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一代舞後意外去世
1924年9月，鄧肯掀過了她生活中蘇聯之旅的一頁。按照合同，她到了德國演出。9月30日淩晨，鄧肯登上了飛往康尼格斯堡的飛機。
隨之而來的是一段充滿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當她到達柏林時，才知道她簽訂的德國巡回演出的合同純粹是一場騙局。鄧肯立時陷入困境，許多曾經的朋友都避而不見。
更令人寒心的是，幾十年來患難與共的姐姐伊麗莎白也不理她了！伊麗莎白的周圍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設在波茨坦的學校也斷然拒絕鄧肯的加盟。
雷蒙德在法國尼斯，鄧肯想去那兒求援，法國方麵馬上傳來消息，不能給“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者”簽證。
鄧肯被迫將自己出場的價額一降再降，僅僅能維持基本的吃和住，經紀人卻在其中大發橫財。布盧特內爾大廳裏，觀眾高漲的熱情使鄧肯暫時忘記了窘境。
幸運的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朋友每天給鄧肯送來一塊烤牛排，他對鄧肯說：“我沒有錢，買不起更好的東西。但是，你一定要挺過去，伊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沒有你的藝術。”
還有兩位年輕的美國留學生，歌手馬丁和鋼琴師阿倫·科，雖然他們的津貼十分有限，但他們總是為鄧肯拿出最後一個便士。當他們也一文不名時，就寫信給外地的朋友，托他們找鄧肯在當地的朋友，給予支援。
鄧肯在絕望之中，忽然收到一筆來自美國的匯款，有幾百美元。而此時，好友塞西爾·索雷爾恰好幫她搞到了簽證，鄧肯又到了巴黎。
到巴黎不久，鄧肯就病倒了，支氣管炎，牙痛，神經衰弱，弄得她痛苦不堪。
雷蒙德多年來經營手織地毯和布匹，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他帶著病中的鄧肯離開了潮濕多霧的巴黎，南下氣候宜人的裏維埃拉。
雷蒙德一直是個禁欲主義者，他擔心這對鄧肯的健康沒有好處，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亞區為鄧肯租下了一家小劇院。鄧肯的心情慢慢好轉。
1925年4月的一天，鄧肯在內格雷斯科旅館附近的海濱浴場休息，被蒼蠅叮了一下。她當時沒有在意，不料幾天後右臂就劇烈地腫脹起來，隻得讓醫生用刀割開腫脹的部位。她在臥床期間，對前來看望的作家喬治·莫爾韋說：“真的沒用了，一隻蒼蠅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爾韋笑著說：“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運能讓人變得堅強。伊莎多拉，你是一個打不倒的人！”
這時，美國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鄧肯，他們願意以重金買下她的回憶錄。喬治一聽，興奮地對鄧肯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這麽多年了，你完全能夠寫出一本好書，不僅僅是暢銷，而是不受外界幹擾，認真地審視自己的內心。這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表演，用語言文字演繹自己的思想感情。”
鄧肯在喬治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勵下，拿起筆來，她有時自己寫，有時口授給速記員，進展較順利。持續了兩年，回憶錄寫到一半，這就是流傳於世的《鄧肯自傳》。但遺憾的是，這本傳記永遠隻是半部。
1925年秋，稍稍寬裕一些的鄧肯又閑不住了。她還是想辦學校。她想，倘若能與法國共產黨合作，在他們的讚助下創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無產階級兒童學習舞蹈的學校，他們一定會同意。
