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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大勢
1938年是在灰暗的氣氛中到來的。上年底首都南京失陷及隨後發生的南京大屠殺，證明了日本入侵者已經用殘暴冷酷將中國推向了苦難的深淵。當時中國軍隊接連在南、北戰場遭受重大傷亡，如果華東的日本軍隊乘勝沿長江攻擊武漢，形勢將異常嚴竣。
當時的日本軍人還沉浸在占領中國首都的狂歡中，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談和條件，等著中國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畫押，那些極為苛刻的條件是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達的。1938年1月15日，是日本政府規定的最後期限。日本政府沒有收到中國政府任何實質性的答複，日本的軍政首腦失望又惱怒，因為戰爭還得繼續。第二天，日本近衛內閣發表了傲慢的“一·一六聲明”，宣布不再以交戰中的國民政府為對手。1月18日，日本外相在回答國會質詢時，又盛氣淩人地做了補充聲明，他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已經開了國際法上的新例，是否認國民政府並徹底抹殺它。
日本軍方著手準備更大規模的戰爭。在1938年裏，日軍的目標首先是打通津浦路，實現華北與華中日軍的會師，然後通過平漢路與長江進兵中原，占領武漢，一舉結束對華戰爭。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的戰略製定者們最有想像力的計劃了。
1938年初的武漢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那時中國戰時首都已經定在長江上遊的重慶，但交通便捷、工商業發達的武漢才是中國抗戰的實際的政治與軍事中樞。抗戰給這個城市帶來的不僅是緊張，也有興奮，甚至還有短暫的繁榮，酒樓茶館依舊門庭若市。
如果說穿城而過、溝通東西的洶湧長江是武漢三鎮的魂魄，那貫通南北、匯聚武漢的平漢、粵漢兩條鐵路就是這座城市的血脈。東南地區淪陷以後，交通便捷的武漢就成了最重要的軍火補給基地。從海外購買的各種戰略物資由廣州通過粵漢鐵路北運，經武漢三鎮集散後，再分頭接濟各戰區的軍隊。值得誇耀的是，武漢號稱“中國的芝加哥”，是內地惟一的工業城市，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漢陽造”對許多苦於沒有像樣武器的戰士來說，依舊是心愛之物。
走在盛夏的武漢街道上，常常聽到一首亢進的歌曲，歌名叫《保衛東方馬德裏——大武漢》。共產黨人和左翼的人士喜歡這種聯想和類比。西班牙首都馬德裏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圍攻，而中國麵對的是日本法西斯，所謂環球同此涼熱。保衛武漢是整個1938年公眾最關心的問題。
這一年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的蜜月時代。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從武漢遷往南昌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為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為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軍全軍共10300人，分成4個支隊，第一支隊司令陳毅，第二支隊司令張鼎丞，第三支隊司令張雲逸，第四支隊司令高敬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新四軍劃屬第三戰區指揮。
整整一年裏，國共雙方在山西、徐州和武漢戰場上，從戰術到戰略的配合絲絲入扣。
這年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陳誠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登門請周恩來出任副主任。周恩來深知國民黨內部複雜，再三推辭。中共中央得知此事，特意發來電報，表示如果屢次推辭，蔣介石和陳誠也許會誤會共產黨無意相助。就職以後的周恩來成為國民政府中職位最高的共產黨領袖，周恩來很重視這項工作，常常白天在政治部處理公務，晚上再趕回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去工作。共產黨人對保衛武漢傾注了熱情和智慧。
嚴竣的局勢提醒人們，對整個戰局也好，對武漢的防守也好，天時、地利不如人和。3月29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珞珈山召開。當天，創刊剛剛兩個多月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主張各黨聯合一致，親密無間。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抗戰建國綱領”也受到各方麵的擁護。
4月1日，負責防衛津浦線與徐州一帶的第五戰區傳來了捷報。在以前並不知名的山東南部小鎮台兒莊，中、日軍隊激戰8個晝夜以後，日軍開始潰退，台兒莊大捷造成日軍數萬人的傷亡。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勝利。自從上海、南京、太原等重要都市相繼陷落以後，中方在戰場上沒有傳出過什麽激動人心的戰報，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令武漢三鎮一片歡騰。武漢舉行了10萬人的火炬遊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一書中有段生動的描寫：“在武昌的黃鶴樓下，被人眾擁擠得水泄不通，輪渡的乘客無法下船，火炬照紅了長江兩岸。唱歌聲、爆竹聲、高呼口號聲，仿佛要把整個空間炸破。武漢三鎮的確是複活了！誰能說人民是死了呢？誰能說鐵血的鎮壓可以使人民永遠窒息呢？”
