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節 貝拉克·奧巴馬
2008年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就是貝拉克·奧巴馬當選為美國總統。
1994年黑人納爾遜·曼德拉獲選為南非總統，是第一位黑人代白人當總統的世界新聞。但南非是一個小國，所以並沒有起震撼的作用。隻有在美國，黑人取代白人當總統才能成為逆轉乾坤的特大新聞。
凡研究美國的人都會知道美國有一天會產生黑人總統，但這總是一起30年或50年後才能發生的事，誰也不會想到它竟在2008年就出現了。
世道變了，不錯，世道是變了，但值得慶幸的是向好的方麵變了。是人類的一大幸事。
不管奧巴馬今後4年或8年將作出什麽成績，變的事實已經是曆史，是不可挽回的了。
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改變美國的奧巴馬》，這書名已肯定奧巴馬已經改變了美國，不是嗎？問題隻是改變的程度和深度了。
我們將從奧巴馬本身和美國社會本身來探討這個問題或這一挑戰。
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曾說，他這位黑人苦兒之所以能成為一員將軍，“這隻有在美國才能發生”。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也說，隻要加倍努力，她就可以做得與白人一樣好，甚至更好。這一切，在別的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
奧巴馬到底是何許人也？
1961年8月4日，這在夏威夷檀香山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奧巴馬就在這一天出生了。他被取名為Barack Hussein Obama Jr。，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非洲黑人，而且是一位穆斯林。而小奧巴馬是一位混血兒。他自己曾說：“父親的膚色瀝青一樣的黑，母親的膚色牛奶一樣的白。”
老奧巴馬是肯尼亞的一位留美學生，他在夏威夷碰到了18歲的女學生雪莉·鄧納姆。兩人發生了戀愛並結了婚。在那個時代，一位白人女性敢下嫁給一位黑人，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因此，在奧巴馬身上可能就潛伏有這種敢於與環境挑戰的基因。
但老奧巴馬不久得到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就離開檀香山而去東部，他那時經濟困難，不能帶妻子同行，這樣，夫妻異地而居，終於釀成了離婚的悲劇。雪莉接著嫁給了一位印尼學生，並帶著小奧巴馬隨夫君回印尼，因此，小奧巴馬是在印尼上的小學。不久，雪莉再次離婚，回國上學，把奧巴馬托給了自己的父母，所以奧巴馬是在外祖父家度過其中學生生活的。
這種複雜的背景，給奧巴馬帶來了不小的心理壓力。他自己曾說：“我在十幾歲的時候是個癮君子。當時，我與任何一個絕望的黑人青年一樣，不知道生命的意義何在。”1995年，奧巴馬在自傳《來自父親的夢想》中這樣寫道。他說：“煙酒、大麻……我希望這些東西能夠驅散困擾我的那些問題，把那些過於鋒利的記憶磨到模糊。我發現我了解兩個世界，卻不屬於其中任何一個。”
10歲那年，奧巴馬回到夏威夷火奴魯魯，由他的外祖父母撫養。由於他外祖父的幫助，他得以進了歐胡島上的一家私立貴族學校——畔拿荷學校，一直讀到1971年畢業。他初到時感到非常不協調。他這樣寫道：“爺爺和我一起買的衣服一點都跟不上潮流；在雅加達我一直穿著的印尼涼鞋在這兒顯得寒酸不堪。這裏大多數同學在幼兒園時就互相認識。他們對打羽毛球或下棋不感興趣，而我卻對如何把橄欖球投出弧線或在滑板上保持平衡一竅不通。”
評論員勞倫斯·道恩斯寫道：“對於奧巴馬而言，想融入畔拿荷貴族學校絕非易事。早在教會時代，建校之初，它就是以為少數特權階級辦學為宗旨的，而奧巴馬當時是靠拿獎學金上學的窮學生，而且還不是白人，又身無分文，難度可想而知了。”
但奧巴馬終於慢慢地適應了新的生活，其中的一個因素就是通過打籃球。他這樣寫道：“在籃球場上，我找到了誌同道合的朋友，也找到了自我。正是在賽場上，我和白人朋友打成一片，在這裏黑色皮膚也不再代表著低人一等。”
在畢業前一年，他的校隊贏得了州冠軍的殊榮。因為奧巴馬擅長遠距離投球，還得了“巴利轟炸機”的雅號。後來在大學時期，他也沒有間斷過打籃球，每年聖誕節，他回夏威夷時，還和高中舊友相約球場一試身手。
1979年，奧巴馬高中畢業。他母親參加了他的畢業典禮，並鼓勵他進大學進修。他最先進的是加州的西方學院。
1981年，他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1982年，他父親因車禍身亡。
1983年，他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
1985年，奧巴馬到芝加哥工作，開始幹社區活動組織工作。
1988年，他回肯尼亞尋根，同年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錄取。
1990年，奧巴馬成為《哈佛法律評論》創刊以來首位黑人主編。
1991年，奧巴馬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律學位，回到芝加哥，成為民權律師，同時在芝加哥大學教授憲法。
1992年，奧巴馬從事組織新選民注冊工作，同年與黑人同事米歇爾·羅賓斯結婚。
1995年，奧巴馬自傳《來自父親的夢想》出版發行。
1996年，奧巴馬被選入伊利諾伊州的州參議院，並連任至2004年。
在這裏，我們要補充說明一點。當奧巴馬在哥大畢業之時，他曾有機會找一個比較能賺錢的職位。但他在再三思考之下，“開始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說：
我開始積極參與反對南非種族隔離製度的運動。我開始關注我們國家有關貧困和醫療保險問題的辯論。因此，我在大學畢業時滿腦子隻有一個狂熱的理想——我要從基層做起，實現變革。
我寫信給我所知道的全國各地的每一個組織。有一天，芝加哥南區的一個小型教會組織聘請我到當地因鋼廠倒閉而陷於困境的街區當社區組織人。當時，我母親和外祖父母都希望我到法學院深造。我的朋友們在向華爾街求職。而這個組織答應每年給我12000美元薪金，外加用來買一輛舊車的2000美元。
那時候，我在芝加哥舉目無親，也不清楚社區組織工作到底是怎麽回事。我一直深受民權運動人士的事跡和肯尼迪總統發出的為國服務的呼籲的鼓舞，但當我來到南區時，那裏沒有遊行，也沒有激昂的演說，在空無一人的鋼廠的陰影中，有著很多正在艱難掙紮的人。一開始，我們並沒有取得多少進展。
我仍然記得我們最初組織的一次同社區領袖討論團夥暴力問題的會議。當時，我們左等右等不見人來，最後，一群老人走進了大廳。他們坐下來後，一個小老太太舉手問道：“這兒是玩賓戈遊戲的地方嗎？”
盡管困難重重，但我們最終取得了進展。我們日複一日，從一個街區到另一個街區，把整個社區調動起來，進行了新選民登記，組織起課外活動，大力爭取新的就業機會，幫助居民過上比較有尊嚴的生活。
而我也開始意識到，我不僅僅是在幫助別人。通過服務，我找到了一個熱情接納我的社區、有意義的公民行動以及我一直尋找的方向。通過服務，我看到了我特殊的個人經曆如何融合在更廣義的美國經曆中。
奧巴馬的真正發跡始於民主黨2004年的全國代表大會，因為他被選中在大會上作“主旨演說”，這次演說使他一舉成名，從此一帆風順，步步上升。
他在演說中談到自己的外祖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老兵，並且是羅斯福新政中的《退伍軍人法》的受益人時強調說：“不，人民並不指望政府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但他們能感到，隻要我們稍微改變一下政策優先權，美國每一個孩子就能有機會獲得較好的生活，機會就能向每個人敞開。他們知道我們能做得更好，他們希望這樣的選擇。”
