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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中華民國的成立，在中華大地上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和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統治，開創了現代社會發展的曆史新階段。
本卷敘述的是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的江西曆史。中華民國是一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是中國社會性質發生劇變，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也是社會內容既豐富多彩又複雜多變，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糾結交替，現代國家在建設和戰爭中曲折前行、走向崛起的重要轉型時期。在這個曆史時期內，現代城市建設、社會公共領域和現代生活與時尚也不斷呈現新的麵貌。這一切，既是曆史的豐富內容和質的規定性，又是江西民國曆史形成和發展的宏大背景。本卷即是在這一規定性和時代背景下，對江西的民國史進行考察和敘述。
一
江西在民國曆史上具有鮮明的特點與重要的地位。從曆史的獨特性和對國家的影響與貢獻上看，其特點與地位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中華民國的開國史上，江西是革命的首義地區之一。萍瀏醴起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為民國的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萍瀏醴起義，是1906年12月4日（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萍鄉籍同盟會會員蔡紹南與湖南籍會員劉道一等奉孫中山派遣，從日本返國領導發動的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於萍鄉，揭出“中華國民軍”的名號和表達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綱領的起義檄文，數日間遍及瀏陽、醴陵、宜春、萬載等贛湘邊境十多個縣。起義雖然在清政府調集的四省重兵鎮壓下失敗，但它是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後舉行的第一次以推翻封建帝製、建立民主共和製國家為目標的大規模武裝起義。起義爆發，如孫中山所說，引起“全國震蕩”，一係列武裝起義隨後在全國各地接踵舉行，直至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因此，這次起義和其他各次起義一起，成為辛亥革命的前奏，敲響了封建帝製和清政府覆滅的喪鍾。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發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江西。江西成為僅比湖南、陝西晚一天的全國第三個起而響應革命的省區。10月23日，由同盟會會員掌握的駐九江新軍五十四標奮起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發動南昌新軍起義，建立了江西軍政府，江西全省遂告獨立。江西獨立，壯大了革命的聲威，對長江下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江西既定，東南蓋不足謀”，“由是而蘇而浙而皖，革命之聲勢驟盛，兩月之間披靡全國，真亙古所未有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的結束，創建了中華民國。
民國成立之初，麵對掌握總統職權的袁世凱鎮壓國民黨人民主政治鬥爭的形勢，江西國民黨人擁護孫中山興師討袁的主張。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誓師通電討袁。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市紛起響應，共同興師討袁，形成民國史上著名的國民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在袁世凱重兵圍攻下，雖然隻堅持了兩個月，但其所表現出的民主革命精神和無畏氣概，所堅守的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共和原則，在中國國民黨史和中華民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
第二，江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的主要地區，中共在江西領導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導引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和曆史命運。
在江西這塊土地上，中共首舉武裝反抗國民黨建立一黨專製統治的大旗，舉行八一南昌起義，提出並實行土地革命、人民政權和以蘇維埃救中國的革命綱領和建國方略，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江西作為中共領導土地革命的中心區域，先後創建有井岡山、中央、贛東北（閩浙贛）、湘贛、湘鄂贛等革命根據地，江西擁有全國最早、最大和最多的革命根據地，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曾為蘇維埃區域，被人們稱為人民軍隊誕生的搖籃、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搖籃，打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搖籃，“中國革命前進的偉大基地”。毛澤東等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江西這塊紅土地上戰鬥、生活和創造，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初步創立了指導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體係毛澤東思想，開辟了中國特色的中國革命勝利之路，學習和實踐了治國安民的藝術和戰爭的藝術，建設了一個廉潔的政府和一支堅強的人民軍隊，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培養了一大批會治黨、治國、治軍的優秀骨幹力量（中共第一、二代領導集體成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張聞天、任弼時、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胡耀邦、楊尚昆等，當年都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叱吒風雲的主要或重要領導人；新中國建國初期擔任從國家主席到省部級職務的黨政軍領導幹部中的140多人，人民軍隊的9位元帥、7位大將、34位上將、114位中將和更多的少將，曾在江西紅土地上戰鬥、生活，經曆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鬥爭的考驗）。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等地的奮鬥，揭示、引導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和曆史命運。以中央革命根據地為中心的土地革命史和革命戰爭史，成為中國共產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一個重要曆史階段，也是中華民國史上極富特色和地位的重要內容。
