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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道威斯計劃》與經濟的複興
一戰後的賠款問題一直是魏瑪共和國與協約國之間以及協約國內部矛盾鬥爭的焦點之一，深刻影響著德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
在巴黎和會上，英、法等戰勝國為了達到徹底削弱德國的目的，力圖從經濟上壓垮德國，主張向德國索取巨額賠償。但是，由於在賠償範圍、賠款數額和賠償分配等問題上的分歧，和會未能就賠償總額達成一致，僅規定在1921年5月1日前由賠償委員會確定德國應償付的全部款額。和約還規定在賠償總額確定以前，德國應以黃金、有價證券及實物先期賠償200億金馬克。
從德國與協約國關係來看，協約國都把欠美國的戰債、它們彼此間的戰債、恢複國內經濟、推行霸權計劃等與德國的賠償結合起來，力圖向德國索取不著邊際的賠款。德國雖然接受了和約，在賠償問題上卻往往以“國內赤色革命”、“財源枯竭”等為借口，規避和約義務，致使雙方矛盾不斷升級。從協約國之間關係來看：法國希望通過賠償進一步削弱德國，英國擔心法國壯大，稱霸歐陸，為恢複歐洲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英國和美國一道主張在賠償問題上采取較為現實的方針。
1920年7月，在斯巴召開了討論賠償問題的會議，協約國指責德國到目前為止隻繳付了80億金馬克的賠款，並要求德國向協約國每月提供240萬噸煤作為抵償。德國表示無力滿足協約國的實物要求，並堅稱德國事實上已經付清了200億金馬克的賠償。但是，在協約國強硬立場麵前，德國7月16日簽署了每月提供200萬噸煤作為抵押賠款的協議。斯巴會議還就賠償分配達成了協議：法國得到總額的52%，英國22%，意大利10%、比利時8%。
1921年1月底，在巴黎召開的賠款會議上，協約國作出決議：德國賠款總額為2260億金馬克，在42年內付清，協約國還宣布，德國全部財產，尤其是全部關稅收入，將作為繳付賠款的保證；德國若不履行保證，協約國賠款委員會可以沒收德國的關稅收入，甚至接管德國的海關。對於協約國的要求，德國代表團提出抗議，聲明德國已經償清了協約國所要求償付的200億金馬克，並向協約國提出了一項反建議，規定德國賠款總額為500億金馬克，其中包括已繳付的200億金馬克，其餘的300億金馬克隻有在上西裏西亞歸還德國後和德國有可能恢複國際貿易的條件下才予以償付。
對於德國的反建議，協約國不屑一顧。1921年3月，協約國在倫敦召開會議，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指責德國拒不履行和約以及斯巴會議達成的以現金和實物抵償200億金馬克賠款的協定，並威脅德國，如果在3月7日以前不承認巴黎決議，協約國將占領萊茵河右岸的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和盧羅特，在萊茵河上及協約國聯軍設防的各橋頭堡邊界上設立關稅壁壘。1921年3月8日，協約國出兵占領了杜伊斯堡等3城市。
德國對協約國的製裁提出了抗議，並請美國出麵斡旋。在美國建議和英國不反對的情況下，德國於1921年4月24日提出了一個解決賠款問題的新方案，聲稱德國準備按市價繳付500億金馬克的賠款，還建議發行公債，將全部收入移交給協約國。4月29日至5月5日，協約國在倫敦舉行會議，拒絕了德國的新方案。會議確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分66年付清。從1921年5月1日起，每年必須償付20億金馬克和出口商品價值的26%，第一次償付10億金馬克，必須在5月31日前交清。5月5日，協約國以最後通牒方式向德國提出了這一方案，威脅德國如不接受，協約國就要出兵魯爾，並限定德國在6天內答複。
倫敦會議的決定，使德國政治、經濟進一步動蕩，費倫巴赫內閣倒台。鑒於公開抵抗協約國的要求不可能改變德國的地位，繼任的維爾特開始推行“履行和約”政策。5月11日，維爾特內閣接受了通牒的全部條件。到8月，德國償付了10億金馬克的賠款。