他為自己說：“今天，我站在這裏，對自己身上這種特殊的血統而心懷感激，而且我知道父母的夢想將在我的寶貝女兒身上繼續延續；我站在這裏，深知自己的經曆隻是千百萬美國故事中的滄海一粟，更深知自己無法忘卻那些更早踏上這片土地的先人，因為若不是在美國，我的故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發生。今夜，我們聚集一堂，再次證明這個國家的偉大之處，而這一切並不在於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也不在於傲視群雄的軍備實力，更不在於穩健雄厚的經濟實力。我們的自豪與榮耀來自一個非常簡單的前提。兩百年前，它在一個著名的宣言中得以高度的概括：‘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來平等，造物主賜予他們以下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他說：“入夜，當我們為孩子掖好小被的同時，相信他們不會為衣食所累，不會為安全擔憂。我們可以暢所欲言，無須擔心不速之客會不請自來。我們有靈感，有想法，可以去實現，去創業，無須行賄或雇用某些人物的子女作為籌碼和條件。我們可以參政議政，不必擔心打擊報複。我們的選票至關重要，至少在多數情況下如此。”
他說：“這裏沒有一個自由派的美國，也沒有一個保守派的美國，這裏隻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這裏沒有一個黑色美國或一個白色美國、拉丁裔美國、亞裔美國，這裏隻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這時全場歡聲雷動，經久不息。
他在演說中已奠定了他後來的競選基調。那就是要摒棄幾十年來的所謂左右對抗。他把那些好鬥的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定位為老一代；而暗示他自己是能夠團結早已厭倦了政治鬥爭的人們的新一代。講話的重點就是要吸引人們對奧巴馬本人的認同，認同自己和他是同一種人，即新的美國人。
奧巴馬還要讓人們知道這種新美國人的根源其實就是最原始的美國夢，一種已經被主流政壇遺忘了的古老承諾。那就是自由女神像所表達的希望。“它是坐在柴火旁邊唱著自由之歌的奴隸的希望，它是即將啟程投奔遙遠海岸的移民的希望，它是勇敢地巡邏湄公河三角地帶的一個年輕海軍中尉的希望，它是一個磨坊工人的不甘認命的兒子的希望，它是個有著奇怪姓名而又相信美國也會留給他一個位子的瘦小男孩的希望（這當然指他自己）”。
也就是說，凡認同這樣希望的，就是認同他，而由於不可能會有人不認同這個“希望”，所以事實上人人將會認同他。
在談及小布什總統的伊拉克政策時，奧巴馬舉一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海軍應征者謝默斯·埃亨下士為例說：“當謝默斯為我們服務的時候，我們在為他服務嗎？當我們去送我們的年輕人上戰場的時候，我們有絕對的義務，不能捏造一些數字，不能掩蓋他們去戰場的原因。我們必須在他們離去時關懷他們的家庭，在他們歸來時以他們為榮，並且永遠不要在沒有足夠軍隊去取得勝利的時候就匆匆上路。”
他在全國團結問題上更別出心裁地說：“政治批評家們喜歡把我們的國家切割分開成‘紅色州和藍色州’，紅色州代表共和黨人，藍色州代表民主黨人。但我要帶來一個新的信息：我們崇敬藍色州裏偉大的主；我們不喜歡紅色州裏的聯邦探員在圖書館內閑逛。然而有愛國者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有愛國者支持伊拉克戰爭的，這裏，我們是一體的，我們都宣誓效忠星條旗，我們都在保衛美利堅合眾國。”
緊接著，他在11月中就當選為伊利諾伊州的聯邦參議員。2008年2月，他在林肯總統的發跡地、伊利諾伊的斯普林菲爾德正式宣布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
第一步，奧巴馬靠了選民的支持，在民主黨內部擊敗了呼聲很高的競爭者希拉裏·克林頓。接下來就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展開了一場決戰，並最後以364票對162票戰勝了敵手。
奧巴馬在隨後的芝加哥慶祝大會上這樣說：“如果還有人對美國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還有人懷疑美國奠基者的夢想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依然鮮活，還有人質疑我們的民主製度的力量，那麽今晚，這些問題都有了答案。”
對奧巴馬的夢想成真，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東冬作了如下的評論：
“從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黑人參議員身份參選總統，到在全國刮起‘奧巴馬旋風’，奧巴馬政治上的成功表明：夢想可以超越種族和膚色。奧巴馬的美國夢，是要構建一個超越民主、共和兩黨，包容保守和進步的新美國；奧巴馬的美國夢，是要構建一個超越膚色、族群、宗教、語言、性別和年齡的新美國；奧巴馬的美國夢，也是美國人等待了200多年的夢：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的新美國。奧巴馬以自身經曆為其執著追求的‘美國夢’做了最好注解，他對‘希望’和‘變化’的闡釋激發了人們對新政治理念的渴求。這時，他實際上已成為一種載體，承載了美國民眾對變化和希望的訴求，承載了美國民眾對平等和自由的終極向往。”
2009年4月30日，《參考消息》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奧巴馬是羅斯福第二嗎？”，文章曰：在奧巴馬執政100天之際，他的老前輩和心中偶像——羅斯福也成為美國當前的熱門話題。著名的《時代》和《紐約客》雜誌都在封麵圖片上給奧巴馬“換上”了羅斯福的裝扮和做派：抽著雪茄煙，戴著大禮帽，坐著敞篷車，一臉“除了恐懼本身之外別無所懼”的派頭。
美國人作出這一類比是有原因的，一方麵是因為，對新總統進行“百日評估”的慣例是從羅斯福1933年上台後開始的；但更重要的是，兩人所麵臨的挑戰、執政風格和政策內容都有不少相似之處，奧巴馬的顧問班子也一直在從羅斯福不同凡響的“百日政績”中尋找借鑒。
從各種跡象來看，奧巴馬團隊和美國民眾似乎都願意將兩人相提並論。就奧巴馬而言，他一心想效法羅斯福，成為一名“跨時代”總統；從民眾心理而言，羅斯福是成功引導國家走出危機的偉大總統，如果奧巴馬真的能像羅斯福一樣成就一番豐功偉業，對美國人而言的確是一大幸事。
談起兩者的相似之處，馬歇爾大學政治學教授、《羅斯福》一書作者讓·愛德華·史密斯認為，奧巴馬和羅斯福最大的共同點，其實在於他們都有誌於改變國民心態和政策觀念。
1933年羅斯福成為美國總統之前的半個世紀當中，美國的政治哲學一直是相信政府“少為”是最好的管理模式。羅斯福上台後，很快扭轉了這種思維。
奧巴馬則是民主黨強調加大政府作用的新一代領袖，他的經濟政策，明顯是和裏根等共和黨人所推崇的“小政府”理念對著幹。
在對外政策方麵，羅斯福上任前，美國長期盛行仇外孤立主義。受其影響，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無視德國和日本法西斯主義威脅，企圖置身事外。羅斯福上台後改變了這種思維，積極參與反法西斯鬥爭。
而美國在布什時代曾奉行單邊主義，無視國際規則，大搞先發製人。當前奧巴馬在外交領域重點予以糾正的，正是美國孤立主義的“當代直係後裔”——單邊主義。
為了改造國民心態，兩人都積極利用媒體與民眾溝通。羅斯福以“爐邊談話”的形式首創了總統每周例行的廣播講話。而奧巴馬把每周講話的媒介載體擴大到互聯網。正如羅斯福得益於他的對手無法有效地利用無線電。奧巴馬一直得益於共和黨領導層技術觀念陳舊。
英國國王喬治六世曾對羅斯福引導國民思維方麵的能力佩服不已。他在1941年致函羅斯福說：“你引導公眾意見的能力讓我震驚。”在這個方麵，奧巴馬顯然是在有意效法羅斯福。
說奧巴馬像羅斯福，隻是個粗線條的類比。仔細推敲起來，卻是“既相像又不像”。
許多人在談到奧巴馬與羅斯福的相似之處時，都會提到他們所麵臨的巨大挑戰。兩人在上任時都稱得上是“臨危受命”。羅斯福當選時，失業率達到24%，國民生產總值下降13.4%，全球資本主義體係岌岌可危。而奧巴馬大選獲勝後發表演講時稱，美國目前正麵臨“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衰退、兩場戰爭和一場全球環境危機”的考驗。
然而，讓·愛德華·史密斯卻認為，羅斯福當年麵臨的險惡形勢，後世無法比擬。
