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漫記

第二節 西域故事

　　西王母娘娘是中國古典神話中很有影響的諸神之一，直到現在，新疆人民仍流傳著關於天池和西王母蟠桃盛會的傳說。

　　據說，西王母居於昆侖山，《山海經》上說：“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麵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勝，虎齒，有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原來，西王母的原型是西羌的母虎圖騰，有史學家考證，西王母實際上是新疆新石器時代母係社會領袖的象征。

　　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解放後在新疆很多地方都有發現：哈密地區的三道嶺、七角井，吐魯番盆地的阿斯塔那、雅爾湖、辛格爾，烏魯木齊縣的柴窩堡，天山北麓的木壘、奇台、吉木要薩爾、伊吾、巴裏坤及伊犁河穀，天山南麓的庫車、巴楚、柯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博斯騰湖沿岸，昆侖山、喀喇昆侖山下塔裏森盆地南緣的且末、民豐、於闐、皮山等地。

　　新疆的新石器文化從石器的形製、打磨技術、用途及陶器色彩和花紋看，與內蒙古、寧夏、青海、甘肅等地的石器文化有密切聯係。當時人民的生活因居住地方自然條件的不同，有的以狩獵、遊牧為主，隨水草遷徙，居無定所；有的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相對穩定。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已有分工，產品交換已經出現，人們過著氏族社會的生活，先是母係氏族社會，隨著生產的發展，在晚期漸漸進入父係氏族社會。

　　對於新疆古代居民，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都有研究。新疆地處亞洲腹地，是古代中西交流的一條通道，也是曆史上各色種族、民族遷徙角逐和交匯融合的地方。由於自然、社會或戰爭的原因，一些種族、民族遷入、遊牧、定居於新疆，繁衍生息；又因同樣的原因，他們或者遷往他處，或者被征服，或者部分留下來與後來的種族、民族融合同化，成為新疆的種族、民族，就這樣東來西往，南遷北移，形成了新疆古代曆史上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

　　從人種方麵講，具有西方高加索人種特征的居民，在體質上有與地中海東支人類型接近的成分，以短顱為特征的西方人種成分和蒙古人種成分都是新疆古代居民的種族起源。從民族上講，小月氏、羌族、氐族、塞人、大月氏人、烏孫人都與新疆古代居民有血緣關係。另外，這期間活動在天山南北的還有匈奴人、丁雪人、烏揭人和阿爾泰人。

　　人麵虎身的西王母是人們對氏族領袖的神化，然而，中國人造神又始終保持著人氣，於是西王母被神化後又被人格化。她和周穆王的相會就是典型的例證。先秦有書記載，西周第六代君主姬滿（周穆王）在位時突發奇想，依靠馬匹西巡昆侖。《列子》上載：“周穆王宿於昆侖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呂，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瑤，王和之。”這次會麵，不僅浪漫，更象征著西域與中原地區的日益密切的聯係。

　　除了周穆王與西王母瑤池相會這個傳說之外，還有許多事例可以作為秦漢以前的西域與中原地區相互交往的佐證。

　　考古學家在羅布泊地區古墓葬中，發現了一種用海菊貝殼製成的隨葬飾珠。這種海菊貝殼隻產於東南沿海一帶，能在新疆發現，無疑是從內地傳過來的，雖然新疆正式列入中國版圖，是以公元前60年漢在西域設都護府為標誌，但中原和西域在那以前的大量交往中，已經使得西域與中原成為日益不可分割的整體。

　　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實際上就開始關注西域，漢武帝勵精圖治，遣張騫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張騫奉詔出使西域，率領一個一百多人的使團，從隴西出發，經匈奴去大月氏，被匈奴捉到逃出來後，取道天山南麓的車師（今新疆吐魯番盆地），從那裏穿過溝通天山南北的重要交通孔道，進入焉耆，再從焉耆溯塔裏木河西行，經過龜茲、疏勒等地，翻越蔥嶺，到達大宛（今吉爾吉斯共和國）。一路上跋山涉水，備嚐艱辛，密切了西域與中原的聯係，開辟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

