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文革”浩劫
如果說“前文革時期”馮友蘭所受到的一係列批判是對“事”不對“人”的話，那麽，“文化大革命”的狂飆一起，馮友蘭似乎陷入“滅頂之災”。他同當時所有的“牛鬼蛇神”一樣，不僅受到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更多的則是受到人身攻擊。因此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精神上，甚至在肉體上，都受到了從未有過的折磨。這位70多歲的善良老人，一位慣於向生活和社會作反思的哲學家，此時卻經曆了他一生中最為淒慘的漫長歲月。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立即得到毛澤東的支持。6月1日晚8時，該大字報在各地電台聯播節目中全文播發，頃刻震撼全國。隨後，該大字報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位置上全文刊登，頓時全國沸騰。緊接著，《人民日報》又以重要社論的形式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的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的保皇派》等一係列文章。僅在五天之內，《人民日報》就發表了六七篇重要社論和文章。這在中國的報業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表明，中國進入了“非常時期”。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成為全國甚至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僅在幾天之內，五顏六色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北大校園人山人海。一時間，北京大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大字報的作者之一聶元梓也成了顯要的、傳奇式的新聞人物，成為劃時代的“文化革命”的“英雄”。
此時，“文化大革命”的洶湧波濤，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一切“牛鬼蛇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下子陷入“文化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馮友蘭即這一批橫遭滅頂之災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馮友蘭的家便遭到查封，並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共老手”的罪名，遭到批鬥。此時他更借了聶元梓的“光”，因為聶元梓是北大哲學係黨的領導人，由此不僅北京大學出了名，哲學係也出了名。馮友蘭是北大哲學係的教授，何以在同一個哲學係中，既有“文革英雄”聶元梓，又有“反共老手”馮友蘭？因此來北大聲援大字報和取“文革”之經的群眾，在一睹聶元梓“革命”風姿的同時，當然也想一睹馮友蘭的“反動”麵目。當時被揪出來的人，統統被稱為“黑幫”，白天在規定的場所進行勞動，有的拔草，有的搬運什物，脖子上都掛著一個牌子，上麵寫著“某某黑幫”，並被紅色的油彩狠狠地打上一個大“圍觀的群眾自發地走到某一”黑幫“麵前時，這個”黑幫分子“必須反複向群眾通告自己的姓名，犯了什麽罪，如何認罪等，然後低下頭，接受圍觀群眾的批判和鬥爭。這種形式，剛開始，人們還能夠緊繃著階級鬥爭這根弦，能夠嚴肅認真地批判他所麵對的”凶惡“的階級敵人。但時間一長，這種無人組織的自發鬥爭便多數走了板。再加上有的”黑幫分子“被剃了陰陽頭，有的甚至臉上被抹了墨汁或油彩，看起來本來就有些滑稽可笑，再加上回答群眾問話時，各人有各人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內容，其中夾雜著不同的口音、雜亂無章和跳躍式的答語，有時竟惹起圍觀群眾的哄然大笑。那個荒謬時代的荒謬場景，使這些原來做學問或做領導的學者、係主任成了人們參觀戲弄和嘲笑的對象。”斯文掃地已不足以概括他們所受到的恥辱。他們遇到了一生從未遇到過的人身攻擊和人身汙辱。人格尊嚴、人權平等，此時亦全部化為烏有。
