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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節 以誠、恕知天下
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又說，”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誌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曾國藩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中無一兵一勇，腳下無一寸土地，身無一分一文，雖然是個京官，在丁憂平缺其間，實際上等於一個普通鄉紳。而當時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勢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廣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戰，後來保衛長沙、轉戰江西均有戰功。可是，曾國藩卻能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各部的行動。後來雖與王鑫關係破裂，也是有多方麵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劉長佑、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洋等，也都接受曾國藩的指揮調度。在逐漸發展過程中，一些非湘籍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廣東人褚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禎等。
是什麽力量，使這些英雄豪傑、仁人誌士聚到了曾國藩的旗下？除以保國安民、維護各教、立誌殺賊為目標這個共同點使他們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國藩的人格力量。這人格力量產生於他所極力倡導，並軀履實踐的“誠”、“恕”二字，即“待人以誠，容人以恕”兩條。所謂“以誠恕如天下，則群倫影從”。
“待人以誠”，應該是所有為官為將為領袖者的一項基本品德。待人以誠，則人也可能待己以誠，這叫做以誠換誠；即使少數人不以誠待已，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權術，恃盛氣，挾私見，也可能得勢於一時，但最終會遭到曆史的唾棄。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深有感情地對諸弟說：“管子雲：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慨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見！
曾國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內容是《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麽，就要考慮到別人也會想到什麽，推己及人。曾國藩說：“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反過來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曾國藩說：“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貧，曰賤，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
曾國藩強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認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凡不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曆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曾國藩一向主張“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曾國藩奉行的“待人以誠以恕”的品德，集中體現在他正確地處理與左宗棠的關係上，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隻比曾國藩小一歲，但他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已四十一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入佐湖南巡撫張亮基，當了個“刑名師爺”。後張亮基遷為湖廣總督，左宗棠於鹹豐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齟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還牙，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候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也把“曾國藩”三字喻盡。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祭驁。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鹹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責備曾國藩說：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可見其語直，並非沒有情分。而是為主帥打氣，敬愛甚切之語。
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聞父喪，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他不待君命，舍軍奔喪，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對此也嘩然應和。這使曾國藩頗失眾望。第二年，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特登門拜訪，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求左宗棠篆書，表示謙抑之意，使兩人一度緊張的關係趨向緩和。
曾國藩的寬宏大度、不計前嫌，還表現在他在鹹豐十年後（1860年）對左宗棠的舉薦上。在這以前，曾國藩也曾舉薦過左宗棠。例如，鹹豐六年正月，曾國藩奏左宗棠接濟軍餉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剛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專軍事，忌者尤眾”，於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為永州鎮總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為此代巡撫駱秉章擬奏折，溫請將樊燮撤職查辦。誰知樊燮受人唆聳，向湖廣總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竟將這案子報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錢寶青審訊，傳左宗棠到武昌對籌。鹹豐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內外聞之者莫不震驚。駱秉章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上疏力辯其誣。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話。京中官員如待讀學士潘祖蔭，與左素不相識，也上疏痛陳“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繩批根”。