為了籌集賠款，德國必須向國外出售產品。然而，德國最重要的債權國與德國一樣，有著高度發達的工業、類似的生產和出口結構。因此，這些國家誰也不想要德國貨（煤、木材和其他幾種產品除外）。1921年10月初，德、法在威斯巴登簽訂了以貨物和原料抵償賠款的協議，因遭到法國工業家的反對而告吹。為了出口成品，德國還必須買進大量原料。為了減少赤字，從1920年6月政府開始向工人和職員征收薪金10%的附加稅，但由於壟斷資本家的反對，政府始終不願對企業增收直接稅，赤字部分隻得依靠舉債和增發貨幣來彌補。而貨幣流通量的增加降低了稅收的實際價值，推動了工資的上漲，這樣使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陷入了惡性循環。有產者紛紛向國外抽逃資金，更加劇了馬克的貶值。以1913年商品批發價格指數為100計算，1920年1月猛升遷到1256，1922年1月為3665，同年7月進一步上升到10059，7月以後，馬克的貶值更如脫韁野馬。
1922年7月和11月，德國以財政危機為由，要求延期償付賠款或根本取消賠款，以穩定德國貨幣。1923年1月2日至4日，協約國在巴黎召開會議討論德國的請求。英國為了維持歐洲均勢，盡快恢複廣闊的德國市場，除同意德國延期支付要求外，還提出了允許德國無抵押、無擔保地延期4年交付賠款、賠款總額減少1/6以上的方案，並建議將法國的賠款分配比例由52%減少為42%。英國的方案遭到法、比、意的強烈反對。
1923年1月11日，法國不顧英、美抗議，以德國拖延交付木材和煤炭為借口，糾集比利時軍隊出兵進駐魯爾，釀成了轟動一時的“魯爾危機”。
法國占領魯爾，激起了德國人民的憤慨。1922年11月上任的古諾政府改變了維爾特政府實現的“履行和約”政策，向法、比提出了正式抗議。1923年1月13日，古諾在國會發表演說，宣布政府出資進行“消極抵抗”，反對法國的“生產性抵押”政策。政府招回了德駐巴黎和布魯塞爾公使，停止支付賠款，要求魯爾地區行政官員、工人和全體居民拒絕服從占領當局的命令，不為占領者服務，政府還決定對魯爾地區閑散在家的工人等給予補貼。德國政府的消極抵抗政策得到了舉國一致的響應。
魯爾危機引發了德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全麵危機。魯爾的被占領意味著德國損失了80%以上的煤、生鐵和鋼的生產，德國企業紛紛停工、倒閉，生產急劇下降，大批工人失業，政府財政狀況急劇惡化，通貨膨脹如斷線風箏。1923年1月，1美元兌換1萬馬克，到11月1美元兌換42億馬克。盡管德國有300家紙廠，2000台印鈔機晝夜飛轉，但馬克仍然不能滿足需要，貨幣實際上成為一文不值的廢紙。大資產階級乘機斂財致富，中產階級在銀行的存款頓時化為烏有，成為無產者。德國社會矛盾空前尖銳，1923年5月到10月，各行各業工人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罷工，8月的柏林工人總罷工終於迫使古諾政府垮台。與此同時，左翼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在薩克森和圖林根建立的“工人政府”、德國共產黨1923年10月漢堡起義、巴伐利亞極右翼帝製派分離運動、法國在萊茵蘭和普法爾茨策動的分裂活動、希特勒等導演的“啤酒館暴動”醜劇等構成了對共和國政權和德國統一的嚴重威脅，1923年成為決定共和國命運的一年。
由於德國經濟迅速下降，法國企圖通過冒險從德國奪取賠款的希望隨之破滅。來自德國煤炭供應量的銳減，使法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害。不僅如此，法國出兵還使它付出了高達10億法郎的占領費用，加深了國內政局的動蕩。在國際上，法國外交陷入了孤立。英、美兩國感到，法國的所作所為，無異於殺雞取卵。英國向法國發出措辭激烈的照會，要求恢複占領前的狀況，否則英國不會在賠款問題上再支持法國。美國支持英國的立場。為迫使法國改弦更張，英、美還聯合幹預法郎外匯市場，使法郎大幅貶值，法國財政形勢更加惡化。與此同時，英、美敦促德國取消消極抵抗政策，並正式同意美國在1922年提出的建議，即召開國際專家委員會解決賠款問題。美國則表示，美國專家可以接受邀請，但反對將賠款與歐洲各國欠美國的戰債聯係在一起。
