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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香港三請許綬泰
盛彤笙作為一名教育家，對人才的重視和熱情，超越常人，在許綬泰身上，最能見證他那感天動地的一片真情。
許綬泰，江蘇吳縣人，1916年6月出生。幼年家道中落，先入蘇州農校刻苦攻讀，1934年以高分考入國立中央大學畜牧獸醫係，獲農學學士學位。1938年隨林世則教授前往千島之國菲律賓，在一個叫明他那俄的地方經營農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菲律賓後，許綬泰奮而參加華僑抗日遊擊隊，轉戰經年。後入菲律賓馬尼拉大學獸醫學院學習，師從著名蠕蟲學家馬科斯·A·圖邦基博士，完成雞蠕蟲病的論文，1944年獲獸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在菲律賓大學衛生研究所寄生蟲科任客籍研究員。當時該係的係主任坎迪多·M·阿菲利亞和他的導師圖邦基都是國際知名的寄生蟲專家，他們在蠕蟲的形態、分類和蠕蟲病的病理方麵有很深的造詣。在他們的指導下，許綬泰開始了貓類園線蟲生活史以及犬鉤蟲溶血素和獲得性免疫等方麵的研究。早年海外的科技熏陶，對他以後的專業選擇和專業成就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從此他走上了獸醫寄生蟲學研究的道路。
海外漂泊十年的許綬泰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當盛彤笙得知他有意返國時，意識到這是位國內不可多得的寄生蟲學家，不能錯過這一機會，趕緊寫了封長信，介紹了西北畜牧業的發展前景和學院的籌建情況，邀請他來校任教。1948年8月，許綬泰毅然放棄了在國外的優厚生活待遇，啟程回國，盛彤笙立即發出第一份電報：
“許綬泰兄：西北獸醫教育大業亟待兄等前來綦夥，務盼月底前蒞臨。弟彤笙。”
許綬泰途經香港，這裏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所得知消息後，也到他的下榻處看望，表示了聘請的意願，當他正猶豫於兩可之間時，又接到盛彤笙的第二份急電：
“香港，許綬泰兄：未得信，甚念。宣人兄已到校上課，盼兄速臨。弟彤笙。”
終於，他攜妻挈女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在江蘇吳縣老家探親時，母校中央大學也來人遊說他留下來，這時盛彤笙又發出了第三份電報：
“獲悉兄已安抵老家探親，甚慰。弟不日即前來迎請，順頌大安。弟彤笙。”
1948年10月，盛彤笙專程赴南京，與正在進修的任繼周，趕赴吳縣，將許綬泰一家接到了大西北的蘭州。一到學校，許即被聘為教授兼副教務長，還將獸醫專業原來的7科分設為8科，增加了寄生蟲科，專門開展家畜寄生蟲的教學和科研。
建國初期，國內專業人才奇缺，而家畜寄生蟲專家尤甚，國內許多單位注目於許綬泰，都想聘請他。建國初期在哈爾濱獸醫研究所任副所長的胡祥璧更是多次寫信邀請，正好許綬泰在蘭州工作了幾年後，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特別是建立寄生蟲研究所之事進展緩慢，於是不辭而別。許綬泰“失蹤”的消息傳到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的盛彤笙那裏，他焦急萬分，盡可能地收集了許綬泰親友的地址，並對每一處地址及胡祥壁處都寄出親筆信，勸他回來，承諾一定很快將寄生蟲研究所建起來。許綬泰走到哪裏，都有一封信等在那裏，令他大為感動，寫信答應回來。即使這樣，盛彤笙還是不放心，又派任繼周到上海、南京等地登門去請，許綬泰終於又回到蘭州。
1951年秋，盛彤笙兌現了諾言，家畜寄生蟲病研究所正式成立，成為甘肅省高校成立的第一個研究所。許綬泰被聘請為主任，配備了畢業留校的趙純鏞、沈斌元等為助手。盛彤笙還利用在西北局財經委員會任職的有利條件，爭取該委員會撥小米20萬斤，作為成立的開辦費；又通過西北畜牧部聯係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撥委員會華東分會，撥發一批與寄生蟲研究有關的器材。許綬泰還訂購並製作了大量的寄生蟲標本，這些標本從小西湖運到黃羊鎮再到迎門灘，很多家畜寄生蟲已經絕跡，這些東西現已成為珍貴的品種和無價之寶。
