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投身加入武漢的國民政府服務”
1927年3月，林語堂從廈門乘海輪到上海，然後又轉乘江輪到武漢。
林語堂之所以答應陳友仁的邀請，除受廈大學潮的促使外，還因為他在北京任《國民新報》英文部編輯時就認識和了解陳友仁。那時，陳友仁是《國民新報》的記者，英語頗為精通，富於進取和果敢精神，給林語堂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林語堂也受到了北伐勝利進軍的鼓舞，“滿以為中國的新日子已經曙光現了”。因而，林語堂才不避長途跋涉，毅然前往。
林語堂抵達武漢後，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書，後來還兼任《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主編。他當時住在鮑羅庭住房的對門，但一直未曾見到過鮑羅庭和汪精衛，對他們沒有什麽印象。但他卻認識了宋慶齡，並進一步產生了敬佩之情。當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分共”之時，宋慶齡於7月14日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表現了堅定的革命立場和非凡的鬥爭精神。這使林語堂感到，“她是我所奉為中國女界第一人，無論從她是革命者，抑或是受現代教育的婦女，抑或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論從中國的或外國的標準來看”。
在外交部任職期間，林語堂是具有革命熱情的，並對國民革命抱有熱烈的期望。這時，經過外交部長陳友仁的多次交涉，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作為秘書的林語堂是盡了力的。而且，當上海《大陸報》5月7日報道胡適在日本東京發表荒謬的談話時（聲稱“蔣介石與張作霖，他們倆都是與同一敵人作戰——即共產黨，並且讚助同一的主義——即最後的中國之自由”），林語堂於5月18日寫了《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歟——自捧歟？》一文，對胡適的所謂“政見”作了抨擊：
張作霖的“主義”是“最後的中國之自由”，就是天才，也須做過皇英委員，遊過英島，才能替我們發見。即此一點，已可證明“適之先生”並未負此一行也。
“炸裂”者係天才自負至不可支持程度的結果。在當未炸裂之先，當然天才有滿腔之自得，肚皮頭皮都要一點弛張光滑起來，外人稱之為Swellad。此種欲炸未炸的情形也頗耐人尋味。
在這裏，林語堂以辛辣的諷刺筆調，揭露了胡適吹捧軍閥張作霖的荒唐及其“政客”的滑頭嘴臉。
5月27日，林語堂又寫了《談北京》一文。撰寫這篇文章之時，雖然已經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林語堂對國民革命仍然抱著希望能夠成功的強烈願望。因而，他寫道：
固然北京是“癱瘓魂靈的大公寓，魑魅同胞的大本營”，同時也是屢次天安門大會的曆史地，是五四運動的起發點，是學生們與警察巷戰的故址，是三一八大慘殺的屠場，是打狗運動的故都！他的所以使我們不能忘懷，就在於此。一言以蔽之，北京就是學生領導群眾幹涉政治唯一之名城。曹家樓之火焰，章行嚴宅之喊聲，天安門五花十色的彩旗，執竿拋磚新華門前之決鬥，五卅運動冒雨赤足之遊行，這是何等的雄壯。國務院前血肉的橫飛，哈德門大街沿途的血跡，病院中的呻吟，北大一院的追悼會，北大三院的搜查，學生領袖的遁跡，這是何等的悲慘。所以舍不得北京者以此，所以恨他者也以此。
在武漢及革命軍裏，不知有多少是去年北京學生，但是我們此刻及回去總還是認為學生。雖然各人的任務此刻不同，北京學生的頭銜總是依依不舍的。誠然我們可以血氣方剛，不安本分，不肯讀書救國自負的。誠然我們是梁任公所稱的“傻小子”，是丁在君之罷課自殺者，是鳥總長之不孝不悌之“狂狷之徒”。
但是“傻小子”今日回來了，而且頗有卷土重來之意味，而“我執政”及“愚”卻早已遷居塞外了。我們到底不是正人君子，難免有點痛快，高興。……
在這裏，林語堂充滿激情地回顧了當年他曾親自參加過的北京人民的戰鬥生活，並表達了他為不久便能推翻為他所深惡痛絕的封建軍閥政府統治的高興心情。
