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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錯劃右派蒙奇冤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正當周祖訓躊躇滿誌，率領漯河高中全校師生循著德、智、體、美全麵發展的教育方針闊步前進的時候，厄運悄悄地降臨到他的頭上。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爾後，各級黨組織紛紛召開座談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黨內外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對黨的工作及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但是，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領導機構，要求“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極力抹殺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績，根本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把人民民主專政的製度說成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麽》的社論。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性的疾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迅速地開展起來了。對右派的進攻堅決反擊，對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隻是極少數。由於當時黨對階級鬥爭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結果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許多知識分子、愛國人士、黨的幹部被錯劃為右派，給黨和國家帶來了不幸的後果和損失。
在這次運動中，周祖訓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1957年5月下旬，中共漯河市委邀請民主人士在市政協召開會議，請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身為漯河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市政協常委的周祖訓，積極響應市委的號召，出於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誠意，在會上發言。前不久他曾看到費孝通先生在報紙上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引起他的“春色遙看近卻無”的共鳴，便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要鼓勵知識分子敢講話、多講話，因為他們在舊社會都信奉《金人銘》上說的“勿多言，多言多敗；勿多事，多事多患”，也都熟悉曆史上發生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的故事。他們吸取過去慘痛教訓，養成了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的積習。所以黨要鼓勵知識分子講話，特別是鼓勵他們講不同意見的話。古人說的“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是有道理的。古人又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禁止人講話，結果是不好的，甚至適得其反。第二，關於黨和知識分子的隔閡問題。新中國成立後，黨正確地貫徹了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一般是親密無間的，但個別黨員和知識分子間的矛盾是有的。怎樣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呢？根據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賢者指品德高尚或覺悟高的人），應由黨員多負責任並主動地解決。第三，知識分子有職無權問題。知識分子有職無權，雖是個別現象，也應解決；因為知識分子一般是有責任感和事業心的，因而是不甘於屍位素餐的。
周祖訓的發言，在與會者中反應很好，有的當場提議，把發言稿打印報送到許昌地區和省裏去。可是時隔不久的暑期，在許昌地區“反右”鬥爭學習會議上，突然對周祖訓進行揭發、批判、鬥爭，說他這個發言是“反黨言論”，是“借古諷今的大毒草”，武斷地斥責周祖訓在發言中提出的三種情況：知識分子不敢講話，黨員和知識分子間有矛盾，知識分子有職無權，都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對黨的誣蔑；在發言中他引用的曆史事實和古人語言，是借古諷今，別有用心。由此得出結論：周祖訓是徹頭徹尾反對共產黨的。最初，說周祖訓反黨，他思想不通，心以為非，口不敢言，困惑驚疑，寢食不寧，但經過群眾對他的反複批判鬥爭，特別是他閱讀了當時報紙上批判右派分子的大量文章後，感到以上對他的批判方式已成為一種思潮，不是某一個人所能抗拒的。他雖百思不得其解，但迫於形勢，他隻有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再提高，把自己的言論行動上綱再上綱，最終隻好違心地忍氣吞聲地接受了。
