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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通才劉鶚跌宕起伏的人生傳奇

  通才者,通曉各個知識領域的人才也。人生有限,要成為通才委實不易。晚清時代,就出過這麽一位通才,他就是劉鶚。他學識廣博,精於考古,長於文學,並在算學、醫道、治河等方麵均有出類拔萃的成就,被海內外學者譽為“小說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醫生、企業家、數學家、藏書家、古董收藏家、水利專家、慈善家”。

  胡適先生曾概括劉鶚的一生,稱其“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認,三是請開山西的礦,四是賤買太倉的米來賑濟北京難民。”胡先生沒有提到劉鶚的另一件大事,即他還寫過令他名垂青史的《老殘遊記》。

  作為罕見通才的劉鶚涉獵了眾多領域,著述頗豐,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除《老殘遊記》外,劉鶚還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術》,治河著作《曆代黃河變遷圖考》、《治河七說》、《治河續說》,醫學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鐵雲藏龜》、《鐵雲藏陶》、《鐵雲泥封》,詩歌集《鐵雲詩存》等。

  然而,劉鶚的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精明強幹的他屢遭官場陷害,同時又因為他賄賂官員,給世人留下了“反腐作家也腐敗”之譏。他參與洋人開礦等事情,又被民間直呼為漢奸。其雙麵人生,令人欷歔不已。

  一

  劉鶚的小說《老殘遊記》是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之一,也是十大古典白話長篇小說之一,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文學名著。全書共二十回,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發表於《繡像小說》半月刊上,到十三回因故中止,後重載於《天津日日新聞》,始全。原署鴻都百煉生著。

  作者劉鶚在小說的自敘裏說:“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說是作者對“棋局已殘”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難遭遇的哭泣。

  小說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殘的遊曆為主線,對社會矛盾挖掘很深,尤其是他在書中敢於直斥清官誤國,清官害民,指出有時清官的昏庸並不比貪官好多少。這一點對清廷官場的批判是切中時弊、獨具慧眼的。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讚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

  劉鶚,原名夢鵬,又名孟鵬,譜名震遠,字雲摶、公約,又字鐵雲,別署鴻都百煉生。祖籍江蘇丹徒,1857年10月18日生於江蘇六合。劉鶚出身於封建官宦人家,其父劉成忠與李鴻章是同年進士,後來曾任京中禦史、河南知府與道台。劉鶚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七歲讀書,從小散漫,聰明過人,喜雜學,醫學、數學、樂律、方技、詞章等,學一行精一行,唯獨對科舉不感興趣。光緒二年(1876年)五月赴蘇州,秋至南京應試,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最終榜上無名。

  科舉失意後的劉鶚,從此便無意仕途,熱衷於經商。作為官宦子弟的劉鶚要去闖風險甚大的商海,這在當時也算是驚世駭俗之舉。但劉鶚說幹就幹,先後在淮安開過煙草店、在揚州開過診所、在上海開過印刷廠,但是開一家賠一家,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如此蹉跎到了三十一歲(1887年),他的人生機遇終於來了。

  黃河在曆史上頻繁決堤,是世界上最複雜、最難治理的河流,曆朝曆代治理黃河始終是一大難題。這一年,開封、鄭州段黃河決口,幾位治河官員都束手無策,清政府調來了廣東巡撫吳大澄。吳大澄與劉鶚的父親劉成忠有舊交。劉成忠曾在開封當過知府,還將自己的治河經驗寫成了書,名叫《河防芻議》。劉鶚受其父之影響,從小喜好水利,並認真研讀過父親的此書,他認為這是一個自己施展身手的好機會,必須抓住。

  於是,劉鶚果斷地關閉了自己在上海的印刷廠,打點行李北上投奔吳大澄,出任河督局提調官,投身於治黃大業。果然不負所學,劉鶚治黃很有一套,他以大禹治水的精神鞭策自己,不畏艱險,不辭辛勞,身臨一線,與河工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短衣匹馬,與徒役雜作”,采用科學方法及新材料進口水泥,功夫不負有心人,其“束水攻沙”的方略大獲成功,終於令黃河河堤合龍,河複正流,可謂初戰告捷。

