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闊眼界的名勝故事

武則天的陵墓神秘多

　　武則天是唐高宗李治皇後，後為武則天皇帝，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並州文水（今山西文水東）人。武則天14歲時，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宮為才人。太宗死後，則天入感業寺為尼。唐高宗即位，複召入宮，拜昭儀，進號宸妃，與王皇後、蕭淑妃爭寵，互相讒毀。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宗立武氏為皇後。王皇後被廢不久，即與蕭淑妃同被則天害死。則天素多智計，兼涉文史，自顯慶末年起，乘高宗體弱多病之機，遂專國柄，威勢日重。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稱“天皇”，武後稱“天後”，宮中稱為“二聖”。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去世，中宗李顯即位，則天臨朝稱製。嗣聖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則天廢中宗為廬陵王，立睿宗李旦，繼續臨朝稱製。則天於天授元年（公元690年）稱帝，國號周。廢睿宗為皇嗣，改東都洛陽為神都。

　　武則天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大肆剪除異己，打擊政敵，並濫殺一些被她懷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於誌寧、裴炎及程務挺等人，少數被貶逐，多數遭誅殺；李氏皇室及宗室諸王相繼殺戮殆盡。武則天以女主的身份號令天下，執政前又無自己的心腹，執政後多疑臣民不忠於己，遂任用索元禮、周興及來俊臣等酷吏，廣事羅織，嚴酷逼供，獎勵告密，雖然消滅了一些政敵，但也濫殺無辜。到武周政權正式建立以後，鬥爭趨向緩和，此風才有所收斂。武則天為抬高武氏一族及寵臣李義府等人的社會地位，抑製舊門閥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貞觀氏族誌》為《姓氏錄》，把武家列入第一等，並規定凡五品以上官員皆入於譜。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擴大其政權的社會基礎，她舉行殿試，創武舉、自舉、試官等製，員外置官，破格用人。這樣做雖然選拔了一批才能之士，但也不免使官員倍增，流於冗濫。

　　高宗在位時，武則天曾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勸農桑、薄賦斂、息幹戈、禁淫巧、省力役等進步的主張，高宗皆略施行之。在武則天執政的半個世紀中，由於隋末農民起義的作用及唐太宗貞觀之治奠定的基礎，也由於武則天沉重打擊了舊士族和大貴族、大官僚集團，執行了一些具有進步性的政策，所以社會經濟呈現出發展的趨勢。武周政權建立後，她感到整個西域過於闊遠，不易管轄，遂於長安二年（公元702年）把天山以北地區從安西都護府劃出來，另置北庭都護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安西四鎮（即碎葉、龜茲、於闐、疏勒）自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起為吐蕃所占。武則天不甘心失土，乃於長壽元年（公元692年）遣王孝傑等大破吐蕃，恢複了四鎮。武則天還非常重視著述，召學士先後撰成《玄覽》、《古今內範》、《青宮紀要》、《少陽政範》、《維城典訓》、《紫樞要錄》、《鳳樓新誡》、《孝子傳》、《列女傳》、《內範要略》、《樂書要錄》、《百寮新誡》、《兆人本業》、《臣軌》等書。她另有《垂拱集》、《金輪集》等著述。

　　乾陵地宮

　　乾陵地宮是武則天和李治的寢宮，是最令人神往、最迷人的地方。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人夢寐以求，想弄清其中的奧秘，但是由於缺乏文字記載和考古資料，時至今日，人們對乾陵地宮仍然是不甚了解。毫無疑問，在進行科學發掘之前，要完全揭開乾陵地宮的奧秘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可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所披露的蛛絲馬跡，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從現存的文獻資料記載中得知，乾陵外部有一條溝通地宮的“羨道”。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隧道。這條隧道是由塹壕（露天）與石洞兩部分構成的。兩段交接處便是地宮宮門的所在。1959~1960年，考古工作者曾兩次對乾陵隧道進行了勘查與試掘。特別是1960年3月對隧道進行了大麵積揭露。揭露的情況表明，乾陵的這條隧道露天部分全長63.10米，寬3.9米；位於梁山主峰南麵中腰部脊梁偏東處。呈斜坡形狀。內部結構是用1~2噸重的長方形石條疊砌。共疊砌了39層。表層約用410塊石條。石條與石條上下、左右之間均以鐵細腰掛板、鐵棍拴拉，然後再在其縫隙之間澆灌鐵漿，從而使石條之間不能移動，成為一體。通過隧道進入宮門。