當時，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失業，初級商品價格崩潰，工廠閑置，企業關閉，銀行係統處於崩潰邊緣。但更嚴重的是，當時的美國沒有社會保障體係，沒有銀行存款保險製度，沒有農產品價格支持製度，沒有聯邦失業補償，沒有養老保險製度，也沒有聯邦救濟計劃。勞工沒有與資方集體談判的權力，金融市場基本不受管製。全國一半的農場麵臨喪失贖回權，44%的房屋業主交不起按揭。
“這個國家要求采取行動。現在就采取行動！”羅斯福這一句斬釘截鐵的話，使國會在他上任百日之內通過15項曆史性立法，從而使美國走上複蘇之路。
相比之下，奧巴馬現在雖然也麵臨一係列嚴峻挑戰：兩場低烈度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經濟衰退、失業率持續上升、汽車業失敗以及醫療保健、教育、能源和環境問題。但是，這些與羅斯福麵臨的挑戰相比，還不在一個重量級上。由於羅斯福締造的社會安全網，現在的奧巴馬政府在解決經濟社會問題時，回旋餘地要大得多。奧巴馬上任後百日之內也簽署了不少法令，並力促國會通過了經濟刺激方案等法案，但立法成就仍無法與羅斯福比肩。
在人事方麵，兩人也有共同之處：羅斯福在內閣中任用了亨利·史汀生和弗蘭克·諾克斯這樣的共和黨人，奧巴馬也對共和黨人委以重任，比如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
然而，兩人行事風格卻大不相同。奧巴馬喜歡團隊作業，致力於爭取共識，羅斯福卻喜歡獨行其是，說一不二。
奧巴馬希望兩黨合作，最起碼表麵上要保持一團和氣。但羅斯福卻是一個喜歡與政治對手惡鬥的人，而且似乎樂在其中。有人說，他曾“挑動無情的派別鬥爭和大肆汙蔑對手”。他在1936年於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們在仇恨我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我歡迎他們的仇恨。”
目前美國人喜歡把奧巴馬比作羅斯福和美國出現“羅斯福熱”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美國的政治氣候在“向左轉”。
目前民主黨在政壇一黨獨大，共和黨領導層不由感歎說，現在民主黨與美國普通百姓“最貼心”。在這種政治氛圍之下，民主黨左翼希望以“羅斯福熱”為契機，推行羅斯福“新政”式的全麵社會改革計劃。這部分人士認為，奧巴馬政府的任務不隻是恢複經濟，而是“再造美國”，包括重新規範商業和金融，推行全麵醫療改革，促進“綠色經濟增長”。
裏根在20世紀80年代提倡的自由放任式經濟管理模式和“小政府、大社會”理念，影響了美國近30年。如今，一些民主黨人也認為奧巴馬有機會開創一個“民主黨理念”的統治時代。
但一些評論人士指出，走這條路包含政治風險。由於給自己的政策賦予太多政黨理念色彩，克林頓和布什在執政期間都曾付出過沉重代價。
在這一點上，奧巴馬非常謹慎。他在去年大選獲勝後接受采訪時就曾說。希望外界不要把他和羅斯福“比得過了頭”，因為沒有兩個曆史時期是完全一樣的。“我很樂意吸取一切成功經驗。無論它們來自羅斯福還是裏根”。
2009年10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因奧巴馬“為加強國際外交和各族人民之間的合作所做的非同尋常的努力”，以及“為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所做的工作”，選定他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說明全世界人士對奧巴馬寄予莫大的希望！
奧巴馬自己則於12月10日作出了反應。他在受獎典禮上發表演講道：
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這個嚴峻的現實：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不會根除暴力衝突。會有一些時候，國家——不論是單獨或共同行動——發現使用武力不僅必要，而且為道義所需。
我說這番話時並沒有忘記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這同一儀式上說過的話：“暴力永遠不會帶來持久和平。它解決不了社會問題，隻會製造新的、更複雜的問題”。我站在這裏，作為金博士畢生奮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對非暴力的道義力量的活見證。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馬丁·路德·金的信念與人生中，絕無軟弱——絕無消極——絕無稚氣。
但是，作為宣誓保衛自己國家的一國元首，我不能隻以他們的榜樣為指南。我麵對的世界是現實的世界，我不能麵對美國人民遭到的威脅無動於衷。因為，切莫誤會：邪惡在世界上確實存在。一場非暴力運動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軍隊。談判不能說服基地（al Qaeda）組織的頭目放下武器。說武力有時是必要的並不是讓大家變得憤世嫉俗——這是承認曆史；是人類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說起這一點，我以這一點開頭，因為今天在許多國家，對軍事行動，不管出於什麽理由，都存在一種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時候，這種矛盾又摻雜著對美國，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一種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須記住，不簡單地是因為國際體製——不隻是條約和宣言——才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帶來穩定。不管我們犯了多少錯誤，一個明白的事實是：美利堅合眾國在60多年裏，以自己公民的鮮血和軍力，幫助維護和保證了世界的安全。我們的男女軍人的貢獻與犧牲促進了從德國到韓國的和平與繁榮，使民主能在像巴爾幹這樣的地方紮根。我們承受這些重負並不是因為我們謀求強加我們的意誌。我們這樣做是出於開明的自身利益——因為我們為我們的子子孫孫追求更美好的未來。我們相信如果別人的子子孫孫能生活在自由和繁榮中，他們的生活會更好。
所以，是的，戰爭的手段確實在保衛和平中具有作用。但這個事實必須同另一個事實共存——不管理由多麽正當，戰爭導致人間悲劇。軍人的勇敢和犧牲無比光榮，表達了對國家、事業、戰友的忠誠。但戰爭本身決不光榮，我們決不能如此宣揚。
因此，我們麵對的挑戰部分來自於調和這兩個看似不可調和的事實——戰爭有時必要，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類愚蠢的表現。具體說，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努力放在肯尼迪總統（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說：“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實際、更能取得的和平上，這種和平不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突發革命，而是基於人類體製的逐漸演進。”
這種演進可能具有何種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實可行的步驟？
首先，我認為所有國家，無論強弱，都必須遵循對使用武力的規範。與任何國家元首一樣，我保留在必要時采取單邊行動保衛自己國家的權利。然而，我確信遵循標準——國際標準——的國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標準的國家會陷於孤立，並且被削弱。
“9·11”之後，全世界團結一致，與美國站在一起，並在今天繼續支持我們在阿富汗的努力，這是濫殺無辜的殘忍與公認的自衛原則使然。同樣，當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時，世界也認識到必須與其抗衡。這一共識發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須付出代價。
另外，美國——以及任何國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絕遵守規則時要求別人遵守規則。如果我們不以身作則，我們的行動就會表現為專橫武斷，使未來進行幹預的合理性受到影響，無論理由多麽充足。