  看到劉鶚治理黃河卓有成效,喜出望外的吳大澄又聘請劉鶚擔任了“豫、直、魯三省黃河圖”提調,以協調黃河下遊各省的統一治河。劉鶚不負吳大澄之厚望,又苦幹了近一年,天天“與波濤相出沒”,他向山東巡撫張曜提出具體治理辦法,得到采納。第二年,張曜去世,福潤繼任山東巡撫,由於劉鶚治河有方,黃河大堤一直安然無恙,受到福潤賞識。在治黃過程中,劉鶚寫下了《曆代黃河變遷圖考》十卷。後來經福潤兩次推薦,劉鶚終於在1895年進了總理衙門,成了清政府中央機關的工作人員。

  二

  劉鶚性嗜金石、碑帖、字畫及善本書籍,在上海生活時,他就開始收購銅器,已“聚古器數十”。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麵,劉鶚也很有見地,他第一個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其見解最終被其後的研究成果所證明。

  說到劉鶚的甲骨文之緣,不能不提王懿榮。王懿榮是大清國子監祭酒,也是享譽北京城的著名金石學家。1899年的秋天,王懿榮的一場瘧疾,改變了甲骨文被病人吃掉的命運。

  王懿榮得病的時候,他的好友、《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正住在他家。作為朋友的劉鶚不但過問他的病情,還關注他吃了什麽藥。當看藥時,劉鶚驚奇地發現王懿榮吃的竟然是假藥--這哪裏是“龍骨”(真正的龍骨是古生物化石),分明是龜板!再仔細觀察,劉鶚發現龜板上有影影綽綽的契刻的東西,形狀奇怪,好似天書。他拿給王懿榮看,倆人“相與驚訝”。

  王懿榮認為這是古物,便問仆人龜板是從哪兒買來的。之後,他來到售賣龜甲的達仁堂藥店“詢其來曆”,人家告訴他龜甲出自河南湯陰。劉鶚則找遍北京城的所有藥店,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收購了不少文字比較清晰的龜甲。

  山東濰坊的古董商人範維卿深知王懿榮這位老鄉“好古物,一遇有罕見之品,輒登門求售,以獲善價”。1899年夏末,範維卿攜帶刻有文字的甲骨十二片進京拜見王懿榮。王懿榮把這些甲骨視為珍寶,盡管每板索銀二兩,他還是全部收購。1900年春,範維卿又帶來八百餘片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五十二個字,王懿榮照例全數購下。後來,又有一個叫趙執齋的古董商攜來數百片甲骨,雖模樣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榮亦盡收其囊。於是,古董商知此骨可以賺錢,每有所得便攜之登門,時過不久,王懿榮已收甲骨一千五百餘片。

  王懿榮把龜甲骨片逐一攤開,反複推敲、排比、拚合,最後確認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號是一種文字,是商代的占卜檔案,也就是史籍上所講的“殷人典冊”!

  王懿榮對甲骨文字的最初判斷,為後來的研究所證實。他是揭示甲骨之謎的第一人,中國的文字史也由此向前推進了一千年。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一年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太後與皇帝倉皇逃命。王懿榮在庭院徘徊了一夜,於翌日清晨書絕命詞一紙,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寫完,他投井自盡!之後,他的妻子謝夫人帶著長媳張氏也一起投井而亡。

  王懿榮死後,他的長子為了還債,將父親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轉售給了王懿榮的生前好友劉鶚,計一千餘片。劉鶚還委托趙執齋“奔走齊魯趙魏之地,凡一年,前後收得三千餘片”。另外,劉鶚還派兒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後加起來,有五千多片。劉鶚宣稱:“己亥一坑所出,雖不敢雲盡在於此,其遺亦僅矣。”

  1903年,劉鶚從他的五千餘片甲骨片中精選了一千多片拓印成書,即大名鼎鼎的《鐵雲藏龜》,這是甲骨學史上的第一部著錄。從此,甲骨文從由隻供少數學者在書齋裏觀賞、摩挲的“古董”,變為可資社會上廣大學者研究的珍貴史料,從而擴大了甲骨文的流傳範圍,促進了甲骨學的研究。

  劉鶚在《鐵雲藏龜自序》中也提到了發現甲骨文的過程:“龜板己亥歲出土在河南湯陰……既出土後,為山左賈所得,鹹寶藏之,冀獲善價。庚子歲,有範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後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

