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兄弟，我們來算筆賬
這件事，我一直揣摩著該不該寫，或者怎樣寫才顯得更妥當一些。
那是整治校園周邊秩序的時候，一天，所長和內勤到長壽湖開片區治安工作會，所裏隻有我和曉明。鄉中學打電話來，說有幾個小姑娘從城裏邀約著趕到學校肇事、打學生，要我們去處理。我和曉明去把幾個小姑娘帶到了派出所，大的不過十八九歲，小的隻有15歲。她們中有一個曾是鄉中學初三的學生，讀不進去書，春節前退學了，據說到城裏找了份活兒幹。
讀書的時候同學間有矛盾，到了社會上，往日之“仇”未報心不甘，於是，帶著“姐妹們”找上門來了。
我們絕沒有要長時間留置或“關押”幾個小姑娘的意思，人很小，可塑性強，我們取了筆錄沒叫她們走，隻是想再教育教育她們，讓她們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因為是女孩，問筆錄不方便，依照規定，我去和鄉政府領導商量，要他們派兩個女鄉幹部陪一陪。
女鄉幹部來了，筆錄很快取完了。我正在收拾材料，一輛出租車開進了政府大院。我透過窗戶瞟了一眼，車上下來了兩個穿著警服的小夥子。見是民警，我就仔細觀察了一下，結果一個也不認識。
我猜測著他們是哪個單位的，到底來幹什麽。
他們徑直去了曉明的辦公室。一會兒他們就爭執起來了，我過去打聽，原來兩個民警一個是某監獄的司法警，一個是我局某派出所的年輕民警。他們要曉明放人，曉明說還沒有審查清楚，等審查清楚後再說，他們就冒火了，說曉明不懂法，亂辦。
曉明咋不懂法了？曉明咋就亂辦了？我看不慣，或者說對兩個年輕人盛氣淩人的模樣看不順眼，就問他們，我說：“你們是哪兒來的？指手劃腳，穿一身警服連起碼的規矩也不懂。有能耐就報出你們的單位和尊姓大名，我通知你們單位領導來領人。”
公安局下麵派出所的民警我不認識的多，但不認識我的卻不多。
那個派出所的年輕民警見是我，忙緩和了語氣。他把我拉到另一間辦公室，說：“但大哥，是這樣的，你們抓來的女孩有一個是我同學的女朋友，我同學在外地，打電話來托我操作一下，把事情擺平。”
說話的同時，他將一疊錢塞進我衣兜裏。
滿口的江湖話已使我反感了，再塞進那錢，我就更加反感。咱們的民警咋就變成了社會上的“老油條”？我頓時變了臉色。我責令他：“你哪隻手給我把錢塞進衣兜的，請你同樣用哪隻手給我取出來，然後拿著那臭錢跑遠點，否則我對你不客氣。什麽警察？也不怕丟了警察的臉！”
我生氣的聲音傳到曉明和兩個鄉幹部耳朵裏，他們立即圍了過來。那位年輕民警很窘，臉通紅，他沒伸手到我衣兜裏取錢。我替他取出來了，大概有千把元。我將錢扔在辦公桌上，出門回自己的辦公室。
泡上香醇的茶，呷幾口，再點燃一支煙，我的心情平靜了許多。我想我不該這樣粗魯地對待那民警，他畢竟年輕。想了很久，我決定去叫他過來，好好談一談。
他到了我的辦公室，不好意思地低著頭。我拉了把椅子給他，又給他沏了一杯茶。
看他警服的警銜標誌，是個警員，便推測剛參加工作不久，於是問他：“你是哪年當的警察？”
年輕民警說：“警校畢業不到兩年。”
我沒有再繼續問他什麽了。麵對一個初進警營的警官，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對他的所作所為過多地責備，相反，我應該幫助他明辨一些是非。
我思索了一會兒，改變了方式說：“兄弟，我們來算一筆賬。你猜，我現在的月收入是多少？”
年輕民警不解地抬頭望著我，沒有回答。
我說：“大概有1400元吧，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比如年終獎、稿酬，可能會更多。依此來計算，我的年收入不低於2萬。我現在不到40歲，離退休還有20年左右。20年，我應得到的大約在50萬元以上。兄弟，你剛才給我的是多少，能與50萬元相比嗎？”
年輕民警喘了一口氣，終於開口了。他說：“但老師，對不起，今天是我的錯，這筆賬我算清楚了，並且會永遠記住！”
