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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抗戰：昆明跳躍發展的契機抗戰：昆明跳躍發展的契機
字應軍
就全國大部分地區而言，抗日戰爭是一段故土淪陷、親人離散的苦難曆史，充滿了痛苦、仇恨、悲壯、犧牲和貢獻。而對昆明來說，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抗戰把它推上曆史的焦點，在中華民族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擔負著其他任何城市都無法替代的曆史重任，當時有人將雲南、昆明比喻為“中華民國的安哥拉”、“希臘的斯巴達”、“德意誌的普魯士”，“抗戰八年以還，滇省更竭盡全省人力物力，貢獻國家，在曆史考驗中，始終努力著。現在飛遍亞洲大陸的美十四航空隊飛機，正自昆明不斷起飛；反攻的新血液，正自滇西的史迪威公路，正自中印大油管，源源地向遙遠的反攻陣地輸送；許多成為中國民族工業幼芽的公私工業及一些多少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機構，也正在雲南都市分布著、活動著；尤其使我們興奮的，是全國最高學府的西南聯大及一些文化工作者們，可正在借這滇南一角，作烽火圈中的藝術之宮”。昆明、雲南對整個中華民族抗戰的貢獻，抗戰親曆者、社科工作者都曾濃墨重彩地論述過，在紀念抗戰勝利60年之際，新聞媒體也以各種形式宣傳了雲南、昆明對抗戰的貢獻，但抗戰對昆明產生的影響方麵的論述卻不多。而正是偉大的抗日戰爭，改變了昆明，使昆明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近代化進程大大加快。在抗日戰爭中，昆明開始走上了飛躍發展的道路。隨著整個抗戰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內移，昆明從寧靜走上喧嘩，從落後走向進步，從傳統走向時髦，由邊僻之城變為支撐抗戰的堅固基地，成為中國抗日戰場通向國際的交通總樞紐，成為支撐中國抗戰的八個後方工業支柱和經濟支柱，成為聞名中外的“民主堡壘”。
“七七”事變後，沿海各省相繼淪陷，工業區或農產豐富之區，或陷於炮火，或淪於敵手，或陷於混亂狀態。中央計劃將西南作為抗戰建國的基地，並責成資源委員會成立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組織工廠內遷。東南沿海一大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為“使民間實力得以保全，長期抗戰得以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紛紛內遷禦敵。原先在華北、華東、華南及華中的許多政治、軍事、文教、工商機構和人員紛紛內遷西南。雲南地處崇山峻嶺之中，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特別是礦藏資源豐富，從而成為許多內遷部門、人員的選擇對象。作為省會的昆明，自然責無旁貸地負起了機構、學校、企業、人員安置的重任，一時間，昆明匯集全國軍事、政治、交通、教育和文化菁華於一身，經濟和城市建設得到飛速發展，社會生活迅速變遷，取得了非戰時需作幾十年努力方能實現的超常規發展。
一、大量人口內遷，使昆明人口規模增大、結構改變、素質提高
城市存在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定密度的人口規模。近代以來，作為省會城市的昆明卻連這一基本條件也一直未具備。民國八年（1919年），雲南省政府劃省會所在地為市，設雲南市政公所，正式在雲南建市。1922年正式定名為昆明市，1928年成立市政府。昆明建市之初，由於市區麵積小、人口少、工商企業不多，未達到國民政府《修正市組織法》規定的“人口二十萬以上”的“設市之必要條件”，因此昆明市政府一直未被中央政府內務部認可備案。當時昆明市“人口僅一十六萬有奇”。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昆明市政府以“因市政日繁，甚感區域偏小，不敷設備”為由，呈準將市郊附近昆明縣的村落大小十七村劃歸市管轄，將昆明市的人口湊足二十萬，次年2月正式向國民政府內政部呈遞建市備案報告，同年4月23日，國民政府內務部正式頒發昆明市政府暨昆明市參議會銅質印信各一枚。至此，因人口、財稅兩因素拖延多年的昆明市才辦妥一切合法手續。但實際上至1937年，昆明市區人口也隻有142657人。
抗戰爆發後，大量人口內遷昆明，使昆明人口劇增，1938年增至205896人。整個抗戰期間，昆明人口因遷徙頻繁和統計口徑原因而顯得有升有降，但無論如何，外（寄）籍人口始終保持在總人口的一半左右，而在外（寄）籍人口中，絕對多數是抗戰期間內遷而來的外省人口。1943年昆明市進行人口統計，全市總人口為180993人，其中本籍人口93271人，寄籍人口87722人。而這種統計尚不包括分布在昆明周圍的內遷的大批工廠、學校、駐昆的中國軍事機構以及美、英、法等盟軍軍事機構人口。此外，由於機構、人口的大量湧入，刺激了昆明市場，從而吸引了一批農村人口適時湧入昆明，也成為大量無法統計的流動人口。還有避亂、逃難而流入昆明的大量盲流也成為無法統計之人口。若加上述各類人口，外來人口數將超過本籍人口。
