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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大勢

  春夏之交,古老的北平城雍容而平靜,其實它已經是個圍城,日本侵略者早已經給它套上了絞索,隻是不知道它那罪惡的手何時會拉緊。

  在北平周圍,日本駐屯軍多達萬人,分布於北平、天津、塘沽、灤州、秦皇島及山海關之間鐵道沿線。東麵有傀儡的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偽軍萬餘人,北麵的熱河集結有日本關東軍,西北麵的察哈爾有偽蒙軍約4萬人。

  一位正在中國旅行的美國學人拉鐵摩爾感受到了危機逼近,後來他成了蔣介石的顧問。那年的春季,一向爭吵不斷的中、日兩國好像突然失去了爭執的興趣,一切歸於沉寂。拉鐵摩爾憂心忡忡地對朋友說:“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讓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呢。”

  日本駐華武官今井武夫在戰後的回憶錄中也承認,日本政界消息靈通人士中,都在談論一個神秘的傳言:“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為此,日本軍政界均派人到京津明察暗訪。

  1937年7月7日日軍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對記者來說,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有價值的消息來自北平、天津和保定三地,而最有價值的消息則來自廬山、南京和東京,不再是來自宛平的盧溝橋前線。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北平城門緊閉,平漢鐵路中斷。中國共產黨對盧溝橋事變迅速做出反應,7月8日就發表通電,呼籲武裝保衛平津和華北,實行全民族抗戰。

  在南京,外交部長王寵惠向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提出書麵抗議,要求日軍撤回原防。日本政府誣蔑中國“非法炮擊及排日侮日”,反要求中國政府道歉,還蠻橫地說盧溝橋事變是“地方事件”,可由日方直接與冀察地方當局交涉,中國政府不必過問。中國外交部嚴正指出,任何協定都須經過中央政府的批準。

  日本麵對強硬的中國需要立即做出決定,是對這個新的對手讓步,還是幹脆徹底摧毀它的實力與意誌;如果讓步,那麽日本讓到何種地步,並且向中國要求的交換條件是什麽?平津的局勢早已經不由當地的衝突雙方所能夠左右,決定著事變結局的是南京與東京。

  中國麵臨抉擇,是再次低頭,把盧溝橋事件作為地方事件處理,還是堅守原則,哪怕以戰爭對付戰爭。

  8日,蔣介石在廬山得知盧溝橋事變後,要宣傳部長邵力子對事變如實報道,不加任何限製。周圍敏感的人覺察到蔣介石已經要下決心抗日了。9日,他下令孫連仲等部北上石家莊和保定。孫連仲部進入河北意味著中國政府已經不再準備遵守屈辱的“何梅協定”。12日下午7點,陝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境內的中國軍隊接到動員令,向以鄭州為中心的隴海鐵路和平漢鐵路線集結;山東境內的部隊擔任津浦鐵路北段的防守;在南昌的30架軍用飛機立即編隊飛行北上。

  驕橫好戰的日本侵略者低估了中國人民抵抗的決心與力量,以為隻要拔刀威脅一下便可以使中國屈服。陸相杉山元在上奏日本裕仁天皇時誇下海口,要在一個月內解決“支那事變”。近衛內閣匆匆於11日宣布向華北增派3個師團的兵力,並在日本國內進行動員。日本政府將這一事件當成解決華北問題的恰當機會。這一決定比日本軍方走得還遠,這是把盧溝橋事變導向全麵侵華戰爭的關鍵性步驟。

  時當盛夏,國民政府的要員們多在江西廬山避暑。國民政府還邀請了各界知名人士上山召開談話會,在廬山上,最受人們注意的便是掛著五老峰徽章的談話會代表。正因為如此,國內外的視線都集中到廬山。

  7月17日,蔣介石代表中國政府發表了廬山談話,鄭重表示:“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變成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到中國整個國家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現在就是最後關頭了。”同時,他明確表示,隻要有一線希望仍爭取和平,隻應戰,而不求戰。蔣介石宣示了中方解決盧溝橋事件的四點立場: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的改變;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此時蔣介石是在表達一個民族的意誌,中國人已不準備再屈服於日本的任何壓力,包括戰爭的威脅,他表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從這天起,中央政府終於斷然負起了保衛華北的責任。

  8月初,最高國防聯席會議在南京舉行。各重要省份的將領,如四川省主席劉湘、廣西省的白崇禧、雲南省主席的龍雲等,都趕到南京與會。他們將以前與蔣介石的恩恩怨怨暫時放卻,共議抗戰大計。

  在國防聯席會議上,蔣介石表示,如果日本人說話算數,能以長城為界而不南犯,他個人願意負責與日本談和。但日本的行為證明,不滅亡全中國它是不會罷休的,因此中國隻有起來應戰。四川省主席劉湘在會上慷慨激昂地宣布,四川作為抗戰的後方,將出兵百萬為國效命。他的這個表態非同小可,因為如果沿海地區淪陷,四川將成為中國抗戰的最主要的後方基地。

