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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節 為“小民生計”著想
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
——曾國藩
由於曾國藩的地位，他的處世，不可能隻限於常人之間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會涉及到國家外交等方麵的大事。
曾國藩提出了在對外交涉中須“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主張。強調指出：“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執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總體說來，中國正“漸圖自強”，為了贏得時間，應當在“堅守條約”的前提下予以力爭。他說：“與洋人交際，豐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這就說明，曾國藩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思想運用於外交事務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時在有關問題上抵拒抗爭的一麵，同時，又因為總體方針是堅守條約，故又帶有極大妥協性。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國內農民起義尚未鎮壓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麵開始形成。曾國藩積極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全力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之後，必須考慮“禦侮”的問題。其基本設想是：“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永無一自強之日。”為了爭得十年、或二十年時間的和平環境，在總結前段經驗教訓之後，他強調維持和遵守不平等條約的重要性，明確指出：“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圍繞著以遵守不平等條約為基本準繩而進行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這個中心，我們可以就曾國藩在處理對外交涉中一些具體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關於“華洋會剿”的問題，曾國藩先是表示反對，繼則認為條約所未規定開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複，再則，既已借助，就得以禮相待，不能再生枝節。
在用中國之錢購買外國船隻，由英國人組織艦隊的問題上，曾國藩也表示了“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立場。
1861年8月，曾國藩曾向清廷上了一個關於購置外國船炮的奏疏，主張用實力武裝水師，以清軍將領主辦其事；他在給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須“操縱自如，指揮由我”，每船隻“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習槍習火”。然而，代辦購置船炮事務的英國人李泰國，妄圖以英國海軍大尉阿思本為艦隊司令，艦上全用英國人，陰謀使這支中國購買的艦隊，成為外國人所控製的侵華工具。曾國藩認為，這是喧賓奪主，“前則大掠資財，割剝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國威，”他明確指出：“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這種長他人威風，滅自己誌氣的引狼入室的作法萬萬使不得。曾國藩堅持民族大義，維護國家主權，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妥善解決此事的兩條對策。下策是於所購七船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按：蔡氏時為湘軍將領）統帶，配用華兵”；上策是給洋兵“趕即撥給薪工經費，責成阿思本迅速押帶回國，並將狡獪異常之李泰國趁勢革退，不準再幹預中國事務”。至於所費一百多萬兩銀子，要盡數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屬無關緊要。”應以維護主權為重。在曾國藩等人的“苦爭”和堅決反對之下，“李泰國先生失掉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之肥缺，阿思本艦長沒有當成一名滿清的水師提督。”
在關於西方列強利用通商條約掠奪中國資財，擴大經濟侵略特權的問題上，曾國藩表現了既在總體上“堅守條約”的一麵，又體現了他即使條約已定，在有關問題上也應“苦爭”和抗拒的一麵。當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英、法、俄等國逼簽的有關條約中的通商條款公布以後，曾國藩對外國商品傾銷中國市場的危害性予以特別關注。他主張改變以大臣“統轄江、楚、蘇、漸、閩，粵六省數千裏之遠”，以至形成“鞭長莫及”的狀況，強化地方政權以應付“白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遍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采茶於深山”的局麵。
對於洋人以條約為憑恣意擴大條約以外如在中國建造鐵路、私運鹽米販賣剝奪“小民生計”，傳教城鎮鄉村“以邪教誘惑”殘害中國人民之事，曾國藩分別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爭。他反複指出：“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門迪商，長江通商，生汁日蹩，小民困苦尢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販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機，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當他發覺洋商違例私運鹽米，違反條約規定的情況後，憤怒指責英國人“白齊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將該犯交出，即係洋官袒庇之明證。”堅決主張中國“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強調，此後於船隻經過之處：“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後，令洋漢一律嚴懲，”對於洋商無理提出減輕落地稅，加收華商行商稅銀的要求，曾國藩立即照會對方“批駁不行”。隨後，洋商又慫恿公使對總理衙門施加種種壓力，企圖逼迫撤去落地稅，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外國人這樣做的目的，乃是為了能“壟斷獨登”。因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議總理衙門洞察其好，善籌對策。
1867年，當外國侵略者借修約之機，提出在中國設電報、築鐵路等要求時，曾國藩多次在奏折和給友朋的書劄中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他說：“小輪舟、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奪內地之利；自華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說：“至鐵路、輪船、行鹽、外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因為，在“今日中國多事，洋人方張，我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頤內地生民之困”。他在這個問題上總的“力爭”方針是，作為一個中國官吏，應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極力為“小民生計”著想，這是天經地義之職責所在。他說：“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要挾多端，也要力爭。“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大臣為中國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辦，甚至因此而致決裂”也不要怕，因為“我以救民生而動兵，並非爭虛議而開釁，上可以對大地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所以，在這方麵之利一定要爭，“中尤所懼，後無所悔。”
