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節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美國《時代》雜誌在1999年12月的最後一期中宣布，愛因斯坦當選為20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並把他稱為“世紀人物”。理論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解釋愛因斯坦的重要地位說：“過去100年裏，全世界發生的變化比曆史上任何一個世紀都多得多。其原因不是政治或經濟上的，而是技術上的——技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直接來自基礎科學的進展。任何科學家顯然都不能像愛因斯坦那樣代表這些進展。”他的主要貢獻是提出了相對論，為後來的科學突破打下了基礎，包括對宇宙的研究和原子彈的研製。他是因他的光電效應理論而獲1922年的諾貝爾物理獎的。不過，“更重要的是，基礎科學的突破帶動了整個技術世界的前進”。
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格林說：“愛因斯坦的狹義、廣義相對論，提出了時空流動可變的新架構，完全推翻了前人有關宇宙和時空不變的定律。盡管他的相對論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但作為思想家，他在道德人格上給人類的貢獻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
因此，我們在這兒所要介紹的，不是作為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而是作為公民的愛因斯坦。
首先，讓我們讀一讀2007年5月20日《紐約時報》沃爾特·艾薩克森的一篇評論：
回顧因打破傳統束縛而存留史冊的過去這個世紀，展望培養創造力以實現科技革新的未來歲月，有一個人占據突出位置，是我們這個時代至高無上的偶像。這位暴政的逃亡者性情仁慈，桀驁不馴的亂發、閃閃發光的眼睛、極具魅力的性格和卓爾不群的才華使他的麵孔成為一個符號，他的名字等同於“天才”。阿爾貝特·愛因斯坦是個有天賦想象力、堅信自然神工的和諧完美並受這種信念指引的修鎖匠。他精彩的人生故事證實了創新和自由的關聯，映射著現代社會的勝利和騷動。
創新的時代
既然愛因斯坦的檔案已經全部公開，探索他不為人知的一麵就成為可能：他不合傳統的個性，他叛逆的本能，他的好奇心，他的熱望和超然——這些方麵與正直、科學交織融合。了解愛因斯坦其人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科學靈感的源泉，反之亦然。性格、想象力和天賦彼此相關，和諧統一。
愛因斯坦有沉默超然的名聲，但他其實在個人生活和科學追求上都充滿激情。他讀大學的時候瘋狂愛上物理班唯一的女生米列娃·馬裏奇，—位熱情的塞爾維亞姑娘。他們有個私生女，結婚後又生了兩個兒子。她宣傳他的科學理念，幫助他核對論文裏的計算。但是，雙方關係終於破裂。愛因斯坦提出和她做一筆交易。他說，他有朝一日會得諾貝爾獎；如果她同意離婚，他就把獎金給她。她想了一個星期，同意了。由於愛因斯坦的理論過於超前，他在瑞士專利局工作期間發表的5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後過了17年才獲得諾貝爾獎，她也終於拿到獎金。
愛因斯坦的人生和事業反映了20世紀初現代主義氛圍下社會定式和絕對道德標準的瓦解。人們都在思考如何創造性地打破陳規。畢加索、喬伊斯、弗洛伊德、斯特拉文斯基和勳伯格等人紛紛突破傳統束縛。當時對宇宙的認識中，空間、時間和粒子的特性似乎都基於隨心所欲的評論。
愛因斯坦卻不是真正的相對主義者，盡管許多人都這樣認為。在他全部理論——包括相對論——的下麵埋藏著對不變量、確定性和絕對事物的探尋。愛因斯坦覺得，在宇宙諸法之下存在一個和諧的現實，科學的目標就是發現這個現實。
思想的實驗
他的探索始於1895年：16歲的他想象和光束一道旅行是什麽樣子。10年後是他的奇跡之年：他寫出5篇論文，為20世紀物理學的兩大成就——相對論和量子論打下鋪墊。
再過10年，也就是1915年，愛因斯坦對自然的探索終於取得最輝煌的成就。他創造了科學史上最完美的理論之一：廣義相對論。如同狹義相對論，這套理論也是通過思想實驗發展而來的。在一次實驗中，他想象坐在封閉的電梯裏向上加速穿越空間，感受到的結果將和對重力的體驗沒有區別。
於是，他猜測，重力是對時空的扭曲。他想出一些方程式，描述這種彎曲的動態怎樣來自物質、運動和能量的相互作用。這可以用另一項思想實驗描述。想象在一個二維蹦床平麵上滾動一隻保齡球，然後再滾動幾顆台球。台球滾向保齡球，不是因為後者有什麽神秘的吸引力，而是因為它使蹦床的纖維彎曲了。現在想象這發生在四維時空會怎樣。不錯，這有點困難。所以我們不是愛因斯坦。
10年後是愛因斯坦事業的中點，也是轉折點。他幫助發起的量子革命逐漸變成一種新的基於不確定和可能性的力學。那一年，他作出對量子力學的最後貢獻，但與此同時也開始抵製它。此後的30年，他一直頑固批評他所認為的量子力學的不完整性，同時努力把它納入一個統一場論，1955年臨終之前還寫下一些潦草的等式。
在作為革命者的30年和抵抗者的30年，愛因斯坦一直甘願過寧靜快樂的孤獨日子，不因襲盲從而安然自在。他習慣獨立思考，突破傳統觀束縛的想象力推動他不斷向前。他屬於那個古怪的類型：受人尊敬的叛逆者。他受信仰指引，但態度輕鬆，有點調皮；他信仰的上帝不會像擲骰子似的讓事物隨意發生。
愛因斯坦不因襲盲從的特點體現在他的性格上，也體現在他的政治態度上。他讚同社會主義理想，但因為太強調個性而無法適應過度的國家控製或中央集權。天生的放肆使他反感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其他任何從眾意味的東西。
意義和價值
他的故事包容了現代科學的大片領域，從無限小到無窮大，從光子釋放到宇宙擴張。在愛因斯坦取得輝煌成就一個世紀後，我們仍然生活在他的世界，宏觀上由他的相對論定義，微觀上由事實證明“經久耐用”盡管讓人有些焦慮的量子力學定義。
愛因斯坦的成就帶有鮮明的個人印記，就像畢加索的畫。他通過思想實驗而不是對實驗數據的係統歸納取得想象的飛躍，洞悉偉大的定律，最後創造的理論令人震驚，不可思議，違反直覺，但卻包含吸引大眾想象的概念：時空的相對性，E=mc2，光線的彎曲，空間的扭曲。
