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反對文學成為“政治的附庸”
在《宇宙風》上，林語堂先後發表了《且說本刊》、《寫中西文之別》、《說意識·按語》和《貓與文學》等文，闡述了他的文學觀：文學是為人生的，不應成為“政治的附庸”。
林語堂認為：“人生總是複雜的，應該引起我們的‘知欲’的方麵太多了；文學著作之成功，也是複雜的，應該修養觀察之處也太多了，文學著作要深要精，總不是隨波逐流喊喊口號便可辦到。把人生縮小到政治運動，又把政治運動縮小到某黨某派，然後把某黨某派之片麵的，也許甚為重要的活動包括一切人生，以某黨某派之宣傳口號包括一切文學，同調於我者捧場，不與我同調者打倒——這是今日談文學者所常犯的幼稚病。動機也許是出於至誠，所謂犯幼稚病不是說某人動機不純，是說其人眼光太淺。把文學整個黜為政治之附庸，我是無條件反對的，這也是基於文學的見解，無可奈何的一樁事。”這是他的文學觀的真實表露。在這當中，自然是不無偏見的，與當時的左翼文學觀很不合拍。可是，當時左翼文壇受“左”的思想影響，有些文學主張並不怎麽正確，確實存在“幼稚病”。因而，他的上述說法不無反“左”的色彩。而且，他所說的文學必須反映“複雜”的人生，而不應當簡單地表現“政治運動”，成為“政治之附庸”，從文學的特性和規律來看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林語堂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跟他多次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批判分不開的。他辦《論語》、《人間世》本來無意於跟左翼文壇對立，提倡幽默、性靈和小品文等也並非想成為文壇“正宗”，但接連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他所提倡的一切幾乎都被否定。正如他所說的：
在中國自以為“並非”小市民但也不見得是真“普羅”的批評家，便覺得消閑落伍，風月無邊，雖然老老實實，我一則不曾談風月，二則不曾談女臀。事實上義務檢查員既多，我被發覺的毛病也不少，個人筆調也錯，小品文也錯，幽默也錯，談古書也錯，甚至談人生也錯，雖然個人筆調，小品文，幽默，古書，大家都跟我錯裏錯。論語諷刺社會之黑暗，則曰，將軍閥罪惡化為一笑了之；不諷刺，則又是消閑之幽默。並非不是小市民的假普羅說，不應喜袁中郎，上海灘浪新文人說，你不應寫小品文，我除了戰戰兢兢拜受明教以外，唯有點頭稱善……
正因為這樣，他感到非常委屈，難以接受，並逐漸產生了與左翼文壇對立的思想情緒，並寫了一些與左翼作家論辯的文字，其中不乏對左翼文學的攻擊。而且，跟魯迅的關係，也由於思想見解的不同而日漸疏離，直到不再有任何聯係。
其實，林語堂雖然存在著某些思想弱點，其文學活動也不無局限性，但畢竟還是屬於左翼文壇應團結和爭取的中間作家。可是，左翼作家卻一味對他大加批判，而較少注意怎樣去團結他。而且對他的批判也存在要求過高和責之過嚴的情況。結果導致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並使他對左翼文壇愈來愈反感。這除了林語堂自身思想局限是主要原因外，左翼文壇也是有教訓可取的。蕭三曾在1935年8月11日《給左聯的信》中指出：
統治者的虐政，尤其是賣國政策大遭一般知識者的非難，林語堂的“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有屁無捐”，可謂謔而之至。……當民族危機日益加緊，民眾失業，饑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謂士大夫、文人在民眾革命潮流推蕩之中有不少左傾者，他們鑒於統治者之對內反動、複古，對外失地、降敵、賣國，亦深致不滿；中國文壇在此本有組織廣大反帝聯合戰線的可能……
……當民族危機日益加緊……中國文壇在此時本有組織廣大反帝聯合戰線的可能，但是由於左聯向來所有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未能廣大地應用反帝反封建的聯合戰線，把這種不滿組織起來，以致在各種論戰當中，及以後的有利的情勢之下，未能有計劃地把進步的中間作家組織到我們陣營裏來……
這樣把林語堂看作為不滿黑暗現實的“有影響的作家”，並批評左聯在論戰中沒有把他團結到“聯合戰線”中來，顯然是正確的。事實上，林語堂與左翼的見解盡管不盡相同，但也並非沒有聯合的基礎，而且他也是願意與左翼聯合的。他於1935年與文學社、太白社共同簽署了《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反對所謂讀經救國的複古運動，就是一個證明。