  民國年間曾任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有“中國考古學之父”之譽的李濟先生在《安陽》一書中,稱王懿榮是中國古文字學科的達爾文,把劉鶚比為赫胥黎。王懿榮是第一個認識到甲骨文學術價值的人,劉鶚是第一個對這些完全不為人知的古文字進行整理、出版的人。

  三

  劉鶚是近代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國人。在列強頻頻入侵的晚清大變局中,他為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開出的“扶衰振敝”的藥方是:借用外國資本興辦實業,築路開礦,使民眾擺脫貧困,國家逐步走向富強。他給著名考古學家羅振玉(後來與劉鶚結為了兒女親家)的信中曾這樣說道:“晉礦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素蓄,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製,令三十年而全礦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觀點聽似有理,但將國家礦藏資源的開發權交給外國,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更為當時的朝野所不容。

  那時,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豐富的礦藏虎視眈眈,以掠奪資源來對中國實施經濟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倫敦注冊後,創始人羅沙第便風塵仆仆地趕到北京進行公關。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國官場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務的總經理。他的好朋友、中國招商局總辦馬建忠就向他推薦了劉鶚。馬建忠還幫助劉鶚與晚清重臣李鴻章及其兩個兒子搭上了關係,獲得了足夠分量的政治支持。

  這時的劉鶚,曾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邀到湖北商辦蘆漢鐵路,但卻玩不過盛宣懷的手腕,受排擠落馬;隨後他又上書直隸總督王文韶,建議修築津鎮(鎮江)鐵路,卻卷到鎮江鄉黨的內鬥中,惹了一身騷。

  劉鶚還因進京行賄而在京城官場中留下了相當負麵的評價。他曾帶“字畫數十件餘”前往行賄身居高位的另一老鄉翁同龢處,翁同龢是光緒皇帝的老師,時任軍機大臣、戶部尚書,他在1895年5月21日的一則“日記”為證:“劉鶚者,鎮江同鄉,屢次在督辦處遞說帖,攜銀五萬,至京打點,營幹辦鐵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畫數十件餘。記之以為邪蒿之據。”

  劉鶚行賄翁同龢,自然是為了“承包”鐵路工程,沒想到翁同龢高風亮節,不念同鄉之誼,不為重金所動,還在日記裏把劉鶚的這一醜行記錄下來了。

  所以,當羅沙第來北京時,在總理衙門工作的劉鶚正鬱悶不得誌呢。經馬建忠牽線,自然一拍即合,劉鶚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華人經理,開始了其頗受人詬病的買辦生涯。

  劉鶚的買辦生涯伊始,他的親家毛慶蕃、妻舅高子穀都曾經居中幫忙。毛慶蕃是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翁同龢的親信下屬,劉鶚與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轉。翁同龢對福公司的態度,他也隨時向劉鶚透露。高子穀雖然是劉鶚在總理衙門的同事,但他身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孫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劉鶚可比。王文韶以軍機大臣身份兼管外務部之後,高子穀掌管著外務部的電報密碼本。清廷高層關於福公司事務的機密文電,他都會在第一時間告知劉鶚。

  曾經商海的劉鶚是操作高手,善於打擦邊球,去繞開政策之限製。當時礦藏是嚴禁外資染指的,劉鶚便想了個辦法:煤礦在名義上還是國有,自己開采,但因為資本不夠,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銀一千萬兩,福公司因之而獲得了山西盂縣、平定州與潞安、澤州兩府屬礦六十年開采權中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並承擔其間所有的開支。合同名為“籌借洋債”,但既沒有規定還款期限,也沒有規定借款利息,實質上就是變相賣礦,於國於民皆不利。

  劉鶚的此舉,自然侵害到了山西當地窯主們的利益,大家義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強烈指責劉鶚的此舉實為賣國行徑。山西的窯主們廣為發動各種社會關係,山西籍的京官和舉人們交章彈劾,聲勢浩大,當時正是華北仇外氣氛活躍,朝廷也是保守派當道,於是,山西巡撫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劉鶚則被開除公職。福公司也暫時偃旗息鼓,被迫停止運營,直到義和團運動後才在山西重新運作,並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山西之礦中飽了福公司之私囊。