當軍事行動的目的超越了自衛或幫助某一國抵抗侵略者的防衛行動時，這一點變得尤其重要。我們大家都越來越多地麵對棘手的問題：如何防止一國政府屠殺本國的平民？如何製止一場其暴行和所導致的痛苦會殃及整個地區的內戰？
我認為，基於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當的，例如在巴爾幹地區或飽經戰亂的其他地區。不采取行動不僅折磨我們的良心，還會導致未來以更高的代價進行幹預。因此，所有負責任的國家都必須相信使命明確的軍事行動所能夠發揮的維護和平作用。
美國將矢誌不渝地致力於確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這個威脅日益蔓延、使命日趨複雜的世界裏，美國不能獨自行動。美國獨自行動不能帶來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義和海盜伴隨饑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難的索馬裏等政府失控的國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這種狀況在今後歲月裏會繼續存在於動蕩地區。
在阿富汗，北約國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國的領導人和軍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氣證實了上述論斷。可是，在許多國家中，奉獻者作出的努力與公眾的矛盾心理之間存在脫節。我理解戰爭不受歡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單憑向往和平的美好意願很少能夠帶來和平。和平需要承擔責任。和平需要作出犧牲。這是繼續不能沒有北約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強聯合國及地區維和行動，不能將此重任推卸給少數幾個國家的原因。因此，無論是在奧斯陸或羅馬、渥太華或悉尼、達卡或基加利，我們都對那些完成維和行動與海外培訓任務歸來的軍人給予極大的榮譽，因為他們不是戰爭製造者，而是和平締造者。
請允許我對使用武力的問題最後再說明一點。即使我們對出兵參戰一事作出了艱難的決定，我們還必須認真考慮我們如何參加作戰。諾貝爾委員會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頒發第一個和平獎時認識到這一點。亨利·杜南是紅十字會（Red Cross）創始人、《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後推動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們出於道義與戰略上的考慮，需要受某些行為準則的製約。即使我們遇到不遵守任何規則的邪惡對手，我認為美利堅合眾國也必須一如既往成為遵守戰爭規範的楷模。這就是我們區別於作戰對手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這就是我下令關閉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原因。這就是我重申美國堅決遵守《日內瓦公約》的原因。我們為保衛自己的理想而戰，如果我們放棄這些理想，我們就會自取其咎。（掌聲）我們維護——我們維護這些理想，不論如何順利，也不論如何艱難，都對這些理想恪守不渝。
堅持愛的法則常常是人性掙紮的主要內容。人難免要犯錯誤，我們會做錯事，我們會受自負、權力有時甚至邪念所誘。即使是我們中那些最懷善意的人們有時也未能改斜糾偏。
然而，即使我們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們仍然可以相信，人類的狀態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個理想世界，我們仍然能夠追求讓它變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等人所實踐的非暴力也許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實際或者可行，但他們所宣揚的愛——即他們對於人類進步的基本信念——必須永遠是指引我們前行的北鬥星。
他表示，他對中國人權的批評不會損害他的中美友好外交政策。2011年1月，美中在華盛頓發表了合作宣言。19日，他在華盛頓招待胡錦濤主席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積極、建設性、合作的美中關係對美國有利……兩國間的合作也對中國有利……我們兩國間的合作也對世界有利。展望未來，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合作精神，它也是友好的競爭。在我剛才提到的這些領域，我們將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並取得無論是我們哪個國家單獨都無法實現的進步。在其他領域，我們將競爭——一種激勵兩國創新和更具有競爭力的健康競爭。這正是我所看到的美國和中國在21世紀的關係，這正是我們今天所推進的那種關係。”
胡錦濤也回應說：“剛才我同奧巴馬總統進行了會談，在坦誠、務實、建設性的氣氛中，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了重要的同識。中方對於奧巴馬總統就職以來實行積極的建設性對話政策，致力於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表示讚賞。我和奧巴馬總統都認為，在人類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全球性的挑戰不斷增多，中美兩國擁有的共同利益在擴大，肩負的共同責任在增加。中美合作對兩國和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
奧巴馬最後說：“我絕對相信，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是好事，對美國是好事。首先，從人道理由來說，這是好事。美國願意看到億萬人民擺脫貧困。我們認為，正義的一部分含義和人權的一部分含義是，人民能夠謀生，吃飽飯，有地方住，有電可用。中國的發展可以說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以更快的速度為更多的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這對世界是一件有積極意義的好事。美國對此非常讚賞和尊重。”
“中國的崛起還意味著隨著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增強。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我們必須提醒自己這一情況：盡管美國隻有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國經濟的規模依然大於中國三倍。因此，兩國人均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隨著中國人均收入的增加，那就會提供機會增加貿易和商務關係，使兩國都從中受益。”
“最後，中國的崛起對世界也是潛在的好事。在中國作為世界舞台上一個負責的行為者這一意義上，我們有一個夥伴共同確保大規模武器不落入恐怖主義分子和無賴國家手中這一意義上，在我們有一個夥伴共同處理地區熱點問題這一意義上；在我們有一個夥伴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性疾病等問題這一意義上，在我們有一個夥伴能幫助亞洲或非洲更貧窮國家進一步發展以便它們也成為世界經濟一部分這一意義上——所有這些方麵都有助於世界範圍內帶來穩定、秩序和繁榮。這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那種夥伴關係。”
2010年12月27日，美聯社發表了如下的消息：
