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吾國與吾民》是一部怎樣的書？
將《吾國與吾民》一書譽為“偉大著作”，或貶為賣國主義的書，都有言過其實之嫌。實際上，從它的內容來看，它倒是確實稱得起最早較為係統地向西方宣傳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一部書。而且統觀全書，它有以下五個方麵值得加以肯定。
其一，具有憂國憂民乃至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林語堂在自序中說：“愛我的國家”，“坦白地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嚐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妙的國家，無需乎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這是他對祖國所懷有的基本態度和看法，也是他寫作《吾國與吾民》所持的立場和方法。同時，他表示《吾國與吾民》是寫給“淳樸而忠恕的一般人”和“那些尚未喪失人類基本德性的人們”看的。即是說，他是希望通過《吾國與吾民》一書來促進西方人民對中國的了解。
在《閑話開場》中，林語堂更是認為中國本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可是，今日，她無疑是地球上最糟亂最失政的國家，最淒慘最無告，最不能和衷共濟以排萬難而奮進。……她在國際聯盟中恰恰揀定了與哥達瑪拉（Cuatamala，中美一小國）相比鄰的末座”。因而，他提出了“中國的命運怎樣？”“上帝是否真願意她成就為第一流民族，還是僅僅為‘地球太太的流產兒’呢？”而他的看法是，“無論中國人的一切都是缺點，她有一種優越的生活本能，一種戰勝天然之非凡活力”，“她經曆過艱難困苦的時期，反複循環之戰爭與病疫，以及其他種種天災人禍。她總能秉一種可怕的幽默，與近乎獷野的沉毅氣態，冒萬難而前進；千辛萬苦，最後卒能撥亂除暴，以自複於常軌”。而且中國像一個兼容並蓄的大海，“大過於貪官汙吏、倒戈將軍、騎牆革命家、假道學之貪婪無恥”，“大過於戰爭叛亂，大過於一切汙玷、貧窮與饑饉，因而能一一渡過此等難關而永生”。可見，他是極為關心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的，也是懷有信心的。
正因為林語堂具有這樣的思想感情，因而盡管《吾國與吾民》描寫了中國人存在著種種落後、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狀態，即詳盡地剖析了消極的“國民性”，但並不使人感到他是在有意醜化中國人，而是足以引起人們的深思，認識它的實質和弊害，設法克服它，擯棄它。當他把中華民族的所謂“德性”概括為十五個方麵（一為穩健，二為淳樸，三為愛好自然，四為忍耐，五為無可無不可，六為老滑俏皮，七為生殖力高，八為勤勉，九為儉約，十為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為愛好和平，十二為知足，十三為幽默，十四為保守，十五為好色）後，他進一步指出，“上述所謂德性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德，他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其中所隱含的態度，應該說是嚴肅的。
此外，林語堂雖然指出中國人存在著不少的精神弱點，但更是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他說：“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雖然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明白之事實”，“中國人之心靈不可謂為缺乏創造力”，“久已熟習於文學之探討”，“而詩的培養尤足訓練他們養成優越的文學表現技巧和審美能力。中國的繪畫已達到西洋所未逮的藝術程度，書法則沿著獨自的路徑而徐進，達到吾所信為韻律美上變化精工之最高程度”。這樣一些看法，可謂充滿著熱愛中華民族的感情，熱情地讚頌了中國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尤其在文化藝術上有傑出的創造才能。