人口的大量湧入，在擴大了昆明人口規模的同時，也使昆明人口結構得以改變，其中尤以職業結構的改變較為明顯。在內遷人口中，除少數無業者外，絕大多數是隨工廠、學校、機關、金融機構等遷來的人口，他們的到來使昆明總人口中從事工業、商業、金融業、公務、人事服務、自由職業的人數比例大大提高。昆明市的人口總體文化素質也隨大量人口的內遷而大大提高。如1943年9月昆明市對市區內的本、寄籍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進行統計，在統計範圍內，本籍人數81072人，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2040人，高中教育5582人，初中教育7313人；寄籍人口81378人，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3070人，高中教育6062人，初中教育8084人。在受調查的本、寄籍總人口162405人中，受過高等教育人口本籍占1.26%，寄籍占2%；受過高中教育人口本籍占3.4%，寄籍占3.7%；受過初中教育人口本籍占4.5%，寄籍占5%。統計表明，寄籍人口的文化素質高於本籍人口。而且必須要說明的是，若要算上分布在昆明四周的大批學校的教職員工、學生，以及隨工商企業遷徙而來的大批專家、技術人員，以上各項比例的對比將會十分懸殊。很明顯，內地人口的大量遷昆，使昆明市的人口文化素質大大提高。而城市人口文化素質的高低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城市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總的說來，抗戰期間昆明人口自然增長率極低，反之，機械增長率卻因戰爭的影響而奇高。一個城市在其大發展時期，往往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小於機械增長率，這種因外力影響而導致的超常規的機械增長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改變了城市的人口結構，並使之逐漸趨於合理與穩定，進而提高了城市的人口綜合素質。同時機械增長的這部分龐大人口群的產生，對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加速城市建設，加強城鄉交流起到了強力的推動作用。
二、各種綜合因素將昆明推上曆史焦點位置
昆明國際國內地位大大提高雖然昆明很早就已自辟為商埠，但直至抗戰爆發前，由於與內地交通的阻隔，經濟、文化較沿海城市落後，因此很少受到國人的注意，在國際上更是默默無聞，加之民風淳良，因此有人形容抗戰前的昆明“真好像是一個青布衣裳的鄉下姑娘”。隨著抗戰的爆發，特別是沿海一帶相繼淪陷，昆明、雲南在國際國內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知名度越來越高，昆明被稱為“中華民國的安哥拉”、“中國抗戰的心髒”，雲南被人們比喻為古希臘的斯巴達和德意誌的普魯士。比喻雖有誇張的成分，但卻反映出昆明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抗戰對昆明產生的巨大影響。
首先，如前所述，昆明是疏散、安置內地、沿海工廠、機關、學校和人員的重要基地。抗戰期間，昆明除安置眾多國內的工廠、學校、機關外，昆明還先後駐有許多盟軍的機構。如昆明美軍總部、美軍訓練司令部、駐昆明美空軍司令部、美軍補給司令部、美海軍駐昆聯絡處、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國總部、美軍心理作戰處、美國新聞處昆明分處、英國軍事代表團昆明辦事處、英國陸軍聯絡部駐昆辦事處、法國軍事代表團昆明分團以及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等。這些駐昆的歐美機構和人員對擴大昆明的國際影響起了較大的宣傳作用。
其次，昆明是中國戰場軍需供應的主要基地之一。沿海淪陷後，中央選大西南為抗戰建國之基地，並以其行政、財政、金融及經濟技術力量，大力開發西南，指令沿海工商企業內遷，調動財政力量開發西南。雲南地方當局借此難得之機積極主動接納了許多工商企業遷昆，並與資源委員會聯合興辦了許多新式工業。雲南各族人民充分發揚愛國精神和勞動熱情，竭盡全力支援抗戰，使昆明地區的工業獲得了快速發展。隨著抗戰進程和昆明工業的發展，昆明成了支撐抗戰的堅固基地，至1940年，昆明已成為與重慶、廣元、川中、川東等並稱的西南大後方八個工業中心區之一，是支撐抗戰的重要經濟支柱和工業支柱。一個邊疆城市分擔起國家存亡的重任，對昆明來說恐怕是空前絕後了。
