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西方小品文藝術和中國小品文傳統
對於寫作小品文，林語堂主張必須借鑒西方小品文藝術和繼承我國古代小品文的傳統。在他看來，隻有做到“融會古今，貫通中西”，才能寫好小品文。
林語堂認為，當時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有兩種不好的傾向：一是有益無味，可讀性差；二是有味無益，讀後毫無所得。而要改變這樣的狀況，就“非走西洋的雜誌之路不可”，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小品文藝術。因為西洋雜誌發表的小品文，“是反映社會，批評社會，推進人生，改良人生的，讀了必然增加知識，增加生趣”，“叫人開卷有益，掩卷有味”。
為了便於人們接觸西方的小品文，《人間世》從第15期起辟《西洋雜誌文》欄目，陸續登載了好些西方的小品文。這些作品，確實“因用了個人筆調，篇篇是有獨見、得自經驗、出自胸襟的話”。
同時，林語堂更是認為必須努力繼承我國古代小品文的優良傳統。他表示：“但吾不大與時人同意，唯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在提倡小品文筆調時，不應專談西洋散文，也須尋出中國祖宗來，此文體才會生根，雖然挨罵亦不足戒意。”這表明林語堂當時已自覺認識到，固然要向西方小品文學習，但更為重要的是要紮“根”於我國古代小品文的優良傳統基礎上。他指出，雖然由於文言不便閑談，和受到“堆砌辭藻”和“章法格套”的束縛，造成我國古代閑談文體不很發達，但畢竟也有不少堪稱為具有個人筆調的小品文。它們“如在風雨圍爐談天，善拉扯，帶情感，亦莊亦諧，深入淺出，如與高僧談禪，如與名士談心，似連貫而未嚐有痕跡，似散漫而未嚐無伏線，欲罷不能，欲刪不得，讀其文如聞其聲，聽其語如見其人”，很值得學習。
為了尋找我國古代小品文的“個人筆調”，林語堂審視了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曆史。他認為：“晉人清談，宋人語錄，常在此番光景，啟人智慧，發人深思，一句道破，登時妙悟，以此行文，何文不妙，以此攻道，何道不通？且其來得輕鬆，發自天籟，宛如天地間本有此一句話，隻是被你說出而已。此法行文，較之濡墨擒翰，苦索枯腸，刻意求工，翻佩文韻府作賦者，其相去何隻千裏？”而且，他更是讚賞蘇東坡、袁中郎、金聖歎、李笠翁等人的小品文。他說：
蘇東坡文從胸間流露出來，固不待言，若其《陶然亭》、《赤壁賦》、《喜雨亭》諸篇，亦皆妙在畫出胸中一點心境，文主心境，正是小品文之本來麵目。袁中郎之曠達自喜，蕭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舉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貴見真”，“文貴己出”，“反對模仿”諸說，已在文學理論上建起現代散文之基礎。此派散文，全如黃庭堅所謂“如蟲蛀木，偶爾成文”。
自此以後，李笠翁有“文貴機趣”之說，袁子才有“文章無法”之論。金聖歎在講筆法上似迂腐，而其文學眼光，又能打破一般俗儒鄙視稗官小說理論，遠繼中郎重視民歌、文長批評《西廂》之遺緒。這些各種傾向，對於古文迂腐見解，都含有解放的作用，打破桎梏，排斥格套，善出機杼，不守成法，雖然被“以時文論古文”之輩所深惡痛絕，也是極自然之事。然而自我們現代眼光看來。無論作品，或是文學見解，都還是這幾位可以說有點價值，與現代人性靈有點接觸。
除子才時亦好弄玄虛排比古典外，諸位之文都近於平易淺淡，笠翁文體甚得語言自然之勢，前已說到，若金聖歎那種行文，更是與說話一般無二。笠翁善用個人筆調，敘述日常瑣碎，寄發感慨，尤長於體會人情，觀察毫細，正是現代散文之特征。如果文言散文有所謂現代的，笠翁可當之無愧了。