她請來了曾為她擔任過秘書的小說家安德烈·阿爾恩伊弗爾德，自信地說：請他們給我送來1000名學生，我會讓他們創造奇跡。孩子們生來就和諧優美，生氣勃勃，他們就像潔淨的陶土，可以被人們打上歡樂、強健、自然等一切印記。如果我們善於引導，讓他們通曉舞蹈的含義，那麽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形體訓練尚在其次，首先必須培養孩子們的心靈。
“我會將我最優秀的學生從莫斯科接到這裏，她們將在這所學校裏擔任班長，由我為她們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產黨的領導人強調，要實現這一切，務必有足夠的資金。”
法國共產黨對鄧肯的提議很感興趣，他們專門派了一位代表來與鄧肯商討有關經濟問題。但談判進展緩慢，因為法共內部意見不一，代表們猶豫不決，大半年過去了，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來自法共的回音總是溫和的“繼續考慮”4個字。
1925年歲末，鄧肯接到了艾爾瑪發自莫斯科的電報：葉賽寧死了！鄧肯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其中說：
謝爾蓋的死使我大為震驚，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經曆了人世間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係列的災難，以致時常想到隨他而去，不過我會選擇投海。但目前我還不能這樣做，我有一個未來的計劃需要完成。
這個“未來的計劃”就是指鄧肯還在苦苦努力地與法共合作辦一個千人規模的學校。
不久，鄧肯接受英國聯合報刊駐尼斯記者的采訪，最後她沉痛地說：“現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卻在哭。”
1926年9月10日，鄧肯在巴黎舉行了一場李斯特專場作品的演出。期間，法國詩人讓·科克多朗誦了他的成名作《埃菲爾鐵塔的婚禮》，而後，又即興朗誦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臘神話中善彈豎琴的歌手，鄧肯在詩歌婉轉的旋律裏聽到了縹緲的琴聲，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臘那神話般的氛圍中。
不久，鄧肯決定拍賣她在涅宜的住宅。那是一塊傷心之地，她的兩個孩子就是從那裏出去被塞納河水奪去了生命。另一個原因則是她負債累累，1922年的一筆3000法郎的欠款，加上高額利息，到1926年已超過了10000法郎。
11月24日，鄧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鑒於她是葉賽寧的遺孀，確定她有葉賽寧財產的繼承權，一共約40萬法郎。這筆錢對鄧肯來說，實在是太寶貴了，她的口袋裏連吃下一頓飯的錢都沒有了。
但她不為所動，馬上草擬了一份電報，發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聲稱放棄對葉賽寧財產的一切權利，並建議將其贈與葉賽寧的母親和妹妹，她們比她更迫切需要這筆錢。
第二天，法院就以31萬法郎的低價賣出了涅宜的住宅。
這筆錢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種債務侵蝕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呂特蒂阿旅館的辦公室給她送來了一張賬單，9000法郎！信封內附有便條：
如果這張賬單不能在當晚付訖，鄧肯女士必須搬出此室。
有生以來鄧肯第一次以這種方式被勒令離開旅館。她所遭遇的困境，激發起許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層社會極具感召力的多蘿西·愛爾蘭小姐的公寓裏，正在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主要議題是迅速成立一個委員會，籌集資金，爭取在涅宜住宅第二次拍賣時將其買回，讓鄧肯重新成為它的主人。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塞西爾·薩爾托裏斯女士、伊奧爾斯卡女士、安德烈·阿爾恩伊弗爾德先生、喬治·丹尼斯先生和阿爾弗雷多·賽茲先生。