第三，抗戰後期，昆明成了中國唯一能與國外交通聯係的城市，在抗日戰爭中起著內聯外引、溝通內外的重要戰略樞紐作用。抗戰爆發後，日軍迅速攻占了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封鎖了中國，阻止一切戰略物資進入中國。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海上通道被切斷，陷入了日寇的包圍之中，而中國將抗戰進行到底的重要條件——國際社會的援助，隻能通過設施簡陋、速度較慢、貨流量小的滇越鐵路運輸。1938年滇緬公路修通後，抗戰物資源源運到昆明，又從昆明分送各抗日戰場，日寇困死中國的美夢破滅。日軍占領緬甸後，陸上交通被斷，中美又以巨大的犧牲開通了昆明—印度加爾各答的中印空中航線。1945年中印公路開通、滇緬公路恢複，中國又打通了通往國際的通道。滇越鐵路、滇緬公路、中印航線、中印公路、中印輸油管道在中國堅持抗戰大業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保證作用，而昆明正是以上各條交通線的起點（終點）。
第四，昆明是抗日戰爭中重要的戰略要地，是敵我雙方必得之所。在日寇內部，雖有北進和南進兩派之分，但無論哪派，對雲南的野心都是相同的。因為雲南不僅資源豐富，而且在戰略上的地位也很重要，占領雲南，就打開了中國後門，並可以威脅緬甸、印度。就中國來說，雲南地勢險要，資源豐富，是抗戰建國的理想基地，其中昆明是沿海淪陷後中國對外聯絡的唯一省會城市，並且是大反攻的重要基地。
昆明在抗戰中的地位的突出，迫使敵我雙方都密切注視之。中國方麵不僅傾心經營昆明，而且在此設置重兵。隨著戰事的發展，昆明成為許多軍政機構的駐地，如滇黔綏靖公署、軍事委員會昆明行營、中國陸軍總司令長官部、第五集團軍、遠征軍司令長官部以及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總部、中國戰區美軍總部等。日寇方麵鑒於昆明的重要地位，從1938年起頻頻出動飛機轟炸昆明。在陸上企圖從越南、緬甸攻入雲南。
可以看出，隨著抗戰的全麵展開，昆明在整個抗戰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世界知名城市，昆明亦適應這一變化迅速從一個封閉的邊陲小城一躍而成為一個全麵開放、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和作用的國際知名城市。
三、抗戰使昆明近現代工業布局得以定格
抗戰對昆明最大、最久的影響是在昆明的工業發展方麵，使昆明的工業取得了平時四五十年努力亦不能實現的跳躍發展，而且當時定下的工業布局一直影響到今天。
從19世紀70年代開辦雲南機器局始，昆明即開始了進代化進程，此後雲南地方當局雖努力興辦了一些近代企業，但因交通、資金、技術限製，至1937年，昆明的近代工業仍處於起始階段。在工業企業中除耀龍電燈公司、雲南紡織廠等少數企業具備當時的先進水平外，其餘大多數處於從家庭小作坊向近代工場手工業過渡的階段，有些則處於近代工場手工業向機械化工業過渡的階段，總體工業化水平較低。另外，工業結構不合理，輕工業占絕對優勢，重工業微乎其微。
沿海淪陷後，中央被迫開發大西南，指令沿海工業內遷，並動用財經、技術力量開發雲南，此舉對一直想要興辦新式工業的雲南當局來說是天賜的良機，於是乘機與資源委員會聯合興辦了許多新式工業，使昆明工業有了一次跳躍性發展。抗時期昆明工業有資源委員會所屬中央電工器材廠、昆明煉銅廠、電工四廠、中央機器廠、昆湖發電廠、噴水洞電廠；國民政府經濟部與雲南合資興辦的中國電力製鋼廠；資源委員會、兵工署和雲南省政府合辦的雲南鋼鐵廠、五十三兵工廠、西南光學儀器廠；雲南自辦的裕滇紡紗廠、雲南煙廠、雲茂紗廠、華新水泥廠、元豐油漆廠、雲豐造紙廠、大光火柴廠、昆明化工廠、麵粉廠、肥皂廠、電石廠、煤油廠等。到1940年，昆明已發展成為西南大後方八個工業中心之一。當時昆明地區的工業企業已達80個，僅次於重慶和川中區，居西南第三位，其中機械業11個，冶煉工業6個，電器工業7個，化學工業25個，紡織工業18個，其他工業13個。
抗戰時期昆明工業雖隻是一度繁榮，但對昆明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使昆明成為了門類齊全的工業基地，增加了昆明的工業實力，這些工業在新中國成立後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次，改變了昆明的工業結構，使重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提高；第三，帶來了比較先進的工業設備和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專門人才。得益於抗戰，從抗戰時期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很長時期內，昆明工業在機械、光學儀器方麵創造了眾多“第一”；第四，昆明工業的布局和結構形成於抗戰時期，現今機械、冶金、食品、化工仍為昆明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抗戰使昆明成為民主運動中心，成為著名的“民主堡壘”
關於“民主堡壘”的文章發表了很多，這裏隻是簡略談談。
近代以來，昆明的民主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但因地處邊疆，影響沒有內地各省大，抗戰開始後，沿海淪陷，抗日民主運動重心轉移到西南各省之中。而在西南，唯有昆明成為民主運動中心，成為“民主堡壘”，這主要是因為以下幾方麵的原因。