魯爾危機造成的嚴峻經濟形勢和政治危機，以及英、美的壓力，使德、法雙方難以堅持原來的立場。1923年8月12日，接替古諾上台的人民黨首領施特雷澤曼組織了包括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在內的大聯合政府。9月26日，新政府宣布停止“消極抵抗”政策，並著手改革財政、穩定貨幣。法國迫於財政壓力，不得不向美國舉債，並被迫同意召開國際專家委員會重審賠款問題。
1923年11月30日，賠款委員會決定設立由美、英、法、意、比5國代表參加的兩個委員會，第一委員會最重要，由美國銀行家道威斯主持，負責研究穩定德國金融和平衡德國預算問題，第二委員會由英國財政專家麥克納任主席，負責確定德國外流資金的數目和追回途徑。賠款問題的領導權落到了英、美兩國尤其是美國手中。
1924年4月9日，道威斯委員會提出了關於解決德國賠款問題的報告，即“道威斯計劃”。4月16日，德國政府表示該計劃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談判基礎。7月16日—8月18日，協約國在倫敦召開會議批準了“道威斯計劃”。其主要內容為：（1）為穩定通貨和平衡預算，德國需要開辦新銀行或改組帝國銀行，使之既負起政府銀行的職能，又不受政府監督；（2）規定了賠款來源：50%為政府預算收入中的關稅和砂糖、煙草、啤酒、紡織品、鞋類等消費品的間接稅收入；11.6%為運輸稅收入；26.4%為鐵路公司的國有紅利收入；12%為工業企業的國有紅利收入。為此，德國鐵路由政府移交給賠款委員會，改為股份公司，由協約國派人主持。（3）暫不規定賠款總額和支付年限，隻規定德國在計劃生效的第一年（1924—1925年度）賠償10億金馬克，以後逐年增加，從第5年起每年支付25億金馬克。（4）為穩定貨幣和支付賠款，德國可從美、英等國獲得貸款。第一批貸款稱為“道威斯貸款”，或“賠款貸款”，總數為2億美元，即8億金馬克，其中美國提供1.1億美元，英國提供0.9億美元。（5）為監督德國對賠款計劃的執行情況，設置“賠償事物總管”，下設“撥送賠款委員會”，由美、英、法、意、比5國代表組成，幫助管理和掌握作為賠款擔保的稅收、鐵路運輸、鐵路公債及特設銀行等事務。（6）法、比兩國在一年內從魯爾撤出占領軍，以保證德國經濟統一和經濟活動的自由。計劃還規定法國以後不得單獨對德國實行製裁。
德國接受了“道威斯計劃”。1924年9月1日“道威斯計劃”開始實行，1925年7月法、比軍隊撤出了魯爾，以後協約國軍隊也撤出了杜塞爾多夫等3個城市。至此，魯爾危機和德國賠款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隨著危機的解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入德國，解決了德國經濟恢複工作中資金奇缺的燃眉之急。據統計，從1924年到1930年，外國對德國的貸款和投資共有326億馬克，其中長期貸款108億馬克，短期貸款150億馬克，其他投資68億馬克。在長期貸款中，美國資本占70%。這些貸款和投資90%都被大壟斷企業和大公司所占有，為德國實現工業現代化提供了可能。
“道威斯計劃”實施後，德國大量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在全國廣泛開展了“產業合理化”運動。德國工業固定設備普遍更新，落後企業逐漸被淘汰，“福特製化”、“標準化”盛極一時。“合理化運動”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據統計，1924—1929年，工人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0%。
