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提倡整理漢字
林語堂作為一個著名語言學家，雖然長期中斷了語言學研究工作，但他對漢字改革等問題仍然是關切的。從1966年起，他發表了《整理漢字草案》、《整理漢字的宗旨與範圍》和《再論整理漢字的重要》等文，提倡整理漢字。
林語堂之所以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因為認識到漢字複雜，重疊，繁難，字數太多，異體字太繁，非大大精簡一番不可。他說，《康熙字典》收錄約四萬五千字，其中三萬五千字是死字、假字、別體字，實為“國渣”，而不是“國粹”，不能要求現今的人們全去掌握和使用，否則不利於教育與文化普及，也不利於人們使用的方便和效率的提高，更是很難適應“今日各國競爭極烈”的時代需要，“誰願意混，誰就滅亡，為時代淘汰”。而且他認為，“省便就是中國漢字演變的一大原則”，“文字必隨時而變”，因而整理漢字是理所當然的。
整理漢字的具體宗旨是怎樣的呢？他認為，整理漢字工作應該是通過“去蕪存菁，清除障蔽，使這漢字更加整肅、方便與美化”，“增進書寫的便利”，而且隻須整理出三千五百個字來，便“盡可夠用”。他之所以規定這樣數目的字，是因為它們結合運用起來，可成三四十萬語辭，不少於任何文明國家的語言。而且，他知道日本限定書報“常用字”隻有一千八百五十字，一部《禮記》不過二千三百六十七個字，《莊子》不過三千二百多字，《三民主義》也隻有兩千一百三十四個字。這些事實表明，他的主張是可行的。
怎樣整理漢字呢？他在《整理漢字草案》中提出了六點意見：
一、去重複累贅的字。字有正有偽，有本字，有俗字，有或字。這種字非常多。我們應取其簡便者用之。
二、或體字取其簡便者用之。字有本體，有俗體，有古，有今。古字省便應從古，今字省便應從今，此孔子所謂吾從周也。俗字應取其已通用而省便者。
三、加偏旁部首之字，應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漢字字數之多，皆由好用偏旁而起。一字加部首偏旁，自然更明了。但加之複加，字數便驟增起來。
四、古事古物名稱不在今日行文範圍者皆應刪去。
五、音義相同相近的字，酌量合並。例如併合併吞，可否即作並合並吞。傍近，可否即作旁近。頒佈即作頒布。
六、筆劃太繁者，須另想辦法。
此外，他在《整理漢字的宗旨與範圍》一文中還提出了五點意見：
一、不造新字。因為舊有的字已夠重疊，不應加上新字的麻煩。
二、不走極端。中國文字，有中國文字之美。其中有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妙處。所以改革漢字，也必顧到心理習慣。一切更動，全改舊觀，有妨於我們的審美的享受。
三、不務求古。改革字體，求一古文根據，是極自然的事。我國人尤喜這一套。我以為古體已經通用的，不妨從古；古體生僻，於學者等於新字，平添一層麻煩。譬如“禮”字古作“禮”，已經通用，是好的。“與”字作“與”，“豐”字作“豐”也是古體，也是可取。但是“婚”字作“士昏禮”的“昏”，不能說是簡便。
四、去蕪存菁。漢字本不難，是因為守古太過，以致堆積下來，愈來愈繁。結果成一篇爛賬。
五、統一字形。既然要去蕪存菁，我們對於社會上已經通用的字，就不得不去其蕪雜重複的字體。
林語堂這些整理漢字的看法發表後，曾引起台灣語言學界人士的重視，“報協”還成立了常用字整理小組，製定了三千個新聞常用字。可見，他對於台灣的漢字改革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其實，林語堂有關漢字整理的意見，對於我國今後進一步實行漢字改革，也是有參考價值的。
林語堂之所以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因為認識到漢字複雜，重疊，繁難，字數太多，異體字太繁，非大大精簡一番不可。他說，《康熙字典》收錄約四萬五千字，其中三萬五千字是死字、假字、別體字，實為“國渣”，而不是“國粹”，不能要求現今的人們全去掌握和使用，否則不利於教育與文化普及，也不利於人們使用的方便和效率的提高，更是很難適應“今日各國競爭極烈”的時代需要，“誰願意混，誰就滅亡，為時代淘汰”。而且他認為，“省便就是中國漢字演變的一大原則”，“文字必隨時而變”，因而整理漢字是理所當然的。
整理漢字的具體宗旨是怎樣的呢？他認為，整理漢字工作應該是通過“去蕪存菁，清除障蔽，使這漢字更加整肅、方便與美化”，“增進書寫的便利”，而且隻須整理出三千五百個字來，便“盡可夠用”。他之所以規定這樣數目的字，是因為它們結合運用起來，可成三四十萬語辭，不少於任何文明國家的語言。而且，他知道日本限定書報“常用字”隻有一千八百五十字，一部《禮記》不過二千三百六十七個字，《莊子》不過三千二百多字，《三民主義》也隻有兩千一百三十四個字。這些事實表明，他的主張是可行的。
怎樣整理漢字呢？他在《整理漢字草案》中提出了六點意見：
一、去重複累贅的字。字有正有偽，有本字，有俗字，有或字。這種字非常多。我們應取其簡便者用之。
二、或體字取其簡便者用之。字有本體，有俗體，有古，有今。古字省便應從古，今字省便應從今，此孔子所謂吾從周也。俗字應取其已通用而省便者。
三、加偏旁部首之字，應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漢字字數之多，皆由好用偏旁而起。一字加部首偏旁，自然更明了。但加之複加，字數便驟增起來。
四、古事古物名稱不在今日行文範圍者皆應刪去。
五、音義相同相近的字，酌量合並。例如併合併吞，可否即作並合並吞。傍近，可否即作旁近。頒佈即作頒布。
六、筆劃太繁者，須另想辦法。
此外，他在《整理漢字的宗旨與範圍》一文中還提出了五點意見：
一、不造新字。因為舊有的字已夠重疊，不應加上新字的麻煩。
二、不走極端。中國文字，有中國文字之美。其中有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妙處。所以改革漢字，也必顧到心理習慣。一切更動，全改舊觀，有妨於我們的審美的享受。
三、不務求古。改革字體，求一古文根據，是極自然的事。我國人尤喜這一套。我以為古體已經通用的，不妨從古；古體生僻，於學者等於新字，平添一層麻煩。譬如“禮”字古作“禮”，已經通用，是好的。“與”字作“與”，“豐”字作“豐”也是古體，也是可取。但是“婚”字作“士昏禮”的“昏”，不能說是簡便。
四、去蕪存菁。漢字本不難，是因為守古太過，以致堆積下來，愈來愈繁。結果成一篇爛賬。
五、統一字形。既然要去蕪存菁，我們對於社會上已經通用的字，就不得不去其蕪雜重複的字體。
林語堂這些整理漢字的看法發表後，曾引起台灣語言學界人士的重視，“報協”還成立了常用字整理小組，製定了三千個新聞常用字。可見，他對於台灣的漢字改革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其實，林語堂有關漢字整理的意見，對於我國今後進一步實行漢字改革，也是有參考價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