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鏡東像

第四節 西方人視野中的餘華

　　在中國當代文壇上，餘華是少數幾位在國內外文學界都具有廣泛影響的作家，被認為是極具潛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作家，也是少數幾位被賦予“大師”期待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僅選入了中國的中學課本，也走進了國外的大學課堂，餘華在歐美大學的東亞係、文學係有一定的知名度，享有國際聲譽。目前，餘華的作品已被翻譯成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文等在國外出版，成為獲國外文學獎最多的中國當代作家。本文擬從“世界文學”的維度觀照餘華及其創作，看看西方人視野中的餘華側影。

　　一、餘華作品在西方的傳播與影響

　　在中國新時期作家中，餘華的作品不論是翻譯成外文的數量還是語種，都是較多的。目前為止，餘華譯成英文的長篇小說有美國蘭登書屋出版的《活著》（2003年）、《許三觀賣血記》（2004年）、《在細雨中呼喊》（2007年）、《兄弟》（2009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集《往事與刑罰》（1996年）。《往事與刑罰》是餘華的第一部英文版小說集，收入了《十八歲出門遠行》、《古典愛情》、《世事如煙》、《往事與刑罰》、《一九八六》、《鮮血梅花》、《一個地主的死》、《難逃劫數》八個短篇，也是中國先鋒作家中第一個在海外出版小說集的。該小說集的英文版封底上有這樣的評價：“閱讀這些故事就像欣賞震撼心靈的風景，經曆殘酷無情的暴力。在這裏，讀者的閱讀期待被顛覆，已有的道德觀念被解構，語言營造的華麗外表下遊走著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暴力。”“難怪餘華的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麵世時引起了文壇的轟動，他的創作是對中國文學傳統觀念的反叛，令人想到卡夫卡、川端康成、博爾赫斯、羅布-格裏耶這些西方現代主義作家，但其創作靈感卻完全來源於中國的傳統敘事。”除了上述單行本整部作品的翻譯外，餘華還有部分單篇小說收入了英文版的中國新時期作品集，比如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主編的《毛主席會不高興：今日中國小說》收入了餘華的《往事與刑罰》，王晶主編的《中國先鋒小說選》收入了餘華的《西北風呼嘯的中午》和《此文獻給少女楊柳》，劉紹銘、葛浩文編譯的《哥倫比亞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集》收入了餘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等等。

　　餘華在法國和德國同樣受到熱烈的歡迎，他的作品譯成法文的除了法國南方行動出版社出版的四部長篇小說《活著》（1994年）、《許三觀賣血記》（1997年）、《在細雨中呼喊》（2003年）、《兄弟》（2008年）和三部小說集《古典愛情》（2000年）、《一九八六年》（2006年）、《我沒有自己的名字》（2009年）之外，還有法國菲利普畢基耶出版社出版的小說集《世事如煙》（1994年）。餘華的四部長篇小說也全部譯成了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此外他的部分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集被譯成荷蘭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挪威文、希臘文、俄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希伯來文等語種。

　　餘華不僅在作品翻譯成西方語言方麵獨領風騷，還是中國新時期作家中獲國外文學獎最多的一位。其長篇小說《活著》榮獲意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獎（1998年），其中篇、短篇小說獲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2年），《在細雨中呼喊》被法國文化交流部授予文學藝術騎士勳章（2004年），《許三觀賣血記》榮獲美國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2004年），《兄弟》獲法國首屆“國際信使外國小說獎”（2008年），另外，《兄弟》還入圍英國布克獎的姊妹獎“曼亞洲文學獎”（2008年，遺憾的是最後沒能獲得該獎項）。

　　餘華香飄海外，雖然他與“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國內的重要獎項無緣，但卻受到國際文學獎的青睞，而且這些獎項的級別也不低。格林紮納卡佛文學獎是意大利的最高文學獎，該獎項每年都要評出三部意大利本國的小說、三部國外的小說，分為國內文學獎和國際文學獎，評委會也是由最著名的評論家和作家組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格拉斯、萊辛和著名作家略薩、富思特斯等都曾獲得過該獎。

