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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版前言
1983年，我寫了《武嶺夢殘》一書，最先發表在《西湖》雜誌上，連載了六期。主編薛家柱同誌從杭州來寧波，很有歉意地說：“省裏有人說話了，我隻能收場……”誰知，《西湖》連載的《武嶺夢殘》被人民日報社主辦的《報告文學》的編輯們看到了。1984年5月，《報告文學》的編輯打來一個電報，叫我攜帶尚未連載完的稿子，還有相關資料到北京去。我到了北京，在人民日報社宿舍住了一個多月，又為書稿充實了許多東西，大約有12萬字。《報告文學》於1984年8月開始連載，每期2萬多字，連載六期。《報告文學》還大做宣傳，從《人民日報》到《解放日報》，把每期目錄都登得很顯眼。這樣一來，全國各種報刊，有二三十家選載或連載。廣州有一家報紙，在《報告文學》登了三期後就迫不及待地刊出了四大版，後來又全部一次性出了十六大版，據說印了幾十萬份。當時轉載、連載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嚴格，全國有幾十家報紙雜誌一共印了幾百萬份。因為第一次對蔣介石采取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描寫，而且涉及很多內幕，所以很轟動。不久，《廣州日報》又約我寫蔣介石到福州、廣州、重慶、成都，最後從成都出走，1950年又到舟山，5月去了台灣這一段曆史，這是他在大陸最後的日子。
我寫的《武嶺夢殘》主要是1949年1月22日至4月25日蔣介石父子在溪口（武嶺）這三個多月的時間，當然也涉及蔣介石父子的出身和主要曆史。在這一段特殊時期，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江南半壁河山，想阻擋解放軍渡江，但他也知道，大勢已去，眾叛親離，作了離開故鄉的準備。遊訪寧波名山大刹，拜別祖祠先塋，無可奈何花落去，別夢依依辭故居。在這中間，我采用了已由奉化市政協收集的蔣介石民國十六年前之日記、家書（或許即蔣介石少年時的先生毛思誠所整理的由其孫毛丁以家破人亡之代價保存下來的）。蔣經國的日記倒是比較全的（從台灣引進來的），可印證蔣氏父子的心情。
日記、家書是為印證蔣氏父子當時的心境而引用的。日記是個人心理感受的真實記錄，是重要的史料，但是在日記裏不一定把所有事情都記錄下來，這就需要考證分析。例如1921年4月3日，蔣介石日記雲：“餘與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是以刺激神經，此次因事尋釁，又與我對打，實屬不成體統……”關於這則日記，有人認為蔣、毛不和，是蔣介石粗魯等等，其實事出有因。毛氏生了一個寶貝兒子建豐（就是蔣經國），對之非常溺愛，就讓兒子留在溪口讀書，而蔣介石卻要求兒子受正規教育，把他送到奉化縣城上正規小學，寄住在毛氏義妹陳誌堅家中。等蔣介石去了上海，毛氏又把兒子帶回溪口自己身邊，蔣介石知道後，認為毛氏這樣溺愛對兒子受教育不利，於是吵鬧起來。蔣介石後來幹脆把經國與緯國送到上海去受教育。蔣介石很關心兒子學習，從其許多家信中可見，在學習、做人、寫字方麵他都一一加以教育。1922年8月4日，蔣介石給在上海的蔣經國寫信說：“你每星期有工夫的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增長知識，並為你弟弟訂《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半年……”1923年9月14日，給蔣經國寫信說：“要文章做得好，總需名詞記很多，尤其雙個字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著，做文章的時候就隨筆可以寫出來，無論中文、英文，都是一樣的。”甚至對蔣經國回信中哪一個字寫錯了，都一一訂正，並寫信叮囑說：“寫字，筆畫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從家書中可以看出，作為父親，蔣介石對兒子很細心、很負責。1949年，蔣經國在溪口重讀家書，當然感慨多多。
