曾在聯邦調查局任職，他在進入競選總部之前曾在白宮任助理。由於嫌疑重大，調查局也把他逮捕了。
9月15日，聯邦大陪審團對上述7名被告提出了控訴，指控他們陰謀使用不法手段從民主黨總部獲取情報，或進入民主黨總部企圖偷竊財物，或企圖非法竊聽電話和口頭交談。
從一開始起，尼克鬆就為水門事件進行掩蓋。事發後，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和副局長沃爾特斯將軍被召至白宮，白宮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對他們說，水門事件使尼克鬆總統感到為難。他說，總統希望沃爾特斯將軍能向聯邦調查局局長格雷建議，處理現在已被捕的幾個闖入者就夠了，沒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調查。
事後，沃爾特斯真的去找了格雷，但他並沒有按照白宮的指示去做。相反的，他向格雷提出了警告，總統的一些助手為了某種可疑的目的想同時利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其實格雷早已覺察到這一點，因為他的部下人員已多次提醒他說，有人正在搞掩蓋活動，他們要求他向總統提出告誡。
7月6日，格雷打電話給尼克鬆，請他注意他的手下人員正在利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把問題攪亂：“這會給您帶來致命的傷害。”尼克鬆假惺惺地回答說：“帕特，你繼續放手進行你的徹底的調查吧。”
8月29日，尼克鬆親自出馬，在電視台向全美國人民講話，力圖進行掩蓋。他說，現在已有5個調查機構在進行調查：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大陪審團、審計局、眾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他說，他已命令，不僅是白宮，而且是所有的政府機構都必須給上述調查以充分之合作。
總統顧問約翰·迪安在其《回憶錄》中說：
我在電視上看到總統說這番話時真把我弄得目瞪口呆，總統不僅沒回避這個問題，反而以攻為守，撒下彌天大謊。我的任務，我日日夜夜盤算的事情，就是要設法編造故事或采用拖延戰術，來遏製上述各項調查或其他任何調查。難道總統不知道我在做什麽嗎？不，不可能，他一定知道。
我當時是躺在床上看電視的。當我進一步聽到總統講下麵一段話時，我真嚇得幾乎從床上滾了下來，他說：“除此以外，在我們自己的班子內部，在我的指導下，總統顧問迪安先生已在對一切線索進行全麵調查，看看任何白宮的成員或任何政府官員有無卷入的情況。我可以明白無誤地說，他的調查表明，白宮班子中，本屆政府中沒有一個現在受雇用的人卷入這一荒唐事件。”
我看到總統冷靜地、公然無恥地在埋葬水門事件，使它不能成為一個競選中的問題。他說：“競選委員會主席米切爾自己進行調查。在他辭去主席後，其後任克拉克·麥克格雷戈仍在繼續這項調查。”這實在是說得太過頭了。
但總統還在繼續說：“這一切調查都值得誇獎，因為我們希望把一切弄個水落石出。”他最後說：“在這類事件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於發生了這類事，因為在競選中一些過於熱心的人總會做些錯事的。如果你企圖把這類事掩蓋起來，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我關上了電視。表演得多棒，多淋漓盡致啊。這就是全國最高一級班子的表演啊。我想到千千萬萬坐在電視屏幕前的觀眾一定會被總統所打動而深信不疑。
尼克鬆的這一篇演說作於選民投票之前，它起了極大的蒙蔽作用，美國選民誤信了尼克鬆的無辜，他們再一次用選票把尼克鬆留在白宮。
至於迪安，他在聽了尼克鬆的電視演說後引起了很複雜的心理反應，他寫道：
我迪安本人根本從來沒有聽見過迪安調查這個詞兒，更不用說由我去進行調查了。但這一點似乎毫無關係。總統在電視中點了我的名字。而且是在全國電視中。這是他對我的信任。他實際是在說，我迪安可以有能力貫徹執行掩蓋計劃。總統在全世界麵前確認我有這樣大的本領我心中實在欣喜莫名。以前，我認為總統心目中根本沒有我這個小人物的存在，因為我根本連見都很難見到他。現在他已知道我是多麽為水門事件賣力，以便使大家免於陷進這個泥坑，其中包括總統本人在內。在水門這樣一起事件上總統居然當眾把我抬舉一番，我實在感到榮幸和驕傲。