其二，對傳統的社會政治生活作了評說。林語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批評封建家族製度有許多的弊害。諸如剝奪了個人自主的權利，使人喪失了訂婚權和夫妻的自由生活，失去了“事業心和發明天才”，甚至連“遠遊與運動”亦不可能，因為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不過，他對孔子的“名分學說”和道德倫理卻作了一定的肯定。認為孔子是希望“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適合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更能有把握的維持”。“他也曾允許某種程度的超家族的仁愛。他把家庭內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以普通的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適宜於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可是，他又認為孔子將政治與道德“混合”了，過於看重了道德的作用，其結果必然“對於國家則為危害”。在他看來，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正常而合理的社會，僅是講道德是遠遠不夠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林語堂對孔子理想的“賢能政府”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至於盼望德行統治的政府與仁義的統治階級之出現，那是多麽屬於幻想”，其實際情形卻是“常為舉世無雙的一大腐敗罪惡”。為什麽呢？那是因為統治者的“道德修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因而，他讚賞韓非子的“法治”主張，指出韓非子“始終擯棄道德之俗論”，“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麵前，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勢力與私人間的關係，應該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由此，他又進一步表示，“深信吾人停止談論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則吾人之能建立中國之廉潔政府亦將愈早”，“中國所需要者，是以非增進道德而為增加牢獄以待政客”，“中國所需要者，既不為仁，亦不為義，又非為榮譽，卻為單純的賞罰，即需要勇氣來槍決掃蕩這班不仁不義不顧廉恥的官僚。唯一保持官吏廉潔的方法即為加以逮捕而用槍彈來警戒他們”。他的這些看法，是有眼光有見地的，並切合社會實際需要的。
在《婦女生活》中，林語堂則頗為具體地敘述了中國婦女生活的演變情形，簡直具有中國婦女生活簡史的價值。他指出，中國婦女曆來處於從屬地位，從未有過應有的權利。孔子有關“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識種下了男尊女卑、女人從屬男人的“根苗”。婦女被束縛的程度，“隨著孔子學說之進展而與日俱深”。漢代確立了女性的所謂德性，如服從、貞節、“三從四德”，但寡婦仍可再嫁而不受限製。魏晉之際，形成了女子嫁充妾媵之風和父母溺斃女嬰的惡習，女子變成男子的玩物。到了宋代，守寡貞節的道德，成為社會公認的一種法典。而且一般而言，向來婦女在家庭中還受到丈夫和婆婆的壓迫與虐待，以及受到起於唐代的纏足製度的摧殘。此外，中國人把“賢妻良母”看作為理想的女性，對女兒的管束異常嚴謹，使她們的儀態溫文端莊，重視處女的貞操，學會針線刺繡。隻有士紳之家的女兒才有讀書寫字的機會，並出了不少的女才子。但一般人卻以為才學過多對於婦女是危險的，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至於自由戀愛，公開求婚，對於中國婦女是無緣的，“愛”往往與涕淚、慘愁、孤寂相糅合。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中國隻有妓女算是唯一自由的女性，她們使許多男子嚐嚐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包括著名詩人蘇東坡、秦少遊、杜牧、白居易之輩。有鑒於這些，林語堂認為無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還是濫施戀愛，受痛苦的都是女性，隻有正常的婚姻才是婦女“唯一保障”。