1949年1月到4月這段時間，蔣氏父子幾乎有三分之一時間在四明山附近走訪（告別），如1949年2月22日，蔣氏父子到葛竹外婆家一行，蔣經國日記：“今日天氣陰雨，上午十時，由妙高台出發……”第二天日記：“晨起，陰霾四布，早餐後，即攜兒女隨父展謁外太祖母及賢甲舅公墓……途經斑竹園……鄉人以烤番薯、煨芋艿設席，真‘菜根香’也……”日記裏當然不會講明當時蔣氏父子是最後去告別的。而據當地人回憶，當時蔣介石兩個親舅還在，蔣介石對其親舅說：“我這家當得不好，我要到五台山去修行了。”而蔣經國則對其表兄弟說，叫他到溪口去，跟他們走等等。王賢甲是蔣介石堂舅，這個堂舅，在蔣介石1916年反袁失敗遭到通緝時，曾陪他藏身四窗岩，這些事在日記裏並沒有寫到。關於1949年4月13日，蔣氏父子到過四明山心的四窗岩（又名石窗）一事，我最早是聽五支隊政委陳布衣同誌說起的，我要證實這件事，找到蔣經國4月13日的日記：“晨間，天氣晴朗，父親八時許由妙高台出遊……直至北溪，約兩小時，由北溪經大俞至石窗（即四窗岩），亦約兩小時……先在石窗之左窗，移時去右窗……伏身而進……盤桓四十五分鍾而返……下午二時回大俞，在其對岸嶴背大路旁之竹林，席地午餐……回妙高台，天已黑矣。”至於為什麽要在兵荒馬亂時去四窗岩，日記中沒有說，實際上蔣介石1916年反袁失敗到那裏去躲藏過。這次去是告別，是還願，是祈夢都可說。
日記和家書隻有與作者當時的心境聯係起來才有看頭，才能說明問題。對蔣介石父子和寧波等地人文曆史不作了解，就引用或寫什麽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常常會鬧笑話。近幾年有一位作者，寫到奉化溪口時，就杜撰了一個說法，如說：“奉化人有一種說法，溪口有兩個頭，一是奉化芋艿頭，一是蔣光頭。”這已很不文明。接下去又說，溪口人很硬氣，說：“蔣光頭宋美齡摸得，我們就摸不得？”這已是低俗了，且不符合事實，請問奉化、溪口人誰說過這種話？最近還有一個作家講，蔣的侍衛中有一名夏功權者於1949年4月25日駕機送蔣逃出寧波到台灣。蔣經國日記中的確有夏功權名字，而且關係很密切，但蔣氏父子1949年4月25日下午是從寧海西店團堧乘竹排過小艇上太康號兵艦從象山港到上海。這些作家對寧波情況、蔣氏全部曆史並不了解，其說法是杜撰的。
我為什麽寫蔣介石？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看到許多文史資料中涉及蔣介石離開大陸前的一些史料，有全國的，有省裏的，有寧波的，特別是奉化的，多是親曆、親見、親聞的“三親”材料，有百萬字左右。還有革命史料，特別是關於沙文漢、陳修良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策劃的十大起義事件，都是針對老蔣嫡係的，海陸空軍都有，又大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從1949年夏到廈門以及至成都這半年間，蔣介石也一樣是在眾叛親離，與李宗仁、白崇禧等明爭暗鬥中度過的，也有很多內幕和內心活動。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5月，老蔣還三次到舟山，仍舊流露出他對故鄉的依戀之情。上述史料綜合在一起，我又幾次到溪口、葛竹、四窗岩、天童等地實地采訪，1983年，我先寫了一稿，請李政幫忙抄寫，後來到北京人民日報社去修改、補充。我乘火車到北京，《報告文學》期刊社派兩個人一輛車子來接我，他們不相信寫蔣介石的人還隻有五十出頭。一個老太太（編輯）說：“我還以為作者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呢。”《報告文學》的編輯都是新聞界老前輩了，他們對我的幫助啟發很大，他們說：“過去寫蔣介石，都是把他寫成開口‘娘希匹’，動手就打人，一個小流氓一樣的人物，拚命去醜化他，這是不真實的。蔣介石是一個軍事、政治人物，不是一個小流氓，更不要用‘拖油瓶’來進行人身攻擊，這樣格調不高……”在《報告文學》連載後，《武嶺夢殘》一炮打響。我的一位老戰友給我說起，有一次他乘機返京，機艙中兩位老人邊看《報告文學》所載的《武嶺夢殘》，邊閑談說：“泰棟這個人肯定是在老蔣那裏當幕僚的，否則怎麽知道這許多內幕，又寫得栩栩如生。”我的老戰友說：“1947年，泰棟老弟與我一起在蔣介石老家打遊擊，他當時還是一個革命隊伍中的小兵呢！”但是後來仍舊有個別人在報上不指名地說我是在美化蔣介石。於是有人害怕了，而薛家柱同誌倒是很大膽的，不但冒著風險在《西湖》上首發了這組文章，後來還編成了電視連續劇劇本。他把本子送來我處，請了孫飛虎演蔣介石。我對薛說：“電視劇中蔣介石做配角是可以的，但是做主角現在恐怕很難公映。”電視劇是拍成了，但終究未公映。這次再版，我要把《武嶺夢殘》出版的情況交代清楚，特別要感謝薛家柱和《報告文學》的編輯們。這也是一段曆史了。