據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貝拉克·奧巴馬總統連續第三年成為美國人心目中最受人欽佩的男性。奧巴馬自2008年以來一直是蓋洛普民意調查最受人欽佩的男性。選奧巴馬的受訪者占22%，多於其前任喬治·W。布什和比爾·克林頓，他們分別獲得5%和4%的支持率。位列最受人欽佩男性榜前十名的其他人選包括：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軟件巨頭比爾·蓋茨、教皇本篤十六世、傳教士葛培理和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
§§第二章 七十二地煞星（從亞當斯父子總統到布什父子總統）
1994年黑人納爾遜·曼德拉獲選為南非總統，是第一位黑人代白人當總統的世界新聞。但南非是一個小國，所以並沒有起震撼的作用。隻有在美國，黑人取代白人當總統才能成為逆轉乾坤的特大新聞。
凡研究美國的人都會知道美國有一天會產生黑人總統，但這總是一起30年或50年後才能發生的事，誰也不會想到它竟在2008年就出現了。
世道變了，不錯，世道是變了，但值得慶幸的是向好的方麵變了。是人類的一大幸事。
不管奧巴馬今後4年或8年將作出什麽成績，變的事實已經是曆史，是不可挽回的了。
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改變美國的奧巴馬》，這書名已肯定奧巴馬已經改變了美國，不是嗎？問題隻是改變的程度和深度了。
我們將從奧巴馬本身和美國社會本身來探討這個問題或這一挑戰。
美國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曾說，他這位黑人苦兒之所以能成為一員將軍，“這隻有在美國才能發生”。前國務卿康多莉紮·賴斯也說，隻要加倍努力，她就可以做得與白人一樣好，甚至更好。這一切，在別的國家是不可能發生的。
奧巴馬到底是何許人也？
1961年8月4日，這在夏威夷檀香山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奧巴馬就在這一天出生了。他被取名為Barack Hussein Obama Jr。，因為他的父親是一位非洲黑人，而且是一位穆斯林。而小奧巴馬是一位混血兒。他自己曾說：“父親的膚色瀝青一樣的黑，母親的膚色牛奶一樣的白。”
老奧巴馬是肯尼亞的一位留美學生，他在夏威夷碰到了18歲的女學生雪莉·鄧納姆。兩人發生了戀愛並結了婚。在那個時代，一位白人女性敢下嫁給一位黑人，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因此，在奧巴馬身上可能就潛伏有這種敢於與環境挑戰的基因。
但老奧巴馬不久得到了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就離開檀香山而去東部，他那時經濟困難，不能帶妻子同行，這樣，夫妻異地而居，終於釀成了離婚的悲劇。雪莉接著嫁給了一位印尼學生，並帶著小奧巴馬隨夫君回印尼，因此，小奧巴馬是在印尼上的小學。不久，雪莉再次離婚，回國上學，把奧巴馬托給了自己的父母，所以奧巴馬是在外祖父家度過其中學生生活的。
這種複雜的背景，給奧巴馬帶來了不小的心理壓力。他自己曾說：“我在十幾歲的時候是個癮君子。當時，我與任何一個絕望的黑人青年一樣，不知道生命的意義何在。”1995年，奧巴馬在自傳《來自父親的夢想》中這樣寫道。他說：“煙酒、大麻……我希望這些東西能夠驅散困擾我的那些問題，把那些過於鋒利的記憶磨到模糊。我發現我了解兩個世界，卻不屬於其中任何一個。”
10歲那年，奧巴馬回到夏威夷火奴魯魯，由他的外祖父母撫養。由於他外祖父的幫助，他得以進了歐胡島上的一家私立貴族學校——畔拿荷學校，一直讀到1971年畢業。他初到時感到非常不協調。他這樣寫道：“爺爺和我一起買的衣服一點都跟不上潮流；在雅加達我一直穿著的印尼涼鞋在這兒顯得寒酸不堪。這裏大多數同學在幼兒園時就互相認識。他們對打羽毛球或下棋不感興趣，而我卻對如何把橄欖球投出弧線或在滑板上保持平衡一竅不通。”
評論員勞倫斯·道恩斯寫道：“對於奧巴馬而言，想融入畔拿荷貴族學校絕非易事。早在教會時代，建校之初，它就是以為少數特權階級辦學為宗旨的，而奧巴馬當時是靠拿獎學金上學的窮學生，而且還不是白人，又身無分文，難度可想而知了。”
但奧巴馬終於慢慢地適應了新的生活，其中的一個因素就是通過打籃球。他這樣寫道：“在籃球場上，我找到了誌同道合的朋友，也找到了自我。正是在賽場上，我和白人朋友打成一片，在這裏黑色皮膚也不再代表著低人一等。”
在畢業前一年，他的校隊贏得了州冠軍的殊榮。因為奧巴馬擅長遠距離投球，還得了“巴利轟炸機”的雅號。後來在大學時期，他也沒有間斷過打籃球，每年聖誕節，他回夏威夷時，還和高中舊友相約球場一試身手。
1979年，奧巴馬高中畢業。他母親參加了他的畢業典禮，並鼓勵他進大學進修。他最先進的是加州的西方學院。
1981年，他轉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1982年，他父親因車禍身亡。
1983年，他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
1985年，奧巴馬到芝加哥工作，開始幹社區活動組織工作。
1988年，他回肯尼亞尋根，同年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錄取。
1990年，奧巴馬成為《哈佛法律評論》創刊以來首位黑人主編。
1991年，奧巴馬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律學位，回到芝加哥，成為民權律師，同時在芝加哥大學教授憲法。
1992年，奧巴馬從事組織新選民注冊工作，同年與黑人同事米歇爾·羅賓斯結婚。
1995年，奧巴馬自傳《來自父親的夢想》出版發行。
1996年，奧巴馬被選入伊利諾伊州的州參議院，並連任至2004年。
在這裏，我們要補充說明一點。當奧巴馬在哥大畢業之時，他曾有機會找一個比較能賺錢的職位。但他在再三思考之下，“開始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說：
我開始積極參與反對南非種族隔離製度的運動。我開始關注我們國家有關貧困和醫療保險問題的辯論。因此，我在大學畢業時滿腦子隻有一個狂熱的理想——我要從基層做起，實現變革。
我寫信給我所知道的全國各地的每一個組織。有一天，芝加哥南區的一個小型教會組織聘請我到當地因鋼廠倒閉而陷於困境的街區當社區組織人。當時，我母親和外祖父母都希望我到法學院深造。我的朋友們在向華爾街求職。而這個組織答應每年給我12000美元薪金，外加用來買一輛舊車的2000美元。
那時候，我在芝加哥舉目無親，也不清楚社區組織工作到底是怎麽回事。我一直深受民權運動人士的事跡和肯尼迪總統發出的為國服務的呼籲的鼓舞，但當我來到南區時，那裏沒有遊行，也沒有激昂的演說，在空無一人的鋼廠的陰影中，有著很多正在艱難掙紮的人。一開始，我們並沒有取得多少進展。
我仍然記得我們最初組織的一次同社區領袖討論團夥暴力問題的會議。當時，我們左等右等不見人來，最後，一群老人走進了大廳。他們坐下來後，一個小老太太舉手問道：“這兒是玩賓戈遊戲的地方嗎？”
盡管困難重重，但我們最終取得了進展。我們日複一日，從一個街區到另一個街區，把整個社區調動起來，進行了新選民登記，組織起課外活動，大力爭取新的就業機會，幫助居民過上比較有尊嚴的生活。
而我也開始意識到，我不僅僅是在幫助別人。通過服務，我找到了一個熱情接納我的社區、有意義的公民行動以及我一直尋找的方向。通過服務，我看到了我特殊的個人經曆如何融合在更廣義的美國經曆中。
奧巴馬的真正發跡始於民主黨2004年的全國代表大會，因為他被選中在大會上作“主旨演說”，這次演說使他一舉成名，從此一帆風順，步步上升。
他在演說中談到自己的外祖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老兵，並且是羅斯福新政中的《退伍軍人法》的受益人時強調說：“不，人民並不指望政府解決他們所有的問題。但他們能感到，隻要我們稍微改變一下政策優先權，美國每一個孩子就能有機會獲得較好的生活，機會就能向每個人敞開。他們知道我們能做得更好，他們希望這樣的選擇。”