為了便於群眾對“黑幫”的監視和批鬥，當時居住在燕南園的大部分教授的家門口，都被貼上“某某人的黑窩”字樣。馮友蘭自不能例外，在他家的門口，也被貼上“馮友蘭的黑窩”六個大字。這樣，革命群眾和串聯的紅衛兵可以隨時“深入虎穴，殃及虎子”。馮友蘭的孫子馮岱，當時雖然隻有五歲，由於受爺爺的牽連，也被勒令退出六一幼兒園。當然有時也有相反的情況，特別是北大“黑幫”之多，這些“黑幫”從前的名聲之大，如馮友蘭、翦伯讚、朱光潛等，反而引起人們的同情和關注。以前沒有機會和這些學術權威見麵，此時借批判“黑幫”之名，倒可以目睹一下他們的“風采”。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有一天，我沒有在家，家裏隻有任載坤一個人，那天來了幾百人要求進屋來看看。任載坤不敢給他們開門。有個人出來隔著窗戶對任載坤說：‘你大慨是怕我們人多，進去秩序不好維持，我負責把他們組織起來，隻進去繞一圈就出來。我保證維持秩序。’他果然把外麵的人組織起來，分成小組，每個小組有一個人維持秩序。任載坤給他們開了門，他們果然按著次序，進來走了一圈，又出去了。”這些群眾不是為了大批判而來，而是為了看一看馮友蘭的家，看一看這位著名哲學家的起居環境到底與平常百姓有何不同。這是一種基於從前的仰慕而產生的一種好奇心理。“文革”中這類事情是很多的。
“文革”初起的兩三個月，馮友蘭與那些被揪出來的“黑幫”們，在生活上也受到製裁，其中包括限製活動範圍，扣發全部工資，縮小居住麵積，有的幹脆被掃地出門。馮友蘭與他的夫人任載坤每月隻發給二十四元的生活費。雖然這樣的待遇隻有幾個月，以後又逐漸增加到四十多元和七十多元，但對於過慣了穩定有序生活的馮友蘭一家來說，無疑也是一種打擊和剝奪。
馮友蘭的身體向來很好，但在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下，他終於病倒了。1967年1月，馮友蘭因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幾經周折，方住進醫院。但當時的醫院，同北大一樣，階級鬥爭代替了革命人道主義，治病也是政治標準第一。在這一標準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命當然是不值錢的。按著醫學常規，割前列腺手術要分兩步走，首先需要在膀胱和腹部各開一小孔，插進管子，讓尿液從管中流出，用一個瓶子接著，把瓶子掛在腰間。過一段時間，才割前列腺。但馮友蘭隻做了第一步便被攆出醫院，第二天便被強製參加批鬥會。當時正值隆冬，北風呼嘯，寒氣逼人。馮友蘭拖帶著尿瓶子，步履蹣跚地走到批鬥現場。這次批鬥會的主題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表現”。因此，主要鬥爭對象是周楊和蔣南翔。馮友蘭、朱光潛、陸平、彭佩雲等二十餘人作為這條資反路線在北大的推行者而被拉來陪鬥。他們依次站在“鬥鬼台”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而且不時被按著頭，成一定角度，不能直腰。經過這次折騰，馮友蘭的病加重了。又幾經周折，才住進醫院做第二次手術。前列腺肥大症，本來是一種常見病，治療並不複雜。但在那個“非常”的時代，馮友蘭竟連續轉了三家醫院，換了幾次大夫，遭遇種種刁難，最後在他的夫人和女兒的陪同下，渡過了這次難關。
肉體及生命的難關雖然暫時渡過，但精神與思想的難關卻接踵而來。1967年3月，以哲學係為主，北大成立了“批馮聯絡站”，編印《反共老手、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反動論文選編》。由此再一次掀起對馮友蘭的全校性的批鬥高潮。在這一批判高潮中，無論刮風下雨，無論白天黑夜，馮友蘭必須隨叫隨到。除專門的“批馮聯絡站”外，其他較大的“黑幫”或“反動學術權威”，都成立了類似的大批判機構。當時哲學係還有一個“批馮聯絡站”，是專門為馮定設立的。馮定是北大副校長，早年參加革命，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是黨內少數幾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革一起，他既是“黨內走資派”，又是“反動學術權威”。哲學係的這兩個大權威，都姓馮，因此兩個“批馮聯絡站”，後來便合而為一。在1967年的批鬥高潮中，往往是“連鎖反應”。批鬥一人，要有多人陪鬥。因此馮友蘭被批鬥的次數，已無可詳考。有一次夜裏開批鬥會，由於馮友蘭臥房的鑰匙被強行占房的人拿走，取不出衣服。天氣很冷，馮友蘭還穿著單衣服。他隻好在家中的過道裏找到一條又髒又重的麻袋，披在身上，權當大衣禦寒。這樣的批鬥持續了半年之久，由於北大紅衛兵發生兩派分裂並武鬥，馮友蘭及其他“反動權威”才得到一些喘息。但不久，又受到更嚴厲的批鬥。