在各種因素的大力推動下，德國經濟自1924年起開始進入“黃金時代”。工業指數如以1913年為100計，則1927年為109，1928與1929年均為115.到1929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重工業的恢複和發展尤為迅速，1923—1929年德國硬煤和鋼產量都分別增加了1.6倍，生鐵產量增加了1.7倍，發電量增加了6倍，汽車產量增加6倍。在化學、電子技術、精密機械和光學工業方麵，德國再度居於世界前列。1929年在世界進出口貿易中，德國比重分別達到9%與9.7%，居世界第三位。1929年國民收入達759億馬克，比1925年增加24%，工資和薪金增加29%。黃金儲備達到22.58億馬克，超過戰前一倍多。德國出現了“世界經濟史中最壯觀的一次經濟複興”。
在經濟複興的過程中，德國壟斷資本的勢力大大加強。從1922年到1930年德國已登記的卡特爾數目從1000個增加到2100個，1925年建立的化學康采恩法本公司是歐洲最大的化學壟斷組織，1926年成立到聯合鋼鐵公司擁有8億馬克的資本和17.7萬名工人，生產的生鐵和鋼產量分別占全國的1/2和2/5.20年代中期，德國“國有企業”的資本總額高達數百億馬克。
應該看到：德國經濟的複興具有很大的局限。相對穩定時期，德國一直麵臨儲蓄率低、固定資本投資不足等困難，工農業發展的不平衡及農業落後進一步加劇，農業收入的恢複程度，遠遠落後於整個國民收入的恢複程度。1924—1929年間農村債務上升達5.2倍。同戰勝國相比，德國的市場問題顯得格外嚴重。戰後德國的工業一直存在嚴重的開工不足，德國的整個工業生產能力平均僅利用了60%—65%。失業常備軍大量存在，平均每年達150—200萬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經濟繁榮是建立在對外國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嚴重的依賴基礎上的，極其脆弱。正如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約翰·埃傑斯頓說：“德國的某些工業集團完全是靠我們的金錢恢複起來的。”美國給德國20家大銀行和103家企業貸過款和發行過股票，因而美國資本深深地滲入德國銀行、電器、石油、汽車、有色金屬等部門和行業。以美國為主的外國掌握了德國財富的1/4.1928年11月施特雷澤曼曾經預言：“在過去幾年中，我們是靠借貸過日子的。如果一旦發生經濟危機，美國要求償還短期貸款，那我們就要麵臨破產的危險。”果不其然，1929年華爾街大蕭條的經濟風暴迅速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將魏瑪共和國拖入了全麵危機的深淵。
在巴黎和會上，英、法等戰勝國為了達到徹底削弱德國的目的，力圖從經濟上壓垮德國，主張向德國索取巨額賠償。但是，由於在賠償範圍、賠款數額和賠償分配等問題上的分歧，和會未能就賠償總額達成一致，僅規定在1921年5月1日前由賠償委員會確定德國應償付的全部款額。和約還規定在賠償總額確定以前，德國應以黃金、有價證券及實物先期賠償200億金馬克。
從德國與協約國關係來看，協約國都把欠美國的戰債、它們彼此間的戰債、恢複國內經濟、推行霸權計劃等與德國的賠償結合起來，力圖向德國索取不著邊際的賠款。德國雖然接受了和約，在賠償問題上卻往往以“國內赤色革命”、“財源枯竭”等為借口，規避和約義務，致使雙方矛盾不斷升級。從協約國之間關係來看：法國希望通過賠償進一步削弱德國，英國擔心法國壯大，稱霸歐陸，為恢複歐洲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英國和美國一道主張在賠償問題上采取較為現實的方針。
1920年7月，在斯巴召開了討論賠償問題的會議，協約國指責德國到目前為止隻繳付了80億金馬克的賠款，並要求德國向協約國每月提供240萬噸煤作為抵償。德國表示無力滿足協約國的實物要求，並堅稱德國事實上已經付清了200億金馬克的賠償。但是，在協約國強硬立場麵前，德國7月16日簽署了每月提供200萬噸煤作為抵押賠款的協議。斯巴會議還就賠償分配達成了協議：法國得到總額的52%，英國22%，意大利10%、比利時8%。