在這種情況下，鹹豐帝才有“棄瑕錄用”的旨意，肅順也趁機以人才難得進言。官文接旨後，才不再催左宗棠對簿，草草了結此案。此案剛發生之時，左宗棠曾寫信給友人，陳述自己的委曲與悲苦之情：“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近為官相所中傷。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當軸諸公尚有能知之涼之者，或可不預世網，然亦險矣！自念草野書生，毫無實用，連年因疊梓之故，為披發纓冠之舉，忘其愚賤，一意孤行，又複過蒙優獎，名過其實，其遭此謗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會試一遊京師，脫離此席，非敢再希進取，以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於是，左宗棠辭別駱秉章，於鹹豐十年正月離開長沙。他三月三日到達湖北襄陽，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猶未謙，網羅四布，足為寒心。”當時，正值襄陽大風雪，左宗棠想躋登廟堂之上，深感帝鄉不可期，擬委身江湖之遠，又憂讒畏譏。
當時，曾國藩駐軍宿鬆，胡林翼駐軍英山，議欲分三路進攻安慶。左宗棠來營暫避鋒芒，曾國藩熱情地接待了他，並連日與他商談。正在這時，四月初一日，特旨詢問曾國藩說：“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勢，戰勝攻取，調度有方。目下，賊氛甚熾，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該侍郎軍營，彈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著曾國藩酌量處理。”曾國藩立即於四月十三日上奏說：“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紮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桌等官，予以地方，彈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曾國藩與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極其潦倒，“四顧蒼茫”的時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國藩上述奏章，於四月二十日，諭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國藩的幕僚之一。曾國藩立即讓他回湖南募勇開赴江西戰場。過了幾個月，左宗棠軍在江西連克德興、婺源，曾國藩立即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專折為他和部屬報功請賞，並追述他以前的戰績說：“臣查左宗棠一軍，自移師景鎮，一聞貴溪警報，分路調撥，或迎頭痛擊，計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裏，連克三城，使狼奔須突之眾，喘息不得少定。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自此股剿敗之後，即有池州大股撲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鎮，亦惟左宗棠一軍獨當其衝。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可謂推崇備至。左宗棠因此得晉升為候補三品京堂。
至鹹豐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辦臣處軍務，募勇五千餘人，馳赴江皖之交，方慮其新軍難收速效，乃去冬堵黃文金大股，今春擊退李世賢大股，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而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朝廷立即照準。
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根據閩浙總督慶端、浙江巡撫王有齡之請，奏請派左宗棠援浙，並將在江西廣信、廣豐、玉山、饒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陸軍及昌國內河水師，統歸左宗棠就近節製調度，使左宗棠開始擁有較大的軍權。但左宗棠還來奔至杭州，杭州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被太平軍占領，杭州將軍瑞昌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均死於戰事。於是，曾國藩第四次上奏保舉左宗棠。他於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報說：“浙江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力生靈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於二十五日複奏統轄浙江軍務，已附片密清簡閣下為浙江巡撫。無論是否諭允，目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責無旁貸。”
果然，左宗棠於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為浙江巡撫，並根據曾國藩的奏請，朝命左的部下蔣益澧為浙江布政使。曾國藩一方麵請求辭掉自己節製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麵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寫道：“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為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真心實意地為清朝廷保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對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閩浙總督，仍署浙江巡撫，從此，與曾國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從被人誣告、走投無路的人，一躍而為封疆大吏，這樣一日千裏的仕途，固然出於他的才能與戰功，而如此不斷的報功保舉，也隻有曾國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國藩的聯中，深情地寫道：“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時人及後世常愛談曾、左交惡。其實，二人雖僅止於有齟齬，內裏卻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的“同心若金，攻錯若石”。共同的事業——中興清室，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因而成為曆史上的一段佳話，這也正是曾國藩“待人以誠恕”的最好例證。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鄉人，湘軍猛將，與鮑超齊名。太平軍稱鮑超為“豹子”，稱王珍為“斑虎”，斑虎一吼，世人都要為之三抖。
曾國藩最早編練的湘軍，隻有三營團勇，分由羅澤南、王珍、鄒壽璋統管，羅統中營，王統左營，鄒統右營，一營三百六十人，三營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時候，並無王珍的編製，但是，王一來湘軍即光芒大顯。王珍著有《練勇芻言》一書，湘軍後來的規矩製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話。
湘軍軍紀極嚴，而最嚴者，當首推王珍一軍，歐陽縣所著見聞瑣錄，言王珍軍紀，“士兵懷銀十兩者斬”，人多不解其故，實則王軍中士兵的銀，皆由營部直接撥交其家，兵士身懷十兩，不是搶劫，便是賭博，故殺之也。其它還有吃飯不給錢，買物不給錢，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謂其待部下過於嚴劾，即以此也。
曾國藩素來討厭誇大之人，王珍一日謂曾國藩曰：“招兵三千，即可滅此（注：指太平軍）大敵！”曾國藩聞之大駭，曾致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遊揚其善，宣暴於眾，冀為國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誌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禱祀求之者也。”
