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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善結人緣事事圓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曾國藩
人是社會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際關係也越複雜。通常說人是最複雜的動物，實際是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難處理。曾國藩一路衝殺，從鄉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員，在中央十餘個部門任職，在地方曆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要職，由此，可以推想，人際關係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際網絡以及各項原則。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節，是曾國藩在京城度過的第一個傳統節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為翰林院的一員，他要參加黎明時在太和殿舉行的朝賀大典。隆重的儀式舉行完畢後，曾國藩回到家中，拜見父親後，即去各處拜年。此後接連四天，曾國藩每天都是馬不停蹄，先走完內城，隨後走東城、西城。
他拜年的順序是先拜老師，這些老師是曾國藩學習的榜樣，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員，他們多在內城居住，因此，曾國藩初一當天，即從棉花六條胡同的寓所，拜見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師們。這是曾國藩關係網中的第一個層麵。
初二這一天，曾國藩前往各處拜訪湖廣同鄉。當時，湖南已是獨立的省份，但明朝時還歸湖廣省管轄，因此，曾國藩拜訪的同行不僅包括了寓居京師的湖南籍官員，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這則是曾國藩交際圈中的第二個層麵。
第三個層麵是所謂“同年”，即同學，按《曾國藩日記》載，這又包括甲午鄉試同年，及戊戌會試同年兩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1834），這一年曾國藩高中舉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這一年曾國藩正式躋身士林，成為曾門的第一個進士。這也是曾國藩走向社會的關係基礎。
對於師長輩的，曾國藩在交往中貫穿一個“敬”字，比如對他的老師吳文鎔，逢年過節，自然拜謝有加，吳升任江西巡撫赴任時，曾國藩早早起來，一直送到彰儀門外。
祁雋藻，號春浦，當時頗得皇帝寵信，也屬師長輩，曾國藩自然少不了與之往來。他知道祁喜愛字畫，於是，親自到琉璃廠買了最好的宣紙，給祁寫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個，恭恭敬敬送上，讓祁高興不已。
對於鄉輩同僚，他在交往中貫穿一個“謹”字，即保持一定距離，不可過分親近，但必須盡職盡責。比如他主持湖廣會館事務，每逢節令時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對於同年，他在交往中貫穿一個“親”字。曾國藩說，同學情誼在所有親情之外是最相親誼的。這種感情不源於天然，但又勝過天然。因此，他主張對同年要有求必應，盡己力而為之。
如果說上述交待的是曾國藩在京師最初的人際關係和他的交際原則，那麽，他與穆彰阿的關係，便是成功的實例。
其實，任何一個成功者，其發展都有軌跡可尋。尤其是關鍵時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遷。曾國藩的“發跡”當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倚人而立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國藩而立之年。“彈指人間三十春”，歲月匆匆，懷抱“無窮誌願”的他或該有所作為了吧！
5月18日，曾國藩迎來了庶常館散館考試之日，題《正大光明殿賦》，詩題《賦得“人情以為田”》。次日出單，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檢討。檢討雖是小官，品秩不高（從七品），但卻是曾國藩入仕為官的開端。由此而起，他春風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不到十年連升十二級，成為二品大員，可謂幸運之至了。我們不妨順著曾國藩的《家書》、《日記》，勾勒出一幅“曾國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國史館協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為皇室服務機構，雍正後與翰林院同為“儲才重地”，性質完全一樣，故並稱“翰詹”），臨考前，曾國藩如坐針氈，倉皇失措。他在《日記》中寫道：“初十日大考，聞之甚覺驚惶……恐進場難完卷也。”曾國藩何以如此“驚惶”？
原來，道光年間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幾年，不是總督、巡撫，便是尚書、侍郎，所以，有人說，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撫缺補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敗，成為“窮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對“天子門生”、“玉堂神仙”的翰林們來說，簡直成了命運攸關的大事，豈敢等閑視之！大考俗稱“翰林出痘”，升黜所係，麵對大考，無不誠惶誠恐，有詩雲：“金項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難怪曾國藩聞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來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僅滿四年，也大出曾國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這次大考，曾國藩的“成績”完全出乎他自己預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訊，曾國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曾國藩喜不自勝，4月22日在給祖父母的信中說：“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惟陳文肅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胡雲閣（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種得意之形，顏喜之狀，如在目前。