第三，江西是國民黨統治的重心地區，在國民黨執政後的民國政治、經濟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地理上，江西位處長江中遊、東南腹地，史稱“吳頭楚尾，粵戶閩庭，形勝之區”，尤其是毗鄰國民黨京畿重地，是衛護南京和蘇浙的重要戰略區。在政治上，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成為執掌全國政權的政黨。在很長時間內，江西在總體上屬於國民政府切實管轄的省份之一，是國民黨統治的基本地區。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前的10年間，江西還是國民黨黨政軍要人在地方活動最多的省區之一，廬山被稱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夏都”，每到盛夏酷暑，從國民黨中央黨部到國民政府各院、委、部，紛紛遷至廬山辦公，國民黨的許多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軍事方針，是在廬山作出的。蔣介石在南昌設立的行營，更是地位特殊，以至於“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真正的首都。軍事行動之外，行營更致力於政治、財經措施”，成為“南京統治的黨政軍中樞”，而被胡漢民斥之為“駕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太上黨部和太上政府”。數年間袞袞大公、森森冠蓋往來於南京、江西之間，極一時之盛。在經濟上，江西是傳統的糧食主產省，農業資源和礦產資源極為豐富，在民國經濟格局中，也有其獨特的優勢地位。
第四，江西是東南抗戰的重要省區，為民族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戰爭期間，江西是東南抗戰的重要省區。全省以大量的糧食和兵役、夫役，支持第三、第九和第四戰區的作戰，給國家貢獻壯丁103.8萬人，每年征收征購糧食達5000餘萬石、年平均占重慶國民政府征糧總量的12.9%；公營和民營工商業也因戰爭的需要，得到國民政府的扶持，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在大後方近20個省中位列前茅（可惜在1945年初被日本侵略軍摧毀殆盡），為支持東南地區的抗戰和資助西南大後方，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時人論述江西在東南和全國抗戰中的地位，認為江西是屏蔽西南、支撐東南的重要軍事堡壘和糧食倉庫，指出在抗戰大局中，“江西屏藩湘粵，控製蘇皖，進擊長江，可截敵人之腰，俯窺金陵，可瞰敵人之背，地利所宜，實反攻收複失地之前衛，且魚米財富，素稱豐饒，抗戰以來，資助後方，允屬柱石”。
二
民國時期的江西曆史進程，以1926年秋北伐軍攻占南昌實現政權轉換為界，經曆了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兩個統治時期。在現代社會轉型和民族民主革命交相行進的背景下，革命戰爭、民族抗戰、現代建設和國家權力深入基層的社會控製，構成江西民國曆史的主要線索。這些主要線索如何展開和行進，江西民國曆史是怎樣走過來的，是本書所要敘述的主要內容。
江西民國史，可以上溯到國民黨早期革命組織的建立。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後，孫中山派會員黃格鷗（清江人）、魏會英（贛州人）回江西發展組織。1906年，他們以1904年成立的反清革命團體易知社、我群社為主，建立同盟會江西支部。同盟會是中國最早建立的革命政黨，也是國民黨的前身，它在江西機構的設立，表明江西從此有了國民黨的組織。同盟會江西支部與1909年為聯絡會黨而建立的反清革命團體共進會江西分會（會長鄧文翬），在全省秘密發展組織，掌控新軍和會黨，發動反清武裝起義，是萍瀏醴起義、辛亥革命江西光複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民國成立，江西政權為革命黨人所掌握。1912年8月，孫中山等以中國同盟會為基礎組成國民黨。國民黨的稱謂，即從此始（1914年孫中山另組中華革命黨，1919年恢複國民黨名稱，改稱中國國民黨）。江西的同盟會、共進會兩組織隨即奉國民黨本部之命，合組為國民黨江西支部。這時，國民黨黨員遍於全省，為數不下2萬人，江西的國會議員和省議會議員，也大多數是國民黨人。因此，這個時期被江西國民黨人認為是一個“全盛時期”。1913年江西首先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與此不無關係。
1913年7月，袁世凱派北洋第六師師長李純進軍江西，一個多月間打敗反袁的數萬贛軍，國民黨領導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敗。李純隨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軍閥對江西的統治，同時對曾擔任文武官員、記者的國民黨人，和國民黨籍的10名國會參議院議員、25名眾議院議員以及眾多省議會議員，“一律按冊緝捕”，給全省的國民黨組織以毀滅性的打擊。江西國民黨人徐秀鈞（時任國會眾議院議員）等被捕殺，其餘“盡為亡命”，“四方竄伏，而以日本東京為最多”。
北洋軍閥入主江西，開始了對江西長達14年的統治。在這一長時間內，江西被裹入社會大轉型潮流，一方麵，北洋軍閥的暴戾統治及由此產生的戰亂，給江西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麵，因為時代的變化，全省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也日益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鮮事物。江西曾長期處於南北戰爭的前線，境內多次發生過局部戰爭和客軍過境，時局動蕩在不少年份成為基本特征。軍閥始終主導著全省政權，但在民國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體製也有較大的改變和創新。新的政治學說、思想觀念、政黨組織和文化運動，通過上海、北京和廣東，相繼傳入江西並在社會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響；以“贛人治贛”為核心的自治運動風靡一時；五四運動和抵製日貨行動在全省高潮迭起，作為革命政黨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先後在江西恢複建立和創立自己的組織，主要以秘密方式進行組織建設、武裝起義和響應北伐戰爭，引導國民革命和工農運動蓬勃發展。農業仍然在經濟中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但新型的資本主義經濟乘勢而興，出現一個創辦實業的小高潮。近代教育體製逐漸建立，中小學教育和留學教育出現新的氣象。所有這一切，構成這一時期社會變動和社會轉型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特點，也折射出曆史的複雜性和豐富的多樣性。
北伐戰爭開始前後，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在江西逐漸走向高潮，江西曆史進入重要的轉折時期，也呈現出空前的複雜性和尖銳性。其間，既有國民革命氣勢如虹的浪潮，北洋軍閥政權向國民黨政權轉換的新舊政權交替，為期66年的九江英租界被革命政府一舉收回，有組織的民眾力量走上政治舞台，也有革命內部各派力量由聯合對敵轉為分裂對立，國民黨右派與左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國民黨右派與中共及工農民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相互交織，錯綜複雜，並在共同進行的對北洋軍閥的作戰中，日益激烈、直接地顯露出來，影響和左右著江西政局及其走向。後期出主江西政務的朱培德，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權、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權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依違留連，加劇了政局的波譎雲詭和各派力量的興替消長。幾經反複、周折之後，江西最終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一個基本政區。