首先，昆明有較好的民主運動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昆明人民經曆了“重九起義”、“護國首義”的洗禮，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基礎。“五四”運動爆發後，《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傳入昆明，宣傳進步思想。十月革命後，馬列主義傳入昆明，影響昆明進步人士。中共雲南地方組織建立後，領導昆明人民進行了一係列的民主運動，使民主觀念深入人心，同時在一係列的運動中培養了一批民主運動的骨幹。至抗戰前，昆明已有了豐富的民主運動經驗和雄厚的群眾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湧現了一批骨幹。
第二，有一個相對安寧、寬鬆的環境。抗戰八年中，昆明地處大後方，雖然1938年後也遭日機轟炸，但未遭受重大損失，與內地許多城市相比，昆明的抗日民主救亡運動有一個較為安寧的環境。抗戰爆發後，省內各界盡自己的所能積極投入到抗日鬥爭中，抗日已成了壓倒一切的大事。雲南當局為配合抗日，實施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形成了較為寬鬆、民主的空氣，這是民主運動在昆明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的遷昆，推動了昆明民主運動的發展，壯大了昆明民主運動的力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是著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一二·九”運動的主要力量。西南聯大等校在昆八年間，不僅“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而且“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
抗戰期間昆明的民主運動，雖有起伏，但並未停止，民主、自由、科學的思想一直在昆明得以宣揚傳播，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如：1938年昆明4000多人進行“五八”大遊行，宣傳抗日。1942年，因孔祥熙女兒從香港用飛機運洋狗到昆明，全國嘩然，昆明迅速掀起了“倒孔”大遊行。昆明的民主運動不僅在抗戰時期活躍，而且抗戰勝利後繼續高漲。“一二·一”運動的爆發，又揭開了國統區民主運動的序幕。
五、城市建設飛速發展
抗日戰爭期間，昆明市的城市建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屬於1949年前昆明城建史上的一個高峰期，也是昆明建築史上的輝煌時期，留下了許多經典建築。而這一高潮的出現主要基於以下的原因：首先，大量人口、機構的遷昆，給小城昆明的住宅、城市道路交通及水電等公共設施、文化娛樂場所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原有的建築和設施遠遠滿足不了劇增的城市人口生活所需，快速進行城市建設是客觀需要。其次，國民政府一直將重慶、昆明等地視為抗戰建國之基地，對於抗戰期間昆明的城建也給予了政策及人力、物力的支持。第三，內地遷昆的企業、資本家帶來了大量的資金，為昆明的城建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資金基礎。第四，內地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建築專家的遷昆，為昆明的城建提供了技術保證。
南屏電影院是抗戰時期昆明城市建築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該建築由當時著名建築師趙琛設計。電影院建成後，盛極一時，被認為是當時昆明乃至西南地區最為先進、最為豪華的影劇院，可與當時南京的“大華電影院”、上海的“大光明電影院”相比。人民勝利紀念堂是抗戰前後興建的另一傑作，由建築師李華設計，建成後成為當時最高規格的會堂。此外，隨著城市商業的發展，原有的城市布局已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必須進行舊城改造和街道改擴建，1943年，市工務局提出了市區街道設計圖，並擬定了拓寬、拉直、打通若幹幹線的計劃，打算“先予破壞，徐圖建設”，打算分三年時間完成。其中拆除近日樓、南城牆，開辟南屏街，打通昆明城的東、西通道就是當時的重點工程之一。除南屏街外，還新開辟了南北連通南屏街和寶善街的曉東街和新祥雲街，將正義路鋪成水泥路麵，打通華山西路至光華街等。為適應劇增人口對居住的需求，還興建了大批居民用房，如篆塘新村、靖國新村、吳井新村等。
抗戰時期昆明城建最值得後人借鑒的應該是城市規劃。民國期間，昆明市負責城市建設的政府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大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專門人才，其中不乏留學生，因而對昆明的城市規劃的思路和設想很多，其中的許多設想可為目前昆明市的現代新昆明建設提供借鑒。如有人提出開發滇池、海口河、螳螂川，以“田納西模式”建設昆明。1939年市工務局局長丁基石提出設想，技術員沈長泰繪製的《大昆明市規劃圖》，其設想與今天現代新昆明建設的思路極其相似，如以滇池為中心，沿滇池周圍各縣，均為昆明市範圍；修築環湖道路；擴大後的市區各區域的功能要作嚴格劃分等。