　　根據文獻記載，唐太宗昭陵的石門達五重之多。乾陵地宮石門有多少，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地宮的石門一定是堅固可靠的。進入宮門便可以到達墓室。墓室是地宮的主體，根據“號墓為陵”的懿德太子墓推測，乾陵地宮墓室至少是前、中、後三室。從唐人的宇宙觀和已發掘的王公大臣、皇親國戚陪葬墓分析，墓室的結構當是上圓下方，頂部為穹隆式，底部是四方形。至於墓室的大小，目前尚無具體材料可資說明。可以想像要比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室大得多。

　　地宮裏有些什麽東西，這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從《唐六典·大唐元陵儀注》文獻中，我們可獲得一點信息。首先，地宮的中室或中部，有“棺床”，“棺床”上放著皇帝的棺槨。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寶之類。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矽、璋、壁、琥、璜等“六玉”。皇帝身穿12套大斂之農，口含貝玉，仰臥於褥上，麵對棺蓋。棺蓋內側鑲有黃帛，帛上畫著日月星辰及龍魚等物。其次，後室或後部設有石床，石床周圍放置衣冠、劍佩、千味食及死者生前的玩好之物。再次，前室或前部則設有“寶帳”，帳內設有神座。神座之西，放著玉製的“寶緩”、“諡冊”和“哀冊”，之東放置一些“玉幣”。

　　除此之外，地宮裏還置有“白佩”、“素幡”和“明器”等。從武則天所撰寫的《述聖紀碑》碑文中考證，地宮裏還有不少珍貴書籍和名人字畫。史載，五代時期耀州節度使溫韜盜掘昭陵時，見“宮室製度宏麗，不異人間”，“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跡如新”。這說明昭陵地宮的封閉程度是很高的，那麽乾陵作為兩位皇帝壽終正寢之地，其中封閉的程度一定超過昭陵。從1960年發掘隧道時得知，乾陵至今未被盜掘。那麽可以想像，“待到幽宮重啟”之日，將會出現世界第九大奇跡。展現在我們麵前的將是一個金碧輝煌的世界。

　　無字碑之謎

　　乾陵“無字碑”立於朱雀門外司馬道東側闕樓前，高大雄渾。聞名於世，但碑上沒有刻一個字，引得曆代無數的遊人和學者撫碑遐思，不得其解。“無字碑”起源較早，史載東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苻堅率軍南侵，淝水一戰，晉太傅謝安以較少兵力擊潰了苻堅，“淝水之戰”遂成為中國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之一。謝安死後，有人認為謝安功高莫名，應立碑而不刻文，意即功勞之大，非語言所能表達，“無字碑”之說，可能由此而來。