此外，林語堂在文中還表示了對將來的北京的希望，即“做革命青年的中心”，“成為世界有名的公園之城”，把街道“一部一部慢慢的整頓起來”，“成一個模範城市”，等等。這自然不過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但也表明了他這時仍對“國民革命”抱著良好的願望。
林語堂之所以答應陳友仁的邀請，除受廈大學潮的促使外，還因為他在北京任《國民新報》英文部編輯時就認識和了解陳友仁。那時，陳友仁是《國民新報》的記者，英語頗為精通，富於進取和果敢精神，給林語堂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林語堂也受到了北伐勝利進軍的鼓舞，“滿以為中國的新日子已經曙光現了”。因而，林語堂才不避長途跋涉，毅然前往。
林語堂抵達武漢後，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英文秘書，後來還兼任《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主編。他當時住在鮑羅庭住房的對門，但一直未曾見到過鮑羅庭和汪精衛，對他們沒有什麽印象。但他卻認識了宋慶齡，並進一步產生了敬佩之情。當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分共”之時，宋慶齡於7月14日發表了《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表現了堅定的革命立場和非凡的鬥爭精神。這使林語堂感到，“她是我所奉為中國女界第一人，無論從她是革命者，抑或是受現代教育的婦女，抑或是自然而生的女性，也不論從中國的或外國的標準來看”。
在外交部任職期間，林語堂是具有革命熱情的，並對國民革命抱有熱烈的期望。這時，經過外交部長陳友仁的多次交涉，國民政府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作為秘書的林語堂是盡了力的。而且，當上海《大陸報》5月7日報道胡適在日本東京發表荒謬的談話時（聲稱“蔣介石與張作霖，他們倆都是與同一敵人作戰——即共產黨，並且讚助同一的主義——即最後的中國之自由”），林語堂於5月18日寫了《天才乎——文人乎——互捧歟——自捧歟？》一文，對胡適的所謂“政見”作了抨擊：
張作霖的“主義”是“最後的中國之自由”，就是天才，也須做過皇英委員，遊過英島，才能替我們發見。即此一點，已可證明“適之先生”並未負此一行也。
“炸裂”者係天才自負至不可支持程度的結果。在當未炸裂之先，當然天才有滿腔之自得，肚皮頭皮都要一點弛張光滑起來，外人稱之為Swellad。此種欲炸未炸的情形也頗耐人尋味。
在這裏，林語堂以辛辣的諷刺筆調，揭露了胡適吹捧軍閥張作霖的荒唐及其“政客”的滑頭嘴臉。
5月27日，林語堂又寫了《談北京》一文。撰寫這篇文章之時，雖然已經發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但林語堂對國民革命仍然抱著希望能夠成功的強烈願望。因而，他寫道：
固然北京是“癱瘓魂靈的大公寓，魑魅同胞的大本營”，同時也是屢次天安門大會的曆史地，是五四運動的起發點，是學生們與警察巷戰的故址，是三一八大慘殺的屠場，是打狗運動的故都！他的所以使我們不能忘懷，就在於此。一言以蔽之，北京就是學生領導群眾幹涉政治唯一之名城。曹家樓之火焰，章行嚴宅之喊聲，天安門五花十色的彩旗，執竿拋磚新華門前之決鬥，五卅運動冒雨赤足之遊行，這是何等的雄壯。國務院前血肉的橫飛，哈德門大街沿途的血跡，病院中的呻吟，北大一院的追悼會，北大三院的搜查，學生領袖的遁跡，這是何等的悲慘。所以舍不得北京者以此，所以恨他者也以此。
在武漢及革命軍裏，不知有多少是去年北京學生，但是我們此刻及回去總還是認為學生。雖然各人的任務此刻不同，北京學生的頭銜總是依依不舍的。誠然我們可以血氣方剛，不安本分，不肯讀書救國自負的。誠然我們是梁任公所稱的“傻小子”，是丁在君之罷課自殺者，是鳥總長之不孝不悌之“狂狷之徒”。
但是“傻小子”今日回來了，而且頗有卷土重來之意味，而“我執政”及“愚”卻早已遷居塞外了。我們到底不是正人君子，難免有點痛快，高興。……
在這裏，林語堂充滿激情地回顧了當年他曾親自參加過的北京人民的戰鬥生活，並表達了他為不久便能推翻為他所深惡痛絕的封建軍閥政府統治的高興心情。
此外，林語堂在文中還表示了對將來的北京的希望，即“做革命青年的中心”，“成為世界有名的公園之城”，把街道“一部一部慢慢的整頓起來”，“成一個模範城市”，等等。這自然不過是天真的幻想而已，但也表明了他這時仍對“國民革命”抱著良好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