1940年，昆明市政府擬定市區土地使用計劃，提出在都市建設整理中，土地的使用必須有計劃，要以合乎經濟為原則。全市土地均定為限製使用區，按照抗戰建國原則及全市地形、氣候、交通、市容、經濟等條件，將昆明市土地使用分為行政區、文化區、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及特種工業區、風景區、公墓區和林牧區等8個區域。
（作者單位：昆明市地方誌辦公室）
就全國大部分地區而言，抗日戰爭是一段故土淪陷、親人離散的苦難曆史，充滿了痛苦、仇恨、悲壯、犧牲和貢獻。而對昆明來說，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抗戰把它推上曆史的焦點，在中華民族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擔負著其他任何城市都無法替代的曆史重任，當時有人將雲南、昆明比喻為“中華民國的安哥拉”、“希臘的斯巴達”、“德意誌的普魯士”，“抗戰八年以還，滇省更竭盡全省人力物力，貢獻國家，在曆史考驗中，始終努力著。現在飛遍亞洲大陸的美十四航空隊飛機，正自昆明不斷起飛；反攻的新血液，正自滇西的史迪威公路，正自中印大油管，源源地向遙遠的反攻陣地輸送；許多成為中國民族工業幼芽的公私工業及一些多少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的金融機構，也正在雲南都市分布著、活動著；尤其使我們興奮的，是全國最高學府的西南聯大及一些文化工作者們，可正在借這滇南一角，作烽火圈中的藝術之宮”。昆明、雲南對整個中華民族抗戰的貢獻，抗戰親曆者、社科工作者都曾濃墨重彩地論述過，在紀念抗戰勝利60年之際，新聞媒體也以各種形式宣傳了雲南、昆明對抗戰的貢獻，但抗戰對昆明產生的影響方麵的論述卻不多。而正是偉大的抗日戰爭，改變了昆明，使昆明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近代化進程大大加快。在抗日戰爭中，昆明開始走上了飛躍發展的道路。隨著整個抗戰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內移，昆明從寧靜走上喧嘩，從落後走向進步，從傳統走向時髦，由邊僻之城變為支撐抗戰的堅固基地，成為中國抗日戰場通向國際的交通總樞紐，成為支撐中國抗戰的八個後方工業支柱和經濟支柱，成為聞名中外的“民主堡壘”。
“七七”事變後，沿海各省相繼淪陷，工業區或農產豐富之區，或陷於炮火，或淪於敵手，或陷於混亂狀態。中央計劃將西南作為抗戰建國的基地，並責成資源委員會成立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組織工廠內遷。東南沿海一大批愛國的工商業者、科學家，為“使民間實力得以保全，長期抗戰得以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紛紛內遷禦敵。原先在華北、華東、華南及華中的許多政治、軍事、文教、工商機構和人員紛紛內遷西南。雲南地處崇山峻嶺之中，氣候溫和，物產豐富，特別是礦藏資源豐富，從而成為許多內遷部門、人員的選擇對象。作為省會的昆明，自然責無旁貸地負起了機構、學校、企業、人員安置的重任，一時間，昆明匯集全國軍事、政治、交通、教育和文化菁華於一身，經濟和城市建設得到飛速發展，社會生活迅速變遷，取得了非戰時需作幾十年努力方能實現的超常規發展。
一、大量人口內遷，使昆明人口規模增大、結構改變、素質提高
城市存在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要有一定密度的人口規模。近代以來，作為省會城市的昆明卻連這一基本條件也一直未具備。民國八年（1919年），雲南省政府劃省會所在地為市，設雲南市政公所，正式在雲南建市。1922年正式定名為昆明市，1928年成立市政府。昆明建市之初，由於市區麵積小、人口少、工商企業不多，未達到國民政府《修正市組織法》規定的“人口二十萬以上”的“設市之必要條件”，因此昆明市政府一直未被中央政府內務部認可備案。當時昆明市“人口僅一十六萬有奇”。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昆明市政府以“因市政日繁，甚感區域偏小，不敷設備”為由，呈準將市郊附近昆明縣的村落大小十七村劃歸市管轄，將昆明市的人口湊足二十萬，次年2月正式向國民政府內政部呈遞建市備案報告，同年4月23日，國民政府內務部正式頒發昆明市政府暨昆明市參議會銅質印信各一枚。至此，因人口、財稅兩因素拖延多年的昆明市才辦妥一切合法手續。但實際上至1937年，昆明市區人口也隻有142657人。