可是，自民國以來，經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後，中國婦女已開始享有男女平等、讀書、工作、參政等權利，有的女性還成為摩登姑娘。人們對於女性美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從喜歡矯揉造作的所謂嫻靜溫雅變為喜愛較為適合人類天性的活潑健美。
因此，林語堂頗為感慨地表示，希望“孔教學說所予婦女界之人為的限製和過分劃分的性的區別，必須讓其地位適合人類天性的觀念而不複回複”。
其三，對傳統的文化思想作了評介。林語堂在《人生之理想》中，對儒、道、釋作了宏觀的評價。他認為，孔子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孔子學說是一種對待人生與宇宙的思想，以“人”為中心，以中庸之道為核心思想，要求人們為人處事合乎人情的“常軌”。孔子以禮義為教，以順俗為旨，重視人類的教育與禮法。孔子學說的人生觀是積極的，他的哲學的本質是都市哲學，過於崇尚現實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此外，在其他章節中，林語堂還指出孔子不是一個好的政治思想家，否定他對道德作用的過分推崇，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等說教。
對於道教，林語堂認為是一種消極的人生哲學。老子的學識是政治的放任主義與倫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靜無為的政府。他的《道德經》是自保的哲學，教人放任自然，消極抵抗，以守愚之為智，處弱之為強，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是以渾渾噩噩藏拙韜晦為人生戰爭利器的學理。老子還鼓吹“無知”為人類的最大福音，教人以無為之道，逃遁現實，返歸自然，以延壽養生，因而形成消極的人生觀，即“出世”思想。但是，他也指出，道教曾經有過較大的影響。不僅使中國文學產生了“企慕自然之情調”，而且使人們企圖拿神學來解釋宇宙之冥想。它的陰陽二元意識，早在戰國時代已極流行。魏晉時，它的勢力駕於孔教之上。到了唐代，它長期被當作國教。此外，他還指出，道教本身的範圍不斷有所擴大，包括醫治、生理學、宇宙學、符咒、巫術、房中術、星相術、拳術。尤為突出的是，還創造了一種鍛煉養生法，即所謂吐納丹田之氣。這“氣”字是道教中最緊要而有用的字。“氣為非可目睹而至易變化的玄妙的東西，它的用途可謂包羅萬象，無往而不適，無往而不通，上自慧星的光芒，下而拳術呼吸，以至男女交媾……”對此，他評價為“中國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種嚐試”。
至於佛教，林語堂認為是構成中國人的思想一部分的唯一主要的異國思想。中國的為官者，文人學士和平民百姓，大都受其影響，文化藝術乃至日常飲吃均染上了佛教色彩。以至佛教的寺院超過了孔廟和道教的“觀”的數量。政界人士之所以重視佛教，是“因為中國政治不能複興中國，他們乃熱望阿彌陀佛加以援手”。文人學士之所以喜歡玩弄佛學，是因為“每當政局紊亂或朝代更易之秋”，可以“削發逃禪，半為保全生命，半為對亂世的悲觀”。民間之所以迷信佛教，是因為它“具有福音的潛勢力，大慈大悲即為福音”，而它“深入民間最活躍最直接的影響為輪回轉生之說”。可是，他指出佛教具有消極作用。它叫人“出家”，無非是為了解除精神痛苦，“是一種對抗人生痛苦的報複，與自殺出於同一意味”。它也叫人“禁欲”，而其結果卻造成有的和尚廟成了秘密的賣淫窟，和尚亦誘奸尼姑。如果說它有什麽好處的話，隻是給中國人以欣賞山景的好機會，因為大多數寺院都建築在高山景美之處。
從以上所述來看，林語堂對儒、道、釋總體精神的把握和評介，是較為切實的。對於西方讀者了解它們，是不無助益的。