講這件事，並非是想標榜自己有多麽高尚，多麽清正廉潔；講出它來，我想，隻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可推卸的做人為警的責任！
那是整治校園周邊秩序的時候，一天，所長和內勤到長壽湖開片區治安工作會，所裏隻有我和曉明。鄉中學打電話來，說有幾個小姑娘從城裏邀約著趕到學校肇事、打學生，要我們去處理。我和曉明去把幾個小姑娘帶到了派出所，大的不過十八九歲，小的隻有15歲。她們中有一個曾是鄉中學初三的學生，讀不進去書，春節前退學了，據說到城裏找了份活兒幹。
讀書的時候同學間有矛盾，到了社會上，往日之“仇”未報心不甘，於是，帶著“姐妹們”找上門來了。
我們絕沒有要長時間留置或“關押”幾個小姑娘的意思，人很小，可塑性強，我們取了筆錄沒叫她們走，隻是想再教育教育她們，讓她們明白一些做人的道理。因為是女孩，問筆錄不方便，依照規定，我去和鄉政府領導商量，要他們派兩個女鄉幹部陪一陪。
女鄉幹部來了，筆錄很快取完了。我正在收拾材料，一輛出租車開進了政府大院。我透過窗戶瞟了一眼，車上下來了兩個穿著警服的小夥子。見是民警，我就仔細觀察了一下，結果一個也不認識。
我猜測著他們是哪個單位的，到底來幹什麽。
他們徑直去了曉明的辦公室。一會兒他們就爭執起來了，我過去打聽，原來兩個民警一個是某監獄的司法警，一個是我局某派出所的年輕民警。他們要曉明放人，曉明說還沒有審查清楚，等審查清楚後再說，他們就冒火了，說曉明不懂法，亂辦。
曉明咋不懂法了？曉明咋就亂辦了？我看不慣，或者說對兩個年輕人盛氣淩人的模樣看不順眼，就問他們，我說：“你們是哪兒來的？指手劃腳，穿一身警服連起碼的規矩也不懂。有能耐就報出你們的單位和尊姓大名，我通知你們單位領導來領人。”
公安局下麵派出所的民警我不認識的多，但不認識我的卻不多。
那個派出所的年輕民警見是我，忙緩和了語氣。他把我拉到另一間辦公室，說：“但大哥，是這樣的，你們抓來的女孩有一個是我同學的女朋友，我同學在外地，打電話來托我操作一下，把事情擺平。”
說話的同時，他將一疊錢塞進我衣兜裏。
滿口的江湖話已使我反感了，再塞進那錢，我就更加反感。咱們的民警咋就變成了社會上的“老油條”？我頓時變了臉色。我責令他：“你哪隻手給我把錢塞進衣兜的，請你同樣用哪隻手給我取出來，然後拿著那臭錢跑遠點，否則我對你不客氣。什麽警察？也不怕丟了警察的臉！”
我生氣的聲音傳到曉明和兩個鄉幹部耳朵裏，他們立即圍了過來。那位年輕民警很窘，臉通紅，他沒伸手到我衣兜裏取錢。我替他取出來了，大概有千把元。我將錢扔在辦公桌上，出門回自己的辦公室。
泡上香醇的茶，呷幾口，再點燃一支煙，我的心情平靜了許多。我想我不該這樣粗魯地對待那民警，他畢竟年輕。想了很久，我決定去叫他過來，好好談一談。
他到了我的辦公室，不好意思地低著頭。我拉了把椅子給他，又給他沏了一杯茶。
看他警服的警銜標誌，是個警員，便推測剛參加工作不久，於是問他：“你是哪年當的警察？”
年輕民警說：“警校畢業不到兩年。”
我沒有再繼續問他什麽了。麵對一個初進警營的警官，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對他的所作所為過多地責備，相反，我應該幫助他明辨一些是非。
我思索了一會兒，改變了方式說：“兄弟，我們來算一筆賬。你猜，我現在的月收入是多少？”
年輕民警不解地抬頭望著我，沒有回答。
我說：“大概有1400元吧，如果再加上其他的，比如年終獎、稿酬，可能會更多。依此來計算，我的年收入不低於2萬。我現在不到40歲，離退休還有20年左右。20年，我應得到的大約在50萬元以上。兄弟，你剛才給我的是多少，能與50萬元相比嗎？”
年輕民警喘了一口氣，終於開口了。他說：“但老師，對不起，今天是我的錯，這筆賬我算清楚了，並且會永遠記住！”
講這件事，並非是想標榜自己有多麽高尚，多麽清正廉潔；講出它來，我想，隻是一種責任，一種不可推卸的做人為警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