愛因斯坦有一種淳樸的善良，這使他的氣質更為迷人。內在的自信與敬畏自然而產生的謙恭彼此調和。他可能與身邊親近的人保持距離，但對於普遍意義上的人類卻懷有真正的慈悲和同情。
盡管受到大眾歡迎，表麵看來也容易接近，愛因斯坦卻代表一種觀念：現代物理學是一般外行難以理解的東西。以前的情況並不是這樣。伽利略和牛頓都是偉大的天才，但他們對世界的力學因果解釋多數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18世紀和托馬斯·愛迪生的19世紀，受過教育的人都可能對科學產生某種親近甚至當作業餘愛好來研究。
正因為如此，研究愛因斯坦是有價值的。科學可以激勵人，是崇高的，對科學的探索是一種令人陶醉的天職，科學偉人的傳奇故事就給我們這樣的啟迪。
在這樣一個重新強調科學和數學教育的時代，我們應當注意愛因斯坦說過的話：“素材的積累不應當壓抑學生的獨立性。”一個社會的競爭優勢不是看學校把乘法表和元素周期表教得多好，而要看他們能否激勵想象力和創造力。
我想，這就是愛因斯坦成功的關鍵，也是他的人生給我們的啟示。愛因斯坦小時候不善於死記硬背。他日後的成功也不是來自大腦處理信息的蠻力，而是來自想象和創造。他能作出複雜的方程，但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數學是大自然的語言，用來向我們描述她創造的種種奇跡。因此，他能想象方程式在現實生活中是什麽樣子，比如詹姆斯·克拉克·馬克斯韋爾發現的電磁場方程式怎樣展示給一個與光線同行的男孩。正如他曾經說的：“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愛因斯坦曾寫《我的信仰》，闡明他的人生觀。
對於人生，愛因斯坦說：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誌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裏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麽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對於政治，愛因斯坦說：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綿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麵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有可能來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製製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隻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對於戰爭，愛因斯坦說：
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製度。一個人能夠揚揚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裏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隻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國家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盡快加以消滅。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麽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憎的勾當。盡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沒有被那些通過學校和報紙而起作用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進行敗壞，那麽戰爭這個妖魔早就該絕跡了。
對於宗教，愛因斯坦說：
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是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他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這樣奧秘的經驗——雖然摻雜著恐怖——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隻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為我們感受到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隻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象一個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的上帝，也無法想象它會有像在我們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樣一種意誌。我不能也不願去想象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隻求滿足於生命永恒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的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即使隻是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入籍美國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年生於德國伍騰堡的烏爾姆鎮，下一年他全家遷往慕尼黑。他父親是一名猶太小商人。愛因斯坦在瑞士讀了中學和大學，並在瑞士獲得諾貝爾獎，瑞士一直說他是瑞士公民，他回德國時曾支持興登堡的魏瑪共和國，自從希特勒上台後，他非常不滿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尤其是反猶主義，他決定改變國籍。