1927年國民黨實行反共清黨政策，其自身性質發生變化。同年4月成立南京國民政府，次年完成北伐統一，國民黨成為執掌全國政權的政黨，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政和以黨治軍，其政治地位較之以前有了根本變化。在與國民黨合作領導革命建國的模式夭折後，中國共產黨被迫另辟新路，舉行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開始走上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探索重建現代國家的艱難征程。土地革命時期，江西六十多個縣曾被紅色武裝所割據或衝擊，出現“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遊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的革命局麵。中共相繼在江西建立井岡山、贛東北、中央、湘鄂贛、湘贛革命根據地，為大規模領導武裝鬥爭並將土地革命的中心放在江西，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堅實的力量。江西人民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前仆後繼，英勇奮鬥，僅參加紅軍者達30多萬人，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達25萬多人，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人民大眾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奉獻。江西曆史，因此高峰凸起而為國內外所矚目。
1927年夏到1937年夏的10年，內戰和建設兩種情形，在江西交替出現。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創建革命根據地、領導土地革命的鬥爭，作為現代中國發展另一條道路的探索，形成對執政的國民黨的嚴重挑戰。因此，國民黨出動大軍，從以小規模為主的地方性作戰到由中央主導指揮的大兵團軍事進攻，對中共和紅軍進行長期的反複的“圍剿”。江西省在1927年起的七年中，成為國共兩黨“圍剿”和反“圍剿”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期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許多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是在江西等地針對著革命根據地作出的，其中不少明顯地受到革命根據地政策的深刻影響；國共兩黨的活動尤其是建國方向與治政方略，也圍繞著戰爭的行進，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實踐。國共兩黨以“圍剿”和反“圍剿”的軍事作戰形式進行的鬥爭，對中國曆史和國共兩黨，以及對江西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1930年底，蔣介石入贛指揮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戰爭，同時負責統一指導地方黨務。由此而至1934年第五次“圍剿”結束，江西省黨政事務，轉入以協助“圍剿”軍事為中心，省政府、省黨部依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的安排，竭力進行了行政機構改革、編組保安團和保甲組織、地方自治、厲行新生活運動和“協剿”活動。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後，當局繼續進行“清剿”紅軍遊擊隊，但“善後”與建設成為當時的主題。江西在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主持下，收拾殘破，力行革新，大吹建設之風，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取得了一些讓世人矚目的成績，為此後到來的抗日戰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抗日戰爭時期，江西既是前線，又是後方，是我國東南地區抗戰的重要省區。全麵抗戰爆發初期，當局比較注重抗戰動員，北方和東南沿海大量知識名流和流亡學生進入江西，給江西帶來勃勃生氣，全省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聲震東南。新四軍軍部在南昌建立，編入新四軍的南方紅軍遊擊隊將士由此走上抗日前線。第三戰區在贛東，第九戰區在贛中、贛西北，分別與入侵的日軍形成對峙，江西處在東南戰場對日作戰的前線，日本侵略軍根據中國軍隊仍擁有相當大的兵力，主力軍部署在湖南、江西及貴州省方麵，“其中江西、湖南兩省是抗戰的屏障”的判斷，連續發起對湘贛的作戰，企圖打開進入西南的通道，打破中國長期抗戰的戰略。由此，江西作為中國抗戰的前線和後方的特點凸現。中國軍隊在江西境內，先後進行了武漢會戰中的贛北作戰、南昌會戰、浙贛會戰、上高會戰等正麵戰場的大規模抗日戰役，特別是贛北作戰和上高會戰均曾給入侵日軍以沉重打擊，中國軍隊為堅守住抗戰初期形成的戰線，阻止日軍的繼續前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
戰時江西曾三遷省會。1939年3月，日本侵略軍發起進攻南昌戰役，江西省黨政機關從南昌遷移到吉安。同年底，再遷泰和縣，泰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江西抗戰時期的臨時省會，行使戰時後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職能。1945年2月，因日軍進攻贛西，省政府又由泰和遷往寧都，省黨部移至瑞金，一直到抗戰勝利後遷回南昌。戰時行政黨務，按照省一級“黨政聯係”、縣一級“黨政融化”的原則，調整和確立了省黨政關係，注重“發揮以黨透政、以黨透民之精神”，增進黨政聯係，掌握民眾團體，著力在農民、婦女和技術人員中發展黨員，開展國民精神動員、抗戰建國動員、經濟建設和增加生產、征實與征購糧食、擴大征兵、青年從軍、慰勞抗戰官兵、防空防諜鋤偽等活動。當局同時加大力量進行防製和反對共產黨活動，1941年底，破壞了中共江西省委機構及其三個特委組織，泰和“馬家洲集中營”和第三戰區“上饒集中營”，為江西境內關押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重要監獄。戰時江西經濟和文化教育在特殊環境和條件下，出現一個很不平常的勃興之態。江西人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犧牲，堅忍不拔，同仇敵愾，節衣縮食，獻糧出兵，以大量的兵役和糧食支持軍需民食，並以不少工業品支援西南大後方，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與此同時，以南昌、九江為中心的贛北14縣市，被日軍占領，日軍在九江建立了偽省政權，對這一地區實行殖民統治。全省60多縣先後遭到日軍的侵擾，日軍在江西境內犯下燒殺搶淫等累累罪行，使江西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失。1945年9月，第九戰區在南昌、九江接受日軍的投降，為長期抗戰的勝利畫上了完滿的句號。