　　餘華獲得的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則是中國作家首次獲此殊榮，詹姆斯喬伊斯基金會的授獎詞中說：“你的中篇和短篇小說反映了現代主義的多個側麵，它們體現了深刻的人文關懷，並把這種有關人類生存狀態的關懷回歸到最樸實的自然界，正是這種特質把它們與詹姆斯喬伊斯及以塞繆爾等西方先鋒文學作家的作品聯係起來。”

　　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是法國政府授予文學藝術界的最高榮譽，專門頒發給在文學藝術領域獲得卓越成就的人，每年隻有極少數享有很高聲譽的藝術家有資格獲得。巴恩斯-諾貝爾新發現圖書獎是美國一個鼓勵、發現創新之作的重要獎項，而《國際信使》是法國知識界非常有影響的一份雜誌，2008年決定頒發以此命名的“外國小說獎”，參與角逐該獎項的有130餘部當年在法國出版的外國小說，最後評審團一致決定將其授予餘華的小說《兄弟》，獲獎評語中說該小說“從文革的血腥到資本主義的野蠻，餘華的筆穿越了中國40年的動蕩。這是一部偉大的流浪小說。”

　　餘華作品在西方的譯介與傳播呈現出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翻譯成的外語語種多，不僅有英語、法語、德語等大語種，還有瑞典語、挪威語、希臘語、捷克語、希伯來語等小語種。二是作品翻譯的數量多，不僅有先鋒時期的作品，更有其創作轉型後反映現實的小說。可以說餘華的作品在西方得到了較為全麵的譯介，從他多次在國外獲獎反映出他的作品在西方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認可，受到從文學研究者到文學愛好者多個層麵的關注和歡迎。三是翻譯成西方語種的曆時長，從1994年其小說集《世事如煙》被譯成法語開始，十五年來一直沒有間斷，不僅新作及時譯成不同的語種，就是以前的舊作也不斷地走進國外出版社的視野，以至於以前很少出國宣傳自己作品的餘華，近年來總是不斷地受到邀請，經常到世界各地演講、訪問，以多種形式宣傳、介紹自己的作品。

　　二、餘華作品在西方的研究

　　隨著餘華在國外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對其作品的研究也徐徐拉開序幕。《往事與刑罰》是他的第一部英文版小說集，該小說集在美國一麵世，《出版者周刊》就發表文章，對餘華的暴力敘事和象征運用進行評論：“盡管這些暴力同優雅的敘述、層層疊疊的象征並置在一起，但它們之間並非沒有關聯，我們從對作品的深層解讀中感受到了當代中國嚴酷的一麵。”隨後，《今日世界文學》也發表了對該作品集的評論：“閱讀餘華就像閱讀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你不知道接下來會有什麽樣的事情發生，不過總會給你帶來驚喜和耳目一新的感受。《往事與刑罰》中的八個短篇把讀者帶進了一個萬花筒般的文學世界，餘華最出色的才華在於他善於利用各種題材和時代背景來編織故事。”“餘華和他同時代的蘇童、格非都屬於中國先鋒作家，他們以自己獨特而又富於表現力的創作，向中國當代文壇投射了一道強光。”“餘華高於同時代中國作家的地方在於他對象征手法的非凡運用，《往事與刑罰》、《十八歲出門遠行》、《世事如煙》、《難逃劫數》都是這方麵極好的範例，在這一點上餘華可以說是超越前人的。”

　　《活著》是餘華在國外廣為接受的一部作品，該小說英文版的封底上有這樣的評價：“餘華是當今中國最深刻的作家，《活著》不僅寫出了中國和中國人的精神內核，而且觸及到人性的深處。”“《活著》是一個震撼心靈的故事，融美德、反抗和希望於一體，餘華的小說理應得到高度評價。”“作為當代中國一位重要的小說家，餘華以冷峻的目光剖析社會，以溫暖的心靈感受世事。他的小說構思巧妙，散發著神奇的光暈，雖然講述的是中國的人和事，引起的卻是世界性的共鳴。”“《活著》講述了一個曲折感人的故事，你之所以喜歡餘華筆下的人物，是因為他們雖有缺點，卻真實可信，個個感情充沛、生氣勃勃：你和他們一同感受生活中小小的快樂，經曆人生的磨難和痛苦。《活著》是人類精神的救贖，表達了人類共同的情感追求。”就連美國作家也稱讚《活著》是一部永恒的作品：“如果現在要讀一些東西，顯然你應該讀一些永恒的東西。《活著》就是這樣一流的作品。”德國的《柏林日報》（1998年1月31日）評論道：“這部小說不僅寫得十分成功、感人，而且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意大利的《共和國報》（1997年7月21日）刊文說：“這裏講述的是關於死亡的故事，但它要我們學會的是如何活著。”