武鬥升級，導致工宣隊進校，“文革”進入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築的階段。1968年8月下旬，工宣隊開進北大。此後不久，《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把“清理階級隊伍”作為“文革”的一個重要階段。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利用軍管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具體地說，即是把“文革”過程中以各種名義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等等，來一次大清查。1968年9月，這一運動在北大全麵展開。哲學係有十幾人被關進“勞改大院”，實行隔離審查。馮友蘭也自然難逃這一劫難。
在“勞改大院”，除了學習文件，還要背誦毛澤東語錄和“老三篇”。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對著毛澤東像向偉大領袖請罪，然後坐下寫“交代材料”，或接受監改人員的訓話和提問。“每到開飯的時候，食堂的人就推著飯菜到勞改大院去賣飯。我們這邊的監改人員，隔著窗戶看見飯車來了，就叫我們在毛主席像前站隊，每個人都對著毛主席的像報告自己的名字和當時的政治帽子，然後排著隊走出來，繞道進入勞改大院，吃完飯再回來。”當時已是秋風蕭瑟，枯黃的落葉隨風盤旋，外文樓前的草地也在嚴霜肅殺中漸漸枯萎，幾株美人蕉的葉片也露出了殘敗和凋零的景象。在這蒼涼的秋景中，馮友蘭望著窗外，心中似乎很平靜。因為他好像想過，三十四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深秋季節，他被國民黨特務押解至保定行營，當時心裏也很平靜。但那畢竟隻是一個晚上，第二天便被釋放回到家中。可如今，身係勞改大院，不知何日能回家。而此時與他患難一生的老伴則是坐臥不寧。任載坤擔心馮友蘭頂不住壓力而自尋短見，所以每天都到勞改大院前觀望。“在我家裏，任載坤見我夜裏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飯，吃了飯以後就走到辦公樓前邊，坐在台階上，望著外文樓，看見我跟著隊伍出來吃飯，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過了一夜，還沒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樣再去等。”這是何等揪心的一幕啊！
在“清理階級隊伍”的無情鬥爭中，許多人喪失了求生的欲望，選擇了自盡身亡的路。1968年10月中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同時又指出：“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隻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在“文革”動亂中，說的和做的向來是兩回事。這裏講“尊重人格”，那裏卻汙辱、體罰，無所不用其極。翦伯讚正是忍受不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所帶來的殘暴而飲恨離開人世。1968年12月，在毛澤東上述講話後的兩個月，翦伯讚與夫人吞食大量安眠藥雙雙自盡。此後，工宣隊才放馮友蘭回家，結束了長達兩個多月的隔離審查。馮友蘭度過了“文革”中最艱難的日子。
思想的壓抑，精神的煎熬，再加上肉體的折磨，馮友蘭都堅持下來了。他沒有死，也不想去死。在這位哲學家的境界中，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給他以支撐的力量。此正如孔子所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被困於匡，不過“拘焉五日”；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不過“拔其樹”而已。而馮友蘭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隔離審查前後達兩個月之久。