清代官員的官階分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從之別，人稱“九品十八級”。如果說曾國藩初官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那麽，翰林院侍講就是從五品了，三年之中連躍四級，官升得不可謂不快。此後，曾國藩更是官運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禦門，曾國藩再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從四品）。皇上每年禦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禦門之日簡放、補缺。曾國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轉補翰林院侍讀），是禦門時特耀的，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報”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國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榮膺高官，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內閣學士為從二品，如兼侍郎銜，就是正二品，難怪曾國藩在《稟祖父》書中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這年他僅37歲，“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國藩升授禮部侍郎，此後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稱“侍郎專家”。
曾國藩從1840年入仕為官，到1847年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間連躍六品十二級，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這對生長在深山野嶺、從黃土地裏走出來的曾國藩來說，可謂“朝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這是曾國藩特別感到自負的。仕途如此順遂，連曾國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字岱雲，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無坦白地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曾國藩如此飛黃騰達、官運亨通，當然不無原因，這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謂內在的原因，即曾國藩本人學有專長，為士林所嘉許。所謂外在的原因；說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幫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後台，不然，能耐再大，沒有機緣，也是枉然，這是帝製時代的一大特色。曾國藩官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人”緣引，這個人就是紅得發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對穆、曾關係及穆在曾“速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別號雲槳仙人，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嘉慶十年）中進士，由翰林累官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淵殿大學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軍機大臣達20餘年之久。雅片戰爭中，他包庇走私煙販，阻撓林則徐禁煙，誣陷林則徐、鄧廷楨，主張妥協投降，支持耆英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道光朝，“穆相最為貪黷”，後有人作詩雲：“名徇權利，昔聞順與彰”，把穆彰阿及肅順視為招權納賄的典型。穆彰阿不僅貪，而且頗善於玩弄權術，對上以欺罔蒙蔽為務，對下一意結黨營私。史載，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正庶吉上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權，網羅私黨，培植親信的，以致於門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稱“穆黨”。1838年，曾國藩三上春鬧，穆彰阿為春鬧大總裁，二人從此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亦從此成為“穆黨”中人。在曾國藩《日記》中，曾、穆交往的記述，不絕如縷。穆位高權尊，曾托庇於他，是順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當然，還有幾分阿諛奉迎的本領，自然深受穆的賞識。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次拜訪，成為曾國藩飛黃騰達的新起點。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幾乎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極為明顯的。一些稗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見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晨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以後，曾國藩便恩寵有加，平步青雲。不難想見，穆彰阿在曾國藩升遷過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黨中人，他怎會有“速化”若此的官運！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鹹豐皇帝即位後，穆彰阿被罷免，永不敘用，曾國藩似乎沒受到牽連，因此，有人認為曾國藩不算穆黨。但整個鹹豐年間，清政府對他時冷時熱，忽信忽疑，遲遲不願把地方督撫大權交給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處處碰壁，似乎又說明與“穆案”有關！
立式大智慧