　　《許三觀賣血記》也在國外贏得了較高評價：“這是一部令人難忘的小說，餘華詳細描寫了當代中國最動蕩年代裏的混亂以及生命的脆弱。”“餘華抓住了動蕩歲月裏中國家庭生活中簡單和複雜的不同層麵，把深沉的愛包裹在黑色幽默裏麵，展現了一位父親在種種困難麵前顯示出來的寬厚、善良以及為家人不惜赴湯蹈火的犧牲精神。”而迪爾德麗薩賓娜奈特（Deirdre Sabina Knight）早在該小說譯成英文之前，就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她指出：“賣血有一種社會功能。許三觀的爺爺曾告訴他，隻有賣過血的男人才稱得上身體‘結實’，許三觀的鄉鄰阿方和根龍在他第一次賣血時告訴他要怎樣做：賣血前要多多喝水，賣血後要吃豬肝補身體。因而賣血是確立男性身份和同他人建立交際關係的一種方式。……在小說的結尾，許三觀向年輕一代的賣血者傳授他的賣血經，而由於年過六十，血頭不再要他的血時，許三觀經曆著身份的危機……這些情節表明許三觀賣血不僅是為了家人的生存，還是他確立自我、獲得歸屬感……同他人建立關係的一種方式。”在迪爾德麗看來，賣血不僅能帶來經濟收入，幫助養家糊口，還是許三觀確認自我、同他人交際的一種方式。當年老體衰，血頭不再要他的血時，他感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同他人交際的重要渠道。迪爾德麗還從私有製和啟蒙價值的角度對《許三觀賣血記》做進一步的剖析，認為許三觀一次又一次的賣血體現了中國市場經濟中的私有成分，即許三觀擁有自我，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體：“這是我的生活，這是我的身體，我願意怎樣就怎樣，隻要不妨礙別人就行，即便這樣做會讓我付出巨大的代價，即便別人不喜歡我這樣做都沒有關係。”從經濟層麵來說，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很大程度上讓許三觀有了決定自我的權力。他一生中11次賣血是為了自由地換取他所需要的東西，從這個層麵上講，迪爾德麗認為餘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反映了當時中國市場經濟中的私有成分，即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到市場上進行交換。但緊接著，迪爾德麗又提出了疑問，既然許三觀很多次賣血都是為了維持家人的生活，這就引發了她對啟蒙觀念中關於個人價值實現的思考。由於許三觀對自己身體的所有權是服從於家庭義務的，小說到底是在強調人支配自我的重要性，還是讚賞許三觀履行了儒家思想中男人對家庭的義務？而這種家庭義務和私有製中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之間不無矛盾。最後迪爾德麗得出結論：在中國，任意支配自我的私有因素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既要受到經濟的約束，也要接受道德的評判。

　　理查德金則從這兩部小說的共性出發，進行了比較研究，他分析道：“餘華這兩部小說的主人公--《活著》中的福貴和《許三觀賣血記》中的許三觀，盡管貧窮卻始終保持著做人的尊嚴……這種轉變在餘華以前冷酷無情地描寫暴力的作品中是不可能出現的，福貴和許三觀年輕時曾虐待妻兒，但後來他們成為有尊嚴的男人，是體貼妻子的丈夫，是關愛孩子的父親，他們的靈魂得到了拯救，最終獲得了人生的幸福感。”“餘華比他一貫憂國憂民的前輩作家更為樂觀，……魯迅的作品中少有寬容、溫和，而在餘華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中，忍耐無處不在，餘華向這種忍耐力致敬。”