1921年1月底，在巴黎召開的賠款會議上，協約國作出決議：德國賠款總額為2260億金馬克，在42年內付清，協約國還宣布，德國全部財產，尤其是全部關稅收入，將作為繳付賠款的保證；德國若不履行保證，協約國賠款委員會可以沒收德國的關稅收入，甚至接管德國的海關。對於協約國的要求，德國代表團提出抗議，聲明德國已經償清了協約國所要求償付的200億金馬克，並向協約國提出了一項反建議，規定德國賠款總額為500億金馬克，其中包括已繳付的200億金馬克，其餘的300億金馬克隻有在上西裏西亞歸還德國後和德國有可能恢複國際貿易的條件下才予以償付。
對於德國的反建議，協約國不屑一顧。1921年3月，協約國在倫敦召開會議，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指責德國拒不履行和約以及斯巴會議達成的以現金和實物抵償200億金馬克賠款的協定，並威脅德國，如果在3月7日以前不承認巴黎決議，協約國將占領萊茵河右岸的杜伊斯堡、杜塞爾多夫和盧羅特，在萊茵河上及協約國聯軍設防的各橋頭堡邊界上設立關稅壁壘。1921年3月8日，協約國出兵占領了杜伊斯堡等3城市。
德國對協約國的製裁提出了抗議，並請美國出麵斡旋。在美國建議和英國不反對的情況下，德國於1921年4月24日提出了一個解決賠款問題的新方案，聲稱德國準備按市價繳付500億金馬克的賠款，還建議發行公債，將全部收入移交給協約國。4月29日至5月5日，協約國在倫敦舉行會議，拒絕了德國的新方案。會議確定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分66年付清。從1921年5月1日起，每年必須償付20億金馬克和出口商品價值的26%，第一次償付10億金馬克，必須在5月31日前交清。5月5日，協約國以最後通牒方式向德國提出了這一方案，威脅德國如不接受，協約國就要出兵魯爾，並限定德國在6天內答複。
倫敦會議的決定，使德國政治、經濟進一步動蕩，費倫巴赫內閣倒台。鑒於公開抵抗協約國的要求不可能改變德國的地位，繼任的維爾特開始推行“履行和約”政策。5月11日，維爾特內閣接受了通牒的全部條件。到8月，德國償付了10億金馬克的賠款。
為了籌集賠款，德國必須向國外出售產品。然而，德國最重要的債權國與德國一樣，有著高度發達的工業、類似的生產和出口結構。因此，這些國家誰也不想要德國貨（煤、木材和其他幾種產品除外）。1921年10月初，德、法在威斯巴登簽訂了以貨物和原料抵償賠款的協議，因遭到法國工業家的反對而告吹。為了出口成品，德國還必須買進大量原料。為了減少赤字，從1920年6月政府開始向工人和職員征收薪金10%的附加稅，但由於壟斷資本家的反對，政府始終不願對企業增收直接稅，赤字部分隻得依靠舉債和增發貨幣來彌補。而貨幣流通量的增加降低了稅收的實際價值，推動了工資的上漲，這樣使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陷入了惡性循環。有產者紛紛向國外抽逃資金，更加劇了馬克的貶值。以1913年商品批發價格指數為100計算，1920年1月猛升遷到1256，1922年1月為3665，同年7月進一步上升到10059，7月以後，馬克的貶值更如脫韁野馬。
1922年7月和11月，德國以財政危機為由，要求延期償付賠款或根本取消賠款，以穩定德國貨幣。1923年1月2日至4日，協約國在巴黎召開會議討論德國的請求。英國為了維持歐洲均勢，盡快恢複廣闊的德國市場，除同意德國延期支付要求外，還提出了允許德國無抵押、無擔保地延期4年交付賠款、賠款總額減少1/6以上的方案，並建議將法國的賠款分配比例由52%減少為42%。英國的方案遭到法、比、意的強烈反對。
1923年1月11日，法國不顧英、美抗議，以德國拖延交付木材和煤炭為借口，糾集比利時軍隊出兵進駐魯爾，釀成了轟動一時的“魯爾危機”。
法國占領魯爾，激起了德國人民的憤慨。1922年11月上任的古諾政府改變了維爾特政府實現的“履行和約”政策，向法、比提出了正式抗議。1923年1月13日，古諾在國會發表演說，宣布政府出資進行“消極抵抗”，反對法國的“生產性抵押”政策。政府招回了德駐巴黎和布魯塞爾公使，停止支付賠款，要求魯爾地區行政官員、工人和全體居民拒絕服從占領當局的命令，不為占領者服務，政府還決定對魯爾地區閑散在家的工人等給予補貼。德國政府的消極抵抗政策得到了舉國一致的響應。