由於盛彤笙三顧茅廬般的誠意，許綬泰終於在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穩下心來，從事家畜寄生蟲病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為圍殲大西北牧區的牲畜寄生蟲病，促進大西北畜牧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1949年冬，河西地區爆發牛瘟，盛彤笙當即決定派出許綬泰、秦和生率領師生70餘人，組成“河西牛瘟防治工作團”，於1950年1月27日赴河西防疫。他們在冰天雪地的草野中前後奮戰了三個月，對永昌、武威、古浪和永登4縣的9萬多頭犛牛和黃牛進行了預防注射，有效地控製了疫病的傳播，取得了防治牛瘟的重大勝利。
1951年初春，寧夏由於寄生蟲病造成羊隻大量死亡。許綬泰，胡思超、張思敏等在調查後，提出了改進飼養管理、進行大規模寄生蟲病防治等措施。西北獸醫學院派出師生奔赴疫區，指導開展了大規模的綿山羊寄生蟲防治，有60多萬隻羊經過藥液和投放內服藥品，基本上控製了危害最大的疥瘡和撚轉胃蟲等寄生蟲病，很快就扭轉了羊隻春季大量死亡的局麵。
一個名家的到來改變了一個學科領域。許綬泰和他的團隊顯示了很強的科研實力，先後開展了牲畜的多項寄生蟲病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他們在甘肅蘭州、岷縣、武威，寧夏賀蘭、鹽池等地進行綿羊蠕蟲區係的調查，提出了季節性的驅蟲防治措施，通過早期驅蟲藥物進行的藥效試驗，確定了各種藥物使用濃度指標。在深入農區、牧區的調研和寄生蟲防治實踐的基礎上，許綬泰教授提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論”，並寫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論的基本概念》一書，在全國首開疫源地研究之先河，對家畜疫病的防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52年，許綬泰帶領寄生蟲教研室的部分人員，深入到巴音浩特蒙古族自治州的荒漠草原，在國內首次查明了駱駝錐蟲病的傳播途徑、流行規律，並摸索出一種在現場快速診斷駱駝錐蟲病的方法———“升汞全血反應法”，治愈了大批病駝，使駱駝錐蟲病的大麵積流行得到了控製，並在內蒙古全區和新疆推廣應用，受到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嘉獎。
經過反複試驗，許綬泰還在反芻動物抗蠕蟲藥的藥量投放的研究上取得進展，證明1%濃度的硫化二本胺要比當時蘇聯介紹的10%濃度效果要好。這一研究對我國控製和最後消滅家畜寄生蠕蟲病起著重要作用，並為開展大規模驅蟲節省大量資金，新華社為此發專電《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教師在寄生蟲學研究上獲得成績》向全國報道，這在獸醫界還是首次。這一時期，許綬泰在寄生蟲學的分類、生物學、流行病學等方麵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國內首次確定了許多家畜寄生蟲病病原，並對病原名稱、專業術語作了規範性的命名。
1961年以後，許綬泰在國內外發表了《綿羊春季感染高潮及其預防》的文章，標誌著我國對這一現象的注意，並開始了這方麵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對西北地區綿羊消化道線蟲病的病原、感染情況、傳播途徑、季節動態等進行了調查研究，繪製該類寄生蟲病的地理分布圖，同時對危害綿羊較嚴重的血矛線蟲、食道口線蟲、夏伯脫線蟲、肺線蟲及莫尼茨絛蟲、羊鼻蠅幼蟲等進行了驅蟲試驗，研製出有效的驅蟲藥物及用藥方法。多年來，西北地區把這些方法作為經典推廣應用。
許綬泰在人才培養上更是桃李滿門。他創建了家畜寄生蟲與侵襲病教研室和實驗室，充實了教學和科研隊伍，編寫了教材，製定教學大綱，為生產一線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解放初期，他受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委托，在西北畜牧獸醫學院舉辦了多期家畜寄生蟲診斷班，為縣（旗）一級培訓了150多人的基層獸醫人員；他受農業部委托，承辦了高等農業院校家畜寄生蟲學師資講習班、全國農校師資訓練班，先後接納了湖南、湖北、廣西、雲南、貴州、福建、南京及陝、甘、寧、新等省市的大批專業進修人員。據1956年至1962年的統計，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及後來的甘肅農業大學，接待全國各大專院校進修教師221人，其中91%就是師從許綬泰學習寄生蟲學和侵襲病的。
1953年起，許綬泰在大西北首開研究生的教育培養，為全國高校及科研單位輸送了一批高級專業人才。
