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中央蘇區故事集（第一輯）

第三十六章 重義輕財的將軍

　　董振堂（1895-1937），河北省邢台市新河縣人，是寧都起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長征中的功臣，193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農紅軍卓越的軍事指揮員。先後任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紅五軍團總指揮。他率部隊參加了贛州戰役、漳州戰役、水口戰役和中央蘇區的第三、四、五次反“圍剿”等戰役。長征時，他率紅五軍團一直擔任全軍的後衛，在湘江血戰、金沙江阻擊戰等戰役中建立了卓著戰功，紅五軍團也因此獲得“鐵流後衛”的光榮稱號。

　　在蘇區，還流傳著一個董振堂“重義輕財”的感人故事。

　　董振堂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第二十二師第七十三旅旅長。他生活儉樸，月薪200多元，卻不吸煙，不喝酒，從不參加無聊的俗套應酬。他每天吃的是兩菜一湯，穿的是軍便服，睡的是行軍床，僅有一被、一褥、一毯。他重義輕財，其部下無論是軍官還是士兵，誰有困難，他都慷慨解囊，今天這個20元，明天那個30元，每月的薪金全由警衛員保管、支付，卻從不往家裏捎錢。他帶兵一向軍紀森嚴，且身體力行。有一次，率部與奉軍作戰，取勝後途經河北深縣（今深州市）盛產蜜桃的地區，他立即下令：“吃桃不留頭，留頭不吃桃。”因軍令如山，士兵秋毫無犯，這樣既維護了當地老百姓的利益，又教育了部隊。董振堂在軍中的言行舉止，深受廣大將士欽敬。

　　1931年春，董振堂部隨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調到江西，進駐寧都後開始奉命“剿共”。董振堂目睹中央蘇區的革命運動，看到共產黨領導窮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看到紅軍士氣高昂，作戰英勇，深受感動，便開始與共產黨接觸。為此，蔣介石以“共匪嫌疑”的罪名，查抄了董振堂第七十三旅駐南昌的留守處。在此期間，中共第二十六路軍特別支部和已加入共產黨的第二十六路軍參謀長趙博生，對董振堂做了很多工作。

　　1931年12月14日，在全國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動和紅軍第三次反“圍剿”勝利的影響下，第二十六路軍17000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等的領導下，在寧都舉行起義，全部加入紅軍。寧都起義勝利後的第二天，學兵連黨支部就討論通過了董振堂的入黨申請。翌年4月，經黨中央批準，董振堂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董振堂被任命為改編後的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從此，董振堂在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中，成為中央紅軍的優秀軍事指揮員。

　　董振堂入黨以後，決心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獻給人民。

　　一天，他對第十三軍政治委員何長工說：“何政委，共產黨人不能有私產。我在舊軍隊中還有一點積蓄，存在軍需官那裏，把它拿出來全部分給戰士吧！”

　　何長工勸他說：“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輩子嘛，這點積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給你家老人養老？”

　　董振堂堅持說：“那我就全部交黨費！”

　　何長工解釋說：“你是個新黨員，交黨費，黨也不會全部要你的。你還是留一部分給老人吧！把三分之二分掉，留三分之一。”

　　幾次爭來勸去，最後兩人商定的結果是，董振堂同意留五分之一，大概是300塊銀元左右。就這300塊銀元，董振堂也原封不動地讓警衛員高誌中保存，他自己一個未動。遇到生病的幹部戰士，他就讓小高拿出一些來，給他們補養身體，一直到長征路上才用完那300塊銀元。

　　這件事，何長工曾向毛澤東作過匯報，毛澤東也說：“不要全交嘛！寄些給家裏，留一點自己用。”何長工把毛澤東的話轉告董振堂時，董振堂說：“革命了，個人的一切就交給黨了，還要錢幹什麽！”

　　董振堂在捐獻個人積蓄的同時，還把自己一條紫紅底帶白色圖案的俄國軍毯，贈給了朱德總司令。

　　朱德對這條毛毯非常珍視，從江西蘇區一直帶到陝北。西安事變後，周恩來作為我黨的全權代表，經常往返於延安和西安之間，朱德就把董振堂贈給他的毛毯，轉贈給周恩來作禦寒之用。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朱德即將奔赴抗日前線的時刻，周恩來又把這條毛毯回贈給朱總司令。

　　朱德帶著這條義重情深的毛毯，經過八年抗戰、三年解放戰爭，一直到全國解放，最後作為曆史文物，獻給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

　　董振堂重義輕財、心懷革命，值得我們後人學習！

　　（李定鑫 毛夢瑤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