伊奧爾斯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演員，她的古道熱腸和大義凜然享譽歐洲演藝界。有一天，她來到了薩布隆斯大街鄧肯蟄居的那間陰暗的小工作室裏，隻見家徒四壁，連一隻衣箱也沒有，鄧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著一本書。
伊奧爾斯卡問道：“伊莎多拉，你隨身的東西呢？”
鄧肯笑道：“就在那兒，那隻手提袋裏。”
伊奧爾斯卡走過去看了看：“這隻有些紙。我問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嗎，我都穿在身上了。那個手提袋裝著我的全部財富，它們是無價之寶，我的信件和回憶錄，那是我感情的全部寄托。”
“伊莎多拉，你還剩多少錢？”
鄧肯笑了，她掏出錢包裏所有的錢說：“來，咱們一起數數，哦，5法郎，35生丁。”
“真恐怖。你怎麽還能安心躺著看書呢？”
“我過得很好，我在讀《雅歌》。你能給我讀一段嗎？”
“現在？不行！伊莎多拉，答應我，為生活作一次讓步，如果你能在香榭麗舍大街音樂廳工作兩周，他們就會付給你5000法郎，他們馬上想和你簽合同。”
“親愛的伊奧爾斯卡，非常感謝你的好意。我不會原諒任何背叛自己藝術的人。藝術是神聖的，除了兒童之外，藝術是世界上最聖潔的東西。”
“伊莎多拉，你不是要辦學校嗎？辦學校離不開錢啊！”
“說實在的，我並不怕沒錢。我最怕的是夜晚到來，我總在那時想起我的孩子，可憐的孩子。來，請給我讀《雅歌》吧！”
伊奧爾斯卡為此次專訪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
我讀完此書時，她在哭泣。當她告訴我她僅有5法郎時，她還在笑著。當她告訴我那個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裝有她的全部財產時，她仍在笑著。然而，當她聽到《雅歌》時，卻淚流滿麵！
的確，這位美國婦女是由神聖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應流傳千古，這位天才確實改變了整個世界。
專門成立的那個委員會舉行了大量實際行動：公開募捐、拍賣禮物。但由於內部也存在著不少的分歧，導致效率不高，買回涅宜住宅的錢遲遲沒有湊齊，不過這些錢使鄧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許多朋友來到了鄧肯的身邊，也讓她心境豁然開朗，除了瑪麗外，還有愛德華·斯泰肯，他於1920年在希臘攝製的一幅鄧肯的照片，被譽為最能展示“最偉大的舞蹈家的風采”。艾爾瑪·鄧肯也來了！她專程從莫斯科趕來看望自己的養母，並匯報學校的近況。
7月8日下午，鄧肯在莫加多爾劇院舉行了她一生中最後一場公開演出。樂隊指揮是艾伯特·沃爾夫，節目是鄧肯精心選定的，有舒伯特的《聖母頌》和瓦格納的《綺瑟之死》等。
許多作家、記者、評論家都對那次演出寫過印象記，而且是難得的眾口一詞的頌揚。其中魏爾納有這樣一段描述：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成功，沒有過這樣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輕時名聲顯赫的日子裏，也不曾如此地動人心弦過。這裏有一種神秘的、神聖的東西。
當她表演《聖母頌》時，觀眾的眼睛沒有一隻是幹的。所有在場的人，評論家、舞蹈家、美術家、音樂家、舞台工作人員等，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
表演剛剛結束，整個大廳的觀眾全體起立，鼓掌歡呼。啊，天啦，她取得了這最後一次勝利，是多麽美啊！
鄧肯為這次演出付出了所有的心力，麵對熱烈鼓掌歡呼的觀眾，鄧肯含著淚水，隻是揮手致意。她將指揮沃爾夫請到撒滿鮮花的台上來，一起向觀眾鞠躬、微笑。她一言不發。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後，她都會來一段具有轟動效應的講演。