抗戰爆發後，大量人口內遷昆明，使昆明人口劇增，1938年增至205896人。整個抗戰期間，昆明人口因遷徙頻繁和統計口徑原因而顯得有升有降，但無論如何，外（寄）籍人口始終保持在總人口的一半左右，而在外（寄）籍人口中，絕對多數是抗戰期間內遷而來的外省人口。1943年昆明市進行人口統計，全市總人口為180993人，其中本籍人口93271人，寄籍人口87722人。而這種統計尚不包括分布在昆明周圍的內遷的大批工廠、學校、駐昆的中國軍事機構以及美、英、法等盟軍軍事機構人口。此外，由於機構、人口的大量湧入，刺激了昆明市場，從而吸引了一批農村人口適時湧入昆明，也成為大量無法統計的流動人口。還有避亂、逃難而流入昆明的大量盲流也成為無法統計之人口。若加上述各類人口，外來人口數將超過本籍人口。
人口的大量湧入，在擴大了昆明人口規模的同時，也使昆明人口結構得以改變，其中尤以職業結構的改變較為明顯。在內遷人口中，除少數無業者外，絕大多數是隨工廠、學校、機關、金融機構等遷來的人口，他們的到來使昆明總人口中從事工業、商業、金融業、公務、人事服務、自由職業的人數比例大大提高。昆明市的人口總體文化素質也隨大量人口的內遷而大大提高。如1943年9月昆明市對市區內的本、寄籍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進行統計，在統計範圍內，本籍人數81072人，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2040人，高中教育5582人，初中教育7313人；寄籍人口81378人，其中受過高等教育的3070人，高中教育6062人，初中教育8084人。在受調查的本、寄籍總人口162405人中，受過高等教育人口本籍占1.26%，寄籍占2%；受過高中教育人口本籍占3.4%，寄籍占3.7%；受過初中教育人口本籍占4.5%，寄籍占5%。統計表明，寄籍人口的文化素質高於本籍人口。而且必須要說明的是，若要算上分布在昆明四周的大批學校的教職員工、學生，以及隨工商企業遷徙而來的大批專家、技術人員，以上各項比例的對比將會十分懸殊。很明顯，內地人口的大量遷昆，使昆明市的人口文化素質大大提高。而城市人口文化素質的高低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城市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總的說來，抗戰期間昆明人口自然增長率極低，反之，機械增長率卻因戰爭的影響而奇高。一個城市在其大發展時期，往往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小於機械增長率，這種因外力影響而導致的超常規的機械增長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改變了城市的人口結構，並使之逐漸趨於合理與穩定，進而提高了城市的人口綜合素質。同時機械增長的這部分龐大人口群的產生，對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加速城市建設，加強城鄉交流起到了強力的推動作用。
二、各種綜合因素將昆明推上曆史焦點位置
昆明國際國內地位大大提高雖然昆明很早就已自辟為商埠，但直至抗戰爆發前，由於與內地交通的阻隔，經濟、文化較沿海城市落後，因此很少受到國人的注意，在國際上更是默默無聞，加之民風淳良，因此有人形容抗戰前的昆明“真好像是一個青布衣裳的鄉下姑娘”。隨著抗戰的爆發，特別是沿海一帶相繼淪陷，昆明、雲南在國際國內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知名度越來越高，昆明被稱為“中華民國的安哥拉”、“中國抗戰的心髒”，雲南被人們比喻為古希臘的斯巴達和德意誌的普魯士。比喻雖有誇張的成分，但卻反映出昆明在中華民族全民抗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抗戰對昆明產生的巨大影響。
首先，如前所述，昆明是疏散、安置內地、沿海工廠、機關、學校和人員的重要基地。抗戰期間，昆明除安置眾多國內的工廠、學校、機關外，昆明還先後駐有許多盟軍的機構。如昆明美軍總部、美軍訓練司令部、駐昆明美空軍司令部、美軍補給司令部、美海軍駐昆聯絡處、美國戰略情報局中國總部、美軍心理作戰處、美國新聞處昆明分處、英國軍事代表團昆明辦事處、英國陸軍聯絡部駐昆辦事處、法國軍事代表團昆明分團以及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等。這些駐昆的歐美機構和人員對擴大昆明的國際影響起了較大的宣傳作用。
其次，昆明是中國戰場軍需供應的主要基地之一。沿海淪陷後，中央選大西南為抗戰建國之基地，並以其行政、財政、金融及經濟技術力量，大力開發西南，指令沿海工商企業內遷，調動財政力量開發西南。雲南地方當局借此難得之機積極主動接納了許多工商企業遷昆，並與資源委員會聯合興辦了許多新式工業。雲南各族人民充分發揚愛國精神和勞動熱情，竭盡全力支援抗戰，使昆明地區的工業獲得了快速發展。隨著抗戰進程和昆明工業的發展，昆明成了支撐抗戰的堅固基地，至1940年，昆明已成為與重慶、廣元、川中、川東等並稱的西南大後方八個工業中心區之一，是支撐抗戰的重要經濟支柱和工業支柱。一個邊疆城市分擔起國家存亡的重任，對昆明來說恐怕是空前絕後了。