其四，對傳統的文化藝術作了評價。林語堂在《文學生活》、《藝術家生活》等章節中，認為中國古代文言散文很少優美之作，駢文尤為矯揉造作和脫離現實生活。唐詩長於運用塑形的擬想、繪畫技巧、象征主義和隱喻手法。古代戲劇（主要指元曲）有獨特的藝術形式，其中有不少堪稱為偉大的詩篇，是“貧苦階級的精神食糧”。《紅樓夢》“不愧為世界偉大作品之一，足以代表中國小說寫作藝術的水準高度”。可是古代小說大都存在結構散鬆、冗長、自足於講述故事、缺乏歐美小說的主觀特性等弱點。
對於中國的繪畫和書法，林語堂更是倍加讚美。他說，中國繪畫是“中國文化之花。它完全具有獨立的精神氣韻，純然與西洋畫不同。……顯著有某種神韻的靈活的特性，更有一種筆觸上的豪邁與活潑的情態。……它並不將一切意象繪之於畫麵，卻剩下一部分須待觀者的想象”。而中國書法，則是“在世界藝術史上確實無足以之匹敵者”。它既具有線條上的美質，像筆力、筆趣、蘊蓄、精密、遒勁、簡潔、厚重、波磔、謹嚴、灑脫；又具有結構上的美質，如長短錯綜、左右相讓、疏密相間、矯變飛動等等。
所有這樣一些論評，表明了作為國學大師的林語堂，對於我國的文化藝術是頗為熟悉的，是有真切見解的，有些看法還是頗為新穎的。
其五，閃爍著針砭時弊的鋒芒。林語堂在書中，不時聯係現實，針砭時弊，機鋒閃爍，並不乏幽默感。譬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他有力地抨擊統治者徇私舞弊，敲詐錢財，胡作非為，並認為官僚是“民主主義的天然敵人”，不失掉他們的“麵子”，“中國將不成其為真正的民主國家”。他更是點名指斥張宗昌等現代軍閥“簡直有一顆墨黑的良心”。他們口口聲聲要恢複名教禮教來提高他人的道德水準，而自己卻“廣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為強奸幼女之老手”。他還指出中國的政治之所以那麽腐敗，“完全在製度（法）”，“倘官僚貪汙而無刑罰為之製裁，那麽你要望他不貪汙，實在是過於苛求人類的天性了”等等。
《吾國與吾民》一書，除了具有上述值得肯定的方麵之外，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這首先表現在宣揚了所謂曆史循環論，把中華民族的發展曆史說成是以八百年為一周期的，甚至還說什麽“故吾人可未卜先知此後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被異族所征服。真將一一重演乎？”這完全是唯心主義曆史觀的反映。同時，對現代中國人民的不斷覺醒缺乏認識，反而認為他們缺乏自信心，一盤散沙，畏懼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指少數中國人尚可，若是指大多數中國人就不符合實際，因為現代中國人民一直都在倔強地進行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此外，否定中國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隻認為中國有衙門階級與非衙門階級，而不承認有更具體的階級分野及其矛盾鬥爭等等。
不過，盡管《吾國與吾民》一書存在著類似這樣一些嚴重的缺陷，但瑕不掩瑜，它仍然不失為有自己特色和一定價值的著作。
其一，具有憂國憂民乃至愛國愛民的思想感情。林語堂在自序中說：“愛我的國家”，“坦白地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嚐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妙的國家，無需乎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這是他對祖國所懷有的基本態度和看法，也是他寫作《吾國與吾民》所持的立場和方法。同時，他表示《吾國與吾民》是寫給“淳樸而忠恕的一般人”和“那些尚未喪失人類基本德性的人們”看的。即是說，他是希望通過《吾國與吾民》一書來促進西方人民對中國的了解。
在《閑話開場》中，林語堂更是認為中國本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國家，“可是，今日，她無疑是地球上最糟亂最失政的國家，最淒慘最無告，最不能和衷共濟以排萬難而奮進。……她在國際聯盟中恰恰揀定了與哥達瑪拉（Cuatamala，中美一小國）相比鄰的末座”。因而，他提出了“中國的命運怎樣？”“上帝是否真願意她成就為第一流民族，還是僅僅為‘地球太太的流產兒’呢？”而他的看法是，“無論中國人的一切都是缺點，她有一種優越的生活本能，一種戰勝天然之非凡活力”，“她經曆過艱難困苦的時期，反複循環之戰爭與病疫，以及其他種種天災人禍。她總能秉一種可怕的幽默，與近乎獷野的沉毅氣態，冒萬難而前進；千辛萬苦，最後卒能撥亂除暴，以自複於常軌”。而且中國像一個兼容並蓄的大海，“大過於貪官汙吏、倒戈將軍、騎牆革命家、假道學之貪婪無恥”，“大過於戰爭叛亂，大過於一切汙玷、貧窮與饑饉，因而能一一渡過此等難關而永生”。可見，他是極為關心中國的命運和前途的，也是懷有信心的。