他在1933年9月19日的《紐約世界電訊報》上發表談話說：
我確信，在我看來，納粹專政政權必然會不可避免地全麵垮台。我的根據倒不是因為反納粹者的力量強大和道德高尚，而是納粹分子們自己的愚蠢。即使一名獨裁者有千萬刺刀為之衛護，如果他沒有智慧，終究不能長久維持其統治。在現代條件下搞獨裁需要智慧，而希特勒及其黨徒們連一丁點兒智慧也沒有。
我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正是為了這個原因，我沒有去俄羅斯，雖然我接到了他們非常熱忱的邀請。假如我去莫斯科，蘇維埃的統治者一定會利用這件事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我不但是法西斯之死敵，也同樣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死敵。我痛恨一切形式的專政政權。
愛因斯坦是1933年10月到達美國的，他定居於普林斯頓大學。1940年6月22日，他正式宣誓為美國公民，並發表了談話，題為“我是一個美國人”。他說：“我感到，在美國人們可以有機會獲得個人及其創造力的發展，這對我而言是生命中最有價值的資產。在某些國家，人們既沒有政治權利，又沒有自由發展其智力的機會，美國人是絕對不會容忍這種情況的。自從到美國以來，我看到不論從脾氣來說，從傳統來說，美國人都不適合在極權主義的製度下生活。我相信，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在極權主義下實在不值得一活。因此，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保住自由權利。我相信，美國將證明，民主不僅僅是指根據一部好憲法所建立的政府，而更是指遵守具有道義力量的偉大傳統的一種生活方式。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甚，人類的命運決定於人類的道義力量。”
促成美國研製原子彈
20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已經開始研究原子的裂變問題了。愛因斯坦起初沒有重視這個問題。1939年3月，他與物理學家斯齊拉和韋格談到了裂變的連鎖反應時才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它所釋放的能量將未可限量。於是他立即寫了一封信給羅斯福總統。他說：“在過去四個月內，發現了一種新的認識。有可能使大塊的鈾產生核連鎖反應，在這種反應中，可能發放出巨量的能和無數的放射物質。看來，幾乎可以肯定，在不遠的將來，這就可成為事實。這就會有可能製造出新型的炸彈。鑒於此，請考慮政府是否應與研究連鎖反應的物理學家們建立某種永久性的聯係。據我所知，德國已經停止出售它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鈾了。”
羅斯福寫了回信，對此表示感謝，但並未采取大力行動，他隻為此在一年內撥款6萬美元。愛因斯坦看到問題的嚴重性，1940年3月7日，再次寫信給羅斯福說：“去年，由於我認識到對鈾的研究可能會產生影響國家的重大結果，我曾認為有責任向政府提請注意這方麵的可能性。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德國已大大加強了對鈾的興趣。我現在已獲悉，德國正在極秘密的情況下從事這項研究。”
在愛因斯坦的再次敦促下，羅斯福才決定全麵展開對原子彈的研究，並取得了成功。假如德國搶先造出原子彈，這個世界可能已變成灰燼了。命也乎，命也乎！
但愛因斯坦本人非常謙虛，他在1945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宣布：“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是原子能量釋放之父。我在這件事中的作用是非常間接的。事實上我並沒有預見到在我有生之年會實現此事，我隻不過是相信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他希望將來能有一個超國家政府來管理原子能。
宗教情懷
愛因斯坦的宗教信仰曆程幾乎與林語堂先生一樣。他們都因家庭傳統而在幼年就成了宗教信徒。然而皆因接觸科學而反叛宗教，到晚年又重新皈依宗教。1936年，有一名小女孩寫信給愛因斯坦問他是否做禱告。他回答說：“科學家很難相信可以憑禱告而影響事情的發展。但另一方麵，凡認真從事科學工作的人都會相信自然法則中體現著一種精神，它大大地超過人。因此，我們作為隻有微弱力量的人，必須謙卑向它臣服。因此，專心科學就會產生一種宗教情緒，這是一種特殊的宗教，它與較無知的人的宗教是兩碼事。”
他給他的宗教起了一個新名詞，叫作“宇宙宗教”（cosmic religion）。
1939年5月，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發表談話說：“在過去150年來，人們廣泛地認為，知識與信仰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高層知識界人士認為用知識替代信仰的時代早已到來了。他們認為沒有知識根據的信仰就是迷信，因此必須加以反對。然而，此論有一個大漏洞。因為引導我們行動和判斷的那些信念是不能完全從硬邦邦的科學方法中取得的。科學隻能教導我們事物是如何聯係和互為影響的。你們當然不會懷疑我輕視科學工作者的成就和他們在領域內所作出的英雄功績。但同樣清楚的是：關於‘是什麽’的知識並不能直接打開‘應當是什麽’的大門。你可以掌握關於‘是什麽’的最充分的知識，但仍不能從這裏演繹出我們人類生存的目標應當是什麽。”
“客觀的知識的確可以為我們提供有力的工具去完成某些目的，但那個最後目標和達到這一目標的渴望必須來自另一來源。這裏我們就碰上了純理性的局限。”
他在他嶽母的葬禮上說過：“上帝的創造，也由上帝收回，感謝上帝吾主。”
更重要的是他還為我們留下一句名言：“科學沒有宗教是跛子，宗教沒有科學是瞎子。”
人權鬥士