　　封建社會的帝王陵前本來是不樹碑的，墓穴內也不放墓誌銘。其用意是認為皇帝的功德太大，難以用文字去表達。但是乾陵卻突破了這一慣例，在朱雀門外樹立了兩通高大壯觀的石碑，一個是女皇武則天的“無字碑”，一個是唐高宗的金字“述聖紀碑”，堪稱“曆代群碑之冠”。曆史上帝王陵墓前立“無字碑”者，以唐乾陵為最早。乾陵“無字碑”用一塊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53米，寬2.1米，厚1.49米，重98.8噸。圓首方磚，碑首刻有八條纏繞生動有力的螭龍。螭是古代傳說中一種沒有角的龍，螭首作為裝飾，常見於古代青銅彝器、碑額、屋脊、殿柱及印章上。碑身兩側各刻有冉冉騰飛的《升龍圖》一幅，高4.12米，寬1.19米，龍爪鋒勁尖利，身軀矯健扭動，騰雲駕霧，充滿活力。龍頭之上有一展翅翩躚的金鳳凰，神態飄逸若仙，出神入化，絕前僅有，令人歎為觀止。蟹座陽麵正中線刻《獅馬相鬥圖》，長2.14米，寬0.66米。圖中雄獅昂首怒目，威猛強健，而馬卻屈蹄俯首，伺機待逃。整個“無字碑”渾然一體，雕刻精美，不愧為我國曆代群碑中的巨製。

　　乾陵“無字碑”盛唐時立，但卻未刻唐人一字，個中緣由，後人紛紛猜測，如今留在“無字碑”上密密麻麻、模糊不清的字跡、宋金以來文人學士的詩文和近年來人們不停的議論，正說明人們對它的關注和解謎之迫切。據筆者收集資料所知，到目前為止，對武則天“無字碑”大致有如下幾種說法：

　　其一：德大說。有人說武則天以女子稱帝，創前代未有之奇局，自認為功高德大，可與秦始皇相匹。秦始皇嚐作無字碑以頌其德，武則天仿而效之，故有此碑；而另有人說武則天死時，自認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達，故僅立白碑，不刻文字，取《論語》“民無德而稱焉”之意。

　　這種說法，初看似於不無根據。今泰山石碑之一，確有一座被以為是秦代的“無字碑”。可是，仔細一想，《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封禪書》載秦始皇刻石之事甚詳，但沒有提到在泰山立“無字碑”一事。假使武則天仿效秦始皇，那她應將“無字碑”立於泰山，而不應樹在墓地。更何況武則天葬乾陵是她死後才決定的事，她怎麽會將自己的功德之碑提前立於乾陵的觀闕前？而《論語》所謂“民無德而稱焉”是孔子針對泰伯三讓天下而言的。意思是說，泰伯品德極高，老百姓簡直找不到恰當的詞來稱讚他，泰伯不是“帝王”，故“民無德而稱焉”，決無“帝王德高功大”之意。說明《論語》所言與“無字碑”並無關係。

　　其二：自慚說。有人說，武則天喜歡自詡，臨終大樹碑石，以歌功頌德，但撰寫碑文時，愧於自己的所作所為，因而留下了“無字碑”。這種說法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史書上有關武則天晚年的材料較多，但沒有臨終“自慚”的記錄。再者，武則天生前曾為其父立了“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後碑”，為自己立了“大周萬國頌德天樞”，臨終前怎麽會一下子“慚愧”到這步田地？更何況武則天合葬於乾陵是她死後唐中宗決定的。如果說武則天確曾慚愧，那麽她為什麽還要留下這塊白碑？為什麽臨終前不將它粉碎？舍此勿論，大家知道武則天曾給唐高宗樹立了金字“述聖紀碑”，並且親自撰文讚頌其功德，如“七曜”光照天下。而她臨死時卻要在“述聖紀碑”對麵立“無字碑”來表示自己的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達，那就無疑等於貶低唐高宗這種背乎情理的事，她能做嗎？武則天曾為自己立了“頌德天樞”難道說那時候她自認為自己功不高，德不大，可以用文字表達，而在臨終樹墓碑時一下就變得非文字所能表達了嗎？

　　其三：稱謂說。有人說：“無字碑”不是武則天自立的，而是唐中宗李顯給武則天立的，白碑立好後，李顯在武則天的稱謂是書為皇帝還是鐫為母後問題上舉棋不定，從而形成了“無字碑”。這種說法表麵上有些道理，實際上幼稚得很。《唐書》載：武則天臨死前，曾宣布去帝號，死後亦被諡為“則天大聖皇後”。且終中宗之世，通稱“則天大聖皇後”因此，唐中宗真要給武則天立碑，稱謂是不成問題的。縱或有些稱帝後之糾紛，也在乎中宗一念之間，何至於舉棋不定，以致留白碑一通！