他為自己說：“今天，我站在這裏，對自己身上這種特殊的血統而心懷感激，而且我知道父母的夢想將在我的寶貝女兒身上繼續延續；我站在這裏，深知自己的經曆隻是千百萬美國故事中的滄海一粟，更深知自己無法忘卻那些更早踏上這片土地的先人，因為若不是在美國，我的故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發生。今夜，我們聚集一堂，再次證明這個國家的偉大之處，而這一切並不在於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也不在於傲視群雄的軍備實力，更不在於穩健雄厚的經濟實力。我們的自豪與榮耀來自一個非常簡單的前提。兩百年前，它在一個著名的宣言中得以高度的概括：‘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來平等，造物主賜予他們以下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
他說：“入夜，當我們為孩子掖好小被的同時，相信他們不會為衣食所累，不會為安全擔憂。我們可以暢所欲言，無須擔心不速之客會不請自來。我們有靈感，有想法，可以去實現，去創業，無須行賄或雇用某些人物的子女作為籌碼和條件。我們可以參政議政，不必擔心打擊報複。我們的選票至關重要，至少在多數情況下如此。”
他說：“這裏沒有一個自由派的美國，也沒有一個保守派的美國，這裏隻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這裏沒有一個黑色美國或一個白色美國、拉丁裔美國、亞裔美國，這裏隻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這時全場歡聲雷動，經久不息。
他在演說中已奠定了他後來的競選基調。那就是要摒棄幾十年來的所謂左右對抗。他把那些好鬥的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定位為老一代；而暗示他自己是能夠團結早已厭倦了政治鬥爭的人們的新一代。講話的重點就是要吸引人們對奧巴馬本人的認同，認同自己和他是同一種人，即新的美國人。
奧巴馬還要讓人們知道這種新美國人的根源其實就是最原始的美國夢，一種已經被主流政壇遺忘了的古老承諾。那就是自由女神像所表達的希望。“它是坐在柴火旁邊唱著自由之歌的奴隸的希望，它是即將啟程投奔遙遠海岸的移民的希望，它是勇敢地巡邏湄公河三角地帶的一個年輕海軍中尉的希望，它是一個磨坊工人的不甘認命的兒子的希望，它是個有著奇怪姓名而又相信美國也會留給他一個位子的瘦小男孩的希望（這當然指他自己）”。
也就是說，凡認同這樣希望的，就是認同他，而由於不可能會有人不認同這個“希望”，所以事實上人人將會認同他。
在談及小布什總統的伊拉克政策時，奧巴馬舉一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海軍應征者謝默斯·埃亨下士為例說：“當謝默斯為我們服務的時候，我們在為他服務嗎？當我們去送我們的年輕人上戰場的時候，我們有絕對的義務，不能捏造一些數字，不能掩蓋他們去戰場的原因。我們必須在他們離去時關懷他們的家庭，在他們歸來時以他們為榮，並且永遠不要在沒有足夠軍隊去取得勝利的時候就匆匆上路。”
他在全國團結問題上更別出心裁地說：“政治批評家們喜歡把我們的國家切割分開成‘紅色州和藍色州’，紅色州代表共和黨人，藍色州代表民主黨人。但我要帶來一個新的信息：我們崇敬藍色州裏偉大的主；我們不喜歡紅色州裏的聯邦探員在圖書館內閑逛。然而有愛國者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有愛國者支持伊拉克戰爭的，這裏，我們是一體的，我們都宣誓效忠星條旗，我們都在保衛美利堅合眾國。”
緊接著，他在11月中就當選為伊利諾伊州的聯邦參議員。2008年2月，他在林肯總統的發跡地、伊利諾伊的斯普林菲爾德正式宣布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
第一步，奧巴馬靠了選民的支持，在民主黨內部擊敗了呼聲很高的競爭者希拉裏·克林頓。接下來就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約翰·麥凱恩展開了一場決戰，並最後以364票對162票戰勝了敵手。
奧巴馬在隨後的芝加哥慶祝大會上這樣說：“如果還有人對美國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還有人懷疑美國奠基者的夢想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否依然鮮活，還有人質疑我們的民主製度的力量，那麽今晚，這些問題都有了答案。”
對奧巴馬的夢想成真，遼寧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東冬作了如下的評論：
“從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黑人參議員身份參選總統，到在全國刮起‘奧巴馬旋風’，奧巴馬政治上的成功表明：夢想可以超越種族和膚色。奧巴馬的美國夢，是要構建一個超越民主、共和兩黨，包容保守和進步的新美國；奧巴馬的美國夢，是要構建一個超越膚色、族群、宗教、語言、性別和年齡的新美國；奧巴馬的美國夢，也是美國人等待了200多年的夢：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的新美國。奧巴馬以自身經曆為其執著追求的‘美國夢’做了最好注解，他對‘希望’和‘變化’的闡釋激發了人們對新政治理念的渴求。這時，他實際上已成為一種載體，承載了美國民眾對變化和希望的訴求，承載了美國民眾對平等和自由的終極向往。”
2009年4月30日，《參考消息》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為“奧巴馬是羅斯福第二嗎？”，文章曰：在奧巴馬執政100天之際，他的老前輩和心中偶像——羅斯福也成為美國當前的熱門話題。著名的《時代》和《紐約客》雜誌都在封麵圖片上給奧巴馬“換上”了羅斯福的裝扮和做派：抽著雪茄煙，戴著大禮帽，坐著敞篷車，一臉“除了恐懼本身之外別無所懼”的派頭。
美國人作出這一類比是有原因的，一方麵是因為，對新總統進行“百日評估”的慣例是從羅斯福1933年上台後開始的；但更重要的是，兩人所麵臨的挑戰、執政風格和政策內容都有不少相似之處，奧巴馬的顧問班子也一直在從羅斯福不同凡響的“百日政績”中尋找借鑒。
從各種跡象來看，奧巴馬團隊和美國民眾似乎都願意將兩人相提並論。就奧巴馬而言，他一心想效法羅斯福，成為一名“跨時代”總統；從民眾心理而言，羅斯福是成功引導國家走出危機的偉大總統，如果奧巴馬真的能像羅斯福一樣成就一番豐功偉業，對美國人而言的確是一大幸事。
談起兩者的相似之處，馬歇爾大學政治學教授、《羅斯福》一書作者讓·愛德華·史密斯認為，奧巴馬和羅斯福最大的共同點，其實在於他們都有誌於改變國民心態和政策觀念。
1933年羅斯福成為美國總統之前的半個世紀當中，美國的政治哲學一直是相信政府“少為”是最好的管理模式。羅斯福上台後，很快扭轉了這種思維。
奧巴馬則是民主黨強調加大政府作用的新一代領袖，他的經濟政策，明顯是和裏根等共和黨人所推崇的“小政府”理念對著幹。
在對外政策方麵，羅斯福上任前，美國長期盛行仇外孤立主義。受其影響，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無視德國和日本法西斯主義威脅，企圖置身事外。羅斯福上台後改變了這種思維，積極參與反法西斯鬥爭。
而美國在布什時代曾奉行單邊主義，無視國際規則，大搞先發製人。當前奧巴馬在外交領域重點予以糾正的，正是美國孤立主義的“當代直係後裔”——單邊主義。
為了改造國民心態，兩人都積極利用媒體與民眾溝通。羅斯福以“爐邊談話”的形式首創了總統每周例行的廣播講話。而奧巴馬把每周講話的媒介載體擴大到互聯網。正如羅斯福得益於他的對手無法有效地利用無線電。奧巴馬一直得益於共和黨領導層技術觀念陳舊。
英國國王喬治六世曾對羅斯福引導國民思維方麵的能力佩服不已。他在1941年致函羅斯福說：“你引導公眾意見的能力讓我震驚。”在這個方麵，奧巴馬顯然是在有意效法羅斯福。
說奧巴馬像羅斯福，隻是個粗線條的類比。仔細推敲起來，卻是“既相像又不像”。
許多人在談到奧巴馬與羅斯福的相似之處時，都會提到他們所麵臨的巨大挑戰。兩人在上任時都稱得上是“臨危受命”。羅斯福當選時，失業率達到24%，國民生產總值下降13.4%，全球資本主義體係岌岌可危。而奧巴馬大選獲勝後發表演講時稱，美國目前正麵臨“一場百年不遇的經濟衰退、兩場戰爭和一場全球環境危機”的考驗。
然而，讓·愛德華·史密斯卻認為，羅斯福當年麵臨的險惡形勢，後世無法比擬。
當時，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失業，初級商品價格崩潰，工廠閑置，企業關閉，銀行係統處於崩潰邊緣。但更嚴重的是，當時的美國沒有社會保障體係，沒有銀行存款保險製度，沒有農產品價格支持製度，沒有聯邦失業補償，沒有養老保險製度，也沒有聯邦救濟計劃。勞工沒有與資方集體談判的權力，金融市場基本不受管製。全國一半的農場麵臨喪失贖回權，44%的房屋業主交不起按揭。