在這些論述中，林語堂不僅肯定了蘇東坡、袁中郎、李笠翁等人的文學見解和小品文曾經起到過進步的曆史作用，而且認為它們是接近現代散文的。顯然，他是希望人們將它們繼承下來，以便有益於現代小品文的發展。
還須說說的是，應怎樣看待林語堂1934年創議重刊《袁中郎全集》（共四冊）。該書由劉大傑編訂，林語堂校閱。胡適、鬱達夫、阿英和劉大傑等人分別作序。此書出版後，頗受社會文化界人士歡迎。僅在一年多時間內，便有了五種翻印版本，出版數量達五萬部以上。可是，林語堂卻招惹了非議。其實，這是林語堂為整理中國古代文學遺產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袁中郎作為明末公安派的領袖人物，他的文學理論和作品，曾在文學發展過程中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而且在他影響下，形成了“反抗當時複古贗古的文學潮流”。然而，他的著作卻被清朝統治者列為禁書，有關文學史著作也一直未能給予他應有的評價。因而，林語堂重新收集並出版他的著作，是完全有必要的。正如劉大傑指出的：
不用說，把中郎的作品與文學理論，搬到現在的中國來，自然是舊貨了。貨色雖然舊，但是他那種文學革命的精神，還是新的。他這種精神，埋沒了兩百多年，多多少少作中國文學史的人，都忽略了這個運動。我們覺得在這個把中國古代文學重新估價的今日，應該使他的精神複活，應該使他在文學史上，得一個他應得的地位。因此我們決然地重印這部袁中郎的全集了。
又如鬱達夫指出的：
由來詩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總以抒發性靈，歸返自然為標語；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歐蘇黃陸，明之公安竟陵兩派，清之袁蔣趙龔各人，都係沿這一派下來的。世風盡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變，然而人的性靈，卻始終是不能泯滅的；袁中郎的詩文，雖在現代，還有翻印的價值者，理由就在這裏。
從劉大傑和鬱達夫對袁中郎所作的評價來看，對於林語堂想方設法重印《袁中郎全集》就不僅不應指責，而且應予以充分的肯定。
林語堂認為，當時雜誌上發表的文章有兩種不好的傾向：一是有益無味，可讀性差；二是有味無益，讀後毫無所得。而要改變這樣的狀況，就“非走西洋的雜誌之路不可”，學習和借鑒西方的小品文藝術。因為西洋雜誌發表的小品文，“是反映社會，批評社會，推進人生，改良人生的，讀了必然增加知識，增加生趣”，“叫人開卷有益，掩卷有味”。
為了便於人們接觸西方的小品文，《人間世》從第15期起辟《西洋雜誌文》欄目，陸續登載了好些西方的小品文。這些作品，確實“因用了個人筆調，篇篇是有獨見、得自經驗、出自胸襟的話”。
同時，林語堂更是認為必須努力繼承我國古代小品文的優良傳統。他表示：“但吾不大與時人同意，唯有西洋祖宗才算祖宗……在提倡小品文筆調時，不應專談西洋散文，也須尋出中國祖宗來，此文體才會生根，雖然挨罵亦不足戒意。”這表明林語堂當時已自覺認識到，固然要向西方小品文學習，但更為重要的是要紮“根”於我國古代小品文的優良傳統基礎上。他指出，雖然由於文言不便閑談，和受到“堆砌辭藻”和“章法格套”的束縛，造成我國古代閑談文體不很發達，但畢竟也有不少堪稱為具有個人筆調的小品文。它們“如在風雨圍爐談天，善拉扯，帶情感，亦莊亦諧，深入淺出，如與高僧談禪，如與名士談心，似連貫而未嚐有痕跡，似散漫而未嚐無伏線，欲罷不能，欲刪不得，讀其文如聞其聲，聽其語如見其人”，很值得學習。