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取得的第一次偉大的勝利，是包括江西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抵抗外敵、追求自由、獨立和光明的偉大精神的生動體現。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曆史進入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國共兩黨在中國向何處去這一關係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發生尖銳的分歧，兩黨的談判和鬥爭，成為決定戰後政局變化和曆史進程的根本因素。在這一政治格局中，江西處於後方腹地，屬國民黨統治的基本地區。麵對戰後社會的百孔千瘡和農工百業的凋敝，江西全省的善後救濟和恢複建設有所動作。國共兩黨和談失敗、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後，江西省於1947年9月宣告進入“動員戡亂”時期。所謂“動員戡亂”，就是全社會進入戰時體製，集中人力、物力進行與中共的戰爭。9月2日，江西發布《為防匪戡亂告江西全省人士書》，不久，連頒10項法令，成立“江西省剿匪會報”和“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由省政府主席、省黨部主委等政、黨、駐軍、保安、警察、民意機關主要人物組成，作為“動員戡亂”的領導機構，江西政局轉入戰時體製。全省黨政的工作重心，由此全部轉向支援和應對“動員戡亂”，持續進行反共偵訊，組訓“民眾自衛隊”，編組保甲戶口，修建城垣碉堡，管製交通工具，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以及黨團合並。由於全社會無一例外地被納入“動員戡亂”的戰爭體製，全省行政圍繞這一中心運轉，嚴重影響了地方建設的開展和經濟社會的複興。1949年1月，省政府主席方天兼任省黨部主委，是繼熊式輝之後獨攬黨政大權的第二人。方天意圖有所作為，但已不可能如願，布置“應變工作”，建立“潛伏”的地下組織，遂為其關注所在。在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天塹進軍江西時，國民黨桂係軍隊節節敗退，方天也率黨政機構相繼由南昌退逃吉安、贛州、廣東和台灣，國民黨在江西的統治，隨著1949年5月省會南昌的解放而告結束。
三
如實全麵地反映民國江西的複雜曆史，記載政黨、團體和各類人物的思想和活動，反映曆史的波瀾與逶迤，以便有助於文化的積累和建設，有助於人們了解整體的、客觀的曆史原貌，總結經驗，知往鑒來，是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
無論是作為革命黨還是執政黨，國民黨在江西的活動，都是本卷的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如何認識與評價主持江西省政的統治當局，便成為需要重點討論的問題。國民黨的江西組織，是在江西出現的第一個近代政黨。在其從建立、發展到潰敗的興替過程中，它的性質、地位幾經轉換，實際表現起伏不一。在反對清朝和北洋軍閥封建統治的鬥爭中，它是一個革命的政黨，特別是1924年實現國共合作後，它具有更加廣泛的人民性，富有生氣，流血犧牲，前仆後繼，為在江西結束清朝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國民黨成為獨掌全國政權的執政黨後，江西的國民黨與政權組織，在性質和地位上同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黨務政務活動，也是在執政和國內戰爭、民族戰爭中展開的。黨的性質、執政地位和戰爭環境，給當政的國民黨以嚴峻的考驗，也在很大程度上規定和製約著其活動的內容和結果。因此，一方麵，執掌省政23年間，江西在形式上，建立了現代政治在省一級區域內運行的黨政框架和法律規製，組成了由省市到鄉村的省、專署、縣、區、鄉、保甲六級縱向組織網絡，以及覆蓋省縣政治、經濟、文化、保安、警察各機構以及各社會團體的橫向組織網絡，在江西曆史上，第一次在全省範圍內，將社會生活和民眾納入有著較嚴密組織的黨政一體軌製內，國家權力深入基層社會和偏遠鄉村，引起了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重大變化，也給社會和民眾灌輸了一些現代政治意識，並主導了民國時期江西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向。
另一方麵，江西國民黨的黨務政務活動，受到黨政組織自身條件與客觀環境的製約，而優劣並存、優不敵劣，集中的表現是製度形態與實際形態不一致：宣言代表人民利益而人民利益不保，號召鏟除腐惡而腐惡日增，強調組織力量而派別紛爭不斷，活動頻繁不絕而實效不佳，條規龐雜細密而多徒具空文。從抗戰中期開始出現日益加劇的腐敗，而迅速地走向崩潰，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關於民國時期的江西人，也是需要特別探討的重要問題。民國時期，如蔣介石、張繼、陳立夫、居正、陳布雷等不少名人，都對江西的民性民風做過闡述，其中又以陳布雷的分析最具客觀性和代表性。陳布雷1934年5月在南昌的一次講演中說，他自幼對江西便有深切的印象，認為江西人之誠樸勤勞、節儉刻苦，是超過江浙幾省不知多少倍，江西人普遍待人以誠，對人懇摯有熱情，在禮貌與禮節上均異常周到，不過性情上質勝於文，古板一些，也可以說“勤苦有餘而發育不足，質樸有餘而進取不足，守分有餘而自強不足，禮讓有餘而微少勇氣，誠篤有餘而欠缺蓬勃慷慨的熱情”。此外，其他人也有江西人文弱，尚文不尚武，人不知兵，不如湖南人強悍等議論。類似分析，因為均有一個鼓動江西人民起而協力“圍剿”紅軍的前提，所以也難說不帶有片麵性，例如與毛澤東等人對江西革命根據地人民革命性和創造性等的分析，便大有不同。不過，作為一種流傳甚廣的社會性評價，多少也反映了民國時期江西民性民風的一些真實，是研究民國史時不能太過忽略的問題--盡管限於篇幅和體例，本卷書稿不能展開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人是曆史活動的主體，從根本上決定著曆史發展的整體麵貌和發展程度。
在江西民國史上，與民性民風同樣值得重視的，依然是眾多傑出人物的湧現。波激浪湧的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大潮，源遠流長的優秀人文傳統，美麗富饒的青山綠水，造就了一大批蜚聲中外、留名青史的優秀才俊。民國時期江西籍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經濟和文化名人、學者，層出不窮，再次重現江西曆史上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人文景觀。其中，有在贛率先傳播新思想、組建國共兩黨組織的革命先驅趙醒儂、袁玉冰，有在創建革命根據地和開展土地革命鬥爭中叱吒風雲的方誌敏、陳正人、曾山、黃道、邵式平，以及張世熙、沈劍華、張國庶、李文林、何克全、吳先民、周建屏、萬永誠、劉英、汪金祥、林瑞笙、鍾世斌、鍾循仁、劉啟耀、胡海、古柏、高自立、鄧振詢、賴昌作、李才蓮等一大批省級以上黨政領導幹部和紅軍將領（在新中國建國初期授銜的人民軍隊將領中，江西籍將軍有3位上將、37位中將和196位少將）；有奮然首舉反袁二次革命義旗的民主革命家李烈鈞，有被魯迅稱為“真的猛士”、“為了中國而死”的反帝愛國學生運動領袖劉和珍，有不畏日軍強暴、堅持民族氣節而壯烈殉國的民族英雄蔡公時、姚名達，有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堅持伸張人類和國際正義的大法官梅汝璈，有富有民主進步思想的著名愛國人士鄒韜奮、楊杏佛、許德珩、王造時、羅隆基、彭文應、李世璋，有傑出的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學家、史學家、農學家、翻譯家、文學藝術家、佛學家、新聞記者陳三立、吳有訓、胡先驌、程孝剛、陳寅恪、蕭公權、饒毓泰、蕭純錦、遊國恩、夏敬觀、楊惟義、黃家駟、盛彤笙、王禮錫、熊佛西、傅抱石、程懋筠、歐陽漸、黃遠生等等。一批早年富有理想，積極投身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的人士，如段錫朋、程天放、劉峙、桂永清、熊式輝、曹浩森、魏道明等，而後成為國民黨高級軍政要員。當然，在時代前進的洪流中，在曆史轉變的重大關頭，也出現了一些落伍者，“辮帥”張勳悍然擁清複辟帝製，江亢虎由中國社會黨黨魁而至大漢奸，張國燾早先積極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和領導土地革命鬥爭，而後竟然叛變中共投向國民黨。