　　《在細雨中呼喊》的英文版一問世，美國的《書單》上就刊登書訊，簡要介紹了小說的內容，認為餘華“生動地展現了一個男孩的成長經曆”。英文版封底上評價說該小說描述了“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社會的變遷”。《太平洋事務》雜誌上也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作為一位敏銳的社會觀察者和中國當代文壇富有獨創性的作家，餘華描寫了中國社會大動蕩時期人們的悲劇命運。《在細雨中呼喊》……讓我們不得不思索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文化、教育和心理創傷……餘華的小說從親曆者的角度，對那個時代進行了深刻而又獨到的描繪。”“餘華向讀者展示了孩子眼中的家庭、友誼、性、婚姻、命運、死亡以及降生，而這一切又摻雜著成年人孫光林的評論和哲學思考。”

　　目前，從國外對餘華作品的研究來看，《兄弟》是重頭戲。自其法文版、英文版在歐美問世以來，對該小說的評論可謂雨後春筍般地不斷湧現。法國《圖書周刊》刊登文章說：“《兄弟》是一部迷亂而狂熱的小說，它擁有滑稽奇妙的情節……這是法國讀者所知的餘華最為偉大的一本書。《兄弟》是一部傑作。”法國的《費加羅報》稱“《兄弟》敘述了中國40年來所經曆的從狂熱的‘文化大革命’到開放狀態的市場經濟的動蕩變遷，講述了在道德壓製和欲望釋放的不同背景下，追求道德風尚和唯利是圖的兩兄弟的複雜命運。”比利時《晚報》則刊文評價說：“餘華利用《兄弟》的故事來敘述中國的故事”，認為《兄弟》將“荒誕和悲劇、愛情和悲傷、美麗和痛苦交織在一起”，“不失燦爛，波瀾壯闊，發人深省”。

　　《兄弟》2009年由美國蘭登書屋推出英文版以後，《紐約時報》、《紐約客》、《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和《波士頓環球報》等美國主流媒體都登載文章，進行評論。其中《紐約時報》周末版用六個版麵介紹了《兄弟》和它的作者。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也在“新鮮空氣”（Fresh Air）這一美國著名的推薦新書節目中播出了美國評論家莫琳科裏根對《兄弟》的評論。她說：“無論從風格、曆史跨度還是敘事技巧來看，《兄弟》都稱得上是一部宏偉的作品。”他對餘華作品的褒揚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讓美國讀者進一步去閱讀、探討餘華的這部小說。2009年3月8日出版的《紐約時報書評》推出中國專題，其中也介紹了《兄弟》，說《兄弟》中狂風暴雨般的語言、對情欲和肉體暴力的描寫，都可能會成為吸引西方讀者的元素。

　　統觀餘華作品在國外的研究，可以發現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外國人寫的，這一類研究中介紹性的居多，而就某一個問題，從某一方麵進行深入分析、探討的較少，個別研究顯示出東方主義的獵奇色彩。比如對《兄弟》的研究中，對其中提到的用釘子釘入腦袋自殺、砸碎宋平凡屍體的膝蓋以放進棺材、廁所偷窺等細節津津樂道，而沒有從中國的具體曆史背景和社會發展出發，對這些現象進行多層麵的剖析。二是海外的中國學者寫的，這類研究中有一部分分析得很見功力，比如王斑在其著作《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中通過與魯迅的比較，探討了餘華先鋒創作中的怪誕。王斑認為：“魯迅小說中的怪誕服從於諷刺的需要，沒有逾越現實的語境，而餘華的《世事如煙》直接把我們帶進了一個難以名狀的世界--一個世俗與荒誕、夢幻與現實、活人與死者難以區分的王國。”“夢對其中的人物來說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重要意義，他們把每一個白天都變成夢境。”“在餘華的故事中，世界是非理性的，生活是怪誕的，”“我們發現自己迷失在一個沒有名字、沒有意義、不知置身何處的世界裏。”“由於迷失和不知置身何處，我們發現我們對常理世界的認識被顛覆和摧毀了……餘華展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種逼人而又混亂的怪誕。”再比如劉康在其長達30頁的論文《短命的先鋒：餘華的轉型》中詳細論述了餘華從淩空蹈虛的先鋒創作到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書寫，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餘華是‘先鋒小說的典型代表’，而他20世紀90年代的創作則有意避開精心建構的元小說形式，用‘直白的’、地地道道的現實主義方法創作小說，變成了一個暢銷書作家。……僅僅五年時間，餘華就放棄了先鋒試驗，寫出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這樣兩部完全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劉康進而指出，“餘華創作的轉型不應該視為先鋒小說在中國的失敗，而應看作餘華善於捕捉審美的轉向和社會現實的發展變化，他不拘泥於任何一種文學趨向和文學形式。餘華的這一轉型幫助我們認識全球化時代中國先鋒小說的辯證特征。”但也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寫的有關餘華作品的學位論文僅用英語將中國批評界的觀點介紹到國外，缺乏新穎、獨到的見解。

