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與都昌

第二十九章 高平叔與蔡元培

　　高平叔，筆者原來就聽說過他的名字，知道是都昌縣多寶鄉西高村人；知道他是一個大學者，由於他長期在外，對他的學業、事業鮮有聽聞。都昌縣曆史名人研究會名譽會長、都昌縣原副縣長易至剛，從上海寄來高平叔從事蔡元培研究的一些資料，我貪婪地讀了幾遍，如享受豐盛的文化大餐。現輯錄如下（小標題有個別調整）。

　　（一）高平叔簡介

　　高平叔（1913-1998年），原名乃同，漢族，江西都昌人。著名經濟學家、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蔡元培研究專家。是國際經濟研究所（現商務部研究院）創始人，在國際經濟及對外貿易方麵，著譯頗為豐碩；尤在蔡元培研究方麵用力最勤、成績最多、影響最大。曾擔任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秘書；中國蔡元培研究會重要創始人，副會長。

　　高平叔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新社會科學研究院。曆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籌備主任及研究員，紐約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研究員，美國佛蒙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貿易部中國國際經濟所（現商務部研究院）所長等職。南開大學曆史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兼職研究員。

　　高平叔早在16歲時就受知於蔡先生，後襄助蔡先生做研究工作，搜集整理資料，代擬文稿。蔡先生對他的作品竟是逐字逐句推敲。有人開玩笑地說：“你簡直是蔡先生晚年親自指導的一個研究生。”自從1935年蔡先生囑托高平叔為他編文集和傳記以來，高平叔先生已編著出版蔡元培全集、選集、注釋本文集、傳略、年譜簡編等近四十冊，計1400餘萬字。蔡先生的一些言行，高平叔可以說是親耳恭聽、親眼目睹、親身經曆的。因此，高教授是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最合適的人選。高平叔先生以年近九旬高齡，為完成“蔡元培研究三部曲”（蔡元培全集、年譜長編、大傳）而日夜拚搏。現全集、長編已麵世，而大傳尚未竣稿。惜天不假年，高平叔先生宏願未成完璧而仙逝。蔡元培先生被尊為“學界泰鬥，人世楷模”，高平叔先生為弘揚蔡翁精神，孜孜以求，重誠守諾，奉獻終身，其道德文章、高風亮節也在學術界樹起了一座豐碑。

　　（二）高成鳶：獻身蔡元培研究的高平叔蔡元培先生是現代中國教育與學術的宗師，是華人世界中不分黨派無人不敬的人物。曾有報刊刊載了天津南開大學教授高平叔先生的文章《六十年前的囑托：我和蔡元培的一段文學因緣》，這是新出版的《蔡元培年譜長編》自序的一部分，交代了他受蔡元培先生親自囑托編全集的經過。接受囑托時，高先生還是20多歲的青年，到他完成為蔡元培全集詳加注釋的偉大工程的1998年，他已變成耄耋老人。他把一生奉獻給蔡元培研究，從1935年就下工夫收集整理資料，抗戰爆發，積累的成果散失殆盡。高平叔先生說：“終天抱恨，莫過於此。”他本人的專業是經濟學，已經卓有建樹，他舍棄專業從美國歸來，就為便於從事蔡元培研究。但“文革”中又被下放改造，直到1977年北上，又經兩年的奔走求援，始得定居天津。使他痛心的是浪費了大好年華。

　　撰寫《蔡元培年譜長編》

　　後來蔡元培的研究也要首先突破禁區，其標誌是1980年北京舉行蔡元培先生逝世40周年紀念會和北京大學成立蔡元培研究會，對於這兩件事的促成，高先生起過重要作用。高先生深知自身使命的重大，他在編《全集》的過程中，給自己外加了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的艱巨任務。經過15個寒暑，近兩百萬字的巨著，終於與《全集》先後問世。學術界一致認為，《年譜長編》的難度和意義都超過《全集》。例如書中根據先烈楊杏佛之子提供的證明，破除了曆史謊言，澄清了胡適先生退出人權同盟事件的真相。