台下的老朋友們都隱隱感到一絲無言的傷痛。
法國作家亨裏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妝室去向她表示祝賀，後來他描述說：
她躺在那裏，尚未完全脫掉的衣裙，露出一雙赤腳，疲憊不堪的頭靠在迷人的雙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塗有口紅的雙唇緊緊閉在一起，紅發如同古代雕像中的頭發那樣卷曲著，宛若稻莖無力地搭在肩上。
當時，像有一塊石頭從天上落下來，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12日，美國藝術家羅伯特·錢德勒和克萊門斯·倫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鄧肯和瑪麗應邀出席。來接她倆的是一輛漂亮的布加迪賽車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機，他叫本奧伊特·法爾凱托，他們一路上談笑風生，很快成了好朋友。
鄧肯喜歡各種類型的車，而法爾凱托是這方麵的大行家。他們相約後天一起去英格蘭遊樂場乘車兜風。
13日，星期二，鄧肯應邀到朋友和經紀人奧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們研究了在裏維埃拉和法國其他地區舉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
1927年9月14日晚，鄧肯與好友瑪麗在尼斯一家位於英格蘭大街附近的飯館裏靜靜地用餐。
瑪麗的思緒正在被一種莫名的感覺困擾著。空氣中有一種壓抑的氣氛。她喝了一口酒後說：“伊莎多拉，真奇怪，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鄧肯說：“今晚我隻乘車出去轉轉，很快就回來。瑪麗，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煙吧，心情會好些。”
她們離開餐館，回到工作室。鄧肯邊等法爾凱托，邊打開唱片隨著歌聲跳起舞來。
聽到敲門聲，鄧肯一把抓起色彩斑斕的紅色羊毛圍巾，在脖頸上繞了兩圈，舞著走向房門去迎接法爾凱托。
當她在門廳裏準備出發時，瑪麗看了一眼她單薄的衣著說：“伊莎多拉，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會著涼的。”
鄧肯回答說：“不用，我戴上了紅圍巾挺暖和。”
法爾凱托也在一旁說：“我的汽車不太幹淨，你披上我的外套好嗎？”
鄧肯搖了搖頭。法爾凱托就轉身向汽車走去，鄧肯則在後麵邊舞邊跟著。當她在司機身旁落座時，她轉過身來向瑪麗以及站在工作室門廳裏的一位朋友揮手喊道：“再見，朋友，我走向光明去啦！”
汽車啟動時，人們見到鄧肯將長圍巾的流蘇甩到了左肩上。汽車全速向前衝去，圍巾的一角落在車輪旁邊的地上。
瑪麗尖叫起來：“你的圍巾，伊莎多拉，撿起你的圍巾。”
僅僅1分鍾不到，汽車戛然而止，人們以為這是為了讓鄧肯撿起圍巾，就一起走上前去，卻發現鄧肯的頭部已經向前倒下去。隻見法爾凱托哭著跑出來，一邊哀號：“我殺死了聖母，我殺死了聖母！”
紅圍巾的一部分和流蘇被緊緊地纏在車軸上。當疾駛的汽車突然顛簸時，圍巾裹緊了鄧肯的頸部。上帝以奇特的方式喚回了在人世受苦的孩子，死神在無情地行使使命時，總算不忘以一種出色的方式去配合她追求美和浪漫的個性。它隻用一個突如其來的動作便迅速壓碎了她的頸動脈。
朋友們抽泣著剪斷厚厚的紅圍巾，火速把鄧肯送往聖羅克醫院。然而她的呼吸已完全停止，生命已離她而去。那裏的醫生們當即就宣布了她的死亡。
天才的舞蹈女神伊莎多拉·鄧肯就這樣告別了人間，年僅50歲。
§§附錄
隨之而來的是一段充滿了新的失望和不幸的日子，當她到達柏林時，才知道她簽訂的德國巡回演出的合同純粹是一場騙局。鄧肯立時陷入困境，許多曾經的朋友都避而不見。
更令人寒心的是，幾十年來患難與共的姐姐伊麗莎白也不理她了！伊麗莎白的周圍都是一些大腹便便的富翁，她那所設在波茨坦的學校也斷然拒絕鄧肯的加盟。
