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來了新民警
曉明“借”到刑警大隊，一“借”就是大半年，並且似乎沒有了回來的趨勢。一個派出所，長時間隻有3個民警，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應付的。不要說公休假，就是周末星期天，也不得不時常放棄休息。戴斌是內勤，兼搞戶籍，什麽報表、資料、匯總，一大堆，每月再不跑也得跑區公安局各業務科室十來趟。而所長呢，是派出所的“當家人”，門戶立著，更是不可能沒有應酬。區公安局的，鄉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門單位的，各種工作會、座談會、聯席會，會議不斷，即便是他想留在所裏幫大家一下也很難。
力不從心呐！遇上案子，我隻好單獨帶上聯防隊員。我知道一個民警，單獨帶著聯防隊員去處警和取證，嚴格說來是有悖法律規定的。在法製科審批治安案件時，麵對調查筆錄中取證人的簽名，我會反複斟酌揣度，生怕名不是真正的民警簽的。如今我才知道，我當初在強調“依法行政”的時候忽視了基層派出所無法逃避的現實。案子來了，你不能不辦。辦的過程中，沒有警力，你還不得不單槍匹馬地頂著。上麵發現了，挨罵的是你；出問題了，受處理的依然是你。打落了牙齒，你不能展示給人家看，你隻能和著鹹酸苦澀的淚往肚子裏咽。
接近年底，《重慶公安報》的編輯李正權來長壽看他的聯係單位付何派出所，同時也順道來羅圍看望我。我和他是在《重慶晚報》一年一度的作者聯誼會上認識的。一百多名作者，穿警服的就那麽兩三個人，次數多了，我和他自然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到派出所，他打了不少電話來，勉勵我，也多次提到要來看我。咫尺天涯，忙碌和緊張的工作阻礙著彼此的腳步，我沒有機會到重慶拜望他，他也沒有機會兌現自己的承諾。
終於，他來了。
政治處張主任陪他來我辦公室坐了坐，晚上一塊兒回城裏吃飯。正好副局長朱誌全、徐鮮華，以及行管科的楊梅副科長也在。
吃飯間，朱副局長問起我們所的近況，問起打擊任務是否完成，我說：“可以高興地告訴領導的是，我們已經完成了組織交給我們的任務，不但如此，我們派出所還獲得了當地政府、老百姓的一致好評。”
我講的是實話，那時候，鄉政府已評選我們所為“群眾放心站所”。同時，還推薦我們所為區“精神文明單位”，隻等區政府精神文明辦公室來驗收。在區政法委組織的綜合治理民意測評中，我們所的群眾滿意率是百分之百。
聽了我的回答，兩位副局長都很滿意，都要求我們要繼續保持和發揚。我這人直言快語的老毛病在領導的讚揚聲中又犯了。我轉變話題，感慨地說：“不過，我們付出的太多了，比如，羅國全那個案子，我們要人無人要車無車，能夠將案犯捉拿歸案，我真不敢相信呐！”
當時，羅國全已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末了，我又補充說：“我差不多已有兩個月沒有休節假日了，我很想在家裏呆兩天。”
朱誌全副局長對此話題非常敏感，畢竟在基層做過民警，走上領導崗位後，又長期分管刑偵。要人無人要車無車，辦一個殺人案，及時將案犯捉獲，避免發生更為嚴重的後果，其中的酸甜苦辣，他一定能夠理解和體會到。因此，他愣怔了一下，突然提高了聲調，帶著果敢的口吻說：“遠軍，我目前隻能以我個人的名義告訴你，因為組織還沒有研究，借到刑警大隊的袁曉明下個星期回來。如果他不能回來，就另外給你們調個年輕民警來。此外，交通工具的事，的確棘手，我盡力而為，看能否找區財政協調一下，解決一輛長安警車……”
我簡直是受寵若驚。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借口上“衛生間”，我出門給所長郭洪平打了電話。郭洪平顯然也很激動。
他說：“我馬上將此消息轉告給戴斌。”