　　其他奉獻：此外，高先生還應各方麵的需要，編寫了眾多的蔡元培專題言論集。我想超強的精力耗費必定會傷及老人的身體，以致縮短了他的壽命。主要使命勉強完成，他就離開了人世。我因供職於圖書館，眼看這位老者搬運大摞舊報刊埋頭翻閱，助手也沒一個，受其感動，加上我對蔡先生的崇拜和黃鈺生老館長的特別授意，我為他的事業奉獻了一些業餘時間。最繁重的是他為《全集》加注釋，需要查找生僻文字和典故。接到他家人的訃告電話時，我不僅想到某學者為他寫的詩：蔡氏言行信足傳，高翁秉筆竟遺篇。千金一諾情何重，心力拋殘六十年。正是賴有高平叔這樣的仁人誌士，蔡元培先生開拓的民族文化現代化的偉業才能夠薪盡火傳，以至永遠。

　　（三）高成鳶：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紀念高平叔先生於今，除去少數的先知，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人生是難以捉摸的，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命運，隻有在驀然回首時，才驚訝地發現，自己踏出的原來是這樣一條人生的軌跡。

　　我就常常疑惑，我不是想做將軍的嗎？我不是學管理的嗎？我怎麽會走上了學術研究之路？把三十多年的人生曆程認真檢點一下，我終於慢慢地想通了。不論你走的是哪一種人生路，隻要你細細思量，你會明白，一點點偶然，一點點機緣，鑄就了今天的必然。1986年，我十六歲，正在求學的年紀。突然接到一項任務，去幫一個叫高平叔的南開大學老教授整理東西。那時的我少不更事，不知道高平叔是何許人也，心想：教授大概就是一個戴著老花鏡的白發蒼蒼的老頭兒吧。到了高先生家中，我確實吃了一驚，倒不是高教授的形象與我的想象有什麽差別，隻是覺得這屋子太小太舊，裏麵又塞滿了書，我還從沒見過有人家裏有這麽多的書！高先生從書堆裏站起來，很和善地招呼我。我這時才知道，我的任務就是幫他整理書籍和資料。高先生那時已是七十多歲了，每天從早上到深夜隻是鑽在書堆裏。偶爾探出身來，讓我幫著看看稿件，查查資料。那時的我，滿腦子本來都是軍事和戰場，現在整日盯著一堆書和在一個在書中自得其樂的老頭兒，覺得好生奇怪。兩個月過去了，我的任務完成了。但高先生要求我再多留些日子。我又在高先生身邊呆了四五個月，在這段日子裏，高先生與我的交流多了起來，我知道了他家裏的一些情況，原來他的妻子是劉海粟的學生，在“文革”後不久就去世了，談起這些，高先生總是忽而傷感，忽而快活，手中還不時摩挲著他妻子的畫作。在這段日子裏，高先生交給我的任務也多了起來，查資料，校稿件，忙得我不亦樂乎，的確，當時我很快樂，我已經喜歡上了這個老頭。我要回部隊了，高先生臨別時送了我兩樣東西，一樣是蔡元培文集一至五卷，是他的學術之大成，至今還在我的書櫃裏；

　　一樣是一本集郵冊。後來，隻要到天津，我還是會去看望高先生，但總共也隻有三四次。後來，我知道了高先生的價值。高先生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新社會科學研究院。曆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籌備主任及研究員，紐約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研究員，美國佛蒙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貿易部中國國際經濟所所長及研究員等職。在國際經濟及對外貿易方麵，高先生早已是有成就的學者，著譯頗為豐碩。然而，1979年他卻放棄自己的專業而全力以赴地轉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個中緣由，隻為一諾。原來高先生十六歲那年，也見到了一個大人物，即是蔡元培。

　　那時高先生還是一名中學生，而蔡元培已62歲，二人接觸之後，交往日深。1935年，蔡先生提出讓高平叔為他搜集和編輯一部《文存》。在之後的六十年中，高先生編訂蔡元培“全集”、“選集”、注釋本“文集”、“書信選”以及“傳記”、“年譜”、“年譜長編”等近30種，總字數達一千萬以上；此外，高先生還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為幾十個專題，分別獨立成篇地進行研究，寫出論著40餘篇。雖然他的研究成果獲得了海內外的高度評價，但當高先生實現了“向中國曆史交卷，亦向中國倫理道德交卷”之時，他本人已屆耄耋之年，85歲高齡了！有學者評價說：“高平叔的一言承諾，決定了他一生的經曆，而且做到了義無反顧、無私奉獻的地步。他這一生，幾乎皆為蔡先生奉獻，這樣執著的‘傻人’，真是舉世難找第二人！”後來，到了1998年，高先生去世了，而我正因為出了車禍，躺在病床上，終於沒能為他送別。但我知道我在他身邊短短的幾個月，在我一生中的分量。