林語堂認為：“人生總是複雜的，應該引起我們的‘知欲’的方麵太多了；文學著作之成功，也是複雜的，應該修養觀察之處也太多了，文學著作要深要精，總不是隨波逐流喊喊口號便可辦到。把人生縮小到政治運動，又把政治運動縮小到某黨某派，然後把某黨某派之片麵的，也許甚為重要的活動包括一切人生，以某黨某派之宣傳口號包括一切文學，同調於我者捧場，不與我同調者打倒——這是今日談文學者所常犯的幼稚病。動機也許是出於至誠，所謂犯幼稚病不是說某人動機不純，是說其人眼光太淺。把文學整個黜為政治之附庸，我是無條件反對的，這也是基於文學的見解，無可奈何的一樁事。”這是他的文學觀的真實表露。在這當中，自然是不無偏見的，與當時的左翼文學觀很不合拍。可是，當時左翼文壇受“左”的思想影響，有些文學主張並不怎麽正確，確實存在“幼稚病”。因而，他的上述說法不無反“左”的色彩。而且，他所說的文學必須反映“複雜”的人生，而不應當簡單地表現“政治運動”，成為“政治之附庸”，從文學的特性和規律來看也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林語堂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跟他多次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批判分不開的。他辦《論語》、《人間世》本來無意於跟左翼文壇對立，提倡幽默、性靈和小品文等也並非想成為文壇“正宗”，但接連受到某些左翼作家的猛烈批判，他所提倡的一切幾乎都被否定。正如他所說的：
在中國自以為“並非”小市民但也不見得是真“普羅”的批評家，便覺得消閑落伍，風月無邊，雖然老老實實，我一則不曾談風月，二則不曾談女臀。事實上義務檢查員既多，我被發覺的毛病也不少，個人筆調也錯，小品文也錯，幽默也錯，談古書也錯，甚至談人生也錯，雖然個人筆調，小品文，幽默，古書，大家都跟我錯裏錯。論語諷刺社會之黑暗，則曰，將軍閥罪惡化為一笑了之；不諷刺，則又是消閑之幽默。並非不是小市民的假普羅說，不應喜袁中郎，上海灘浪新文人說，你不應寫小品文，我除了戰戰兢兢拜受明教以外，唯有點頭稱善……
正因為這樣，他感到非常委屈，難以接受，並逐漸產生了與左翼文壇對立的思想情緒，並寫了一些與左翼作家論辯的文字，其中不乏對左翼文學的攻擊。而且，跟魯迅的關係，也由於思想見解的不同而日漸疏離，直到不再有任何聯係。
其實，林語堂雖然存在著某些思想弱點，其文學活動也不無局限性，但畢竟還是屬於左翼文壇應團結和爭取的中間作家。可是，左翼作家卻一味對他大加批判，而較少注意怎樣去團結他。而且對他的批判也存在要求過高和責之過嚴的情況。結果導致彼此的關係愈來愈緊張，並使他對左翼文壇愈來愈反感。這除了林語堂自身思想局限是主要原因外，左翼文壇也是有教訓可取的。蕭三曾在1935年8月11日《給左聯的信》中指出：
統治者的虐政，尤其是賣國政策大遭一般知識者的非難，林語堂的“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隻有屁無捐”，可謂謔而之至。……當民族危機日益加緊，民眾失業，饑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謂士大夫、文人在民眾革命潮流推蕩之中有不少左傾者，他們鑒於統治者之對內反動、複古，對外失地、降敵、賣國，亦深致不滿；中國文壇在此本有組織廣大反帝聯合戰線的可能……
……當民族危機日益加緊……中國文壇在此時本有組織廣大反帝聯合戰線的可能，但是由於左聯向來所有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未能廣大地應用反帝反封建的聯合戰線，把這種不滿組織起來，以致在各種論戰當中，及以後的有利的情勢之下，未能有計劃地把進步的中間作家組織到我們陣營裏來……
這樣把林語堂看作為不滿黑暗現實的“有影響的作家”，並批評左聯在論戰中沒有把他團結到“聯合戰線”中來，顯然是正確的。事實上，林語堂與左翼的見解盡管不盡相同，但也並非沒有聯合的基礎，而且他也是願意與左翼聯合的。他於1935年與文學社、太白社共同簽署了《我們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反對所謂讀經救國的複古運動，就是一個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