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好頭頸，誰當斫之

　　大業十二年（616）四月，隋煬帝在三次征伐高麗失敗後，心情十分壓抑。再加上洛陽以北地區義軍四起，弄得隋煬帝整日心神不安，此時此刻，江都的美景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不顧大臣們的勸阻，第三次踏上了前往江都之路。

　　隋煬帝離開洛陽，躲入了江都這個溫柔鄉。但天下的形勢卻不會因為隋煬帝的不聞不問而安定。此時，不僅河北地區義軍迭起，江淮義軍也直逼江都。同時，李淵等勳貴大臣也趁機起兵，攻占了都城長安，並迎立楊廣的孫子十三歲的楊侑（you）為皇帝，遙尊楊廣為太上皇。

　　身在江都的隋煬帝整日陶醉於美女烈酒之中，他命令江都通守王世充在江淮地區挑選美女送到宮中，終日與嬪妃們飲酒作樂，荒淫日甚。在內心深處，隋煬帝也預料到天下紛亂無法收拾，他早已無心北歸，隻希望能在這種醉生夢死中度過餘年。然而，靠這樣過日子畢竟是掩耳盜鈴，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豪強起兵愈演愈烈，隋煬帝怎麽會不知道，對於自己的命運，其實他十分清醒。一天，他邊照鏡子，邊對蕭皇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意思是說，這樣一顆漂亮的腦袋、會是誰來砍它呢？皇後聞言大驚，問他為什麽會忽然說出這樣的話。煬帝苦笑著說：“貴賤苦樂，都是互相更迭的，就算有那麽一天，也無所謂的。”他還預備了毒藥帶在身邊，準備在危急時服用。

　　朝中有個叫宇文述的，很善於察言觀色，迎合拍馬。在跟隨出巡時，經常用奇珍異寶討煬帝的歡心，這樣，自己的官位、富貴也就安枕無憂了。宇文述有兩個兒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這兩個人都是狂妄不法之徒，他們見天下大亂，群雄四起，便與禁衛軍首領司馬德戡密議廢掉隋煬帝。

　　楊廣像由於江都周圍已經動蕩不已，糧食漸漸吃完，從行的禁衛軍多是關中人，因久住他鄉，人人思歸，而隋煬帝又有意遷都丹陽（今江蘇南京），更是絕了士兵的還家之望，這樣不時有兵將逃亡，斬殺多人也止不住。於是司馬德戡等人便借機散布謠言，說煬帝準備用毒酒盡殺關中人，隻留南人在身邊。禁衛軍聞之大為驚駭，互相轉告。司馬德戡趁機召集眾人，兵士驚懼惶恐之下都願聽從號令。

　　大業十四年（618）三月十目的晚上，司馬德戡率禁衛軍數萬人發動兵變。睡夢中的煬帝驚覺有變，慌忙召集衛士、卻無一人應答，他隻好脫下黃袍換上一般官服逃入西閣。結果還是被一個美人出賣，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入，煬帝隔著窗子問：“你想殺我嗎？”行達說：“臣不敢，隻是將士思歸，我是來請您和我們一起回長安的。”煬帝這才戰戰兢兢地走出了西閣。兵士逼迫煬帝乘馬入朝堂慰勞百官，兵士挾刃牽韁而出。反叛兵士見到皇帝已在掌握之中，立時歡呼雀躍。原本膽戰心驚的宇文化及見此場麵，頓時精神振奮，提高嗓門說道：“你們讓他出來幹什麽，殺掉算了！”於是煬帝又被帶回了寢殿。

　　此時的隋煬帝仍然執迷不悟，竟反問道：“我有什麽罪，你們要這樣對待我？”一個叫馬文舉的人說：“陛下拋棄宗廟，巡遊無度，對外不斷征討，對內極盡奢淫，重用奸臣，遠賢拒諫，致使多少壯士死在戰場，多少婦孺凍餓而亡，百姓流離，盜賊遍地，怎能說無罪呢？”這時，煬帝十二歲的兒子楊杲（gao）嚇得大哭，被叛兵一刀殺死。煬帝自知難免一死，便欲服毒自盡。但此時事起倉促，左右四處逃散，煬帝一時間也無法找到毒藥。馬文舉等人又不肯給他毒酒，煬帝想自己去取，卻被令狐行達強行按在了椅子上。煬帝隻得解下了自己的腰帶交給行達，行達隨即用腰帶勒死了煬帝。蕭皇後與宮人拆掉床板，製成棺材，把楊廣、楊杲父子兩人的屍體埋於西院流珠堂。