民國江西的曆史，進步與倒退同存，幾種社會形態交替或重疊，時賢先進發生著分化，建設新江西的路途曲折多難，因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曆史複雜性。無疑，對於所有認真的讀者來說，自不難從這綿綿複雜性中讀出曆史的理路和道理來。
本卷敘述的是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的江西曆史。中華民國是一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是中國社會性質發生劇變，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向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也是社會內容既豐富多彩又複雜多變，社會矛盾、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糾結交替，現代國家在建設和戰爭中曲折前行、走向崛起的重要轉型時期。在這個曆史時期內，現代城市建設、社會公共領域和現代生活與時尚也不斷呈現新的麵貌。這一切，既是曆史的豐富內容和質的規定性，又是江西民國曆史形成和發展的宏大背景。本卷即是在這一規定性和時代背景下，對江西的民國史進行考察和敘述。
一
江西在民國曆史上具有鮮明的特點與重要的地位。從曆史的獨特性和對國家的影響與貢獻上看，其特點與地位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第一，在中華民國的開國史上，江西是革命的首義地區之一。萍瀏醴起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為民國的創建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萍瀏醴起義，是1906年12月4日（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萍鄉籍同盟會會員蔡紹南與湖南籍會員劉道一等奉孫中山派遣，從日本返國領導發動的武裝起義。這次起義於萍鄉，揭出“中華國民軍”的名號和表達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綱領的起義檄文，數日間遍及瀏陽、醴陵、宜春、萬載等贛湘邊境十多個縣。起義雖然在清政府調集的四省重兵鎮壓下失敗，但它是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後舉行的第一次以推翻封建帝製、建立民主共和製國家為目標的大規模武裝起義。起義爆發，如孫中山所說，引起“全國震蕩”，一係列武裝起義隨後在全國各地接踵舉行，直至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因此，這次起義和其他各次起義一起，成為辛亥革命的前奏，敲響了封建帝製和清政府覆滅的喪鍾。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發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江西。江西成為僅比湖南、陝西晚一天的全國第三個起而響應革命的省區。10月23日，由同盟會會員掌握的駐九江新軍五十四標奮起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發動南昌新軍起義，建立了江西軍政府，江西全省遂告獨立。江西獨立，壯大了革命的聲威，對長江下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江西既定，東南蓋不足謀”，“由是而蘇而浙而皖，革命之聲勢驟盛，兩月之間披靡全國，真亙古所未有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的結束，創建了中華民國。
民國成立之初，麵對掌握總統職權的袁世凱鎮壓國民黨人民主政治鬥爭的形勢，江西國民黨人擁護孫中山興師討袁的主張。1913年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誓師通電討袁。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市紛起響應，共同興師討袁，形成民國史上著名的國民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在袁世凱重兵圍攻下，雖然隻堅持了兩個月，但其所表現出的民主革命精神和無畏氣概，所堅守的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共和原則，在中國國民黨史和中華民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
第二，江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革命的主要地區，中共在江西領導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導引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和曆史命運。
在江西這塊土地上，中共首舉武裝反抗國民黨建立一黨專製統治的大旗，舉行八一南昌起義，提出並實行土地革命、人民政權和以蘇維埃救中國的革命綱領和建國方略，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江西作為中共領導土地革命的中心區域，先後創建有井岡山、中央、贛東北（閩浙贛）、湘贛、湘鄂贛等革命根據地，江西擁有全國最早、最大和最多的革命根據地，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曾為蘇維埃區域，被人們稱為人民軍隊誕生的搖籃、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搖籃，打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搖籃，“中國革命前進的偉大基地”。毛澤東等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在江西這塊紅土地上戰鬥、生活和創造，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初步創立了指導中國革命的科學理論體係毛澤東思想，開辟了中國特色的中國革命勝利之路，學習和實踐了治國安民的藝術和戰爭的藝術，建設了一個廉潔的政府和一支堅強的人民軍隊，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培養了一大批會治黨、治國、治軍的優秀骨幹力量（中共第一、二代領導集體成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張聞天、任弼時、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胡耀邦、楊尚昆等，當年都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叱吒風雲的主要或重要領導人；新中國建國初期擔任從國家主席到省部級職務的黨政軍領導幹部中的140多人，人民軍隊的9位元帥、7位大將、34位上將、114位中將和更多的少將，曾在江西紅土地上戰鬥、生活，經曆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鬥爭的考驗）。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等地的奮鬥，揭示、引導了中國的前進方向和曆史命運。以中央革命根據地為中心的土地革命史和革命戰爭史，成為中國共產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的一個重要曆史階段，也是中華民國史上極富特色和地位的重要內容。