由於許綬泰對畜牧獸醫事業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他先後兩次榮獲甘肅省先進工作者稱號，一次榮獲全國先進生產者光榮稱號。1959年，許綬泰擔任甘肅農業大學副校長，同時是甘肅省畜牧獸醫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
許綬泰著作甚豐，一生發表論文60多篇，其中14篇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主要著作有：《應用冷凍輻照童蟲苗及凍融童蟲苗來預防日本血吸蟲病》《家畜寄生蟲學與侵襲病》《家畜寄生蟲病》等，主持翻譯了俄文《家畜寄生蟲學簡明教程》等譯著。
1966年後，許綬泰因身體原因離開甘肅農業大學，調任上海家畜寄生蟲病研究所所長，他將重點放在了血吸蟲病的防治研究上，成為我國著名的家畜血吸蟲病防治專家，被任命為全國血吸蟲病防治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全國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早在1957年，農業部在蘭州舉辦了全國家畜寄生蟲病講習班，許綬泰就率領講習班的40多名學員赴江蘇省，進行了大規模的耕牛血吸蟲病情況的調查，寫出了《中央農業部江蘇省耕牛血吸蟲病調查》的報告，證明了家畜血防工作的重要性，從此使家畜血防工作在我國正式大規模地展開，這對我國消滅血吸蟲病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979年，許綬泰和課題組的一班人，深入到了湖南省的洞庭湖、目坪湖地區，進行耕牛及家畜血吸蟲病的調查與研究。經過兩年周密的調查，發表了一係列以“目坪湖血吸蟲病的調查及防治對策的研究”為總題的論文，證明了家畜是血吸蟲病的主要傳染源，並進而提出“人畜同步”防治的對策。他提出的“以滅源為主，結合易感地帶滅螺”“人畜同步化治療”方針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在防治血吸蟲病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從1981年到1983年，許綬泰等與美國依阿華大學醫學院多名學者合作進行了耕牛血吸蟲病免疫預防的研究，並被該大學聘為客座教授。與世界衛生組織、歐共體以及倫敦大學等建立了協作關係，為我國獸醫寄生蟲科學研究走出國門，躋身世界學術之林，立下汗馬功勞。1980年美國農業部動物寄生蟲學研究所給他頒發了榮譽證書。許綬泰還曆任上海市農業科學院、上海農學院副院長，上海市畜牧獸醫學會第四屆副理事長，中國農學會第二屆理事，《中國獸醫寄生蟲病》雜誌主編，上海市第五屆政協委員等職。
1994年，許綬泰病逝於上海，享年78歲。
許綬泰，江蘇吳縣人，1916年6月出生。幼年家道中落，先入蘇州農校刻苦攻讀，1934年以高分考入國立中央大學畜牧獸醫係，獲農學學士學位。1938年隨林世則教授前往千島之國菲律賓，在一個叫明他那俄的地方經營農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菲律賓後，許綬泰奮而參加華僑抗日遊擊隊，轉戰經年。後入菲律賓馬尼拉大學獸醫學院學習，師從著名蠕蟲學家馬科斯·A·圖邦基博士，完成雞蠕蟲病的論文，1944年獲獸醫學博士學位。隨後在菲律賓大學衛生研究所寄生蟲科任客籍研究員。當時該係的係主任坎迪多·M·阿菲利亞和他的導師圖邦基都是國際知名的寄生蟲專家，他們在蠕蟲的形態、分類和蠕蟲病的病理方麵有很深的造詣。在他們的指導下，許綬泰開始了貓類園線蟲生活史以及犬鉤蟲溶血素和獲得性免疫等方麵的研究。早年海外的科技熏陶，對他以後的專業選擇和專業成就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從此他走上了獸醫寄生蟲學研究的道路。
海外漂泊十年的許綬泰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當盛彤笙得知他有意返國時，意識到這是位國內不可多得的寄生蟲學家，不能錯過這一機會，趕緊寫了封長信，介紹了西北畜牧業的發展前景和學院的籌建情況，邀請他來校任教。1948年8月，許綬泰毅然放棄了在國外的優厚生活待遇，啟程回國，盛彤笙立即發出第一份電報：
“許綬泰兄：西北獸醫教育大業亟待兄等前來綦夥，務盼月底前蒞臨。弟彤笙。”
許綬泰途經香港，這裏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所得知消息後，也到他的下榻處看望，表示了聘請的意願，當他正猶豫於兩可之間時，又接到盛彤笙的第二份急電：
“香港，許綬泰兄：未得信，甚念。宣人兄已到校上課，盼兄速臨。弟彤笙。”
終於，他攜妻挈女回到了闊別多年的祖國。在江蘇吳縣老家探親時，母校中央大學也來人遊說他留下來，這時盛彤笙又發出了第三份電報：