“這個國家要求采取行動。現在就采取行動！”羅斯福這一句斬釘截鐵的話，使國會在他上任百日之內通過15項曆史性立法，從而使美國走上複蘇之路。
相比之下，奧巴馬現在雖然也麵臨一係列嚴峻挑戰：兩場低烈度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經濟衰退、失業率持續上升、汽車業失敗以及醫療保健、教育、能源和環境問題。但是，這些與羅斯福麵臨的挑戰相比，還不在一個重量級上。由於羅斯福締造的社會安全網，現在的奧巴馬政府在解決經濟社會問題時，回旋餘地要大得多。奧巴馬上任後百日之內也簽署了不少法令，並力促國會通過了經濟刺激方案等法案，但立法成就仍無法與羅斯福比肩。
在人事方麵，兩人也有共同之處：羅斯福在內閣中任用了亨利·史汀生和弗蘭克·諾克斯這樣的共和黨人，奧巴馬也對共和黨人委以重任，比如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
然而，兩人行事風格卻大不相同。奧巴馬喜歡團隊作業，致力於爭取共識，羅斯福卻喜歡獨行其是，說一不二。
奧巴馬希望兩黨合作，最起碼表麵上要保持一團和氣。但羅斯福卻是一個喜歡與政治對手惡鬥的人，而且似乎樂在其中。有人說，他曾“挑動無情的派別鬥爭和大肆汙蔑對手”。他在1936年於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們在仇恨我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我歡迎他們的仇恨。”
目前美國人喜歡把奧巴馬比作羅斯福和美國出現“羅斯福熱”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美國的政治氣候在“向左轉”。
目前民主黨在政壇一黨獨大，共和黨領導層不由感歎說，現在民主黨與美國普通百姓“最貼心”。在這種政治氛圍之下，民主黨左翼希望以“羅斯福熱”為契機，推行羅斯福“新政”式的全麵社會改革計劃。這部分人士認為，奧巴馬政府的任務不隻是恢複經濟，而是“再造美國”，包括重新規範商業和金融，推行全麵醫療改革，促進“綠色經濟增長”。
裏根在20世紀80年代提倡的自由放任式經濟管理模式和“小政府、大社會”理念，影響了美國近30年。如今，一些民主黨人也認為奧巴馬有機會開創一個“民主黨理念”的統治時代。
但一些評論人士指出，走這條路包含政治風險。由於給自己的政策賦予太多政黨理念色彩，克林頓和布什在執政期間都曾付出過沉重代價。
在這一點上，奧巴馬非常謹慎。他在去年大選獲勝後接受采訪時就曾說。希望外界不要把他和羅斯福“比得過了頭”，因為沒有兩個曆史時期是完全一樣的。“我很樂意吸取一切成功經驗。無論它們來自羅斯福還是裏根”。
2009年10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因奧巴馬“為加強國際外交和各族人民之間的合作所做的非同尋常的努力”，以及“為沒有核武器的世界所做的工作”，選定他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說明全世界人士對奧巴馬寄予莫大的希望！
奧巴馬自己則於12月10日作出了反應。他在受獎典禮上發表演講道：
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這個嚴峻的現實：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不會根除暴力衝突。會有一些時候，國家——不論是單獨或共同行動——發現使用武力不僅必要，而且為道義所需。
我說這番話時並沒有忘記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這同一儀式上說過的話：“暴力永遠不會帶來持久和平。它解決不了社會問題，隻會製造新的、更複雜的問題”。我站在這裏，作為金博士畢生奮鬥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對非暴力的道義力量的活見證。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馬丁·路德·金的信念與人生中，絕無軟弱——絕無消極——絕無稚氣。
但是，作為宣誓保衛自己國家的一國元首，我不能隻以他們的榜樣為指南。我麵對的世界是現實的世界，我不能麵對美國人民遭到的威脅無動於衷。因為，切莫誤會：邪惡在世界上確實存在。一場非暴力運動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軍隊。談判不能說服基地（al Qaeda）組織的頭目放下武器。說武力有時是必要的並不是讓大家變得憤世嫉俗——這是承認曆史；是人類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說起這一點，我以這一點開頭，因為今天在許多國家，對軍事行動，不管出於什麽理由，都存在一種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時候，這種矛盾又摻雜著對美國，這個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一種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須記住，不簡單地是因為國際體製——不隻是條約和宣言——才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帶來穩定。不管我們犯了多少錯誤，一個明白的事實是：美利堅合眾國在60多年裏，以自己公民的鮮血和軍力，幫助維護和保證了世界的安全。我們的男女軍人的貢獻與犧牲促進了從德國到韓國的和平與繁榮，使民主能在像巴爾幹這樣的地方紮根。我們承受這些重負並不是因為我們謀求強加我們的意誌。我們這樣做是出於開明的自身利益——因為我們為我們的子子孫孫追求更美好的未來。我們相信如果別人的子子孫孫能生活在自由和繁榮中，他們的生活會更好。
所以，是的，戰爭的手段確實在保衛和平中具有作用。但這個事實必須同另一個事實共存——不管理由多麽正當，戰爭導致人間悲劇。軍人的勇敢和犧牲無比光榮，表達了對國家、事業、戰友的忠誠。但戰爭本身決不光榮，我們決不能如此宣揚。
因此，我們麵對的挑戰部分來自於調和這兩個看似不可調和的事實——戰爭有時必要，戰爭在某種程度上是人類愚蠢的表現。具體說，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努力放在肯尼迪總統（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說：“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實際、更能取得的和平上，這種和平不是基於人類本性的突發革命，而是基於人類體製的逐漸演進。”
這種演進可能具有何種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實可行的步驟？
首先，我認為所有國家，無論強弱，都必須遵循對使用武力的規範。與任何國家元首一樣，我保留在必要時采取單邊行動保衛自己國家的權利。然而，我確信遵循標準——國際標準——的國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標準的國家會陷於孤立，並且被削弱。
“9·11”之後，全世界團結一致，與美國站在一起，並在今天繼續支持我們在阿富汗的努力，這是濫殺無辜的殘忍與公認的自衛原則使然。同樣，當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時，世界也認識到必須與其抗衡。這一共識發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須付出代價。
另外，美國——以及任何國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絕遵守規則時要求別人遵守規則。如果我們不以身作則，我們的行動就會表現為專橫武斷，使未來進行幹預的合理性受到影響，無論理由多麽充足。
當軍事行動的目的超越了自衛或幫助某一國抵抗侵略者的防衛行動時，這一點變得尤其重要。我們大家都越來越多地麵對棘手的問題：如何防止一國政府屠殺本國的平民？如何製止一場其暴行和所導致的痛苦會殃及整個地區的內戰？