第三，抗戰後期，昆明成了中國唯一能與國外交通聯係的城市，在抗日戰爭中起著內聯外引、溝通內外的重要戰略樞紐作用。抗戰爆發後，日軍迅速攻占了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封鎖了中國，阻止一切戰略物資進入中國。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海上通道被切斷，陷入了日寇的包圍之中，而中國將抗戰進行到底的重要條件——國際社會的援助，隻能通過設施簡陋、速度較慢、貨流量小的滇越鐵路運輸。1938年滇緬公路修通後，抗戰物資源源運到昆明，又從昆明分送各抗日戰場，日寇困死中國的美夢破滅。日軍占領緬甸後，陸上交通被斷，中美又以巨大的犧牲開通了昆明—印度加爾各答的中印空中航線。1945年中印公路開通、滇緬公路恢複，中國又打通了通往國際的通道。滇越鐵路、滇緬公路、中印航線、中印公路、中印輸油管道在中國堅持抗戰大業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保證作用，而昆明正是以上各條交通線的起點（終點）。
第四，昆明是抗日戰爭中重要的戰略要地，是敵我雙方必得之所。在日寇內部，雖有北進和南進兩派之分，但無論哪派，對雲南的野心都是相同的。因為雲南不僅資源豐富，而且在戰略上的地位也很重要，占領雲南，就打開了中國後門，並可以威脅緬甸、印度。就中國來說，雲南地勢險要，資源豐富，是抗戰建國的理想基地，其中昆明是沿海淪陷後中國對外聯絡的唯一省會城市，並且是大反攻的重要基地。
昆明在抗戰中的地位的突出，迫使敵我雙方都密切注視之。中國方麵不僅傾心經營昆明，而且在此設置重兵。隨著戰事的發展，昆明成為許多軍政機構的駐地，如滇黔綏靖公署、軍事委員會昆明行營、中國陸軍總司令長官部、第五集團軍、遠征軍司令長官部以及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總部、中國戰區美軍總部等。日寇方麵鑒於昆明的重要地位，從1938年起頻頻出動飛機轟炸昆明。在陸上企圖從越南、緬甸攻入雲南。
可以看出，隨著抗戰的全麵展開，昆明在整個抗戰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世界知名城市，昆明亦適應這一變化迅速從一個封閉的邊陲小城一躍而成為一個全麵開放、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和作用的國際知名城市。
三、抗戰使昆明近現代工業布局得以定格
抗戰對昆明最大、最久的影響是在昆明的工業發展方麵，使昆明的工業取得了平時四五十年努力亦不能實現的跳躍發展，而且當時定下的工業布局一直影響到今天。
從19世紀70年代開辦雲南機器局始，昆明即開始了進代化進程，此後雲南地方當局雖努力興辦了一些近代企業，但因交通、資金、技術限製，至1937年，昆明的近代工業仍處於起始階段。在工業企業中除耀龍電燈公司、雲南紡織廠等少數企業具備當時的先進水平外，其餘大多數處於從家庭小作坊向近代工場手工業過渡的階段，有些則處於近代工場手工業向機械化工業過渡的階段，總體工業化水平較低。另外，工業結構不合理，輕工業占絕對優勢，重工業微乎其微。
沿海淪陷後，中央被迫開發大西南，指令沿海工業內遷，並動用財經、技術力量開發雲南，此舉對一直想要興辦新式工業的雲南當局來說是天賜的良機，於是乘機與資源委員會聯合興辦了許多新式工業，使昆明工業有了一次跳躍性發展。抗時期昆明工業有資源委員會所屬中央電工器材廠、昆明煉銅廠、電工四廠、中央機器廠、昆湖發電廠、噴水洞電廠；國民政府經濟部與雲南合資興辦的中國電力製鋼廠；資源委員會、兵工署和雲南省政府合辦的雲南鋼鐵廠、五十三兵工廠、西南光學儀器廠；雲南自辦的裕滇紡紗廠、雲南煙廠、雲茂紗廠、華新水泥廠、元豐油漆廠、雲豐造紙廠、大光火柴廠、昆明化工廠、麵粉廠、肥皂廠、電石廠、煤油廠等。到1940年，昆明已發展成為西南大後方八個工業中心之一。當時昆明地區的工業企業已達80個，僅次於重慶和川中區，居西南第三位，其中機械業11個，冶煉工業6個，電器工業7個，化學工業25個，紡織工業18個，其他工業13個。
抗戰時期昆明工業雖隻是一度繁榮，但對昆明的影響是深遠的。首先它使昆明成為了門類齊全的工業基地，增加了昆明的工業實力，這些工業在新中國成立後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次，改變了昆明的工業結構，使重工業在工業中的比重提高；第三，帶來了比較先進的工業設備和科學技術，培養了一批專門人才。得益於抗戰，從抗戰時期起，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很長時期內，昆明工業在機械、光學儀器方麵創造了眾多“第一”；第四，昆明工業的布局和結構形成於抗戰時期，現今機械、冶金、食品、化工仍為昆明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抗戰使昆明成為民主運動中心，成為著名的“民主堡壘”
關於“民主堡壘”的文章發表了很多，這裏隻是簡略談談。
近代以來，昆明的民主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但因地處邊疆，影響沒有內地各省大，抗戰開始後，沿海淪陷，抗日民主運動重心轉移到西南各省之中。而在西南，唯有昆明成為民主運動中心，成為“民主堡壘”，這主要是因為以下幾方麵的原因。