正因為林語堂具有這樣的思想感情，因而盡管《吾國與吾民》描寫了中國人存在著種種落後、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狀態，即詳盡地剖析了消極的“國民性”，但並不使人感到他是在有意醜化中國人，而是足以引起人們的深思，認識它的實質和弊害，設法克服它，擯棄它。當他把中華民族的所謂“德性”概括為十五個方麵（一為穩健，二為淳樸，三為愛好自然，四為忍耐，五為無可無不可，六為老滑俏皮，七為生殖力高，八為勤勉，九為儉約，十為愛好家庭生活，十一為愛好和平，十二為知足，十三為幽默，十四為保守，十五為好色）後，他進一步指出，“上述所謂德性之幾項，實際乃為一種惡行，而非美德，另幾項則為中性品德，他們是中華民族之弱點，同時亦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穩健過當，常挫弱理想之力而減損幸福的發皇；和平可以轉化為懦怯的惡行；忍耐也可以變成容納罪惡的病態之寬容；保守主義有時可成為遲鈍怠惰之別名，而多產對於民族為美德，對於個人則為缺點”。其中所隱含的態度，應該說是嚴肅的。
此外，林語堂雖然指出中國人存在著不少的精神弱點，但更是認為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他說：“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雖然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於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辯明白之事實”，“中國人之心靈不可謂為缺乏創造力”，“久已熟習於文學之探討”，“而詩的培養尤足訓練他們養成優越的文學表現技巧和審美能力。中國的繪畫已達到西洋所未逮的藝術程度，書法則沿著獨自的路徑而徐進，達到吾所信為韻律美上變化精工之最高程度”。這樣一些看法，可謂充滿著熱愛中華民族的感情，熱情地讚頌了中國人民具有高度的智慧，尤其在文化藝術上有傑出的創造才能。
其二，對傳統的社會政治生活作了評說。林語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批評封建家族製度有許多的弊害。諸如剝奪了個人自主的權利，使人喪失了訂婚權和夫妻的自由生活，失去了“事業心和發明天才”，甚至連“遠遊與運動”亦不可能，因為孔子說過，“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不過，他對孔子的“名分學說”和道德倫理卻作了一定的肯定。認為孔子是希望“倘使每個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動適合自己的地位，則社會秩序更能有把握的維持”。“他也曾允許某種程度的超家族的仁愛。他把家庭內的道德訓練作為普通道德訓練的基礎，他計劃想以普通的訓練，實現一個社會，這個社會是要很適宜於和諧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可是，他又認為孔子將政治與道德“混合”了，過於看重了道德的作用，其結果必然“對於國家則為危害”。在他看來，要建立和維持一個正常而合理的社會，僅是講道德是遠遠不夠的。
基於這樣的認識，林語堂對孔子理想的“賢能政府”持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至於盼望德行統治的政府與仁義的統治階級之出現，那是多麽屬於幻想”，其實際情形卻是“常為舉世無雙的一大腐敗罪惡”。為什麽呢？那是因為統治者的“道德修養，敵不住擺在眼前的引誘，因而大多數忍不住舞弊起來”。因而，他讚賞韓非子的“法治”主張，指出韓非子“始終擯棄道德之俗論”，“堅決主張設立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遵守，上不避權貴，下不欺庶民。他信仰法律是超然的，在法律的麵前，一切人是平等的，而私人的勢力與私人間的關係，應該予以打倒而代以法律”。由此，他又進一步表示，“深信吾人停止談論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則吾人之能建立中國之廉潔政府亦將愈早”，“中國所需要者，是以非增進道德而為增加牢獄以待政客”，“中國所需要者，既不為仁，亦不為義，又非為榮譽，卻為單純的賞罰，即需要勇氣來槍決掃蕩這班不仁不義不顧廉恥的官僚。唯一保持官吏廉潔的方法即為加以逮捕而用槍彈來警戒他們”。他的這些看法，是有眼光有見地的，並切合社會實際需要的。