　　（四）高增德：記高平叔及其蔡元培研究係列在《蔡元培年譜長編》自序中，高平叔先生講道：自1935年受蔡元培先生囑托以來，他六十年如一日，信守諾言，實現職誌，已經編訂蔡元培“全集”、“選集”、注釋本“文集”、“書信選”以及“傳記”、“年譜”、“年譜長編”等近30種，總字數達一千萬以上；此外，高先生還把蔡先生一生言行，列為幾十個專題，分別獨立成篇地進行研究，寫出論著40餘篇，計劃集為《蔡元培的生平及其事業》。當高先生實現了“向中國曆史交卷，亦向中國倫理道德交卷”之時，他本人已屆耄耋之年，85歲高齡了！

　　放棄所學專業

　　高平叔，原名乃同，江西都昌人，出生於1913年。早年從事經濟學研究，留學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美國新社會科學研究院。曆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籌備主任及研究員，紐約中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及研究員，美國佛蒙特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中央貿易部中國國際經濟所所長及研究員等職。現為南開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兼職研究員。

　　在國際經濟及對外貿易方麵，高先生已是有成就的學者，著譯頗為豐碩。然而，1979年他卻放棄自己的專業而全力以赴地轉向蔡元培研究及其著作的挖掘整理，個中緣由，亦隻有高先生自知。

　　初見蔡元培

　　1929年秋天，高平叔陪同叔父高耀堂去看望蔡先生，時年高方16歲，且是一名中學生，而蔡氏已年高62歲，這位德高望重的學界泰鬥，對待年少的中學生竟很謙恭有禮；而他卻初生牛犢不畏虎，在蔡氏麵前敢於就當時的文化與教育放膽地發表自己的見解，蔡先生不僅不反感，反而聽得十分認真。就這樣，高平叔開始了與蔡先生的接觸，逐漸走近、了解、認識和研究起蔡元培的經曆及其業績來。1935年，蔡先生提出讓高平叔為他搜集和編輯一部《文存》。

　　一諾千金

　　對於此事的起因，高先生曾這樣深情地回憶道：“那是1935年8月5日以後的幾天裏，我陪蔡先生在上海兆豐公園（現為中山公園）散步，由他口述‘五四’以後的經曆，我記錄，然後整理出一個初稿。不久，‘八一三’抗日戰爭爆發了，我長期流徙後方各地，衣物、稿件散失殆盡，因而《蔡元培文存》的編印和《蔡元培傳》的撰寫工作不得不中途停頓。一直到1943年，重慶各界紀念蔡先生逝世三周年，我才趕寫出一本《蔡元培先生傳略》，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從那以後，我無時不想到蔡先生生前的囑托，無時不為《文存》的流產感到遺憾。但是多年來，我奔波於國內外，生活動蕩無常，材料不易集中，使得我無從著手。1979年春……到北京後，全國政協特於1979年5月17日召開‘征集蔡元培史料座談會’，到會者，除胡、吳、王、徐、無忌和我而外，尚有錢昌照、何思源、錢端升、陳翰笙、顧頡剛、李平衡、戴伯韜諸老……他們一致勸我放下經濟專業，集中時間和精力，完成蔡先生1935年的囑托。”

　　高平叔的一言承諾，決定了他一生的經曆，而且做到了義無反顧，無私奉獻的地步。正如一位學者所評價的：“他這一生，幾乎皆為蔡先生奉獻，這樣執著的‘傻人’，真是舉世難找第二人！”

　　十年磨一劍

　　“蔡先生何其有幸，在晚年獲得這樣一位知己！”（陶英惠，曆史學家。見台灣《傳記文學》1995年7月）。十年磨一劍，高平叔先生於1979年重新進入蔡元培研究時，已經年近七旬，首先從編輯《蔡元培全集》開始，到1989年由中華書局推出七卷本的“全集”時，高先生已快到八旬了。“全集”300多萬字，收錄遺著2600餘件，據說在編輯“全集”和編撰“年譜長編”過程中，高先生又發現蔡先生佚文500多篇，這樣又為“全集”續編補遺擴充了文獻史料，是為喜訊也。