魯爾危機引發了德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全麵危機。魯爾的被占領意味著德國損失了80%以上的煤、生鐵和鋼的生產，德國企業紛紛停工、倒閉，生產急劇下降，大批工人失業，政府財政狀況急劇惡化，通貨膨脹如斷線風箏。1923年1月，1美元兌換1萬馬克，到11月1美元兌換42億馬克。盡管德國有300家紙廠，2000台印鈔機晝夜飛轉，但馬克仍然不能滿足需要，貨幣實際上成為一文不值的廢紙。大資產階級乘機斂財致富，中產階級在銀行的存款頓時化為烏有，成為無產者。德國社會矛盾空前尖銳，1923年5月到10月，各行各業工人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罷工，8月的柏林工人總罷工終於迫使古諾政府垮台。與此同時，左翼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在薩克森和圖林根建立的“工人政府”、德國共產黨1923年10月漢堡起義、巴伐利亞極右翼帝製派分離運動、法國在萊茵蘭和普法爾茨策動的分裂活動、希特勒等導演的“啤酒館暴動”醜劇等構成了對共和國政權和德國統一的嚴重威脅，1923年成為決定共和國命運的一年。
由於德國經濟迅速下降，法國企圖通過冒險從德國奪取賠款的希望隨之破滅。來自德國煤炭供應量的銳減，使法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害。不僅如此，法國出兵還使它付出了高達10億法郎的占領費用，加深了國內政局的動蕩。在國際上，法國外交陷入了孤立。英、美兩國感到，法國的所作所為，無異於殺雞取卵。英國向法國發出措辭激烈的照會，要求恢複占領前的狀況，否則英國不會在賠款問題上再支持法國。美國支持英國的立場。為迫使法國改弦更張，英、美還聯合幹預法郎外匯市場，使法郎大幅貶值，法國財政形勢更加惡化。與此同時，英、美敦促德國取消消極抵抗政策，並正式同意美國在1922年提出的建議，即召開國際專家委員會解決賠款問題。美國則表示，美國專家可以接受邀請，但反對將賠款與歐洲各國欠美國的戰債聯係在一起。
魯爾危機造成的嚴峻經濟形勢和政治危機，以及英、美的壓力，使德、法雙方難以堅持原來的立場。1923年8月12日，接替古諾上台的人民黨首領施特雷澤曼組織了包括社會民主黨和人民黨在內的大聯合政府。9月26日，新政府宣布停止“消極抵抗”政策，並著手改革財政、穩定貨幣。法國迫於財政壓力，不得不向美國舉債，並被迫同意召開國際專家委員會重審賠款問題。
1923年11月30日，賠款委員會決定設立由美、英、法、意、比5國代表參加的兩個委員會，第一委員會最重要，由美國銀行家道威斯主持，負責研究穩定德國金融和平衡德國預算問題，第二委員會由英國財政專家麥克納任主席，負責確定德國外流資金的數目和追回途徑。賠款問題的領導權落到了英、美兩國尤其是美國手中。
1924年4月9日，道威斯委員會提出了關於解決德國賠款問題的報告，即“道威斯計劃”。4月16日，德國政府表示該計劃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談判基礎。7月16日—8月18日，協約國在倫敦召開會議批準了“道威斯計劃”。其主要內容為：（1）為穩定通貨和平衡預算，德國需要開辦新銀行或改組帝國銀行，使之既負起政府銀行的職能，又不受政府監督；（2）規定了賠款來源：50%為政府預算收入中的關稅和砂糖、煙草、啤酒、紡織品、鞋類等消費品的間接稅收入；11.6%為運輸稅收入；26.4%為鐵路公司的國有紅利收入；12%為工業企業的國有紅利收入。為此，德國鐵路由政府移交給賠款委員會，改為股份公司，由協約國派人主持。（3）暫不規定賠款總額和支付年限，隻規定德國在計劃生效的第一年（1924—1925年度）賠償10億金馬克，以後逐年增加，從第5年起每年支付25億金馬克。（4）為穩定貨幣和支付賠款，德國可從美、英等國獲得貸款。第一批貸款稱為“道威斯貸款”，或“賠款貸款”，總數為2億美元，即8億金馬克，其中美國提供1.1億美元，英國提供0.9億美元。（5）為監督德國對賠款計劃的執行情況，設置“賠償事物總管”，下設“撥送賠款委員會”，由美、英、法、意、比5國代表組成，幫助管理和掌握作為賠款擔保的稅收、鐵路運輸、鐵路公債及特設銀行等事務。（6）法、比兩國在一年內從魯爾撤出占領軍，以保證德國經濟統一和經濟活動的自由。計劃還規定法國以後不得單獨對德國實行製裁。