總之，蔣介石也是一個普通的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但他又是民國史上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是民國政治、軍事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實，蔣介石最大的失敗之處是，他所倡導和下麵一班人物唱和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三個“一”，注定了他要走向獨裁、反民主、反潮流的道路，注定了要被曆史潮流所拋棄。寫曆史人物，既要真實，又要全麵，正麵、負麵的都要講。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曆史唯物主義，如果從文學方麵講，就是恩格斯論文藝的幾句名言：既要求細節的真實，又要求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的真實。
有關蔣介石的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傳記啊報告文學啊，海內外撰寫的人不知有多少，究竟誰是最早寫這些東西的，下麵就我所知和自己所寫談一些情況。
28年前，蔣介石父子部分日記和家書先在《武嶺夢殘》發表了！
24年前，寧波就有人研究蔣介石——寧波是應該好好研究蔣介石。現在有人掀起一股蔣介石熱，這是因為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以後，大陸有條件的人，如有的專家可以去看，所以北京出了很多書，如《蔣介石日記揭秘》《蔣介石研究》《風雨危樓——蔣介石1949》等等。寧波是有條件搞好蔣介石研究的，最早，寧波師範學院曹屯裕先生就搞過這一研究。1988年秋，以曹屯裕先生為首，以“寧波師範學院政史係蔣介石研究室”名義，開了兩次研討會，出過幾本專著。現在一些不是很了解情況的人去搞蔣介石研究，大都是一些文獻資料收集，抄來抄去，對蔣氏父子，對近現代人文曆史都不了解。我這本《武嶺夢殘》小書，現在被有些人整篇整篇照抄照印，由於不了解情況而弄得錯誤百出，但銷路據說很好，所以我建議寧波出版社重版。因為我不可能找他們去打官司，我沒有這個精力，不如再版一次，可能還有人看。當然我寫的《武嶺夢殘》也難說完全準確，這次修改了一些，但錯誤總歸還是有的，歡迎批評指正。
我所以重提這些舊事，主要是想說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研究蔣介石有了條件，北京楊天石最早一部研究蔣介石的著作是2002年，與寧波人研究要相差二十多年。最早寫《蔣介石傳》的是杭大教授楊樹標，於1989年出版。其實最早研究的應是毛思誠先生，他不僅保存了蔣介石秘檔，還寫了《民國十六年前之蔣介石先生》出版過，應該說他是研究蔣介石的第一人，距現在七八十年了，該書曾被楊天石先生大量引用過。
泰棟
2015年12月
我寫的《武嶺夢殘》主要是1949年1月22日至4月25日蔣介石父子在溪口（武嶺）這三個多月的時間，當然也涉及蔣介石父子的出身和主要曆史。在這一段特殊時期，蔣介石在溪口遙控江南半壁河山，想阻擋解放軍渡江，但他也知道，大勢已去，眾叛親離，作了離開故鄉的準備。遊訪寧波名山大刹，拜別祖祠先塋，無可奈何花落去，別夢依依辭故居。在這中間，我采用了已由奉化市政協收集的蔣介石民國十六年前之日記、家書（或許即蔣介石少年時的先生毛思誠所整理的由其孫毛丁以家破人亡之代價保存下來的）。蔣經國的日記倒是比較全的（從台灣引進來的），可印證蔣氏父子的心情。