可是，這樣的信，對於王珍，並沒有發生效力，曾國藩致駱秉章書：“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禮飭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無片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製之意，同舟而赴敵國，肝膽而變楚越。”由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間，業已鬧翻。
但是盡管如此，曾氏仍然對王報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從，性質已經是背叛，曾氏卻不是小肚雞腸之輩，在關鍵時候仍然不忘時時關照王珍，絲毫沒有暗中排擠之舉。後來，江西林頭山大戰，王珍大破太平軍二十萬，為湘軍大樹聲威，名揚天下。曾氏隨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積勞成積，暴死軍中，世人無不痛惜。
曾國藩以誠懇待人的事件很多，如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偏躁，因曾國藩的書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著了嗎？趕快挪開！”曾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開了。曾國藩晚上掌燈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躁人嗎？”曾國藩又隻好低聲默誦。但不久，曾國藩中式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麽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才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鬧，替曾國藩抱不平，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息同學，安慰同室，無事一般，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之一斑了。
曾國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騙的時候。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氣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靠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何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
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默然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國藩雙手持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麽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熾，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噴飯”之餘，亦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清代有個叫錢大聽的人說得好：“誹謗自己而不真實的應付之一笑，不用辯解。誹謗確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養進步是不能製止的。”器量闊宏，使我們檢點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種魅力，一種人格的魅力，那不僅是對自己缺點的正視，而且也是對自身力量的自信。
立世大智慧
相交以誠，大度寬容，不僅使曾國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們對他的支持和真誠相助，給周圍的人產生了好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國藩少樹了許多仇敵。
——曾國藩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中無一兵一勇，腳下無一寸土地，身無一分一文，雖然是個京官，在丁憂平缺其間，實際上等於一個普通鄉紳。而當時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勢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廣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戰，後來保衛長沙、轉戰江西均有戰功。可是，曾國藩卻能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各部的行動。後來雖與王鑫關係破裂，也是有多方麵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劉長佑、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洋等，也都接受曾國藩的指揮調度。在逐漸發展過程中，一些非湘籍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廣東人褚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禎等。
是什麽力量，使這些英雄豪傑、仁人誌士聚到了曾國藩的旗下？除以保國安民、維護各教、立誌殺賊為目標這個共同點使他們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國藩的人格力量。這人格力量產生於他所極力倡導，並軀履實踐的“誠”、“恕”二字，即“待人以誠，容人以恕”兩條。所謂“以誠恕如天下，則群倫影從”。
“待人以誠”，應該是所有為官為將為領袖者的一項基本品德。待人以誠，則人也可能待己以誠，這叫做以誠換誠；即使少數人不以誠待已，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權術，恃盛氣，挾私見，也可能得勢於一時，但最終會遭到曆史的唾棄。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深有感情地對諸弟說：“管子雲：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慨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見！
曾國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內容是《論語》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麽，就要考慮到別人也會想到什麽，推己及人。曾國藩說：“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反過來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不欲人以虛偽待我，我便應不以虛偽待人；不欲人以權術待我，我便應不以權術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
曾國藩說：“聖門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貧，曰賤，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敗，曰辱，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淩人，預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氣淩我之身，或淩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