雷蒙德在法國尼斯，鄧肯想去那兒求援，法國方麵馬上傳來消息，不能給“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者”簽證。
鄧肯被迫將自己出場的價額一降再降，僅僅能維持基本的吃和住，經紀人卻在其中大發橫財。布盧特內爾大廳裏，觀眾高漲的熱情使鄧肯暫時忘記了窘境。
幸運的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朋友每天給鄧肯送來一塊烤牛排，他對鄧肯說：“我沒有錢，買不起更好的東西。但是，你一定要挺過去，伊莎多拉，全世界不能沒有你的藝術。”
還有兩位年輕的美國留學生，歌手馬丁和鋼琴師阿倫·科，雖然他們的津貼十分有限，但他們總是為鄧肯拿出最後一個便士。當他們也一文不名時，就寫信給外地的朋友，托他們找鄧肯在當地的朋友，給予支援。
鄧肯在絕望之中，忽然收到一筆來自美國的匯款，有幾百美元。而此時，好友塞西爾·索雷爾恰好幫她搞到了簽證，鄧肯又到了巴黎。
到巴黎不久，鄧肯就病倒了，支氣管炎，牙痛，神經衰弱，弄得她痛苦不堪。
雷蒙德多年來經營手織地毯和布匹，生意興隆，財源茂盛。他帶著病中的鄧肯離開了潮濕多霧的巴黎，南下氣候宜人的裏維埃拉。
雷蒙德一直是個禁欲主義者，他擔心這對鄧肯的健康沒有好處，便在尼斯的加利弗尼亞區為鄧肯租下了一家小劇院。鄧肯的心情慢慢好轉。
1925年4月的一天，鄧肯在內格雷斯科旅館附近的海濱浴場休息，被蒼蠅叮了一下。她當時沒有在意，不料幾天後右臂就劇烈地腫脹起來，隻得讓醫生用刀割開腫脹的部位。她在臥床期間，對前來看望的作家喬治·莫爾韋說：“真的沒用了，一隻蒼蠅都可以把我打倒。”
莫爾韋笑著說：“生命本就是脆弱的，但是命運能讓人變得堅強。伊莎多拉，你是一個打不倒的人！”
這時，美國一家出版商找到了鄧肯，他們願意以重金買下她的回憶錄。喬治一聽，興奮地對鄧肯說：“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這麽多年了，你完全能夠寫出一本好書，不僅僅是暢銷，而是不受外界幹擾，認真地審視自己的內心。這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表演，用語言文字演繹自己的思想感情。”
鄧肯在喬治和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瓦涅斯的鼓勵下，拿起筆來，她有時自己寫，有時口授給速記員，進展較順利。持續了兩年，回憶錄寫到一半，這就是流傳於世的《鄧肯自傳》。但遺憾的是，這本傳記永遠隻是半部。
1925年秋，稍稍寬裕一些的鄧肯又閑不住了。她還是想辦學校。她想，倘若能與法國共產黨合作，在他們的讚助下創立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無產階級兒童學習舞蹈的學校，他們一定會同意。
她請來了曾為她擔任過秘書的小說家安德烈·阿爾恩伊弗爾德，自信地說：請他們給我送來1000名學生，我會讓他們創造奇跡。孩子們生來就和諧優美，生氣勃勃，他們就像潔淨的陶土，可以被人們打上歡樂、強健、自然等一切印記。如果我們善於引導，讓他們通曉舞蹈的含義，那麽所有的孩子都能跳舞。形體訓練尚在其次，首先必須培養孩子們的心靈。
“我會將我最優秀的學生從莫斯科接到這裏，她們將在這所學校裏擔任班長，由我為她們提供衣食。但你得向共產黨的領導人強調，要實現這一切，務必有足夠的資金。”
法國共產黨對鄧肯的提議很感興趣，他們專門派了一位代表來與鄧肯商討有關經濟問題。但談判進展緩慢，因為法共內部意見不一，代表們猶豫不決，大半年過去了，這件事依然未能拍板，來自法共的回音總是溫和的“繼續考慮”4個字。
1925年歲末，鄧肯接到了艾爾瑪發自莫斯科的電報：葉賽寧死了！鄧肯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其中說：
謝爾蓋的死使我大為震驚，我痛哭了好久。他似乎經曆了人世間的一切痛苦。我自己也遭受了一係列的災難，以致時常想到隨他而去，不過我會選擇投海。但目前我還不能這樣做，我有一個未來的計劃需要完成。
這個“未來的計劃”就是指鄧肯還在苦苦努力地與法共合作辦一個千人規模的學校。
不久，鄧肯接受英國聯合報刊駐尼斯記者的采訪，最後她沉痛地說：“現在全世界都在笑，而我卻在哭。”
1926年9月10日，鄧肯在巴黎舉行了一場李斯特專場作品的演出。期間，法國詩人讓·科克多朗誦了他的成名作《埃菲爾鐵塔的婚禮》，而後，又即興朗誦新作《俄耳浦斯》。