日記、家書是為印證蔣氏父子當時的心境而引用的。日記是個人心理感受的真實記錄，是重要的史料，但是在日記裏不一定把所有事情都記錄下來，這就需要考證分析。例如1921年4月3日，蔣介石日記雲：“餘與毛氏，平日人影步聲皆是以刺激神經，此次因事尋釁，又與我對打，實屬不成體統……”關於這則日記，有人認為蔣、毛不和，是蔣介石粗魯等等，其實事出有因。毛氏生了一個寶貝兒子建豐（就是蔣經國），對之非常溺愛，就讓兒子留在溪口讀書，而蔣介石卻要求兒子受正規教育，把他送到奉化縣城上正規小學，寄住在毛氏義妹陳誌堅家中。等蔣介石去了上海，毛氏又把兒子帶回溪口自己身邊，蔣介石知道後，認為毛氏這樣溺愛對兒子受教育不利，於是吵鬧起來。蔣介石後來幹脆把經國與緯國送到上海去受教育。蔣介石很關心兒子學習，從其許多家信中可見，在學習、做人、寫字方麵他都一一加以教育。1922年8月4日，蔣介石給在上海的蔣經國寫信說：“你每星期有工夫的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增長知識，並為你弟弟訂《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半年……”1923年9月14日，給蔣經國寫信說：“要文章做得好，總需名詞記很多，尤其雙個字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著，做文章的時候就隨筆可以寫出來，無論中文、英文，都是一樣的。”甚至對蔣經國回信中哪一個字寫錯了，都一一訂正，並寫信叮囑說：“寫字，筆畫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從家書中可以看出，作為父親，蔣介石對兒子很細心、很負責。1949年，蔣經國在溪口重讀家書，當然感慨多多。
1949年1月到4月這段時間，蔣氏父子幾乎有三分之一時間在四明山附近走訪（告別），如1949年2月22日，蔣氏父子到葛竹外婆家一行，蔣經國日記：“今日天氣陰雨，上午十時，由妙高台出發……”第二天日記：“晨起，陰霾四布，早餐後，即攜兒女隨父展謁外太祖母及賢甲舅公墓……途經斑竹園……鄉人以烤番薯、煨芋艿設席，真‘菜根香’也……”日記裏當然不會講明當時蔣氏父子是最後去告別的。而據當地人回憶，當時蔣介石兩個親舅還在，蔣介石對其親舅說：“我這家當得不好，我要到五台山去修行了。”而蔣經國則對其表兄弟說，叫他到溪口去，跟他們走等等。王賢甲是蔣介石堂舅，這個堂舅，在蔣介石1916年反袁失敗遭到通緝時，曾陪他藏身四窗岩，這些事在日記裏並沒有寫到。關於1949年4月13日，蔣氏父子到過四明山心的四窗岩（又名石窗）一事，我最早是聽五支隊政委陳布衣同誌說起的，我要證實這件事，找到蔣經國4月13日的日記：“晨間，天氣晴朗，父親八時許由妙高台出遊……直至北溪，約兩小時，由北溪經大俞至石窗（即四窗岩），亦約兩小時……先在石窗之左窗，移時去右窗……伏身而進……盤桓四十五分鍾而返……下午二時回大俞，在其對岸嶴背大路旁之竹林，席地午餐……回妙高台，天已黑矣。”至於為什麽要在兵荒馬亂時去四窗岩，日記中沒有說，實際上蔣介石1916年反袁失敗到那裏去躲藏過。這次去是告別，是還願，是祈夢都可說。
日記和家書隻有與作者當時的心境聯係起來才有看頭，才能說明問題。對蔣介石父子和寧波等地人文曆史不作了解，就引用或寫什麽傳記文學、報告文學，常常會鬧笑話。近幾年有一位作者，寫到奉化溪口時，就杜撰了一個說法，如說：“奉化人有一種說法，溪口有兩個頭，一是奉化芋艿頭，一是蔣光頭。”這已很不文明。接下去又說，溪口人很硬氣，說：“蔣光頭宋美齡摸得，我們就摸不得？”這已是低俗了，且不符合事實，請問奉化、溪口人誰說過這種話？最近還有一個作家講，蔣的侍衛中有一名夏功權者於1949年4月25日駕機送蔣逃出寧波到台灣。蔣經國日記中的確有夏功權名字，而且關係很密切，但蔣氏父子1949年4月25日下午是從寧海西店團堧乘竹排過小艇上太康號兵艦從象山港到上海。這些作家對寧波情況、蔣氏全部曆史並不了解，其說法是杜撰的。
我為什麽寫蔣介石？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看到許多文史資料中涉及蔣介石離開大陸前的一些史料，有全國的，有省裏的，有寧波的，特別是奉化的，多是親曆、親見、親聞的“三親”材料，有百萬字左右。還有革命史料，特別是關於沙文漢、陳修良上海局和南京地下市委策劃的十大起義事件，都是針對老蔣嫡係的，海陸空軍都有，又大都發生在這一時期。從1949年夏到廈門以及至成都這半年間，蔣介石也一樣是在眾叛親離，與李宗仁、白崇禧等明爭暗鬥中度過的，也有很多內幕和內心活動。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5月，老蔣還三次到舟山，仍舊流露出他對故鄉的依戀之情。上述史料綜合在一起，我又幾次到溪口、葛竹、四窗岩、天童等地實地采訪，1983年，我先寫了一稿，請李政幫忙抄寫，後來到北京人民日報社去修改、補充。