接著，尼克鬆就要求迪安辦三件事：搜集民主黨政府期間所搞的竊聽事件，以便證明水門竊聽做法無非是民主黨做法的延續而已；編一份在水門事件上向尼克鬆政府發難的人的名單，以便尼克鬆第二屆政府上台後拿出顏色來給這些人看看；迪安應趕快寫出一份迪安調查報告。
過兩天，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請迪安到他房間去串門。以前，迪安要見齊格勒也是很不容易的，現在齊格勒居然主動發出邀請。以下就是兩人見麵後的談話：
迪：秘書先生，有什麽可以為你效勞的？
齊：來喝一杯吧。
迪：不，在辦公室喝酒是違法的。
齊：沒有關係。我想談談你的調查，現在記者們就揪著我探聽你的報告。你向總統報告了什麽？
迪：朗，我沒有報告。
齊：口頭報告也好。
迪：朗，什麽報告我也沒有做。
齊：是否可以這樣說，你正在準備一個報告。
迪：沒有，沒有。
齊：但我不能老向記者說這是一個內部報告。總得拿出一點東西來，你所以拿這麽高的工資不正是因為你是做這樣工作的嗎！
迪安無言以對，但他開始覺悟到事情不好辦了，白宮把掩蓋的重任撂在他肩上了。
他和妻子商量後，決定向檢察官自首，竹筒倒豆子，把尼克鬆集團的醜行全部暴露了出來，終於引起了對尼克鬆的彈劾案，迫使尼克鬆不得不以辭職了事。
尼克鬆作為總統，當然也做了一些好事。主要有二條。第一，他結束了越南戰爭，使美國人民得以安定下來。第二，他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上海公報”，為中美恢複正常關係打好了基礎。因此，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他倒是中國的朋友。
但美國人普遍認為，尼克鬆是美國總統中最不誠實（dishonest）的人。
尼克鬆的童年曾充滿艱辛和磨難。他三歲時從馬車上摔下來，車輪劃破了頭皮，在送往醫院途中差點兒因流血過多而死亡。四歲時得了急性肺炎，又差一點兒送了命。大哥和弟弟先後因肺結核而死，給年輕的尼克鬆留下了不盡的悲傷。
理查德·尼克鬆
尼克鬆從小幫助父母做家務勞動，稍大一些時，每天早晨4點起床，從洛杉磯菜市場采購新鮮水果蔬菜，回來後再洗淨、分級、送進店鋪，然後去上學。假期中，他當過看門人，在雞鴨鋪裏幫助拔毛，為流動劇團招攬觀眾。
在學生時代，尼克鬆是一個刻苦和認真的學生。在當地的富勒頓中學時，他曾在演說比賽中獲勝，並代表西海岸參加全國學生演講大賽。後來在惠蒂爾中學時又顯示了他的演說才能。1930年，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績從惠蒂爾中學畢業。當時由於家境困難，他沒有能上東部的名牌大學，隻進了惠蒂爾學院主修曆史學。1934年畢業時，在109名畢業生中名列第三。
隨後，他獲獎學金入杜克大學法學院，1938年畢業。在紐約多處謀職均遭失敗，懷著失望心情回到老家惠蒂爾，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
1941年12月，因杜克大學一位教授的推薦，華盛頓物價管理局聘尼克鬆為定量協調組的助理律師。當時正值美國參戰，於是他就報名參加海軍，1942年8月，他被派到羅得島匡塞特角海軍基地受訓。兩個月後，他被派到南太平洋作戰。在這期間，他因戰功榮獲兩枚戰鬥勳章。最後由中尉升到少校。
1945年9月，尼克鬆收到了加利福尼亞美洲銀行惠蒂爾分行經理赫爾曼·佩裏來信，問他是否有興趣參加共和黨眾議員的競選。尼克鬆欣然同意。
他在共和黨的“百人委員會”上發表演說，闡明他反對羅斯福“新政”的主張，受到了與會者的讚賞。接著，他就與在任的民主黨候選人沃裏斯展開了爭鬥。
尼克鬆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投機者。他從一開始就決定打“反共牌”，因為他知道戰後的主流將是反共。他指責沃裏斯支持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政治委員會，他認為該委員會實際上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因此沃裏斯也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這一著非常奏效，他在1946年11月擊敗了沃裏斯，成了聯邦眾議員，時年33歲。
