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節 最早將毛澤東寫進小說的民國作家
早在反動派實行文化“圍剿”、到處是白色恐怖的1929年，上海文壇殺出一匹“黑馬”--青年作家徐雉不畏強權，大膽把毛澤東作為正麵形象寫進了其創作的短篇小說《嫌疑》裏。這是文藝作品裏第一次出現毛澤東的形象，徐雉及其小說《嫌疑》也就成了最早寫毛澤東的作家與作品。
這一年，徐雉剛剛而立之年。他1899年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他幼時就表現出超常的文學才能來，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激流中，他勇當新詩潮中的弄潮兒，參加了著名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同時還是另一新文學社團“綠波社”的成員。1925年，蘇州東吳大學大學畢業的徐雉毅然投筆從戎，奔赴大革命的心髒廣州，任北伐軍主力的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宣傳科科員。共產黨人林伯渠時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麾下有較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就曾企圖“解決”這支駐紮在南京江北浦口的“異己部隊”。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第六軍政治部終於遭到了襲擊並被遣散，徐雉便回了浙江慈溪老家。為了謀生，他流浪到上海，當過海關報關員、報紙副刊編輯、私人秘書、記錄員等，生活十分艱辛。
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大革命失敗後的社會黑暗和個人坎坷遭遇，使得徐雉開始苦苦思索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人生出路。於是，他從詩人轉變為短篇小說家，用小說這種更貼近現實生活的文體來與黑暗抗爭。
這個時期，他寫出了《辦事員莫邪》和《嫌疑》等小說。《辦事員莫邪》以他自己在蕪湖海關的這段經曆為背景，通過一位在北伐軍中幹過宣傳工作的青年主人公，從南京到K市建設局謀生受排擠的遭遇，揭露了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政府機關的腐敗。在《嫌疑》這篇小說裏，主人公--一位曾當過北伐軍政工幹部的報館編輯，因寫《毛澤東的名片》一文而被視為“共產黨嫌疑”，直至開除受迫害。小說從側麵落筆，穿插描寫了北伐軍駐紮南昌時，毛澤東來到第六軍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軼事。劉繼興認為，徐雉頗具寫作功力，在他筆下，毛澤東與小說主人公“我”對話時的音容笑貌頗為傳神。唐弢曾評價說：“嫌疑》一篇，從側麵寫了毛澤東同誌的形象，落筆不多，卻有點動人的地方。”文學史家趙遐秋、曾慶瑞等認為：“這是我們現代文學作品裏第一次出現毛澤東的形象。”
徐雉在小說《嫌疑》中這樣寫道：這是民國十五年（1926年）一個秋天的早晨，距國民革命軍攻克南昌還不到兩個月。那時孫傳芳已引軍遠退。我們第六軍駐紮沿南潯鐵路一帶，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設在南昌城內。
那天，我們政治部挨到我當值日官，值日官的責任是：（一）接待賓客；（二）收發公文；（三）督率並訓練部內的勤務兵；（四）匯錄各科的工作日記……等等。我危坐在辦公室內，身上斜掛著一條闊約3寸、長約4尺的紅帶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種標識。
傳達進來，向我行了一個軍禮，說：“報告值日官，外麵有客要見主任。”說著就把一張名片遞給我，仍裝著一種立正的姿勢。我點一點頭，把名片拿過來，名片上的墨汁尚未幹，顯然是臨時在傳達室裏寫的。在它上麵我隻看得出一個“毛”字，“毛”字下麵還有兩個字，因為字體潦草過甚，卻認不清楚了。
“好！請他進來。”
傳達又向我行了一個軍禮，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約30餘歲的客人引了進來，不過他身上穿的是什麽衣服，我是記不得了，仿佛是罩著一件灰色的布質的棉袍。因為那時我並不曾想到今天我的筆兒會談到他，要像小說家那樣精細地觀察他，注意他。
“請問林主任在部內嗎？”他語音低得幾乎使人聽不見，像似肺病到了第三期，但態度卻是十分鎮定自然。
“他大概是還沒有起床，讓我去問一問，你請坐！”
主任室的勤務兵告訴我，說林主任還沒有起身。於是我便和這位毛先生攀談起來。
“先生府上在哪裏？”我講著帶寧波土音的普通話。
“湖南。”
“現在在哪裏工作？”
“中央黨部。”他說時臉上露著驚奇駭怪的眼光，語音也提高了點，已不是起先那樣從鴿子翅膀裏發出的微聲了。他好像在疑惑我和他開玩笑，不過態度仍是很謙遜的。
一會兒勤務兵說林主任請客人進去，我便引他到主任室。
“啊！毛部長！請進來，這裏坐。”林主任笑著招呼他。
我聽見林主任喊他毛部長，才曉得他是鼎鼎大名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因為那時中央黨部當部長姓毛的，隻有他一個。我想起剛才問他“府上在哪裏”和“在哪裏工作”，不覺暗自好笑。
……
徐雉寫《嫌疑》時匠心獨具，巧妙地安排小說的結構，第一次正麵塑造了毛澤東的藝術形象，並使此作品能得以公開合法地刊載發行，這說明作家具有驚人的膽量和傑出的才幹！他當時也可能沒料到，自己的這篇小說竟能以最早寫一代偉人毛澤東的文藝作品而永載史冊！