為了尋找我國古代小品文的“個人筆調”，林語堂審視了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曆史。他認為：“晉人清談，宋人語錄，常在此番光景，啟人智慧，發人深思，一句道破，登時妙悟，以此行文，何文不妙，以此攻道，何道不通？且其來得輕鬆，發自天籟，宛如天地間本有此一句話，隻是被你說出而已。此法行文，較之濡墨擒翰，苦索枯腸，刻意求工，翻佩文韻府作賦者，其相去何隻千裏？”而且，他更是讚賞蘇東坡、袁中郎、金聖歎、李笠翁等人的小品文。他說：
蘇東坡文從胸間流露出來，固不待言，若其《陶然亭》、《赤壁賦》、《喜雨亭》諸篇，亦皆妙在畫出胸中一點心境，文主心境，正是小品文之本來麵目。袁中郎之曠達自喜，蕭散自在，也正是小品文之本色。在公安派舉出“信口信腕，皆成法度”八字，及主“文貴見真”，“文貴己出”，“反對模仿”諸說，已在文學理論上建起現代散文之基礎。此派散文，全如黃庭堅所謂“如蟲蛀木，偶爾成文”。
自此以後，李笠翁有“文貴機趣”之說，袁子才有“文章無法”之論。金聖歎在講筆法上似迂腐，而其文學眼光，又能打破一般俗儒鄙視稗官小說理論，遠繼中郎重視民歌、文長批評《西廂》之遺緒。這些各種傾向，對於古文迂腐見解，都含有解放的作用，打破桎梏，排斥格套，善出機杼，不守成法，雖然被“以時文論古文”之輩所深惡痛絕，也是極自然之事。然而自我們現代眼光看來。無論作品，或是文學見解，都還是這幾位可以說有點價值，與現代人性靈有點接觸。
除子才時亦好弄玄虛排比古典外，諸位之文都近於平易淺淡，笠翁文體甚得語言自然之勢，前已說到，若金聖歎那種行文，更是與說話一般無二。笠翁善用個人筆調，敘述日常瑣碎，寄發感慨，尤長於體會人情，觀察毫細，正是現代散文之特征。如果文言散文有所謂現代的，笠翁可當之無愧了。
在這些論述中，林語堂不僅肯定了蘇東坡、袁中郎、李笠翁等人的文學見解和小品文曾經起到過進步的曆史作用，而且認為它們是接近現代散文的。顯然，他是希望人們將它們繼承下來，以便有益於現代小品文的發展。
還須說說的是，應怎樣看待林語堂1934年創議重刊《袁中郎全集》（共四冊）。該書由劉大傑編訂，林語堂校閱。胡適、鬱達夫、阿英和劉大傑等人分別作序。此書出版後，頗受社會文化界人士歡迎。僅在一年多時間內，便有了五種翻印版本，出版數量達五萬部以上。可是，林語堂卻招惹了非議。其實，這是林語堂為整理中國古代文學遺產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袁中郎作為明末公安派的領袖人物，他的文學理論和作品，曾在文學發展過程中起過一定的進步作用。而且在他影響下，形成了“反抗當時複古贗古的文學潮流”。然而，他的著作卻被清朝統治者列為禁書，有關文學史著作也一直未能給予他應有的評價。因而，林語堂重新收集並出版他的著作，是完全有必要的。正如劉大傑指出的：
不用說，把中郎的作品與文學理論，搬到現在的中國來，自然是舊貨了。貨色雖然舊，但是他那種文學革命的精神，還是新的。他這種精神，埋沒了兩百多年，多多少少作中國文學史的人，都忽略了這個運動。我們覺得在這個把中國古代文學重新估價的今日，應該使他的精神複活，應該使他在文學史上，得一個他應得的地位。因此我們決然地重印這部袁中郎的全集了。
又如鬱達夫指出的：
由來詩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總以抒發性靈，歸返自然為標語；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歐蘇黃陸，明之公安竟陵兩派，清之袁蔣趙龔各人，都係沿這一派下來的。世風盡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變，然而人的性靈，卻始終是不能泯滅的；袁中郎的詩文，雖在現代，還有翻印的價值者，理由就在這裏。
從劉大傑和鬱達夫對袁中郎所作的評價來看，對於林語堂想方設法重印《袁中郎全集》就不僅不應指責，而且應予以充分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