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繼續從事語言學研究
林語堂在廈門大學期間，除了忙於繁重的行政工作外，還繼續從事於語言學的研究。先後撰寫了《前漢方音區域考》和《閩粵方言之來源》等論文。其實，前文“總論”部分曾發表於1925年6月15日《語絲》第31期上。可見，此文早在1925年前後就有通盤的構想，隻是由於他當時致力於抨擊段祺瑞執政府和《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而中斷了，到這時才把它續完。
《前漢方音區域考》約1.7萬字，共分5個部分，是一篇有分量有見地的古音研究論文。
在“總論”中，林語堂對我國古音研究狀況作了評介。他認為古音家可分為兩派。一派是承認方音的，如顧炎武、江永、孔廣森、張行孚。一派是不承認方音的，如錢大昕、段玉裁、張成孫等。顧炎武研究古音的方法和態度最科學，其時代地理觀念也最精密。江永審音最精。張行孚的“雙聲”說很有創見。錢大昕否定方音是因為無地理觀念。段玉裁的“合韻”說更是“無聊”，一味抹殺方音。對於顧炎武、江永有方音的主張，雖然曆來都有相信的人，但一直沒有人去做古方音的研究工作，致使我國音韻學有欠“精細”。因而，他以為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從事於古方音的考證。其重要意義是：
第一，便是使我們得知某地某時實在方言的差別，得了許多方言音變的公例，有了這些公例，將來訓詁的事業就可格外精細，格外有條理，不但能說某字為某部的轉音，並且能說其為何時何地的轉音。我們看了章氏的“成均圖”及對轉旁轉之說所得的印象，便是古音幾乎無一部不可直接或間接轉入它部，絕無地理上與時間上的條件，例之以西洋之語原學通則，可謂不科學之至。
第二，因為研究各部在方音中的轉變，可以使各部的正音愈明。我們要知道古音，最要從它的轉變上麵看出來。我們應把古音看做動的不看做靜的，看做活的不看做死的，看做有變化曆史，有連貫統係的，不是永遠靜止，各部分離的。這也猶如科學家的研究物理每每注意其例外的，其不規則的，因為愈例外愈不規則的現象，愈容易啟現新的物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明與證實也不過在於一些星光上的不規則而已）素來古音家以全副精力研究分部，而於不合分部的韻反置之不理，此古音學成績之所以不甚足觀。
第三，用之於書的考證上麵，也可以幫助我們斷定書的出處年代及真偽，我們可因其合於某條方音的例證明其非某地方音，或因其合於某條方音的例用為其出自某方音的佐證，如《周禮》是否齊音（江永說）便可用齊音的例為證。其他如古文中之奇字或體字，如“我”之作鮮“之作”實皆方言之字，我們都不知道拿來做係統的研究。又如漢字的讀音其初每每實隻是方音之讀法而已，後來因為“經音家”之注釋，乃成為普通讀音，若“儺”讀為“娜”（魯衛音），“洧”讀如“鮪”（鄭音），我們因為不細究古方音之差別，故不明其原委。這些精細的工夫都得靠古方音的考證才能慢慢弄個條理來。
這些看法，可說已將古方音考證的意義闡述得頗為全麵而透徹。
在第二部分“考證古方音之可能及其方法”中，林語堂認為要知道古代尤其是漢晉方言區分的梗概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漢晉時代是經音家昌盛時期，如康成的箋詩注禮、慈明、仲翔的注易、何休的注公羊、司農的注周禮，或如劉熙的釋名、子雲的方言、許慎的說文及注淮南，都包含許多關於當時方言種類的材料。可是，他又認為這些隻可以做方言種類的佐證，而要做精密的研究，則必須有較豐富的材料，而這些材料，最好是出於一人一時的著述。這種著述也有，那是揚雄的《方言》。它成書前後經廿七八年之久，是“漢代由一人獨任的，最長期，最詳細的方言調查的結果”。如果用科學方法分析研究它，便可知道漢代的方言種類及區域的大概情況。
在第三、四、五部分“整理揚雄方言的方法”、“方言之作者年代版本及稱引地名”、“方言的係統研究”中，林語堂認為利用《方言》材料分出係統來，便可以得到漢代方音分類的情形，因為《方言》至少是西漢末的書，書中材料即為當時的材料，即使書中有些材料為後人所補，也不影響分類的係統。因而，他通過對《方言》材料的細致分析，認為前漢方言可分為十四係：
