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預備立憲

　　同盟會成立之後，革命形勢不斷蓬勃發展起來，使清政府大為震驚，若幹朝廷重臣、地方督撫，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並且保持和擴大自己的權勢，要求“變更體製”，“實行立憲”。日俄戰爭之後，一些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趁機以“俄以專製敗，日以立法勝”為由，提出立憲的要求，以便使自己能有機會參與國家政權。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清廷發出諭旨，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及紹英五大臣赴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九月二十四日，五大臣帶領大批隨員，乘火車離京。革命黨人吳樾懷揣炸彈，喬裝成皂隸，從容步入站台，登上五大臣專車，準備炸死五大臣，但由於車身震動，觸發炸彈，吳樾死難，載澤、紹英二人負傷，出洋考察隻得暫緩。十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又改派李盛鐸、尚其亨頂替徐世昌、紹英、湊足五人再次分途出路考察。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五大臣先後回國，他們向慈禧太後力陳實行立憲的種種好處。他們看到，天下人心思變，如果拒不實行任何改革，就不能安定人心；而人心不安，革命黨就容易“煽動”群眾，革命的“禍亂”就難以避免。隻要先定下立憲的“國是”，就能安撫立憲派，穩定大局。如果繼續狐疑，就會使希望立憲的人們感到失望，甚至“激成異端邪說，紊亂法紀”。總之，正如載澤向慈禧太後密奏立憲有三大好處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並提醒她說：“今日宣布立憲不過明示宗旨為立憲之預備，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慈禧太後反複考慮他們的建議，爾後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一日頒布上諭，宣布“預備仿行憲政”。這道上諭承認，“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而中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受患迫切”；所以“非廣求知識，更訂法製”不可。盡管清廷宣稱要“仿行憲政”，但又聲稱“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同時又借口“目前規製未備，民智未開”，將“祝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清政府的“預備立憲”，使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看到有了參政的希望，他們的代表人物立刻積極活動起來。張謇、湯壽潛等人在上海組織了“預備立憲公會”。康有為將“保皇會”改組為“中華帝國憲政會”，梁啟超與蔣智由等在日本東京建立“政聞社”。此外，湯化龍在湖北成立“憲政籌備會”，譚延愷在湖南成立“憲政公會”，丘逢甲在廣東成立“自治會”。

　　同年十一月，清政府首先宣布改革中央官製，行政中樞仍為軍機處，把部的數目增為十一個，有些部的名稱有所更改。這次改革標榜不分滿、漢，但是各部長官中，滿洲貴族的人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些重要的部如陸軍、度支、外務等，長官都是滿洲貴族。第二年，宣布改革地方官製，把各省督撫的軍權、財權、分別收歸中央陸軍部和度支部。立憲派見清政府並無立憲的實際行動，便采取聯名上書進行請願的辦法，要求清政府速開國會。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預備立憲公會聯絡憲政公會、憲政籌備會、自治會等立憲團體，邀集各省立憲派的代表到北京，向清政府請願。一些地方督撫也電請早日召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宣布以九年為立憲的預備期限。《欽定憲法大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君上大權”，規定皇帝有頒行法律、召集或解散議院、設官製祿及黜陟百司、統率陸海軍及編定軍製、宣戰議和及訂立條約、總攬司法等權，實際上與專製君主並無多少區別。

　　憲法大綱頒布後不久，同年十一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相繼死去。不及三歲的溥儀繼承帝位，由其生父載灃以攝政王執政，改元宣統。

　　載灃執政後，宣布要繼續推行立憲；同時進一步加強皇室貴族集權。他以“足疾”為名，罷斥了權勢顯赫的袁世凱，令其回籍“養病”，自己以監國攝政國代理大元帥，親自統率禁衛軍。命其弟載洵和載濤分別擔任海軍大臣和軍諮大臣，蔭昌擔任陸軍大臣，由皇室來把持兵權。

　　宣統元年（1909年）十月，詔令各省成立諮議局。各省諮議局基本上為立憲派所控製。立憲派的頭麵人物如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愷、薄殿俊等，分別擔任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諮議局的議長。

　　江蘇省諮議局成立後，議長張謇向各省呼籲，主張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十二月，十六省諮議局代表在上海集會，決議到北京向都察院請願上書。第二年一月，十六省諮議局代表在北京聯名上書。清政府堅持九年預備立憲的期限，拒絕速開國會。第一次請願失敗。六月，立憲派又組織了十個請願團，赴都察院上書，仍遭拒絕。第二次請願也失敗。十月，清政府的中央資政院在北京正式開會。這時，各省立憲派聯名舉行第三次請願，立憲派組成的國會請願代表團向資政院逞遞了請願書，資政院的多數議員支持立憲派的活動，資政院上達了請願書，並且通過“陳請速開國會”的奏折和設立責任內閣的議案。各省督撫也發來電報，呈請清政府設立內閣、召開國會。迫於這種形勢，清政府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定於宣統五年（1913年）召開國會，在國會召開前兩年，先成立內閣。另一方麵又利用立憲派的分化對他們采取強硬態度，下令押解東三省的請願代表返回原籍，宣布禁止請願活動。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清政府宣布第一屆“責任內閣”成立。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徐世昌、那桐為協理大臣。在十三名內閣員中，漢族僅四人，滿族有九人，其中皇族占七人，被稱為“皇族內閣”。

　　皇族內閣的成立，徹底暴露了清政府假立憲的騙局，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就是原來讚成民國二年（1913年）召開國會的那部分立憲派也大失所望。各省諮議局議長，再次在北京召開聯合會推舉譚延愷為主席，向清政府上書，要求另組內閣。他們的請求，遭到清政府的斷然拒絕。至此立憲運動最終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