馮友蘭帶著“隔離審查”的精神創傷，度過了1969年的春節。在60年代的最後一年裏，“文化大革命”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參加“五七”幹校，接受工人階級及貧下中農“再教育”成為1969年的主題曲。此時的北京大學幾乎是人走樓空。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70年夏天第一屆工農兵學員進校為止。從1970年夏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由於林彪外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批林整風”運動又持續了一年多。在這一時期中，“文革”似乎進入上層的鬥爭階段。群眾性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暫時被“林彪事件”所衝淡。知識分子，特別是已被批鬥得筋疲力盡的“反動權威”、“走資派”等，此時得到了一個暫短的“波穀時期”。同時，由於林彪事件的出現，使毛澤東認識到真正危險的敵人往往睡在自己的身邊。“四人幫”正是利用了這一心理，到1973年，江青一夥，可以說是經過林彪事件的打擊後，又完全複蘇過來，於是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策劃著新一輪的更大陰謀。
從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這整整3年中，“四人幫”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毛澤東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甚至“挾天子以令諸侯”，在中國大地上串演了一出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醜劇。他們算盡機關，耍盡陰謀，使一批善良的知識分子上了他們的圈套。這期間，馮友蘭被冠以“梁效”顧問的頭銜並撰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複古與反複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從個人的體會談批林批孔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關係》、《從孔子的文藝觀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義、複古主義和中庸之道》、《柳宗元與唐代的儒法鬥爭》、《參加批林批孔一年來的思想收獲》、《談談批林批孔運動對我的教育》、《論孔丘》、《詠史二十五首並序》、《續詠史詩五首並序》等一係列批林批孔及自我批判的文章。這些都是馮友蘭在70年代文革後期所留下的曆史痕跡。
1976年10月，也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囂張一時、自以為得計的“四人幫”垮台了。從此，馮友蘭同全中國人民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曆程。但人已垂垂老矣。此時馮友蘭已經82歲的高齡了。十年“文革”，對於曆史長河來說，可能是匆匆的一瞬，它給中國人民乃至人類曆史所留下的創痛卻是很難撫平的。其中包括像馮友蘭這樣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他們是用沉重的代價，甚至是用鮮血和生命走完了這一段路程。因此對那些從這一段曆史中走過來的任何一個人，我們隻能站在曆史的長堤上給以同情的了解，而不應該是謾罵譴責、冷嘲熱諷甚至人身攻擊。人性是有弱點的，十年“文革”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導致了一場人與人之間的大廝殺。“文革”的誤導，掩蓋和抹殺了人類的同情心，我們現在正是要恢複這一點善性，多一點理解和同情。
粉碎“四人幫”後，自1977年6月起，馮友蘭又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背靠背”的揭發，“麵對麵”的批判，使這位年屆82歲高齡的老人又陷入了“大是大非”的泥潭之中，直到1980年才又一次得到“解放”。這次所得的“解放”，應該說是馮友蘭一生中受之無愧的最後一次。“批判”使他更加清醒，“解放”使他更加輕鬆。使他清醒的是，他認識到，“文革”後期參加“批林批孔”，“自以為是跟著毛主席、黨中央走的，鼓勵我們的那些群眾也是這樣想的，至少也是這樣說的。可是我當時也確有嘩眾取寵之心。有了這種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彎路，也就是自己犯了錯誤”。使他輕鬆的是，“無論如何，經過‘四人幫’這一段折騰，我從解放以來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我又回到解放初期那個時候的情況。這也可以說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吧”。不僅如此，正是在這個時候，馮友蘭失去了與他同甘共苦、陪伴他一生的老伴任載坤女士。這一打擊對於馮友蘭來說是難於用語言表述的，他為任載坤女士所擬挽聯的下半闋說：“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這言語之間透露了馮友蘭無限蒼涼的心境，這種接近道家的語言，使他徹悟了人生的一點真諦。然而，馮友蘭畢竟還是傳統儒家思想孕育的時代產兒，在毛澤東、周恩來相繼去世的時刻，在他幾乎失去一切的情況下，“還有一件大事牽掛著我，那就是祖國的舊邦新命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前途”。