50年代是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橫行的日子，愛因斯坦作為人權鬥士一直在為人權而呼籲。其中最有名的案件是弗勞恩拉斯事件。弗是紐約布魯克林詹姆斯·麥迪遜中學的英語教員，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認為他是“不安全分子”，要他到委員會去作證。弗根據憲法的人權條例第五條，拒絕前往作證。結果被開除教員籍。他向愛因斯坦訴說了案情，後者回了他一封信，其中說：“我國知識分子今天所麵臨的現狀非常嚴重。反動的政治人物們利用外來危險為借口，已經向公眾灌輸了對知識探索的懷疑。在初步成功的基礎上，他們現在又著手要鎮壓教學的自由，並要剝奪那些不願俯首帖耳的人的工作職位。對這種醜惡行徑，知識分子的少數派應如何對付呢？我認為隻能采取甘地式的不合作主義革命行動。凡被召至國會委員會作證的人應當拒絕作證，他應當做好坐牢和經濟破產的準備，也就是為了我國的文化福利而犧牲自己的個人福利。”
愛因斯坦的這封信引起了軒然大波。《華盛頓郵報》責問道：“有些國會委員會的調查做得太極端了，愛因斯坦博士對此表示強烈不滿，美國人民與他是有同感的。但是，我們認為這位大物理學家號召被國會傳召的‘知識分子’拒絕到國會作證是歪道歪理。為什麽‘知識分子’可以享受別的公民所並不享受的特殊豁免呢？如果人們都聽從愛因斯坦博士的勸告，寧可坐牢而不願作證，我們的代議製政體豈不要癱瘓嗎！”
愛因斯坦在1954年3月14日《紐約時報》上作答曰：“在原則上講，保衛憲法權利是人人一樣的。但知識分子的地位有點特殊，因為由於他們所受的特殊訓練，他們對公眾輿論的形成產生特殊強烈的影響。這也就是為什麽那些想誤導我們接受威權政府的人特別注意知識分子並要脅迫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就特別要盡他們的重要責任。對任何違犯個人憲法權利的圖謀，我認為，拒絕合作就是我們的責任。”
崇尚甘地的非暴力主義
愛因斯坦是甘地非暴力主義的熱烈擁護者。早在1931年，他就寫信給甘地說：“你所做的一切顯示我們可以不訴諸暴力來完成我們的理想。我們能夠用非暴力的方法征服那些主張使用暴力的人，你的榜樣將啟發人類通過國際資助和合作以保證世界和平的方法來終止暴力衝突。”
1939年，愛因斯坦為甘地70壽辰寫了一篇短文，內稱：“甘地的一生在人類政治史上是很獨特的。他發展了一種全新的人道的方法來引導他的人民從事解放鬥爭，他已經全心全意地實施了這一辦法。它對整個文明世界中能自覺地思考問題的人所產生的道義影響可能要比我們這個過分強調武力方法的時代中所使用的方法更深遠得多。”
1952年，他又說：“甘地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他指出了我們該走的道路。他證明，人隻要發現正確的道路，他就可以作出多大的犧牲。他為印度解放事業所做的工作是活生生的見證，證明建立在不可動搖的信念之上的人的意誌要比表麵看來不可一世的物質力量更為有力量。”
愛因斯坦認為：“在我們這個道德敗壞的時代中，甘地是代表人類關係中的高尚概念的唯一政治家。”
1955年，愛因斯坦因心髒病逝世。
中國的周培源博士在紀念愛因斯坦的一次會上說：“我們紀念他，就是要學習他崇尚理性，關心人，尊重人，反對偶像崇拜，反對專斷的民主精神；學習他言行一致，表裏一致的坦白胸懷；學習他為追求真理和為人類謀福利的目標始終如一的人生態度。”
愛因斯坦還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征是科學研究碩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術應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為此感到歡欣鼓舞。但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技巧並不能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於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對人類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如果人類要保持自己的尊嚴，要維護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樂趣，那就該全力保衛這些聖人所給予我們的一切，並使之發揚光大。”
傳記作家沃爾特·伊薩克森則對愛因斯坦作了如下的總結。他寫道：
愛因斯坦像是一名園丁為花圃除草去蕪。物理學家斯莫林評論道：“我相信讓愛因斯坦成就非凡的主要原因是一種道德特質。他就是比大部分同行更關心物理法則在解釋自然萬物時必須融合一貫。”
愛因斯坦對於統一的本能，也烙印在個性中與反映在政治觀上。如同他追尋科學上支配宇宙的統一理論，在政治上也追求可以統管地球的統一理論，期盼透過全世界共通的原則實踐世界聯邦主義，克服民族主義脫韁失序所造成的混亂狀態。
也許他個性中最重要的一麵是他樂意成為一個非遵循舊規的角色。當他在接近生命盡頭為新版伽利略傳作序時，他歌頌了這樣一種態度：“我認為伽利略的研究中有一個重點，便是熱情挑戰各種權威教條。”
愛因斯坦在1905年作出的突破，其實普朗克、龐加萊和洛倫茲全都隻差臨門一腳了，可惜他們被權威教條限製住了。唯有愛因斯坦叛逆成性，能夠將數百年來定義科學的傳統思考拋棄丟掉。
不因循舊規的快樂，讓他看到普魯士軍人踢正步便倒退三步。這種個人觀點也演變成政治觀點。他挺身而出抗議壓抑心智自由的專製政權，包括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到麥卡錫主義皆然。
愛因斯坦的基本信條是認為自由為創造力之命脈。他表示，“科學發展和精密創造皆需要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即不受獨裁和社會偏見所限製。他覺得，培育這種精密應該是政府的基本角色與教育任務。”
有一套簡單的公式可定義愛因斯坦的觀點。創造力需要樂於不因循盲從，需要培育自由心智和與自由精神，更需要培養“包容的精密”。包容之基石在於謙遜。他相信沒人有權利將想法和信仰強加於他人身上。
世上已見過許多莽撞的天才。愛因斯坦之所以特別，在於其聰明才智受謙遜陶冶。在人生孤獨的旅程中怡然自得，對於自然造化之美永遠保持謙遜敬畏之心。他寫道：“宇宙法則中彰顯出一種超越人類的精神靈魂，力量平庸的我們必須謙卑以對。在此方式下，追求科學有一種特別的宗教威覺。”“萬物和諧共存彰顯上帝存在”才是正道。