同一天，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當大會宣布這一結果時，汪精衛麵色不快。他把對蔣介石的不滿及對抗戰前景的悲觀看法藏在了內心深處。
中國的抗戰要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下去，首先得挖掘自己的力量。1938年7月6日，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150名代表中有重要黨派的代表，也有社會團體、邊疆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7名共產黨的參政員除毛澤東請假未來，其他的都參加了會議。國民參政會給國民黨外的其他政黨與個人參與政治提供了一條途徑，它甚至被比喻成中國的“戰時國會”。抗戰以後的政治協商會議也與它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國民參政會代表了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開端。中國共產黨表示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摯的態度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工作。後來周恩來曾向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表示，盡管國民參政會“提供給中共的席位數與中共的實際力量不符，但中共仍接受這些席位，因為這使中共能夠有一個公開自己主張的機會，並希望通過這一有限的機會參與國家政務”。
武漢的市民最初是從難民、報紙、雜誌、廣播和演講了解戰爭的，他們目睹並歡送麵色堅毅的軍人經過街道然後開往前線布防，許多官兵來自四川、廣西、湖南、廣東等遙遠的省份。日軍飛機的空襲使武漢市民立刻感受到戰爭離自己很近。戰爭使中國的空間好像變小了許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更加親近。戰爭爆發後，沿海人口稠密繁榮地區的大片國土被日軍占領，日軍的侵略結束了民眾的和平生活，侵略者用炮火毀壞了他們的住宅、農田，還轟炸醫院和學校，成千上萬的民眾意識到殘酷的戰爭不是短期內能夠結束的，那些有財產的或沒有財產的人們，因為不甘心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掠奪，不懼長途跋涉，形成蔚為壯觀的難民潮，人們先到武漢等地，然後轉往西北、西南等安全區域，最後定居在重慶、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或周圍的小城鎮與鄉村，在緊張、焦慮、期待和喜悅的複雜心境中度過了漫長的戰爭歲月。沿海、沿江的政府機關、學校等也紛紛內遷。現代戰爭離不開工業，抗戰初期的實業家們表現出很高的愛國熱情，在運輸工具極為簡陋的條件下，曆盡艱苦，舉廠內遷。工廠內遷大致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海及沿海省份的工廠遷往武漢；第二階段是從武漢繼續向重慶等西南、西北各地遷移，據當時主持工廠內遷的工礦調整處統計，戰爭初期內遷的民營工廠450多家，它們重新在大後方運轉，改變了大後方工業落後的格局，成為支撐長期抗戰的物質基礎。
圍繞武漢的攻與防，進攻的日軍動用陸、海、空軍35萬軍隊，防守的中國方麵更是投入百萬大軍。雙方的兵力之多、戰線之長、時間之久、規模之大，為抗戰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攻打武漢的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在進攻武漢作戰中，他常有3個隱憂。一是中國軍隊的兵力優勢，雙方的兵力對比常常達到10：1的比例。二是炎熱的氣候，他從台灣調來波田旅團打頭陣，因為這支隊伍適應炎熱的氣候。作戰中，日軍因為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人數眾多，甚至超過了戰鬥中的減員。中、日兩軍在長江流域惡鬥的時候，正逢當地發生嚴重的瘟疫，日軍本就不服水土，病者眾多，因為疾病而死傷的人數與在戰鬥中死傷的人數不相上下。中國的士兵同樣也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且因為缺乏醫藥，因病而死的戰士極多。當時中國所有的本錢，都已放在購置軍火上，槍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強有飯吃，根本談不上營養，在野戰部隊中，醫藥幾乎等於沒有（除了紅藥水），在這種幾乎無法想象的艱苦狀況下，中國的守軍，生病、發燒、呻吟，卻又沒有醫藥的治療，但他們仍然在每場戰鬥中盡力地保衛自己的國土。三是複雜的地形。這是進攻武漢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最苦惱的。感慨之餘，他甚至寫下了“敵非敵，地形是敵，征戰我不愛山水”的字樣。
中國保衛武漢的作戰指導方針，更為明確地接近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構想，吸取了淞滬會戰與南京守城戰的慘痛教訓後，武漢會戰是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不戰於武漢的郊野，而戰於湖泊丘陵密布的遠方。