在《婦女生活》中，林語堂則頗為具體地敘述了中國婦女生活的演變情形，簡直具有中國婦女生活簡史的價值。他指出，中國婦女曆來處於從屬地位，從未有過應有的權利。孔子有關“女性低劣”的基本意識種下了男尊女卑、女人從屬男人的“根苗”。婦女被束縛的程度，“隨著孔子學說之進展而與日俱深”。漢代確立了女性的所謂德性，如服從、貞節、“三從四德”，但寡婦仍可再嫁而不受限製。魏晉之際，形成了女子嫁充妾媵之風和父母溺斃女嬰的惡習，女子變成男子的玩物。到了宋代，守寡貞節的道德，成為社會公認的一種法典。而且一般而言，向來婦女在家庭中還受到丈夫和婆婆的壓迫與虐待，以及受到起於唐代的纏足製度的摧殘。此外，中國人把“賢妻良母”看作為理想的女性，對女兒的管束異常嚴謹，使她們的儀態溫文端莊，重視處女的貞操，學會針線刺繡。隻有士紳之家的女兒才有讀書寫字的機會，並出了不少的女才子。但一般人卻以為才學過多對於婦女是危險的，故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說法。至於自由戀愛，公開求婚，對於中國婦女是無緣的，“愛”往往與涕淚、慘愁、孤寂相糅合。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在中國隻有妓女算是唯一自由的女性，她們使許多男子嚐嚐羅曼斯的戀愛的滋味，包括著名詩人蘇東坡、秦少遊、杜牧、白居易之輩。有鑒於這些，林語堂認為無論是離婚是娶妾是重婚還是濫施戀愛，受痛苦的都是女性，隻有正常的婚姻才是婦女“唯一保障”。
可是，自民國以來，經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後，中國婦女已開始享有男女平等、讀書、工作、參政等權利，有的女性還成為摩登姑娘。人們對於女性美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從喜歡矯揉造作的所謂嫻靜溫雅變為喜愛較為適合人類天性的活潑健美。
因此，林語堂頗為感慨地表示，希望“孔教學說所予婦女界之人為的限製和過分劃分的性的區別，必須讓其地位適合人類天性的觀念而不複回複”。
其三，對傳統的文化思想作了評介。林語堂在《人生之理想》中，對儒、道、釋作了宏觀的評價。他認為，孔子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孔子學說是一種對待人生與宇宙的思想，以“人”為中心，以中庸之道為核心思想，要求人們為人處事合乎人情的“常軌”。孔子以禮義為教，以順俗為旨，重視人類的教育與禮法。孔子學說的人生觀是積極的，他的哲學的本質是都市哲學，過於崇尚現實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此外，在其他章節中，林語堂還指出孔子不是一個好的政治思想家，否定他對道德作用的過分推崇，和“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等說教。
對於道教，林語堂認為是一種消極的人生哲學。老子的學識是政治的放任主義與倫理的自然主義的哲學。他的理想政府是清靜無為的政府。他的《道德經》是自保的哲學，教人放任自然，消極抵抗，以守愚之為智，處弱之為強，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這是以渾渾噩噩藏拙韜晦為人生戰爭利器的學理。老子還鼓吹“無知”為人類的最大福音，教人以無為之道，逃遁現實，返歸自然，以延壽養生，因而形成消極的人生觀，即“出世”思想。但是，他也指出，道教曾經有過較大的影響。不僅使中國文學產生了“企慕自然之情調”，而且使人們企圖拿神學來解釋宇宙之冥想。它的陰陽二元意識，早在戰國時代已極流行。魏晉時，它的勢力駕於孔教之上。到了唐代，它長期被當作國教。此外，他還指出，道教本身的範圍不斷有所擴大，包括醫治、生理學、宇宙學、符咒、巫術、房中術、星相術、拳術。尤為突出的是，還創造了一種鍛煉養生法，即所謂吐納丹田之氣。這“氣”字是道教中最緊要而有用的字。“氣為非可目睹而至易變化的玄妙的東西，它的用途可謂包羅萬象，無往而不適，無往而不通，上自慧星的光芒，下而拳術呼吸，以至男女交媾……”對此，他評價為“中國人想揭露自然界秘密的一種嚐試”。