　　隋朝曆經兩代帝王即宣告滅亡，有趣的是隋文帝楊堅當初奪取的是北周宇文氏的帝位，諸殺了其皇室一族，最後自己的兒子又被宇文氏的人所殺，曆史在這裏轉了一個小圓圈。不過帝位沒有再傳回去，而是到了李姓那一邊，曆史由此推進到了唐朝。

　　隋文帝改製

　　隋文帝在開始掌握北周政權的時候，就一反周宣帝所為，“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他做了皇帝以後，更是“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在這樣勵精圖治的情況下，為了整頓製度，開創規模，存政治、繹濟方麵采取了許多革新措施，以鞏固和發展新建立的隋政權。

　　首先改革行政製度，以加強朝廷的權力。隋文帝即位之初就廢除了北周時代從《周官》抄襲來的那一套古老的製度，命蘇威等綜合漢魏以來曆朝的官製，製定新的製度。在朝廷分設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禦史、都水二台，太常、光淥、宗正、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十一寺，左右衛、左右領軍等十二府。朝廷的五省中，秘書省職掌較閑，內侍省全是宦官，並不重要。政權所寄，全在尚書、門下、內史三省。尚書省事無不總領，是一個執行各種政令的機構。置尚書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統領吏、禮、兵、都官（後改刑部）、度支（後改民部）、工六部。六部各設尚書一人，分統三十六侍郞，執行部務。門下省置納言二人。內史省置內史令二人。三省長官共同定令立法，參決軍國大政，擔任宰相的職務。三省六部製度便從此確立起來了。

　　在地方，隋初沿襲前代的州、郡、縣三級製。但當時南北各地均置僑州、郡、縣，“或地無百裏，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因而造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形。開皇三年隋文帝根據楊尚希等的建議，廢除郡級機構，並省州縣，裁減冗官。不僅節省了國家開支，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對於地方各級官吏，統由尚書省的吏部負責選任，所謂“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這樣就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加強了朝廷對地方的控製。

　　在整頓吏治方麵，隋文帝“妙簡良能，出為牧宰”。擢“仁明著稱”的廣漢太守柳儉為蓬州刺史，以“奉國盡心”的駕部侍郎辛公義為岷州刺史，擢“治術尤異”的臨潁令劉曠為莒州剌史，“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任“達於從政”的房恭懿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文帝還經常遣使考察地方官吏，褒獎良能，懲處貪汙。治書侍禦史柳彧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貪汙不稱職的長吏二百餘人。厙狄士文為貝州刺史，對官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檢舉了一千多人、隋文帝都把他們發配到嶺南去了。文帝又以“典吏久居其職，肆情為奸”，下令“諸州縣佐史（《高祖紀》作‘吏’）三年一代，繼任者不得重居之”。這些措施對澄清吏治，減輕人民痛苦，起了一定的作用。