當長江在海軍占絕對優勢的日軍麵前不再是天塹的時候，湖泊，特別是山嶽就成了中國軍隊最好的盟友。祖先留下來的廣袤的國土和大自然賜給我們的丘陵山嶽成了中華民族從敵人虎口中爭得生存的寶貴資源。中國軍隊即使不能把大別山、廬山、幕阜山化為日軍的墳墓，至少也要讓這些雄奇的山脈變成日軍難以逾越的門檻。中國軍隊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在富金山、沙窩、田家鎮、廣濟、廬山等地給予來犯的各路日軍重創。尤其是在贛北萬家嶺一役，第九戰區薛嶽兵團包圍了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幾乎全殲日軍。
8月到10月，是武漢保衛戰打得最慘烈的時候。中國急需要國際社會的援助，需要對日本的全麵製裁。恰逢9月9日，國聯召開第102屆常會，它又一次凝聚了中國人的目光。中國政府憤怒地表示，國聯如不再實施盟約第十七條對日本進行製裁，中國就退出國聯。11日，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照會國聯秘書長，表示按照盟約第十七條製裁日本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國聯，為了世界和平。12日，武漢、南陽、廣州、重慶、蘭州、長沙、南昌、桂林等大中城市舉行大規模的擁護國聯援華製日的民眾大會，人數多達數百萬人。
希特勒曾經諷刺說：“國聯是一根稻草，中國卻想抓住這根稻草過河。”但中國已經從“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教訓中看破了國聯的本領，中國隻是想通過國聯這個最大的國際組織喚起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關注和對國際侵略勢力的堅決抵抗和製裁。抗戰的中國已經率先邁出了這一步。
9月12日這一天，德國與捷克之間火星四濺，劍拔弩張。各大國的外交部長多數不在日內瓦，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苦於侵略氣焰的囂張，柔弱的國聯終於做出了它成立以來最強硬的決議：第一，指稱日本的行動已經違反了非戰協定和九國公約；第二，各國可依照盟約十六條，個別實施對日本的製裁；第三，各國可以力所能及地個別援助中國。決議通過的第二天，會議臨時主席、新西蘭代表喬丹發表講話，他指出，國聯的成功與否，靠的是會員國政府的智慧和決心。沒有會員國的意願與行動，國聯不能獨立存在，也沒有行動的能力。
盡管這項決議既沒有集體性也沒有強製性，但國聯的明朗態度已經盡了道義上的努力，給侵略者名譽和精神上的打擊。但國聯的弱點也暴露於天下，它就像一個不配備手槍的警察，這個先天不足無法挽救。一個法國記者說：“日內瓦碧綠的樹林裏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宮殿，遠遠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宮或和平之墓，但是一走近才知道這是一所奢華的病院，一進門就聽到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襲的殘骸叫喊得格外慘痛（中國和西班牙），內中有幾位醫生也會撫摸一下以表示慰藉。如果是連叫喊的資格也沒有的（如阿比西尼亞），就用實驗的方法證明他已經死了。”國聯最終解散，而由更強有力的聯合國取而代之。
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先鋒。蔣百裏曾寫了一篇名為《為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的文章，在武漢、香港、重慶同時發表，警告英國人。他寫道：“我們這次抗戰是在替英帝國擋著最前線，同時替國聯的和平政策守著最後的堡壘。”可此時主宰著國際秩序的英國和法國的當政者想的卻是綏靖和妥協。9月15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到德國會晤希特勒，在為和平做努力，甚至不惜犧牲了弱小的捷克。9月18日，也是中國的“九一八”紀念日，捷克首相霍德采拒絕德國吞並捷克的蘇台德地區，呼籲“惟有奮鬥，乃有和平”。可是到30日，英國、法國和德國、意大利四國首腦在慕尼黑會晤，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同意將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德軍占領了蘇台德地區，而張伯倫回國時還洋洋得意地告訴英國人，他帶回來了一個世紀的和平。門口失火，兩國還一味地忍讓，中國能夠指望他們在遠東做些什麽呢？相反，英法的綏靖主義者正準備割了中國這塊肉去喂日本這個餓虎，好保全自己在亞洲的殖民地。5月，英國和日本簽訂了有關中國關稅的協定，7月，英國首相張伯倫在英國國會公開宣布不再借款給中國。整個1938年，未見美國有任何實質性的援助，就像在中國服務過的美國陳納德將軍說的：“當蘇聯幫助中國之際，美國正把大量的廢鐵和飛機所用的汽油售給日本，無形中協助日本對中國進行不斷的轟炸。”顧維鈞也說過，當時的國聯會員國中隻有蘇聯給了抗戰中的中國真正實質性的幫助。1938年7月5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公布了一項統計，抗戰開始以後，各國輸入中國的武器中，德國無論在品種上還是數量上都占了第一位，而蘇聯居於第二位。這是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數據，當中國和日本作戰時，卻不得不從它的法西斯盟友納粹德國那裏購買武器裝備。但戰爭是塊試金石，朋友、同情者和潛在的敵人都逐漸顯山露水。在日本人的持續壓力下，希特勒迅速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德國在中、日之間徘徊許久之後，決定公開站在日本一邊。1938年2月間，希特勒承認了“滿洲國”，4月間宣布停售軍事裝備給中國，5月23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路透社記者表示，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的共40名德國顧問。