　　西漢初期，也就是漢武帝以前，我國北方的匈奴遊牧在蒙古高原上，後來發展起來，經常越過河套進入內地騷擾，漢武帝用謀略發兵把匈奴打敗。公元前60年的時候，匈奴老單於死，內部發生紛爭，日逐王先賢撣歸附漢朝，漢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統管南北二道各地。都護府設在烏壘城（今輪台東北）。西域都護府管轄的範圍，東起陽關、玉門關，西至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北抵巴爾喀什湖，南括蔥嶺山區。西域五十五國中，除罽賓、烏戈山離、大月氏、康居、安息等國“絕遠”暫不屬都護外，其餘五十國，都在西域都護府管轄之下。

　　西域都護府的建立，標誌著西域正式歸屬漢朝，成為中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一個組成部分。漢朝的西域統一大業，自張騫始到鄭吉止，終於完成了。

　　如果說張騫是西域具有影響的人物，到了東漢，為鞏固多民族的國家，班超的功勞算是蓋世了。

　　班超係出名門，其父親是東漢儒學大家，兄、妹都是著名的文學家、曆史學家，班超本人也有出色的文才。他從小有大誌，時刻保持高昂的鬥誌，準備幹一番大事業。

　　當時，東漢王朝的西北邊患十分嚴重，本已穩固的西域到王莽篡權後又變得動亂不斷。公元9年，王莽登基後，派人到匈奴宣布他做皇帝的消息，並改換單於的印，由“匈奴單於璽”改為“新匈奴單於章”。這樣一來，單於的地位就與王莽的臣下毫無差別，所以匈奴對王莽很不滿。與此同時，王莽將西域諸王一律改為侯，也引起西域各地的普遍反抗。

　　麵對這種局麵，在東漢朝廷上，首先提出反擊北匈奴的是大臣耿秉，他認為中國虛弱、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應以戰去戰。漢明帝采納了這一建議，準備發兵西征。

　　久居京都、整天寫文牘的班超聽到此事後，大為興奮，歎道：“大丈夫無它誌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言罷毅然投筆從戎，加入竇固將軍的部隊，向天山進發。

　　班超在竇固軍中任假司馬之職。漢軍出發後，在蒲類海（今巴裏坤湖）與匈奴大軍相遇，漢軍大敗匈奴，給匈奴以沉重的打擊，而班超在這次戰役中因表現非常突出而立功。竇固看到他智勇雙全，頗富才幹，令他率領一支小部隊沿昆侖山北麓西行，招撫西域各國，使它們擺脫了匈奴的控製。

　　班超以一支人數極為有限的分遣隊伍，發揮了千軍萬馬的作用，在兵不血刃的情況下，成功地從塔裏木盆地南緣地區驅逐了匈奴的勢力，為東漢在天山南北最終戰勝匈奴奠定了穩固的基礎。班超完成的任務不啻為一個軍事奇跡，漢永平十七年（74），漢朝又重新在西域設置戊己校尉，任命西域都護，並在東師後部金滿城（今吉木薩爾）進行屯田，使自王莽後中斷六十餘年的中原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複。

　　公元75年，即漢章帝即位初年，中原連年災荒，社會動蕩不安，匈奴又趁機控製了天山南北諸城。東漢統治者驚慌失措，章帝下詔，駐西域漢軍皆撤出，班超也奉命撤離。臨行前，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說，“漢使棄我，我必複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說罷拔刀自刎。班超行至於闐，於闐王侯竭力挽留說：“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攔馬不肯放行。班超深受感動，不惜違抗聖旨，決心留駐西域，故又折回到疏勒。

　　回疏勒後，班超運籌帷幄，調兵遣將，團結聯合西域各地反匈奴力量，將匈奴勢力逐出，極大地削弱了匈奴的軍事力量。班超采取先斬後奏的辦法，平定戰亂後，才向中央詳報在西域所采取的措施和當時的形勢。章帝看到班超奏折後，深受感動，並為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所折服，不僅收回了從西域撤兵的成命，還派人前往增援。班超得援後，繼續出擊，橫掃匈奴殘餘，使西域盡歸東漢，班超也因此受命擔任西域都護，同時因功被封為定遠侯。

　　唐朝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鼎盛時期。唐朝進一步鞏固了在西域的統治，促進了邊疆社會生產的進步，為民族團結繁榮書寫了光輝的篇章。