曾國藩強調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認為如果“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凡不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人，最終也不能立己達己，曆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曾國藩一向主張“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
曾國藩奉行的“待人以誠以恕”的品德，集中體現在他正確地處理與左宗棠的關係上，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稱“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露。左宗棠隻比曾國藩小一歲，但他屢試不中，科場失意，蟄居鄉間，半耕半讀。鹹豐二年，已四十一歲，才由一個鄉村塾師入佐湖南巡撫張亮基，當了個“刑名師爺”。後張亮基遷為湖廣總督，左宗棠於鹹豐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撫駱秉章幕共達六年之久。曾、左雖非同僚，卻同在湖南，常有齟齬。傳說，曾國藩見左宗棠為如夫人洗腳，笑著說：“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還牙，立即諷刺說：“賜同進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對左說：“季子才高，與吾意見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進去。左也絕不示弱，說：“藩候當國，問他經濟又何曾！”語涉鄙夷，也把“曾國藩”三字喻盡。這些傳之甚廣的言談，或為後代文人編造之辭，不足為信，但簡單的對話，確實反映了左宗棠個性的祭驁。
左宗棠頗有識略，又好直言不諱。鹹豐四年四月，曾國藩初次出兵，敗於靖港，投水自盡未遂，回到省城，垂頭喪氣，左宗棠責備曾國藩說：事情還未到不能辦的時候，自尋短見是不當的行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國藩無言以對。可見其語直，並非沒有情分。而是為主帥打氣，敬愛甚切之語。
鹹豐七年二月，曾國藩在江西瑞州營中聞父喪，立即返鄉。左宗棠認為他不待君命，舍軍奔喪，是很不應該的，湖南官紳對此也嘩然應和。這使曾國藩頗失眾望。第二年，曾國藩奉命率師援浙，路過長沙時，特登門拜訪，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聯，求左宗棠篆書，表示謙抑之意，使兩人一度緊張的關係趨向緩和。
曾國藩的寬宏大度、不計前嫌，還表現在他在鹹豐十年後（1860年）對左宗棠的舉薦上。在這以前，曾國藩也曾舉薦過左宗棠。例如，鹹豐六年正月，曾國藩奏左宗棠接濟軍餉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剛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專軍事，忌者尤眾”，於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為永州鎮總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為此代巡撫駱秉章擬奏折，溫請將樊燮撤職查辦。誰知樊燮受人唆聳，向湖廣總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竟將這案子報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錢寶青審訊，傳左宗棠到武昌對籌。鹹豐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內外聞之者莫不震驚。駱秉章與湖北巡撫胡林翼均上疏力辯其誣。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話。京中官員如待讀學士潘祖蔭，與左素不相識，也上疏痛陳“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繩批根”。
在這種情況下，鹹豐帝才有“棄瑕錄用”的旨意，肅順也趁機以人才難得進言。官文接旨後，才不再催左宗棠對簿，草草了結此案。此案剛發生之時，左宗棠曾寫信給友人，陳述自己的委曲與悲苦之情：“弟性剛才拙，與世多忤，近為官相所中傷。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當軸諸公尚有能知之涼之者，或可不預世網，然亦險矣！自念草野書生，毫無實用，連年因疊梓之故，為披發纓冠之舉，忘其愚賤，一意孤行，又複過蒙優獎，名過其實，其遭此謗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會試一遊京師，脫離此席，非敢再希進取，以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於是，左宗棠辭別駱秉章，於鹹豐十年正月離開長沙。他三月三日到達湖北襄陽，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猶未謙，網羅四布，足為寒心。”當時，正值襄陽大風雪，左宗棠想躋登廟堂之上，深感帝鄉不可期，擬委身江湖之遠，又憂讒畏譏。
當時，曾國藩駐軍宿鬆，胡林翼駐軍英山，議欲分三路進攻安慶。左宗棠來營暫避鋒芒，曾國藩熱情地接待了他，並連日與他商談。正在這時，四月初一日，特旨詢問曾國藩說：“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勢，戰勝攻取，調度有方。目下，賊氛甚熾，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應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辦團練等事，抑或調該侍郎軍營，彈得盡其所長，以收得人之效？著曾國藩酌量處理。”曾國藩立即於四月十三日上奏說：“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紮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桌等官，予以地方，彈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曾國藩與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極其潦倒，“四顧蒼茫”的時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國藩上述奏章，於四月二十日，諭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國藩的幕僚之一。曾國藩立即讓他回湖南募勇開赴江西戰場。過了幾個月，左宗棠軍在江西連克德興、婺源，曾國藩立即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專折為他和部屬報功請賞，並追述他以前的戰績說：“臣查左宗棠一軍，自移師景鎮，一聞貴溪警報，分路調撥，或迎頭痛擊，計十日之內，轉戰三百餘裏，連克三城，使狼奔須突之眾，喘息不得少定。實屬調度神速，將士用命。自此股剿敗之後，即有池州大股撲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鎮，亦惟左宗棠一軍獨當其衝。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而躍馬入陣，暮而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可謂推崇備至。左宗棠因此得晉升為候補三品京堂。
至鹹豐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辦臣處軍務，募勇五千餘人，馳赴江皖之交，方慮其新軍難收速效，乃去冬堵黃文金大股，今春擊退李世賢大股，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而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朝廷立即照準。
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根據閩浙總督慶端、浙江巡撫王有齡之請，奏請派左宗棠援浙，並將在江西廣信、廣豐、玉山、饒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陸軍及昌國內河水師，統歸左宗棠就近節製調度，使左宗棠開始擁有較大的軍權。但左宗棠還來奔至杭州，杭州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被太平軍占領，杭州將軍瑞昌與浙江巡撫王有齡均死於戰事。於是，曾國藩第四次上奏保舉左宗棠。他於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報說：“浙江竟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力生靈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於二十五日複奏統轄浙江軍務，已附片密清簡閣下為浙江巡撫。無論是否諭允，目下經營浙事，全仗大力，責無旁貸。”