　　三、餘華作品在西方受關注的原因

　　通過梳理、分析餘華及其作品在國外的譯介和研究，可以看出餘華是深受西方讀者和研究者歡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西方人希望通過閱讀、研究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來了解中國曆史、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變遷，而餘華在“文革”、市場經濟等典型中國環境中塑造的福貴、許三觀、李光頭、宋鋼等典型中國人物，成為西方人了解中國的一個窗口。西方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研究屬於漢學研究的一部分，而“漢學”在歐美的起源，自19世紀開始，與資本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同時並行，因此經濟因素是驅動“漢學”研究、並促使其不斷發展的主要動因。就美國來說，其長期以來的中國研究和教學實際上是美國國家安全部的分支，是情報所和策略思想庫。在冷戰時代，地域研究、東亞研究資助的重要來源是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現在雖然東亞各國都對美國大學的地域研究有所捐款，但來自美國國家層麵的資助仍然十分重要。從這一點來看，西方對待中國新時期文學有一種功利主義的態度，其對餘華《兄弟》的接受正顯露出這樣的痕跡。法國《十字架報》指出：“從‘文革’的殘酷到市場經濟的殘酷：餘華滌蕩了近年來的曆史，把粗野怪誕的故事重現在我們麵前。這是一部大河小說，構築宏偉，既是一部流浪小說，又充滿著荒誕色彩，為了解當今的中國，慷慨地打開了一扇門。”《盧森堡日報》評論說：“作者在描繪兩個兄弟的衝突當中，展現了一幅從20世紀60年代到今天的中國社會的完整圖畫。”《今日法國》刊文道：“通過這兩種人生軌跡（指小說主人公宋鋼和李光頭--筆者），我們看到了整個劉鎮，乃至整個民族的苦難與不幸。”法國《書店報》分析道：“在這本書中，讀者還會發現昨天和今天中國民眾的日常生活……李光頭和宋鋼所居住的劉鎮，是中國20年來發展變化的一個完美縮影……餘華向我們展示了人民如何生活在國家的變化當中。”

　　（二）透過餘華的作品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變化固然是西方讀者喜歡餘華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從文學方麵來講，這還不是根本的因素，關鍵是餘華的小說本身打動人，他的作品中有更多的人性關懷，更關注人物本身的生命價值，將中國社會的曆史變遷融入普遍的人性描寫當中，把文學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機地融合起來。從主題上來看，餘華的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更善於描繪普通人的故事，在平凡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出深刻的生存命題。在《活著》的主人公福貴那充滿苦難的一生中，我們看到了餘華關於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的人生思考；《許三觀賣血記》讓我們在一個普通男人的辛酸背後看到了人性的溫暖。較之20世紀80年代的先鋒試驗，90年代以來的餘華承繼了中國傳統文人關注民生的傳統，真正回歸到日常生活中來，表現出對底層民眾生存狀態的更多關注。他不再糾纏於曾經的純粹敘事，而是開始關注普通人，書寫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悲歡離合。作者把更多的同情和憐憫給予了像福貴、許三觀這樣的小人物，剖析他們麵對生存和死亡時的人生態度。在福貴、家珍、許三觀、宋凡平等普通人身上我們看到了人類的無私與偉大，看到了愛情、親情的力量。而《兄弟》在西方人看來：“從未有過這麽一個家庭故事構思得如此得當，如此譫妄狂熱，如此地大不敬，讓讀者又笑又哭，也從沒有人向我們傳達過這樣的一個中國。”