這時馮友蘭已是85歲高齡的老人，在他起伏不定的後半生中，在完成了“前文革時期”和“文革浩劫時期”兩個階段的人生旅途之後，還有一個“後文革時期”的奮鬥理想等待著他。
§§第四章 兩卷本《中國哲學史》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貼出了一張大字報，立即得到毛澤東的支持。6月1日晚8時，該大字報在各地電台聯播節目中全文播發，頃刻震撼全國。隨後，該大字報又在6月2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位置上全文刊登，頓時全國沸騰。緊接著，《人民日報》又以重要社論的形式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做無產階級的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的保皇派》等一係列文章。僅在五天之內，《人民日報》就發表了六七篇重要社論和文章。這在中國的報業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表明，中國進入了“非常時期”。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成為全國甚至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僅在幾天之內，五顏六色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北大校園人山人海。一時間，北京大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大字報的作者之一聶元梓也成了顯要的、傳奇式的新聞人物，成為劃時代的“文化革命”的“英雄”。
此時，“文化大革命”的洶湧波濤，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一切“牛鬼蛇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下子陷入“文化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馮友蘭即這一批橫遭滅頂之災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馮友蘭的家便遭到查封，並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反共老手”的罪名，遭到批鬥。此時他更借了聶元梓的“光”，因為聶元梓是北大哲學係黨的領導人，由此不僅北京大學出了名，哲學係也出了名。馮友蘭是北大哲學係的教授，何以在同一個哲學係中，既有“文革英雄”聶元梓，又有“反共老手”馮友蘭？因此來北大聲援大字報和取“文革”之經的群眾，在一睹聶元梓“革命”風姿的同時，當然也想一睹馮友蘭的“反動”麵目。當時被揪出來的人，統統被稱為“黑幫”，白天在規定的場所進行勞動，有的拔草，有的搬運什物，脖子上都掛著一個牌子，上麵寫著“某某黑幫”，並被紅色的油彩狠狠地打上一個大“圍觀的群眾自發地走到某一”黑幫“麵前時，這個”黑幫分子“必須反複向群眾通告自己的姓名，犯了什麽罪，如何認罪等，然後低下頭，接受圍觀群眾的批判和鬥爭。這種形式，剛開始，人們還能夠緊繃著階級鬥爭這根弦，能夠嚴肅認真地批判他所麵對的”凶惡“的階級敵人。但時間一長，這種無人組織的自發鬥爭便多數走了板。再加上有的”黑幫分子“被剃了陰陽頭，有的甚至臉上被抹了墨汁或油彩，看起來本來就有些滑稽可笑，再加上回答群眾問話時，各人有各人的回答方式和回答內容，其中夾雜著不同的口音、雜亂無章和跳躍式的答語，有時竟惹起圍觀群眾的哄然大笑。那個荒謬時代的荒謬場景，使這些原來做學問或做領導的學者、係主任成了人們參觀戲弄和嘲笑的對象。”斯文掃地已不足以概括他們所受到的恥辱。他們遇到了一生從未遇到過的人身攻擊和人身汙辱。人格尊嚴、人權平等，此時亦全部化為烏有。