  在山西遇到的麻煩,使劉鶚吸取了教訓。痛定思痛後,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變。福公司的河南業務相對比較順利。在河南,劉鶚低調地躲在幕後,讓他的親家、分省補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檢討吳士釗,出麵成立了“皮包”公司“豫豐公司”,豫豐公司一無資金二無礦址,其實就是專為福公司繞開外資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頂“紅帽子”。隨後便是“標準流程”:豫豐公司向福公司“借款”開礦,由意大利公使薩爾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員的大力配合下,很快獲得朝廷批準,開設了焦作煤礦。劉鶚成了福公司的紅人,忙得不亦樂乎,不僅幫著修訂焦作煤礦章程,還協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買辦們”的工作和報酬等,深深參與到煤礦的實際管理中,在為國人所痛恨的買辦路上越走越遠。

  戰果輝煌的福公司中國業務拓展得很快,在四川麻哈金礦,浙江衢、嚴、溫、處四府煤礦、鐵礦等業務中,劉鶚都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上躥下跳,左右逢源,幫著福公司四處打點,被民間直呼為“漢奸”。先富起來的劉鶚也先後在上海自辦商場、紡織廠,但都失敗;隨後幹脆和日本人合作在東北開設鹽場,違反國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鹽的朝鮮,從中牟取暴利。又私自拜見日本使節要人,並多次東渡日本,這些都構成了他的人生汙點。

  劉鶚的社會關係極廣,為其幫忙者不少。他的買辦活動受到輿論指責之後,同鄉狄楚青的報社成為劉鶚為自己聲辯的主要陣地。他的上海《時報》、《南方日報》,都曾為劉鶚的買辦言行“鼓與呼”。

  四

  1900年,是中國農曆庚子年,這一年夏天,中國與當時世界上八個主要強國之間爆發了一場戰爭。這場一百多年前爆發的動蕩也被中國人稱為“庚子國變”。庚子之變發生,慈禧太後倉皇西逃,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恣意燒殺淫掠、無惡不作,北京居民同時還麵臨饑餓威脅。劉鶚於八月冒險北上,九月初抵京後,致力救濟並參與和議斡旋條款。當時北京市麵上無糧可供,劉鶚從上海購糧食經海路運至天津,再運到北京。他創辦了平糶局,一麵糶,一麵賑。時俄軍占領北京太倉,因倉內有老鼠,俄軍揚言要舉火焚燒,劉鶚緊急聯合其他賑濟團體集款,將太倉存米全部買下,作為平糶,救下許多人的性命。不料後來此舉成為劉鶚“盜賣太倉官米”的一大罪狀。

  1905年,劉鶚與長江水師提督程文炳合夥買下江浦縣九濮洲三千八百九十畝地皮,其中劉鶚名下為一千九百四十五畝,並辦理了執照。劉鶚認為這個地方將來會成為商貨吐納之所。江浦有個豪紳陳瀏,曾做過五品京官。這時朝廷決定築津浦鐵路,以浦口為終點,地價勢將攀升,他見劉鶚買了浦口附近的地皮,占了便宜,便設計通過京中禦史吳文翰將稟帖投到軍機處、外務部、郵傳部,控告劉鶚“私集洋股,攬買土地”,欲將劉鶚置於死地。

  也該劉鶚倒黴。恰巧此時,朝中權臣袁世凱以直隸總督奉詔入軍機處,接觸到的第一個案子便是控告劉鶚的,而袁世凱與劉鶚素有積怨,正好借此落井下石。劉鶚與袁世凱曾在山東巡府張曜麾下共事過,袁為自己長久不被重用,曾請劉向張請求提拔任用的事,而張卻認為袁“才可愛而性未定,資可造而識未純”,沒有同意袁的要求,因此袁世凱以為劉鶚不肯為他出力,一直懷恨在心。如今,袁世凱已權傾一時,劉鶚自然難逃厄運。

  當袁世凱將控告劉鶚的奏折帶到會上時,參加會議的新授文淵閣大學士世續聞知是控告劉鶚,也來勁了。原來世續的父親與劉鶚的父親劉成忠是好朋友,當年世續考中舉人後,也像一般讀書人一樣,向親友“打秋風”。世續帶了一塊家藏端石,來到劉成忠府上請謁,以求資助。誰知劉成忠見了世續,擺出老輩麵孔,教訓他:“你方年少,前程不可限量,卻為何學起世俗子弟?你到京後,如果真的發生困難,我當會匯款接濟。”年輕氣盛的世續從此跟劉家結下冤仇。如今劉家兒子落在自己手裏,正好公報私仇,當即同袁世凱唱起一個調子,主張密飭兩江總督端方嚴密查報,如係屬實,應即請旨逮捕法辦。