  會議最後以是否起立的形式來表決是否抗戰,與會者均一致起立,決心抗戰。全國的軍事領袖們在國難臨頭之際,終於捐棄前嫌,共赴國難。稍後,中國共產黨紅軍將領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乘飛機從西安趕到南京參加了國防聯席會議,貢獻了他們在戰略戰術方麵的特別心得。

  8月13日,日軍製造事端,以致上海燃起戰火後,中國政府立即做出強烈的反應,14日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宣布:“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蔣介石任陸海空軍大元帥,程潛(後為何應欽)和白崇禧分別出任正、副參謀總長。

  上海戰事爆發後,蔣介石迫切需要紅軍開往華北增援,國共談判很快取得了突破性進展。8月22日,蔣介石正式同意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八路軍下轄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第一二〇師(師長賀龍)、第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3個師,每師轄兩旅,每旅轄兩團,全軍共4.6萬人。國共兩黨後來還圍繞南方紅軍遊擊隊的改編問題進行了談判。10月,紅軍在南方的各路遊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麵對抗戰全麵爆發的新形勢,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會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出席會議,討論紅軍作戰的戰略與行動方針,與國民黨的關係及發動人民起來抗戰等重要問題。會上,毛澤東提出全麵抗戰八大綱領,確定共產黨應使自己成為領導全國抗戰的核心,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組織和武裝民眾,將工作重點放在戰區與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實行持久抗戰。

  15日,開始全國總動員。在南京參加會議的地方要員們匆忙回各省組織和動員軍隊開赴華北和華東前線。前線地區劃分為5個戰區。河北、河南為第一戰區,山西、察哈爾、綏遠為第二戰區,上海、江蘇、浙江為第三戰區,福建、廣東為第四戰區,山東南部及江蘇北部為第五戰區。

  日本近衛內閣也公開放棄“不擴大”方針,組建上海派遣軍,以鬆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率第三、第十一等師團開往上海,將戰爭區域擴大到整個中國。

  從“九一八”事變之後,中、日就斷斷續續地進行著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甚至全麵戰爭開始以後,雙方也沒有斷絕外交關係。中國將這場戰爭稱為抗戰,抗戰從局部抗戰一直發展到全麵抗戰,日本將這場戰爭叫“事變”,從“滿洲事變”、“北支事變”一直發展到“中國事變”。

  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各省軍隊紛紛向華北、華東前線開拔。連遠在西南邊陲的雲南愛國人士也不落人後,在省會昆明,人們先後熱情歡送第六十軍、第五十八軍等子弟兵開往抗日的前線。

  雲南第六十軍的官兵在軍長盧漢的率領下,唱著作曲家冼星海為他們創作的軍歌越過萬水千山奔向抗日戰場:“我們來自雲南起義偉大的地方,走過崇山峻嶺,開到抗日戰場。弟兄們用血肉爭取民族的解放,發揚我們護國、靖國的榮光。不能讓敵人橫行在我們的國土,不能讓敵機在我們領空翱翔。雲南是六十軍的故鄉,六十軍是保衛中華的武裝。”軍歌唱出了雲南軍人的光榮,此前20年正是他們率先振臂一呼,讓袁世凱的帝製政府灰飛煙滅。這些官兵空閑的時候喜歡唱幾句滇戲,或者拿出兩尺來長的圓煙筒吸煙。這煙筒又名癆病筒,紫紅色,閃閃發光,不一定看得出是竹製的。初到異地的時候,老百姓總以為是一種什麽武器,或者當成擲彈筒,或者當成水機關槍,甚至被認做是酒壺或小便壺。其實這便是雲南人愛吸的水煙筒。就是這些普通的官兵,要在抗日戰場上延續他們的光榮傳統。

  比鄰雲南的廣西省,在戰前就擁有比較完整的民團組織和行之有效的征兵製度,因而,抗戰之初,廣西省很快便動員起兩個集團軍數十萬部隊奔向抗日的前線。他們的軍餉、服裝等主要是由本省提供的。

  在沒有真正統一的國防軍的情況下,中國的抗戰陣營依舊在最初表現得像一個整體。抗戰時的中國軍隊統稱為國民革命軍,由南京的統帥部統一調動。與其說它是一支近代化的國家軍隊,不如說它是由許多不同性質軍隊組成的盟軍。紅軍是戰爭爆發以後才正式編入國民革命軍的序列,稱第八路軍(後稱第十八集團軍),它宣誓服從三民主義,但全體官兵上下絕對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半年前,東北軍、西北軍還因為扣押蔣介石而與中央軍壁壘分明。一年前,廣西軍隊還盤馬彎弓,準備與南京的軍隊作戰。在國民革命軍的名下,還有許多地方乃至私人性質的軍隊,如川軍、晉軍等。抗戰前他們彼此之間大多交戰過。但在國難來臨時,各種類型的中國軍隊握手言和,從不同的地區開赴華北平原上的津浦平漢線、山西高地和淞滬低窪水網地帶。