為了便於群眾對“黑幫”的監視和批鬥，當時居住在燕南園的大部分教授的家門口，都被貼上“某某人的黑窩”字樣。馮友蘭自不能例外，在他家的門口，也被貼上“馮友蘭的黑窩”六個大字。這樣，革命群眾和串聯的紅衛兵可以隨時“深入虎穴，殃及虎子”。馮友蘭的孫子馮岱，當時雖然隻有五歲，由於受爺爺的牽連，也被勒令退出六一幼兒園。當然有時也有相反的情況，特別是北大“黑幫”之多，這些“黑幫”從前的名聲之大，如馮友蘭、翦伯讚、朱光潛等，反而引起人們的同情和關注。以前沒有機會和這些學術權威見麵，此時借批判“黑幫”之名，倒可以目睹一下他們的“風采”。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有一天，我沒有在家，家裏隻有任載坤一個人，那天來了幾百人要求進屋來看看。任載坤不敢給他們開門。有個人出來隔著窗戶對任載坤說：‘你大慨是怕我們人多，進去秩序不好維持，我負責把他們組織起來，隻進去繞一圈就出來。我保證維持秩序。’他果然把外麵的人組織起來，分成小組，每個小組有一個人維持秩序。任載坤給他們開了門，他們果然按著次序，進來走了一圈，又出去了。”這些群眾不是為了大批判而來，而是為了看一看馮友蘭的家，看一看這位著名哲學家的起居環境到底與平常百姓有何不同。這是一種基於從前的仰慕而產生的一種好奇心理。“文革”中這類事情是很多的。
“文革”初起的兩三個月，馮友蘭與那些被揪出來的“黑幫”們，在生活上也受到製裁，其中包括限製活動範圍，扣發全部工資，縮小居住麵積，有的幹脆被掃地出門。馮友蘭與他的夫人任載坤每月隻發給二十四元的生活費。雖然這樣的待遇隻有幾個月，以後又逐漸增加到四十多元和七十多元，但對於過慣了穩定有序生活的馮友蘭一家來說，無疑也是一種打擊和剝奪。
馮友蘭的身體向來很好，但在精神和肉體的折磨下，他終於病倒了。1967年1月，馮友蘭因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幾經周折，方住進醫院。但當時的醫院，同北大一樣，階級鬥爭代替了革命人道主義，治病也是政治標準第一。在這一標準下，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命當然是不值錢的。按著醫學常規，割前列腺手術要分兩步走，首先需要在膀胱和腹部各開一小孔，插進管子，讓尿液從管中流出，用一個瓶子接著，把瓶子掛在腰間。過一段時間，才割前列腺。但馮友蘭隻做了第一步便被攆出醫院，第二天便被強製參加批鬥會。當時正值隆冬，北風呼嘯，寒氣逼人。馮友蘭拖帶著尿瓶子，步履蹣跚地走到批鬥現場。這次批鬥會的主題是“反動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表現”。因此，主要鬥爭對象是周楊和蔣南翔。馮友蘭、朱光潛、陸平、彭佩雲等二十餘人作為這條資反路線在北大的推行者而被拉來陪鬥。他們依次站在“鬥鬼台”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而且不時被按著頭，成一定角度，不能直腰。經過這次折騰，馮友蘭的病加重了。又幾經周折，才住進醫院做第二次手術。前列腺肥大症，本來是一種常見病，治療並不複雜。但在那個“非常”的時代，馮友蘭竟連續轉了三家醫院，換了幾次大夫，遭遇種種刁難，最後在他的夫人和女兒的陪同下，渡過了這次難關。
肉體及生命的難關雖然暫時渡過，但精神與思想的難關卻接踵而來。1967年3月，以哲學係為主，北大成立了“批馮聯絡站”，編印《反共老手、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反動論文選編》。由此再一次掀起對馮友蘭的全校性的批鬥高潮。在這一批判高潮中，無論刮風下雨，無論白天黑夜，馮友蘭必須隨叫隨到。除專門的“批馮聯絡站”外，其他較大的“黑幫”或“反動學術權威”，都成立了類似的大批判機構。當時哲學係還有一個“批馮聯絡站”，是專門為馮定設立的。馮定是北大副校長，早年參加革命，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是黨內少數幾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革一起，他既是“黨內走資派”，又是“反動學術權威”。哲學係的這兩個大權威，都姓馮，因此兩個“批馮聯絡站”，後來便合而為一。在1967年的批鬥高潮中，往往是“連鎖反應”。批鬥一人，要有多人陪鬥。因此馮友蘭被批鬥的次數，已無可詳考。有一次夜裏開批鬥會，由於馮友蘭臥房的鑰匙被強行占房的人拿走，取不出衣服。天氣很冷，馮友蘭還穿著單衣服。他隻好在家中的過道裏找到一條又髒又重的麻袋，披在身上，權當大衣禦寒。這樣的批鬥持續了半年之久，由於北大紅衛兵發生兩派分裂並武鬥，馮友蘭及其他“反動權威”才得到一些喘息。但不久，又受到更嚴厲的批鬥。