從此，尼克鬆就不斷打“反共牌”，在政治舞台上青雲直上。
他在眾院參加了“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演出了一場“抓希斯”的大表演。故事發生在1948年。
“希斯案件”要從一個名叫惠特克·錢伯斯的人說起。錢伯斯出身於中產家庭，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書的時候加入了美國共產黨。後來任美共《工人日報》編輯。接著，據他自己說，被黨派去做間諜工作，他就改姓換名接受了俄國特務的領導。他說，長期的間諜工作使他的良心發生了疑問，一個美國人去為俄國的利益服務，而美其名為共產主義服務，這是不可原諒的。所以他決定要擺脫美共，並采取了一個非常戲劇性的行動。他說，他的長期工作使他了解到，由於他的脫黨，共產黨一定會對他采取極端嚴厲的報複行動，所以他必須十分謹慎。他的第一步就是要尋找一個去處。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就在馬裏蘭州的一個鄉下買下了一個小農莊。他說，共產黨一定以為他會遠走高飛，他們不會估計我沒有逃出華盛頓，所以故意挑選這麽一個地點。於是，在一個夜晚，他忽然從共產黨內消失了，誰也不知其去向。除了陪同他的妻子以外，他在農莊裏顛倒了生活，即白天睡覺，夜晚工作，睡覺時，枕下總放著一支實彈手槍，以防萬一。就這樣過了一年，人們都以為他已經意外死亡或自殺了，誰也不知道他竟還活著。後來，經朋友介紹，他加入盧斯的《時代雜誌》任編輯。據他自己說，他之脫黨本來是出於良心的譴責，並沒有故意與黨過不去。所以脫黨後也沒有泄露過黨的機密。1939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他的思想更進一步起了變化，認為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是一丘之貉，於是他開始向美國聯邦調查局告密，提供了他所說的混入美國政府的美共特務名單。當時由於證據不足，聯邦調查局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盡管錢伯斯曾再次上報，也沒有收到任何效果。
從1939年等到1948年，他的機會終於來了。賜給機會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另一名美共叛徒伊麗莎白·本特萊，另一個就是美國眾議院非常活動調查委員會委員、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眾議員理查德·尼克鬆。
先來談談這個非美委員會。眾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曾掀起一個反共高潮，在曆史上被稱為“赤色分子事件”，也就是大捕所謂的赤色分子。而曆史有時會重演，美國的反共風也是一種曆史的重演，曰：大戰之後，必有反共。20世紀20年代反共的導演人是威爾遜總統的司法部長帕爾默，40年代反共的導演人就是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1947年，該委員會放出了一個聳人聽聞的消息：共產黨滲入了好萊塢。於是，它製造了轟動一時的“好萊塢十君子案”。有10名好萊塢的劇作家、導演和演員被說成是共產黨混進好萊塢的顛覆分子。委員會舉行了一係列的聽證會，來搜集告密材料，以下就是一起所謂的“公證事件”：
主席：“你怎麽知道愛克斯先生是共產黨員？”
證人：“我曾經在我家鄉縣城的一家報紙上讀到一篇報道，說愛克斯先生是共產黨分子。我是那家報紙的不間斷的讀者。但幾年以來，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愛克斯先生在那家報紙上提出任何抗議聲明，可見愛克斯先生是共黨分子無疑。”
這10名君子終於由於證據不足，沒有被司法部起訴。但他們在好萊塢的飯碗已被打破了。這幾位之所以沒有被起訴，也與委員會主席托馬斯的醜行有關。
正當托馬斯耀武揚威對十君子進行迫害之際，有人對托馬斯提出了控告，控告他是一名貪汙分子。原來托馬斯把自己妻子的名字列入了委員會的支薪名單，而他妻子根本就不是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確鑿的證據之下，托馬斯承認有罪，要求寬恕，並辭去了委員會主席之職。這樣，委員會就留出了一個空額。1948年，尼克鬆當選為眾議員，就進委員會填補空額。