德國軍事顧問走了，蘇聯顧問填補了他們的角色，日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軍名將的崔可夫等都出任過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從蘇聯購入，經過西北運輸進來的飛機以及各種武器是孤立無助的中國特別需要的。這一年的5月11日，楊傑將軍成為中國駐前蘇聯大使。他是位軍事家，對軍事采購的業務很熟悉。早在1934年，他就率領中國的軍事代表團訪問過蘇聯，1937年11月，他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與蘇聯方麵簽訂了財政借款和軍火援助的合同。合同簽訂後，蘇聯將飛機、大炮及各種軍用物資經過新疆源源不斷地運進中國。到1939年，蘇聯共提供了2.5億美元的貸款幫助中國抗戰，而中國的抗戰也牽製了一直對蘇聯遠東地區虎視眈眈的日軍。
田家鎮失守以後，中國政府決定從武漢撤離。隻是日軍進攻的緩慢出乎中方的預料，中國政府決定好幾次推遲了撤退的時間。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回憶說：“武漢撤退時機最初決定在8月底，後改為九一八，又改為九月底、雙十節，直至10月20日領袖尚在武漢。”10月中旬開始了最後的撤退。當時這個城市幾乎是空城，武漢的民眾從6月開始就已經陸續向內地轉移。漢口的政府機構也先後搬遷，民政機關遷往重慶，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最後撤出時，把武漢的重工業與軍工廠，都做了較有係統的破壞。整個武漢隻留下一個旅（一八五師第五四五旅）做象征性的抵抗。
撤退時最大的意外是華南的廣州竟然先於武漢4天失守。武漢會戰開始後，日軍進展緩慢，認為粵漢鐵路給武漢方麵不停輸血是關鍵。9月，日軍大本營決定攻占廣州。但中國統帥部和廣東地方政府一直不相信日本會輕易觸犯英國臉麵，進攻與香港毗鄰的廣州，更何況進犯廣州在戰略上有分兵之嫌，結果疏於防範，還陸續將駐守廣東的精銳軍隊北調參加武漢會戰。10月9日下午，日本海軍第五艦隊護送運載步兵的巨大船隊悄然向廣東大亞灣進發。12日淩晨，日軍第二十一軍登陸大亞灣，司令官為古莊幹郎。日軍在海灘附近集結時，幾乎未受任何抵抗。10月21日下午，日軍輕裝坦克部隊已經闖進了廣州城。
10月24日，武漢失守的前夜，蔣介石還沒有離開。他向左右表示，他留在武漢一天，武漢可以多守一天。眼看日軍的合圍已經快要成功了，左右的人請來宋美齡勸駕。到晚上蔣介石終於答應了，8點半，蔣介石夫婦離開武漢。在夜色蒼茫中，飛機向南飛去。這天晚上，周恩來到漢口《新華日報》社，口授了一篇社論。他說，我們隻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25日淩晨，在安排報社最後一批人撤退之後，他和葉劍英離開了武漢。
10月25日夜，日軍第六師團進入長江北岸的漢口，26日早晨，波田旅團攻入長江南岸的武昌。在一片火光中，偉大的江城淪陷了。
11月4日，陸軍大學代理校長蔣百裏故去了。他和岡村寧次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校友，是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軍事理論家。一生坎坷的他，雖然沒有在疆場上和岡村寧次等一決雌雄，但抗戰的到來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候。“當花朵盛放的時候，也許是將要凋謝的時候”，在國人需要他的時候，他悄然而去。他沒有看到抗日的勝利，但勝利已經在他預料之中。他正告日本人：“戰爭目的在屈服敵人的意誌。屈服一個將軍的意誌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誌使它改變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誌，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他給國人留下了近似格言的一句話：“對已經鬼迷心竅的軍國主義的日本，千言萬語，隻是不要和它講和。”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認為抗日戰爭該結束了，在國民參政會等公開場合，他依舊風度翩翩，依舊口若懸河，極動聽地告訴人們為什麽要抗戰到底，但在私下，他已經公開向蔣介石進言：繼續抗戰下去已經沒有意義，外國的援助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不如與日本人妥協，倒可以防止共產黨發展壯大。
1938年底，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一屆二次會議，最年長的參政員張一麟提出《為抗戰到底，宜由會議決議，請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間而定人心案》，遠在3000裏外的新加坡城的參政員陳嘉庚因故沒有參加會議，他用電報發來了提案“官吏談和者以漢奸論罪”。會長汪精衛在宣讀這一提案時，突然臉色蒼白。最後這個提案被通過，定名為“日寇未退出我國土前不準言和”。武漢淪陷後數月，這位對抗戰悲觀的國民黨副總裁突然離開了重慶，取道雲南，到了河內，不久以後，他出現在上海，與日本官員把酒共歡，甘為漢奸之首。一位大人物的變節免不了引起國民的不安，但就像一位官員所評價的，他的行為隻是與己有害，與政府的形象有小損，與抗戰無損。
本年，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並首次將遊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日本侵略軍高歌猛進之時，也是泥足深陷之日，注定了必然敗亡的命運。