武鬥升級，導致工宣隊進校，“文革”進入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築的階段。1968年8月下旬，工宣隊開進北大。此後不久，《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把“清理階級隊伍”作為“文革”的一個重要階段。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就是利用軍管和進駐工宣隊的方式，“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的專政”。具體地說，即是把“文革”過程中以各種名義揪出來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漏網右派”、“國民黨殘渣餘孽”等等，來一次大清查。1968年9月，這一運動在北大全麵展開。哲學係有十幾人被關進“勞改大院”，實行隔離審查。馮友蘭也自然難逃這一劫難。
在“勞改大院”，除了學習文件，還要背誦毛澤東語錄和“老三篇”。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對著毛澤東像向偉大領袖請罪，然後坐下寫“交代材料”，或接受監改人員的訓話和提問。“每到開飯的時候，食堂的人就推著飯菜到勞改大院去賣飯。我們這邊的監改人員，隔著窗戶看見飯車來了，就叫我們在毛主席像前站隊，每個人都對著毛主席的像報告自己的名字和當時的政治帽子，然後排著隊走出來，繞道進入勞改大院，吃完飯再回來。”當時已是秋風蕭瑟，枯黃的落葉隨風盤旋，外文樓前的草地也在嚴霜肅殺中漸漸枯萎，幾株美人蕉的葉片也露出了殘敗和凋零的景象。在這蒼涼的秋景中，馮友蘭望著窗外，心中似乎很平靜。因為他好像想過，三十四年前，也是這樣一個深秋季節，他被國民黨特務押解至保定行營，當時心裏也很平靜。但那畢竟隻是一個晚上，第二天便被釋放回到家中。可如今，身係勞改大院，不知何日能回家。而此時與他患難一生的老伴則是坐臥不寧。任載坤擔心馮友蘭頂不住壓力而自尋短見，所以每天都到勞改大院前觀望。“在我家裏，任載坤見我夜裏不能回家，很不放心，她每天上午提前吃午飯，吃了飯以後就走到辦公樓前邊，坐在台階上，望著外文樓，看見我跟著隊伍出來吃飯，她就知道我又平安地過了一夜，還沒有死，她就放心了。第二天照樣再去等。”這是何等揪心的一幕啊！
在“清理階級隊伍”的無情鬥爭中，許多人喪失了求生的欲望，選擇了自盡身亡的路。1968年10月中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同時又指出：“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隻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讚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在“文革”動亂中，說的和做的向來是兩回事。這裏講“尊重人格”，那裏卻汙辱、體罰，無所不用其極。翦伯讚正是忍受不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所帶來的殘暴而飲恨離開人世。1968年12月，在毛澤東上述講話後的兩個月，翦伯讚與夫人吞食大量安眠藥雙雙自盡。此後，工宣隊才放馮友蘭回家，結束了長達兩個多月的隔離審查。馮友蘭度過了“文革”中最艱難的日子。
思想的壓抑，精神的煎熬，再加上肉體的折磨，馮友蘭都堅持下來了。他沒有死，也不想去死。在這位哲學家的境界中，幾千年的文化傳統給他以支撐的力量。此正如孔子所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被困於匡，不過“拘焉五日”；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不過“拔其樹”而已。而馮友蘭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隔離審查前後達兩個月之久。
馮友蘭帶著“隔離審查”的精神創傷，度過了1969年的春節。在60年代的最後一年裏，“文化大革命”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參加“五七”幹校，接受工人階級及貧下中農“再教育”成為1969年的主題曲。此時的北京大學幾乎是人走樓空。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970年夏天第一屆工農兵學員進校為止。從1970年夏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由於林彪外逃摔死在溫都爾汗，“批林整風”運動又持續了一年多。在這一時期中，“文革”似乎進入上層的鬥爭階段。群眾性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暫時被“林彪事件”所衝淡。知識分子，特別是已被批鬥得筋疲力盡的“反動權威”、“走資派”等，此時得到了一個暫短的“波穀時期”。同時，由於林彪事件的出現，使毛澤東認識到真正危險的敵人往往睡在自己的身邊。“四人幫”正是利用了這一心理，到1973年，江青一夥，可以說是經過林彪事件的打擊後，又完全複蘇過來，於是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林批孔”運動，策劃著新一輪的更大陰謀。