  前線的司令官們看到了穿著不同製服的各種軍隊,也看到了他們帶來的各式各樣的武器裝備,將他們的武器放在一起的話就像是舉辦一場大型的世界過時武器博覽會。在淞滬戰場,雲集了最精銳的部隊,張治中上將手下的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第三十六師配備有德國的武器,他還可以指揮他的坦克手們攻擊已經被逼到海邊的日本軍隊。而在山西,來自四川的王銘章師長屬下的士兵卻穿著草鞋,他們連坦克是什麽樣子都沒有見過。

  各地部隊的軍餉不統一,訓練不統一,新兵補充不統一,連編製也不統一,要想讓這樣的軍隊在一場現代化戰爭中密切配合,應用自如,那是不現實的。

  盡管有了這些不利的因素,中國的領袖們還是決定抵抗。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但是麵對日本曠日持久的侵略、侮辱和壓迫,中國人民終於決定用鐵血與日本決一死戰。戰場上的挫敗早在預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土地被占領也在預料之中,大批生命的死亡也已經不可避免,但中國還是要戰鬥下去,正所謂哀兵必勝!中國軍隊所持的最大資本是戰士的強烈的民族精神。一位小戰士的麵色剛毅的照片曾被國外的雜誌登載,他的眼神充滿著複仇的欲望,這是一個象征,是中國軍人準備冒一切困難與日軍血戰到底的精神象征。

  1937年炎夏,對日戰爭開始,轉眼到了落葉飄零的深秋。戰局也像秋天的景色變得蕭瑟黯淡。

  在忻口會戰失利後,山西戰局變得嚴峻起來。11月8日,山西省城太原失陷。山西軍政中心向山西南部的臨汾轉移。

  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朱德總司令率領八路軍總部轉移到了山西東南部和順縣的石拐鎮。這是個位於正太鐵路之南的小鎮。當時小鎮的居民和那裏許多臨近戰線的區域一樣,人心惶惶,很是冷落。

  朱德將軍的到來使得當地的人心鎮定下來。作家丁玲率領戰地服務團也來到了八路軍總部。兩個東北的學生來到八路軍總部,他們是從太原徒步找來的。他們找遍了山西東部,為的是參加八路軍,打擊日本侵略者。9日晚上,戰地服務團在街頭演出,城門口變成了劇場,街道與屋頂上擠滿了戰士和居民,一個演員打著竹板,用說唱的形式講述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當時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隨八路軍總部采訪,並在以後的日子裏隨軍向山西南部的洪洞、臨汾轉移。她親眼目睹了朱德將軍在許多地方受到熱烈歡迎的場景。13日晚上,在榆社縣縣城寬敞的文廟內召開群眾大會,“當朱德在人群閃讓開來的地方向前走的時候,全場的人們都站起來,高唱中國歌曲。當地的和鄰近城鎮的遊擊隊、縣城的警察、山西軍的一個連、當地的救國會以及全體居民都在歡迎他。”

  11月下旬,日軍首先出動兩萬兵力配合騎兵、大炮、坦克、飛機分8路向剛剛創建的晉察冀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攻。八路軍能不能在敵後站住腳跟,這是首次較量。

  華東戰場的情形令人憂傷。11月9日,上海的主力部隊在浴血抵抗3個月以後,終於無法支撐,蔣介石不得已下達了撤退命令。軍隊早已經筋疲力盡,撤退變成了可怕的潰敗,蔣介石苦心經營的精銳部隊遭遇重創。撤退時最可憐的是重炮部隊,炮車與重炮這類笨重的大家夥在逃生的時候成了累贅。倉促混亂之中,在上海與南京間修築的號稱東方馬其諾的數道防線和工事也沒有發揮作用。僅一個月的時間,日軍已經把10多萬中國軍隊圍困在南京城中。這座古城已沒有空中保護,因為年輕的中國空軍已經損失了幾乎全部的戰鬥機。至於本就弱小的海軍,已與海無緣,變成了江防部隊。

  1937年的冬天冷得嚴酷。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除少數部隊僥幸突圍,其餘都成了戰俘。中國的首都在一場日軍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變成了人間地獄。被俘士兵、城中的平民被殺害達30萬人。到處是強暴婦女、搶奪財物和縱火等,日本侵略者行同無法無天的野獸。而在日本的首都東京,國民卻湧上街頭,沉浸在狂歡的氣氛中。

  在華北,津浦線上,日軍到達黃河,直逼濟南。平漢線日軍也快速向南推進。

  那時的中國已處在虛脫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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