德國接受了“道威斯計劃”。1924年9月1日“道威斯計劃”開始實行，1925年7月法、比軍隊撤出了魯爾，以後協約國軍隊也撤出了杜塞爾多夫等3個城市。至此，魯爾危機和德國賠款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隨著危機的解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入德國，解決了德國經濟恢複工作中資金奇缺的燃眉之急。據統計，從1924年到1930年，外國對德國的貸款和投資共有326億馬克，其中長期貸款108億馬克，短期貸款150億馬克，其他投資68億馬克。在長期貸款中，美國資本占70%。這些貸款和投資90%都被大壟斷企業和大公司所占有，為德國實現工業現代化提供了可能。
“道威斯計劃”實施後，德國大量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在全國廣泛開展了“產業合理化”運動。德國工業固定設備普遍更新，落後企業逐漸被淘汰，“福特製化”、“標準化”盛極一時。“合理化運動”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據統計，1924—1929年，工人勞動生產率提高了40%。
在各種因素的大力推動下，德國經濟自1924年起開始進入“黃金時代”。工業指數如以1913年為100計，則1927年為109，1928與1929年均為115.到1929年，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重工業的恢複和發展尤為迅速，1923—1929年德國硬煤和鋼產量都分別增加了1.6倍，生鐵產量增加了1.7倍，發電量增加了6倍，汽車產量增加6倍。在化學、電子技術、精密機械和光學工業方麵，德國再度居於世界前列。1929年在世界進出口貿易中，德國比重分別達到9%與9.7%，居世界第三位。1929年國民收入達759億馬克，比1925年增加24%，工資和薪金增加29%。黃金儲備達到22.58億馬克，超過戰前一倍多。德國出現了“世界經濟史中最壯觀的一次經濟複興”。
在經濟複興的過程中，德國壟斷資本的勢力大大加強。從1922年到1930年德國已登記的卡特爾數目從1000個增加到2100個，1925年建立的化學康采恩法本公司是歐洲最大的化學壟斷組織，1926年成立到聯合鋼鐵公司擁有8億馬克的資本和17.7萬名工人，生產的生鐵和鋼產量分別占全國的1/2和2/5.20年代中期，德國“國有企業”的資本總額高達數百億馬克。
應該看到：德國經濟的複興具有很大的局限。相對穩定時期，德國一直麵臨儲蓄率低、固定資本投資不足等困難，工農業發展的不平衡及農業落後進一步加劇，農業收入的恢複程度，遠遠落後於整個國民收入的恢複程度。1924—1929年間農村債務上升達5.2倍。同戰勝國相比，德國的市場問題顯得格外嚴重。戰後德國的工業一直存在嚴重的開工不足，德國的整個工業生產能力平均僅利用了60%—65%。失業常備軍大量存在，平均每年達150—200萬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經濟繁榮是建立在對外國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嚴重的依賴基礎上的，極其脆弱。正如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主席約翰·埃傑斯頓說：“德國的某些工業集團完全是靠我們的金錢恢複起來的。”美國給德國20家大銀行和103家企業貸過款和發行過股票，因而美國資本深深地滲入德國銀行、電器、石油、汽車、有色金屬等部門和行業。以美國為主的外國掌握了德國財富的1/4.1928年11月施特雷澤曼曾經預言：“在過去幾年中，我們是靠借貸過日子的。如果一旦發生經濟危機，美國要求償還短期貸款，那我們就要麵臨破產的危險。”果不其然，1929年華爾街大蕭條的經濟風暴迅速席卷了整個歐洲大陸，將魏瑪共和國拖入了全麵危機的深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