愛因斯坦認為，這份崇敬的感覺、宇宙性的宗教正是所有藝術和科學的泉源，並且一路指引他。他表示：“當我判斷一個理論時，我會問自己，如果是上帝，會不會這樣安排世界？”
他優雅地融合了自信和敬畏之情，使他在人世間發光發亮。
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格林說：“愛因斯坦的狹義、廣義相對論，提出了時空流動可變的新架構，完全推翻了前人有關宇宙和時空不變的定律。盡管他的相對論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但作為思想家，他在道德人格上給人類的貢獻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
因此，我們在這兒所要介紹的，不是作為科學家的愛因斯坦，而是作為公民的愛因斯坦。
首先，讓我們讀一讀2007年5月20日《紐約時報》沃爾特·艾薩克森的一篇評論：
回顧因打破傳統束縛而存留史冊的過去這個世紀，展望培養創造力以實現科技革新的未來歲月，有一個人占據突出位置，是我們這個時代至高無上的偶像。這位暴政的逃亡者性情仁慈，桀驁不馴的亂發、閃閃發光的眼睛、極具魅力的性格和卓爾不群的才華使他的麵孔成為一個符號，他的名字等同於“天才”。阿爾貝特·愛因斯坦是個有天賦想象力、堅信自然神工的和諧完美並受這種信念指引的修鎖匠。他精彩的人生故事證實了創新和自由的關聯，映射著現代社會的勝利和騷動。
創新的時代
既然愛因斯坦的檔案已經全部公開，探索他不為人知的一麵就成為可能：他不合傳統的個性，他叛逆的本能，他的好奇心，他的熱望和超然——這些方麵與正直、科學交織融合。了解愛因斯坦其人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科學靈感的源泉，反之亦然。性格、想象力和天賦彼此相關，和諧統一。
愛因斯坦有沉默超然的名聲，但他其實在個人生活和科學追求上都充滿激情。他讀大學的時候瘋狂愛上物理班唯一的女生米列娃·馬裏奇，—位熱情的塞爾維亞姑娘。他們有個私生女，結婚後又生了兩個兒子。她宣傳他的科學理念，幫助他核對論文裏的計算。但是，雙方關係終於破裂。愛因斯坦提出和她做一筆交易。他說，他有朝一日會得諾貝爾獎；如果她同意離婚，他就把獎金給她。她想了一個星期，同意了。由於愛因斯坦的理論過於超前，他在瑞士專利局工作期間發表的5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論文後過了17年才獲得諾貝爾獎，她也終於拿到獎金。
愛因斯坦的人生和事業反映了20世紀初現代主義氛圍下社會定式和絕對道德標準的瓦解。人們都在思考如何創造性地打破陳規。畢加索、喬伊斯、弗洛伊德、斯特拉文斯基和勳伯格等人紛紛突破傳統束縛。當時對宇宙的認識中，空間、時間和粒子的特性似乎都基於隨心所欲的評論。
愛因斯坦卻不是真正的相對主義者，盡管許多人都這樣認為。在他全部理論——包括相對論——的下麵埋藏著對不變量、確定性和絕對事物的探尋。愛因斯坦覺得，在宇宙諸法之下存在一個和諧的現實，科學的目標就是發現這個現實。
思想的實驗
他的探索始於1895年：16歲的他想象和光束一道旅行是什麽樣子。10年後是他的奇跡之年：他寫出5篇論文，為20世紀物理學的兩大成就——相對論和量子論打下鋪墊。
再過10年，也就是1915年，愛因斯坦對自然的探索終於取得最輝煌的成就。他創造了科學史上最完美的理論之一：廣義相對論。如同狹義相對論，這套理論也是通過思想實驗發展而來的。在一次實驗中，他想象坐在封閉的電梯裏向上加速穿越空間，感受到的結果將和對重力的體驗沒有區別。
於是，他猜測，重力是對時空的扭曲。他想出一些方程式，描述這種彎曲的動態怎樣來自物質、運動和能量的相互作用。這可以用另一項思想實驗描述。想象在一個二維蹦床平麵上滾動一隻保齡球，然後再滾動幾顆台球。台球滾向保齡球，不是因為後者有什麽神秘的吸引力，而是因為它使蹦床的纖維彎曲了。現在想象這發生在四維時空會怎樣。不錯，這有點困難。所以我們不是愛因斯坦。
10年後是愛因斯坦事業的中點，也是轉折點。他幫助發起的量子革命逐漸變成一種新的基於不確定和可能性的力學。那一年，他作出對量子力學的最後貢獻，但與此同時也開始抵製它。此後的30年，他一直頑固批評他所認為的量子力學的不完整性，同時努力把它納入一個統一場論，1955年臨終之前還寫下一些潦草的等式。
在作為革命者的30年和抵抗者的30年，愛因斯坦一直甘願過寧靜快樂的孤獨日子，不因襲盲從而安然自在。他習慣獨立思考，突破傳統觀束縛的想象力推動他不斷向前。他屬於那個古怪的類型：受人尊敬的叛逆者。他受信仰指引，但態度輕鬆，有點調皮；他信仰的上帝不會像擲骰子似的讓事物隨意發生。
愛因斯坦不因襲盲從的特點體現在他的性格上，也體現在他的政治態度上。他讚同社會主義理想，但因為太強調個性而無法適應過度的國家控製或中央集權。天生的放肆使他反感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其他任何從眾意味的東西。
意義和價值
他的故事包容了現代科學的大片領域，從無限小到無窮大，從光子釋放到宇宙擴張。在愛因斯坦取得輝煌成就一個世紀後，我們仍然生活在他的世界，宏觀上由他的相對論定義，微觀上由事實證明“經久耐用”盡管讓人有些焦慮的量子力學定義。
愛因斯坦的成就帶有鮮明的個人印記，就像畢加索的畫。他通過思想實驗而不是對實驗數據的係統歸納取得想象的飛躍，洞悉偉大的定律，最後創造的理論令人震驚，不可思議，違反直覺，但卻包含吸引大眾想象的概念：時空的相對性，E=mc2，光線的彎曲，空間的扭曲。
愛因斯坦有一種淳樸的善良，這使他的氣質更為迷人。內在的自信與敬畏自然而產生的謙恭彼此調和。他可能與身邊親近的人保持距離，但對於普遍意義上的人類卻懷有真正的慈悲和同情。
盡管受到大眾歡迎，表麵看來也容易接近，愛因斯坦卻代表一種觀念：現代物理學是一般外行難以理解的東西。以前的情況並不是這樣。伽利略和牛頓都是偉大的天才，但他們對世界的力學因果解釋多數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18世紀和托馬斯·愛迪生的19世紀，受過教育的人都可能對科學產生某種親近甚至當作業餘愛好來研究。
正因為如此，研究愛因斯坦是有價值的。科學可以激勵人，是崇高的，對科學的探索是一種令人陶醉的天職，科學偉人的傳奇故事就給我們這樣的啟迪。
在這樣一個重新強調科學和數學教育的時代，我們應當注意愛因斯坦說過的話：“素材的積累不應當壓抑學生的獨立性。”一個社會的競爭優勢不是看學校把乘法表和元素周期表教得多好，而要看他們能否激勵想象力和創造力。