果然，左宗棠於次年二月（1862年）即受命為浙江巡撫，並根據曾國藩的奏請，朝命左的部下蔣益澧為浙江布政使。曾國藩一方麵請求辭掉自己節製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麵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寫道：“以臣遙製浙軍，尚隔越於千裏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為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真心實意地為清朝廷保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對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閩浙總督，仍署浙江巡撫，從此，與曾國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從被人誣告、走投無路的人，一躍而為封疆大吏，這樣一日千裏的仕途，固然出於他的才能與戰功，而如此不斷的報功保舉，也隻有曾國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國藩的聯中，深情地寫道：“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時人及後世常愛談曾、左交惡。其實，二人雖僅止於有齟齬，內裏卻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說的“同心若金，攻錯若石”。共同的事業——中興清室，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因而成為曆史上的一段佳話，這也正是曾國藩“待人以誠恕”的最好例證。
王珍，字璞山，湖南湘鄉人，湘軍猛將，與鮑超齊名。太平軍稱鮑超為“豹子”，稱王珍為“斑虎”，斑虎一吼，世人都要為之三抖。
曾國藩最早編練的湘軍，隻有三營團勇，分由羅澤南、王珍、鄒壽璋統管，羅統中營，王統左營，鄒統右營，一營三百六十人，三營共一千零八十人。最早時候，並無王珍的編製，但是，王一來湘軍即光芒大顯。王珍著有《練勇芻言》一書，湘軍後來的規矩製度，大都是延用王珍的話。
湘軍軍紀極嚴，而最嚴者，當首推王珍一軍，歐陽縣所著見聞瑣錄，言王珍軍紀，“士兵懷銀十兩者斬”，人多不解其故，實則王軍中士兵的銀，皆由營部直接撥交其家，兵士身懷十兩，不是搶劫，便是賭博，故殺之也。其它還有吃飯不給錢，買物不給錢，犯者必死。左宗棠最敬佩王珍，然亦謂其待部下過於嚴劾，即以此也。
曾國藩素來討厭誇大之人，王珍一日謂曾國藩曰：“招兵三千，即可滅此（注：指太平軍）大敵！”曾國藩聞之大駭，曾致函戒之曰：“仆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遊揚其善，宣暴於眾，冀為國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誌氣滿溢，語言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禱祀求之者也。”
可是，這樣的信，對於王珍，並沒有發生效力，曾國藩致駱秉章書：“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禮飭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無片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製之意，同舟而赴敵國，肝膽而變楚越。”由這封信，可以看出曾、王之間，業已鬧翻。
但是盡管如此，曾氏仍然對王報以拳拳之心。王珍抗命不從，性質已經是背叛，曾氏卻不是小肚雞腸之輩，在關鍵時候仍然不忘時時關照王珍，絲毫沒有暗中排擠之舉。後來，江西林頭山大戰，王珍大破太平軍二十萬，為湘軍大樹聲威，名揚天下。曾氏隨即上奏，褒其大功。但是不久，王珍竟積勞成積，暴死軍中，世人無不痛惜。
曾國藩以誠懇待人的事件很多，如曾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偏躁，因曾國藩的書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著了嗎？趕快挪開！”曾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開了。曾國藩晚上掌燈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躁人嗎？”曾國藩又隻好低聲默誦。但不久，曾國藩中式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著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怎麽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才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鬧，替曾國藩抱不平，但曾國藩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息同學，安慰同室，無事一般，可見青年時代曾國藩的涵養和氣度之一斑了。
曾國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騙的時候。有一個冒充校官的人，拜訪曾國藩，高談闊論，議論風生，有不可一世之氣概，曾國藩禮賢下士，對投靠的各種人都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歡說大話的人。見這個人言詞伶俐，心中好奇，中間論及用人，須杜絕欺騙事，正色大言說：“受欺不受欺，全在於自己是何種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至誠盛德，別人不忍欺騙；像左公（宗棠）嚴氣正性，別人不敢欺。而別人不欺，何尚懷疑別人欺騙他，或已經被騙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國藩察人一向重條理，見此人講了四種“欺法”，頗有道理，不禁大喜，對他說：“你可到軍營中，觀我所用之人。”此人應諾而出。第二天，拜見營中文武各官後，煞有介事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國藩急忙問是“何人？”此人舉塗宗瀛及郭遠堂以對。曾國藩又大喜稱善，待為上賓。但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
多日後，兵卒向曾國藩報告此人挾千金逃走，請發兵追捕。曾國藩默然良久，說：“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國藩雙手持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舊話重提，幕僚問為什麽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高人一籌：“現今發、撚交熾，此人隻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噴飯”之餘，亦足見曾國藩的遠見與胸襟。
清代有個叫錢大聽的人說得好：“誹謗自己而不真實的應付之一笑，不用辯解。誹謗確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養進步是不能製止的。”器量闊宏，使我們檢點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種魅力，一種人格的魅力，那不僅是對自己缺點的正視，而且也是對自身力量的自信。
立世大智慧
相交以誠，大度寬容，不僅使曾國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們對他的支持和真誠相助，給周圍的人產生了好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國藩少樹了許多仇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