“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後台，不然，能耐再大，沒有機緣，也是枉然，這是帝製時代的一大特色。曾國藩官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善結人緣，“有人”緣引。
——曾國藩
人是社會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際關係也越複雜。通常說人是最複雜的動物，實際是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難處理。曾國藩一路衝殺，從鄉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員，在中央十餘個部門任職，在地方曆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要職，由此，可以推想，人際關係是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際網絡以及各項原則。
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春節，是曾國藩在京城度過的第一個傳統節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為翰林院的一員，他要參加黎明時在太和殿舉行的朝賀大典。隆重的儀式舉行完畢後，曾國藩回到家中，拜見父親後，即去各處拜年。此後接連四天，曾國藩每天都是馬不停蹄，先走完內城，隨後走東城、西城。
他拜年的順序是先拜老師，這些老師是曾國藩學習的榜樣，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員，他們多在內城居住，因此，曾國藩初一當天，即從棉花六條胡同的寓所，拜見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師們。這是曾國藩關係網中的第一個層麵。
初二這一天，曾國藩前往各處拜訪湖廣同鄉。當時，湖南已是獨立的省份，但明朝時還歸湖廣省管轄，因此，曾國藩拜訪的同行不僅包括了寓居京師的湖南籍官員，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這則是曾國藩交際圈中的第二個層麵。
第三個層麵是所謂“同年”，即同學，按《曾國藩日記》載，這又包括甲午鄉試同年，及戊戌會試同年兩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1834），這一年曾國藩高中舉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這一年曾國藩正式躋身士林，成為曾門的第一個進士。這也是曾國藩走向社會的關係基礎。
對於師長輩的，曾國藩在交往中貫穿一個“敬”字，比如對他的老師吳文鎔，逢年過節，自然拜謝有加，吳升任江西巡撫赴任時，曾國藩早早起來，一直送到彰儀門外。
祁雋藻，號春浦，當時頗得皇帝寵信，也屬師長輩，曾國藩自然少不了與之往來。他知道祁喜愛字畫，於是，親自到琉璃廠買了最好的宣紙，給祁寫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個，恭恭敬敬送上，讓祁高興不已。
對於鄉輩同僚，他在交往中貫穿一個“謹”字，即保持一定距離，不可過分親近，但必須盡職盡責。比如他主持湖廣會館事務，每逢節令時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對於同年，他在交往中貫穿一個“親”字。曾國藩說，同學情誼在所有親情之外是最相親誼的。這種感情不源於天然，但又勝過天然。因此，他主張對同年要有求必應，盡己力而為之。
如果說上述交待的是曾國藩在京師最初的人際關係和他的交際原則，那麽，他與穆彰阿的關係，便是成功的實例。
其實，任何一個成功者，其發展都有軌跡可尋。尤其是關鍵時刻，必有人相助，才能破格升遷。曾國藩的“發跡”當然有其自身的因素，但也不排除他倚人而立這一原因。
道光二十年（1840）是曾國藩而立之年。“彈指人間三十春”，歲月匆匆，懷抱“無窮誌願”的他或該有所作為了吧！
5月18日，曾國藩迎來了庶常館散館考試之日，題《正大光明殿賦》，詩題《賦得“人情以為田”》。次日出單，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檢討。檢討雖是小官，品秩不高（從七品），但卻是曾國藩入仕為官的開端。由此而起，他春風得意，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不到十年連升十二級，成為二品大員，可謂幸運之至了。我們不妨順著曾國藩的《家書》、《日記》，勾勒出一幅“曾國藩的升官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11月8日，派國史館協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4月9日大考翰詹（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原為皇室服務機構，雍正後與翰林院同為“儲才重地”，性質完全一樣，故並稱“翰詹”），臨考前，曾國藩如坐針氈，倉皇失措。他在《日記》中寫道：“初十日大考，聞之甚覺驚惶……恐進場難完卷也。”曾國藩何以如此“驚惶”？
原來，道光年間最重翰詹，翰詹得第，要不了幾年，不是總督、巡撫，便是尚書、侍郎，所以，有人說，道光朝“好用翰詹，牧守缺放以翰詹，司道缺升以翰詹，督撫缺補以翰詹，一似翰詹皆能文能武者”。反之，一旦大考失敗，成為“窮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因此，大考翰詹，對“天子門生”、“玉堂神仙”的翰林們來說，簡直成了命運攸關的大事，豈敢等閑視之！大考俗稱“翰林出痘”，升黜所係，麵對大考，無不誠惶誠恐，有詩雲：“金項朝珠掛紫貂，群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難怪曾國藩聞考失色，不知所措了。向來大考，一般六年一次，距上次大考僅滿四年，也大出曾國藩意料之外，因此，感到太突然。
這次大考，曾國藩的“成績”完全出乎他自己預料之外。4月12日，忽得喜訊，曾國藩名列二等第一。第二天，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曾國藩喜不自勝，4月22日在給祖父母的信中說：“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惟陳文肅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讀，近來胡雲閣（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種得意之形，顏喜之狀，如在目前。