日本軍方沒有感受到勝利的快感，的將軍們已經不得不無奈地放出話來，準備要打“百年戰爭”。
日本人如願地得到了武漢，但也正如中國之所願，從此日本落入深陷的泥潭無從自拔。日本侵略者要維持從東京到武漢幾千公裏的補給線，有限的國防與經濟資源被不停地消耗，這使它對東南亞的橡膠、石油等天然資源垂涎三尺，也與這些殖民地的宗主國荷蘭、美國、英國、法國關係日益緊張。占領武漢，它得到的不是中國的崩潰，而是日本帝國的絞索。
1937年底，在東北堅持抗日的人民武裝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共11個軍。
各軍積極出擊，以原來的山地遊擊區為依托，實行遠征，擴大了活動範圍。全國抗戰開始，為集中力量聯合作戰，聯軍組成了3個路軍司令部，三路大軍總兵力有5萬多人，分別由抗日名將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任總指揮，負責“南滿”、“東滿”、“北滿”的作戰。東北抗日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險惡的環境下堅持戰鬥，浴血白山黑水之間，牽製了大量日軍。
當時的日本軍人還沉浸在占領中國首都的狂歡中，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談和條件，等著中國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畫押，那些極為苛刻的條件是由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轉達的。1938年1月15日，是日本政府規定的最後期限。日本政府沒有收到中國政府任何實質性的答複，日本的軍政首腦失望又惱怒，因為戰爭還得繼續。第二天，日本近衛內閣發表了傲慢的“一·一六聲明”，宣布不再以交戰中的國民政府為對手。1月18日，日本外相在回答國會質詢時，又盛氣淩人地做了補充聲明，他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已經開了國際法上的新例，是否認國民政府並徹底抹殺它。
日本軍方著手準備更大規模的戰爭。在1938年裏，日軍的目標首先是打通津浦路，實現華北與華中日軍的會師，然後通過平漢路與長江進兵中原，占領武漢，一舉結束對華戰爭。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的戰略製定者們最有想像力的計劃了。
1938年初的武漢還是一片和平的景象，那時中國戰時首都已經定在長江上遊的重慶，但交通便捷、工商業發達的武漢才是中國抗戰的實際的政治與軍事中樞。抗戰給這個城市帶來的不僅是緊張，也有興奮，甚至還有短暫的繁榮，酒樓茶館依舊門庭若市。
如果說穿城而過、溝通東西的洶湧長江是武漢三鎮的魂魄，那貫通南北、匯聚武漢的平漢、粵漢兩條鐵路就是這座城市的血脈。東南地區淪陷以後，交通便捷的武漢就成了最重要的軍火補給基地。從海外購買的各種戰略物資由廣州通過粵漢鐵路北運，經武漢三鎮集散後，再分頭接濟各戰區的軍隊。值得誇耀的是，武漢號稱“中國的芝加哥”，是內地惟一的工業城市，漢陽兵工廠生產的“漢陽造”對許多苦於沒有像樣武器的戰士來說，依舊是心愛之物。
走在盛夏的武漢街道上，常常聽到一首亢進的歌曲，歌名叫《保衛東方馬德裏——大武漢》。共產黨人和左翼的人士喜歡這種聯想和類比。西班牙首都馬德裏英勇抵抗了法西斯分子佛朗哥的圍攻，而中國麵對的是日本法西斯，所謂環球同此涼熱。保衛武漢是整個1938年公眾最關心的問題。
這一年是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的蜜月時代。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從武漢遷往南昌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周子昆為正、副參謀長，袁國平、鄧子恢為政治部正、副主任。新四軍全軍共10300人，分成4個支隊，第一支隊司令陳毅，第二支隊司令張鼎丞，第三支隊司令張雲逸，第四支隊司令高敬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新四軍劃屬第三戰區指揮。
整整一年裏，國共雙方在山西、徐州和武漢戰場上，從戰術到戰略的配合絲絲入扣。
這年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陳誠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登門請周恩來出任副主任。周恩來深知國民黨內部複雜，再三推辭。中共中央得知此事，特意發來電報，表示如果屢次推辭，蔣介石和陳誠也許會誤會共產黨無意相助。就職以後的周恩來成為國民政府中職位最高的共產黨領袖，周恩來很重視這項工作，常常白天在政治部處理公務，晚上再趕回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去工作。共產黨人對保衛武漢傾注了熱情和智慧。
嚴竣的局勢提醒人們，對整個戰局也好，對武漢的防守也好，天時、地利不如人和。3月29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珞珈山召開。當天，創刊剛剛兩個多月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主張各黨聯合一致，親密無間。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抗戰建國綱領”也受到各方麵的擁護。
4月1日，負責防衛津浦線與徐州一帶的第五戰區傳來了捷報。在以前並不知名的山東南部小鎮台兒莊，中、日軍隊激戰8個晝夜以後，日軍開始潰退，台兒莊大捷造成日軍數萬人的傷亡。這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勝利。自從上海、南京、太原等重要都市相繼陷落以後，中方在戰場上沒有傳出過什麽激動人心的戰報，台兒莊大捷的消息傳來，令武漢三鎮一片歡騰。武漢舉行了10萬人的火炬遊行。郭沫若在《洪波曲》一書中有段生動的描寫：“在武昌的黃鶴樓下，被人眾擁擠得水泄不通，輪渡的乘客無法下船，火炬照紅了長江兩岸。唱歌聲、爆竹聲、高呼口號聲，仿佛要把整個空間炸破。武漢三鎮的確是複活了！誰能說人民是死了呢？誰能說鐵血的鎮壓可以使人民永遠窒息呢？”