　　開皇初年、隋文帝力矯北周末年“用法深重”、“誅殺無度”的弊政，命高熲、鄭譯、楊素、裴政等修訂刑律。裴政為主要修訂人，上采魏晉舊律，下及齊、梁，討論折衷，製定新律。廢除了前代的梟首、轘裂及鞭刑，還廢除了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等訊囚酷法。民有枉屈，縣若不理，可以逐級上訴至朝廷，凡屬死罪，都應上報朝廷，“三奏而後決”，以昭慎重。開皇三年，隋文帝根據刑部的奏報，認為犯罪人數還很多，乃囚刑律太嚴。命蘇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刪去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徙杖等罪一千多條，從此“刑網簡要，疏而不失”。當然，隋律的職能仍舊是鎮壓勞動人民，而且相當殘酷；但它終究廢除了前代許多“苛慘之法”，而且標榜“以輕代重，化死為生”的立法原則，在中國法律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魏、周以來的府兵製度，隋文帝也作了重要的改革。因為“府兵製初建立時，在主觀上是要以軍民分治的形式維持種族予盾，以部曲製度的形式維持部落組織”，所以起初兵士都是鮮卑人，“自相督率，不編戶貫”。隨著曆史的發展，這一製度也就逐漸發生變化。北周武帝時，“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開始打破了兵製上的民族界限，但仍然“兵農各籍”。開皇十年，隋文帝下令：“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賬，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於是府兵“始一寓之於農”。這不僅使府兵製的民族意義完全消失，並使大批的勞動力投入生產，對生產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隋文帝對選舉製度也作了重大改革。隨著南北朝以來封建經濟的發展，中小地主與富裕農民的數量日益增多，他們要求打破門閥士族的限製，在政治上得到發展。這一要求與隋朝打擊豪強地主，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是相符合的。因此，魏晉以來為豪強地主所操縱的選拔官僚的“九品中正製”，就在開皇中廢除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試選士的科舉製度。開皇三年正月，“詔舉賢良”。開皇七年，“製諸州歲貢三人”。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誌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這裏的賢良，誌行修謹、清平幹濟等科，就是唐代製科的由來。還有詞科也在這時出現了，如韋雲起“開皇中，明經舉”；杜正玄“開皇末，舉秀才”，房玄齡“年十八本州舉進士”。玄齡卒於貞觀二十二年，年七十。以此推算，他十八歲時，正當開皇十六年。由此可見，明經、秀才、進士諸科都在開皇時設立了，而在唐以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隋文帝的新政富有開創性，經唐朝發揚光大後，融入了中國封建政治的血脈之中。尤其是科舉製度，經過幾百年的不斷變遷發展，一直延續到清末，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各個層麵。這也成為隋文帝新政中最大的閃光點。

　　科舉製度

　　科舉製度是中國古代獨具特色的選舉製度，它創立於隋，完備於唐，是繼漢代的察舉、征辟製，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之後的又一重要的選舉製度。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的大動亂時期，這一時期的一個主要特征就是門閥世族與庶族地主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這一矛盾使之圍繞選舉製度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庶族地主為了加強中央對於選官的控製權力，衝破門閥世族的壟斷，踏上仕途，在曹丕稱帝以後，由吏部尚書陳群主持製定了九品中正製，即九品宮人法，作為新的選舉製度。在九品中正製實行之初，對門閥世族的確有一定的限製。但在曹魏後期，特別是西晉以後，九品中正製逐漸被門閥世族所把持。到了東晉，門閥製度發展到高峰，門閥世族世代為宮，幾乎把持了所有的高官顯職，各級中正官也幾乎都由他們占據，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麵。

　　到東晉後期，世族的地位開始發生動搖。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起義，對門閥世族是一次有力的衝擊；南朝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多寒士掌機要；梁朝時發生的侯景之亂；北朝末年相繼爆發的邊地六鎮、關隴、河北等地的抗暴鬥爭，都沉重打擊了門閥世族勢力。在這種形勢下，北朝開始了對選舉製度的改革。西魏、北周時，中央朝廷掌握的選舉權力日益增大，這對於吸收有才幹的人才到封建政權中來，從而強化中央集權，加強地主階級的統治是十分有利的，它為科舉製度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隋朝統一全國後，繼承和發展了西魏、北周的政策，且順應曆史發展的潮流，廢除了九品中正製，將選舉官吏的權力集中到中央的吏部。隋煬帝時創置了進士科，由此標誌著科舉製正式創立。

　　唐代的科舉取士製度基本上沿襲隋製，並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和發展，逐漸形成為一種比較完備的選舉製度。