周祖訓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不久，校長兼黨支部書記邊成武亦被劃為嚴重右傾分子。邊成武為人憨厚坦蕩，但矜躁之態常溢於言表。他對自己從許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之職調任漯河高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有意見，一直耿耿於懷。因此他被定為嚴重右傾分子，遭受批判鬥爭，與右派分子一起勞動改造。不久，上級給漯河高中派來新的黨支部書記。新任黨支部書記，調來之前在原任領導崗位上，曾被打為右傾分子，所以在領導學校“反右”鬥爭中，惟恐重蹈覆轍，就來了個“寧左勿右”：在教師中“深挖右派”的同時，又在學生中開展了反對“壞分子”的鬥爭。為了掀起“反右”高潮，學校采取大會發動，小會動員，號召學生“大鳴”“大放”。開始效果不大，學校內大字報寥寥無幾，比較冷清；學校就組織學生到市直鳴放得所謂好的單位和漯河師範參觀學習。接著進一步動員學生“大鳴”“大放”，並在大禮堂設論壇，鼓勵學生登台發表演講。甚至於給學生規定每天必須寫若幹條（張）大字報，完不成不準睡覺。大多數學生沒內容可寫，但為了早點睡覺，就胡編亂造。結果一下子全校成了大字報的海洋，所有牆壁上都貼滿了大字報，又在院子裏和大禮堂裏扯一些細繩子，把大字報掛在上麵。接著，學校組織積極分子，對大字報逐張逐條地審視，把認為有“問題”的內容摘抄下來，再逐人逐條分析，上綱上線。最後，在學生中劃37名“右派分子”，報請市委審批。因市委根據中央精神，不允許在中學生中劃右派分子，學校黨支部竟將這37名學生全部劃為“壞分子”。當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是階級敵人，是專政對象。這37名學生便成了階級敵人。在學校裏對他們經過一陣批鬥、勞改之後，便開除遣送回家，交當地管製勞動。另外，還有百餘名學生，因為在“大鳴”“大放”中有所謂錯誤言論，受到黨紀、團紀和政紀處分。在這裏還要提一下，有的學生被打成“壞分子”或受到處分，是因為替周祖訓被劃為右派分子鳴不平所致。周祖訓在上世紀30年代，不顧個人安危救地下共產黨員吳芝圃；新中國成立前夕率領原中原臨時中學3000名師生，留原地迎接解放，最後率領大家回到河南等感人事跡，當時在學生中曾有所傳聞。加之他學識淵博，治校有方，德高望重，許多學生對他非常敬仰和崇拜。所以，當他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初，不少學生不理解不接受，紛紛行動起來，或寫大字報，或發表演講，為其鳴冤叫屈，因此被劃為“壞分子”或受到黨紀、團紀、政紀處分。據說，在“反右”鬥爭中，對高中學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成嚴重後果的，全省乃至全國獨此一家！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爾後，各級黨組織紛紛召開座談會，聽取黨內外群眾的意見。黨內外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對黨的工作及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但是，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他們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領導機構，要求“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極力抹殺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績，根本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把人民民主專政的製度說成是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麽》的社論。一場全國規模的群眾性的疾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迅速地開展起來了。對右派的進攻堅決反擊，對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隻是極少數。由於當時黨對階級鬥爭和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結果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許多知識分子、愛國人士、黨的幹部被錯劃為右派，給黨和國家帶來了不幸的後果和損失。
在這次運動中，周祖訓也被錯劃為右派分子。