同一天，蔣介石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舉為國民黨總裁，汪精衛任副總裁。當大會宣布這一結果時，汪精衛麵色不快。他把對蔣介石的不滿及對抗戰前景的悲觀看法藏在了內心深處。
中國的抗戰要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下去，首先得挖掘自己的力量。1938年7月6日，國民參政會在武漢召開。150名代表中有重要黨派的代表，也有社會團體、邊疆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7名共產黨的參政員除毛澤東請假未來，其他的都參加了會議。國民參政會給國民黨外的其他政黨與個人參與政治提供了一條途徑，它甚至被比喻成中國的“戰時國會”。抗戰以後的政治協商會議也與它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國民參政會代表了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開端。中國共產黨表示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摯的態度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工作。後來周恩來曾向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表示，盡管國民參政會“提供給中共的席位數與中共的實際力量不符，但中共仍接受這些席位，因為這使中共能夠有一個公開自己主張的機會，並希望通過這一有限的機會參與國家政務”。
武漢的市民最初是從難民、報紙、雜誌、廣播和演講了解戰爭的，他們目睹並歡送麵色堅毅的軍人經過街道然後開往前線布防，許多官兵來自四川、廣西、湖南、廣東等遙遠的省份。日軍飛機的空襲使武漢市民立刻感受到戰爭離自己很近。戰爭使中國的空間好像變小了許多，不同地域人民的情感也更加親近。戰爭爆發後，沿海人口稠密繁榮地區的大片國土被日軍占領，日軍的侵略結束了民眾的和平生活，侵略者用炮火毀壞了他們的住宅、農田，還轟炸醫院和學校，成千上萬的民眾意識到殘酷的戰爭不是短期內能夠結束的，那些有財產的或沒有財產的人們，因為不甘心接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和掠奪，不懼長途跋涉，形成蔚為壯觀的難民潮，人們先到武漢等地，然後轉往西北、西南等安全區域，最後定居在重慶、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或周圍的小城鎮與鄉村，在緊張、焦慮、期待和喜悅的複雜心境中度過了漫長的戰爭歲月。沿海、沿江的政府機關、學校等也紛紛內遷。現代戰爭離不開工業，抗戰初期的實業家們表現出很高的愛國熱情，在運輸工具極為簡陋的條件下，曆盡艱苦，舉廠內遷。工廠內遷大致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上海及沿海省份的工廠遷往武漢；第二階段是從武漢繼續向重慶等西南、西北各地遷移，據當時主持工廠內遷的工礦調整處統計，戰爭初期內遷的民營工廠450多家，它們重新在大後方運轉，改變了大後方工業落後的格局，成為支撐長期抗戰的物質基礎。
圍繞武漢的攻與防，進攻的日軍動用陸、海、空軍35萬軍隊，防守的中國方麵更是投入百萬大軍。雙方的兵力之多、戰線之長、時間之久、規模之大，為抗戰以來所未曾有過的。
攻打武漢的日軍第十一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承認，在進攻武漢作戰中，他常有3個隱憂。一是中國軍隊的兵力優勢，雙方的兵力對比常常達到10：1的比例。二是炎熱的氣候，他從台灣調來波田旅團打頭陣，因為這支隊伍適應炎熱的氣候。作戰中，日軍因為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人數眾多，甚至超過了戰鬥中的減員。中、日兩軍在長江流域惡鬥的時候，正逢當地發生嚴重的瘟疫，日軍本就不服水土，病者眾多，因為疾病而死傷的人數與在戰鬥中死傷的人數不相上下。中國的士兵同樣也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且因為缺乏醫藥，因病而死的戰士極多。當時中國所有的本錢，都已放在購置軍火上，槍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強有飯吃，根本談不上營養，在野戰部隊中，醫藥幾乎等於沒有（除了紅藥水），在這種幾乎無法想象的艱苦狀況下，中國的守軍，生病、發燒、呻吟，卻又沒有醫藥的治療，但他們仍然在每場戰鬥中盡力地保衛自己的國土。三是複雜的地形。這是進攻武漢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最苦惱的。感慨之餘，他甚至寫下了“敵非敵，地形是敵，征戰我不愛山水”的字樣。
中國保衛武漢的作戰指導方針，更為明確地接近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構想，吸取了淞滬會戰與南京守城戰的慘痛教訓後，武漢會戰是守武漢而不戰於武漢；不戰於武漢的郊野，而戰於湖泊丘陵密布的遠方。
當長江在海軍占絕對優勢的日軍麵前不再是天塹的時候，湖泊，特別是山嶽就成了中國軍隊最好的盟友。祖先留下來的廣袤的國土和大自然賜給我們的丘陵山嶽成了中華民族從敵人虎口中爭得生存的寶貴資源。中國軍隊即使不能把大別山、廬山、幕阜山化為日軍的墳墓，至少也要讓這些雄奇的山脈變成日軍難以逾越的門檻。中國軍隊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在富金山、沙窩、田家鎮、廣濟、廬山等地給予來犯的各路日軍重創。尤其是在贛北萬家嶺一役，第九戰區薛嶽兵團包圍了日軍第一〇六師團，幾乎全殲日軍。