袁曉明離開刑警大隊沒有回羅圍，考慮到他家庭的具體困難，組織安排他到城郊的渡舟派出所。我們所調來的是羅培林。
羅培林當過兵，也是從公安員轉錄過來的，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別踏實，特別能吃苦。他的到來，解了我們警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力不從心呐！遇上案子，我隻好單獨帶上聯防隊員。我知道一個民警，單獨帶著聯防隊員去處警和取證，嚴格說來是有悖法律規定的。在法製科審批治安案件時，麵對調查筆錄中取證人的簽名，我會反複斟酌揣度，生怕名不是真正的民警簽的。如今我才知道，我當初在強調“依法行政”的時候忽視了基層派出所無法逃避的現實。案子來了，你不能不辦。辦的過程中，沒有警力，你還不得不單槍匹馬地頂著。上麵發現了，挨罵的是你；出問題了，受處理的依然是你。打落了牙齒，你不能展示給人家看，你隻能和著鹹酸苦澀的淚往肚子裏咽。
接近年底，《重慶公安報》的編輯李正權來長壽看他的聯係單位付何派出所，同時也順道來羅圍看望我。我和他是在《重慶晚報》一年一度的作者聯誼會上認識的。一百多名作者，穿警服的就那麽兩三個人，次數多了，我和他自然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到派出所，他打了不少電話來，勉勵我，也多次提到要來看我。咫尺天涯，忙碌和緊張的工作阻礙著彼此的腳步，我沒有機會到重慶拜望他，他也沒有機會兌現自己的承諾。
終於，他來了。
政治處張主任陪他來我辦公室坐了坐，晚上一塊兒回城裏吃飯。正好副局長朱誌全、徐鮮華，以及行管科的楊梅副科長也在。
吃飯間，朱副局長問起我們所的近況，問起打擊任務是否完成，我說：“可以高興地告訴領導的是，我們已經完成了組織交給我們的任務，不但如此，我們派出所還獲得了當地政府、老百姓的一致好評。”
我講的是實話，那時候，鄉政府已評選我們所為“群眾放心站所”。同時，還推薦我們所為區“精神文明單位”，隻等區政府精神文明辦公室來驗收。在區政法委組織的綜合治理民意測評中，我們所的群眾滿意率是百分之百。
聽了我的回答，兩位副局長都很滿意，都要求我們要繼續保持和發揚。我這人直言快語的老毛病在領導的讚揚聲中又犯了。我轉變話題，感慨地說：“不過，我們付出的太多了，比如，羅國全那個案子，我們要人無人要車無車，能夠將案犯捉拿歸案，我真不敢相信呐！”
當時，羅國全已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末了，我又補充說：“我差不多已有兩個月沒有休節假日了，我很想在家裏呆兩天。”
朱誌全副局長對此話題非常敏感，畢竟在基層做過民警，走上領導崗位後，又長期分管刑偵。要人無人要車無車，辦一個殺人案，及時將案犯捉獲，避免發生更為嚴重的後果，其中的酸甜苦辣，他一定能夠理解和體會到。因此，他愣怔了一下，突然提高了聲調，帶著果敢的口吻說：“遠軍，我目前隻能以我個人的名義告訴你，因為組織還沒有研究，借到刑警大隊的袁曉明下個星期回來。如果他不能回來，就另外給你們調個年輕民警來。此外，交通工具的事，的確棘手，我盡力而為，看能否找區財政協調一下，解決一輛長安警車……”
我簡直是受寵若驚。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借口上“衛生間”，我出門給所長郭洪平打了電話。郭洪平顯然也很激動。
他說：“我馬上將此消息轉告給戴斌。”
袁曉明離開刑警大隊沒有回羅圍，考慮到他家庭的具體困難，組織安排他到城郊的渡舟派出所。我們所調來的是羅培林。
羅培林當過兵，也是從公安員轉錄過來的，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特別踏實，特別能吃苦。他的到來，解了我們警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