首先，昆明有較好的民主運動思想基礎和群眾基礎。昆明人民經曆了“重九起義”、“護國首義”的洗禮，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基礎。“五四”運動爆發後，《青年》、《新潮》等進步刊物傳入昆明，宣傳進步思想。十月革命後，馬列主義傳入昆明，影響昆明進步人士。中共雲南地方組織建立後，領導昆明人民進行了一係列的民主運動，使民主觀念深入人心，同時在一係列的運動中培養了一批民主運動的骨幹。至抗戰前，昆明已有了豐富的民主運動經驗和雄厚的群眾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湧現了一批骨幹。
第二，有一個相對安寧、寬鬆的環境。抗戰八年中，昆明地處大後方，雖然1938年後也遭日機轟炸，但未遭受重大損失，與內地許多城市相比，昆明的抗日民主救亡運動有一個較為安寧的環境。抗戰爆發後，省內各界盡自己的所能積極投入到抗日鬥爭中，抗日已成了壓倒一切的大事。雲南當局為配合抗日，實施了一係列改革措施，形成了較為寬鬆、民主的空氣，這是民主運動在昆明蓬勃發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的遷昆，推動了昆明民主運動的發展，壯大了昆明民主運動的力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是著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一二·九”運動的主要力量。西南聯大等校在昆八年間，不僅“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而且“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
抗戰期間昆明的民主運動，雖有起伏，但並未停止，民主、自由、科學的思想一直在昆明得以宣揚傳播，民主運動此起彼伏。如：1938年昆明4000多人進行“五八”大遊行，宣傳抗日。1942年，因孔祥熙女兒從香港用飛機運洋狗到昆明，全國嘩然，昆明迅速掀起了“倒孔”大遊行。昆明的民主運動不僅在抗戰時期活躍，而且抗戰勝利後繼續高漲。“一二·一”運動的爆發，又揭開了國統區民主運動的序幕。
五、城市建設飛速發展
抗日戰爭期間，昆明市的城市建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屬於1949年前昆明城建史上的一個高峰期，也是昆明建築史上的輝煌時期，留下了許多經典建築。而這一高潮的出現主要基於以下的原因：首先，大量人口、機構的遷昆，給小城昆明的住宅、城市道路交通及水電等公共設施、文化娛樂場所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原有的建築和設施遠遠滿足不了劇增的城市人口生活所需，快速進行城市建設是客觀需要。其次，國民政府一直將重慶、昆明等地視為抗戰建國之基地，對於抗戰期間昆明的城建也給予了政策及人力、物力的支持。第三，內地遷昆的企業、資本家帶來了大量的資金，為昆明的城建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資金基礎。第四，內地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和建築專家的遷昆，為昆明的城建提供了技術保證。
南屏電影院是抗戰時期昆明城市建築的典型代表作之一。該建築由當時著名建築師趙琛設計。電影院建成後，盛極一時，被認為是當時昆明乃至西南地區最為先進、最為豪華的影劇院，可與當時南京的“大華電影院”、上海的“大光明電影院”相比。人民勝利紀念堂是抗戰前後興建的另一傑作，由建築師李華設計，建成後成為當時最高規格的會堂。此外，隨著城市商業的發展，原有的城市布局已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必須進行舊城改造和街道改擴建，1943年，市工務局提出了市區街道設計圖，並擬定了拓寬、拉直、打通若幹幹線的計劃，打算“先予破壞，徐圖建設”，打算分三年時間完成。其中拆除近日樓、南城牆，開辟南屏街，打通昆明城的東、西通道就是當時的重點工程之一。除南屏街外，還新開辟了南北連通南屏街和寶善街的曉東街和新祥雲街，將正義路鋪成水泥路麵，打通華山西路至光華街等。為適應劇增人口對居住的需求，還興建了大批居民用房，如篆塘新村、靖國新村、吳井新村等。
抗戰時期昆明城建最值得後人借鑒的應該是城市規劃。民國期間，昆明市負責城市建設的政府主管部門的負責人大都是具有專業知識的專門人才，其中不乏留學生，因而對昆明的城市規劃的思路和設想很多，其中的許多設想可為目前昆明市的現代新昆明建設提供借鑒。如有人提出開發滇池、海口河、螳螂川，以“田納西模式”建設昆明。1939年市工務局局長丁基石提出設想，技術員沈長泰繪製的《大昆明市規劃圖》，其設想與今天現代新昆明建設的思路極其相似，如以滇池為中心，沿滇池周圍各縣，均為昆明市範圍；修築環湖道路；擴大後的市區各區域的功能要作嚴格劃分等。
1940年，昆明市政府擬定市區土地使用計劃，提出在都市建設整理中，土地的使用必須有計劃，要以合乎經濟為原則。全市土地均定為限製使用區，按照抗戰建國原則及全市地形、氣候、交通、市容、經濟等條件，將昆明市土地使用分為行政區、文化區、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及特種工業區、風景區、公墓區和林牧區等8個區域。
（作者單位：昆明市地方誌辦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