  軍機處領班慶親王奕劻對劉鶚一案尚存疑慮,故持謹慎態度。經過一番了解,並無證據證明劉鶚私集洋股購買地皮,就將此事擱了下來。袁世凱、世續兩人認為慶親王庇護劉鶚。袁世凱對世續說:“劉鶚這漢奸是饒他不得的,辛醜那年,他和俄軍勾勾搭搭,以辦賑為名,盜賣倉粟牟利,現在戶部裏報失的案子還沒結呢!中堂(指世續)見到肅王(善耆)和澤公(載澤)時提一提,叫他們報了上來,來個並案辦理,好歹總有個結束。”

  善耆和載澤都執掌著戶部,皆與世續是好友,於是,戶部很快奏報劉鶚“擅賣太倉存穀牟利”之罪,再加上為外人在浦口購地一案,慶親王奕劻便同意依議處理了。袁世凱立即以外務部名義密飭兩江總督端方,將劉鶚密捕歸案,時為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

  兩江總督端方和劉鶚有些交情,接到複電,知道不抓捕劉鶚已不可能,便想法在捉拿過程中做手腳,他一麵布置巡警道總監去拘捕劉鶚,一麵又說這是袁世凱奉密旨交辦之事,不能打草驚蛇,抓捕行動放在後半夜更為妥當,故留巡警道總監吃飯喝酒,同時又讓王孝禹急速派人通知劉鶚,趕快逃離南京避禍。誰知陰錯陽差,劉鶚當晚外出未歸,通知之事又為劉鶚仆人所誤,當劉鶚半夜歸家後,正好被抓拿歸案。

  1908年6月25日,巡警總監委員許炳璈親自乘兵船將劉鶚押至漢口,隨後改由湖廣總督督標親兵押送,取道陸路北上,然後由沿途河南、陝西、甘肅巡撫派兵接差。當年秋天,劉鶚被押解至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

  被流放到迪化後,劉鶚舉目無親,人地兩生,萬般無奈,隻好來到了西門裏的一座城隍廟,將之作為棲身之所,當時住在廟裏的人大都是無家可歸的貧民,他們白天上街乞討,晚上回廟住宿。劉鶚雖然落難,但他終究是個做過官且有文章傳世的斯文之人,不便沿街乞討,生活幾無著落。

  天無絕人之路。這時恰好城隍廟裏有一寄宿道士,人稱“劉長腿”,此人精於醫道,來廟求醫者絡繹不絕。他聽說劉鶚懂醫學還開過診所,便邀請劉鶚幫忙一同為人治病,二人遂成莫逆之交。他們輪流上山采藥,輪流在廟應診,倒也相得益彰。劉鶚非常佩服“劉長腿”的為人,曾專門為其題詩一首:“道人居市不居山,治病救人豈等閑。憑得陽春兩隻腳,一生九度玉門關。”不久“劉長腿”應朋友之邀投奔山西五台山,後在廟中坐化。

  “劉長腿”離開後,劉鶚就獨自在城隍廟應診,他本來就通達醫學且又在內地遊醫多年,有著豐富的臨床經驗,並且收費低廉,對貧窮患者有時還分文不取,所以很快便譽滿全城。迪化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城隍廟裏住著一位“菩薩大夫”,便慕名前來就診,病人的信任和需要,對於“負罪”謫戍邊疆的劉鶚來說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和鼓勵。

  在迪化期間,劉鶚在行醫診病之餘,還經常與當地的文人墨客詩文唱和,可惜現已大多失傳。他還發揮其敘景狀物的特長,用對聯的形式為後人勾勒出一幅惟妙惟肖的清末迪化風土圖,令人歎為觀止:“流水小橋催釣影,春風深巷賣花聲。”

  1909年七月初八,劉鶚突然中風,於貧病交加中逝於新疆迪化,淒涼辭世,享年五十二歲。三年後大清國也同樣“急性中風”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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