起初，女叛徒本特萊首先向委員會告密，提供一連串她認為是混入政府的共產黨員和同路人的名單，其中許多是美國駐華使館人員的名字。因為本特萊在中國活動時結識了史沫特萊女士，所以，凡在中國與史沫特萊女士接觸過的美國官員和非官員，都被她說成是共黨分子或同路人。委員會為了證實本特萊的指控，乃召錢伯斯去對證。錢伯斯喜出望外，向委員會做了如下聲明：
我於1924年加入了共產黨。沒有任何人招募我，是我自己找上門的。因為我當時相信，我們所處的社會，即西方文明，已陷入危機，其軍事方麵的表現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我相信西方文明命定要崩潰，或重返野蠻世界。我既不了解危機的原因，也不懂該如何應付。我隻是覺得我作為一個有理智的人，應該有所作為。我在讀馬克思的著作中，發現了曆史和經濟的原因。我自認為我在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了對下一問題的答案：怎麽辦？
但在1937年我不再相信馬克思的理論和列寧的策略了，因為經驗和事實使我相信，共產主義是搞極權主義的。共產黨的勝利將意味著該國人民將淪為奴隸，人的靈魂將蒙上黑影。我決心冒生命之險與共產黨宣告決裂，也不顧會對家庭帶來多大危險，但共產主義的影響對我是如此之深，我有時竟難免對自己說：我知道我是離開了將會取得勝利的一方而奔向失敗的一方，但與其在極權的共產主義之下生活，還不如在失敗的資本主義之下死亡。
有一整年，我過著隱居生活，我白天睡覺，夜晚帶著手槍過日子。在1938年的和平的美國，我不得不這樣地來防備地下共產黨。我要防備共產黨的暗殺，這不是自我恐嚇，而是有道理的。我自己曾在首都華盛頓充任地下工作人員。就我所知，這個地下組織是由哈羅德·沃雷領導的。他是有名的別名叫作‘布魯爾媽媽’共產黨女領袖的兒子。我的小組的領導人是納桑·韋特，後來換成約翰·阿布特。組員有阿爾吉·希斯，他是國務院官員，曾參加頓巴登橡樹會議，並參加雅爾塔會議，現任職務是卡耐基基金會主席。
當時，該小組的目的並不是做間諜工作，它的原先目的是要滲入美國政府。但它的最後目標當然是搞間諜。希望大家不必嚇一跳，要知道，對每一個共產黨員而言，他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絕不能忠於美國政府。共產黨存在之目標就是要推翻美國政府。隻要時機成熟，可不惜以任何手段推翻美國政府。每一個黨員從入黨之日起就專心致誌以此為目標。
我脫離共產黨已10年了。在此期間，我力求過勤勞的生活，衷心信仰上帝。與此同時，我也一直在以行動，以口誅筆伐，聲討共產極權主義。今天蒙召前來作證，實不勝榮幸之至。我本來想在我們的自由社會中作為一個不聲不響的人安度一生，今天的作證勢必將破壞我的安靜生活。這是一種個人的犧牲，但如果我的作證能為美國人民敲警鍾，使他們知道他們正麵臨著一個秘密的、陰險的有力集團，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把美國人民置於極權主義奴役之下，那麽，我今天作出的犧牲將是很值得的。
記者們立即發布了錢伯斯指控希斯的新聞。希斯本人還不知道這個消息，但記者卻已找上門來，要希斯就錢伯斯的指控發表評論。希斯拒絕接見記者，他馬上打了一個電報給非美委員會，要求親自到委員會澄清事實。1948年8月5日，希斯在非美委員會做了如下的聲明：
我於1904年11月11日生於馬裏蘭州巴爾的摩。我自願到這兒來無條件地否認惠特克·錢伯斯前天在這兒所說的有關我的一些話。我不是，而且也從來不是共產黨黨員。我沒有，而且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共產黨小組。我不是，而且也從來不是任何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成員。我從來沒有直接或間接地追隨過共產黨路線。就我所知，我的朋友中沒有共產黨人。
作為國務院的官員，我跟外國代表有接觸，他們中有些人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人，如俄國政府的外交代表。因此，我與外國共產黨人的接觸純屬官事官辦。