第三，江西是國民黨統治的重心地區，在國民黨執政後的民國政治、經濟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地理上，江西位處長江中遊、東南腹地，史稱“吳頭楚尾，粵戶閩庭，形勝之區”，尤其是毗鄰國民黨京畿重地，是衛護南京和蘇浙的重要戰略區。在政治上，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成為執掌全國政權的政黨。在很長時間內，江西在總體上屬於國民政府切實管轄的省份之一，是國民黨統治的基本地區。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前的10年間，江西還是國民黨黨政軍要人在地方活動最多的省區之一，廬山被稱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夏都”，每到盛夏酷暑，從國民黨中央黨部到國民政府各院、委、部，紛紛遷至廬山辦公，國民黨的許多內政外交、政治經濟軍事方針，是在廬山作出的。蔣介石在南昌設立的行營，更是地位特殊，以至於“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真正的首都。軍事行動之外，行營更致力於政治、財經措施”，成為“南京統治的黨政軍中樞”，而被胡漢民斥之為“駕乎中央黨部、國民政府的太上黨部和太上政府”。數年間袞袞大公、森森冠蓋往來於南京、江西之間，極一時之盛。在經濟上，江西是傳統的糧食主產省，農業資源和礦產資源極為豐富，在民國經濟格局中，也有其獨特的優勢地位。
第四，江西是東南抗戰的重要省區，為民族抗戰的最後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戰爭期間，江西是東南抗戰的重要省區。全省以大量的糧食和兵役、夫役，支持第三、第九和第四戰區的作戰，給國家貢獻壯丁103.8萬人，每年征收征購糧食達5000餘萬石、年平均占重慶國民政府征糧總量的12.9%；公營和民營工商業也因戰爭的需要，得到國民政府的扶持，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在大後方近20個省中位列前茅（可惜在1945年初被日本侵略軍摧毀殆盡），為支持東南地區的抗戰和資助西南大後方，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時人論述江西在東南和全國抗戰中的地位，認為江西是屏蔽西南、支撐東南的重要軍事堡壘和糧食倉庫，指出在抗戰大局中，“江西屏藩湘粵，控製蘇皖，進擊長江，可截敵人之腰，俯窺金陵，可瞰敵人之背，地利所宜，實反攻收複失地之前衛，且魚米財富，素稱豐饒，抗戰以來，資助後方，允屬柱石”。
二
民國時期的江西曆史進程，以1926年秋北伐軍攻占南昌實現政權轉換為界，經曆了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兩個統治時期。在現代社會轉型和民族民主革命交相行進的背景下，革命戰爭、民族抗戰、現代建設和國家權力深入基層的社會控製，構成江西民國曆史的主要線索。這些主要線索如何展開和行進，江西民國曆史是怎樣走過來的，是本書所要敘述的主要內容。
江西民國史，可以上溯到國民黨早期革命組織的建立。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後，孫中山派會員黃格鷗（清江人）、魏會英（贛州人）回江西發展組織。1906年，他們以1904年成立的反清革命團體易知社、我群社為主，建立同盟會江西支部。同盟會是中國最早建立的革命政黨，也是國民黨的前身，它在江西機構的設立，表明江西從此有了國民黨的組織。同盟會江西支部與1909年為聯絡會黨而建立的反清革命團體共進會江西分會（會長鄧文翬），在全省秘密發展組織，掌控新軍和會黨，發動反清武裝起義，是萍瀏醴起義、辛亥革命江西光複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民國成立，江西政權為革命黨人所掌握。1912年8月，孫中山等以中國同盟會為基礎組成國民黨。國民黨的稱謂，即從此始（1914年孫中山另組中華革命黨，1919年恢複國民黨名稱，改稱中國國民黨）。江西的同盟會、共進會兩組織隨即奉國民黨本部之命，合組為國民黨江西支部。這時，國民黨黨員遍於全省，為數不下2萬人，江西的國會議員和省議會議員，也大多數是國民黨人。因此，這個時期被江西國民黨人認為是一個“全盛時期”。1913年江西首先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與此不無關係。
1913年7月，袁世凱派北洋第六師師長李純進軍江西，一個多月間打敗反袁的數萬贛軍，國民黨領導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敗。李純隨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軍閥對江西的統治，同時對曾擔任文武官員、記者的國民黨人，和國民黨籍的10名國會參議院議員、25名眾議院議員以及眾多省議會議員，“一律按冊緝捕”，給全省的國民黨組織以毀滅性的打擊。江西國民黨人徐秀鈞（時任國會眾議院議員）等被捕殺，其餘“盡為亡命”，“四方竄伏，而以日本東京為最多”。
北洋軍閥入主江西，開始了對江西長達14年的統治。在這一長時間內，江西被裹入社會大轉型潮流，一方麵，北洋軍閥的暴戾統治及由此產生的戰亂，給江西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麵，因為時代的變化，全省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也日益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鮮事物。江西曾長期處於南北戰爭的前線，境內多次發生過局部戰爭和客軍過境，時局動蕩在不少年份成為基本特征。軍閥始終主導著全省政權，但在民國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體製也有較大的改變和創新。新的政治學說、思想觀念、政黨組織和文化運動，通過上海、北京和廣東，相繼傳入江西並在社會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響；以“贛人治贛”為核心的自治運動風靡一時；五四運動和抵製日貨行動在全省高潮迭起，作為革命政黨的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先後在江西恢複建立和創立自己的組織，主要以秘密方式進行組織建設、武裝起義和響應北伐戰爭，引導國民革命和工農運動蓬勃發展。農業仍然在經濟中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但新型的資本主義經濟乘勢而興，出現一個創辦實業的小高潮。近代教育體製逐漸建立，中小學教育和留學教育出現新的氣象。所有這一切，構成這一時期社會變動和社會轉型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特點，也折射出曆史的複雜性和豐富的多樣性。