　　考生的來源有兩種：一是生徒，二是鄉貢。

　　生徒是指朝廷和地方學校的學生。其中國子學收高級官員（文武三品以上）的子孫，名額三百人；太學收中級官員（五品以上）子孫，名額五百人；四門學收低級官員（七品以上）之子和普通民家的聰明子弟，名額一千三百人；律學、書學、算學，這三學學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中央六學統屬於國子監。朝廷設的學校還有門下省的弘文館和東宮的崇文館，專收皇帝、皇太後、皇後的親屬及宰相高級官員之子。在地方上，京都、都督府、州、縣各設地方學校。生徒的入學年齡是十四歲至十九歲。學習的功課是大經（《禮記》、《春秋左氏傳》）、中經（《毛詩》、《周禮》、《儀禮》）、小經（《周易》、《尚書》、《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和共同必修的《孝經》、《論語》。卒業的標準是通二經（大經小經各一種，或中經二種）、通三經（大經中經小經各一種）、通四經（大經二種、中經小經各一種）。學校的考試是讀和講。讀就是要求生徒熟記經文，考帖經；講，就是相當於今天的口試，要求生徒通經義，教師問其若幹條經義，生徒則按條答複。學生考試合格後，便可以參加朝廷由尚書省的吏部（唐玄宗時改由禮部考試）舉行的科舉考試。

　　鄉貢是在家自學的士人，也就是那些沒有上過學，通過自學成才的人，他們可以向所在州縣報考，經考試及格，由鄉貢到尚書省，參加吏部考試。

　　唐代科舉考試的科目很多，而且在不同的時期，科目的設置也不盡相同。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童予、道舉、製舉、武舉等。科舉經常設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最初以秀才科為最高，但由於很快即被廢止，所以在當時以明經和進士兩科最為重要，許多名臣多是這兩科出身。而在這兩科中，又以進士科最為人推崇，而且也最難考，百人中僅取一二人，所以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後代沿襲科舉製，實際上沿襲的就是進士科。唐代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改易變動非常的頻繁，其基本的規律是從較為簡單到複雜嚴密，由不斷變動到漸趨穩定，從不完善到日趨完善，逐漸形成為一種固定的且行之有效的選舉製度。

　　唐代國家一級的科舉考試稱為省試，起初由尚書省的吏部掌管。唐高祖武德年間，由吏部的考功司長官考功郎中具體主持，唐太宗時改由其副長官考功員外郎主持，唐玄宗開元年間改由禮部主持。武則天還開創了殿試的先例，但與後世省試之外皇帝另行殿試的做法仍有區別，而且唐朝的殿試並不常有，到後代才真正成為一種經常的製度。

　　省試的時候，考生們需自帶水、炭、脂炬、餐具等，等候胥吏點名，方可依次進入貢院。考場內部都用荊席圍隔，考生坐在廊下答題。試卷一般不糊名，日暮後燒盡兩三支木燭，考生就必須要交卷了。考生在考試的時候，遇到不會的題目，就在考卷上寫“對未審”三字。考官批閱試卷時，對於回答正確的就批寫一個“通”字，對於答錯或未回答的問題，就批寫一個“不”字。

　　唐代被舉送參加省試的人，可稱為“舉人”，而應進士科考試的人，可以泛稱“秀才”，這些稱呼後世仍然沿用，但意義卻同唐朝完全不同了。凡省試落第的考生，可以入國子監學習，準備再考。省試被錄取稱“及第”，第一名稱“狀元”或“狀頭”，新科進士互稱“同年”，主考宮叫“座主”、“座師”，被錄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門生”。這些得中的進士都要到杏園去舉行宴會，稱為“探花宴”，唐代著名詩人孟郊在其登第詩中寫道：“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士們還要到慈恩寺大雁塔題名留念，稱“題名會”，又大宴於曲江亭上，謂之“曲江會”。此外還有其他一些儀式活動，以顯示其榮寵。

　　至此，科舉的任務就算完成了。考中了進士，隻是有了出身，即具備了做官的資格，下一步還要經過吏部選官，合格後才能授予官職。

　　唐代的科舉製在隋製的基礎上，經過不斷的充實與完善，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科舉製度，可以說科舉製度的建立是中國古代選舉製度的一個新的裏程碑，它的建立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麵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一直被後世所沿襲，直到1905年推行學校教育，科舉製度才被正式廢除，其間共延續了一千三百多年。

　　在一千三百年的科舉考試中，共計約產生了七百多名狀元、近十一萬名進士、數百萬名舉人，至於秀才就更不計其數了。隋唐以後，幾乎每一位知識分子都與科舉考試有著不解之緣，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者極少。中國曆史上，善於治國安邦的名臣、名相，有傑出貢獻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科學家、外交家、軍事家等，大都出自狀元、進士和舉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