“獲悉兄已安抵老家探親，甚慰。弟不日即前來迎請，順頌大安。弟彤笙。”
1948年10月，盛彤笙專程赴南京，與正在進修的任繼周，趕赴吳縣，將許綬泰一家接到了大西北的蘭州。一到學校，許即被聘為教授兼副教務長，還將獸醫專業原來的7科分設為8科，增加了寄生蟲科，專門開展家畜寄生蟲的教學和科研。
建國初期，國內專業人才奇缺，而家畜寄生蟲專家尤甚，國內許多單位注目於許綬泰，都想聘請他。建國初期在哈爾濱獸醫研究所任副所長的胡祥璧更是多次寫信邀請，正好許綬泰在蘭州工作了幾年後，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特別是建立寄生蟲研究所之事進展緩慢，於是不辭而別。許綬泰“失蹤”的消息傳到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的盛彤笙那裏，他焦急萬分，盡可能地收集了許綬泰親友的地址，並對每一處地址及胡祥壁處都寄出親筆信，勸他回來，承諾一定很快將寄生蟲研究所建起來。許綬泰走到哪裏，都有一封信等在那裏，令他大為感動，寫信答應回來。即使這樣，盛彤笙還是不放心，又派任繼周到上海、南京等地登門去請，許綬泰終於又回到蘭州。
1951年秋，盛彤笙兌現了諾言，家畜寄生蟲病研究所正式成立，成為甘肅省高校成立的第一個研究所。許綬泰被聘請為主任，配備了畢業留校的趙純鏞、沈斌元等為助手。盛彤笙還利用在西北局財經委員會任職的有利條件，爭取該委員會撥小米20萬斤，作為成立的開辦費；又通過西北畜牧部聯係全國倉庫物資清理調撥委員會華東分會，撥發一批與寄生蟲研究有關的器材。許綬泰還訂購並製作了大量的寄生蟲標本，這些標本從小西湖運到黃羊鎮再到迎門灘，很多家畜寄生蟲已經絕跡，這些東西現已成為珍貴的品種和無價之寶。
由於盛彤笙三顧茅廬般的誠意，許綬泰終於在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穩下心來，從事家畜寄生蟲病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為圍殲大西北牧區的牲畜寄生蟲病，促進大西北畜牧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1949年冬，河西地區爆發牛瘟，盛彤笙當即決定派出許綬泰、秦和生率領師生70餘人，組成“河西牛瘟防治工作團”，於1950年1月27日赴河西防疫。他們在冰天雪地的草野中前後奮戰了三個月，對永昌、武威、古浪和永登4縣的9萬多頭犛牛和黃牛進行了預防注射，有效地控製了疫病的傳播，取得了防治牛瘟的重大勝利。
1951年初春，寧夏由於寄生蟲病造成羊隻大量死亡。許綬泰，胡思超、張思敏等在調查後，提出了改進飼養管理、進行大規模寄生蟲病防治等措施。西北獸醫學院派出師生奔赴疫區，指導開展了大規模的綿山羊寄生蟲防治，有60多萬隻羊經過藥液和投放內服藥品，基本上控製了危害最大的疥瘡和撚轉胃蟲等寄生蟲病，很快就扭轉了羊隻春季大量死亡的局麵。
一個名家的到來改變了一個學科領域。許綬泰和他的團隊顯示了很強的科研實力，先後開展了牲畜的多項寄生蟲病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他們在甘肅蘭州、岷縣、武威，寧夏賀蘭、鹽池等地進行綿羊蠕蟲區係的調查，提出了季節性的驅蟲防治措施，通過早期驅蟲藥物進行的藥效試驗，確定了各種藥物使用濃度指標。在深入農區、牧區的調研和寄生蟲防治實踐的基礎上，許綬泰教授提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論”，並寫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論的基本概念》一書，在全國首開疫源地研究之先河，對家畜疫病的防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1952年，許綬泰帶領寄生蟲教研室的部分人員，深入到巴音浩特蒙古族自治州的荒漠草原，在國內首次查明了駱駝錐蟲病的傳播途徑、流行規律，並摸索出一種在現場快速診斷駱駝錐蟲病的方法———“升汞全血反應法”，治愈了大批病駝，使駱駝錐蟲病的大麵積流行得到了控製，並在內蒙古全區和新疆推廣應用，受到了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嘉獎。
經過反複試驗，許綬泰還在反芻動物抗蠕蟲藥的藥量投放的研究上取得進展，證明1%濃度的硫化二本胺要比當時蘇聯介紹的10%濃度效果要好。這一研究對我國控製和最後消滅家畜寄生蠕蟲病起著重要作用，並為開展大規模驅蟲節省大量資金，新華社為此發專電《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教師在寄生蟲學研究上獲得成績》向全國報道，這在獸醫界還是首次。這一時期，許綬泰在寄生蟲學的分類、生物學、流行病學等方麵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國內首次確定了許多家畜寄生蟲病病原，並對病原名稱、專業術語作了規範性的命名。