　　（三）西方讀者在餘華的作品中讀到了他們自身所熟悉的東西，喚醒了他們記憶深處的某些情感。西方讀者在接受中國文學時有兩種思維定勢，一是尋求文化認同，追求不同文學間的互證、互識；二是尋求一種全新的、同自己的文化習俗迥異的東西，追求東西方文化的互補。餘華在走向文學創作的道路上受到很多外國作家的影響，主動吸收外國文學的養分，讓西方讀者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一種文化認同感。

　　在對《兄弟》的解讀中，很多西方人讀出了自己文化、文學傳統中親切、熟悉的東西。瑞士《時報》評價說：“這是一部大河小說，因為它編織了數十人的生活，從20世紀6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

　　《自由比利時報》宣稱：“在700餘頁的篇幅裏，餘華用一個具有流浪漢文學色彩、拉伯雷式的、龐大的敘述，向我們展開了他們的故事。”上述對《兄弟》的評價涉及西方文學史上兩種典型的小說類型。一是大河小說，大河小說也稱“長河小說”，是20世紀上半葉西方文學史上一種容量巨大、人物眾多的長篇現實主義小說，多以一個家族或整個社會為對象，力圖全景式地反映某一曆史階段的生活，猶如一條蜿蜒奔騰的江河衝向大海，像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就是典型的“長河小說”。而流浪漢小說是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產生於西班牙的一種小說類型，多以主人公的流浪為線索，從下層人的角度去觀察和諷刺社會，像無名氏的《小癩子》即是流浪漢小說的典範之作。把《兄弟》定位為“大河小說”和“流浪漢小說”，讓西方人擁有了一種強烈的閱讀期待，感到就像閱讀自身文化傳統內的文學作品一樣，異域文學的陌生感很快融化在本土文學的熟悉感之中，由此帶來接受上的主動性、積極性。

　　另外，很多西方讀者也在《兄弟》中讀出了西方作家和西方作品中人物的韻味。蒙特利爾《義務報》如此說：“經過十年的沉默，餘華這個以孩子王式的淘氣而聞名的作家，交付給公眾一部拉伯雷式的鴻篇巨製……故事中兩個異父異母的兄弟生長在物質極度匱乏的文革時期一個勉強維持生活的重組家庭裏。父親試圖掩飾在紅衛兵手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他編造令人發笑的謊言--就像《美麗人生》中的羅伯托貝尼尼。”美國評論家莫琳科裏根評論說：“讀完《兄弟》的最後一頁時，餘華筆下的‘反英雄’人物李光頭已和大衛科波菲爾、尤賴亞希普、艾瑟薩莫森等狄更斯筆下的文學人物一樣，擁有了獨立於小說作品之外的永恒生命力。”西方讀者借自己熟悉的文學人物來理解餘華筆下的中國性格，將東西方文學融合起來閱讀，顯示了東西方文學交流的互識與互證。

　　西方讀者之所以從餘華的作品中讀到了自己熟悉的文學傳統、文學人物，是和餘華對外國文學的吸收與借鑒分不開的。在《影響我的10部短篇小說》中，餘華談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歌女》、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博爾赫斯的《南方》、馬爾克斯的《禮拜二午睡時刻》、羅薩的《河的第三條岸》、辛格的《傻瓜吉姆佩爾》、史蒂芬克萊恩的《海上扁舟》、布魯諾舒爾茨的《鳥》、杜克司奈斯的《青魚》，中國的隻有一部魯迅的《孔乙己》。可見外國文學哺育了餘華，他說川端康成教會了他描寫細部；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思想，教會他自由寫作；喬伊斯教會了他如何寫對話；福克納傳授予他心理描寫的技巧。正是因為飽受外國文學的滋養，餘華才讓西方讀者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讓他們感受到異域文化的迥異風情，又讓他們觸摸到本土文化的枝節根須，在熟悉中融化陌生的風情，在陌生中撿拾熟悉的傳統。雖然餘華受到外國作家的影響，雖然西方讀者從餘華的作品中讀出了他們熟悉的東西，但並不是說餘華是在步西方作家的後塵。他曾有個形象的比喻，說接受外國作家的影響就好比樹木接受陽光，作家是以樹木而非以陽光的方式成長，因而他的創作隻能越來越像自己。餘華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外國讀者能夠在他的小說裏讀到他們自己的感受，或者喚醒他們記憶深處的某些情感。