　　其四：非碑說。有人說：“無字碑”不是碑，而是“祖”。“祖”代表宗廟，當然不寫文字。持此種說法者是見“無字碑”在左，“述聖紀碑”在右、便硬與古代的“左祖右社”相類比。殊不知“左祖右社”並非陵墓碑石。史載先秦時代，天子諸侯立“祖”於宮殿之左，以祀先祖，置“社”於宮殿之右，以奉土神，謂之“左祖右社”，此說有標新立異之嫌。

　　其五：遺言說。此說似近情理。武則天自顯慶五年（公元660年）參與朝政到神龍元年（公元705年）歸位中宗，內輔外臨數十年，治宏貞觀，政啟開元。維護了唐王朝的強盛局麵，確實算得上是風流人物，巾幗英雄。因此，遺言“己之功過，留待後人評價”是有可能的。孰不知，此說是郭沫若在“我怎樣寫《武則天》”一文中首先提出來的。此作原刊於《光明日報》1962年7月8日。該文略雲：“沒字碑，是紀念武則天的碑，原無文字。據說是根據武後的遺言：自己的功過由後人評價，不刻文字。”郭老名氣大，這一觀點一提出，很快被人們接受。後來又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發展了郭老的觀點，擅自去掉了原話中的“據說”二字，使語氣變得十分肯定。當然，如果武則天果真留下了這樣的遺言，那麽無字碑的真相自然就大白於天下了。但問題在於，有關武則天的最主要的史籍如兩《唐書》、《通鑒》、《唐會要》所載武則天遺製中並沒有這樣的詞句。因此所謂的武則天“遺言”，純係想當然而已。從目前情況看，這種觀點比較流行。

　　武則天死後，李唐皇室爭鬥頻繁激烈，先是韋皇後效法武則天事，繼而李隆基殺韋皇後並其黨羽，又與太平公主發生激烈衝突；直到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睿宗讓位給太子李隆基後，爭鬥不安的局麵才算穩定下來。在這7年左右的內爭中，也有可能將撰寫碑文、刻碑之事擱置一邊而無暇顧及，或因中宗的早死，睿宗的昏庸而未能為文之故。因此，武則天的“無字碑”恐怕也與動蕩的局麵，中宗、睿宗的修養、態度及別的一些個人因素有關。

　　近年來有關人士曾對“無字碑”作過仔細的考察和研究，發現在碑之陽麵，從上到下，布滿了4.5厘米見方的格子。這些格子絕對不是後人刻上去的，隻有一種可能，這就是當初立“無字碑”時是準備往上麵刻字的，而且已經寫好了碑文。根據留在碑麵上的格子計算，碑文約3300餘字。因之推測：乾陵“無字碑”是武則天死後由嗣皇帝中宗立的。“無字碑”之所以無字，或因嗣君中宗、睿宗對生母武則天的功過難於啟齒；或繼位人對違反祖製立的“述聖紀碑”不讚同；或是與當時朝廷內外的形勢，當權者個人情況以及武則天“遺製腧廟、歸陵、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後”等有關係。

　　章懷太子墓為何有兩合墓誌

　　墓誌是人們為紀念死者或他們的先祖，把其事跡、經曆和德行、功勳銘刻於石，埋在墓中，借以留傳久遠的一種方式。其性質和碑刻相近。散文體的叫“誌”，韻文體的叫“銘”。刻石上有誌無銘；稱之為墓誌，有銘無誌稱之為墓銘。大多數誌銘二者兼而有之，就叫墓誌銘。人們習慣統稱“墓誌”。