（1）秦晉為一係；
（2）梁及楚之西部為一係；
（3）趙魏自河以北為一係（燕代之南並入此係）；
（4）宋衛及魏之一部為一係（與第10係最近）；
（5）鄭韓周自為一係；
（6）齊魯為一係而魯亦近第4係；
（7）燕代為一係；
（8）燕代北鄙朝鮮冽水為一係；
（9）東齊海岱之間淮泗（亦名青徐）為一係（雜入夷語）；
（10）陳汝穎江淮（楚）為一係（荊楚亦可另分為一係）；
（11）南楚自為一係（雜入蠻語）；
（12）吳揚越為一係而揚尤近淮楚；
（13）西秦為一係（雜入羌語）；
（14）秦晉北鄙為一係（雜入狄語）。
總之，林語堂所闡述的有關古方言研究的理論，對我國古音家及有關方言典籍的評價，以及對前漢方言分係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它們對於我國古音研究和古音學的建設，都是頗有價值的。
《閩粵方言之來源》，是一篇方言研究論文。其涉及的問題相當廣泛，主要有：（一）對方言要作曆史的研究，即不但要洞悉現今的語勢，而且要能夠窮其源委，探其變遷，明其係統，得其曆史上之解釋，知其相互關係。（二）中國方言的分類尚無詳確的專著。最早注意這一問題的是西方傳教士，曾有好幾種著作涉及到中國方言的分類，但偏重於傳教地方，並不完善。而中國學者注意這一問題的，隻有章太炎和黎錦熙。章太炎分中國方言為十種，黎錦熙則分為十二種。但他們對南方方言都有所忽視。（三）閩粵方言可分為閩北話、閩南話、廣東話（又可分為幾類）、客話，及土著的話（如黎民、佘民、蛋民、苗瑤等的話）。（四）閩粵方言是曆代種姓遷移留下層次的痕跡，所以多保存古語古音。但不能把所有南方音看作為純粹古音，隻是它所保留的古音分子較北方方言多一些而已。（五）方言形成有兩大原因：一是由於民族的遷移；二是由於異族的雜處。因而要想知道閩粵方言的來源，第一步就必須知道閩粵的殖民史，才能弄清楚這方言的曆史背景和複雜現象。基於這樣的認識，文中以大量的篇幅，詳細考釋了閩粵與古越族的關係，越人的種族問題，周秦時中國人的入越，漢初中國人與越人雜處，客族的來源，梅州客的來粵，即對閩粵方言的來源作了探討。
這篇論文，雖然取材於有關古籍的記載，缺乏實際調查的材料，但它較早提出了研究閩粵方言來源問題，探究了閩粵人的來曆和分布，為研究者提供了途徑和線索。因而，對於促進閩粵方言研究是有意義的。
《前漢方音區域考》約1.7萬字，共分5個部分，是一篇有分量有見地的古音研究論文。
在“總論”中，林語堂對我國古音研究狀況作了評介。他認為古音家可分為兩派。一派是承認方音的，如顧炎武、江永、孔廣森、張行孚。一派是不承認方音的，如錢大昕、段玉裁、張成孫等。顧炎武研究古音的方法和態度最科學，其時代地理觀念也最精密。江永審音最精。張行孚的“雙聲”說很有創見。錢大昕否定方音是因為無地理觀念。段玉裁的“合韻”說更是“無聊”，一味抹殺方音。對於顧炎武、江永有方音的主張，雖然曆來都有相信的人，但一直沒有人去做古方音的研究工作，致使我國音韻學有欠“精細”。因而，他以為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從事於古方音的考證。其重要意義是：
第一，便是使我們得知某地某時實在方言的差別，得了許多方言音變的公例，有了這些公例，將來訓詁的事業就可格外精細，格外有條理，不但能說某字為某部的轉音，並且能說其為何時何地的轉音。我們看了章氏的“成均圖”及對轉旁轉之說所得的印象，便是古音幾乎無一部不可直接或間接轉入它部，絕無地理上與時間上的條件，例之以西洋之語原學通則，可謂不科學之至。
第二，因為研究各部在方音中的轉變，可以使各部的正音愈明。我們要知道古音，最要從它的轉變上麵看出來。我們應把古音看做動的不看做靜的，看做活的不看做死的，看做有變化曆史，有連貫統係的，不是永遠靜止，各部分離的。這也猶如科學家的研究物理每每注意其例外的，其不規則的，因為愈例外愈不規則的現象，愈容易啟現新的物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明與證實也不過在於一些星光上的不規則而已）素來古音家以全副精力研究分部，而於不合分部的韻反置之不理，此古音學成績之所以不甚足觀。