俄耳浦斯是希臘神話中善彈豎琴的歌手，鄧肯在詩歌婉轉的旋律裏聽到了縹緲的琴聲，她翩翩起舞，仿佛又回到了希臘那神話般的氛圍中。
不久，鄧肯決定拍賣她在涅宜的住宅。那是一塊傷心之地，她的兩個孩子就是從那裏出去被塞納河水奪去了生命。另一個原因則是她負債累累，1922年的一筆3000法郎的欠款，加上高額利息，到1926年已超過了10000法郎。
11月24日，鄧肯接到了莫斯科法院的通知，鑒於她是葉賽寧的遺孀，確定她有葉賽寧財產的繼承權，一共約40萬法郎。這筆錢對鄧肯來說，實在是太寶貴了，她的口袋裏連吃下一頓飯的錢都沒有了。
但她不為所動，馬上草擬了一份電報，發往莫斯科法院的首席法官，聲稱放棄對葉賽寧財產的一切權利，並建議將其贈與葉賽寧的母親和妹妹，她們比她更迫切需要這筆錢。
第二天，法院就以31萬法郎的低價賣出了涅宜的住宅。
這筆錢很快就被她以前欠的各種債務侵蝕一空。不久，她托身的呂特蒂阿旅館的辦公室給她送來了一張賬單，9000法郎！信封內附有便條：
如果這張賬單不能在當晚付訖，鄧肯女士必須搬出此室。
有生以來鄧肯第一次以這種方式被勒令離開旅館。她所遭遇的困境，激發起許多文化人的良知。在巴黎上層社會極具感召力的多蘿西·愛爾蘭小姐的公寓裏，正在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主要議題是迅速成立一個委員會，籌集資金，爭取在涅宜住宅第二次拍賣時將其買回，讓鄧肯重新成為它的主人。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有：塞西爾·薩爾托裏斯女士、伊奧爾斯卡女士、安德烈·阿爾恩伊弗爾德先生、喬治·丹尼斯先生和阿爾弗雷多·賽茲先生。
伊奧爾斯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女演員，她的古道熱腸和大義凜然享譽歐洲演藝界。有一天，她來到了薩布隆斯大街鄧肯蟄居的那間陰暗的小工作室裏，隻見家徒四壁，連一隻衣箱也沒有，鄧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著一本書。
伊奧爾斯卡問道：“伊莎多拉，你隨身的東西呢？”
鄧肯笑道：“就在那兒，那隻手提袋裏。”
伊奧爾斯卡走過去看了看：“這隻有些紙。我問你的衣服放在哪？”
“衣服嗎，我都穿在身上了。那個手提袋裝著我的全部財富，它們是無價之寶，我的信件和回憶錄，那是我感情的全部寄托。”
“伊莎多拉，你還剩多少錢？”
鄧肯笑了，她掏出錢包裏所有的錢說：“來，咱們一起數數，哦，5法郎，35生丁。”
“真恐怖。你怎麽還能安心躺著看書呢？”
“我過得很好，我在讀《雅歌》。你能給我讀一段嗎？”
“現在？不行！伊莎多拉，答應我，為生活作一次讓步，如果你能在香榭麗舍大街音樂廳工作兩周，他們就會付給你5000法郎，他們馬上想和你簽合同。”
“親愛的伊奧爾斯卡，非常感謝你的好意。我不會原諒任何背叛自己藝術的人。藝術是神聖的，除了兒童之外，藝術是世界上最聖潔的東西。”
“伊莎多拉，你不是要辦學校嗎？辦學校離不開錢啊！”
“說實在的，我並不怕沒錢。我最怕的是夜晚到來，我總在那時想起我的孩子，可憐的孩子。來，請給我讀《雅歌》吧！”
伊奧爾斯卡為此次專訪寫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
我讀完此書時，她在哭泣。當她告訴我她僅有5法郎時，她還在笑著。當她告訴我那個已被信件占去一半的手提袋裝有她的全部財產時，她仍在笑著。然而，當她聽到《雅歌》時，卻淚流滿麵！
的確，這位美國婦女是由神聖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應流傳千古，這位天才確實改變了整個世界。
專門成立的那個委員會舉行了大量實際行動：公開募捐、拍賣禮物。但由於內部也存在著不少的分歧，導致效率不高，買回涅宜住宅的錢遲遲沒有湊齊，不過這些錢使鄧肯的生活大有起色。
1927年夏，許多朋友來到了鄧肯的身邊，也讓她心境豁然開朗，除了瑪麗外，還有愛德華·斯泰肯，他於1920年在希臘攝製的一幅鄧肯的照片，被譽為最能展示“最偉大的舞蹈家的風采”。艾爾瑪·鄧肯也來了！她專程從莫斯科趕來看望自己的養母，並匯報學校的近況。