　　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表明，墓誌起源於南北朝，盛行於隋唐。因此，唐代墓誌是中國古代曆史文化的一部分，對於研究唐代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縱觀唐代墓誌，大多數都是一墓放置一合墓誌。但乾陵陪葬墓之一的章懷太子李賢墓內卻放置了兩合墓誌，比較特殊。那麽別的墓葬隻有一合，為什麽這裏是兩合，而且是不同的兩合呢？這是因為墓主人有一段不平常的經曆。兩合墓誌映射出了李賢太子身後的三次葬禮。

　　章懷太子李賢，是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所生的第二個兒子。曾立為太子，在太子監國期間，協助父皇處理朝政，頗有聲望。讀過《後漢書》的人都知道有“章懷注”，注者正是這位章懷太子。在我國學術界知名度頗高。正是在《後漢書》的注解中，出現了抨擊母後臨朝，外戚專權的文字。他的母親武則天，便以他私藏武器、陰謀政變的嫌疑，廢為庶人，貶謫四川巴州（今四川巴中縣）。在他31歲那年，被殺害，隨後葬巴州城南化成山麓。這是李賢第一次埋葬。他的兄弟唐中宗李顯複位後，於神龍二年（公元706年）將其遷回京師，以雍王身份陪葬乾陵。這是李賢的第二次埋葬，這次埋葬就有了第一合墓誌，即“故雍王墓誌銘”。5年之後，他的二弟睿宗李旦在位，徹底為他平反昭雪，追封為章懷太子，與其妻房氏合葬。這是李賢的第三次埋葬，這次埋葬出現了第二合墓誌，即“大唐故雍王贈章懷太子墓誌”。三次葬禮，一次比一次隆重、榮耀。反映了當時宮廷政治形勢的不斷變化。然而故事卻是苦澀的，一點兒也不叫人感到溫暖、甜蜜。這亦是圍繞武則天墓的一係列謎當中唯一探索得比較清楚的一樁喜事。

　　乾陵六十一尊石像的真實身份

　　乾陵前麵立有61尊石像，他們究竟代表什麽人？有的說那是當年參加高宗葬禮的61個國家的首領、大臣和客使。在唐代史籍裏並沒有這方麵的記載。此說是現代人根據宋徽宗之第三子、鄆王趙楷《乾陵記》中有關“乾陵安葬，各民族來奔喪助葬的人怎麽這麽多”的感歎推測得出的。這批石像初立時，可能是64尊。根據《大漢原陵秘葬經·碑碣基儀法》中天子山陵前設石像均左右對稱排列如下：禁圍前安左右詩人、左右皇門使、禦馬二匹、侍官四對的記載，結合陵前其他石刻對稱式左右排列的方式，這批石人像應是東側32、西側亦應32.初立時，背部均刻有名銜，以標明其身份、姓名、官職和國家。隨著日長月久，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大部分文字已不複存在。史學家們根據《長安誌圖》、《金石錄補》等文獻，研究考證出了其中的36人。這些人名為今天研究全部石人的真實身份、來曆和意義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這36人當中，真正屬於國王者隻有6人，即龜茲國王、疏勒國王、於闐國王、朱俱半國王、康國王、波斯國王；王子2人，即吐火羅王子、石國王子；客使3人，即東突闕使2名，吐蕃使1名；唐朝的十二衛大將軍、將軍，計17名；其餘的則是本州的都督。由此可見，這批石人是由5種成分構成，即國王、王子、客使、大將軍或將軍、地方都督。

　　36尊石像中，有些人的生平事跡和生卒年月在唐代史籍裏可以找到，根據記載，他們有些在高宗人葬乾陵前幾年就已去世，有些是武則天執政以後才冊封的，因此，他們是武後當政時雕刻，武後合葬乾陵時才樹立起來的。還有十餘尊石人名銜冠有“故”字，表明他們在立像時，就已亡故。既然如此，這批石人是參加當年高宗葬禮的觀點難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