第三，用之於書的考證上麵，也可以幫助我們斷定書的出處年代及真偽，我們可因其合於某條方音的例證明其非某地方音，或因其合於某條方音的例用為其出自某方音的佐證，如《周禮》是否齊音（江永說）便可用齊音的例為證。其他如古文中之奇字或體字，如“我”之作鮮“之作”實皆方言之字，我們都不知道拿來做係統的研究。又如漢字的讀音其初每每實隻是方音之讀法而已，後來因為“經音家”之注釋，乃成為普通讀音，若“儺”讀為“娜”（魯衛音），“洧”讀如“鮪”（鄭音），我們因為不細究古方音之差別，故不明其原委。這些精細的工夫都得靠古方音的考證才能慢慢弄個條理來。
這些看法，可說已將古方音考證的意義闡述得頗為全麵而透徹。
在第二部分“考證古方音之可能及其方法”中，林語堂認為要知道古代尤其是漢晉方言區分的梗概不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漢晉時代是經音家昌盛時期，如康成的箋詩注禮、慈明、仲翔的注易、何休的注公羊、司農的注周禮，或如劉熙的釋名、子雲的方言、許慎的說文及注淮南，都包含許多關於當時方言種類的材料。可是，他又認為這些隻可以做方言種類的佐證，而要做精密的研究，則必須有較豐富的材料，而這些材料，最好是出於一人一時的著述。這種著述也有，那是揚雄的《方言》。它成書前後經廿七八年之久，是“漢代由一人獨任的，最長期，最詳細的方言調查的結果”。如果用科學方法分析研究它，便可知道漢代的方言種類及區域的大概情況。
在第三、四、五部分“整理揚雄方言的方法”、“方言之作者年代版本及稱引地名”、“方言的係統研究”中，林語堂認為利用《方言》材料分出係統來，便可以得到漢代方音分類的情形，因為《方言》至少是西漢末的書，書中材料即為當時的材料，即使書中有些材料為後人所補，也不影響分類的係統。因而，他通過對《方言》材料的細致分析，認為前漢方言可分為十四係：
（1）秦晉為一係；
（2）梁及楚之西部為一係；
（3）趙魏自河以北為一係（燕代之南並入此係）；
（4）宋衛及魏之一部為一係（與第10係最近）；
（5）鄭韓周自為一係；
（6）齊魯為一係而魯亦近第4係；
（7）燕代為一係；
（8）燕代北鄙朝鮮冽水為一係；
（9）東齊海岱之間淮泗（亦名青徐）為一係（雜入夷語）；
（10）陳汝穎江淮（楚）為一係（荊楚亦可另分為一係）；
（11）南楚自為一係（雜入蠻語）；
（12）吳揚越為一係而揚尤近淮楚；
（13）西秦為一係（雜入羌語）；
（14）秦晉北鄙為一係（雜入狄語）。
總之，林語堂所闡述的有關古方言研究的理論，對我國古音家及有關方言典籍的評價，以及對前漢方言分係的看法，自成一家之言。它們對於我國古音研究和古音學的建設，都是頗有價值的。
《閩粵方言之來源》，是一篇方言研究論文。其涉及的問題相當廣泛，主要有：（一）對方言要作曆史的研究，即不但要洞悉現今的語勢，而且要能夠窮其源委，探其變遷，明其係統，得其曆史上之解釋，知其相互關係。（二）中國方言的分類尚無詳確的專著。最早注意這一問題的是西方傳教士，曾有好幾種著作涉及到中國方言的分類，但偏重於傳教地方，並不完善。而中國學者注意這一問題的，隻有章太炎和黎錦熙。章太炎分中國方言為十種，黎錦熙則分為十二種。但他們對南方方言都有所忽視。（三）閩粵方言可分為閩北話、閩南話、廣東話（又可分為幾類）、客話，及土著的話（如黎民、佘民、蛋民、苗瑤等的話）。（四）閩粵方言是曆代種姓遷移留下層次的痕跡，所以多保存古語古音。但不能把所有南方音看作為純粹古音，隻是它所保留的古音分子較北方方言多一些而已。（五）方言形成有兩大原因：一是由於民族的遷移；二是由於異族的雜處。因而要想知道閩粵方言的來源，第一步就必須知道閩粵的殖民史，才能弄清楚這方言的曆史背景和複雜現象。基於這樣的認識，文中以大量的篇幅，詳細考釋了閩粵與古越族的關係，越人的種族問題，周秦時中國人的入越，漢初中國人與越人雜處，客族的來源，梅州客的來粵，即對閩粵方言的來源作了探討。
這篇論文，雖然取材於有關古籍的記載，缺乏實際調查的材料，但它較早提出了研究閩粵方言來源問題，探究了閩粵人的來曆和分布，為研究者提供了途徑和線索。因而，對於促進閩粵方言研究是有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