7月8日下午，鄧肯在莫加多爾劇院舉行了她一生中最後一場公開演出。樂隊指揮是艾伯特·沃爾夫，節目是鄧肯精心選定的，有舒伯特的《聖母頌》和瓦格納的《綺瑟之死》等。
許多作家、記者、評論家都對那次演出寫過印象記，而且是難得的眾口一詞的頌揚。其中魏爾納有這樣一段描述：
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成功，沒有過這樣的令人入迷，甚至在她年輕時名聲顯赫的日子裏，也不曾如此地動人心弦過。這裏有一種神秘的、神聖的東西。
當她表演《聖母頌》時，觀眾的眼睛沒有一隻是幹的。所有在場的人，評論家、舞蹈家、美術家、音樂家、舞台工作人員等，都看得出神入迷，失去理智。
表演剛剛結束，整個大廳的觀眾全體起立，鼓掌歡呼。啊，天啦，她取得了這最後一次勝利，是多麽美啊！
鄧肯為這次演出付出了所有的心力，麵對熱烈鼓掌歡呼的觀眾，鄧肯含著淚水，隻是揮手致意。她將指揮沃爾夫請到撒滿鮮花的台上來，一起向觀眾鞠躬、微笑。她一言不發。而以前每次演出之後，她都會來一段具有轟動效應的講演。
台下的老朋友們都隱隱感到一絲無言的傷痛。
法國作家亨裏特·索雷特意到她的化妝室去向她表示祝賀，後來他描述說：
她躺在那裏，尚未完全脫掉的衣裙，露出一雙赤腳，疲憊不堪的頭靠在迷人的雙臂上。她看上去心情沉重，塗有口紅的雙唇緊緊閉在一起，紅發如同古代雕像中的頭發那樣卷曲著，宛若稻莖無力地搭在肩上。
當時，像有一塊石頭從天上落下來，砸在索雷的心坎上。他默默地退了出去。
8月12日，美國藝術家羅伯特·錢德勒和克萊門斯·倫道夫小姐主持午宴，鄧肯和瑪麗應邀出席。來接她倆的是一輛漂亮的布加迪賽車和一位英俊的意大利司機，他叫本奧伊特·法爾凱托，他們一路上談笑風生，很快成了好朋友。
鄧肯喜歡各種類型的車，而法爾凱托是這方麵的大行家。他們相約後天一起去英格蘭遊樂場乘車兜風。
13日，星期二，鄧肯應邀到朋友和經紀人奧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們研究了在裏維埃拉和法國其他地區舉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
1927年9月14日晚，鄧肯與好友瑪麗在尼斯一家位於英格蘭大街附近的飯館裏靜靜地用餐。
瑪麗的思緒正在被一種莫名的感覺困擾著。空氣中有一種壓抑的氣氛。她喝了一口酒後說：“伊莎多拉，真奇怪，我突然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鄧肯說：“今晚我隻乘車出去轉轉，很快就回來。瑪麗，你有些迷信了，抽支煙吧，心情會好些。”
她們離開餐館，回到工作室。鄧肯邊等法爾凱托，邊打開唱片隨著歌聲跳起舞來。
聽到敲門聲，鄧肯一把抓起色彩斑斕的紅色羊毛圍巾，在脖頸上繞了兩圈，舞著走向房門去迎接法爾凱托。
當她在門廳裏準備出發時，瑪麗看了一眼她單薄的衣著說：“伊莎多拉，你最好穿上我的外套，不然你會著涼的。”
鄧肯回答說：“不用，我戴上了紅圍巾挺暖和。”
法爾凱托也在一旁說：“我的汽車不太幹淨，你披上我的外套好嗎？”
鄧肯搖了搖頭。法爾凱托就轉身向汽車走去，鄧肯則在後麵邊舞邊跟著。當她在司機身旁落座時，她轉過身來向瑪麗以及站在工作室門廳裏的一位朋友揮手喊道：“再見，朋友，我走向光明去啦！”
汽車啟動時，人們見到鄧肯將長圍巾的流蘇甩到了左肩上。汽車全速向前衝去，圍巾的一角落在車輪旁邊的地上。
瑪麗尖叫起來：“你的圍巾，伊莎多拉，撿起你的圍巾。”
僅僅1分鍾不到，汽車戛然而止，人們以為這是為了讓鄧肯撿起圍巾，就一起走上前去，卻發現鄧肯的頭部已經向前倒下去。隻見法爾凱托哭著跑出來，一邊哀號：“我殺死了聖母，我殺死了聖母！”
紅圍巾的一部分和流蘇被緊緊地纏在車軸上。當疾駛的汽車突然顛簸時，圍巾裹緊了鄧肯的頸部。上帝以奇特的方式喚回了在人世受苦的孩子，死神在無情地行使使命時，總算不忘以一種出色的方式去配合她追求美和浪漫的個性。它隻用一個突如其來的動作便迅速壓碎了她的頸動脈。
朋友們抽泣著剪斷厚厚的紅圍巾，火速把鄧肯送往聖羅克醫院。然而她的呼吸已完全停止，生命已離她而去。那裏的醫生們當即就宣布了她的死亡。
天才的舞蹈女神伊莎多拉·鄧肯就這樣告別了人間，年僅50歲。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