8月到10月，是武漢保衛戰打得最慘烈的時候。中國急需要國際社會的援助，需要對日本的全麵製裁。恰逢9月9日，國聯召開第102屆常會，它又一次凝聚了中國人的目光。中國政府憤怒地表示，國聯如不再實施盟約第十七條對日本進行製裁，中國就退出國聯。11日，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照會國聯秘書長，表示按照盟約第十七條製裁日本不僅是為了中國，也是為了國聯，為了世界和平。12日，武漢、南陽、廣州、重慶、蘭州、長沙、南昌、桂林等大中城市舉行大規模的擁護國聯援華製日的民眾大會，人數多達數百萬人。
希特勒曾經諷刺說：“國聯是一根稻草，中國卻想抓住這根稻草過河。”但中國已經從“九一八”事變以後的教訓中看破了國聯的本領，中國隻是想通過國聯這個最大的國際組織喚起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關注和對國際侵略勢力的堅決抵抗和製裁。抗戰的中國已經率先邁出了這一步。
9月12日這一天，德國與捷克之間火星四濺，劍拔弩張。各大國的外交部長多數不在日內瓦，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苦於侵略氣焰的囂張，柔弱的國聯終於做出了它成立以來最強硬的決議：第一，指稱日本的行動已經違反了非戰協定和九國公約；第二，各國可依照盟約十六條，個別實施對日本的製裁；第三，各國可以力所能及地個別援助中國。決議通過的第二天，會議臨時主席、新西蘭代表喬丹發表講話，他指出，國聯的成功與否，靠的是會員國政府的智慧和決心。沒有會員國的意願與行動，國聯不能獨立存在，也沒有行動的能力。
盡管這項決議既沒有集體性也沒有強製性，但國聯的明朗態度已經盡了道義上的努力，給侵略者名譽和精神上的打擊。但國聯的弱點也暴露於天下，它就像一個不配備手槍的警察，這個先天不足無法挽救。一個法國記者說：“日內瓦碧綠的樹林裏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宮殿，遠遠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宮或和平之墓，但是一走近才知道這是一所奢華的病院，一進門就聽到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襲的殘骸叫喊得格外慘痛（中國和西班牙），內中有幾位醫生也會撫摸一下以表示慰藉。如果是連叫喊的資格也沒有的（如阿比西尼亞），就用實驗的方法證明他已經死了。”國聯最終解散，而由更強有力的聯合國取而代之。
中國的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先鋒。蔣百裏曾寫了一篇名為《為國聯開會警告英倫人士》的文章，在武漢、香港、重慶同時發表，警告英國人。他寫道：“我們這次抗戰是在替英帝國擋著最前線，同時替國聯的和平政策守著最後的堡壘。”可此時主宰著國際秩序的英國和法國的當政者想的卻是綏靖和妥協。9月15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到德國會晤希特勒，在為和平做努力，甚至不惜犧牲了弱小的捷克。9月18日，也是中國的“九一八”紀念日，捷克首相霍德采拒絕德國吞並捷克的蘇台德地區，呼籲“惟有奮鬥，乃有和平”。可是到30日，英國、法國和德國、意大利四國首腦在慕尼黑會晤，簽訂了慕尼黑協定，同意將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德軍占領了蘇台德地區，而張伯倫回國時還洋洋得意地告訴英國人，他帶回來了一個世紀的和平。門口失火，兩國還一味地忍讓，中國能夠指望他們在遠東做些什麽呢？相反，英法的綏靖主義者正準備割了中國這塊肉去喂日本這個餓虎，好保全自己在亞洲的殖民地。5月，英國和日本簽訂了有關中國關稅的協定，7月，英國首相張伯倫在英國國會公開宣布不再借款給中國。整個1938年，未見美國有任何實質性的援助，就像在中國服務過的美國陳納德將軍說的：“當蘇聯幫助中國之際，美國正把大量的廢鐵和飛機所用的汽油售給日本，無形中協助日本對中國進行不斷的轟炸。”顧維鈞也說過，當時的國聯會員國中隻有蘇聯給了抗戰中的中國真正實質性的幫助。1938年7月5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公布了一項統計，抗戰開始以後，各國輸入中國的武器中，德國無論在品種上還是數量上都占了第一位，而蘇聯居於第二位。這是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數據，當中國和日本作戰時，卻不得不從它的法西斯盟友納粹德國那裏購買武器裝備。但戰爭是塊試金石，朋友、同情者和潛在的敵人都逐漸顯山露水。在日本人的持續壓力下，希特勒迅速調整了自己的政策，德國在中、日之間徘徊許久之後，決定公開站在日本一邊。1938年2月間，希特勒承認了“滿洲國”，4月間宣布停售軍事裝備給中國，5月23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路透社記者表示，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的共40名德國顧問。
德國軍事顧問走了，蘇聯顧問填補了他們的角色，日後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軍名將的崔可夫等都出任過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從蘇聯購入，經過西北運輸進來的飛機以及各種武器是孤立無助的中國特別需要的。這一年的5月11日，楊傑將軍成為中國駐前蘇聯大使。他是位軍事家，對軍事采購的業務很熟悉。早在1934年，他就率領中國的軍事代表團訪問過蘇聯，1937年11月，他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與蘇聯方麵簽訂了財政借款和軍火援助的合同。合同簽訂後，蘇聯將飛機、大炮及各種軍用物資經過新疆源源不斷地運進中國。到1939年，蘇聯共提供了2.5億美元的貸款幫助中國抗戰，而中國的抗戰也牽製了一直對蘇聯遠東地區虎視眈眈的日軍。