我乘火車到北京，《報告文學》期刊社派兩個人一輛車子來接我，他們不相信寫蔣介石的人還隻有五十出頭。一個老太太（編輯）說：“我還以為作者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呢。”《報告文學》的編輯都是新聞界老前輩了，他們對我的幫助啟發很大，他們說：“過去寫蔣介石，都是把他寫成開口‘娘希匹’，動手就打人，一個小流氓一樣的人物，拚命去醜化他，這是不真實的。蔣介石是一個軍事、政治人物，不是一個小流氓，更不要用‘拖油瓶’來進行人身攻擊，這樣格調不高……”在《報告文學》連載後，《武嶺夢殘》一炮打響。我的一位老戰友給我說起，有一次他乘機返京，機艙中兩位老人邊看《報告文學》所載的《武嶺夢殘》，邊閑談說：“泰棟這個人肯定是在老蔣那裏當幕僚的，否則怎麽知道這許多內幕，又寫得栩栩如生。”我的老戰友說：“1947年，泰棟老弟與我一起在蔣介石老家打遊擊，他當時還是一個革命隊伍中的小兵呢！”但是後來仍舊有個別人在報上不指名地說我是在美化蔣介石。於是有人害怕了，而薛家柱同誌倒是很大膽的，不但冒著風險在《西湖》上首發了這組文章，後來還編成了電視連續劇劇本。他把本子送來我處，請了孫飛虎演蔣介石。我對薛說：“電視劇中蔣介石做配角是可以的，但是做主角現在恐怕很難公映。”電視劇是拍成了，但終究未公映。這次再版，我要把《武嶺夢殘》出版的情況交代清楚，特別要感謝薛家柱和《報告文學》的編輯們。這也是一段曆史了。
總之，蔣介石也是一個普通的人，有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但他又是民國史上一個重要的曆史人物，是民國政治、軍事史上的重要人物。其實，蔣介石最大的失敗之處是，他所倡導和下麵一班人物唱和的“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三個“一”，注定了他要走向獨裁、反民主、反潮流的道路，注定了要被曆史潮流所拋棄。寫曆史人物，既要真實，又要全麵，正麵、負麵的都要講。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曆史唯物主義，如果從文學方麵講，就是恩格斯論文藝的幾句名言：既要求細節的真實，又要求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的真實。
有關蔣介石的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傳記啊報告文學啊，海內外撰寫的人不知有多少，究竟誰是最早寫這些東西的，下麵就我所知和自己所寫談一些情況。
28年前，蔣介石父子部分日記和家書先在《武嶺夢殘》發表了！
24年前，寧波就有人研究蔣介石——寧波是應該好好研究蔣介石。現在有人掀起一股蔣介石熱，這是因為蔣介石日記在美國開放以後，大陸有條件的人，如有的專家可以去看，所以北京出了很多書，如《蔣介石日記揭秘》《蔣介石研究》《風雨危樓——蔣介石1949》等等。寧波是有條件搞好蔣介石研究的，最早，寧波師範學院曹屯裕先生就搞過這一研究。1988年秋，以曹屯裕先生為首，以“寧波師範學院政史係蔣介石研究室”名義，開了兩次研討會，出過幾本專著。現在一些不是很了解情況的人去搞蔣介石研究，大都是一些文獻資料收集，抄來抄去，對蔣氏父子，對近現代人文曆史都不了解。我這本《武嶺夢殘》小書，現在被有些人整篇整篇照抄照印，由於不了解情況而弄得錯誤百出，但銷路據說很好，所以我建議寧波出版社重版。因為我不可能找他們去打官司，我沒有這個精力，不如再版一次，可能還有人看。當然我寫的《武嶺夢殘》也難說完全準確，這次修改了一些，但錯誤總歸還是有的，歡迎批評指正。
我所以重提這些舊事，主要是想說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研究蔣介石有了條件，北京楊天石最早一部研究蔣介石的著作是2002年，與寧波人研究要相差二十多年。最早寫《蔣介石傳》的是杭大教授楊樹標，於1989年出版。其實最早研究的應是毛思誠先生，他不僅保存了蔣介石秘檔，還寫了《民國十六年前之蔣介石先生》出版過，應該說他是研究蔣介石的第一人，距現在七八十年了，該書曾被楊天石先生大量引用過。
泰棟
201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