北伐戰爭開始前後，國共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在江西逐漸走向高潮，江西曆史進入重要的轉折時期，也呈現出空前的複雜性和尖銳性。其間，既有國民革命氣勢如虹的浪潮，北洋軍閥政權向國民黨政權轉換的新舊政權交替，為期66年的九江英租界被革命政府一舉收回，有組織的民眾力量走上政治舞台，也有革命內部各派力量由聯合對敵轉為分裂對立，國民黨右派與左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國民黨右派與中共及工農民眾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相互交織，錯綜複雜，並在共同進行的對北洋軍閥的作戰中，日益激烈、直接地顯露出來，影響和左右著江西政局及其走向。後期出主江西政務的朱培德，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權、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權以及中國共產黨之間，依違留連，加劇了政局的波譎雲詭和各派力量的興替消長。幾經反複、周折之後，江西最終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一個基本政區。
1927年國民黨實行反共清黨政策，其自身性質發生變化。同年4月成立南京國民政府，次年完成北伐統一，國民黨成為執掌全國政權的政黨，實行以黨治國、以黨治政和以黨治軍，其政治地位較之以前有了根本變化。在與國民黨合作領導革命建國的模式夭折後，中國共產黨被迫另辟新路，舉行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秋收起義，開始走上獨立領導土地革命、探索重建現代國家的艱難征程。土地革命時期，江西六十多個縣曾被紅色武裝所割據或衝擊，出現“江西的農村起義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紅軍遊擊隊比哪一省都要多”的革命局麵。中共相繼在江西建立井岡山、贛東北、中央、湘鄂贛、湘贛革命根據地，為大規模領導武裝鬥爭並將土地革命的中心放在江西，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和堅實的力量。江西人民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前仆後繼，英勇奮鬥，僅參加紅軍者達30多萬人，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達25萬多人，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人民大眾解放事業，作出了重大奉獻。江西曆史，因此高峰凸起而為國內外所矚目。
1927年夏到1937年夏的10年，內戰和建設兩種情形，在江西交替出現。中國共產黨在江西創建革命根據地、領導土地革命的鬥爭，作為現代中國發展另一條道路的探索，形成對執政的國民黨的嚴重挑戰。因此，國民黨出動大軍，從以小規模為主的地方性作戰到由中央主導指揮的大兵團軍事進攻，對中共和紅軍進行長期的反複的“圍剿”。江西省在1927年起的七年中，成為國共兩黨“圍剿”和反“圍剿”戰爭的主要戰場之一。期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許多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是在江西等地針對著革命根據地作出的，其中不少明顯地受到革命根據地政策的深刻影響；國共兩黨的活動尤其是建國方向與治政方略，也圍繞著戰爭的行進，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實踐。國共兩黨以“圍剿”和反“圍剿”的軍事作戰形式進行的鬥爭，對中國曆史和國共兩黨，以及對江西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1930年底，蔣介石入贛指揮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戰爭，同時負責統一指導地方黨務。由此而至1934年第五次“圍剿”結束，江西省黨政事務，轉入以協助“圍剿”軍事為中心，省政府、省黨部依照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的安排，竭力進行了行政機構改革、編組保安團和保甲組織、地方自治、厲行新生活運動和“協剿”活動。1934年10月紅軍長征後，當局繼續進行“清剿”紅軍遊擊隊，但“善後”與建設成為當時的主題。江西在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的主持下，收拾殘破，力行革新，大吹建設之風，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取得了一些讓世人矚目的成績，為此後到來的抗日戰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抗日戰爭時期，江西既是前線，又是後方，是我國東南地區抗戰的重要省區。全麵抗戰爆發初期，當局比較注重抗戰動員，北方和東南沿海大量知識名流和流亡學生進入江西，給江西帶來勃勃生氣，全省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湧，聲震東南。新四軍軍部在南昌建立，編入新四軍的南方紅軍遊擊隊將士由此走上抗日前線。第三戰區在贛東，第九戰區在贛中、贛西北，分別與入侵的日軍形成對峙，江西處在東南戰場對日作戰的前線，日本侵略軍根據中國軍隊仍擁有相當大的兵力，主力軍部署在湖南、江西及貴州省方麵，“其中江西、湖南兩省是抗戰的屏障”的判斷，連續發起對湘贛的作戰，企圖打開進入西南的通道，打破中國長期抗戰的戰略。由此，江西作為中國抗戰的前線和後方的特點凸現。中國軍隊在江西境內，先後進行了武漢會戰中的贛北作戰、南昌會戰、浙贛會戰、上高會戰等正麵戰場的大規模抗日戰役，特別是贛北作戰和上高會戰均曾給入侵日軍以沉重打擊，中國軍隊為堅守住抗戰初期形成的戰線，阻止日軍的繼續前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
戰時江西曾三遷省會。1939年3月，日本侵略軍發起進攻南昌戰役，江西省黨政機關從南昌遷移到吉安。同年底，再遷泰和縣，泰和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江西抗戰時期的臨時省會，行使戰時後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職能。1945年2月，因日軍進攻贛西，省政府又由泰和遷往寧都，省黨部移至瑞金，一直到抗戰勝利後遷回南昌。戰時行政黨務，按照省一級“黨政聯係”、縣一級“黨政融化”的原則，調整和確立了省黨政關係，注重“發揮以黨透政、以黨透民之精神”，增進黨政聯係，掌握民眾團體，著力在農民、婦女和技術人員中發展黨員，開展國民精神動員、抗戰建國動員、經濟建設和增加生產、征實與征購糧食、擴大征兵、青年從軍、慰勞抗戰官兵、防空防諜鋤偽等活動。當局同時加大力量進行防製和反對共產黨活動，1941年底，破壞了中共江西省委機構及其三個特委組織，泰和“馬家洲集中營”和第三戰區“上饒集中營”，為江西境內關押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重要監獄。戰時江西經濟和文化教育在特殊環境和條件下，出現一個很不平常的勃興之態。江西人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犧牲，堅忍不拔，同仇敵愾，節衣縮食，獻糧出兵，以大量的兵役和糧食支持軍需民食，並以不少工業品支援西南大後方，為抗戰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與此同時，以南昌、九江為中心的贛北14縣市，被日軍占領，日軍在九江建立了偽省政權，對這一地區實行殖民統治。全省60多縣先後遭到日軍的侵擾，日軍在江西境內犯下燒殺搶淫等累累罪行，使江西人民的生命財產和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損失。1945年9月，第九戰區在南昌、九江接受日軍的投降，為長期抗戰的勝利畫上了完滿的句號。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取得的第一次偉大的勝利，是包括江西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抵抗外敵、追求自由、獨立和光明的偉大精神的生動體現。