至於佛教，林語堂認為是構成中國人的思想一部分的唯一主要的異國思想。中國的為官者，文人學士和平民百姓，大都受其影響，文化藝術乃至日常飲吃均染上了佛教色彩。以至佛教的寺院超過了孔廟和道教的“觀”的數量。政界人士之所以重視佛教，是“因為中國政治不能複興中國，他們乃熱望阿彌陀佛加以援手”。文人學士之所以喜歡玩弄佛學，是因為“每當政局紊亂或朝代更易之秋”，可以“削發逃禪，半為保全生命，半為對亂世的悲觀”。民間之所以迷信佛教，是因為它“具有福音的潛勢力，大慈大悲即為福音”，而它“深入民間最活躍最直接的影響為輪回轉生之說”。可是，他指出佛教具有消極作用。它叫人“出家”，無非是為了解除精神痛苦，“是一種對抗人生痛苦的報複，與自殺出於同一意味”。它也叫人“禁欲”，而其結果卻造成有的和尚廟成了秘密的賣淫窟，和尚亦誘奸尼姑。如果說它有什麽好處的話，隻是給中國人以欣賞山景的好機會，因為大多數寺院都建築在高山景美之處。
從以上所述來看，林語堂對儒、道、釋總體精神的把握和評介，是較為切實的。對於西方讀者了解它們，是不無助益的。
其四，對傳統的文化藝術作了評價。林語堂在《文學生活》、《藝術家生活》等章節中，認為中國古代文言散文很少優美之作，駢文尤為矯揉造作和脫離現實生活。唐詩長於運用塑形的擬想、繪畫技巧、象征主義和隱喻手法。古代戲劇（主要指元曲）有獨特的藝術形式，其中有不少堪稱為偉大的詩篇，是“貧苦階級的精神食糧”。《紅樓夢》“不愧為世界偉大作品之一，足以代表中國小說寫作藝術的水準高度”。可是古代小說大都存在結構散鬆、冗長、自足於講述故事、缺乏歐美小說的主觀特性等弱點。
對於中國的繪畫和書法，林語堂更是倍加讚美。他說，中國繪畫是“中國文化之花。它完全具有獨立的精神氣韻，純然與西洋畫不同。……顯著有某種神韻的靈活的特性，更有一種筆觸上的豪邁與活潑的情態。……它並不將一切意象繪之於畫麵，卻剩下一部分須待觀者的想象”。而中國書法，則是“在世界藝術史上確實無足以之匹敵者”。它既具有線條上的美質，像筆力、筆趣、蘊蓄、精密、遒勁、簡潔、厚重、波磔、謹嚴、灑脫；又具有結構上的美質，如長短錯綜、左右相讓、疏密相間、矯變飛動等等。
所有這樣一些論評，表明了作為國學大師的林語堂，對於我國的文化藝術是頗為熟悉的，是有真切見解的，有些看法還是頗為新穎的。
其五，閃爍著針砭時弊的鋒芒。林語堂在書中，不時聯係現實，針砭時弊，機鋒閃爍，並不乏幽默感。譬如在《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他有力地抨擊統治者徇私舞弊，敲詐錢財，胡作非為，並認為官僚是“民主主義的天然敵人”，不失掉他們的“麵子”，“中國將不成其為真正的民主國家”。他更是點名指斥張宗昌等現代軍閥“簡直有一顆墨黑的良心”。他們口口聲聲要恢複名教禮教來提高他人的道德水準，而自己卻“廣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為強奸幼女之老手”。他還指出中國的政治之所以那麽腐敗，“完全在製度（法）”，“倘官僚貪汙而無刑罰為之製裁，那麽你要望他不貪汙，實在是過於苛求人類的天性了”等等。
《吾國與吾民》一書，除了具有上述值得肯定的方麵之外，也存在著一些局限性。這首先表現在宣揚了所謂曆史循環論，把中華民族的發展曆史說成是以八百年為一周期的，甚至還說什麽“故吾人可未卜先知此後二百年之局勢：南北之分裂，北部中國被異族所征服。真將一一重演乎？”這完全是唯心主義曆史觀的反映。同時，對現代中國人民的不斷覺醒缺乏認識，反而認為他們缺乏自信心，一盤散沙，畏懼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指少數中國人尚可，若是指大多數中國人就不符合實際，因為現代中國人民一直都在倔強地進行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此外，否定中國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隻認為中國有衙門階級與非衙門階級，而不承認有更具體的階級分野及其矛盾鬥爭等等。
不過，盡管《吾國與吾民》一書存在著類似這樣一些嚴重的缺陷，但瑕不掩瑜，它仍然不失為有自己特色和一定價值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