　　公元623年，唐朝統一中原的事業基本完成，邊疆的問題日益明顯。當時，由於突厥不斷入侵，有人曾對唐高祖建議說：“突厥之所以屢次進攻關中，是因為婦女兒童、金銀財寶都在長安，要是把長安燒了，不再作為首都，那遊牧部落的入侵就會停止。”高祖覺得有道理。李世民聽到之後，認為這是絕對錯誤的。他勸說其父說：“北方部族劫掠中原的事，自古以來就沒有斷過。皇上剛剛建立基業，統一中原，精兵百萬，所向無敵，怎麽可以輕易遷都示弱呢？想當年霍去病不過是一員將軍，卻可以消滅匈奴，何況我現在是作為一個王子，希望您能給我幾年的時間，我要把匈奴的頡利可汗作為俘虜抓起來獻給您。如果做不到，那時再遷都也不遲。”

　　唐高祖采納了李世民的意見，放棄了遷都的想法。

　　公元626年6月，唐朝發生了“玄武門之變”，秦王李世民殺了哥哥李元吉，被立為太子，掌握了實權。8月，唐高祖傳位於太子李世民。公元629年8月，唐太宗李世民下決心對北突厥用兵。是年隆冬，唐太宗令兵部尚書李靖統率10萬大軍消滅了盤踞在北方草原的北突厥汗國及其他反抗勢力，活捉頡利可汗，大漠以南全部成了唐朝疆域。

　　唐朝消滅北突厥的戰爭在周邊地區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和震動。公元630年3月，周邊各國國王、酋長雲集長安，尊唐太宗為“天可汗”，即共同的盟主。

　　唐朝平定了西突厥之後，在其地各級設軍政機關，都護以下設置鎮軍和守備。如安西都護府在龜茲、於闐、疏勒和碎葉四軍鎮。分駐三萬多兵力，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鎮”。至此，唐朝已完全統一了西域。唐對西域的統一和管製都比漢代強，終於在漢亡幾百年後，又在西域創出一片更加輝煌的天地。

　　到了武則天時期，公元679年10月開始，被安置在漠南單於大都護府轄下的突厥降部就斷斷續續叛亂，被唐軍鎮壓下去。武則天勵精圖治，很有一番作為。公元707年，武則天在庭州（今吉木薩爾北）設立北庭都府。

　　唐以後，從五代到宋朝經元明到清朝近一千一百年的時間內，中原政權幾經易手，變化很大，而此時的西域也同祖國內地一樣，風雲變幻。在這變幻動蕩的年代裏，西域各個民族之間雖然不斷變化發展融合，但始終與中原地區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時間來到十八世紀。自十八世紀開始，統治中國的清王朝漸顯頹勢，已踏上了衰亡之路。而這時，歐美的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卻迅速地發展起來，並對外實行野蠻瘋狂的殖民掠奪，安分富庶的中國很快就成為西方列強和沙俄劫掠的對象。新疆這片祖國西北的寶地，也成為列強掠奪的對象。

　　為了挽救民族危機，中國先後發生了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但都以失敗告終。以孫中山為首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危難中挺身而出，高舉革命大旗，組織和發動武裝起義，鬥爭遍布全國各地，革命風暴愈演愈烈。新疆人民也和全國人民一樣，紛紛起來與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堅決的鬥爭，和全國各地的反抗者、革命者緊密聯係，相互支持，並有一批革命黨人來到新疆，如楊纘緒、馮特民、馮大樹、李輔黃、劉先俊等。

　　中國共產黨對新疆人民反帝反封建爭取解放的鬥爭始終是關心和支持的。早在1939年就派黨的早期代表、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陳潭秋作為中共駐新疆的黨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的負責人來到新疆，組織和領導新疆人民反帝反封建和開展抗日鬥爭，取得許多重大勝利。後來黨還派來毛澤民、林基路等大批幹部，對新疆人民的革命鬥爭給予有力的支持。1949年10月10日，解放軍第二軍、第六軍在第一兵團司令員王震的率領下，進軍新疆。接著王恩茂率領第二軍各部，張賢約率領第六軍各部進駐新疆。1949年12月17日，第一兵團部隊與“三區”民族軍和平起義的部隊在迪化會師，彭德懷、張治中、王震等檢閱部隊。同日，新疆軍區和新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懷為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王震為第一副司令員，陶峙嶽為第三副司令員，賽福鼎為第二副司令員，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為包爾漢，副主席高錦純、賽福鼎。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戰爭的一個偉大勝利，使新疆的社會經濟免遭破壞，人民生命財產少受損失，為解放後恢複和發展生產、建設新疆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人民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從此，生活在166萬多萬平方公裏上的新疆各族人民擺脫苦難，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沿著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闊步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