　　（四）餘華作品在西方的廣為傳播還和餘華簡潔的語言、得力的翻譯有關。餘華作品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文筆洗練，始終保持著簡潔的文風。餘華的小說多用短句，而且結構簡單，少用修飾語、複合句，呈現一派自然天成之美，這一切恰為西方人翻譯、閱讀他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契機。法國《世界報》評價他的小說“風格簡潔、句子簡短”。另一方麵，好的翻譯也是餘華作品在西方流傳的重要因素。瑞士《時報》說：“皮諾和伊莎貝拉的翻譯可謂非常成功。《兄弟》的法譯本完全體現了中文版中那個聰明的頑童形象，多虧這兩個譯者的博學才使得法譯本在真實的中國大背景下，準確而遊刃有餘地還原了原著。《兄弟》讓讀者身臨劉鎮，得以全方位地窺見當代中國史詩般壯闊的圖景。”

　　《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樣翻譯得十分出色。理查德金這樣評價說：“邁克爾貝利和安德魯瓊斯兩人對餘華的作品翻譯都非常好，既忠實於原著，又符合英文的閱讀習慣。由於這兩部小說的敘事風格截然不同，一部是由一個小人物娓娓道來的民族史詩，另一部是帶有很多戲劇性場景的歌劇風格小說，因而譯者也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對翻譯《活著》的邁克爾貝利來說，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描述福貴困惑的詞匯，像‘誰知’、‘誰知道’、‘沒想到’等。這些簡潔的表達在漢語文本中得心應手，但翻譯成英語時句子既長又生硬，貝利選擇了有細微差別的英語表達：‘Nooneimagined that’（To Live，140），‘who‘dhaveknownthat’（To Live，147），‘Nooneexpectedthat’，and‘whocouldhaveguessedthat’（To Live，173），or‘whocouldhaveknownthat’（To Live，193）等等，這樣翻譯既表達了福貴心中的疑惑，又不至於太打斷英語表述的流暢。針對《許三觀賣血記》雄辯的文風，安德魯瓊斯采取一種不同於《活著》的翻譯風格，輪番使用‘Myfateisbitter/My fateissweet’的句式，來呼應原文的重複敘事。當許三觀告訴四叔自己想結婚時，餘華在一個自然段中重複了七次“四叔”：‘Fourth Uncle，Iwanttofindsomeonetomarry。Fourth Uncle，forthepast twodays I‘vebeenthinking……’（Chronicle，18-19）段話的翻譯幾乎達到了和原文同樣的效果。對於小說中其他部分的翻譯，瓊斯盡可能地使用短句和口語化的表達方式，以和餘華的原文相對應。餘華小說中的“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瓊斯簡潔地譯為‘Thisiswhatismeantby Karma’（Chronicle，147）。《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兩位譯者都出色地再現了餘華簡潔、生動的語言和具有高度可讀性的散文風格。”

　　《在細雨中呼喊》的翻譯也非常到位：“巴爾優美的譯文不僅讀起來簡潔流暢，而且不論在風格上還是情感上，都非常忠實於原著。英文版的《在細雨中呼喊》很好地傳遞了原著的幽默色彩以及隱藏在小說中的弦外之音，巴爾在翻譯時敏銳地捕捉到了餘華中文表述的簡潔性和內涵的複雜性，他不是簡單地把中文意思翻譯出來，而是以富有文學色彩的語言，力求把原著表述中的隱含意義完全表達出來。譯者還特別注意了中國人名、地名的翻譯。比如，對於小說中的父輩孫光才，巴爾用韋氏拚音，而對於子輩孫光林和孫光明則用漢語拚音，如此巧妙地將兩代人的名字區分開來。該小說……字斟句酌的英譯無疑會受到喜歡東西方小說的讀者的歡迎，不僅學術圈裏的研究者會喜歡，一般的讀者也會愛不釋手。”

　　餘華這位從浙江小城海鹽走出來的作家，不僅是中國新時期文壇上耀眼的中流砥柱，也是國際文壇上令人矚目的新秀。他所受的外國文學滋養，他對人性的深度開掘和悲憫情懷，不僅撥動了中國讀者的心弦，也啟開了西方讀者的心扉，餘華是屬於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