在時代的滾滾洪流中，徐雉逐步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抗戰全麵爆發後，徐雉毅然拋妻別子離開上海，輾轉到了延安找到老首長林伯渠，又回到了革命隊伍。隨後他創作了不少戰鬥詩歌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及《新中華報》上，後來成了邊區文協創作組的專業作家。1947年敵軍進攻延安時，徐雉在轉移途中不幸病逝。
這一年，徐雉剛剛而立之年。他1899年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一個小知識分子家庭。他幼時就表現出超常的文學才能來，在“五四”文學革命的激流中，他勇當新詩潮中的弄潮兒，參加了著名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同時還是另一新文學社團“綠波社”的成員。1925年，蘇州東吳大學大學畢業的徐雉毅然投筆從戎，奔赴大革命的心髒廣州，任北伐軍主力的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政治部宣傳科科員。共產黨人林伯渠時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麾下有較多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就曾企圖“解決”這支駐紮在南京江北浦口的“異己部隊”。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第六軍政治部終於遭到了襲擊並被遣散，徐雉便回了浙江慈溪老家。為了謀生，他流浪到上海，當過海關報關員、報紙副刊編輯、私人秘書、記錄員等，生活十分艱辛。
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大革命失敗後的社會黑暗和個人坎坷遭遇，使得徐雉開始苦苦思索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人生出路。於是，他從詩人轉變為短篇小說家，用小說這種更貼近現實生活的文體來與黑暗抗爭。
這個時期，他寫出了《辦事員莫邪》和《嫌疑》等小說。《辦事員莫邪》以他自己在蕪湖海關的這段經曆為背景，通過一位在北伐軍中幹過宣傳工作的青年主人公，從南京到K市建設局謀生受排擠的遭遇，揭露了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政府機關的腐敗。在《嫌疑》這篇小說裏，主人公--一位曾當過北伐軍政工幹部的報館編輯，因寫《毛澤東的名片》一文而被視為“共產黨嫌疑”，直至開除受迫害。小說從側麵落筆，穿插描寫了北伐軍駐紮南昌時，毛澤東來到第六軍政治部探望林伯渠的軼事。劉繼興認為，徐雉頗具寫作功力，在他筆下，毛澤東與小說主人公“我”對話時的音容笑貌頗為傳神。唐弢曾評價說：“嫌疑》一篇，從側麵寫了毛澤東同誌的形象，落筆不多，卻有點動人的地方。”文學史家趙遐秋、曾慶瑞等認為：“這是我們現代文學作品裏第一次出現毛澤東的形象。”
徐雉在小說《嫌疑》中這樣寫道：這是民國十五年（1926年）一個秋天的早晨，距國民革命軍攻克南昌還不到兩個月。那時孫傳芳已引軍遠退。我們第六軍駐紮沿南潯鐵路一帶，司令部和政治部都設在南昌城內。
那天，我們政治部挨到我當值日官，值日官的責任是：（一）接待賓客；（二）收發公文；（三）督率並訓練部內的勤務兵；（四）匯錄各科的工作日記……等等。我危坐在辦公室內，身上斜掛著一條闊約3寸、長約4尺的紅帶子，算是值日官的一種標識。
傳達進來，向我行了一個軍禮，說：“報告值日官，外麵有客要見主任。”說著就把一張名片遞給我，仍裝著一種立正的姿勢。我點一點頭，把名片拿過來，名片上的墨汁尚未幹，顯然是臨時在傳達室裏寫的。在它上麵我隻看得出一個“毛”字，“毛”字下麵還有兩個字，因為字體潦草過甚，卻認不清楚了。
“好！請他進來。”
傳達又向我行了一個軍禮，出去把一位瘦削文弱、中等身材、年約30餘歲的客人引了進來，不過他身上穿的是什麽衣服，我是記不得了，仿佛是罩著一件灰色的布質的棉袍。因為那時我並不曾想到今天我的筆兒會談到他，要像小說家那樣精細地觀察他，注意他。
“請問林主任在部內嗎？”他語音低得幾乎使人聽不見，像似肺病到了第三期，但態度卻是十分鎮定自然。
“他大概是還沒有起床，讓我去問一問，你請坐！”
主任室的勤務兵告訴我，說林主任還沒有起身。於是我便和這位毛先生攀談起來。
“先生府上在哪裏？”我講著帶寧波土音的普通話。
“湖南。”
“現在在哪裏工作？”
“中央黨部。”他說時臉上露著驚奇駭怪的眼光，語音也提高了點，已不是起先那樣從鴿子翅膀裏發出的微聲了。他好像在疑惑我和他開玩笑，不過態度仍是很謙遜的。
一會兒勤務兵說林主任請客人進去，我便引他到主任室。
“啊！毛部長！請進來，這裏坐。”林主任笑著招呼他。
我聽見林主任喊他毛部長，才曉得他是鼎鼎大名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因為那時中央黨部當部長姓毛的，隻有他一個。我想起剛才問他“府上在哪裏”和“在哪裏工作”，不覺暗自好笑。
……
徐雉寫《嫌疑》時匠心獨具，巧妙地安排小說的結構，第一次正麵塑造了毛澤東的藝術形象，並使此作品能得以公開合法地刊載發行，這說明作家具有驚人的膽量和傑出的才幹！他當時也可能沒料到，自己的這篇小說竟能以最早寫一代偉人毛澤東的文藝作品而永載史冊！
在時代的滾滾洪流中，徐雉逐步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抗戰全麵爆發後，徐雉毅然拋妻別子離開上海，輾轉到了延安找到老首長林伯渠，又回到了革命隊伍。隨後他創作了不少戰鬥詩歌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及《新中華報》上，後來成了邊區文協創作組的專業作家。1947年敵軍進攻延安時，徐雉在轉移途中不幸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