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曆史進入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國共兩黨在中國向何處去這一關係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問題上，發生尖銳的分歧，兩黨的談判和鬥爭，成為決定戰後政局變化和曆史進程的根本因素。在這一政治格局中，江西處於後方腹地，屬國民黨統治的基本地區。麵對戰後社會的百孔千瘡和農工百業的凋敝，江西全省的善後救濟和恢複建設有所動作。國共兩黨和談失敗、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後，江西省於1947年9月宣告進入“動員戡亂”時期。所謂“動員戡亂”，就是全社會進入戰時體製，集中人力、物力進行與中共的戰爭。9月2日，江西發布《為防匪戡亂告江西全省人士書》，不久，連頒10項法令，成立“江西省剿匪會報”和“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由省政府主席、省黨部主委等政、黨、駐軍、保安、警察、民意機關主要人物組成，作為“動員戡亂”的領導機構，江西政局轉入戰時體製。全省黨政的工作重心，由此全部轉向支援和應對“動員戡亂”，持續進行反共偵訊，組訓“民眾自衛隊”，編組保甲戶口，修建城垣碉堡，管製交通工具，鎮壓學生的愛國運動，以及黨團合並。由於全社會無一例外地被納入“動員戡亂”的戰爭體製，全省行政圍繞這一中心運轉，嚴重影響了地方建設的開展和經濟社會的複興。1949年1月，省政府主席方天兼任省黨部主委，是繼熊式輝之後獨攬黨政大權的第二人。方天意圖有所作為，但已不可能如願，布置“應變工作”，建立“潛伏”的地下組織，遂為其關注所在。在人民解放軍突破長江天塹進軍江西時，國民黨桂係軍隊節節敗退，方天也率黨政機構相繼由南昌退逃吉安、贛州、廣東和台灣，國民黨在江西的統治，隨著1949年5月省會南昌的解放而告結束。
三
如實全麵地反映民國江西的複雜曆史，記載政黨、團體和各類人物的思想和活動，反映曆史的波瀾與逶迤，以便有助於文化的積累和建設，有助於人們了解整體的、客觀的曆史原貌，總結經驗，知往鑒來，是撰寫本書的主要目的。
無論是作為革命黨還是執政黨，國民黨在江西的活動，都是本卷的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如何認識與評價主持江西省政的統治當局，便成為需要重點討論的問題。國民黨的江西組織，是在江西出現的第一個近代政黨。在其從建立、發展到潰敗的興替過程中，它的性質、地位幾經轉換，實際表現起伏不一。在反對清朝和北洋軍閥封建統治的鬥爭中，它是一個革命的政黨，特別是1924年實現國共合作後，它具有更加廣泛的人民性，富有生氣，流血犧牲，前仆後繼，為在江西結束清朝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國民黨成為獨掌全國政權的執政黨後，江西的國民黨與政權組織，在性質和地位上同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黨務政務活動，也是在執政和國內戰爭、民族戰爭中展開的。黨的性質、執政地位和戰爭環境，給當政的國民黨以嚴峻的考驗，也在很大程度上規定和製約著其活動的內容和結果。因此，一方麵，執掌省政23年間，江西在形式上，建立了現代政治在省一級區域內運行的黨政框架和法律規製，組成了由省市到鄉村的省、專署、縣、區、鄉、保甲六級縱向組織網絡，以及覆蓋省縣政治、經濟、文化、保安、警察各機構以及各社會團體的橫向組織網絡，在江西曆史上，第一次在全省範圍內，將社會生活和民眾納入有著較嚴密組織的黨政一體軌製內，國家權力深入基層社會和偏遠鄉村，引起了社會結構和社會秩序的重大變化，也給社會和民眾灌輸了一些現代政治意識，並主導了民國時期江西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向。
另一方麵，江西國民黨的黨務政務活動，受到黨政組織自身條件與客觀環境的製約，而優劣並存、優不敵劣，集中的表現是製度形態與實際形態不一致：宣言代表人民利益而人民利益不保，號召鏟除腐惡而腐惡日增，強調組織力量而派別紛爭不斷，活動頻繁不絕而實效不佳，條規龐雜細密而多徒具空文。從抗戰中期開始出現日益加劇的腐敗，而迅速地走向崩潰，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關於民國時期的江西人，也是需要特別探討的重要問題。民國時期，如蔣介石、張繼、陳立夫、居正、陳布雷等不少名人，都對江西的民性民風做過闡述，其中又以陳布雷的分析最具客觀性和代表性。陳布雷1934年5月在南昌的一次講演中說，他自幼對江西便有深切的印象，認為江西人之誠樸勤勞、節儉刻苦，是超過江浙幾省不知多少倍，江西人普遍待人以誠，對人懇摯有熱情，在禮貌與禮節上均異常周到，不過性情上質勝於文，古板一些，也可以說“勤苦有餘而發育不足，質樸有餘而進取不足，守分有餘而自強不足，禮讓有餘而微少勇氣，誠篤有餘而欠缺蓬勃慷慨的熱情”。此外，其他人也有江西人文弱，尚文不尚武，人不知兵，不如湖南人強悍等議論。類似分析，因為均有一個鼓動江西人民起而協力“圍剿”紅軍的前提，所以也難說不帶有片麵性，例如與毛澤東等人對江西革命根據地人民革命性和創造性等的分析，便大有不同。不過，作為一種流傳甚廣的社會性評價，多少也反映了民國時期江西民性民風的一些真實，是研究民國史時不能太過忽略的問題--盡管限於篇幅和體例，本卷書稿不能展開對這一問題的論述。人是曆史活動的主體，從根本上決定著曆史發展的整體麵貌和發展程度。
在江西民國史上，與民性民風同樣值得重視的，依然是眾多傑出人物的湧現。波激浪湧的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大潮，源遠流長的優秀人文傳統，美麗富饒的青山綠水，造就了一大批蜚聲中外、留名青史的優秀才俊。民國時期江西籍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經濟和文化名人、學者，層出不窮，再次重現江西曆史上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人文景觀。其中，有在贛率先傳播新思想、組建國共兩黨組織的革命先驅趙醒儂、袁玉冰，有在創建革命根據地和開展土地革命鬥爭中叱吒風雲的方誌敏、陳正人、曾山、黃道、邵式平，以及張世熙、沈劍華、張國庶、李文林、何克全、吳先民、周建屏、萬永誠、劉英、汪金祥、林瑞笙、鍾世斌、鍾循仁、劉啟耀、胡海、古柏、高自立、鄧振詢、賴昌作、李才蓮等一大批省級以上黨政領導幹部和紅軍將領（在新中國建國初期授銜的人民軍隊將領中，江西籍將軍有3位上將、37位中將和196位少將）；有奮然首舉反袁二次革命義旗的民主革命家李烈鈞，有被魯迅稱為“真的猛士”、“為了中國而死”的反帝愛國學生運動領袖劉和珍，有不畏日軍強暴、堅持民族氣節而壯烈殉國的民族英雄蔡公時、姚名達，有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堅持伸張人類和國際正義的大法官梅汝璈，有富有民主進步思想的著名愛國人士鄒韜奮、楊杏佛、許德珩、王造時、羅隆基、彭文應、李世璋，有傑出的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學家、史學家、農學家、翻譯家、文學藝術家、佛學家、新聞記者陳三立、吳有訓、胡先驌、程孝剛、陳寅恪、蕭公權、饒毓泰、蕭純錦、遊國恩、夏敬觀、楊惟義、黃家駟、盛彤笙、王禮錫、熊佛西、傅抱石、程懋筠、歐陽漸、黃遠生等等。一批早年富有理想，積極投身五四運動和國民革命的人士，如段錫朋、程天放、劉峙、桂永清、熊式輝、曹浩森、魏道明等，而後成為國民黨高級軍政要員。當然，在時代前進的洪流中，在曆史轉變的重大關頭，也出現了一些落伍者，“辮帥”張勳悍然擁清複辟帝製，江亢虎由中國社會黨黨魁而至大漢奸，張國燾早先積極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和領導土地革命鬥爭，而後竟然叛變中共投向國民黨。
民國江西的曆史，進步與倒退同存，幾種社會形態交替或重疊，時賢先進發生著分化，建設新江西的路途曲折多難，因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曆史複雜性。無疑，對於所有認真的讀者來說，自不難從這綿綿複雜性中讀出曆史的理路和道理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