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史博覽 4

佛教的東傳

　　佛教發源於古印度，由迦毗羅衛國的王子悉達多喬達摩（釋迦牟尼）創立後，開始向印度各地和一些亞洲地區傳播。漢武帝時，西域的交通得以開辟，西域諸國與漢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往來日漸頻繁，這為佛教的傳人提供了條件。

　　西漢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廬接受大月氏國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經》，這是佛教傳入的最早記載。東漢初年，在統治者上層人士中已出現佛教信奉者。楚王劉英年青時好遊俠，結交賓客，晚年則傾心於黃老與佛教，為王齋戒祭祀。東漢永平八年（65年），劉英派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送到國相處，說：“我托在蕃輔，過錯與罪惡積得很多，感激皇上的大恩，奉送這些縑帛，以便可贖曾有之罪。”明帝知後，下詔令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詞，潔身齋戒三月，與神為誓。有什麽可以嫌疑，而有悔過的？還予贖罪之物，以助那些伊蒲塞（即居士）、桑門（沙門）吧！”當時人們是將佛教看作是各種神仙方術的一種，將佛陀依附於黃老進行祭祠的，以求福祥，楚王所聚匯的大批方士中，有的便是信奉佛教的沙門和居士。與此同時，漢明帝也派使者去過西域尋求佛經，並抄回了佛經《四十二章經》，存放在皇室圖書檔案館蘭台石屋中。此後，外來的僧者也日益增多，佛教流播更廣。並在洛陽城西雍門外建起了佛寺，繪千乘萬騎壁畫繞塔三匝，並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繪製佛像。

　　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讖來到洛陽，建和二年（148年），原安息國太子安世高，遊曆傳教也至洛陽，兩人在那裏開始了大規模的譯經生涯。先是由安世高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阿毗曇五法經》等佛經三十四部四十卷，接著由支讖譯出《道行品經》、《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等佛經十五部三十卷。安息居士安玄也差不多同時在洛陽經商，他通漢語，常給沙門講論佛法，並與漢族沙門嚴佛調一起翻譯了《法鏡經》。嚴佛調是漢地第一個出家者，他除與安玄合譯佛經外，還著《沙彌十慧章句》，是第一部漢僧佛教著作。這些活動，大大推動了佛教在內地的深入。受此影響，桓帝本人也尚於佛教，延熹九年（166年），桓帝在洛陽濯龍宮“設華蓋以浮圖（浮屠）老子”，將佛老置於一塊加以祭祠，以求得延年益壽與長治久安。

　　中平五年（188年），青、徐二州暴發黃巾起義，被鎮壓下去後，朝廷任命陶謙為徐州刺史。此後一短時期內，境內較為安定，北方洛陽、關中一帶的流民紛紛逃到此地。丹陽人笮融馬謙同鄉，也聚眾百人投奔陶謙。陶謙任命他督管廣陵（今揚州）、下邳（今江蘇宿遷西北）、彭城（今徐州）三郡的糧運。笮融信佛，於是利用職權把三郡的錢糧用來大建佛寺。佛寺十分宏偉豪華，以銅為像，黃金塗身，披上錦采裳，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納三千多人，讓人在此課讀佛經。這是中國正史上首次明確記載興建佛寺佛像的事。笮融而且下令凡願信奉佛教的人，都可以免除徭役，以此來吸收百姓。這樣招致的民戶達到五千多。他還舉行盛大的浴佛法會，在八十裏的範圍內鋪席設酒飯招待前來參加法會的人，據說：“民人來觀及就食者萬人，費以巨億計。”

　　東漢末年，譯經活動也很盛行，佛經中的一些內容開始成為人們著述、說理、言談中的材料。另外，在桓帝、靈帝時來漢地的譯經僧，也在譯經的同時配合講解。如安世高在洛陽“宣敷三寶，光於京師”；“於是俊又歸宗，釋華崇實者，若禽獸之從麟鳳，麟介之赴蔡矣。”為了傳教方便，還從大量佛經中摘出要點，做成“經抄”本。還有的外國沙門按佛經大意撰成“義指”，以此而廣視聽。這種不同形式的傳教方法，最終則使西來的佛教在中國紮下了根，並經由魏晉時期的進一步推波助瀾，遂成為影響中國文化的三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