就我所知，我在1947年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惠特克·錢伯斯此人。1947年曾有兩名聯邦調查人員詢問我是否認識錢伯斯。我說，我不認識錢伯斯。就我所知，我從未與這樣一個人謀麵，但有機會的話，我倒願意見見。
於是，委員會拿了幾張錢伯斯的相片請希斯識別。希斯說，這相片像許多人，也像他以前所見過的一個人，但此人絕不是什麽錢伯斯。他要求委員會給他機會，與所謂的錢伯斯當麵對質，以明真相。
這時，委員會的委員們泄了氣，他們認為不如把案子交給司法部去辦。但尼克鬆堅決反對，他對錢伯斯有信心，他認為錢伯斯說的是實話，他已下定決心下最大的政治賭注，成王成寇在此一舉。在尼克鬆的推動下，委員會才勉強同意讓錢伯斯和希斯進行對質。但為了保險起見，尼克鬆又專程到農莊去親自訪問了錢伯斯。他要求錢伯斯細述同希斯相識的經過。錢伯斯娓娓而談，如數家珍。這就更堅定了尼克鬆的信心。最後他還有一個問題：“你是不是與希斯有嫌隙？”錢伯斯說：“希斯是我的好朋友，他待我一直很好，他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我的事。我告發希斯完全是出於國家的利益，我不是要搞垮希斯，我僅僅是希望當局注意共產黨人已混入我們的政府，並有人出任重要職位。”
委員會安排了錢伯斯同希斯的對質。在這場麵對麵的對質中，希斯終於承認他認識錢伯斯，而錢伯斯那時的名字叫做喬奇·克羅斯萊。但錢伯斯則咬定：“我從來沒用過喬奇·克羅斯萊之名，希斯固然當時不知錢伯斯之名，但他知道我叫卡爾，因為當時共產黨都用假名，在我們這個黨小組內，人們都叫我為‘卡爾’。”
當時，委員會各委員都認為錢伯斯講得有理，采取了偏袒錢伯斯的態度，而向希斯步步進逼。希斯乃說：“站在你們麵前的是兩個人，一個是自認的叛徒，聲名狼藉；一個是美國政府的工作人員，他的品德已由各級負責人證實，你們現在的態度不能說是公正的。”
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回答說：“我曾經對錢伯斯說過，我現在也要開誠布公地對你說，你的話同錢伯斯的話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你們兩人之中必然有一個人是在說謊。不論你們中哪一個人在說謊，都可不愧稱為美國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藝術家。我知道錢伯斯有肮髒的曆史，我也知道你有所謂的光榮的曆史。但這對確定某一特定的問題是不相幹的。一個說謊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說實話；一個說實話1000次的人可能在1001次上說謊話。本委員會不是法庭，它不是來判決誰是壞人誰是好人的。本委員會隻是調查事實，我們現在要弄明白的就是到底錢伯斯在說謊還是你在說謊。”
於是希斯說，錢伯斯在委員會內部指控他是共產黨員，因而享有豁免權，如果錢伯斯敢在委員會之外公開指責他是共產黨員，他將向錢伯斯提出控訴，以明真相。
記者立即把希斯的挑戰公之於眾。錢伯斯馬上接到電台的邀請，要他參加與“報界見麵”的節目。錢伯斯的第一個反應是拒絕，據他自己說，之所以拒絕是由於他不想成為全國矚目的人物，他的目的隻是促國人注意共產黨之滲透，他若公開指責希斯，他們倆勢將拚個你死我活，而他並不想摧毀希斯個人。
但委員會的人聽說錢伯斯拒絕接受挑戰，不勝恐慌，他們馬上向他做工作，備陳利害，錢伯斯乃改變主意，決定去“與報界見麵”。
節目主持人主要問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願意再次重複你的指責：阿爾吉·希斯曾是共產黨人？”錢伯斯毫不含糊地說：“阿爾吉·希斯曾是共產黨人，而且也可能現在仍然是這樣。”
這下，皮球又踢到希斯這兒了。他一時把握不定，遲遲沒有表態。過了3個星期，他才向巴爾的摩地方法庭提出控訴，要求錢伯斯賠償5萬美元名譽損失費。
在法庭對質之時，錢伯斯陳述希斯如何交黨費，如何向他遞交情報等事。希斯的律師要求錢伯斯拿出某種書麵的證據。這對錢伯斯是一個挑戰，他沒有把握是否能找到某種書麵的東西。有是有的，但那已是10年前的事了，這東西是否保存在那兒呢？他完全沒有把握。