1957年5月下旬，中共漯河市委邀請民主人士在市政協召開會議，請大家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身為漯河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市政協常委的周祖訓，積極響應市委的號召，出於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誠意，在會上發言。前不久他曾看到費孝通先生在報紙上發表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引起他的“春色遙看近卻無”的共鳴，便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要鼓勵知識分子敢講話、多講話，因為他們在舊社會都信奉《金人銘》上說的“勿多言，多言多敗；勿多事，多事多患”，也都熟悉曆史上發生的焚書坑儒和文字獄的故事。他們吸取過去慘痛教訓，養成了明哲保身、少說為佳的積習。所以黨要鼓勵知識分子講話，特別是鼓勵他們講不同意見的話。古人說的“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是有道理的。古人又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禁止人講話，結果是不好的，甚至適得其反。第二，關於黨和知識分子的隔閡問題。新中國成立後，黨正確地貫徹了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一般是親密無間的，但個別黨員和知識分子間的矛盾是有的。怎樣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呢？根據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賢者指品德高尚或覺悟高的人），應由黨員多負責任並主動地解決。第三，知識分子有職無權問題。知識分子有職無權，雖是個別現象，也應解決；因為知識分子一般是有責任感和事業心的，因而是不甘於屍位素餐的。
周祖訓的發言，在與會者中反應很好，有的當場提議，把發言稿打印報送到許昌地區和省裏去。可是時隔不久的暑期，在許昌地區“反右”鬥爭學習會議上，突然對周祖訓進行揭發、批判、鬥爭，說他這個發言是“反黨言論”，是“借古諷今的大毒草”，武斷地斥責周祖訓在發言中提出的三種情況：知識分子不敢講話，黨員和知識分子間有矛盾，知識分子有職無權，都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對黨的誣蔑；在發言中他引用的曆史事實和古人語言，是借古諷今，別有用心。由此得出結論：周祖訓是徹頭徹尾反對共產黨的。最初，說周祖訓反黨，他思想不通，心以為非，口不敢言，困惑驚疑，寢食不寧，但經過群眾對他的反複批判鬥爭，特別是他閱讀了當時報紙上批判右派分子的大量文章後，感到以上對他的批判方式已成為一種思潮，不是某一個人所能抗拒的。他雖百思不得其解，但迫於形勢，他隻有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再提高，把自己的言論行動上綱再上綱，最終隻好違心地忍氣吞聲地接受了。
周祖訓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不久，校長兼黨支部書記邊成武亦被劃為嚴重右傾分子。邊成武為人憨厚坦蕩，但矜躁之態常溢於言表。他對自己從許昌地區中級人民法院院長之職調任漯河高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有意見，一直耿耿於懷。因此他被定為嚴重右傾分子，遭受批判鬥爭，與右派分子一起勞動改造。不久，上級給漯河高中派來新的黨支部書記。新任黨支部書記，調來之前在原任領導崗位上，曾被打為右傾分子，所以在領導學校“反右”鬥爭中，惟恐重蹈覆轍，就來了個“寧左勿右”：在教師中“深挖右派”的同時，又在學生中開展了反對“壞分子”的鬥爭。為了掀起“反右”高潮，學校采取大會發動，小會動員，號召學生“大鳴”“大放”。開始效果不大，學校內大字報寥寥無幾，比較冷清；學校就組織學生到市直鳴放得所謂好的單位和漯河師範參觀學習。接著進一步動員學生“大鳴”“大放”，並在大禮堂設論壇，鼓勵學生登台發表演講。甚至於給學生規定每天必須寫若幹條（張）大字報，完不成不準睡覺。大多數學生沒內容可寫，但為了早點睡覺，就胡編亂造。結果一下子全校成了大字報的海洋，所有牆壁上都貼滿了大字報，又在院子裏和大禮堂裏扯一些細繩子，把大字報掛在上麵。接著，學校組織積極分子，對大字報逐張逐條地審視，把認為有“問題”的內容摘抄下來，再逐人逐條分析，上綱上線。最後，在學生中劃37名“右派分子”，報請市委審批。因市委根據中央精神，不允許在中學生中劃右派分子，學校黨支部竟將這37名學生全部劃為“壞分子”。當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是階級敵人，是專政對象。這37名學生便成了階級敵人。在學校裏對他們經過一陣批鬥、勞改之後，便開除遣送回家，交當地管製勞動。另外，還有百餘名學生，因為在“大鳴”“大放”中有所謂錯誤言論，受到黨紀、團紀和政紀處分。在這裏還要提一下，有的學生被打成“壞分子”或受到處分，是因為替周祖訓被劃為右派分子鳴不平所致。周祖訓在上世紀30年代，不顧個人安危救地下共產黨員吳芝圃；新中國成立前夕率領原中原臨時中學3000名師生，留原地迎接解放，最後率領大家回到河南等感人事跡，當時在學生中曾有所傳聞。加之他學識淵博，治校有方，德高望重，許多學生對他非常敬仰和崇拜。所以，當他被劃為右派分子之初，不少學生不理解不接受，紛紛行動起來，或寫大字報，或發表演講，為其鳴冤叫屈，因此被劃為“壞分子”或受到黨紀、團紀、政紀處分。據說，在“反右”鬥爭中，對高中學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造成嚴重後果的，全省乃至全國獨此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