我想，這就是愛因斯坦成功的關鍵，也是他的人生給我們的啟示。愛因斯坦小時候不善於死記硬背。他日後的成功也不是來自大腦處理信息的蠻力，而是來自想象和創造。他能作出複雜的方程，但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數學是大自然的語言，用來向我們描述她創造的種種奇跡。因此，他能想象方程式在現實生活中是什麽樣子，比如詹姆斯·克拉克·馬克斯韋爾發現的電磁場方程式怎樣展示給一個與光線同行的男孩。正如他曾經說的：“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愛因斯坦曾寫《我的信仰》，闡明他的人生觀。
對於人生，愛因斯坦說：
要追究一個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義或目的，從客觀的觀點看來，我總覺得是愚蠢可笑的。可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種理想決定著他的努力和判斷的方向。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把安逸和享樂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這種倫理基礎，我叫它豬欄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並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沒有誌同道合者之間的親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貫注於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工作領域裏永遠達不到的對象，那麽在我看來，生活就會是空虛的。人們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標——財產、虛榮、奢侈的生活——我總覺得都是可鄙的。
對於政治，愛因斯坦說：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讚揚和尊敬，這不是由於我自己的過錯，也不是由於我自己的功勞，而實在是一種命運的嘲弄。其原因大概在於人們有一種願望，想理解我以自己的微薄綿力通過不斷的鬥爭所獲得的少數幾個觀念，而這種願望有很多人卻未能實現。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麵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有可能來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製製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隻有個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
對於戰爭，愛因斯坦說：
我想起了群眾生活中最壞的一種表現，那就是使我厭惡的軍事製度。一個人能夠揚揚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裏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他所以長了一個大腦，隻是出於誤會；單單一根脊髓就可滿足他的全部需要了。文明國家的這種罪惡的淵藪，應當盡快加以消滅。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麽卑鄙、下流！我寧願被千刀萬剮，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憎的勾當。盡管如此，我對人類的評價還是十分高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感情沒有被那些通過學校和報紙而起作用的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蓄意進行敗壞，那麽戰爭這個妖魔早就該絕跡了。
對於宗教，愛因斯坦說：
我們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經驗是奧秘的經驗。它是堅守在真正藝術和真正科學發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誰要是體驗不到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驚訝的感覺，他就無異於行屍走肉，他的眼睛是迷糊不清的。就是這樣奧秘的經驗——雖然摻雜著恐怖——產生了宗教。我們認識到有某種為我們所不能洞察的東西存在，感覺到那種隻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為我們感受到的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這種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且也隻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是一個具有深摯的宗教感情的人。我無法想象一個會對自己的創造物加以賞罰的上帝，也無法想象它會有像在我們自己身上所體驗到的那樣一種意誌。我不能也不願去想象一個人在肉體死亡以後還會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由於恐懼或者由於可笑的唯我論，去拿這種思想當寶貝吧！我自己隻求滿足於生命永恒的奧秘，滿足於覺察現存世界的神奇的結構，窺見它的一鱗半爪，並且以誠摯的努力去領悟在自然界中顯示出來的那個理性的一部分，即使隻是其極小的一部分，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入籍美國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年生於德國伍騰堡的烏爾姆鎮，下一年他全家遷往慕尼黑。他父親是一名猶太小商人。愛因斯坦在瑞士讀了中學和大學，並在瑞士獲得諾貝爾獎，瑞士一直說他是瑞士公民，他回德國時曾支持興登堡的魏瑪共和國，自從希特勒上台後，他非常不滿希特勒的法西斯政策，尤其是反猶主義，他決定改變國籍。