原來10年以前，當他決定叛離共產黨時，曾積累了一些證據，封在一個大信封內，他把這信封交給了住在紐約的一位內侄，讓他藏在閣樓之上，並叮囑說：“萬一將來有關於我的暴死或自殺消息的話，你就把這些材料公開，它可以使人們明了真相。”他侄兒是否還保存著那些材料，現在完全要決定於命運了。他乘火車到紐約，直奔他侄兒家中，他來不及跟侄兒家人打招呼就跑向閣樓。他打開櫃門，啊！親愛的上帝，那包東西竟原封末動地躺在那兒。錢伯斯如獲至寶，立即帶著信封趕回農莊。這信封內有65頁國務院機密文件的抄本、有希斯簽名的三份備忘錄、兩卷衝洗好的膠片、三個尚未衝洗的膠卷。
這時，希斯的律師仍未獲悉錢伯斯已找到書麵證據，希斯本人更不知此事。法官問他：“你是否曾經把國務院或美國任何其他政府機構的文件，或文件的抄本，交給惠特克·錢伯斯，或你所稱的喬治·克羅斯萊？”希斯起誓說：“沒有。”
正在這時，錢伯斯卻在準備一出驚人的演出。他把信封中的文件複印一份，然後把文件交給了法庭，但他沒有交出膠卷。
錢伯斯早在幾年前就向司法部告密了，司法部沒有采取行動，所以他對司法部懷有戒心。他把65頁文件交了出去，是因為他已複印了一份，但膠卷不能複製，必須把它藏好，不能讓司法部人員單獨取走。在交出文件的那個夜晚，他一直在考慮如何藏好膠卷。他忽然想起了莊稼人挖南瓜的情景。好，南瓜是最好的保密箱。於是他帶著膠卷走進田莊，挑了一個成熟的南瓜，剖開蓋子，挖空內心，把包裝好的膠卷放在南瓜肚內，蓋上蓋子。好極了，誰也看不出有什麽異樣。第二天，他與非美委員會取得聯係，要求委員會派人聯同司法部人員共同采取一項新的驚人的證據。
於是，全美國的報紙都出現了如下的頭條通欄新聞：《南瓜藏秘——錢伯斯提供致命證據》。報道說：非美委員會應錢伯斯之要求，今晨陪同司法部調查人員前往錢伯斯農莊提取新的證據。當汽車開到農莊，錢伯斯已在門口等候了。但奇怪的是錢伯斯沒有領客人進家門，卻領他們向農場走去。他們一直走到一塊南瓜地，然後，錢伯斯彎身從地上揀起一個南瓜。隻見這南瓜竟有一個活蓋子，他掀起蓋子，從南瓜內取出5個膠卷。據信，這5個膠卷都是希斯交給錢伯斯的秘密文件的縮影。
這樣，法官就判希斯犯偽證罪，坐牢5年。這兒要請中國讀者注意，希斯並沒有犯間諜罪或其他罪，他僅僅因為否認曾給錢伯斯以任何文件而犯了偽證罪，即向法官說了謊話。
“希斯案件”使尼克鬆聲名大振。尼克鬆自己承認，如果沒有“希斯案件”，也就沒有他以後的發展，他也不可能當上副總統和總統。
當時杜魯門為了表示自己的反共立場絕不次於尼克鬆，所以下了一道行政命令，名曰“忠誠宣誓”，即美國政府的任何任職人員必須向政府宣誓自己忠於美國。但杜魯門在晚年時對這種做法表示遺憾，他認為這是極權主義的法西斯苗頭，不足為訓。
希斯在獄中曾多次要求重審，未獲批準。他服刑期滿後又要求重審並未獲準。但“水門事件”以後，政府對希斯做了政治上的補償，宣布恢複他的聯邦養老金。律師協會也公布恢複希斯的會員資格。至於希斯是不是共產黨員，是不是間諜，這將永遠是一個謎。
錢伯斯在“希斯案件”後寫了一本厚厚的書，書名為《我充任證人》，發了一筆財，過上了太平的生活。
尼克鬆則因反共有功，在1952年被艾森豪威爾選為副總統候選人。
尼克鬆所做的第二件轟動的事就是水門案件。
水門是首都華盛頓的一個特定區域的名稱。這個小型的高級社區瀕臨波托馬克河，是一個安靜的辦公和住宅地區。它包括4座並立的半圓形建築物。其中一座為水門旅館、一座為水門辦公大廈、另兩座為高級公寓。民主黨總部就設在水門辦公大廈。
水門事件發生於1972年6月17日，是時距離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大會隻有月餘，正是大選競爭緊鑼密鼓之際。
夜晚12點45分，水門大廈的守夜警衛黑人弗蘭克·威爾斯在民主黨總部所在的大樓做最後巡邏。在地下室，他發現一個門的鎖舌和鎖洞都用透明膠帶貼住了，所以門雖然關上，但並沒有鎖住。威爾斯不疑有他，以為大樓保養工人白天貼上了，後來忘記撤去。所以他代為撕掉膠帶，鎖了門，就走開了。他到水門大廈對麵的霍華德·約翰遜汽車旅館去喝咖啡。
原來尼克鬆競選委員會的人準備對民主黨總部進行竊取情報的活動。他們在霍華德·約翰遜旅館租有一間房間作為對民主黨總部的觀察據點，在水門大廈也租用了214號房間以便就近行事。
這時，尼克鬆競選委員會安全組長麥科德和其同伴鮑德溫正在汽車旅館內進行觀察，當他看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的電燈熄滅後，就馬上通話給214號內的同夥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告訴他們行動即將開始。他同時對鮑德溫說：“你見到街對麵有什麽情況就馬上通知我們。”作案者身上帶有步話機，通話是很方便的。麥科德走出汽車旅館會合手下的四名歹徒想進入大廈的停車庫。他們發現門又鎖上了，大吃一驚。但那四人中有鎖匠，終於把鎖打開了。他們從底下一層順樓梯爬上六層樓，沿途的撞鎖被一個個打開，並貼上透明膠帶。