1961年以後，許綬泰在國內外發表了《綿羊春季感染高潮及其預防》的文章，標誌著我國對這一現象的注意，並開始了這方麵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對西北地區綿羊消化道線蟲病的病原、感染情況、傳播途徑、季節動態等進行了調查研究，繪製該類寄生蟲病的地理分布圖，同時對危害綿羊較嚴重的血矛線蟲、食道口線蟲、夏伯脫線蟲、肺線蟲及莫尼茨絛蟲、羊鼻蠅幼蟲等進行了驅蟲試驗，研製出有效的驅蟲藥物及用藥方法。多年來，西北地區把這些方法作為經典推廣應用。
許綬泰在人才培養上更是桃李滿門。他創建了家畜寄生蟲與侵襲病教研室和實驗室，充實了教學和科研隊伍，編寫了教材，製定教學大綱，為生產一線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解放初期，他受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委托，在西北畜牧獸醫學院舉辦了多期家畜寄生蟲診斷班，為縣（旗）一級培訓了150多人的基層獸醫人員；他受農業部委托，承辦了高等農業院校家畜寄生蟲學師資講習班、全國農校師資訓練班，先後接納了湖南、湖北、廣西、雲南、貴州、福建、南京及陝、甘、寧、新等省市的大批專業進修人員。據1956年至1962年的統計，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及後來的甘肅農業大學，接待全國各大專院校進修教師221人，其中91%就是師從許綬泰學習寄生蟲學和侵襲病的。
1953年起，許綬泰在大西北首開研究生的教育培養，為全國高校及科研單位輸送了一批高級專業人才。
由於許綬泰對畜牧獸醫事業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他先後兩次榮獲甘肅省先進工作者稱號，一次榮獲全國先進生產者光榮稱號。1959年，許綬泰擔任甘肅農業大學副校長，同時是甘肅省畜牧獸醫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
許綬泰著作甚豐，一生發表論文60多篇，其中14篇在國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主要著作有：《應用冷凍輻照童蟲苗及凍融童蟲苗來預防日本血吸蟲病》《家畜寄生蟲學與侵襲病》《家畜寄生蟲病》等，主持翻譯了俄文《家畜寄生蟲學簡明教程》等譯著。
1966年後，許綬泰因身體原因離開甘肅農業大學，調任上海家畜寄生蟲病研究所所長，他將重點放在了血吸蟲病的防治研究上，成為我國著名的家畜血吸蟲病防治專家，被任命為全國血吸蟲病防治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全國的血吸蟲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早在1957年，農業部在蘭州舉辦了全國家畜寄生蟲病講習班，許綬泰就率領講習班的40多名學員赴江蘇省，進行了大規模的耕牛血吸蟲病情況的調查，寫出了《中央農業部江蘇省耕牛血吸蟲病調查》的報告，證明了家畜血防工作的重要性，從此使家畜血防工作在我國正式大規模地展開，這對我國消滅血吸蟲病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979年，許綬泰和課題組的一班人，深入到了湖南省的洞庭湖、目坪湖地區，進行耕牛及家畜血吸蟲病的調查與研究。經過兩年周密的調查，發表了一係列以“目坪湖血吸蟲病的調查及防治對策的研究”為總題的論文，證明了家畜是血吸蟲病的主要傳染源，並進而提出“人畜同步”防治的對策。他提出的“以滅源為主，結合易感地帶滅螺”“人畜同步化治療”方針逐漸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在防治血吸蟲病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從1981年到1983年，許綬泰等與美國依阿華大學醫學院多名學者合作進行了耕牛血吸蟲病免疫預防的研究，並被該大學聘為客座教授。與世界衛生組織、歐共體以及倫敦大學等建立了協作關係，為我國獸醫寄生蟲科學研究走出國門，躋身世界學術之林，立下汗馬功勞。1980年美國農業部動物寄生蟲學研究所給他頒發了榮譽證書。許綬泰還曆任上海市農業科學院、上海農學院副院長，上海市畜牧獸醫學會第四屆副理事長，中國農學會第二屆理事，《中國獸醫寄生蟲病》雜誌主編，上海市第五屆政協委員等職。
1994年，許綬泰病逝於上海，享年78歲。