他在1933年9月19日的《紐約世界電訊報》上發表談話說：
我確信，在我看來，納粹專政政權必然會不可避免地全麵垮台。我的根據倒不是因為反納粹者的力量強大和道德高尚，而是納粹分子們自己的愚蠢。即使一名獨裁者有千萬刺刀為之衛護，如果他沒有智慧，終究不能長久維持其統治。在現代條件下搞獨裁需要智慧，而希特勒及其黨徒們連一丁點兒智慧也沒有。
我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正是為了這個原因，我沒有去俄羅斯，雖然我接到了他們非常熱忱的邀請。假如我去莫斯科，蘇維埃的統治者一定會利用這件事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我不但是法西斯之死敵，也同樣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死敵。我痛恨一切形式的專政政權。
愛因斯坦是1933年10月到達美國的，他定居於普林斯頓大學。1940年6月22日，他正式宣誓為美國公民，並發表了談話，題為“我是一個美國人”。他說：“我感到，在美國人們可以有機會獲得個人及其創造力的發展，這對我而言是生命中最有價值的資產。在某些國家，人們既沒有政治權利，又沒有自由發展其智力的機會，美國人是絕對不會容忍這種情況的。自從到美國以來，我看到不論從脾氣來說，從傳統來說，美國人都不適合在極權主義的製度下生活。我相信，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認為在極權主義下實在不值得一活。因此，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保住自由權利。我相信，美國將證明，民主不僅僅是指根據一部好憲法所建立的政府，而更是指遵守具有道義力量的偉大傳統的一種生活方式。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甚，人類的命運決定於人類的道義力量。”
促成美國研製原子彈
20世紀30年代中期，德國已經開始研究原子的裂變問題了。愛因斯坦起初沒有重視這個問題。1939年3月，他與物理學家斯齊拉和韋格談到了裂變的連鎖反應時才感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因為它所釋放的能量將未可限量。於是他立即寫了一封信給羅斯福總統。他說：“在過去四個月內，發現了一種新的認識。有可能使大塊的鈾產生核連鎖反應，在這種反應中，可能發放出巨量的能和無數的放射物質。看來，幾乎可以肯定，在不遠的將來，這就可成為事實。這就會有可能製造出新型的炸彈。鑒於此，請考慮政府是否應與研究連鎖反應的物理學家們建立某種永久性的聯係。據我所知，德國已經停止出售它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鈾了。”
羅斯福寫了回信，對此表示感謝，但並未采取大力行動，他隻為此在一年內撥款6萬美元。愛因斯坦看到問題的嚴重性，1940年3月7日，再次寫信給羅斯福說：“去年，由於我認識到對鈾的研究可能會產生影響國家的重大結果，我曾認為有責任向政府提請注意這方麵的可能性。自從戰爭爆發以來，德國已大大加強了對鈾的興趣。我現在已獲悉，德國正在極秘密的情況下從事這項研究。”
在愛因斯坦的再次敦促下，羅斯福才決定全麵展開對原子彈的研究，並取得了成功。假如德國搶先造出原子彈，這個世界可能已變成灰燼了。命也乎，命也乎！
但愛因斯坦本人非常謙虛，他在1945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宣布：“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是原子能量釋放之父。我在這件事中的作用是非常間接的。事實上我並沒有預見到在我有生之年會實現此事，我隻不過是相信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他希望將來能有一個超國家政府來管理原子能。
宗教情懷
愛因斯坦的宗教信仰曆程幾乎與林語堂先生一樣。他們都因家庭傳統而在幼年就成了宗教信徒。然而皆因接觸科學而反叛宗教，到晚年又重新皈依宗教。1936年，有一名小女孩寫信給愛因斯坦問他是否做禱告。他回答說：“科學家很難相信可以憑禱告而影響事情的發展。但另一方麵，凡認真從事科學工作的人都會相信自然法則中體現著一種精神，它大大地超過人。因此，我們作為隻有微弱力量的人，必須謙卑向它臣服。因此，專心科學就會產生一種宗教情緒，這是一種特殊的宗教，它與較無知的人的宗教是兩碼事。”
他給他的宗教起了一個新名詞，叫作“宇宙宗教”（cosmic religion）。
1939年5月，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發表談話說：“在過去150年來，人們廣泛地認為，知識與信仰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高層知識界人士認為用知識替代信仰的時代早已到來了。他們認為沒有知識根據的信仰就是迷信，因此必須加以反對。然而，此論有一個大漏洞。因為引導我們行動和判斷的那些信念是不能完全從硬邦邦的科學方法中取得的。科學隻能教導我們事物是如何聯係和互為影響的。你們當然不會懷疑我輕視科學工作者的成就和他們在領域內所作出的英雄功績。但同樣清楚的是：關於‘是什麽’的知識並不能直接打開‘應當是什麽’的大門。你可以掌握關於‘是什麽’的最充分的知識，但仍不能從這裏演繹出我們人類生存的目標應當是什麽。”
“客觀的知識的確可以為我們提供有力的工具去完成某些目的，但那個最後目標和達到這一目標的渴望必須來自另一來源。這裏我們就碰上了純理性的局限。”
他在他嶽母的葬禮上說過：“上帝的創造，也由上帝收回，感謝上帝吾主。”
更重要的是他還為我們留下一句名言：“科學沒有宗教是跛子，宗教沒有科學是瞎子。”
人權鬥士