那時，威爾斯已喝完咖啡，走回大廈，他詫異地發現車庫的門鎖又被膠帶粘上了。他立即給警察局打了電話。警察局馬上派了一輛警車前來偵查。
這時已是淩晨2點。守望在汽車旅館內的鮑德溫觀察到情況有變化，立即向214號房間的亨特和已進入6層樓的5個同夥通話，但後者由於關上了步話機的電門，竟沒有接到信息。
警官們輕聲進入六樓的民主黨總部辦公室，發現麥科德正在拆卸電話機，準備在內安裝竊聽器。在警官的一聲大喝之下，5名作案人乖乖地舉起了5雙戴著橡皮手套的手。這樣，5名罪犯就首先落網。但他們還來得及打開步話機電門，輕聲地向鮑德溫報告：“我們被逮捕了。”鮑德溫立即通知214號房間的人，亨特和利迪匆匆奔赴汽車旅館，三人馬上銷毀罪證，分頭逃逸。
第二天，《華盛頓郵報》用大字標題首次報道了“水門事件”。共和黨競選委員會主席米切爾也第一次發表掩蓋聲明，說：“麥科德是一家私營搞保衛工作機構的老板，幾個月前受我們委員會的雇用，協助裝置我們的安全係統。據我們了解，他同不少主顧有來往，其中的關係我們並不了解。我們需要著重講明的是，此人以及其他那幾個人的活動既不是為我們幹的，也不是我們同意的。報紙的報道使我們感到震驚。在我們的競選活動和選舉過程中，是沒有這類活動的地位的，我們絕不會容許或縱容這類活動。”
事實上，麥科德一直受雇於尼克鬆競選總部，並且已經工作了6個月。他的工作不僅是協助安全係統的設置，同時對競選總部和散布全國各地的助選人員提供可對民主黨人起威脅作用的情報。他每周要就他的行動向米切爾提出一份報告。
最初被捕的5個人還沒有直接牽連白宮，但在審問和搜查這5個人的過程中，在他們的通訊本上發現了霍華德·亨特的名字。亨特曾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後來由尼克鬆的親信埃利希曼介紹，任尼克鬆特別顧問科爾森的助手。6月19日，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就亨特事件發表聲明說：亨特曾任科爾森的助理，他在1971年工作了60天，1972年工作了24天半，但自1973年3月起，他已與白宮沒有關係。但聯邦調查局發現在白宮仍有一個亨特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至少使用到5月25日。調查局認為他嫌疑重大，加以逮捕。
過些時候，聯邦調查局又從5名罪犯的財源問題上引出了一名嫌疑犯，此人名叫戈登·利迪，尼克鬆競選總統的財務顧問。他曾在聯邦調查局任職，他在進入競選總部之前曾在白宮任助理。由於嫌疑重大，調查局也把他逮捕了。
9月15日，聯邦大陪審團對上述7名被告提出了控訴，指控他們陰謀使用不法手段從民主黨總部獲取情報，或進入民主黨總部企圖偷竊財物，或企圖非法竊聽電話和口頭交談。
從一開始起，尼克鬆就為水門事件進行掩蓋。事發後，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和副局長沃爾特斯將軍被召至白宮，白宮辦公廳主任霍爾德曼對他們說，水門事件使尼克鬆總統感到為難。他說，總統希望沃爾特斯將軍能向聯邦調查局局長格雷建議，處理現在已被捕的幾個闖入者就夠了，沒有必要再做進一步的調查。
事後，沃爾特斯真的去找了格雷，但他並沒有按照白宮的指示去做。相反的，他向格雷提出了警告，總統的一些助手為了某種可疑的目的想同時利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其實格雷早已覺察到這一點，因為他的部下人員已多次提醒他說，有人正在搞掩蓋活動，他們要求他向總統提出告誡。
7月6日，格雷打電話給尼克鬆，請他注意他的手下人員正在利用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把問題攪亂：“這會給您帶來致命的傷害。”尼克鬆假惺惺地回答說：“帕特，你繼續放手進行你的徹底的調查吧。”
8月29日，尼克鬆親自出馬，在電視台向全美國人民講話，力圖進行掩蓋。他說，現在已有5個調查機構在進行調查：聯邦調查局、司法部、大陪審團、審計局、眾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他說，他已命令，不僅是白宮，而且是所有的政府機構都必須給上述調查以充分之合作。