清代官員的官階分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從之別，人稱“九品十八級”。如果說曾國藩初官翰林院檢討，為從七品，那麽，翰林院侍講就是從五品了，三年之中連躍四級，官升得不可謂不快。此後，曾國藩更是官運亨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10月24日，道光帝禦門，曾國藩再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從四品）。皇上每年禦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禦門之日簡放、補缺。曾國藩至此有三次升官（另外一次是1月14日轉補翰林院侍讀），是禦門時特耀的，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報”了。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7月13日，曾國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榮膺高官，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內閣學士為從二品，如兼侍郎銜，就是正二品，難怪曾國藩在《稟祖父》書中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這年他僅37歲，“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了。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2月14日，曾國藩升授禮部侍郎，此後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人稱“侍郎專家”。
曾國藩從1840年入仕為官，到1847年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年間連躍六品十二級，這在當時是不多見的。這對生長在深山野嶺、從黃土地裏走出來的曾國藩來說，可謂“朝為田舍郎，幕登天子堂”，這是曾國藩特別感到自負的。仕途如此順遂，連曾國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給友人陳源兗（字岱雲，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信中不無坦白地說：
“回思善化館中，同車出入；萬順店內，徒步過從，疏野之性，肮髒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數人，亦未敢為此不近情之稱許。”
曾國藩如此飛黃騰達、官運亨通，當然不無原因，這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謂內在的原因，即曾國藩本人學有專長，為士林所嘉許。所謂外在的原因；說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幫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後台，不然，能耐再大，沒有機緣，也是枉然，這是帝製時代的一大特色。曾國藩官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人”緣引，這個人就是紅得發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對穆、曾關係及穆在曾“速化”過程中的關鍵作用不能不作些考察。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樸，號鶴舫，別號雲槳仙人，滿洲鑲藍旗人。1805年（嘉慶十年）中進士，由翰林累官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淵殿大學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軍機大臣達20餘年之久。雅片戰爭中，他包庇走私煙販，阻撓林則徐禁煙，誣陷林則徐、鄧廷楨，主張妥協投降，支持耆英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道光朝，“穆相最為貪黷”，後有人作詩雲：“名徇權利，昔聞順與彰”，把穆彰阿及肅順視為招權納賄的典型。穆彰阿不僅貪，而且頗善於玩弄權術，對上以欺罔蒙蔽為務，對下一意結黨營私。史載，穆彰阿“自嘉慶以來，典鄉試三，典會試五，凡複試、殿試、朝考、教正庶吉上散館考差，大考翰詹，無歲不與衡文之役”。他正是利用衡文大權，網羅私黨，培植親信的，以致於門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稱“穆黨”。1838年，曾國藩三上春鬧，穆彰阿為春鬧大總裁，二人從此有了師生之誼，曾國藩亦從此成為“穆黨”中人。在曾國藩《日記》中，曾、穆交往的記述，不絕如縷。穆位高權尊，曾托庇於他，是順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當然，還有幾分阿諛奉迎的本領，自然深受穆的賞識。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為總考官，交卷後，穆彰阿便向曾國藩索取應試詩賦，曾國藩隨即回住處謄清，親自送往穆宅。這次拜訪，成為曾國藩飛黃騰達的新起點。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滯留未動，從此之後，幾乎年年升遷，歲歲加銜，五年之內由從七品一躍而為二品大員，前後的變化是極為明顯的。一些稗史曾對曾國藩官運的這一轉機作過生動的描述：“一天，曾國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見的諭旨，當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暫歇。第二天到了皇宮某處，卻發現並非往日等候召見的地方，結果白白等了半天，隻好退回穆宅，準備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問曾國藩說：‘汝見壁間所懸字幅否？’見國藩答不上來，穆悵然曰：‘機緣可惜’。因躊躇久之，則召幹仆某諭之曰：‘汝亟以銀四百兩往貽某內監，囑其將某處壁間字幅炳燭代錄，此金為酬也。’明晨入覲，則皇帝所問皆壁間所懸曆朝聖訓也。以是奏對稱旨，並諭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誠然。’”從此以後，曾國藩便恩寵有加，平步青雲。不難想見，穆彰阿在曾國藩升遷過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黨中人，他怎會有“速化”若此的官運！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鹹豐皇帝即位後，穆彰阿被罷免，永不敘用，曾國藩似乎沒受到牽連，因此，有人認為曾國藩不算穆黨。但整個鹹豐年間，清政府對他時冷時熱，忽信忽疑，遲遲不願把地方督撫大權交給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處處碰壁，似乎又說明與“穆案”有關！
立式大智慧
“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後台，不然，能耐再大，沒有機緣，也是枉然，這是帝製時代的一大特色。曾國藩官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善結人緣，“有人”緣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