50年代是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橫行的日子，愛因斯坦作為人權鬥士一直在為人權而呼籲。其中最有名的案件是弗勞恩拉斯事件。弗是紐約布魯克林詹姆斯·麥迪遜中學的英語教員，參議院國內安全委員會認為他是“不安全分子”，要他到委員會去作證。弗根據憲法的人權條例第五條，拒絕前往作證。結果被開除教員籍。他向愛因斯坦訴說了案情，後者回了他一封信，其中說：“我國知識分子今天所麵臨的現狀非常嚴重。反動的政治人物們利用外來危險為借口，已經向公眾灌輸了對知識探索的懷疑。在初步成功的基礎上，他們現在又著手要鎮壓教學的自由，並要剝奪那些不願俯首帖耳的人的工作職位。對這種醜惡行徑，知識分子的少數派應如何對付呢？我認為隻能采取甘地式的不合作主義革命行動。凡被召至國會委員會作證的人應當拒絕作證，他應當做好坐牢和經濟破產的準備，也就是為了我國的文化福利而犧牲自己的個人福利。”
愛因斯坦的這封信引起了軒然大波。《華盛頓郵報》責問道：“有些國會委員會的調查做得太極端了，愛因斯坦博士對此表示強烈不滿，美國人民與他是有同感的。但是，我們認為這位大物理學家號召被國會傳召的‘知識分子’拒絕到國會作證是歪道歪理。為什麽‘知識分子’可以享受別的公民所並不享受的特殊豁免呢？如果人們都聽從愛因斯坦博士的勸告，寧可坐牢而不願作證，我們的代議製政體豈不要癱瘓嗎！”
愛因斯坦在1954年3月14日《紐約時報》上作答曰：“在原則上講，保衛憲法權利是人人一樣的。但知識分子的地位有點特殊，因為由於他們所受的特殊訓練，他們對公眾輿論的形成產生特殊強烈的影響。這也就是為什麽那些想誤導我們接受威權政府的人特別注意知識分子並要脅迫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就特別要盡他們的重要責任。對任何違犯個人憲法權利的圖謀，我認為，拒絕合作就是我們的責任。”
崇尚甘地的非暴力主義
愛因斯坦是甘地非暴力主義的熱烈擁護者。早在1931年，他就寫信給甘地說：“你所做的一切顯示我們可以不訴諸暴力來完成我們的理想。我們能夠用非暴力的方法征服那些主張使用暴力的人，你的榜樣將啟發人類通過國際資助和合作以保證世界和平的方法來終止暴力衝突。”
1939年，愛因斯坦為甘地70壽辰寫了一篇短文，內稱：“甘地的一生在人類政治史上是很獨特的。他發展了一種全新的人道的方法來引導他的人民從事解放鬥爭，他已經全心全意地實施了這一辦法。它對整個文明世界中能自覺地思考問題的人所產生的道義影響可能要比我們這個過分強調武力方法的時代中所使用的方法更深遠得多。”
1952年，他又說：“甘地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他指出了我們該走的道路。他證明，人隻要發現正確的道路，他就可以作出多大的犧牲。他為印度解放事業所做的工作是活生生的見證，證明建立在不可動搖的信念之上的人的意誌要比表麵看來不可一世的物質力量更為有力量。”
愛因斯坦認為：“在我們這個道德敗壞的時代中，甘地是代表人類關係中的高尚概念的唯一政治家。”
1955年，愛因斯坦因心髒病逝世。
中國的周培源博士在紀念愛因斯坦的一次會上說：“我們紀念他，就是要學習他崇尚理性，關心人，尊重人，反對偶像崇拜，反對專斷的民主精神；學習他言行一致，表裏一致的坦白胸懷；學習他為追求真理和為人類謀福利的目標始終如一的人生態度。”
愛因斯坦還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特征是科學研究碩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術應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為此感到歡欣鼓舞。但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技巧並不能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於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對人類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如果人類要保持自己的尊嚴，要維護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樂趣，那就該全力保衛這些聖人所給予我們的一切，並使之發揚光大。”
傳記作家沃爾特·伊薩克森則對愛因斯坦作了如下的總結。他寫道：
愛因斯坦像是一名園丁為花圃除草去蕪。物理學家斯莫林評論道：“我相信讓愛因斯坦成就非凡的主要原因是一種道德特質。他就是比大部分同行更關心物理法則在解釋自然萬物時必須融合一貫。”
愛因斯坦對於統一的本能，也烙印在個性中與反映在政治觀上。如同他追尋科學上支配宇宙的統一理論，在政治上也追求可以統管地球的統一理論，期盼透過全世界共通的原則實踐世界聯邦主義，克服民族主義脫韁失序所造成的混亂狀態。
也許他個性中最重要的一麵是他樂意成為一個非遵循舊規的角色。當他在接近生命盡頭為新版伽利略傳作序時，他歌頌了這樣一種態度：“我認為伽利略的研究中有一個重點，便是熱情挑戰各種權威教條。”
愛因斯坦在1905年作出的突破，其實普朗克、龐加萊和洛倫茲全都隻差臨門一腳了，可惜他們被權威教條限製住了。唯有愛因斯坦叛逆成性，能夠將數百年來定義科學的傳統思考拋棄丟掉。
不因循舊規的快樂，讓他看到普魯士軍人踢正步便倒退三步。這種個人觀點也演變成政治觀點。他挺身而出抗議壓抑心智自由的專製政權，包括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到麥卡錫主義皆然。
愛因斯坦的基本信條是認為自由為創造力之命脈。他表示，“科學發展和精密創造皆需要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即不受獨裁和社會偏見所限製。他覺得，培育這種精密應該是政府的基本角色與教育任務。”
有一套簡單的公式可定義愛因斯坦的觀點。創造力需要樂於不因循盲從，需要培育自由心智和與自由精神，更需要培養“包容的精密”。包容之基石在於謙遜。他相信沒人有權利將想法和信仰強加於他人身上。
世上已見過許多莽撞的天才。愛因斯坦之所以特別，在於其聰明才智受謙遜陶冶。在人生孤獨的旅程中怡然自得，對於自然造化之美永遠保持謙遜敬畏之心。他寫道：“宇宙法則中彰顯出一種超越人類的精神靈魂，力量平庸的我們必須謙卑以對。在此方式下，追求科學有一種特別的宗教威覺。”“萬物和諧共存彰顯上帝存在”才是正道。
愛因斯坦認為，這份崇敬的感覺、宇宙性的宗教正是所有藝術和科學的泉源，並且一路指引他。他表示：“當我判斷一個理論時，我會問自己，如果是上帝，會不會這樣安排世界？”
他優雅地融合了自信和敬畏之情，使他在人世間發光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