總統顧問約翰·迪安在其《回憶錄》中說：
我在電視上看到總統說這番話時真把我弄得目瞪口呆，總統不僅沒回避這個問題，反而以攻為守，撒下彌天大謊。我的任務，我日日夜夜盤算的事情，就是要設法編造故事或采用拖延戰術，來遏製上述各項調查或其他任何調查。難道總統不知道我在做什麽嗎？不，不可能，他一定知道。
我當時是躺在床上看電視的。當我進一步聽到總統講下麵一段話時，我真嚇得幾乎從床上滾了下來，他說：“除此以外，在我們自己的班子內部，在我的指導下，總統顧問迪安先生已在對一切線索進行全麵調查，看看任何白宮的成員或任何政府官員有無卷入的情況。我可以明白無誤地說，他的調查表明，白宮班子中，本屆政府中沒有一個現在受雇用的人卷入這一荒唐事件。”
我看到總統冷靜地、公然無恥地在埋葬水門事件，使它不能成為一個競選中的問題。他說：“競選委員會主席米切爾自己進行調查。在他辭去主席後，其後任克拉克·麥克格雷戈仍在繼續這項調查。”這實在是說得太過頭了。
但總統還在繼續說：“這一切調查都值得誇獎，因為我們希望把一切弄個水落石出。”他最後說：“在這類事件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於發生了這類事，因為在競選中一些過於熱心的人總會做些錯事的。如果你企圖把這類事掩蓋起來，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我關上了電視。表演得多棒，多淋漓盡致啊。這就是全國最高一級班子的表演啊。我想到千千萬萬坐在電視屏幕前的觀眾一定會被總統所打動而深信不疑。
尼克鬆的這一篇演說作於選民投票之前，它起了極大的蒙蔽作用，美國選民誤信了尼克鬆的無辜，他們再一次用選票把尼克鬆留在白宮。
至於迪安，他在聽了尼克鬆的電視演說後引起了很複雜的心理反應，他寫道：
我迪安本人根本從來沒有聽見過迪安調查這個詞兒，更不用說由我去進行調查了。但這一點似乎毫無關係。總統在電視中點了我的名字。而且是在全國電視中。這是他對我的信任。他實際是在說，我迪安可以有能力貫徹執行掩蓋計劃。總統在全世界麵前確認我有這樣大的本領我心中實在欣喜莫名。以前，我認為總統心目中根本沒有我這個小人物的存在，因為我根本連見都很難見到他。現在他已知道我是多麽為水門事件賣力，以便使大家免於陷進這個泥坑，其中包括總統本人在內。在水門這樣一起事件上總統居然當眾把我抬舉一番，我實在感到榮幸和驕傲。
接著，尼克鬆就要求迪安辦三件事：搜集民主黨政府期間所搞的竊聽事件，以便證明水門竊聽做法無非是民主黨做法的延續而已；編一份在水門事件上向尼克鬆政府發難的人的名單，以便尼克鬆第二屆政府上台後拿出顏色來給這些人看看；迪安應趕快寫出一份迪安調查報告。
過兩天，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請迪安到他房間去串門。以前，迪安要見齊格勒也是很不容易的，現在齊格勒居然主動發出邀請。以下就是兩人見麵後的談話：
迪：秘書先生，有什麽可以為你效勞的？
齊：來喝一杯吧。
迪：不，在辦公室喝酒是違法的。
齊：沒有關係。我想談談你的調查，現在記者們就揪著我探聽你的報告。你向總統報告了什麽？
迪：朗，我沒有報告。
齊：口頭報告也好。
迪：朗，什麽報告我也沒有做。
齊：是否可以這樣說，你正在準備一個報告。
迪：沒有，沒有。
齊：但我不能老向記者說這是一個內部報告。總得拿出一點東西來，你所以拿這麽高的工資不正是因為你是做這樣工作的嗎！
迪安無言以對，但他開始覺悟到事情不好辦了，白宮把掩蓋的重任撂在他肩上了。
他和妻子商量後，決定向檢察官自首，竹筒倒豆子，把尼克鬆集團的醜行全部暴露了出來，終於引起了對尼克鬆的彈劾案，迫使尼克鬆不得不以辭職了事。
尼克鬆作為總統，當然也做了一些好事。主要有二條。第一，他結束了越南戰爭，使美國人民得以安定下來。第二，他改變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了“上海公報”，為中美恢複正常關係打好了基礎。因此，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他倒是中國的朋友。
但美國人普遍認為，尼克鬆是美國總統中最不誠實（dishonest）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