立世大智慧
作為一個中國官吏，應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極力為“小民生計”著想，這是天經地義之職責所在。他說：“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要挾多端，也要力爭。
——曾國藩
由於曾國藩的地位，他的處世，不可能隻限於常人之間及日常生活的小事，更會涉及到國家外交等方麵的大事。
曾國藩提出了在對外交涉中須“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主張。強調指出：“凡與洋人交際，小事可許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許者，宜始終堅執力爭。若小事處處爭競，則大事或反有放鬆之時，不分大小，朝夕爭辯，徒為彼族所輕視也。”總體說來，中國正“漸圖自強”，為了贏得時間，應當在“堅守條約”的前提下予以力爭。他說：“與洋人交際，豐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這就說明，曾國藩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思想運用於外交事務之中，就形成了他有時在有關問題上抵拒抗爭的一麵，同時，又因為總體方針是堅守條約，故又帶有極大妥協性。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國內農民起義尚未鎮壓下去，“中外和好”的局麵開始形成。曾國藩積極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即全力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之後，必須考慮“禦侮”的問題。其基本設想是：“苟欲捍禦外侮，徐圖自強，非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艱巨，畏縮不為，俟諸後人，則永無一自強之日。”為了爭得十年、或二十年時間的和平環境，在總結前段經驗教訓之後，他強調維持和遵守不平等條約的重要性，明確指出：“道光庚子以後，辦理夷務，失在朝和夕戰，無一定之至計。遂至外患漸深，不可收拾。……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圍繞著以遵守不平等條約為基本準繩而進行的“大事苦爭，小事放鬆”這個中心，我們可以就曾國藩在處理對外交涉中一些具體事例作些分析考察。
關於“華洋會剿”的問題，曾國藩先是表示反對，繼則認為條約所未規定開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複，再則，既已借助，就得以禮相待，不能再生枝節。
在用中國之錢購買外國船隻，由英國人組織艦隊的問題上，曾國藩也表示了“大事苦爭，小事放鬆”的基本立場。
1861年8月，曾國藩曾向清廷上了一個關於購置外國船炮的奏疏，主張用實力武裝水師，以清軍將領主辦其事；他在給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須“操縱自如，指揮由我”，每船隻“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習槍習火”。然而，代辦購置船炮事務的英國人李泰國，妄圖以英國海軍大尉阿思本為艦隊司令，艦上全用英國人，陰謀使這支中國購買的艦隊，成為外國人所控製的侵華工具。曾國藩認為，這是喧賓奪主，“前則大掠資財，割剝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國威，”他明確指出：“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這種長他人威風，滅自己誌氣的引狼入室的作法萬萬使不得。曾國藩堅持民族大義，維護國家主權，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妥善解決此事的兩條對策。下策是於所購七船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按：蔡氏時為湘軍將領）統帶，配用華兵”；上策是給洋兵“趕即撥給薪工經費，責成阿思本迅速押帶回國，並將狡獪異常之李泰國趁勢革退，不準再幹預中國事務”。至於所費一百多萬兩銀子，要盡數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屬無關緊要。”應以維護主權為重。在曾國藩等人的“苦爭”和堅決反對之下，“李泰國先生失掉了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之肥缺，阿思本艦長沒有當成一名滿清的水師提督。”
在關於西方列強利用通商條約掠奪中國資財，擴大經濟侵略特權的問題上，曾國藩表現了既在總體上“堅守條約”的一麵，又體現了他即使條約已定，在有關問題上也應“苦爭”和抗拒的一麵。當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英、法、俄等國逼簽的有關條約中的通商條款公布以後，曾國藩對外國商品傾銷中國市場的危害性予以特別關注。他主張改變以大臣“統轄江、楚、蘇、漸、閩，粵六省數千裏之遠”，以至形成“鞭長莫及”的狀況，強化地方政權以應付“白輪船入鄂以來，洋人蹤跡，幾遍沿江郡縣，或傳教於僻壤，采茶於深山”的局麵。
對於洋人以條約為憑恣意擴大條約以外如在中國建造鐵路、私運鹽米販賣剝奪“小民生計”，傳教城鎮鄉村“以邪教誘惑”殘害中國人民之事，曾國藩分別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抗爭。他反複指出：“軍興以來，中國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門迪商，長江通商，生汁日蹩，小民困苦尢告，迫於倒懸。今若聽洋人行鹽，則場商販之生路窮矣；聽洋人設機，則行店囤積之生路窮矣；聽小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窮矣。”當他發覺洋商違例私運鹽米，違反條約規定的情況後，憤怒指責英國人“白齊文所犯情罪重大，至今未將該犯交出，即係洋官袒庇之明證。”堅決主張中國“凡立一法出一令，期在必行。”強調，此後於船隻經過之處：“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後，令洋漢一律嚴懲，”對於洋商無理提出減輕落地稅，加收華商行商稅銀的要求，曾國藩立即照會對方“批駁不行”。隨後，洋商又慫恿公使對總理衙門施加種種壓力，企圖逼迫撤去落地稅，曾國藩一針見血地指出：外國人這樣做的目的，乃是為了能“壟斷獨登”。因為，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建議總理衙門洞察其好，善籌對策。
1867年，當外國侵略者借修約之機，提出在中國設電報、築鐵路等要求時，曾國藩多次在奏折和給友朋的書劄中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他說：“小輪舟、鐵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則以外國而占奪內地之利；自華民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強而占奪貧民之利，皆不可行。”又說：“至鐵路、輪船、行鹽、外棧等事，害我百姓生計，則當竭力相爭；”因為，在“今日中國多事，洋人方張，我不能因曲徇和議，而不頤內地生民之困”。他在這個問題上總的“力爭”方針是，作為一個中國官吏，應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極力為“小民生計”著想，這是天經地義之職責所在。他說：“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要挾多端，也要力爭。“即使京師勉強應允，而中國億萬小民窮極思變，與彼為仇，亦斷非中國官員所能禁止。中國大臣為中國之百姓請命，不患無辭置辦，甚至因此而致決裂”也不要怕，因為“我以救民生而動兵，並非爭虛議而開釁，上可以對大地列聖，下可以對薄海蒼生”。所以，在這方麵之利一定要爭，“中尤所懼，後無所悔。”
立世大智慧
作為一個中國官吏，應在對外交涉過程中極力為“小民生計”著想，這是天經地義之職責所在。他說：“總就小民生計與之切實理論，自有顛撲不破之道。”如果洋人爭辯不休，要挾多端，也要力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