從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這整整3年中，“四人幫”利用手中的權力和毛澤東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的崇高威望，甚至“挾天子以令諸侯”，在中國大地上串演了一出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醜劇。他們算盡機關，耍盡陰謀，使一批善良的知識分子上了他們的圈套。這期間，馮友蘭被冠以“梁效”顧問的頭銜並撰寫了《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複古與反複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從個人的體會談批林批孔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關係》、《從孔子的文藝觀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義、複古主義和中庸之道》、《柳宗元與唐代的儒法鬥爭》、《參加批林批孔一年來的思想收獲》、《談談批林批孔運動對我的教育》、《論孔丘》、《詠史二十五首並序》、《續詠史詩五首並序》等一係列批林批孔及自我批判的文章。這些都是馮友蘭在70年代文革後期所留下的曆史痕跡。
1976年10月，也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囂張一時、自以為得計的“四人幫”垮台了。從此，馮友蘭同全中國人民一樣，進入了一個新的曆程。但人已垂垂老矣。此時馮友蘭已經82歲的高齡了。十年“文革”，對於曆史長河來說，可能是匆匆的一瞬，它給中國人民乃至人類曆史所留下的創痛卻是很難撫平的。其中包括像馮友蘭這樣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他們是用沉重的代價，甚至是用鮮血和生命走完了這一段路程。因此對那些從這一段曆史中走過來的任何一個人，我們隻能站在曆史的長堤上給以同情的了解，而不應該是謾罵譴責、冷嘲熱諷甚至人身攻擊。人性是有弱點的，十年“文革”正是利用了人性的弱點，導致了一場人與人之間的大廝殺。“文革”的誤導，掩蓋和抹殺了人類的同情心，我們現在正是要恢複這一點善性，多一點理解和同情。
粉碎“四人幫”後，自1977年6月起，馮友蘭又遭到了嚴厲的批判。“背靠背”的揭發，“麵對麵”的批判，使這位年屆82歲高齡的老人又陷入了“大是大非”的泥潭之中，直到1980年才又一次得到“解放”。這次所得的“解放”，應該說是馮友蘭一生中受之無愧的最後一次。“批判”使他更加清醒，“解放”使他更加輕鬆。使他清醒的是，他認識到，“文革”後期參加“批林批孔”，“自以為是跟著毛主席、黨中央走的，鼓勵我們的那些群眾也是這樣想的，至少也是這樣說的。可是我當時也確有嘩眾取寵之心。有了這種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彎路，也就是自己犯了錯誤”。使他輕鬆的是，“無論如何，經過‘四人幫’這一段折騰，我從解放以來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我又回到解放初期那個時候的情況。這也可以說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吧”。不僅如此，正是在這個時候，馮友蘭失去了與他同甘共苦、陪伴他一生的老伴任載坤女士。這一打擊對於馮友蘭來說是難於用語言表述的，他為任載坤女士所擬挽聯的下半闋說：“從今無牽掛，斷名韁，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這言語之間透露了馮友蘭無限蒼涼的心境，這種接近道家的語言，使他徹悟了人生的一點真諦。然而，馮友蘭畢竟還是傳統儒家思想孕育的時代產兒，在毛澤東、周恩來相繼去世的時刻，在他幾乎失去一切的情況下，“還有一件大事牽掛著我，那就是祖國的舊邦新命的命運，中華民族的前途”。
這時馮友蘭已是85歲高齡的老人，在他起伏不定的後半生中，在完成了“前文革時期”和“文革浩劫時期”兩個階段的人生旅途之後，還有一個“後文革時期”的奮鬥理想等待著他。
§§第四章 兩卷本《中國哲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