　　高先生為編“全集”可謂是“十年磨一劍”，傾注了他十年的心血。在“全集”搜集資料過程中，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紹興、廈門、福州、濟南、西安、長沙、廣州、香港、東京、紐約、巴黎等地的朋友幾乎都調動了起來給予支援；在各地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文史館以及蔡元培親朋好友間展開了近乎地毯式的搜檢；而以上的工作，均由高先生親作謀劃與指揮，他本人也親曆其事，僅在上海華山路蔡元培故居，一蹲就是半年多時間。為整理和抄錄蔡先生全部日記，對於存放的40多個箱篋，他都親手搬上搬下，一紙一字地閱讀。在第二曆史檔案館查閱資料時，正值酷夏，南京之酷暑猶如“大火爐”烘烤，然而高先生卻在館內剔抉爬梳了一整個夏天。作為一位年高的長者，其經久耐勞的精神給周圍的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當資料搜集到後，又以數年時間以每日投入十數個小時的辛勞，考辨真偽，校勘疏漏，識別錯、衍、異、古字，勘定寫作時間，比較不同版本，編排時間順序，謄抄為簡化字體，其繁瑣具體程度，其文字數量巨大，實令無毅力無韌性的人望而卻步。經過高先生十年的堅韌不拔的努力，首次完成了這部具有權威性的《蔡元培全集》，深得海內外學術文化界的讚譽。

　　十五個寒暑

　　高先生在編輯“全集”的同時，又產生了編一套分專題的《蔡元培選集》的願望，按學科分為教育、美育、哲學、史學、政治、語言文學、科學技術等專題，獨立成集，分別由幾家出版社出版。所以要這樣另編，主要考慮到“全集”按時間順序混合編排，不便於專業學者使用，又難於在短期內麵世，為此“全集”與“選集”縱橫兼顧，頗可佳惠學術文化界的不同需要，於是有此舉。

　　高平叔先生在著手編輯《蔡元培全集》時，也著手撰著《蔡元培年譜長編》。《長編》分上、中、下三冊，三冊共計180萬字以上，是目前最詳盡而精審的一部有關蔡先生生平及相關史事的巨著。

　　這部“年譜長編”，較之1980年所出“年譜”（簡編），在數量上增加篇幅不下十七倍以上，在內容上所擴充之重要史實比原來規模也大大豐富了，無論是蔡先生的日記、書劄、函電，還是與蔡先生有交往的重要人物之史料，在“年譜長編”中均有大量的輯入；關涉蔡先生教育主張和教育思想的文獻更注重詳盡的編摘和闡發。

　　關於蔡元培與北京大學的關係，高先生不僅在“年譜長編”中有重點突出性記載，而且撰寫有長文專論蔡先生在北京大學的實踐貢獻及其時代性的影響。他著重指出，蔡先生深受19世紀初期柏林大學的創建者馮波特和那個時代的影響，並結合中國當時的現狀，主張學術自由、兼容並包，提倡學術民主。

　　拚力十四卷

　　高平叔先生在先後操作《蔡元培全集》、《蔡元培年譜長編》等大型項目期間，又產生重編《蔡元培文集》繁體字印行的念頭，於是與台灣學者陶英惠先生在1989年1月開始了注釋本十四卷“文集”的合作項目，即將原七卷“全集”和九卷“選集”，另編一套注釋本十四卷的“文集”。這部“文集”，由高平叔任主編，副主編為蕭超然、陶英惠，經過七年多的高先生所說的“拚力”和陶先生等在台的多方斡旋，終於麵世。這部“文集”實際上是“全集”，其中最重要的特色，是彌補了本文前邊提到的遺憾，首次公布了蔡先生日記二卷。這樣，這部“文集”成為迄今為止有關蔡元培遺著的最為完備、最負責任的一次整理。

　　高先生自稱為完成這部“文集”是“拚力十四卷”，可見其投入精力之巨大了。他除負責主編外，還具體承擔了其中書信、自傳、日記等六卷的注釋文字，其工作量之重、難度之高，對一個老邁之軀講，也實在有如竭盡全力的拚搏了。在這期間，老人曾有病在身，仍然躺在床上口述；老伴病重以至離世，其中艱難辛酸確難以為外人道，也不能不說是拚著老命在奉獻了。

　　可告慰於蔡先生英靈的是，這部十四卷的“文集”竟在海峽兩岸學術界、出版界達成了一致共識，這在政治派別對立、價值觀念多元的20世紀的中國，恐怕除了國父孫中山外，就是教育之父蔡元培可獲得這項殊榮了，這也正好是對高平叔先生六十年來一直為實現蔡元培先生重托的最高褒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