田家鎮失守以後，中國政府決定從武漢撤離。隻是日軍進攻的緩慢出乎中方的預料，中國政府決定好幾次推遲了撤退的時間。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回憶說：“武漢撤退時機最初決定在8月底，後改為九一八，又改為九月底、雙十節，直至10月20日領袖尚在武漢。”10月中旬開始了最後的撤退。當時這個城市幾乎是空城，武漢的民眾從6月開始就已經陸續向內地轉移。漢口的政府機構也先後搬遷，民政機關遷往重慶，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最後撤出時，把武漢的重工業與軍工廠，都做了較有係統的破壞。整個武漢隻留下一個旅（一八五師第五四五旅）做象征性的抵抗。
撤退時最大的意外是華南的廣州竟然先於武漢4天失守。武漢會戰開始後，日軍進展緩慢，認為粵漢鐵路給武漢方麵不停輸血是關鍵。9月，日軍大本營決定攻占廣州。但中國統帥部和廣東地方政府一直不相信日本會輕易觸犯英國臉麵，進攻與香港毗鄰的廣州，更何況進犯廣州在戰略上有分兵之嫌，結果疏於防範，還陸續將駐守廣東的精銳軍隊北調參加武漢會戰。10月9日下午，日本海軍第五艦隊護送運載步兵的巨大船隊悄然向廣東大亞灣進發。12日淩晨，日軍第二十一軍登陸大亞灣，司令官為古莊幹郎。日軍在海灘附近集結時，幾乎未受任何抵抗。10月21日下午，日軍輕裝坦克部隊已經闖進了廣州城。
10月24日，武漢失守的前夜，蔣介石還沒有離開。他向左右表示，他留在武漢一天，武漢可以多守一天。眼看日軍的合圍已經快要成功了，左右的人請來宋美齡勸駕。到晚上蔣介石終於答應了，8點半，蔣介石夫婦離開武漢。在夜色蒼茫中，飛機向南飛去。這天晚上，周恩來到漢口《新華日報》社，口授了一篇社論。他說，我們隻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25日淩晨，在安排報社最後一批人撤退之後，他和葉劍英離開了武漢。
10月25日夜，日軍第六師團進入長江北岸的漢口，26日早晨，波田旅團攻入長江南岸的武昌。在一片火光中，偉大的江城淪陷了。
11月4日，陸軍大學代理校長蔣百裏故去了。他和岡村寧次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校友，是當時中國最負盛名的軍事理論家。一生坎坷的他，雖然沒有在疆場上和岡村寧次等一決雌雄，但抗戰的到來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候。“當花朵盛放的時候，也許是將要凋謝的時候”，在國人需要他的時候，他悄然而去。他沒有看到抗日的勝利，但勝利已經在他預料之中。他正告日本人：“戰爭目的在屈服敵人的意誌。屈服一個將軍的意誌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誌使它改變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誌，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他給國人留下了近似格言的一句話：“對已經鬼迷心竅的軍國主義的日本，千言萬語，隻是不要和它講和。”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認為抗日戰爭該結束了，在國民參政會等公開場合，他依舊風度翩翩，依舊口若懸河，極動聽地告訴人們為什麽要抗戰到底，但在私下，他已經公開向蔣介石進言：繼續抗戰下去已經沒有意義，外國的援助是遠水解不了近渴，不如與日本人妥協，倒可以防止共產黨發展壯大。
1938年底，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一屆二次會議，最年長的參政員張一麟提出《為抗戰到底，宜由會議決議，請政府明令公布，以防反間而定人心案》，遠在3000裏外的新加坡城的參政員陳嘉庚因故沒有參加會議，他用電報發來了提案“官吏談和者以漢奸論罪”。會長汪精衛在宣讀這一提案時，突然臉色蒼白。最後這個提案被通過，定名為“日寇未退出我國土前不準言和”。武漢淪陷後數月，這位對抗戰悲觀的國民黨副總裁突然離開了重慶，取道雲南，到了河內，不久以後，他出現在上海，與日本官員把酒共歡，甘為漢奸之首。一位大人物的變節免不了引起國民的不安，但就像一位官員所評價的，他的行為隻是與己有害，與政府的形象有小損，與抗戰無損。
本年，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發表並首次將遊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日本侵略軍高歌猛進之時，也是泥足深陷之日，注定了必然敗亡的命運。
日本軍方沒有感受到勝利的快感，的將軍們已經不得不無奈地放出話來，準備要打“百年戰爭”。
日本人如願地得到了武漢，但也正如中國之所願，從此日本落入深陷的泥潭無從自拔。日本侵略者要維持從東京到武漢幾千公裏的補給線，有限的國防與經濟資源被不停地消耗，這使它對東南亞的橡膠、石油等天然資源垂涎三尺，也與這些殖民地的宗主國荷蘭、美國、英國、法國關係日益緊張。占領武漢，它得到的不是中國的崩潰，而是日本帝國的絞索。
1937年底，在東北堅持抗日的人民武裝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共11個軍。
各軍積極出擊，以原來的山地遊擊區為依托，實行遠征，擴大了活動範圍。全國抗戰開始，為集中力量聯合作戰，聯軍組成了3個路軍司令部，三路大軍總兵力有5萬多人，分別由抗日名將楊靖宇、周保中、李兆麟任總指揮，負責“南滿”、“東滿”、“北滿”的作戰。東北抗日聯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險惡的環境下堅持戰鬥，浴血白山黑水之間，牽製了大量日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