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中央蘇區故事集（第一輯）

第二十六章 湘贛蘇區的“好政委”

　　1933年5月，因工作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被派到湘贛蘇區，擔任中共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省軍區政委，直至1934年8月奉命同紅六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等一起率紅六軍團西征。僅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就留下了任弼時的許多動人事跡。任弼時一時還被稱為湘贛蘇區的“好政委”。

　　“好政委”主要有“四好”。“一好”是他關心愛護同誌。任弼時初到湘贛蘇區時，就聽說陳洪時（後叛變）一夥正開展對原省委主要領導同誌王首道、張啟龍等人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任弼時當時雖然不得不執行中央局的決議，但對陳洪時、劉士傑（後叛變）的誣陷並不輕信。他從王震、蕭克、譚餘保等幾位同誌那裏了解到王首道、張啟龍在湘贛省委的幾年工作中，盡管存在一些缺點和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對敵鬥爭是英勇的，是好同誌。他堅決不同意開除王首道的黨籍，更反對把張啟龍拘捕。由於任弼時堅持原則和“堅決不同意”，王首道保留了黨籍，張啟龍獲得釋放。

　　王首道被撤職以後，任弼時對他仍然十分關心，親自找他談話，鼓勵他繼續為黨、為人民做好工作，要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不要灰心喪氣。此後，王首道被安排在永新一帶搞基層工作。由於環境艱苦，王首道手腳生瘡，又患瘧疾，身體很差。任弼時得知這個情況後，就專門委托自己的愛人陳琮英帶著藥品和食物去看望王首道，在經濟上還給了一些幫助，令王首道十分感動。後來，王首道要求到中央根據地一線去工作，任弼時根據他的實際情況同意了他的要求。

　　那時，陳洪時、劉士傑一夥借著深得中央的信任，仍抓住張啟龍的錯誤不放，甚至捏造事實、篡改真相，將張啟龍穩穩拿住。最後，張啟龍被判刑一年零兩個月，關在省勞動感化院。任弼時在當時的情況下，愛莫能助，但他仍盡可能照顧張啟龍，不到兩個月就下令釋放他，並把他分配到省優待紅軍家屬委員會當主任。不久，中央革命根據地形勢較為緊張，又安排張啟龍去保衛局協助工作。在長征途中，任弼時在紅二方麵軍黨委會上又提議恢複張啟龍黨籍。

　　任弼時對其他同誌也同樣關心、體貼。紅軍獨立十二師師長葉長庚，在一次戰鬥中負傷，任弼時親自安排他在紅軍總醫院醫治，還經常和陳琮英熬些肉湯去醫院看望他，勸他安心養傷。

　　“好政委”的“二好”，是他善於發現和培養同誌。有一天，他在永新縣蘇維埃政府牆報上看到劉俊秀寫的一首詩：“忠實勇敢不怕死，土豪劣紳不放過，階級鬥爭要深入，貧苦農民信得過……”他立即找人了解劉俊秀的情況，知道劉俊秀是永新縣政府內務部部長，長工出身，隻讀過45天私塾，勤奮好學。參加革命後，進步很快，鬥爭性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又能吃苦耐勞。任弼時就親自找劉俊秀談話，對他說：“你一個長工能寫出這樣的詩歌，總體很不錯，但革命需要知識，需要文化，你以後要繼續努力學習，才能挑起更重的擔子。今後有機會，送你去讀書。”時隔不久，任弼時就推薦劉俊秀去中央蘇區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讀書，還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專門介紹和推薦劉俊秀。

　　“好政委”的“三好”，是他求真務實，敢於堅持實事求是。他經常帶著機關的同誌打赤腳穿草鞋，跋山涉水，深入到各縣、區調查研究，他的足跡遍布湘贛蘇區各縣。每一次外出調查，他都隨身攜帶一本牛皮紙包的本子，把了解的情況和問題一一記上，做到胸中有數。他倡導有錯必糾、逢錯就改。在查田運動中，他在永新東鄉果園村巡察，發現一戶貧農因曾祖父出過租被劃地主，當即找查田小組，指出這種查三代、五代的做法是錯誤的，要查田小組予以糾正。在調查中，如發現好典型，就總結推廣。例如在擴紅中，任弼時發現茶陵縣嚴堯區曉田鄉開展村與村的擴紅競賽，各村青壯年踴躍參加紅軍，幾天之內全鄉就有150多名青壯年當紅軍，成立了曉田連。任弼時就通過省報《紅色湘贛》大力宣傳，介紹他們的經驗，推動了湘贛蘇區的擴紅運動。他經常為省級刊物《湘贛紅旗》《紅色湘贛》撰稿，指導縣、區工作。他寫的文章聯係實際，言之有物，生動活潑，指導性強，很受幹部群眾歡迎。

　　“好政委”的“四好”，是他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任弼時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卻沒有一點官架子，時時處處做到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他生活樸素，不搞特殊，常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布製服，吃的和普通幹部一樣，每天是7分錢的夥食。他謙遜待人，虛懷若穀，樂於聽取不同意見。他常常去紅軍醫院慰問傷病員，做傷員的思想工作，叫他們安心養傷。有時還抽空去看望紅軍烈屬們，對他們噓寒問暖，熱忱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

　　因此，湘贛蘇區的軍民提到任弼時，無不親切地稱他為“好政委”。

　　（梁友 王燕婷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