我認為，基於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當的，例如在巴爾幹地區或飽經戰亂的其他地區。不采取行動不僅折磨我們的良心，還會導致未來以更高的代價進行幹預。因此，所有負責任的國家都必須相信使命明確的軍事行動所能夠發揮的維護和平作用。
美國將矢誌不渝地致力於確保全球安全。
然而，在這個威脅日益蔓延、使命日趨複雜的世界裏，美國不能獨自行動。美國獨自行動不能帶來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義和海盜伴隨饑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難的索馬裏等政府失控的國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這種狀況在今後歲月裏會繼續存在於動蕩地區。
在阿富汗，北約國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國的領導人和軍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氣證實了上述論斷。可是，在許多國家中，奉獻者作出的努力與公眾的矛盾心理之間存在脫節。我理解戰爭不受歡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單憑向往和平的美好意願很少能夠帶來和平。和平需要承擔責任。和平需要作出犧牲。這是繼續不能沒有北約的原因。這是我們必須加強聯合國及地區維和行動，不能將此重任推卸給少數幾個國家的原因。因此，無論是在奧斯陸或羅馬、渥太華或悉尼、達卡或基加利，我們都對那些完成維和行動與海外培訓任務歸來的軍人給予極大的榮譽，因為他們不是戰爭製造者，而是和平締造者。
請允許我對使用武力的問題最後再說明一點。即使我們對出兵參戰一事作出了艱難的決定，我們還必須認真考慮我們如何參加作戰。諾貝爾委員會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頒發第一個和平獎時認識到這一點。亨利·杜南是紅十字會（Red Cross）創始人、《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後推動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們出於道義與戰略上的考慮，需要受某些行為準則的製約。即使我們遇到不遵守任何規則的邪惡對手，我認為美利堅合眾國也必須一如既往成為遵守戰爭規範的楷模。這就是我們區別於作戰對手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力量的源泉。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這就是我下令關閉關塔那摩灣監獄的原因。這就是我重申美國堅決遵守《日內瓦公約》的原因。我們為保衛自己的理想而戰，如果我們放棄這些理想，我們就會自取其咎。（掌聲）我們維護——我們維護這些理想，不論如何順利，也不論如何艱難，都對這些理想恪守不渝。
堅持愛的法則常常是人性掙紮的主要內容。人難免要犯錯誤，我們會做錯事，我們會受自負、權力有時甚至邪念所誘。即使是我們中那些最懷善意的人們有時也未能改斜糾偏。
然而，即使我們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們仍然可以相信，人類的狀態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個理想世界，我們仍然能夠追求讓它變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與馬丁·路德·金等人所實踐的非暴力也許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實際或者可行，但他們所宣揚的愛——即他們對於人類進步的基本信念——必須永遠是指引我們前行的北鬥星。
他表示，他對中國人權的批評不會損害他的中美友好外交政策。2011年1月，美中在華盛頓發表了合作宣言。19日，他在華盛頓招待胡錦濤主席的記者招待會上說：“積極、建設性、合作的美中關係對美國有利……兩國間的合作也對中國有利……我們兩國間的合作也對世界有利。展望未來，我認為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合作精神，它也是友好的競爭。在我剛才提到的這些領域，我們將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並取得無論是我們哪個國家單獨都無法實現的進步。在其他領域，我們將競爭——一種激勵兩國創新和更具有競爭力的健康競爭。這正是我所看到的美國和中國在21世紀的關係，這正是我們今天所推進的那種關係。”
胡錦濤也回應說：“剛才我同奧巴馬總統進行了會談，在坦誠、務實、建設性的氣氛中，就中美關係及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達成了重要的同識。中方對於奧巴馬總統就職以來實行積極的建設性對話政策，致力於穩定和發展中美關係表示讚賞。我和奧巴馬總統都認為，在人類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全球性的挑戰不斷增多，中美兩國擁有的共同利益在擴大，肩負的共同責任在增加。中美合作對兩國和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
奧巴馬最後說：“我絕對相信，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世界是好事，對美國是好事。首先，從人道理由來說，這是好事。美國願意看到億萬人民擺脫貧困。我們認為，正義的一部分含義和人權的一部分含義是，人民能夠謀生，吃飽飯，有地方住，有電可用。中國的發展可以說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以更快的速度為更多的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這對世界是一件有積極意義的好事。美國對此非常讚賞和尊重。”
“中國的崛起還意味著隨著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他們的購買力增強。我的意思是，我認為我們必須提醒自己這一情況：盡管美國隻有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國經濟的規模依然大於中國三倍。因此，兩國人均收入的差距依然很大。隨著中國人均收入的增加，那就會提供機會增加貿易和商務關係，使兩國都從中受益。”
“最後，中國的崛起對世界也是潛在的好事。在中國作為世界舞台上一個負責的行為者這一意義上，我們有一個夥伴共同確保大規模武器不落入恐怖主義分子和無賴國家手中這一意義上，在我們有一個夥伴共同處理地區熱點問題這一意義上；在我們有一個夥伴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流行性疾病等問題這一意義上，在我們有一個夥伴能幫助亞洲或非洲更貧窮國家進一步發展以便它們也成為世界經濟一部分這一意義上——所有這些方麵都有助於世界範圍內帶來穩定、秩序和繁榮。這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那種夥伴關係。”
2010年12月27日，美聯社發表了如下的消息：
據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貝拉克·奧巴馬總統連續第三年成為美國人心目中最受人欽佩的男性。奧巴馬自2008年以來一直是蓋洛普民意調查最受人欽佩的男性。選奧巴馬的受訪者占22%，多於其前任喬治·W。布什和比爾·克林頓，他們分別獲得5%和4%的支持率。位列最受人欽佩男性榜前十名的其他人選包括：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軟件巨頭比爾·蓋茨、教皇本篤十六世、傳教士葛培理和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
§§第二章 七十二地煞星（從亞當斯父子總統到布什父子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